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到死也不知道的秘密》（高广银 2019-11-08）报道：
康有为是近现代“书生误国”的典型，他拥有自己的激情，善于利用媒体，但是他又缺乏政治经验，骨子里害怕长期努力，总想在政治博弈中投机取巧。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情，绕开制度，绕开程序，想出一些骇世惊俗的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甚至没有经过自我的科学论证，就急于出炉，这又和以往官僚集团的人治并没什么区别，反而陷入搞阴谋搞党争的嫌疑，不但坑害自己身边的朋友，而且还葬送了光绪帝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科举
在没有入宫见光绪之前，康有为的经历可以说非常简单，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康有为早年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康有为秀才考了3次，举人更是用了他20年的时间，6次落榜。31岁时，康有为曾在北京的一家小旅馆里给光绪帝写信，信里除了发泄对现状的不满，还有朝廷要如何变法等意见。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在家乡以秀才的身份开办了一个私塾，其中就有著名的弟子梁启超，同时在业余时间著书立说，当康有为36岁的时候，高中举人，于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之际再次来到政治中心-北京。
甲午战争对当时整个大清帝国震动非常大，以前的列强都是西方人，可是我们的近邻日本通过变法，却实现了富国强兵，打败了强大的清帝国，要知道当时清朝海军实力世界排名第6，甲午一战溃不成军。
康有为洋洋洒洒写了1万多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呼吁朝廷改变现状，变法维新，和六年前相比，这次的措辞更加激烈，他冒死警告光绪帝，如果再不变法，你光绪帝别说做皇帝，做百姓都不可能（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同时他联合18个省的举人，共同上书，然后发动这些举人在京城里到处找大官们投递，以示这些天下读书人的心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之所以称之为公车，是因为谁都可以参与，乱哄哄闹成一片。随后康有为把大家上书的内容整理出来，自费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出版，从此一夜之间，他成为这些上书人的领袖。
在1895年到1898年3年时间里，康有为奔走于各个城市，写文章，做演讲，并且成立一个强学会的政治团体。其实朝廷内部，这些年也在酝酿变法，强学会这个组织获得了很多朝廷大臣的支持，包括想入会的李鸿章捐都被康有为拒绝了，认为他是汉奸。
被康有为吹一辈子的光绪帝召见，其实远不是他吹捧的那样，先不说康有为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光绪能听懂多少，后来光绪皇帝给他颁发的一些文件来看，还是认为康有为言过其实了。任命康有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官阶六品，和谭嗣同等“军机章京上行走”等不同，康有为是没有权利见到皇帝的，只有朝廷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上朝。
妄想症患者康有为
光绪皇帝想重开懋勤殿，懋勤殿是一座位于皇宫内的大殿，最早幼年的康熙在这里读书，名字来源于“懋学勤政”的意思。后来继位的雍正、乾隆等皇帝也常常把这里当书房，在读书的同时，他们会叫上一些儒学饱学之士在这里谈古论今，议论大政方针。
光绪打算开设这么一个顾问机构，这个主意来自康有为，当然折子是通过其他人递交上去的。不但有维新变法积极人士，还打算请一些西方的顾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日本前首先伊藤博文等，想法定下来之后，光绪就告诉谭嗣同，去查一下历朝的文件，把这些文件给整理出来，他要同慈禧再次商议。
谭嗣同就找到康有为一同商量，聊天的过程中，把最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吵架的事情告诉康有为。历史把光绪同慈禧描绘成水火不容，想一想他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母子，能有什么大的矛盾呢？可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就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已经超越了事实本身的真实性的想象。
可是谭嗣同忧心忡忡地认为皇上已经没有权力了，现在受制于太后，康有为于是把这个信息散布到北京的官场当中。其实光绪皇帝去颐和园见太后之后，压根就没有提懋勤殿的事，此时他正为另一件事情烦心。
真实的“衣带诏”
光绪皇帝找到杨锐，杨锐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是戊戌变法中被保举的四位人才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统，康有为还为这件事情恼火过，认为自己贡献最大，其实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光绪帝把最近变法乱哄哄的局面告诉杨锐，让杨锐给出出主意，如何让改革往前走，又能够让太后不生气。杨锐一听吓一跳，皇上，这是您的家事，臣不能管。杨锐说的是实情。按照规矩，“皇帝的家事”臣子是不能过问的，也不能评论，管了就是逆天了。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换来杀头大罪。
而光绪之所以先找杨锐，一是因为杨锐在四个人当中办事最稳重，另外，杨锐还有张之洞的背景，这个人是朝中的老人了，跟慈禧的关系又比较好。光绪很清楚，北京城里有什么事，杨锐是会向张之洞报告的，光绪是想借张之洞之力。
光绪让杨锐大胆地去说，于是他写下了一道密诏交给杨锐，表明这是皇帝让你管的，万一将来有人说你闲话，你还可以拿来当证据。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
大意是太后对他目前的改革是反对的，他想找到一个既不得罪太后，又能够让改革推进的办法，让这四个人帮忙想想办法。当时光绪为了推进改革，任免了一大批老臣，这种激进式的做法让慈禧非常生气，但是有这些老臣挡道，改革又推进不下去。
这个所谓的密诏是杨锐的免死金牌，杨锐当时给光绪提了三个建议：
第一、要重建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应该让皇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要亲自把权力授权给皇上，也让皇上正式成为大清国最高统治者，但是也要同意太后有最终否决权，这样把太后、皇上顺序给理清了。
第二、鉴于新政推行秩序混乱，要对所有的改革进行通盘考虑，要进行秩序的梳理，而不能像现在一样，新政诏书连篇而下，下面的大臣应接不暇，虽然舆论很热闹，但是效果很差。
第三、杨锐建议新政期间这些大臣任免不能太快，那些推不动的老臣，可以少给他们一点事情去做，把他们晾在一边，不要把他们免下来，这样矛盾能够缓和一些。
最后杨锐还建议，康有为在北京官场上串下跳，很多消息都是从他那儿出来的，认为他在北京肯定坏事，认为“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光绪同意了，他比较赞成杨锐提出的办法，也认为必须让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于是下了一道令康有为离京的懿旨。这是采用“明发圣旨”的方式，公事公办，上谕的颁发是朝廷所有人都知道的。而光绪很了解，只凭这一道谕旨，那个固执的康有为肯定不会行动，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光绪皇帝又传了一道口谕，让他加紧去上海办报，不要在北京逗留了。
弄巧成拙的戊戌政变
听完光绪的口谕，康有为找到弟弟康广仁，两个弟子梁启超和徐世昌一起商量，以前光绪皇帝让自己去上海办报，他都没有当回事，为什么这次这么着急？
康有为认为光绪现在肯定在危难之中了，这是让他出去找救兵呢，于是四人抱头痛哭：皇上这下麻烦了，肯定是被囚禁了，我们现在要出去找援军，要找英国人、美国人来救皇上，否则大清就要完蛋了。后来他们又想到一招，那就是包围颐和园，捉拿太后，让她交权。
整个事件到了康有为这里全变味了，最后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认为袁世凯比较合适，袁世凯为人很客气，而且有维新思维，曾经给强学会捐过款。
于是他们找到谭嗣同，谭嗣同说他去找袁世凯，而且还要找大刀王五，让袁世凯包围园子，大刀王五这些江湖人士进去抓太后。当天晚上，谭嗣同来到法华寺找到袁世凯。此时袁世凯刚被提拔为副部长，来北京接受皇帝谈话，另外就是谢恩，之后谭嗣同与袁世凯一直谈论到凌晨三点。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载，谭嗣同进来的时候，裤子里鼓鼓囊囊的，袁世凯怀疑谭嗣同带了枪，认为谭嗣同来者不善，要好好对付。谭嗣同告诉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当副部长，是因为康有为的推荐，现在皇帝遇到大难，是报效皇帝的时候，于是抛出了“围园杀后”的计划。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作为军机章京，皇帝的近臣，大清如何调兵都不知道吗？即使我级别再高，在天津能够直接调兵进北京吗？我还没有走出天津就被抓起来了，这是军队一种相互牵制制度。谭嗣同于是就问，那该怎么办？袁世凯告诉谭嗣同，阅兵的时候如果太后、皇帝到了天津，只要光绪给一个暗号，他就能够立即逮捕慈禧。
谭嗣同把情况告诉康有为，康有为觉得袁世凯不太靠谱，于是又找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作为一个传教士能有多大力量呢？对此只能深表同情。后来康有为想到了正在大清朝访问的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倒是同意了，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光靠你们说的这些日本还无法行动，必须在皇帝接见我的时候，亲口向我提出这个要求。
当康有为回到寓所之后，发现抽屉被人翻了，于是越想越慌，晚上和几个学生吃饭，学生就告诉他要快点走了。康有为连夜买了去天津的票，来到天津之后，发现并没人来抓他，于是洗了个澡，喝了点酒，买了票继续往南走。
这个时候清政府才给荣禄打电话，让他抓康有为，康有为一到上海，就被上海的英国公使带走了，为了防备朝廷大内密探的刺杀，康有为被英国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过一阵时日后，他将去日本，开始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
事情是如何败露的呢？步兵衙门本来想找康有为问话，他们也不认识康有为，就把他弟弟康广仁给带走了。他弟弟想，把我带走康有为肯定安全了，于是憋不住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早动手，我们就已经成功了”，接着讲自己的英雄故事，如何要抓太后等等。
抓他的人一听懵了，想想这人是不是神经病，但是又不敢瞒报，结果就把这一信息绕开光绪，一直报到慈禧那儿，戊戌政变这事就坐实了。
书生误国
康有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惊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于时代潮头。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变法的“激进派”，但所谓“激进”和“稳健”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稳健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保守，激进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勇敢。
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认为是稳健，没做成又可能被认为是激进。只是，理想激进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无法激进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程，做事情的激进，恰恰是骨子里害怕作长期努力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康有为喜欢利用媒体，这本来是一种相对于旧时代的“现代化”的行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体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没有真正把媒体纳入到普及变法常识，进行“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作用中。这一切其实还是来自于康有为对于“现代”并没有深入的认知和了解，他的头脑仍然是旧式的，只不过比那些更旧的新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多年以后，在变法期间被光绪接见过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严复，评价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以光绪给杨锐的密诏为蓝本，伪造了一份光绪给他的“衣带诏”，从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驾”的保皇大旗。
参考资料：《袁世凯传》（日）佐藤铁治；《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孔祥吉；《清史稿》
谢选骏指出：看来看去，哪有什么“康有为到死也不知道的秘密”？反倒是看到了“康有为也是个屡试不第的家伙”——就像黄巢、洪秀全、毛泽东一样。这些屡试不第的家伙，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机会主义，穷凶极恶和不择手段是其法宝。孙中山的“上书李鸿章”和“奔走革命”和“联俄容共”，大致也属于这个路数，都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就是他们的活画像。不不不。他们还不如中了举的范进，所以都变成了混世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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