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霓虹灯都哪儿去了》（HANNAH BEECH 2023年12月11日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报道：
高悬在香港街头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招牌从来都不只是关于霓虹灯的，这些有点像立体派艺术、充满消费主义气息的广告牌告诉路人，他们正在从当铺、糕点店、桑拿房和鱼翅大排档前走过。
霓虹灯招牌也从来不只是关于招牌的，它让路人注意到号称有最好铁观音的茶馆、按小时收费的酒店，或木质药柜里装满了海马等名贵药材的中药店，以及不断传出咔哒声的麻将馆，那是修剪漂亮的指甲翻牌时发出的声音。
因此，虽然政府清拆霓虹灯招牌是出于安全和环境担忧，但该行动让人们联想到香港自身的式微：霓虹灯的消失悲哀地讽喻了一个曾经活力满满的城市的衰落，嘈杂耀眼的灯火正在一盏盏地熄灭。
这些日子里，香港的夜晚给人的感觉似乎仍笼罩在一场瘟疫的阴影之下，或陷入了莫名的政治深渊。
不再游客如织，许多常住的外国人也走了，以前经常被他们狂饮啤酒弄脏的派对场所现在干干净净。
香港人也走了。据政府和财富调查的数据，去年有逾11万永久居民搬走，当地身家超过3000万美元的人口已减少了23%。
英国将香港的统治权交还给中国25年后，香港人因为当地经济衰退和政治权利急剧减少而离开。
留下来的人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担心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在摧毁让这座城市特殊的东西，包括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风波何足惧。
这些风波并非突发奇想。
中央政府在2020年对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把其认为威胁国家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该法已将学生、前立法者和前媒体大亨投入监狱。香港行政长官（这是这个商业至上的地方对最高领导人的称呼）因破坏香港自治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而对这种制裁的公开支持就可能构成犯罪。
今天的香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座充满阴影和隐喻的城市，在这里，像霓虹灯招牌这种看起来无害的话题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香港导演曾宪宁的长片处女作《灯火阑珊》讲述的是一名霓虹灯制作者死后，他的家人如何完成其遗愿的故事。这部电影将代表香港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它是为一个正在消失的艺术谱写的挽歌，也可能是为某种更大的东西创作的安魂曲。
“香港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失落感，”曾宪宁说。“人们每天都收到有亲朋好友移民的消息。每天都有自己身上某个部位的肉正在被从骨架上撕下来的感觉。”
自从这部电影2021年开拍以来，曾宪宁用作背景的许多霓虹灯招牌已经消失。
“变化发生得如此急剧和迅速，”她说，“没有办法将它们保存下来。”
美都餐室外的招牌，摄于10月。这个霓虹灯招牌现已拆除。
陈倩雯是“霓虹交汇的”经理，该组织致力于保护被下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据她估计，自从屋宇署开始打击违章建筑以来，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另外，一些商家已自愿将霓虹灯招牌换成了更经济的LED显示屏。
陈倩雯与那些收到拆除通知的人联系，将他们店面的视觉历史记录下来。当铺做广告的霓虹灯用“蝠鼠吊金钱”的形状，因为这种会飞的哺乳类动物的名称与“福”谐音。对不识字的顾客来说，用牙齿、眼镜、茶叶等形状的符号做广告曾非常重要。
“霓虹灯是城市的某种象征，体现了香港的故事，”陈倩雯说。“但不只是霓虹灯正在经历彻底的变化。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对吧？”
一些捍卫香港的人赞扬城市现在的样子，或至少赞扬它在重塑自身形象方面的天赋，他们说，霓虹灯景观从来都不是对香港城市轮廓的真正界定。他们还说，霓虹灯招牌是一种俗气的旅游宣传，来自功夫片的布景或电影中穿旗袍的女子在大提琴的凄惨乐声伴奏下走在下雨的街头。大多数香港居民住的地方距离路面积水中的俗艳倒影很远，他们居住在拥挤得像鸽子笼、外墙贴着瓷砖、朝着中国边界方向蔓延的建筑物里。
霓虹灯的制作包括将玻璃管弯曲成设计的形状，然后在里面充上氖气和其他惰性气体，其制作手艺部分是从上海传到香港的。在中共1949年在大陆取得胜利后以及接下来不断动乱的几十年里，资本家和数百万其他难民纷纷逃到这个曾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到20世纪70年代，湾仔、尖沙咀、中环和油麻地的街头到处都能感受到霓虹灯下的商业气息，到处都能看到色彩斑斓的招牌，像是迷幻药刺激下创作的毕加索作品。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曾有世界上最大的万宝路香烟霓虹灯广告，似乎与这种气息相一致。这里的霓虹灯招牌有英文的、阿拉伯文的，也有日文的。但大多数用的是香港仍在使用、中国内地已不再使用的繁体字。“龙”的繁体字有16个笔画，用玻璃管制出如此复杂的字需要有很高的绘画技巧。
在霓虹灯艺术的顶峰期间，曾有约400名技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等刘浩辉对这项工艺感兴趣时，只有少数霓虹灯技师仍在工作。刘浩辉是在台湾学的这门手艺。
“我知道霓虹灯正在这里消亡，”他说，“但那是香港的标志，所以我想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艺术继承下来。”
在一个政府资助的艺术中心，刘浩辉把用火软化的玻璃管弯曲成各种形状。虽然香港的其他一些优点已受到侵蚀，但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香港的统治者还是把文化视为值得保留的东西。
“霓虹交汇”致力于保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图为它的一个存放地点。据估计，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
政府在维多利亚港填海建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区，里面有名为M+的视觉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已收集了霓虹灯的设计制图，以及一些著名的霓虹灯招牌，包括一家牛排馆用过的巨型安格斯牛的霓虹灯招牌。
“我们对地标招牌非常感兴趣，”博物馆策展人彭绮云说。“但由博物馆来收集它们并不是理想的做法，因为那使它们完全脱离了让它们有活力的整体环境。”
彭绮云说，虽然安全考虑可能注定了香港霓虹灯的消失，但全球同质化的趋势让城市都有相同的商店，这也在危及香港独特的街景。
今年9月，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香港夜缤纷”的活动，目的是“吸引市民外出，重振城市夜生活”。这项活动的标识自然是以霓虹灯为主。
对谢禛原来说，六米高的“大同老饼家”霓虹灯招牌曾象征着这家老字号的悠久历史，他的店艰难地度过了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年代，那些年里，饥饿的人有时会从顾客手中抢走从店里买的糕点。
大同老饼家90岁的老板谢禛原。他说，打算给自己的店装一个小一些的霓虹灯招牌，他希望香港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在香港的繁荣年代，这家店曾为庆祝中秋节制作过蜜汁牡蛎馅或有十个蛋黄的月饼，不过谢禛原承认，一个蛋黄已经足够了。
现年90岁的谢禛原目睹了去年霓虹灯招牌的拆除。谢禛原被告知，那个招牌太大、太旧，不符合规定。
“那个招牌挂了50多年，经历过台风，没出过问题，”他说。
他每天仍来店里看看。他想念那个霓虹灯招牌。
为满足政府的要求，谢禛原打算给饼家装一个小点的招牌，尽管这要花费62万元港币。为了把店传到第四代，他的儿子已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
“我希望香港充满活力，”谢禛原说。“我希望让这家店给人香港的感觉。”
谢选骏指出：人问“香港的霓虹灯都哪儿去了”？我看香港的霓虹灯都被共产党吃了！香港已经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例如那时候有部共产党电影叫做《霓虹灯下的哨兵》，讲的就是有关共产党土八路如何消灭了上海繁华的故事。
《香港区议会选举2023：“整顿”后首次投票率“史上最低” 李家超下令彻查票站系统故障》（BBC 同日）报道：
香港铜锣湾皇仁书院投票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右二）、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右三）等注视工作人员从票箱中倒出选票（中新社图片11/12/2023）！
中国香港特首李家超（右二）称，新制度下的区议会将能“配合政府有效施政”。
香港首次经整顿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官方公布投票率为27.54%，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以至于移交前英属香港1982年首届区议会选举以来最低。
经整顿后的选举中，只有20%议席透过地方直选产生。中国香港特区选举事务处星期一（12月11日）清晨公布，在433万登记选民中，有119.3万多名选民参加投票。
星期天（10日）的投票因电子选民登记册发生系统故障，当局称改以人手核发选票，因此延长投票时间至香港时间星期一00:00（星期天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00）结束，但中国香港特首李家超称“整个选举都很成功”。
由于新制度下参选人必须先得到特首委任的地区组织委员提名，并通过有国安部门参与的资格审查，传统民主派在投票前已被全数排除在外。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称新制度“有效防范反中乱港分子进入区议会，彻底终结反中乱港分子及其背后美西方等外部势力通过选举路径夺取特区管治权的图谋”。
香港逾半民主派区议员辞职背后的挣扎与反思
新一届区议会470名议员将于2024年元旦日就职。扣除新界各区27名当然议员后，星期天的投票选出20%地方直选议席和40%特首委任地方组织委员互选议席，余下40%将是由特首直接任命的委任议员。
同时被中国香港特区国安警察与廉政公署通缉、曾任立法会议员和中西区区议会议员的流亡民主派活动人士许智峯接受BBC电视新闻台连线采访时称，低投票率反映多数选民认为参与投票已毫无意义。
“他们不认为这是真实的选举，把这称为‘耻辱的选举’，这场选举反映着香港的民主水平已跌至历史最低点。”
“人们对没有选择感到愤怒，对支持民主的声音被彻底打压感到愤怒……这充其量只是北京在自己人当中做挑选，并不代表人民的选择。”
2019年社会运动期间当选的末代民主派区议员们将在2023年底卸任，他们为何不再参选以及如何看待被特区政府“完善”后的区议会？
选举结果显示，264个透过投票产生的议席中，建制派第一大党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取得109席，建制派第一大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得29席，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领导的新民党得15席。但各党派势力优次仍须视乎委任议席分配结果。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声明对香港新当选区议员提出了五项要求：
在善于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上下功夫
在善于破解矛盾和问题上下功夫
在善于为民众办实事上下功夫
在善于团结方方面面力量上下功夫
在善于履职尽责上下功夫
港澳办称：“我们诚挚祝愿香港特区新一届区议会运作顺利，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步伐越走越稳、越走越快。”
调查系统故障
星期天的投票原定从香港时间08:30开始，至22:30结束。但至晚间，赖以核发选票的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一些投票站宣布暂停运作。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陆启康星期天晚间表示，当局发现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在19:42出现故障，但暂无证据显示系统遭受网络攻击。
星期一早晨点票全部结束后，陆启康法官再次会见媒体记者。他说：“这个选举出了些事故，希望各位不要忽略今次选举许多（公务员）同事的努力成果。”说时语带哽咽，在其身旁的其他官员拍肩安慰。
“我是有愧的，感谢他们应付大量工作。”
香港泛民主派无人取得有效提名，这次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全是建制派或自称独立参选人。因发放选票有延误，选管会决定将投票时间延长1.5小时至星期一00:00。
从该段时间起，官方选举网站并未按照惯例，每小时公布一次最新投票率，数据一直“定格”在19:30，而截至该时段的投票率为24.53%。
至星期一早上点票结束后，选管会公布临时累计投票率27.54%，比去届2019年换届选举低43.69个百分点。
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示威期间，民主派扩大阵营在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引起北京强烈警惕。中国全国人大修法，废止香港《基本法》下立法会与选举委员会内的所有区议员席位，特区政府也先后整顿了立法会与区议会的选举制度。
对于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对投票率的影响，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即使投票时间延长也无济于事，因为街道上深夜无人，助选团也不敢用扬声器拉票，部份选民已不愿再投票，她对事件感到极度遗憾，认为当局必须跟进。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批评，系统故障对投票造成严重打击，延长投票时间也难以补偿选民的投票意欲。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则认为，延长投票时间做法合适，若候选人认为有不公，可提出申诉和呈请。
香港新界上水一处“邻近边境投票站”外工作人员举起指示牌引导选民进场！
特区政府专门设立两处“邻近边境投票站”吸引居于中国大陆选民返港投票！
特首李家超星期一凌晨视察其中一处投票站的点票情况后说：“这次区议会选举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要确保选举投票和点票过程能够高效完成。这次选举期间出现的系统故障，令这方面的工作跟我们原先预期的有落差。我对于这次系统故障高度关注。”
“当然整个选举都很成功……我们也不应因为一个系统故障而抹煞了整个选举——市民参与度、各方一起的组织度、每位参与人员的投入度，还有最终选出来的区议员的优质性——我们都不应该因为系统故障而忽略。”
李家超宣布要求选管会成立专责调查小组，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选举事务处资讯科小组和警察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共同调查，在三个月内向其提交报告。
李家超称，专责调查小组将会由文本立资深大律师领导——李家超刚在今年9月委任文本立为选管会委员。
多人被捕、两人被通缉！
香港某投票站外多名警员带同警犬站岗！
中国香港警察动员上万警力巡逻投票站等地点！
香港煽投白票首次判罪 两人转发许智峯贴获刑！
投票期间，主管选举舞弊调查的廉政公署表示，先后有六人涉嫌“在选举期间内借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被捕，其中一名51岁女子星期一被带往裁判法院起诉！
廉署上星期二（5日）也起诉了一名38岁男子相同罪行！
2021年新增的“公开煽惑他人不投票”罪若被法庭定罪，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0万港元！
星期天被捕的六人中，包括泛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三名成员。她们此前曾预告将乘投票日适逢联合国国际人权日之际，到特首李家超投票现场抗议，星期天早上在中环被警察截停，及后移交廉署调查。
社民连在Facebook上发表声明称：“三人离开家门后已遭跟踪监视，随后往指定示威地点途中，在中环华人行被警方拦截；警方不但没有安排示威区，维护我等应有的示威权利，反而截停搜查，更以‘企图煽惑他人作出干扰区议会选举’拘捕，此举严重侵犯我等的示威自由。”
另一位社民连成员——77岁资深社运人士古思尧——上周宣张欲往特区政府选举事务处抗议后，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并起诉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裁判法院星期一拒绝古思尧保释候审，收押至2024年1月10日再次提讯。
《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若被定罪，首次定罪可被判监两年，再次被定罪可被判监三年。
廉署起诉的两起案件涉及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转载“煽惑他人在区议会选举中投无效票”的帖文。裁判法院批准廉署申请，颁令通缉前深水埗区议会议员李文浩和时事评论员黄世泽，称两人为涉案帖文的发布者。
据此前报道，李文浩现居英国，黄世泽居于德国。
由此，是次区议会选举共有八人被捕，另两人被通缉。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足以证明“香港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了！香港既然沦为1950年代的上海，那么“香港特首”岂不变成了“香港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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