《中国外交：盘点北京如何将外国对华关系分门别类》（BBC 2023年11月27日）报道：
2023年，中国全面放开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管控之后第一个恢复正常之年，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实体外交会见活动。这些会见当中，其中一个常见词语是“伙伴关系”。
9月，习近平的14场外宾会见中，有五场宣布中国与东帝汶、赞比亚、叙利亚、贝宁和委内瑞拉建立或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在同一个9月，越南宣布与美国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否认此举是在试图遏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在10月北京“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习近平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等与会国家领袖重申要推进彼此的伙伴关系，以至于两国双边命运共同体；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三藩市）会晤，两人大谈“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叙述不见踪影。
中国给不同外交关系冠以不同称号反映了什么样的亲疏有别？称号与称号之间都有什么区别？BBC中文尝试分析。
中国跟一众友邦的“伙伴关系”都有何不同？
在首两个任期的10年里，随着习近平“大国外交”方略的推行，人们发现，他不仅在中国国内展现出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和控制欲，在国际舞台上同样野心勃勃且富有手段。
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级别并非无国际标准——按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馆馆长”分类规定，可分为大使级、公使级和代办级。
不过，在此之外，中国还与不同国家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等。一些是在建交之际建立，被写进建交公报中。一些则是建交以后再行建立。
BBC中文记者透过参照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和组织”资料统计，截至2023年11月，中国与18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180个有建立合作以至于伙伴关系。若再加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或伙伴关系，则达189个。
将上述资料再配合外交部公报与官方新华社、中共《人民日报》报道统计，中国目前的外交关系级别达44类，另加衍生自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双边与多边“命运共同体”。
中國與各國及部分國際組織外交關係級別佔比. 參考中共中央黨校學者門洪華教授論文分類，涉及189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為方便統計，「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在此也被計入「全局性夥伴關係」。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印太项目高级访问研究员高敬文（Prof Jean-Pierre Cabestan）对BBC中文记者说：“中国人喜欢等级制度、排名，中共尤甚。这样做是要视乎有关国家有多大能力或有多愿意在众多议题上满足中方的要求，而创造出不同程度的亲近性。”
高敬文说，这些议题可以是台湾，可以是“一带一路”倡议，诸如此类。“要是一些国家愿意参与进去中国强加的这个游戏，它们便能爬上阶梯，也许还会感到自豪。但这也造成了各国对中国倡议、理念和目标的服从。”
中国外交部从未公开这些合作与伙伴关系的高低之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副院长冯仲平2014年6月与该院助理研究员黄靖曾发表论文称：“据报道，一份政府赞助的报章试图制作此等名单，遭外交部官员拦阻，因当局惧怕此举会引起混乱与不必要的不满。外交部是替一些没被列为中国战略伙伴的重要国家出面。”
曾任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上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在2015年一篇论文中的分类受到中国学术界引用和讨论。他认为各伙伴关系可分成三大类：
全局性的伙伴关系
战略性的伙伴关系
一般性的伙伴关系
其中，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级别最高，是唯一的“全局性的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中最高一级，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均在这大分类之下；“一般性的伙伴关系”包含余下的“友好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与“友好伙伴”关系。
2023年10月，直属中国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在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给出又一套分类方法：
一般性伙伴关系——例如牙买加、芬兰
冠以“全面”或“全方位”的伙伴关系——例如荷兰、克罗地亚、以色列、新加坡、比利时
一般性战略伙伴关系——例如印度、韩国、尼日利亚、加拿大、乌克兰、奥地利
冠以“全面”、“全球”、“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例如俄罗斯、越南、泰国、柬埔寨、肯尼亚、意大利、马来西亚、西班牙、印尼、东盟、欧盟、德国、英国
冠以“全天候”、“永久”的战略伙伴——例如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
朝鲜与中国之间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是中共建政至今唯一签订过的共同防御条约。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分析师吴柏宽与助研究员王国臣则提出了另一套分类方式：先区分“战略伙伴”与“一般伙伴”两大类，然后各依次划分“全面合作”、“合作”、“全面”和普通四类。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LBJ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T-Austin）副教授陈喜娜（Dr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认为中国这种对双边关系的分类与命名方法十分独特，甚至是不寻常。她对BBC中文记者说，她会将任何带有“全面”字眼的关系放高一线。
但这些分类体系均未考虑朝鲜地位问题。中国的自媒体“轩辕读史”主张，因中国与朝鲜签署有共同防御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所以中朝关系级别高于一切。中国外交部的官方描述则是“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高敬文指出，朝鲜作为唯一跟中国签有正式盟友合约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但朝鲜实际上是中国的负累，凸显了这样的关系排名徒具形式主义的一面。
目前北京对中俄关系的定名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认为，双边关系如何命名不存在国际标准，要认真排序很困难，而且他怀疑中国官方内部也没有一个仔细排序。
庄嘉颖对BBC中文记者说：“有时候因为要开个峰会，然后要写一些成果了，那就推出一个（伙伴关系）：‘你看，我们有这个声明，然后这个字眼多漂亮。’”
庄嘉颖认为，每一段关系的重要性要看实质合作内容。而其中，基于签署条约者是受到法律约束，排行上最为重要，基于发表声明的话“可能它比较就是只是一个表态”。
“像朝鲜的话，从韩战（朝鲜战争）时期到现在，中国政府对朝鲜政府都是有一定的支持，对于朝鲜的存亡，它的安危，都表示一定的关心。”
巴基斯坦不时被中国媒体与网络自媒体形容为“铁杆兄弟”。
一些自媒体文章形容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最为“铁杆”，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曾有文章形容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涵为：“大哥，风里来，雨里去，就跟定你了。”
这似乎可从一项调查中反映出来：非政府团体台湾民主实验室发起的“中国影响力指数”（China Index）研究项目，2022年将巴基斯坦列为全球最受中国影响的国家，在该评分八项指标当中，中国依次对巴基斯坦的科技、外交政策和军事影响最深。
其中，两国在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和瓜达尔港，一直受美国质疑与批评，但均被伊斯兰堡无视。伊斯兰堡更连续两届拒绝华盛顿邀请出席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原因似乎是因为台湾获邀参与，但中国大陆不在受邀之列。
但庄嘉颖指出，即使签署了条约，也不见得双方关系必然是牢不可破的“老铁”关系。
他举例，中国与乌克兰在2013年签署过《中乌友好合作条约》，“里面是有写，如果对方主权受到威胁，要协商和找出应对方案。但乌克兰（与俄罗斯）开战到现在它也没有真的去执行”。
实际上，门洪华的论文也承认：“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存在着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确、层次不分明等问题，需要在国家大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完善。”
例如塞尔维亚，目前与中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就在2023年10月的“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习近平便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说，“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中塞两国在同一时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塞尔维亚的“中国影响力指数”排名是34，高于排名56的埃塞俄比亚，低于排名25的委内瑞拉。但埃塞俄比亚与委内瑞拉与中国建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理论上比塞尔维亚更高级。然而，这两个国家均未与中国缔结自贸协定。
2023年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峰会通过“扩容”，接纳一批“全球南方”国家加入该组织。
陈喜娜博士观察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外交关系是同时透过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以及不同的多边论坛和倡议，双轨进行。
“中国多数的伙伴关系都是跟‘全球南方’建立的，这跟中国强调其对这些国家的领导地位和认同的各种多边努力和话语是一致的。”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大约相当于主要位于地球南半球，且主要来自非洲、亚洲和的“发展中国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詹德斌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说，在中共建政的首20年里，“伙伴关系”一词因最先由美国提出，因此被视为负面事物。但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伙伴关系”意义开始趋向正面。
詹德斌写道：“国家层面首个明确得到中国认可的伙伴关系则是1990年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南太论坛（后‘太平洋岛国论坛’）与中国正式建立的对话伙伴关系。由于该伙伴关系的确立，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成员国宣布南太论坛不宜再接纳台湾作为对话伙伴，反映出伙伴关系的积极意义。”
同济大学门洪华在其论文中称：“后冷战时代伊始，大国之间、国家集团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成为外交新潮流，诸如1994年美俄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日俄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1997年俄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建立‘美国－波罗的海伙伴关系’等。”
在这背景下，1993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巴西期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与1998年，中国先后与法国和英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2001年4月，江泽民访问巴西，建立中国与巴西战略伙伴关系。
关系会升级，也会降级。台湾吴柏宽与王国臣的文章举例，中国与美国于1997年签署“战略伙伴”协定，但在2003年取消伙伴关系，至2011年再度缔结，但仅维持两年。
习近平于2012年2月以中国国家副主席身份公开提出了中美“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2013年6月，已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Annenberg Estate）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后，两国正式宣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迄今中美双边关系的。
中国与日本也从“合作伙伴关系”变成了目前的“战略互惠关系”。更近期的有立陶宛在2021年7月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北京宣布将中国与立陶宛关系降级至代办级，连“友好合作关系”都谈不上。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高敬文认为这些分等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限制伙伴国家自主的方法。他说，当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描述时，奥巴马政府幕僚也认为当中有“陷阱”。
“中国为何要将其论述强加于其伙伴之上？为何不是对方订个分类让中国来接纳？说到底中国认为自己地位超然于伙伴之上，这是让美国受不了的志气，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也不该接受。”高敬文称。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全球治理愿景？
2012年11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发表工作报告时，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演讲，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被官方舆论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开端。
2018年3月11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中国《宪法》。在此之后，中国陆续与一些国家缔结了双边或多边命运共同体。这包括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方银2023年7月在官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学报中撰文称：“这些与中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此前与中国建立了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定意义上，从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到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构成关系发展相对自然的阶梯，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支撑。”
亚洲协会澳大利亚分会（Asia Society Australia）常驻学者冯康云博士（Dr Courtney J. Fung）对BBC中文记者说：“‘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愿景，而这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自由国际秩序’。”
冯康云解读，在“命运共同体”关系主张与定义下，各国均可追求自己独立和独特的现代化、发展和安全方针，但同时，普世人权、平等与透明度等价值观被“彻底降级”。
“各国（所领略）的意涵不尽相同，但‘命运共同’中，中国始终是首要的，在一个由按个别议题而建立的多种伙伴关系汇聚而成，旨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网络中，中国是个核心。”
高敬文认为，作为习近平本人念兹在兹的词语，习近平显然希望让世界各国以至于联合国都认可“命运共同体”这概念。“这是透过修辞的象征性来再现朝贡关系，是非常儒家的外交方式。”
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嘉颖博士眼中，“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等习近平的外交提案，“他在做一些重新包装，似乎就是建立一个正面然后有主动性的形象，可是内容的话会不会有差别呢？”
“你要说是宣传也好，你要说是某种推销也可以，反正就是要建立形象，跟他实质是两回事。”
中国在给邦交国分三六九等吗？
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一列戴着口罩的中国解放军仪仗队女兵（14/6/2023）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北京外交官近年高调指责美国“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例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育成2021年12月在一次演讲中指责华府以民主为名“在世界上搞各种小圈子，制造分裂和对抗”。中国将邦交关系分门别类又是否在分三六九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研究员麦艾维博士（Dr Lily McElwee）认为，这也许是反映了中国跟哪些国家交往更自在——跟较小的国家，或者是中国能强力影响的国家。
麦艾维博士告诉BBC中文记者：“我们看到北京在美国盟友或伙伴较少存在的地区参与或有目标地扩张联盟，例如是自2022年夏天起带头倡议其他国家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这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宣扬对既有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那种共享的委屈。”
麦艾维认为，在北京眼中，以美国为首的多边集团，以及美国深化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尝试，是旨在限制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国愿意设法深化与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敬文教授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制度难以直接比较：美国只会简单去区分邦交国是否民主政体，而面对独裁国家美国会推销民主自由；中国只希望伙伴认可其话语，民主是件不可知论的事情。
“中国是很务实的，要是那位新朋友接受它的话语，它能很快的攀上（伙伴关系）台阶。”
新加坡国大的庄嘉颖博士说，中国区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只是反映关系亲疏随时间、局势改变而已。
“有些国家觉得比较需要投资跟另外一些国家的关系，它当然就会尽力去做。另一些国家可能对他来说关系没那么重要，它就不去做……这个是很正常。中国不是例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项昊宇在《学习时报》的文章中承认这些伙伴关系定位虽然反映出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区别，但否认这其中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国际关系从来都非一成不变，任何双边关系都在动态演变之中，中国同一些国家还没有建立伙伴关系，也预示着更大发展潜力。不断扩大深化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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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显然不是。但是考虑到前者的出现迟到了十几年，不可能没有收到后者的影响。但是我也早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共产国际就是蒙古各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后清——我现在又说了，BBC所说的“中国外交”，就是封建制度下的共产党中国外交。而“北京如何将外国对华关系分门别类”——我看其实就是一种华夷之辨，按照亲疏来排列同心圆。
《华夷之辨》（2022-12-12 搜狐）报道：
华夷秩序，或称华夷之辨、夷夏之辨、天下秩序、夷夏大防，原是上古中原人用于区辨中原华夏与周边蛮夷的一种概念。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血缘，地缘，以及衣饰、礼仪等文化。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后来这个概念为儒家所继承发扬，认为以汉人为主的华夏之人群居于中央之国（汉地），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汉文化礼义为区隔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历史上的主要外族例子有鲜卑、沙陀、女真、契丹、蒙古、满洲等。与四夷往来翻译的机构称为四夷馆。
在过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册封体制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没有开化的化外之地。
在次理论性地说明了“中华”和“夷狄”区别的文献，目前能确认的最早文献始于春秋战国。孔子主张名扬周初的礼乐制度，并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新朝皇帝王莽一改西汉册封夷狄为王的习惯，改变华夷秩序的观点，将匈奴和高句丽的“王”降格为“侯”，导致此等国家疏离。
唐朝对西域拥有主导权，重视异国文化，外国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并不少见。宋朝时游牧民族势盛，儒学则较强调华夷秩序。
元朝被明朝灭亡，元遗民当中包括有汉人为元朝殉节，部分地主文人不愿仕官效忠明朝廷，为此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以及斩断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为此朱元璋设立新刑罚，宣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为罪行，杀害当时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古人的华夷之辨具有族裔色彩，蒙元满清实际上是“夷狄入中国主天下”。
明朝被清朝所灭亡，一些明朝遗臣不愿为清朝效力，并采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方式，例如明朝遗臣朱舜水选择流亡日本。
在白寿彝这个回民看来，孔子在华夷之辨的态度上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看似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孔子的这些思想，与所谓狭隘的民族观念的是不相同的。他还指出，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然而，这种歧视只表现为文化上的优越感，即使作为华夏亦不会无缘无故的侵犯四夷的权益，除正义性的保卫华夏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
中国的华夷秩序，和西方的种族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华夷秩序的理想情况是“用夏变夷”，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境界。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1. 血缘衡量标准、2. 地缘衡量标准、3. 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仪的宗旨，三礼是具体的规则。
华夷之辨核心含义是区辨“华夏”与“蛮夷”。《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治水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四夷是“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礼记王制》）。
华夷之辨属于一种认为中原文化是世界中心的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它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韩愈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
华夷之辨的提倡者认为华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认为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则较落后，是“蛮族”、“化外之民”。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国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关系，其首领最多只能称为王。中原之外的地域，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在正统的道统观念中，是极其看重夷夏之辨的，华夏与胡人的区隔被称为夷夏大防，是绝不能混淆的。在服饰上，华夏是右衽，胡人左衽，区分鲜明而对立；在生活习俗上，胡人 “反首衣皮，餐膻饮冲”，这在汉人看来和几乎野兽一样； 所以在属性上，正统观念认为胡人天性残忍，认为他们只是有着人形的动物。冉闵在《杀胡令》中就说胡人是“狼子野心”，他失败后，在临刑前也怒骂胡人是“人面兽心”。 西晋御史中丞傅玄曾上书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 明末吕留良也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可见中国士人对胡人的负面观念根深蒂固。
齐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扬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使国君亡了，但仍保有礼义。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不强调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原，能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若华夏却偏行蛮夷之事就会沦为蛮夷；反之亦然。
历代王朝的华夷之辨，华的主体是汉族，而如果作为胡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仅通过武力是不能得到中央朝廷和周围四夷的承认的。为了稳固政权，少数民族入主汉地后，都会想办法重新解释或反对华夷之辨，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进行汉化，定都中原洛阳，改风易俗，说汉语，穿汉服，取汉姓，放弃游牧转而学习耕种，使鲜卑人在文化习惯上完全和汉人融合；清朝作为满人政权，明确反对汉人的传统华夷之辨，清朝皇帝雍正帝著《大义觉迷录》，驳斥吕留良的华夷之分。
不同于“民族之别”，是否遵循中国的“礼治”、尤其是“天命观”，以及是否接受先进政治文明之教化，是区别夷夏的标准，而且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在古代往往用来代指文明。程颐认为：“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中原服饰特征之一“右衽”为华夷之别的标准之一，中原汉人服装的特性皆为“右衽”。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除了上衣左衽以外，胡服的下衣和足衣也与中原服饰明显有别。右衽是汉族服装始终保留的特点，成为汉族的象征符号。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把“披发”看成的蛮夷、落后的特征。
由于华夏儒教王道文化的传播，对周边地区服饰的影响深远，周边地区的民族、包括许多其他儒家文化圈国家通过效仿华夏礼仪制度，用于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原衣冠制度是辨别夷夏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华夏礼仪的必要组成。
元代学者元好问对元朝能够兴文教以及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又感激统治者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旧疆的成就表示钦佩，认为元朝是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并将元朝称之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钱穆亦指出“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会自称“华夏”、“中国”，或自认为“小中华”。中国和此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
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表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认为蒙元政权为具有合法性的中原王朝，郝经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认为“中国”在晋朝以后已亡“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主张遭到王夫之、傅山的反对。
辨别夷夏之思想在日本与朝鲜大为发展，日本在7世纪时就视己为东海华夏，视百济、高句丽与新罗等朝鲜为“夷人”，在13世纪视自己为天下神州。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丰臣秀吉称明朝为髯虏：“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皇帝）之封哉！且吾而王，如天朝（中国）何？”。同样，朝鲜人视日本为“禽兽之国”，称自己为小中华，对中原王朝实行事大主义。越南也自称“中夏”，多次出兵攻打不朝贡越南之老挝与柬埔寨。内藤湖南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强调“文化中心移动说”，即“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势力”。内藤湖南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中暗示文明的中心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
朝鲜在明亡后，儒者们一度为满洲族没有正统性来继承中华文明，中原的中华文明随着明朝一起灭亡“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是这种思想在朝鲜的开端。朝鲜王朝认为朝鲜是东方的礼仪之邦，君子之国、隐士王国，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扬者。在非正式场合下有时依然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后来朝鲜学者及使臣通过对清朝一段时期的观察，认识到清朝与他们所想像的“夷狄”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同，清朝的经济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重新审视起朝鲜国内对待中国的一些负面印象，在客观上肯定了满族统治者对中国的统治。
按照越南正史及传说，远在商朝时，文郎国曾与之交战；西周成王时，又曾自称“越裳氏”，遣使入贡，而据讲当时周公特命人以指南车送使节返国。之不过，当时越南一带尚系百越居地，中华思想当并传入。
至到秦朝，始皇帝大军南征百城，在今越南北部一带设象郡。不久秦中原大乱，赵佗在岭南自立，是为南越武王，后又为南越武帝。南越国并无一律排斥“南蛮”，行和辑百越，同时又避过秦汉间之战乱。此间中原之华夷思想随文字、经典就开始逐渐传入越南地方。
唐末脱离中国直接统治以后，越南历朝君臣大抵皆会着衣冠，仿用中原皇朝官制、考试，其中亦自有发展，一直至到十九、二十世纪。越南的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其对内称“皇帝”，对北面大陆皇朝进贡、外交文书则自称“国王”。有时则自称南国，称大陆满清为北国。对东南亚各国或族人，越南则以中国、中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1479年征哀牢（老挝），诏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同时1479在老挝川圹高原盆蛮一带置镇宁府）。并且册封一些周边国家为藩属。
日本的中华思想颇为古老，后来其王室不以大陆皇朝(例如明朝)为宗主，至少自中古时代已然自成一系。隋唐及日本史书虽有记录，但内容有差异。按唐代正史《隋书》记载，隋大业三年，俀王(即倭王)多利思比孤派小野妹子到隋国求佛法，所递交国书开首即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其时炀帝甚为不悦，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后来隋炀帝又使裴世清去日本，则回敬开首曰：“皇帝问倭王。”而按《新唐书》，国书是用明天皇（31任天皇）所递交，当在隋文帝开皇末年。
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就比较详细曲折之余，笔法以日本皇室为大宗。《记》《纪》主张国书是圣德太子所写，而当时推古天皇在任。另外，小野妹子返回日本后，曾奏谓炀帝有“以书授臣”，但经过百济时，遭到百济人劫掠，因而遗失。当其时群臣认为应处以流刑，推古天皇则认为不可。而裴世清来到日本，则对日本朝延“两度再拜”，方上呈国书，又“皇帝问倭王”作“皇帝问倭皇”。后来裴世清返国时，圣德太子又回书，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开首曰：“东天皇敬问西皇帝。”，然而《隋书》、《新唐书》均无记载此中部分。
到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仿效大量中国大陆皇朝华夷思想及官制。当时日本朝廷称东面的“毛人”为虾夷，又设征夷大将军、镇狄将军征伐虾夷。征伐九州和四国时，又设征西将军，又名征戎将军。当时“蛮”可指朝鲜半岛南部、萨摩国以西的五色岛、萨摩七岛、琉球土人或者未开化的人。到十六世纪战国时代，欧洲人于东南亚殖民后开始航海而来，“南蛮”则变成指葡萄牙人及迟来的欧洲人。当其时与欧洲人的贸易关系，史称南蛮贸易。对于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之朝鲜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又作“征韩”、“朝鲜征伐”。日本流传史书，如《日本外史》中，书及明朝万历皇帝，则书作“明主”、“明主朱翊钧”、“明主翊钧”，而不书“皇帝”，与日本“天子”、“天皇”相对。
明朝灭亡前后，日本正值江户时代。此时，日本的华夷思想与日本神话，尤其信史之前的创世神话逐渐融为一体。虽然如此，在朱子、阳明学东传底下，日本各派别所主张理据并非全然相同。林罗山提出日本之所以为中华正统，在于天皇乃周室分支——吴太伯子孙。有日本儒者认为满族统治者统治下的人们被剃发易服的清代中国已沦为蛮夷。至于日本，则依然沿用隋唐以来衣冠之余，天皇血脉又从未断绝，且无易姓革命，行封建，所以是“中华正统”和“中国”。1672年林春胜、林信笃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华夷变态》指蒙元入主“中国”时天下犹未剃发，但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人们剃发易服，改穿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沦为戏服。中原已是鞑虏横行之地，昔日华夏已变成蛮夷。《中朝事实》更称日本为“中华文明之土”，称地域上的中国为“外朝”。
至到十九世纪幕末时代，美国黑船来航，以及欧美如英、法等殖民帝国势力来到日本。尊王论、攘夷论应运而生，史称尊皇攘夷思想。当时人或基于此说，指斥幕府将军本名“征夷大将军”，反而不征伐来自西洋的“夷狄”诸国。幕府倒台后，大政奉还天皇，时又称“王政复古”。自明治维新起，原幕府时代的下级武士本身受朱子之学，得以负责运作帝国政府。帝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则明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大日本帝国ハ万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统治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年，战况逐渐不利日本帝国时，日本军人曾有口号“神州不灭”。因为“神州”本来指大陆上古时之九州，所以日本借用此词，就有“神国不灭”以及“中华正统皇朝不灭”两种意味。
从秦汉的起源开始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华夷秩序一直是中国统一王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交往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框架。虽然不同的时期，由于中原王朝的更迭，拟或者是由于周边国家力量的增长对中原王朝的挑战，是这一体系产生了短时期的动荡。但是无论是那个王朝、或者是那个掌控中原大地的民族，他们的对外关系体制都遵从华夷秩序。由于历代统治中国的王朝在东亚地区都是一个强大力量，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方面影响着周边国家，从而保证了东亚地区的相对稳定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得东亚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在东亚地区，由于许多国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部分东亚国家也发展出对应的小中华思想。
谢选骏指出：王莽一改西汉册封夷狄为王的习惯，将匈奴和高句丽的“王”降格为“侯”，导致此等国家疏离；他不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们的称号也是如此，就像货币总是贬值一样。如果按照王莽逻辑较真下去，那么“皇帝”也应改称为王了。就像按照文革逻辑较真下去，毛泽东就是地富反坏右了。王莽既然不肯自我降级在前，于是越南、日本也纷纷自称为皇帝在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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