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土八路进城 脑部急剧增大 學會了鬥批改

《野兽进城 脑部急剧增大 学会了看红绿灯》（南风窗 2024-12-06）報道：

11月18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吉兴朝鲜族满族乡长太村，一名村民被老虎咬伤；11月20日凌晨5时许，四川省北川县曲山镇发生一起黑熊入室伤人事件。?

野猪看似壮硕，奔跑起来却迅捷轻盈。坚硬的蹄子踩在柏油路上，会传来像皮靴一样清脆的“哒哒”声。近年来，在南京市紫金山附近，人们偶尔会听见这样的声音，然后瞥见几簇黑影从马路中央掠过——是野猪。

最近，几起“野兽”闯入人类领地的伤人事件，让我们清醒地发现一种趋势：城市中，确实愈发常见野生动物的踪迹了。

在苏州市区，几只原本生活在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野生猕猴闯进居民小区，顺着水管一路爬上33层，扒开一户人家的窗子，钻了进去。四川甘孜州，一只金钱豹在街头悠闲漫步，这位森林中的顶级捕食者诱发了骚乱和轰动，被警车和当地群众一路护送。

近几年来，还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动物进城之旅，是2021年夏天云南亚洲象的群体出走。15只大象北上迁徙超500公里，历时40余天，一度逼近昆明。而在漫长的跋涉旅途中，象群踏过农田和果林，破坏经济作物842亩，造成沿途直接经济损失近680万元。

野生动物栖居地与城市空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不止是野猪和大象屡屡向城市边缘逼近，另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小型野生动物早已在城市中安营扎寨、繁衍生息，比如黄鼠狼、刺猬、貉和果子狸。这些野生邻居的规模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王放告诉南风窗，在上海，2015年他们只在40余个小区发现了貉，但到了2020年，发现貉的小区数量激增至150余个，“增长超2倍”。

这当然意味着城市生态的改善，但它同时意味着，一直生活在钢铁森林中的人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其他生灵分享同一片居住空间了。

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古老但又崭新的课题。

01、野生动物“城市化”

貉是一种犬科动物，昼伏夜出，体型短而肥壮，介于浣熊与狗之间。以上，是教科书对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描述。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王放说，如今如果拿着教科书去研究城市中的貉，“会犯很大的错误”。

“定居城市之后，它们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物种。”他说。

生活在上海城市的貉不再仅仅是昼伏夜出，也偶尔开始在白天活动。它们生活范围从几百公顷缩窄至七八公顷，从独居变成群居。以往，貉以鸟类、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如今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则可以变成猫粮和厨余垃圾。在奉贤区，一些貉甚至摸清了烧烤摊的下班规律，每天第一时间冲过去捡拾烧烤摊留下的烤鸡骨头。

野生动物正在迅速适应城市的复杂环境，一如十九世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预言。

一项研究发现，相比生活在野外的同类，生活在城市中的哺乳动物脑部急剧增大，这说明它们为了适应城市环境，进化出了更高级的认知——研究者称之“由人类引发的快速进化现象”。

生活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的松鼠改变了它们的树栖习性，更常在地面活动。在与人类密切的交往中，松鼠学会如何打开纱窗、进入仓库，去窃取食物。

日本科学家发现，自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来，当地的乌鸦渐渐学会了把核桃扔在道路中央，让来往车辆碾开核桃坚硬的外壳。美国的土狼学会在过马路看红绿灯，以躲避车辆的撞击。在英国，游隼则懂得了如何利用夜晚的灯光实施捕猎，这是它们在悬崖和山坡上生活的时候不曾拥有的技能。

依据国际经验，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趋缓、城市格局相对固定以后，野生动物的“城市化”是一种普遍且必然的趋势。

在野生动物的眼中，城市抑或荒野并无本质区别。一个地方是否具有充足的食物、水源和隐蔽空间，才是它们选择栖身之地的首要标准。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给它们提供了比野外更优越的生存资源。

垃圾、水池、假山和灌木丛，几乎每个居民小区都具有的几个普通元素就构成了一处适宜野生动物定居的家园。更何况，城市中没有豺狼虎豹一类的高级捕食者，动物们只要学会如何适应和利用人类活动，就有机会繁衍生息，“甚至爆发增长，达到野外几十倍的密度和数量”。王放说。

而对于更大型的野生动物来说，一方面，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进一步侵蚀它们的栖息地，使得它们不得不面临食物匮乏、资源紧张的处境；另一方面，人类聚集地的食物资源如此丰富，农田、生活垃圾甚至被拴养的宠物，像是一份敞开怀抱的晚宴。

在美国，城市周围愈发常见黑熊、土狼和白尾鹿前来觅食的踪迹。如乔治梅森大学城市生态学教授特拉维斯·加洛所说：“动物很聪明，而环境的变化把它们推向了城市。”

02、隐匿的冲突

动物进城的大趋势下，冲突无法避免。

2020年，上海12315热线收到关于野生动物扰民的投诉达千余个，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噪音困扰，有人对蝙蝠的存在感觉不安。2021年，陆续又发生了针对赤腹松鼠毁坏花园的投诉。

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于公路之上。秋天是美国白尾鹿繁殖的季节，它们比一年中其他时间更频繁地奔跑于森林与草原之间，寻觅配偶。白尾鹿昼伏夜出，于清晨与黄昏最为活跃，而这恰恰是人类司机最容易松懈警惕的时刻。据统计，美国每年与鹿类的碰撞事故超200万起，平均每年导致约200人死亡、数万人受伤，经济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另一种常常与车辆相撞的野生动物是野猪。今年10月27日，一头野猪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的高铁联络线，与通行列车相撞。机械师下车处置故障过程中，被邻线限速通过的列车碰撞，抢救无效死亡。

人畜共患病在城市中的传播风险则是暂时隐于水下的忧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郑爱华曾经在采访中告诉南风窗，在我们头顶盘旋的鸟类，是致使蜱媒传染病在中国持续扩散的“帮凶”。携带莱姆病螺旋体和新型布尼亚病毒的长角血蜱叮咬在候鸟身上，乘着它们飞往全国各地。

落地以后，这些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再借助宿主刺猬的行动，悄悄潜入城市空间，隐匿于人类周围。

2023年，郑爱华团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采集了5只刺猬，其新型布尼亚病毒的血清检测结果全部是阳性。北京本不是新型布尼亚病毒的疫区，是蜱虫、候鸟和刺猬环环紧扣的长途接力，让这种病死率在10%左右的凶险传染病从河南信阳出发，逐年向东部沿海地区和人口密集城市蔓延。

好在对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工作一直在普通人看不见的地方悄然进行着。比如貉，作为犬科动物具有携带狂犬病毒的可能性，王放团队对城市野生貉血液、毛发和粪便样品的收集与检验工作已经持续了三年，并且会扩大范围、继续开展下去。

此外，对特定物种规模的控制手段也在开展。因为缺乏食肉动物的活动，城市生态系统是破碎、不完整的，这极易促成某种中小型野生动物密度的快速增长，甚至超过当地环境所能长期支持的水平。

就比如美国白尾鹿的泛滥，亟需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去扮演顶级捕食者的角色。“如果人不去控制，它会吃庄稼、啃树林，引发生态系统的快速退化”。王放说。

他曾在美国高校的博士后岗位工作，工作中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蹲守在夜晚的森林中，仔细监测白尾鹿的种群数量，观察它们的区域分布和年纪变化。王放与同事将这些数据输入一个精确的计算模型，最终得出当年的白尾鹿狩猎配额。王放记得，这个数字在美国全境甚至可能达到500万至700万之间。

03、共存的智慧

视线转向城市的更外围，在人类集聚地与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处、更广泛的农村地域，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自古以来从未停息。

这种类型的冲突，本质是人类与野生动物对空间资源的争夺。

在中国，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栖居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临沧市，野生种群仅存300余头。这些处于濒危状态的亚洲象，却依然频频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在西双版纳，2011年至2019年间共发生野生亚洲象肇事事件4600多起，导致人员伤亡50余人，农作物受损面积12万多亩，保险补偿1亿余元。

促成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野生亚洲象栖息地面积的极速缩小。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在采访频频强调的一个数字是，过去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

人类活动的扩张使得原本属于野生动物的森林变成了橡胶林、咖啡林和茶园，与此同时，余下的森林生境不断退化，逼迫越来越多的亚洲象走出自然保护区，去当地村民的庄稼地和屋舍附近寻找食物——冲突就此爆发。

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这种冲突极易演化成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漫长战争。王放说，一个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一些野生动物其实具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当它们因人类的驱赶、骚扰而感觉极度不快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报复人类。而这种报复又会激发起人类群体的报复心理。

种群之间的冤冤相报逐渐演化成一场失控的漩涡，如果想要停止复仇，结局往往是当地野生动物种群的局部灭绝。

物种灭绝看似灭得了燃眉之急、制止了纠纷，却在更长久的角度上对人类没什么好处。生态系统越不完整，生态安全就越发脆弱，这或许会致使难以挽回的灾难。哪怕是为了自己，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也只能选择与其它物种共存。

而共存就意味着冲突的可能性——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人类与野生动物，同样适用于不同文化、国家、性别与阶层的人类群体之间。

还好，所谓人类的智慧就凝结在对待冲突的态度与管理方案之中。

在西双版纳，当地在村寨外侧围起了一道两米多高的钢管防护栏，并先后种植了8300亩粽叶芦、芭蕉、竹子等植物提供给亚洲象食用，以一种更温和又更有效的手段避免大象闯进农田和村落觅食。同时，当地政府利用无人机全方位监测，实时发布亚洲象预警信息，提醒村民避免与野象正面遭遇。

护栏、缓冲区、生态走廊、会发出闪光和噪音吓退野生动物的护农装置，甚至是捕猎，人们如今可以利用的手段各种各样。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必须遵循科学的管理原则：准确的数据、正确的方法、明确的规范和到位的政府监管，几者缺一不可。

而比方法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待野生动物的心态。

一位野生动物公益人士对南风窗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卓有成效，野生动物规模恢复、愈发频繁出没于人类生活周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应当首先从观念上接受它们的存在，无论是看似无害的动物，还是更容易与人类发生冲突的动物。”

只有在此共识基础之上，对野生动物的科学管理抑或保护工作才能拥有更宽阔的开展空间。

谢选骏指出：人説“野兽进城 脑部急剧增大 学会了看红绿灯”——我看“土八路进城也是如此，脑部急剧增大，學會了鬥批改”。所以説，“共存就意味着冲突的可能性——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人类与野生动物，同样适用于不同文化、国家、性别与阶层的人类群体之间。”到底是“文明戰勝了野蠻”，還是“野蠻戰勝了文明”——其實是“文明與野蠻一起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