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开始，《大纪元》为何要批判谢选骏长达20年之久

《傅国涌：“中国文明”能“整合全球”吗？》（2004年4月22 日《大纪元》讯）报道：

沉寂已久的谢选骏在其新书《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中指出，他并不忧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让他忧心忡忡的“是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换言之就是西方主流文明“已经失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足为虑。紧接着他开出了救世的药方，即借鉴“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到底是什么？他说是“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用来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极端主义倾向。”也就是以“中国文明的核心”–“礼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如果中国文明真的像谢选骏说的那样“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也许就不会有“焚书坑儒”，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会有史不绝书的“杀人盈野”、“流血漂橹”，也不会陷入王朝更迭的周期性恶性循环之中。其实，说“平衡”、“中庸”都是假的，极端的专制、嗜血、暴力崇拜、强权崇拜却是真的。将“礼制”解释为“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机制，更不合乎历史事实，迄今为止中国文明也没有发展出城市自治，所有城市都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下的一个小小统治中心，最多也不过是军阀割据的局面罢了。一部中国史说白了就是一部战争史，为了皇位连兄弟、父子之间都要来一场血的较量，中国文明中最触目惊心的就是战争，以战争手段来解决一切才是根本，所谓“礼制”充其量也不过是战争的附庸和补充，是用来骗人的把戏，而且从来都没有人（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将它当真。这样的“礼制”又怎么谈得上“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中国的“礼制文明”可以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那么在数千年历史中为什么它带给我们的只是专制、奴役和贫困，为什么如此美好的“礼制文明”下只是产生了“何不食肉”的皇帝、连绵不绝的文字狱、株连九族乃至十族，只是产生三宫六院、世袭制、等级制、小脚、辫子、姨太太之类，难道这就是“礼制文明”的优越性吗？

明白了“礼制文明”是些什么货色，所谓“礼制文明”拯救全球、全人类就不过是痴人说梦，一种典型的“合群的自大”罢了。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几乎都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诘问，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文化哲学、多少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一个学者一旦丧失了最基本的良知，就会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从而作出令人笑话的荒唐结论来。谢选骏不是孤立的，无视本民族现实的苦难，奢谈、空谈本国古老文明的伟大，在我们这个不死不活的“灰色”的时代不乏其人。在他之前，早就有大师级的人发出过21世纪中国文明救世界之类的梦呓。

令人不无疑惑的是–为什么像谢选骏这些功成名就的“高等华人”，有机会周游列国，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在享受人类主流文明带给他的种种好处同时，却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中国文明救世论”上来？作为《河殇》电视片的撰稿人之一，十六年前，谢选骏想必也曾向往过蔚蓝色文明的，在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六四”事件和的“九一一事件”后，他的恐惧转化成了内在的恐惧，一方面是面对无情的杀戮所产生的对专制的无力、无助、无奈和绝望，一方面是“九一一”事件带使他丧失了对希腊文明发展过来的人类主流文明的信心，从而躲入幻想的楼阁，试图编制出一件早已没落的所谓中国“礼制文明”救世界的彩虹般的外衣，自欺也是欺人，自古以来传统中国文人在现实中受到挫折以后，常常会选择在道家的超脱中获得自我安慰，实际上只是对现实的回避，骨子里无非是对王权的恐惧。所谓“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大体上也可作如是观。鲁迅先生早就发现–中国从来不乏这样的人，比如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等等……谢选骏说“东亚人是全球智商最高的”与这些高论一脉相承，“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不过是将这些“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在21世纪发扬光大罢了。

(https://www.epochtimes.com/gb/4/4/22/n517044.htm)

谢选骏指出：2004年4月22日，《大纪元》发文批判谢选骏，转眼已经二十年了！那么，《大纪元》为何要批判谢选骏呢？因为谢选骏在此前三个月的2004年1月下旬和友人谈到，“新唐人”的英文翻译就是“新唐朝”，而李洪志暗示自己夫妇就是李唐的皇帝皇后。为此，惹来了李洪志《大纪元》的批判怒火。

其导火索是诗人黄翔2004年2月3日在一篇题为《城市在她的身后矮下去──荒野和大峡谷的女儿引小路》文章中，无意叙述的这一事情所引起的：

今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2004年1月下旬〕，我（黄翔）的生日前夕，秋潇雨兰（黄翔太太）给我安排了一次小聚，约了两女一男，女的是两个才女，其中一个是年轻的文学女博士五月，另一个就是引小路。男的是学者、《河殇》的主要执笔者之一的谢选骏。……晚上刚好有四张别人赠送的票，我、雨兰、朱迪、谢选骏一起去看了一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人家送我们的是贵宾票，每张美元一百零五元，再大的雪也得去，丢了太可惜，愧对人家一番心意。这场晚会规模盛大，演员来自全球许多国家，既有老中也有老外，五湖四海皆兄弟。午台正中悬着个特大的篆体“唐”字，演出中也不时打出标有特大“唐”字的旗幡。谢选骏是学者，博古通今，联想丰富，而且也特别敏锐，他突然忽发奇想，贴着我的耳朵说：“你知道这个‘唐’字是什么意思吗？”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天生糊涂人一个。他说：“这个‘唐’字背后是个‘李’字。唐一般指盛唐，李当然是李世民。而他们是‘新唐人’，英文又翻译成‘新唐朝’［New Tang Dynasty］，所以，这个新的唐人背后，也仍然是个‘李’字，一个潜在的毛泽东……”真是又奇又妙，奇谈妙论，却颇有一点怪，我心里暗暗发现谢选骏和一般“昏昏”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学品还不错，人品也不赖。我对他轻声说：“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我倒有不同的感受，一会再说。”散场后我对他高声阐述说：“对我来说，‘唐’字背后主要是个‘汉’字，‘汉’字背后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中国，中国背后是整个博大精深的精神的东方。对此，我有一种文化意义或文化层面上的精神认同。但对我而言，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或人生理念的角度，无论是对古人还是今人，对当下还在活着的生者还是已经消逝的死者，都没有任何意义和任何角度的个人迷信和偶象崇拜！比如说你谈到毛泽东，不管他是一个公开的还是一个隐形的毛泽东，把他神化或是视为偶象都是我所不能认同的。”

……

谢选骏指出：黄翔的上述这段文字在发表前并没有预先送我过目，所以我无法为这文字承担责任；况且《大纪元时报》对我展开大批判前，也并没有核实任何情况。如果他们找我核对，我会补充告诉他们：“‘新唐人’的本义是‘新唐朝’。这一点其英译〔New Tang Dynasty〕是再清楚不过了。‘新唐王朝’正是在‘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电视节目上──而且那天晚会上，我已经看见皇帝和皇后已经出场。黄翔对此视而不见、见而不明，说明他确实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性情或者是缺乏了一点诗人的敏感──真是他自况的‘天生糊涂人一个’。”

但是《大纪元》可一点都不含糊——到现在都二十年了，批判稿子还挂在网上呢。不过它还得感谢他们，为我立此存照。因为当时发表《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多维网”，已经化为一阵青烟就烟消云散了。

从2004年开始，《大纪元》为何要批判谢选骏长达20年之久？因为当时海外各种势力，纷纷都去前往法轮功站台献媚，只有我一眼看穿了“李唐”的把戏，重演了一遍“国王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