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

谢选骏:过劳死的人数远远高于自杀、交通事故和白血病的死亡总数

《猝死从来不“嫌”你年轻!不要忽视这5个信号!》(2020-12-20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原标题)再现猝死!不要忽视身体给你发出的5个信号!


12月4日,一名27岁小伙在公司年终誓师大会期间猝死;19日,上海某科技公司一名47岁员工猝死在公司健身房外。


当代生活节奏变快,压力逐渐增加,猝死的新闻屡见报端。


据中国疾病死亡人数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约为54.4万。这个数字,远远高于自杀、交通事故和白血病引起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每天近1500个人发生猝死,每分钟就有1人因心脏原因猝死,并且抢救成功率不足1%。


那么,是只有心脏病患者才会猝死吗?发生猝死前身体会发出“预警”吗?一旦发生猝死我们应该如何急救?


并不是只有心脏病患者才会猝死


现实生活中,有一种说法:“只有心脏病患者才会猝死”。这是不正确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猝死的定义:


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即为猝死。


其中,貌似健康者才是猝死的主力军,出乎意料和发生在短时间内是猝死的鲜明特征。


猝死的大部分原因是由心脏引起的,心脏在短时间内停跳,呼吸停止,氧气无法正常供给到身体和大脑,最终导致死亡,这种猝死在医学上叫作心源性猝死。


所以,有冠心病、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病、高血压、脑中风和心衰的病人更容易发生猝死,但也并不意味着只有心脏病患者才会猝死。


此外,导致猝死的原因还有肺源性猝死和脑源性猝死:


肺源性猝死多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导致的,因为夜间低氧血症导致窒息缺氧而引发的猝死。


脑源性猝死即脑卒中死亡,包括出血性脑卒中(脑溢血)和缺血性脑卒中(脑梗)两种。


值得注意的是,冬季猝死率最高,比夏季高18.7%!


猝死从来不“嫌”你年轻


很多人认为,猝死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事,但近年来,我国猝死人群正越来越年轻化。


2020年11月发表的最新中国心衰流行病调查显示,我国大于35岁的居民中,心衰患病率为1.3%。对比2000年的全国调查结果,心衰患病率较15年前增加了44%。


2020年1月发布的《中国中青年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也显示,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年轻化趋势明显,20至29岁的患病/高风险人群占比已达到15.3%。


记住


猝死从来不“嫌”你年轻!


关注身体发出的五个信号


现在的年轻人,常常有加班、过劳、抽烟、喝酒、熬夜等在内的不良生活习惯。


在长期熬夜、加班、过劳后,会出现反复晕厥、胸闷、胸痛等症状,有些人却不以为然,以为只是太累了。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的信号,提醒你有猝死的危险!


猝死的五个信号:


一是与活动相关的胸痛。如果症状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时加重,休息后缓解,可能为心绞痛发作,要警惕发生急性心梗猝死。有的患者可能不会出现典型的胸痛表现,可能是胸闷难受、肩膀疼、后背疼、胃疼、牙疼等。


二是不明原因的症状改变。若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出现症状发作次数增多、症状加重、不易缓解等,要高度警惕心梗。比如以前吃1片药可缓解症状,现在吃2片也不管用,以前休息5分钟就好,现在要休息更长时间等。


三是毫无征兆的心慌胸闷。没有心脏病的人突然出现胸闷、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不活动时也憋闷、喘气困难;每天规律胸痛,比如吃饭后、睡觉前等,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缺血,要及早检查治疗。


四是头晕乏力、心慌。熬夜后出现头晕、乏力、心慌等表现,要高度警惕可能是心血管、神经系统在呼救。


五是黑懵、晕厥。心脏病患者出现晕厥是猝死的重要前兆。多数晕厥是由于心跳突然减慢或停止,导致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晕厥,应尽快去医院查明病因。


一旦出现猝死情形,这样做


首先,平时出现过胸闷、胸痛的冠心病患者,可以随身常备硝酸甘油片。


其次,如果遇到心脏骤停、晕厥、濒临猝死的人,应该运用“黄金救援4分钟”法则,即当发现有人无意识、无呼吸、无心跳时,判断为临床死亡状态,应立刻施救。


其中,标准的急救措施是心肺复苏施救法,是一种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相结合的方法。


胸外按压:两手掌根部上下重叠,两手手指翘起抬离胸部,用上半身体重加肩臂肌肉力量,在与掌根垂直方向上用力向下按压,肘部不可弯曲,频率在100~120次/分钟,深度在5至6厘米。


人工呼吸:一只手抬起后颈部或托起下颌,另一只手置于患者额部使其头部后仰,目的在于使患者保持呼吸通道通畅,然后开始口对口呼吸。


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要配合使用,30次胸外按压(儿童为15次按压)加2次人工呼吸为一组,每5组为一个循环,直到医护人员到达。


最后,还可以找“救命神器”AED(即自动体外除颤器)帮忙!


在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的3分钟内,迅速给患者实施电击除颤,仅仅一次电击除颤成功率就高达94%。


而且AED会自动识别需要电击的异常心律并给予电击,使用起来也只有简单的四个步骤:开机—连接—放电—除颤,全程还有语音提示操作,简单几步,人人学得会。


这些技能


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


但也希望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如何操作!


六个好习惯预防猝死


如何让猝死远离你,这六个好习惯一定要养成:


六个好习惯


改变不良工作习惯,少熬夜、不过劳,保障睡眠充足。


定期运动,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身体机能。


戒烟戒酒、饮食清淡、低油低脂,多吃一些对心脏有益的食物。


培养自身爱好,压力来临时,找到释放途径。


时刻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减轻烦恼,避免焦虑。


定期体检,出现心脏病早期信号,尽早就医。


谢选骏指出:过劳死的人数远远高于自杀、交通事故和白血病的死亡总数!


《工作过度真的会过劳死吗?》(2016年9月30日BBC)报道:


日本人很喜欢造词——有的词甚至是每个有自尊心的办公室职员必须牢记的。例如,“arigata-meiwaku”指的是有人不请自来地主动为你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却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不便——但你出于社交礼仪却仍然要对其表示感谢。还有“majime”,这个词指的是那些能够在不产生任何瑕疵的情况下认真而可靠地完成工作的人。


但还有一个你肯定不希望与之发生关系的词汇,那就是“karoshi”,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过劳死”。


几十年来,有关日本上班族过劳死的新闻时常见诸于报端。


过劳死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广受重视的问题——有的数据显示,因此死亡的人数高达1万人!

但这真的只是传闻吗?

当然不是。这种社会现象第一次被确认是在1987年。在一系列怀有雄心壮志的高管突然死亡后,当时的日本厚生劳动省开始统计相关案例。

但这种现象之所以很普遍,原因在于:如果死者被认定为“过劳死”,其家庭便可每年从政府获得2万美元补助,而公司的补助最高可达160万美元。


政府最初每年只记录几百起过劳死案例。但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显示,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2,310起的历史新高。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根据过劳死受害者国防委员会(National Defence Council for Victims of Karoshi)的说法,真实的数据可能高达1万人——几乎与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相当。


不只是日本——很多新兴经济体都在经历超时工作引发的各种问题!


但你真的会因为过度工作而死亡吗?或者,这些人的真正死因其实是年龄过大和没有确诊的病情?在一个连接日益紧密的世界中,科技让我们全天24小时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工作时间也在不断增加。其他地方是否也在发生尚未被人意识到的过劳死?


“过劳死”——来看一个典型的过劳死案例。Kenij Hamada是东京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他有一个忠诚的年轻妻子,职业道德感也很强。他每天通常要工作15小时,上下班还要花费4个小时。有一天,他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一动不动。同事们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纹丝不动,同事们这才意识到他已经去世。他死于心脏病发作,终年42岁。


尽管Hamada死于2009年,但过劳死的第一个受害人早在40年前就已经出现——死者当时29岁,身体健康,但在日本第一大报的配送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加班后却突发中风。


“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后,日本人的工作时长位于全球首位——他们都成了工作狂。”兰卡斯特大学压力专家卡利·库珀(Cary Cooper)说。


在战后时期,工作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使命感。员工努力工作不只是为了多赚钱,还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企业都很欢迎这种新秩序,而且开始为工会、文化组织、公司住房、交通、娱乐设施、诊所和幼儿园提供资金。不久之后,工作成了人们生活的核心利益。


几十年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该国经济形势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推动股价和房价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快速上涨。这种情况促使经济在短期内急剧增长,催生了所谓的“泡沫经济”,令日本上班族不堪重负。


在泡沫经济的高峰期,有接近700万人(约占该国当时总人口的5%)每周工作60小时。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多数人仍在享受更加轻松的“朝九晚五”工作制度。


根据198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大公司有45.8%的课长和66.1%的部长认为自己可能过劳死。


到20世纪80年代末,每年有很多白领员工过劳死,甚至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过劳死成为了一个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而厚生劳动省也开始发布统计数据。


要被算作过劳死,受害人在死前当月的加班时间必须超过100小时——或者在死前6个月内,曾经连续2个月或更长时间加班超过80小时。


当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裂时,加班文化反而愈演愈烈。随后的几年时间被日本人称作“失落的十年”。在此期间,过劳死的比例达到了流行病的级别。管理和专业岗位的死亡率大幅飙升,此后再也没有回落。


健康状况不佳的中年男子(例如心脏病和糖尿病患者)的死亡是一个方面。年轻、健康的医生、大学教授和工程师的死亡更加令人警惕。


过劳真的会死人吗?


通过对成千上万个不同案例的研究,可以找到过劳死的两个最大的潜在元凶:压力和睡眠缺乏。这些问题会导致死亡吗?连续工作多长时间才会翻身倒下?


熬夜后再去上班肯定感觉很差。但令人意外的是,很少有证据表明缺乏睡眠会导致死亡。


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缺乏睡眠会间接致死——因为这样会增加心脏病、免疫系统失调、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患病风险——但没有一个死亡案例源自有意识的熬夜。从长期来看,这的确不利于身体健康,但似乎不太可能因为通宵加班自发死亡。


清醒时间最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由兰迪·加德纳(Randy Gardner)创造的,他在1964年创造了连续264小时(11天)的清醒记录。他最后一天参加新闻发布会时也并没有口齿不清——随后,他睡了14小时40分钟。加德纳至今仍然在世,生活在圣迭戈。


出人意料的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压力会引发心脏病发作或者心脏病——至少压力本身不会引发这些问题。但却有可能令你养成一些引发心脏病的坏习惯(吸烟、喝酒和不良饮食)。


但如果将那些因为癌症等潜伏的疾病而死亡的案例计算在内,又会出现什么情况?人们通常认为,压力会导致死亡,但牛津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去年决定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这项所谓的“百万女性研究计划”对大约70万女性的健康状况展开了接近10年的追踪。在此期间,共有48,314人死亡。


研究人员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发现,自认为压力较大,幸福、健康和控制力水平较低的女性更容易死亡。但她们本身的健康状况就比较差——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她们患有疾病。当她们计入这项因素以及吸烟等其他存在风险的行为后,这种联系就消失了。压力和苦恼与死亡风险之间没有相关性。


由此看来,即便是在经受一天、一月或一年的职场压力后,也不会导致一个原本健康的人英年早逝。


有趣的是,过劳死或许并非由压力或睡眠缺乏导致的,而是源自在办公室里停留的时间。研究人员去年分析了60多万人的行为和健康记录后发现,每周工作55小时的人中风的概率,比每周工作不到40小时的人高三分之一。目前还不清楚原因,但报告作者怀疑,这种现象可能是久坐导致的。


事实上,日本人的工作时间已经不再是全球第一。2005年,日本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已经低于美国——更不用说墨西哥这种全球加班最疯狂的国家,该国的人均全年工作时间高达2,246小时。


意料之中的是,其他国家的过劳死案例也在增加。中国每年约有60万人死于过劳死,每天约1,600人。


“印度、韩国、台湾、中国——下一代新兴经济体都在重复着日本的历史,他们也像战后的日本一样长时间工作。”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管理学教授理查德·沃库奇(Richard Wokutch)说,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日本职业安全的书。


“伦敦没有这样的案例吗?只是没人说而已。”库珀说。2013年8月,美银美林实习生莫里茨·艾哈特(Moritz Erhardt)在连续工作了72小时后,被人发现死在浴室里。验尸官表示,这个21岁年轻人死于癫痫症,这有可能是工作强度过大引起的。在他死后,美银美林将实习生每天的工作时间限制在17小时以内。


那么,这是否是“露脸主义”使然?库珀认为的确如此。在很多国家,问题并非全部源自努力工作的文化,而是要让别人看到自己努力工作。“如今的关键在于在办公室里露脸的时间——早到和晚走——但这其实不利于提升效率。”他说。


缺乏睡眠可能引发致死疾病——但没有人单纯因为故意不睡觉而死亡——在日本,很多年纪较轻的职场人士不愿在老板下班前离开公司。“当我在那里工作时,人们会在正常的工作日快下班时看报纸。他们虽然没有离开,但也并未努力工作——尽管他们可能在看报纸的商业版。”沃库奇说。


所以,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在工作,在社交媒体上更新状态,或者在网上阅读荒谬的日语新词时,请记住一件事情:晚下班或许是一种高风险的弥补方式。


谢选骏指出:过劳不会死,但是且慢,过劳引起的疾病却会让人猝死。所以“过劳不会死”是黑心雇主编排的谎言。


《持续"996" 过劳死风险远大于福报》DW.COM报道:


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死于缺血性心脏病以及罹患中风的风险明显较高。这是世卫组织联合国际劳工组织进行的一份调查得出的最新结论。


现在持续超时工作,身体10年后报复


女记者加班过劳死 日本NHK四年后才承认

日本一名年轻的女记者因为过度加班而引发心力衰竭。女记者生前曾效力的NHK电视台承诺将严肃对待这一案例。不过,事实上过劳死在日本已经成为非常常见的现象。


两个权威性国际组织首次研究长时间工作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并得出明确结论。超时工作的问题涉及到全球人类健康。世界范围内,将近十分之一的雇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5小时,如果每周按5个工作日计算,即每天工作超过11小时。


它的后果便是,与每周工作35-40小时相比,超过55小时的工作量将罹患中风的风险提升35%,而面临心脏病的风险升高17%。


研究报告发现,在2016年,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导致39.8万人死于中风,34.7万人死于心脏病。这两个数据同2000年进行比较可以看到,16年当中,过劳死于中风人数以及心脏病的人数分别增长了19%和42%。


一名公共卫生专家告诉德国媒体《每日新闻》(Tagesschau),40岁以后持续超时工作的后果,会在10年后表现出来。报告显示,大多数死亡者是60至79岁的人,他们在45至74岁之间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


世卫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对150多个国家进行了2300项调查,综合了近60份调研,在此基础上写成目前的这份报告。该报告就超长时间工作对男性和女性的损害给予了同等关注,但报告尤其注意到,男性因超长时间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即72%的案例发生在男性身上。不过,在很多国家家务是女性事务,而家务没有进入超时工作的统计当中。


超时工作现象亚洲很严重,包括日本


报告指出,欧洲和北美地区,超时工作的压力相对较轻,而太平洋西部国家以及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情形更为严重。


日本的过劳死

今年5月,日本传来新生代平面设计师、35岁的西川友美在东京过劳离世的消息,令人震惊。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电子版》从日语收录了“过劳死”(karoshi)一词。全球第一宗有记录的过劳死个案就发生在日本。


八十年代末,过劳死成为日本社会的热议话题。据BBC报导,2015年日本厚生劳动省记录的这一数字已飙升到2310起的历史新高,但仍然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日本,如果死者被认定为“过劳死”,其家庭可每年从政府获得2万美元补助,公司的补助最高可达160万美元。


世卫和劳工组织告诉你:拼命不值


中国的996


在中国大陆对996工作模式的讨论从未停止过。996即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6天工作制。


2020年12月29日,拼多多一位20出头的女员工意外离世;2021年1月9日,该公司另一名员工在长沙家中跳楼自杀。这一系列事件将996推上讨论的前台。


一名雇员告诉新华社,“加入拼多多一年半以来,我几乎一直处于早上11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状态,每月工时在300小时左右,这也是组内不少同事的现状。”  另一位同事的打卡纪录显示,整月这位同事都保持着周日、周一到周五每周六天,早十时前后到晚十时左右的打卡。


996工作制显然大幅度延长工作时间,这一现象决不限于拼多多,而是企业界普遍实施的不成文规定,但其在法律上承担怎样的后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锴曾就过劳死的法律不确定性对新华社表示,2003年通过的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了七种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但并不包括“过劳死”。“严格意义上说,‘过劳死’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按照现行条例,有可能可以将‘过劳死’认定为工伤的情况是,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疾病且48小时内抢救无效的情形。”


谢选骏指出:这些雇员,在和魔鬼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依靠上帝,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拼搏获胜,不仅白白送命,而且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


《中国每年60万人过劳死》(东方日报2021年10月1日)报道:


中国每年有60万人“过劳死”,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


中国电视台央视报导,“过劳”已成中国职场的新常态,而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


资料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中国的“过劳死”威胁对像,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广告、媒体、医疗、金融、教育等各个行业都不能幸免,其中,资讯工艺(IT)是高危行业。


今年6月,中国知名网站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月台上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因他长期加班熬夜,积劳成疾。近期,苏州一个24岁工程师因加班频繁而猝死;与此同时,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也传来两名青壮医生猝死的噩耗。“过劳死”,再度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国智联招聘2015年曾发布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白领上班族生存状况的调查指出,逾70%的上班族有过劳的症状。逾57%加班白领每天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只有26%加班白领三餐规律正常;逾70%的加班白领都有腰酸背痛、精神萎靡、头晕头痛、四肢无力、便秘等症状。


“过劳死”男性居多


中国专家根据92个“过劳死”案例分析发现,“过劳死”以男性居多,公安、新闻、IT、文艺界、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是中国社会“过劳死”的高危险职业;“过劳死”平均年龄为44岁;其中,IT产业“过劳死”平均年龄为37.9岁。


央视指出,许多上班族为了养家糊口、职场升迁或发展,选择“自愿加班”;一旦发生“过劳死”,因法律未对疾病发作与工作之间关联性作出明确规定,导致“过劳死”处于无法律保护的尴尬境地。这种“过劳无责”又加剧了“过劳用工”的肆无忌惮。


面对“过劳死”这一社会现象,中国舆论认为应严格执行劳动法。中国“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迄今很多机构仍未贯彻执行。


不过,许多“过劳死”案例与劳动者自身有关,他们多数是拚命三郎,希望在工作中超越自我。因此,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也是一项自我调适的课题。


近70%人日做逾8小时 脑力劳动者压力巨大


中评社报导,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强度大,68.6%的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


而央视之前报导,因工作压力巨大导致“过劳死”的对象,已经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


本次调查中,受访者所在的行业为:互联网(16.1%)、服务(16.1%)、金融(11.2%)、医疗(10.7%)、教育(9.8%)、建筑(9.5%)、传媒(4.2%)和农业(1.7%)等。


25岁及以下的受访者占6.2%,26至30岁的占29.2%,31至35岁的占34.4%,36至40岁的占16.9%,41至45岁的占7.2%,46岁及以上的占6.2%。32.5%的人来自北上广深,16.7%的人来自其他一线城市,32.1%的人来自二线城市,17.8%的人来自三、四线城市。


调查中,6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强度大,其中11.5%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大。24.3%的受访者表示不太大,5.5%的受访者表示不大。


受访者中的王琛,是一家新媒体公司的运营编辑,他说:“加班是常事儿,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


具体而言,受访者每天的工作时长为:8至10小时(52.1%)、10至12小时(13.9%)、12小时及以上(2.6%)、8小时及以下的受访者占30.2%。


调查中有37.9%的受访者吐槽干不完活儿要“被”加班,且单位没有加班奖励机制。“过劳死”威胁对像中,资讯工艺(IT)是高危行业。


5种疾病导致“过劳死”


从医学上解释,“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将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救治不及时而危及生命。


直接促成“过劳死”的5种疾病依次为: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


除此以外,消化系统疾病、肾衰竭、感染性疾病也会导致“过劳死”。


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调查中,有86.5%的受访者担心,过大的工作强度会影响身体健康,其中24.9%的受访者非常担心,13.5%的受访者不担心。 这是一项对2001人进行的调查。


王琛是一家新媒体公司的运营编辑,他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上班几年,身体大不如前,人也胖了,皮肤也糙了。”王琛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新媒体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脑前看各种内容,不动弹,还耗神。”


在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的徐宁,隐约担心著自己有一天会在工作时猝死,“我们程序员都是夜猫子,经常后半夜下班,周末一睡一整天”。除了作息和饮食不规律,工作要求高也让他感觉心累,“编程是个技术活,大脑超负荷运转,而且编程语言不断更新,程序员的压力就更大了。有时候想只干10年就退休”。


在某文化艺术机构做项目负责人的刘晓燕(化名),偶尔会觉得头疼乏力。她称:“我热爱这个职业和这份工作,加班是没办法的事,我只能尽可能多做运动,从吃的方面犒劳自己。”


谢选骏指出:过劳死的人数远远高于自杀、交通事故和白血病的死亡总数——这就是“现代文明”的恶果。


2021年10月5日星期二

谢选骏:朝鲜战争成功阻止了中国统一(抗美援朝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美国)


《70年了,中共依然重复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谎言》(2020年10月25日 斯洋)报道:


资料照片:在首尔一家韩战展览馆,游人走过战时三名共产党领袖金日成、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像。


华盛顿 — 中共最近发动一切宣传机器高调纪念自己的军队在70年前的10月25日进入朝鲜半岛作战。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发表了讲话。70年过去了,当年有关战争的很多资料已经解密,中共对这场战争的叙事依然是“反抗侵略”和“保家卫国”。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真相一:谁发动了朝鲜战争?


以中国中央电视总台和中共中央军委分别制作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和《为了和平》为例,这两部纪录片不约而同地回避了谁发动了朝鲜战争的问题。对于战争的起源,两部片子都只是含混地将其描述为“朝鲜内战爆发”。但是,事实上,朝鲜半岛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建立两个国家。韩国于1948年8月15日在朝鲜半岛南部正式建国;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半岛北部立国。


《为了和平》的片头说,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武装干涉,同时入侵台湾海峡,把战火烧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样含混不清地说,朝鲜和韩国政府在分割南北朝鲜的“三八线”附近的“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最终在1950年6月25日发生质变。“隆隆重炮轰击的巨响,宣告朝鲜大规模内战爆发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23日为纪念中国军队入朝作战70周年的讲话, 也延续了同样的叙事方法。他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习近平也只字不提是谁发动了那场战争,中共在战争之前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实际的情况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对美国支持的李承晚领导的南方发起了入侵,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朝鲜半岛。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金日成的这个行动事先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可以说是苏、朝共同策划并准备了那场战争。


1949年6月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直在游说斯大林,允许他对韩国发动军事进攻。由于怀疑朝鲜的军事能力,并担心苏联被卷入更大的战争,斯大林一开始拒绝了金日成的要求,也不愿意向朝鲜提供进攻型武器。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1月底的时候,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所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应该指的是:1949年6月,美国从韩国撤军;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关于美国在太平洋防线的讲话。根据艾奇逊的讲话,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又称艾奇逊防线)包括阿留申、日本、冲绳和菲律宾,形成一条弧线列岛。台湾和朝鲜半岛不在“艾奇逊防线”之内。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贝文·亚历山大( Bevin Alexander)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艾奇逊的讲话让斯大林对金日成的提议进行了新的评估。


亚历山大说: “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斯大林后来作出那个决定的原因……因为美国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国不打算捍卫韩国。斯大林认为可以给朝鲜独裁者金日成提供进攻性武器来攻打韩国。”


真相二:毛泽东事先知不知情?


根据苏联解密的资料,斯大林在给金日成开“绿灯”的同时,又要求金日成必须征得“中国同志的同意”。1950年5月13日,拿到斯大林“令箭”的金日成来到北京通知中共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已经批准了他的计划。毛泽东第二天在得到斯大林的确认后,同意先搁置“统一”台湾的计划,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


后来的史料显示,毛泽东虽然事先不知道苏联和朝鲜已经就发动这场战争达成了默契,但是对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的意图,他是知道的。金日成在向莫斯科寻求帮助的时候,也多次寻求毛泽东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金日成的做法应该是受到了中共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启发。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提议是支持的,只是觉得当时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他甚至答应等中国完成统一后,帮助朝鲜实现统一。


毛泽东了解金日成的企图的另一个证据是,在金日成的要求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即1950年3月到4月间,中国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的精锐师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


正在积极为“统一”台湾备战的毛泽东最后为什么会选择同意金日成的行动?后来的分析家们认为,他应该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苏联解密的资料显示,在朝鲜战争前,中国和朝鲜的每一项活动,斯大林都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中国也急需苏联在经济、技术和武器装备上的支持。


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认为,将中国拉进朝鲜战争,显示了斯大林的缜密。因为斯大林知道,如果美国将来出兵支援韩国,金日成顶不住时,苏联是不能出面的,只能靠中国。


但是,也有人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把中国拉进朝鲜战争,是试图用中国的参战来改变全球力量平衡,让美国陷入远东战争的泥潭,无暇顾及欧洲。另一方面,如若中国失败,朝鲜半岛被美国控制,苏联则可以再次名正言顺进驻中国的东北。因为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让苏联失去了曾经在中国东北的权力。


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斯图克(William Stueck)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没有斯大林提供武器,毛泽东提供兵力,金日成是不可能发动朝鲜战争的。他说:“中国人和苏联应该为金日成的行动负责,虽然是金日成首先去找他们寻求他们的许可。金日成非常想让朝鲜半岛归于自己的统治,但是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他不可能发动进攻。”


斯图克撰写过两本有关朝鲜战争的书,一本是《朝鲜战争:一部国际历史》,第二是《朝鲜战争的再思考》。他说,也正是因为认定金日成的行动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担心共产主义进一步在亚洲的扩张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已经让美国担忧),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


获得苏联和中国帮助的金日成势如破竹,三天内打下了韩国的首都汉城,并在战争爆发后仅一个多月就占领了朝鲜半岛95%以上的领土。南韩军队不得不退守南部的釜山防御圈。


朝鲜半岛的战局只是在1950年9月15日,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在韩国仁川登陆后才发生了逆转。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建联合国军,给予韩国军事援助。1950年7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正式建立。


真相三:美国有没有意图侵略中国?


对于中国为什么入朝参战,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最大理由是,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半岛的同时“入侵台湾”,“把战火烧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 所以不得不“抗美援朝”。


无论是习近平的最新讲话还是中国最新的宣传片,都再次延续了这样的叙事。《为了和平》说,“70年前的那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 。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发表了一样的观点。并强调,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然而,事实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敌人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美国在介入朝鲜战争之初,就确定了“有限战争”的原则。杜鲁门政府也一直在努力避免在朝鲜战场上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冲突。


《为了和平》这部宣传片用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1950年6月27日白宫声明来证明美国对台湾企图。宣传片高光凸显了杜鲁门的一句话:“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但是,却有意忽略杜鲁门紧接着的第二句话,“作为这个行动的必然结果,我也呼吁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针对中国大陆的海上或空中的行动,第七舰队将确保其得到执行。”


根据解密的美国军方文件,1950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函东京远东司令部明确表示,第七舰队的任务是“捍卫台湾,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袭击和侵略,同时确保台湾的国民党不会利用台湾作为基地对中国大陆发动袭击。”


1950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第七舰队派驻台湾海峡使命的文件——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说,杜鲁门政府从没有想着入侵中国。杜鲁门用第七舰队“隔离”台湾的举措,一方面是为了让台湾免遭朝鲜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美国国会内部保护台湾的呼声而采取的政治举措。


亚历山大说,“通过‘隔离’, 中立台湾,他(杜鲁门)将使台湾更加安全。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侵略国民党占领的台湾,同时,台湾也将无法返回并攻击中国的沿海地区。就是这个意思。”


杜鲁门当时还表示,一旦朝鲜恢复和平,第七舰队就会撤离。亚历山大说,理论上说,这是个中立的举措,但是,不可避免地被红色中国解读为“挑衅”行动。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也认为,声称美国有意图攻打台湾(?),是中共的故意误导。


美国并不打算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参加朝鲜战争的提议。在朝鲜战争爆发伊始,蒋介石就主动提出可以出动3万3,000人的部队进入朝鲜作战,但是,杜鲁门权衡再三后最终婉拒了这一提议。


中国强调自己是“正义担当”的第二个依据是,美国操控联合国军,跨越“三八线”,“要在朝鲜半岛扩大军事行动”。“ 中国乃至亚洲的和平面临严峻挑战。”


1950年9月,仁川大捷后,随着“联合国军”的节节胜利,麦克阿瑟确实放弃了把朝鲜军队赶出韩国的最初的目标,决定越过“三八线”,“摧毁朝鲜的武装部队”,将“共产主义逐出朝鲜半岛”。


麦克阿瑟的行动当然也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同意,不过前提条件是中国和苏联不卷入朝鲜战争。一旦中、苏同时介入,麦克阿瑟就不应在北朝鲜进行地面战斗,而应防守“三八线”,对北方继续实施轰炸。


“联合国军”最终抵达了中朝边境。不过,即便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也没有打算攻击中国本土。


美国麦克阿瑟纪念馆负责任詹姆斯·佐贝尔(James Zobel)说,麦克阿瑟那句“圣诞节前就回家”的名言也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佐贝尔说: “从我看来,没有入侵中国计划。你知道麦克阿瑟在(中朝)边境上说,我们在圣诞节前回家。意思是,他们不会在那里呆着。因为发表这一声明,他在媒体上大受抨击。但是,我认为,他更多的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 ”


这是麦克阿瑟在1950年11月25日对朝鲜战争前景的判断。他当时说,“你告诉孩子们,等他们到鸭绿江边时,我们就回家。我想确保他们可以吃上圣诞节大餐。”


不过,麦克阿瑟在战争的后期确实建议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甚至建议让蒋介石出兵,并建议考虑动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目标。不过,杜鲁门政府没有采纳这些建议。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被解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与杜鲁门的立场不一致。


美国不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想法也可以从美国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General Omar Bradley)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1951年5月15日,布莱德利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反对将战争延伸到中国。他说,如果将朝鲜战争扩大化,那将是,“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布莱德利在讲话中也指出,美国真正应该防范的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红色中国。 他的这段话后来总是被中国的一些人曲解为,他是指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是错误的,其实,他指的是指麦克阿瑟企图要挑起的“全面对华战争”是错误的。


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美国没有意图征服中国还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重心是欧洲,并非亚洲。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向欧洲盟友和世界证明美国是可以信赖的领导力量。


他说:“在1950年6月前,美国认为韩国是一个合法的国家,而且是美国通过联合国帮助创建了这个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攻击,如果不干预的话,我们的敌人会变得更加大胆,而我们的朋友会担心我们的可信度。”


斯图克解释说,美国担心,如果美国不为追随自己的国家流血牺牲,这会有损北约在欧洲的合法性,因为毕竟美国欧洲国家承诺,为抵抗苏联的侵犯提供保障。


真相四:中国到底为何参战?


中国军队是在“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攻克朝鲜首都平壤后参战的。1950年10月19日晚,2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两水洞与“联合国军”遭遇,在那里,中国人赢得了第一场胜仗。 所以,这一天也被中国用作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的纪念日。


不过,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即便是美国人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的大多数中共政治局的同事当时都反对出兵,认为美国不会危及中国的(中共的)安危。这其中就包括在中共军队大名鼎鼎的将领林彪。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毛泽东正是认定了美国不想扩大战争,才力排众议入朝参战的,因为他有更大的目标。


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曾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说,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真正入朝参战前,毛泽东至少三次提议让中国军队入朝。毛甚至建议,中国军队可以换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进入朝鲜。


不过,毛泽东的建议一直遭到了斯大林的拦阻。后来,在金日成兵败平壤向中国援助时,斯大林也曾给过毛泽东一个选择,中国可以不参战,让金日成组建流亡政府。沈志华认为,斯大林这么做,应该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中苏关系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被迫撤出中国东北而(影响力)下降。


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坚持出兵的一个原因是要以此争取斯大林的信任,并让斯大林相信中国可以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因为这一点,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为了进入社会主义阵营,把入朝作战当作了“投名状”。


他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从毛泽东来讲,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后,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对于中共刚刚取得的政权的稳定。”


在朝鲜战争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但有分工。斯大林说:“欧洲的革命我们管,亚洲的革命,中国管。”


沈志华说,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中国100多万军队到了朝鲜后,毛泽东就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话语权。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共最后出兵朝鲜,让斯大林感动的落泪,因为中国是在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而中国后来也由此换得苏联对中国工业(包括国防军工)建设的倾力支持。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就说过:“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156项。”


苏联的“156项”援助,包括重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全面配套,相当于苏联将自己全套工业体系的一个缩小版支援了中国。除此之外,苏联还派遣了1万多名专家以“手把手教”方式传授,还无偿提供了配套的技术资料。


在最新有关朝鲜战争70年的纪念中,中国专家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抗美援朝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真相五:究竟是谁的胜利?


在星期五(10月23日)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大力渲染“抗美援朝”是中国的胜利。他说:“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一贯的说法也是,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


中国在宣传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时, 总是不止一次地拉出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中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来为自己背书, 因为克拉克说过,“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失望和痛苦。”《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最新的题为“近年忽然冒出朝鲜战争的‘美国胜利论’,这脸皮得有多厚”的文章中就再次这么做了。


可是,从战争直接导致的伤亡人数上来说,中国恐怕很难称自己为一个胜利者,因为中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数倍于对手的伤亡。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纪录片《为了和平》给出的数字是197,653人。来自中国其他方面的数据显示,伤员38万多人。而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的统计,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死亡人数为40万人、负伤人数为48.6万人,被俘人数为21,839人。


相比之下,根据美国五角大楼1994年公布的数字,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36,914人,其中包括非阵亡人员3,262人。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20年7月29日公布的美国重大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36,574人,伤员103,284人。美军的统计数字也得到中国学者们的认可。


美军的这份死亡人数与苏联官方解密文件所显示的美军死亡人数一致,都是36,574人。根据苏联的数据,英、法、土、澳、加等其它国家军队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苏联称中国志愿军的阵亡人数为100万。


关于这场战争对世界的意义,习近平没有告诉中国民众的是,在这场战争里,中国因为在战争后期越过“三八线”作战,曾被联合国决议谴责为侵略者。在此后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


就习近平而言,中国更大的损失可能是丢掉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最重要的一环——“解放”台湾的机会。而习近平认为,“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朝鲜战争前,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的考量是,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不排除与中共政府建立关系。 杜鲁门与艾奇逊在1950年1月有关不会防卫台湾的讲话就被看作是对中共的示好。


从亚洲来说,朝鲜战争后,由于亚洲国家对中国“军威”的害怕,美国得以在亚洲建立了一个遏制中国的盟友圈。


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在战争之前,美国在东亚大陆上没有任何驻军,而现在,美军却一直驻扎在朝鲜半岛,而且有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来。此外,美国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结成了联盟,可能不久的将来还会与台湾结盟,就形成了对中国的海上遏制线,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斯图克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算“打赢”了战争。美中在朝鲜半岛上打成僵局;中国由此在东北边境得到一个“缓冲区”;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在亚洲的“声望”。


对于朝鲜战争,历届美国总统一直以来的看法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打了个平局。不过,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之际,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朝鲜战争并非平局,而是美国的胜利。


奥巴马对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们说:“5000万韩国人民生活在自由和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下,韩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同朝鲜半岛北方的压迫和贫困形成鲜明对照,这就是胜利,这就是你们留下的遗产”。他还说,这场战争向全世界表明,美国依然是争取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力量。


《韩战,我们第一次失败》一书的作者亚历山大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对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是两场战争。美国赢了一场,成功阻止了朝鲜吞并韩国以及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美国输了另一场,因为美国没能将共产主义赶出朝鲜半岛,以韩国的名义统一朝鲜半岛。


乔治亚大学的斯图克说,朝鲜战争中最明显的赢家是台湾和日本。他说,因为这场战争,台湾得以最终脱离共产主义的圈子;日本也是赢家,由于战争刺激,日本的经济得以大力发展, 同时日本还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没有这场战争,协议可能会被大大推迟。


他认为,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是朝鲜的老百姓。朝鲜半岛至今处于分离的状态,战争还造成了朝鲜大约10%人口的死亡。


谢选骏指出: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其实是毛泽东,因为他虽然借此获得了苏联的援助,但却因此失去了消灭旧政权的机会——这样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无法摆脱“红区”和“叛乱集团”的身份,只能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参与国际事务,事事受到世界各国的盘剥。这才合乎苏联的利益。不过苏联过于精打细算而陷入了缺德状态,吃饱了,撑死了。

北中国(共产党中国)网文《朝鲜战争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郭钢 国际政治系九三零一班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报道:

提纲


引言:朝鲜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对中国的错误估计认为中国弱小,不敢与美国发生冲突。认为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因而美国的远东政策以苏联为中心,对华政策也从属于对苏政策。

二、朝鲜战争使美国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

中国政治影响和威望。

三、美国开始把中国摆到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对待新中国的政策

(1) 对华政策从对苏政策中独立出来。

(2) 对中国更加强硬。

政治孤立

经济封锁

(3) 对中国更加重视。


日内瓦五大国会议

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

(1) 朝鲜战争前短暂的摇摆和观望。


(2) 朝鲜战争爆发后占领台湾,援助蒋介石。


对日政策的变化。

(1) 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


(2) 朝鲜战争后开始利用和扶植日本遏制中国。


(3) 朝鲜战争后加紧缔结对日和约。


美国在远东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

美国调整了对待远东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

(1) 民族国家一度附和追随美国。


(2) 朝鲜战争加强了它们的独立倾向。


(3) 美国试图以援助为手段将其纳入战略轨道。


四、美国远东政策调整对以后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1],也是朝中人民共同抗击美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包括中美苏英法五大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几百万军队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程度空前的激烈较量。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朝鲜战争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是世界性的。[2]”这场战争对国际间力量对比和大国的对外政策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而影响到了美国的远东政策。


一、 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对中国的错误估计


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统治阶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中国弱小,不敢与美国发生冲突。例如遏制理论的创始人乔治·凯南于1948年提出美国对远东的战略估计,设想中国大陆局势的逆转对美国“不是致命的,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短期内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3]。确实,同美国相比,当时中国只是一个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有了急剧的增长。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二战中扩大了50%。战后初期美国生产将近世界一半的商品和劳务[4]。在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877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7%,是中国的144倍。当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507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3,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人民币574亿元[5]。除此之外,美国的军事实力也远远超过中国。当时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如杜勒斯、麦克阿瑟等人甚至主张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教训一下中国。例如,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杜勒斯还在叫嚣在台湾教训中国。1950年6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称:“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90%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因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准备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共产党人甚至可能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6]”而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还狂妄地“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福摩萨,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7]”


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对中国的另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由于国力弱,只能依附于苏联。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更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1950年3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演说中称:“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8]”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也认为:“艾奇逊不是把毛泽东当成一位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继续强调北京与莫斯科的联系,并暗指中国就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负责远东问题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把毛的中国贬为仅仅是一个‘俄国的殖民地政府,一个大型的斯拉夫满洲国’。[9]”


从这两点出发,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直是把苏联作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当时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从属于美国的对苏政策的。例如,在美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在1950年5月和6月两次提到,台湾“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这一说法的前提是认为如果中共占有台湾,必然会供苏联使用[10]。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估计中国不会出兵。美国国防部长詹逊事后承认,当时“更多地估计了俄国的干预问题”[11]。甚至在中国出兵以后,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仍然“把中国的干涉看成是由苏联指挥的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侵略的一部分。[12]”不仅美国,当时西方世界也普遍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50年8月17日,在谈到朝鲜战争的时候戴高乐说,这种战祸很可能会蔓延到欧洲[13]。


二、朝鲜战争使美国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的胜利,使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不得不对远东地区的形势作出重新估计。


朝鲜战争使美国直接体会到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出兵抗美援朝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以绝对劣势的装备,在没有海军、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连战连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38度线附近,使敌人遭到了“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14]。麦克阿瑟在其所谓“圣诞节攻势”一败涂地后,于1950年12月3日在向总统的报告中惊呼: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15]”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了107个陆军师,还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地建设起一支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于1951年11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哀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16]”此外,中国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等现代化技术兵种也得到了大力加强和实战锻炼,我军实现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17]”


朝鲜战争还使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印象。

朝鲜战争对于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2亿元[18]。但是,与美国的预计相反,经过三年战争,全中国在抗美援朝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343亿元,粮食出口平均每年31亿斤,国家财政收入也由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75亿元[19]。由于打退了美国对东北边境的威胁,南满电力也有了保障,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就可以放手进行了。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就于1953年5月15日签署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重要企业工程,其中大部分在东北[20]。这些企业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我国工业中的骨干企业。据估计,东北地区在1949年提供了34%的中国工业产品,在1952年提供了52%[21]。


朝鲜战争也使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意志和国际影响有了新的认识。

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15个仆从国的军队,中国毅然决然出兵抗美援朝,显示了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坚强意志。“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22]”这一点连苏联也不得不折服。接到中共中央决定出兵的通知后,斯大林非常感动,从此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马列主义者[23]。瑞士学者卡普尔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使他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不管中苏合作的程度如何(对合作的看法似乎有分歧),中国对其边界进行的成功的和独立的防御,以及把美国的军队困在战场上动弹不得,这一方面打破了美国关于中国是苏联一个卫星国的神话,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苏联把中国置于依附地位的一切企图。[24]”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空前提高。《纽约时报》1951年1月5日社论认为:“共产党中国正获得巨大的威信,而西方人的威信则反而在衰微。[25]”战争期间,伍修权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当面痛斥美国罪行,这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美国的盟国也开始改变态度。1953年5月12日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在英国下院发言时说:“它(指中国)那时不是大国但是现在,在一个不同的政府之下,它看来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力的国家。它有权利列为五大国之一,并且我不认为应当拒不给予它的地位。[26]”时至今日,美国学者仍认为:“朝鲜战争标志着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出现。[27]”


三、美国开始把中国摆到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朝鲜战争后,面对远东地区的新形势,美国的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和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开始把中国摆到了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经过这场战争,美国对新中国更加强硬和敌对,同时也更加重视。

在战场上遭到迎头痛击之后,美国统治者认识到:在远东地区,中国是唯一既有实力又有决心同美国较量的国家,而真正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倒是苏联。1950年10月,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之时,苏联驻华大使紧急约见周恩来,称原来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事,以没有做好准备为由,决定暂缓出动[28]。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始终没有公开出兵。从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对苏政策中独立出来,并把中国作为远东地区冷战“遏制”的中心。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1月8日的第六篇国情咨文中还声称:“侵略朝鲜是俄国共产党独裁政权一步一步地征服世界企图的一个组成部分。[29]”到1952年1月9日的第七篇国情咨文中就成了:“在亚洲,新的共产党帝国每天都在威胁着千百万人民。[30]”1953年4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第148号文件,基本上确定了未来几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该文件指出:“美国在远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与苏联紧密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威胁。[31]”杜勒斯宣称,中共是“过去和未来潜在的侵略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根源,是比苏联更具冒险性的敌人”[32]。


朝鲜战争使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都愈演愈烈。在联合国,美国更加坚定地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并于1951年2月1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污蔑受侵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非法决议案。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五大国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成员不与中国人握手,甚至不惜拒绝中国提出并得到各方默认的和平谅解,极力孤立中国。在经济上,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的制裁。朝鲜战争以前于1949年11月成立的15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协调委员会,直到1950年1月开始活动时还是一个非常设机构。后来为了加紧禁运在其下设“统筹委员会”,主要管理对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贸易。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9月专门在其下另设“中国委员会”,管制对中国的贸易。中国禁单是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多500余种[33]。1953年9月27日,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在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中声称:“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促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34]”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如基辛格所说:“20年中实际上存在的敌对状态,由于朝鲜战争而加剧了。[35]”


另一方面,经过朝鲜战争,美国也认识到: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远东地区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加是解决不了的。1954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美、英、法、苏外长会议最后决定:1954年4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1955年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提出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经过磋商,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国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1949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处于中共控制之下”[36]。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期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摇摆和观望,甚至准备放弃台湾。美国国务院1949年12月23日在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中明确提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利用一切材料来对付错误的印象,即美国无论如何有责任或有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避免发表言论说台湾的最后地位须待对日和约来决定。[37]”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关于台湾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38]”一周以后,艾奇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发言说:“我们不可把中国人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引到我们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都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违反我们自己的利益的。[39]”


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他们又把自己的言论逐条推翻了,因为他们认识到,此时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其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远不可同年而语。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推翻了他以前所作的表态,公然打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自即日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十余艘军舰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的海、空军[40]。李普曼认为“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美国在福摩萨海峡为蒋介石巡逻警戒,它已成为中国内战的参与者。[41]”除此之外,美国还开始大力扶植蒋介石,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经济援助。从1950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共向台湾当局提供了14亿美元以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42]。在整个50年代,蒋介石集团平均每年从美国得到2.5亿美元的援助[43]。


除了对华政策以外,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有很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竭力造成了单独占领日本的局面。1945年9月23日,在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中,把对日占领的基本目的定为: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44]”。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占领当局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迫使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从属于美国。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还是心存戒备的。美国迟迟不签署对日和约,长期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1949年初,杜鲁门总统的特命全权公使、盟总经济顾问、美国银行家道奇在日本实施的经济路线,使日本经济限于通货紧缩而引起的停滞状态[45]。


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已在考虑在远东地区用日本来代替蒋介石集团以抗衡苏联;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美国的意义日益重大,美国要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遏制中国的后方基地,同时要让日本重整军备,以便美国腾出手来对付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扩张”。前一个目标很容易地就达到了。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军需物资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场立即活跃,出现了所谓“动乱景气”。日本的出口也剧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鲜的美军基地,也是美国战斗部队的集结地、休养地。军需物资的大部分在日本筹集,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进行。具有生产大量军需经验的发达工业国日本很容易地就适应了美国的要求。日本因朝鲜战争,从多种渠道获得了美元,这种美元收入被称为“特需”。日本贸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万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达到了6200万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后进一步增大,1953年达到8.03亿美元。1952年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六成。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感叹道:“正是朝鲜的大杀戮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46]”但是美国的后一个目标却没有得逞,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的抵制。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领导层担心重整军备会增加财政负担,从优先考虑日本经济重建的观点出发,抵制美国增强军备的要求。日本的实际重整军备进展非常缓慢,而防卫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度的3.3%降到了1960年度的1.0%[47]。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加紧了缔结对日和约的步伐。负责对日媾和事务的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在战争爆发后即指出:“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在谈到对日媾和的基本原则时,杜勒斯明确指出对日和约必须要“确保日本附属世界自由国家,确保它在抵御共产党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中充分发挥作用。[48]”其矛头显然是针对中国的。1951年9月8日,美国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在旧金山缔结了非法的片面对日和约,5个小时以后又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次年2月28日,美日又签订了关于实施安全条约细则的《美日行政协定》。这样,美国就把日本纳入了自己在远东地区对抗中国的战略轨道。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了在远东地区构筑军事同盟体系的步伐。

朝鲜战争以前,美国也曾有在远东地区构筑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体系的想法,但当时的这一构想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仍然承袭着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思想。凯南在1948年8月20日评论美国对外政策总趋势时曾说:“我们应该先选定一些世界上我们不能听任落入敌手的地区:丙、日本和菲律宾。[49]”颇为巧合的是,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提到美国远东地区的防区时指出:“这个防区自阿留申起,经日本直至硫球群岛自硫球群岛起,到菲律宾止。[50]”李普曼写道:“艾奇逊宣布了美国在亚洲新的战略防御线,这条线伸展到日本和菲律宾,但好象把福摩萨和朝鲜都排除在外。[51]”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大大加快了建立军事同盟体系的步伐,而且该体系的目标也明显地由遏制苏联转到了遏制中国。从1950年到1954年的短短四年间,美国就在中国周围拼凑起十几个军事条约或协定,把十几个国家拉入了远东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参见下表:


表1 1950-1954年间美国与远东国家或地区签订军事条约简表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参加国或地区


条约名称


1950年10月17日 曼谷 泰国、美国 关于军事援助协定

1950年12月23日 西贡 美国、柬埔寨、法国、老挝、南越 关于印度支那共同防御援助的协定

1951年8月30日 华盛顿 美国、菲律宾 军事同盟条约

1951年9月1日 旧金山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 安全条约

1951年9月8日 旧金山 日本、美国 安全条约

1953年9月 台北 美国、台湾 军事协调谅解协定

1953年10月1日 华盛顿 韩国、美国 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3月8日 东京 美国、日本 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954年5月19日 卡拉奇 美国、巴基斯坦 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954年9月8日 马尼拉 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太平洋宪章

1954年12月2日 华盛顿 美国、台湾 共同防御条约

1951年5月24日,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中不无得意地宣称:“在亚洲,自由国家正在一个从阿富汗到朝鲜的广阔弧形地带同多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做斗争。[52]”从地图上就能看出,这条“弧形地带”所包围的正是中国。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方针》认为,共产主义对亚洲的统治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要对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开进攻”予以坚决反击[53]。到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更加变本加厉地从军事上包围中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54]。1954年,杜勒斯把南朝鲜、台湾和印度划为“抵御中国共产党侵略”的三个重要保护地区,还要扶植日本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基地和“反共经济堡垒”[55]。

朝鲜战争后,美国对远东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也作出了调整。

在朝鲜战争以前,远东地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曾经一度对美国有惧怕心理,在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也有求于美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附和和追随美国。例如在朝鲜战争初期,缅甸、巴基斯坦给联合国军送去了大米、小麦和橡胶,印度提供了医疗队,而泰国和土耳其则派出了军队充当美国的帮凶[56]。而此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却并不怎么热心。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进行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由于得不到国会和垄断组织的支持,这项计划直到近一年半以后才被列入“对外经济援助法案”的第四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逆转。新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记者也承认:“北平集团在邻国中的威望和影响得到了极大的增长。[57]”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打消了疑虑,加强了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倾向,美国的指挥棒渐渐不灵了。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国会人民院发表关于印度参加朝鲜政治会议的演说中讲到:“亚洲国家,不论是怎样弱小,并不愿意被人忽视,也不愿意被人置之不理,更不愿意受人欺压。无论如何,旧时的帝国主义除了在零零落落地还在苟延片刻以外,已成为过去了。[58]”

面对这种形势,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加紧执行第四点计划,同时援助的重点也从以经济为主转向以军事为主,从以欧洲为主转向以亚洲为主。这样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军事援助为手段,美国就逐渐将远东地区的独立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上来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宣布将给不发达国家以技术援助,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目的是使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家会抛弃它们的妄想,参加到自由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来。”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开展援助法案》,并拨款3500万美元用于计划第一年。到1953年4月,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这一计划。1950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计划”报告的“对外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写道,美国目前正向中东、远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它们“恢复和维持国内安全,有几个国家,在一旦出现重大外来侵略时,可以担负起有限的防务任务。”1951年5月24日,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中要求1952财政年度拨款85亿用于对外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占62亿。1951年10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取代了原来的《援外法案》,对外援助的重点从经济援助转向以军事援助为主,援助地区由欧洲向亚洲扩展。根据该法案,援助总额为521亿,其中亚洲占247亿,居各洲之首[59]。在上述杜鲁门的第七篇国情咨文中,杜鲁门大谈中国的威胁之后,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增加我们对他们(指亚洲各独立国家──作者注)的援助。这意味着需要军事援助。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经济援助。”


四、美国远东政策调整对后来的影响


总之,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使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轻视,从此把中国摆到了其远东政策的核心位置,并围绕这一点作出了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对于美国和远东地区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十年代以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争霸态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考虑利用中国抗衡苏联,这与朝鲜战争后美国的政策调整是有直接联系的。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朝人民的胜利,尼克松是请不来的。


现在,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冷战以后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又开始把中国摆到了突出的对手的位置。近年来,美国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经济贸易等方面与中国作对,在台湾问题上也一再制造事端;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远东地区各国与中国为敌。对此我们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参考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朝鲜战争”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161页。

黄素庵、甄炳禧著《重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00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4、5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97页。

[美]马修·邦克·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51页。

同[6],第61页。

[美]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于滨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690页。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36页。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24页。

Stephen A. Flanders and Carl N. Flander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340.

[法]多米尼克·弗雷米著《法国历届总统小传》,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287页。

传引自《时事手册》1950年第5期,第19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61页。

同[15],第203页。

同[15],第196页。

同[5],第3页。

同[11],第138、139页。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80年)》,法律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第125页。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84页。

同[7],第255页。

同[15],第30页。

[瑞士]哈里什·卡普尔《觉醒中的巨人》,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一版,第40页。

转引自《世界知识》第23卷第3期。

同[6],第1149页。

同[12],第341页。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页。

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100页。

同[29],第115页。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96页。

同[31],第299页。

朱庭光主编《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6页。

同[6],第1378页。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第219页。

同[10],第135页。

同[6],第7页。

同[6],第10页。

同[6],第27页。

同[5],第4页。

同[9],第705页。

同[3],第181页。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491页。

同[20],第181页。

[日]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同[45],第272页。

同[45],第286页。

同[31],第283页。

同[20],第10页。

同[6],第28页。

同[9],第700页。

同[3],第150页。

同[3],第170页。

[美]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4》,纽约,1985年,第174页。

同[3],第151页。

《战后国际关系史讲义(1945──1969)》,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1982年印行,第79页。

[美]拉瑟福德·W·波茨《韩战决策》,河冰译,第255页。

同[6],第1371页。

同[3],第147页。


谢选骏指出:上文集中代表了“北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自欺欺人。试想,连自己头上的国民政府都未能推翻,中共就插手国际事务,结果迄今为止年了都未能扶正、正名,未能获得噶朝换代的合法性——“抗美援朝”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毛泽东聪明一点,先拿下国民政府的最后据点台湾,再来参与国际事务,他领导的“新中国”就能与美苏并列了,而不仅仅是苏联的随扈了,更不会有大饥荒饿死数千万顺民了。


《朝鲜战争70周年:鲜为人知的八个历史细节和现实意义》(2020年6月25日 BBC)报道:


美国和中国曾经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


“那是1950年的一个礼拜天,我们当时正在教堂里,听说要打仗,心里很痛苦。”朝鲜战争的亲历者李先生曾向BBC回忆说。北朝鲜军队在6月25日进入韩国,不到一星期,就拿下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


几天后,北朝鲜军队开进位于朝鲜半岛中心的原州,当时李先生一家就居住在此。"你可以想像到我们的恐惧。"


距离朝鲜战争的爆发已经过去70年,在美国它是“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它是“抗美援朝”,在朝鲜半岛,这场战争造成的伤痕依然未能愈合。


70年过去,三八线附近仍然是全球瞩目的军事热点区域。70年过去,当年站在朝鲜与韩国背后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经历了破冰、融合,到再次走到针锋相对的对立面,为这场还未结束的战争赋予了现实意义。


朝鲜战争爆发7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重温一些历史细节,为当前围绕半岛的大国博弈提供一份历史注脚。


细节一:抵抗侵略还是被裹挟上船

“我们大家那会儿对美国特别仇恨,大家说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日本刚侵略了一次,美国又来侵略我们。这次咱们不做亡国奴,咱们一定要参加‘抗美援朝’,大家纷纷报名,没有一个不报名的。”一位中共离休干部曾向BBC中文回忆。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抵抗侵略一直是这场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官方语境强调战争起因是美国支持的南朝鲜入侵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共产党政权,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了三八线,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安全,因此中国被迫派出兵参战。


这种说法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构建,北朝鲜称,“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突然袭击,这次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说,是抗美卫国战争”。


不过随着停战协议、中美建交、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史学界普遍认为,是金日成在得到苏联同意和支持的承诺后,首先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发动突然进攻。


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阮铭曾向BBC中文表示,实际上当时斯大林跟金日成之间的约定,毛泽东并不知道。毛泽东质疑来中国谈判的金日成,是否有能力打下韩国全境,如果美国介入并登陆怎么办。“但是金日成拿出斯大林跟他谈话的记录,毛泽东就想2比1,斯大林跟金日成说要打,那他就反对不了。”


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共产党军队突袭南方,在战争最初势如破竹,当年9月初几乎攻占朝鲜半岛全境。但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由美军指挥的联合国军帮助韩国军队予以抵抗,9月15日成功实施仁川登陆,一举反攻,改变战略态势,金日成军队很快陷入绝境。


10月,联合国军北部战线已经推进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


面对这种危机局势,毛泽东感觉非常为难,阮铭回忆,“胡耀邦曾讲,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期几天几夜抽烟不睡觉,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是反对的,另外对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很了解,后来主张打的占了上风,周恩来就说,在门外打比较有利。”


紧接着,毛泽东又收到斯大林的秘电,要求中共出兵援助北朝鲜。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有贼心没贼胆,最后贼胆占上风了,忘了贼心应该先拿下台湾、证明自己具有合法的“天命”。


细节二:中美的战略误判

最终,战争爆发近4个月后,中国入局。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电令中国东北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后来取得全面胜利的“第一次战役”,因此25日被中国官方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一场代价高昂的局部战争,但事后的诸多历史材料显示,这场战争存在诸多误判。


就美国而言,参与战争的直接目的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任总统杜鲁门称,如果任由共产党武力入侵韩国,而未受到反对和抵抗,那没有小国有勇气抵抗强大的共产主义邻国的侵略,那么就如二战爆发之前的局势一样,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就中国而言,即便参战前夕,介入这场战争也是不情愿的,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台湾,而非朝鲜。


阮铭回忆,“中国比较意外,因为中国当时的下一步是解放台湾,实际上毛泽东是这样打算,老百姓心里也是这样想的,那么突然爆发一个韩战(朝鲜战争),毛泽东1949年去莫斯科跟斯大林谈就是希望解放台湾,斯大林也答应了,实际上当时斯大林看起来还留了一手,就是跟金日成之间的这种(约定),毛泽东并不知道。”


直至近些年,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纪念朝鲜战争的文章中也表达出类似的意见,“朝鲜战争之所以不可忘却,是因为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中国刚获解放,百废待兴,还面临着繁重的追击残敌任务,还有台湾和西藏问题亟待解决。不合时宜的战争彻底打乱了国内议程。”


约瑟夫·古尔登所著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一书通过历史资料认为,中国参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如果坚持最初的策略,打到三八线停下来,还原北朝鲜南下前的局势,甚至,只让南韩部队越过三八线继续往北进攻,战争可能都不会扩大。


中国政府曾反复警告如果打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充当两个阵营的沟通渠道。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通过他对美国喊话,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也向潘尼迦表示,美国越过三八线,“不会坐视不顾”。古尔登在书中披露,潘尼迦问周恩来,如果是韩国人越过三八线打过来呢?周恩来认为,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中国不会动。


就在这些警告声中,美国中情局则在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已决定不公开介入”。美国因此不顾这些警告,继续北上,导致中国参战,战争扩大。


基于这些误判而爆发的战争,不禁让人发问,这场损失重大的战争究竟值不值得?


冷战史专家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在国内力排众议坚持出兵的一个原因是要以此争取斯大林的信任:说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能够担当责任的一员。这样才能让中苏同盟起到稳定新中国的作用。


如果这是中国参战的目的,那目的显然达到了,战后苏联的援助源源不断。中共刚刚建政,这一仗也客观上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代价则是,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耗巨资参战,国内的发展和稳定被大大限制,而且这一战使美国回到东亚,“解放台湾”的日程也被搁置。


美国最初参战的目的也达到了,即保住南韩政权。但之后消灭北朝鲜政权的目的未能实现,不过美韩自此建立军事同盟,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支柱之一。


谢选骏指出:朝鲜战争改变了美国——北朝鲜南侵、联合国军并吞北朝鲜,都是违反了美苏之间瓜分亚洲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从此以后,美国不得不为《雅尔塔协定》割让中国蒙古地方的错误付出代价。


细节三:中美之间没有宣战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短兵相接的中美两国,从未互相宣战。


彼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五年,参战各方都默契地将其控制为“有限战争”。


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名义赴朝,以示中国没有跟美国宣战。而美军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而非单一国家参战。


美国意会到这点,为免与中国全面开战,美国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出动33000人部队进入朝鲜作战的提议,因为“如果台湾的军队出现在朝鲜,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所以“绝不允许蒋介石成为对中共战争的导火索,这样的结果可能使我们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美国告诉蒋介石如果乘朝鲜战争之际“反攻大陆”,第七舰队将武力阻止,第七舰队甚至将靠近大陆的金门岛等排除在美国保护之外。


苏联则完美地扮演了一场“代理人战争”的幕后角色,一方面对中国和北朝鲜提供各种支援,另一方面,严禁己方直接参与到战争中。在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后,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援给予直接军事援助,这一请求被斯大林搁置。


苏联揭秘的档案披露,苏联的意图是不直接参战,把战争在朝鲜半岛的范围内扩大,使美国深陷对朝鲜的军事干涉之中,也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远东。


谢选骏指出:苏联为了实现上述战略,必须使得中国维持分裂状态——他们首先劝阻毛泽东越过长江,接着干扰毛泽东渡过台海。毛泽东没有听从苏联的命令在1949年4月直接越过了长江;而且不到一年就发起了海南岛战役,渡海登岛作战的海南岛战役自1950年3月5日起,至5月1日结束,历时56天。此战以木帆船为主,为渡海攻台做出了预演。于是斯大林急眼了,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绥靖中共的初衷,第七舰队开始巡航台湾海峡,成功阻止了中国的统一。


细节四:战争原本不到一年就可结束

美国接连误判中国在朝鲜的参与程度,直到11月才承认中共军队在朝鲜的存在,并认为是小规模、防务性的。随后美国发动“圣诞攻势”,力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斗。然而,中国军队发起第二次战役,不到一个月将联合国军打退回三八线。第三次战役后甚至退回汉城以南。


1951年1月13日,志愿军在连续发动三大战役取得节节胜利后,联合国军提出停战建议。


但这次误判者轮到中国。毛泽东要求趁热打铁,指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朝鲜半岛。


沈志华曾向BBC中文表示,中国拒绝的原因是有两个判断失误。第一,认为这个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试图利用和谈喘一口气。其实美国是被迫接受议和的,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拒绝,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第二,对敌我力量判断失误。


此时,中国志愿军与美军的伤亡比例是0.6:1,而两年后签订停战协议时反转为2.6:1。


如果1951年1月停战,这场战争的规模将控制在半年内,中国则将仅以较小代价完成战略目标。错过这次停战机会,使战争又延长了两年多,并付出了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代价。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对中国人而言,这一描述也未尝不准确。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比斯大林愚蠢的多——毛泽东支持朝鲜统一,斯大林却阻碍中国统一,为此斯大林不惜挑起朝鲜战争、阻碍中国统一。


细节五:战争死亡人数争议

中国官方经常自豪地引用当时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的话——“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以此暗示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根据199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中国先后入朝作战的总兵力近190万人。


但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的具体伤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但无论哪种统计方法,都能显示出中国参战的惨重代价。


直到1953年7月27日宣布停战。中国最初的统计数字,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148977人、负伤220218人,失踪25621人及被俘21400人。


但近些年这一数字有所修改。2010年出版的中国《文史参考》又称,共有18万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牺牲。


据美国方面统计,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40万人以上、负伤48.6万人及被俘21839人。


相比之下,联合国军伤亡较轻,但也非常可观。联合国军共死亡57606人,伤病115183人,失踪及被俘6973人,总计179762人。 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占外国军队死亡总数的94.16%。


在美国,这场战争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越战之间,规模和历史影响都要小得多,因此也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


谢选骏指出:对美国来说,抗美援朝是“被遗忘的战争”,但对中国来说,这却是“历次整人运动”的灾难开始。


细节六:日本的“天佑神助”

如果说这场战争有谁获益,那么日本必然在列。


朝鲜战争爆发后,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天佑神助”。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一片废墟,遍地焦土。1950年,仍在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正处于“经济萧条的边缘”。


但日本的萧条就此反转,联合国军参战一个月后,就在横滨设置机构,开始从日本大量采购前线所需要的被服、军用毛毯、作战沙袋以及各种钢材等军需物资。从1950年到1952年底,美国的军需物资采购额度达10亿美元。


而这些战时订单,为复苏中的日本工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需求,后者可以心无旁骛地投资和生产。


战争后期,1952年,占领军司令部甚至允许日本企业生产兵器和弹药,再加上修理车辆、飞机等业务,那些曾在二战中生产战斗机、坦克等的重工企业得以东山再起。


日本获得的战争红利,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到1955年,包括间接军需物资在内的总额度至少有36亿美元。


美国订单带来的不仅是需求,还有美国的产业经验,包括技术、工程和质量管理等,这些先进的经验如一针强心剂快速注入疲弱的日本经济,日本不仅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将经济恢复到二战以前,也为之后半个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基础。


政治上,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因此从占领与被占领,变为盟友关系,并在外交上重返国际社会。


谢选骏指出:朝鲜就是日本的生命线,只有控制朝鲜半岛,才能抑制日本的东山再起。


细节七:理论上讲,这场战争还未结束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了军事分界线,而交战双方各后退了两公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战争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遣返战俘等。


此外,交战双方的武装力量在停战协定签订的12小时内停止敌对行为,72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而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的60天内,各方将其收容的战俘分批遣返,或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


虽有停战协定,但双方未签署和平条约,因此朝鲜战争从国际法上来讲并未正式终止,三八线地区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军事对峙区域,不时发生小规模朝韩军事冲突。


值得一提的时,当时南韩领导人李承晚反对下,韩国并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不过韩国执行了协议的条款。


随后的几十年,朝韩两国都曾单方面宣布退出停战协议。


1954年,韩国方面称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朝鲜停战协定》。


2009年,由于不满韩国加入“防核扩散安全倡议”,朝鲜方面表示,停战协定失效,朝鲜将不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


2013年,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从3月11日起,不再承认停战协定,朝鲜人民军将处于“全面对抗战”的准备状态。


2018年,停战协议似乎迎来一些好消息。9月9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平壤共同宣言》,承诺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韩国青瓦台首席秘书尹永燦甚至分析,事实上形同宣布战争状态结束,为朝韩互不侵犯提供保障。


但好消息没有继续执行的下文,并在2020年出现反转。


今年6月,朝韩关系突然变得紧张,据称直接原因是一些“脱北者”组织在两国边境通过气球向朝鲜发送宣传单和优盘。随后平壤宣布切断和首尔的所有官方联系,几个小时后,朝鲜炸毁了位于边境小镇开城的朝韩联络办公室所在大楼。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李雷夫(Leif Eric-Easley)表示,朝鲜方面炸毁联络大楼标志着对朝韩合作的全面摧毁。


谢选骏指出:朝韩分离并不一定要导致朝韩对峙,关键在于朝韩双方是否能够他们的主子——美苏两霸——一样和平交往。


细节八:朝鲜战争的现实意义

不同与朝鲜与韩国,过去70年,另外两个参战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令人咋舌的转折。


朝鲜战争之后两国对峙近30年,19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破冰。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密切,2001年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加入WTO,走上全球化的道路,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中国用了40年时间,经济总量发展到全球第二,从不及美国的零头,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水平。


而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像经济一样全面改革,当一个与西方迥异的庞大国家快速崛起,不可避免地爆发矛盾。


矛盾以贸易战的方式首先爆发。同时,两国之间"科技冷战"的趋势也被频频提及。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中国企图要在未来主要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诸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这是竞争的核心,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就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要强国。


美国专家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的基础并非维持庞大的常备军,而是高科技武器系统。如果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成功,那么美国军事实力就可能要落后。


根据BBC驻美记者报道,美国国防部现在认为,对付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主要军事目标。


中美关系由密切合作,转向互不信任,另外界对朝鲜半岛局势脆弱的平衡更加担心——一旦朝鲜局势突变,爆发战争,可能再次成为中美对抗的角力场。


更令人忧虑的是,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力,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烈度和影响或许不会再是"被遗忘的战争"。


美国安全事务作者迈克尔·佩克(Michael Peck)在《国家利益》上发文说,一旦中美发生冲突,失控的风险很大,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战争冲突中表现出迅速升级取得速胜的特点,即使在冲突过程中展开谈判,往往也要等到在冲突中取得有利地位后。


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学者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撰文称,共产主义中国在冲突初始阶段只有面对弱势一方才愿意建立沟通渠道,否则中国会切断沟通,直到他们在战争中显示了足够力量后才考虑沟通。


虽然梅惠琳承认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从前战争时期的中国,中国现在的军力超过邻国,经济也更融入全球市场,但是中共控制公众舆论的能力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因此,中国公众舆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可能增加中国在冲突中妥协让步的难度。


谢选骏指出:朝鲜战争成功阻止了中国统一,正式形成了现代南北朝的格局。朝鲜战争迄今为止70年多,但中国内战却超过了110年(1911—2021)——抗美援朝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美国,而且还将继续改变世界。因为只要两个中国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就会继续折腾,直到全球天翻地覆。


谢选骏:商学院为何受到大自然的严惩

《疫苗保護力降太快?哈佛商學院3天確診增30%》(2021-10-03 自由時報)报道:


哈佛商學院在經歷病毒感染飆升後被迫關閉,大部分學生改采線上教學。


美國哈佛商學院(HBS)學生有1700多人,95%的學生和96%的教職人員都已完全接種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苗,但是9月份開學後,仍擋不住新壹波疫情爆發。由於確診病例激增,哈佛商學院大部分學生轉為線上授課,目前已停止了工商管理碩士(MBA)所有壹年級生和部分二年級生的課堂教學,重新改回遠距線上教學。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HBS在壹份聲明內說明,盡管疫苗接種率高、且檢測頻繁,商學院學生確診案例占哈佛大學2/3,感染率是哈佛其他學院的12倍,MBA學生中的 Covid-19病例在短短3天內激增了30%。


哈佛商學院院長達塔爾(Srikant Datar) 說,這些令人痛心的數字如此之高,以至於引起了當地公共衛生官員的檢視。 該大學在聽取了市和州立公共衛生官員的建議後做出了決定,在10月底前,幾乎所有學生都將改采線上教學。


所有商科學生每周須篩檢3次


HBS 還宣布,為減緩病毒傳播,無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所有商科學生都必須每周接受3次Covid-19測試。此前,該大學的要求是完全接種疫苗的學生每周檢測壹次,未接種疫苗的學生每周檢測2次。哈佛還要求學生避免與家人以外的任何人參加社交聚會,而是在網上與朋友社交。


以色列、新加坡及美國都以施打mRNA疫苗為主,最近都相繼爆發新壹波疫情,“突破性感染”案例也越來越多,因此這些國家都開始為民眾追加施打第3劑,以色列甚至“超前部署”,要民眾做好打第4劑疫苗的心理準備。


以色列衛生部7月間報告,2劑輝瑞/BNT疫苗對Delta病毒只有39%的效力;該國另壹項研究也赫然發現,打完輝瑞/BNT疫苗的人體內抗體濃度竟以每月下降40%的速度在減少,痊癒者體內抗體則是以每個月4%的速度下降,因而推測體內的抗體濃度下降太快是以色列疫情再度爆發的主要原因。


谢选骏指出:为何“商學院學生確診案例占哈佛大學2/3,感染率是哈佛其他學院的12倍,MBA學生中的 Covid-19病例在短短3天內激增了30%。”?——看来,商学院受到了大自然的严惩。那么商学院为何受到大自然的严惩呢?可能,因为商人带头促销、破坏地球环境,所以冥冥之中也就首当其冲了。因为很明显,武汉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地球环境剧烈变动的直接后果!就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现在的商战和战场经济,就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残酷无情。现在的商人就是战士,不仅掠夺,而且杀人,顺手也就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

谢选骏:国家公园捡到的宝物竟归发现者个人所有

《4.38克拉:美國夫婦公園隨手撿到寶貝 竟是…》(2021-10-03 新頭殼newtalk)报道:


美國諾琳與麥可夫婦(Noreen and Michael Wredberg),近日到阿肯色州鑽石坑州立公園尋寶時,在壹小時內撿到1顆黃色“石頭”,經過檢驗後證實那是4.38克拉的黃色鑽石,這是今年為止在此地發現的最大鑽石。


諾琳和她的丈夫麥可大部分空閒時間,都在旅行和參觀美國的國家公園,這對夫婦 9 月 23 日早晨抵達鑽石坑,諾琳開始在礦井入口附近的陰涼處尋找,但麥可建議到更遠的地方冒險。


“那天早上樹蔭下很冷”麥可說,“所以我告訴諾琳我們應該去田地中間,那裏比較暖和。”大約 40 分鐘後,諾琳就在搜索區域的壹條中央通道北邊,發現了壹顆閃閃發光的寶石。


諾琳透露,當時她不知道這是鑽石,但它乾淨有光澤,所以就把它撿了起來。


諾琳把石頭交給了麥可,並將它帶到公園的鑽石發現中心進行鑑定,檢查完石頭後,公園工作人員告訴麥可,這是壹顆非常大的黃色鑽石。


諾琳透露,當時她不知道這是鑽石。   圖:翻攝自鑽石坑州立公園官網


公園口譯員考克斯(Waymon Cox) 說,公園裏許多最大的鑽石都是在地面上發現的,“我們定期對搜索區域進行耕作,以鬆動土壤並促進自然侵蝕。鑽石相對於它們的大小來說有些重,並且沒有靜電,所以汙垢不會黏在上面。當雨水揭開壹顆更大的鑽石,太陽出來時,它的反光表面通常很容易看到。”


谢选骏指出:让共产党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国家公园捡到的宝物竟然也可以归于发现者个人所有!而在共产党中国,从“一切缴获要归公”发展到“一切收获要归公”,通过“政府先富”,最后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就是官商勾结的共产党人。这些党棍不仅把钻石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还把发现钻石的人们以及各种发明创造关进大牢。

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谢选骏:神父就是和尚



《法國天主教會有近3000名戀童癖 震撼獨立調查即將公布》(2021-10-04 聯合報)报道:


負責人馬克索維表示,該委員會的調查發現了「2900至3200名戀童癖牧師或其他教會成員」,並補充說這是「最低估計」。


調查法國天主教會兒童性虐待的獨立委員會負責人表示,自1950年代以來,約有3000名戀童癖者在該機構內活動。


「衛報」報導,在這份報告發表的前幾天,負責人馬克索維(Jean-Marc Sauvé)表示,該委員會的調查發現了「2900至3200名戀童癖牧師或其他教會成員」,並補充說這是「最低估計」。


馬克索維指出,這份定於5日公佈、長達2500頁的報告,是基於教堂、法庭、警方檔案以及對證人的採訪,試圖量化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人數,此外,還研究教會內允許戀童癖者留下的「機制和制度」。進行調查的該委員會由22名法律專業人士、醫生、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神學家組成、成立於2018年,此前教宗方濟各通過一項具有里程碑的措施,要求了解教會虐待的情況。


該委員會的社會學家波蒂埃(Philippe Portier)也坦言,這份報告「對任何人來說都無法輕易接受」,而受害者協會「Parler et Revivre」的薩維尼亞克(Olivier Savignac)也表示將「具有炸彈般的效果」。


法國主教會議主席德穆蘭斯博福特主教(éric de Moulins-Beaufort)在一次教友會議上表示,他擔心這份報告會揭示「重要而可怕的數字」,教會當局警告說這將是「一個嚴酷而嚴肅的時刻」,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教會將對違法者採取何種行動,而且因為許多虐待行為早已超出訴訟時效,起訴將難以實施。


調查法國天主教會兒童性虐待的獨立委員會負責人表示,自1950年代以來,約有3000名戀童癖者在該機構內活動。


谢选骏指出:这些神父,没有追随耶稣基督,反而追随了释迦牟尼,所以我看他们像是出家的和尚,不像侍奉的圣职。


《天主教会与性侵丑闻 你需要知道的那些事》(2019年3月13日 BBC)报道:


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佩尔近年来进入教廷权力核心层,成为教皇方济各的左膀右臂,曾掌管梵蒂冈的财政。


进入2019年,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涉嫌性侵或包庇性侵的案件所牵连的人物越发位高权重了。


3月13日,澳大利亚法庭裁定,曾执掌梵蒂冈财政大权的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佩尔(George Pell)因多年前性侵唱诗班两名儿童罪名判刑6年。这对多年来深陷性侵丑闻的天主教会来说,无疑是又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此前的3月7日,法国天主教会最高级别神职人员——枢机主教菲利普·巴尔巴林(Philippe Barbarin)被裁定包庇掩盖教会中的性侵未成年人问题,被判刑半年缓期执行。


这两位枢机主教都表示对判决不服,将提出上诉,他们或许还有翻案的可能。但是今年2月,美国退休的枢机主教希尔多·麦卡利克(Theodore McCarrick )因50多年前的性侵指称被削免了圣职,却是罗马天主教廷对世俗法庭判决的承认以及采取的行动。


揭开黑幕


实际上,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罪行的曝光,最早就是从美国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调查记者杰森·贝利(Jason Berry)开始追踪一个名叫吉尔伯特·高斯(Gilbert Gaothe)神父的性侵真相。1992年,杰森·贝利出版的《请带领我们免于诱惑》一书,就是根据天主教会截止1980年代末期与提出民事诉讼的多名性侵受害者达成的庭外和解案例而写的。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信件暴露私密情感世界


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继续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问题展开调查,报道了更多更广的性侵行为以及教会内部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环球报》的记者因为这项报道获得了代表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他们的系列报道还被改编成了获奖影片《聚焦》(Spotlight)。


美国记者自1980年代开始揭开的真相,至今仍在继续展开。


去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8个教区中的6个成为调查的对象。2018年12月,调查报告公布,震惊全世界。报告写道:“从教会自身档案中超过1000个儿童受害者被确认"。针对300多名涉嫌性侵的教士,这些儿童都有“确凿可信证据”。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的调查记者杰森·贝利(Jason Berry) 1980年代揭发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和掩盖性侵黑幕。


这份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追溯了过去70多年的案例,所列举的例子触目惊心。


在斯克兰登教区(Scranton),有教士强奸了一个女孩导致她怀孕后堕胎。这个教士的直接上司,即所属地区的主教,写信道:“这是你一生中的困难时刻,我很理解你的困扰。对你的悲伤我感同身受。”


然而,这封信并不是主教写给这个女孩的,而是写给这位教士的。


这份报告得出结论说,这些恋童癖之所以能够侵犯儿童是因为教会将这些受到指称的神职人员转移到其他教区,以掩盖他们的罪行,而且不向警方报告。


教会行动


天主教目前在全世界各地有12亿信众,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不断被揭发的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对天主教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外界自然将注意力转向教会最高层。


在现任教皇方济各之前,退休的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曾经被批评包庇掩盖教会神职人员所犯的性侵罪行。对外界的批评,本笃十六世2013年曾在一封信中公开否认。


他承认教会性侵问题的可怕,但坚持认为神职人员并没有大于其他人的恋童癖倾向。


他写道:“我从来没有掩盖过这些事情。邪恶的力量在教会中深入到如此程度,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痛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让这样的案件不再发生。根据社会学研究,神职人员犯下此类罪行的比例,并不比其他可比的职业更高。”


独身禁欲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性侵问题,与教会规定的独身禁欲守贞(celibacy)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此,天主教会内外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


2017年3月,教皇方济各在接受一家德国杂志采访时曾经表示,他对天主教会接纳已婚男性担任神职工作持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天主教会的确也接受过从基督教皈依天主教的已婚男性,也接受过成家后的男性修道成为神父,不过这样的特殊情况并不多见。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布兰卡契教堂(Cappella Brancacci)内的一幅15世纪的壁画,描绘圣彼得的生平事迹:让提比萨寡妇复活。


然而,天主教会要求神职人员独身禁欲,却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天主教会果真开放对神职人员的独身禁欲要求,那应该是对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回归而并非离经叛道。


在基督教历史最初的1000年当中,神职人员生儿育女并不少见。被罗马天主教尊为第一任教皇的圣彼得(Saint Peter),便是已婚之人。《圣经》新约几大福音书中多处有记载的一个传奇故事,是耶稣医治好他的岳母。


清规戒律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私生活,向来是外界关注和好奇的隐秘世界。


2016年,BBC曾经获得一些信件,揭示已故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一位名叫安娜-特雷莎·蒂米尼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的女哲学家保持了超过30年的私人关系。


教皇道歉


2013年3月教皇方济各当选后,他对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给教会带来的冲击应该完全了解。


2014年7月,他与分别来自爱尔兰、英国和德国的6名性侵受害者见面。在一次不公开的弥撒中,当着这6位受害者的面,他做出了道歉。


调查称澳洲7%天主教神职人员涉性侵儿童——现年82岁的教皇方济各,多次就天主教会人员性侵行为道歉。


根据梵蒂冈之后发布的消息,教皇方济各说:“在上帝和他的子民面前,我为神职人员对你们犯下的性侵罪行和罪孽表达我的悲痛。”


“我卑谦地请求你们的饶恕,我祈求你们也饶恕教会领导层。他们没有对性侵受害者以及家人的报告作出足够的回应。”


此后不久,教皇增加了8名新成员加入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他们分别来自非洲、大洋洲、亚洲和南美。但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受到辞职事件的冲击。委员会中仅有的两位曾受过性侵的成员,玛丽·柯林斯(Marie Collins)和彼得·桑德斯(Peter Sanders)提出辞职。


玛丽·柯林斯曾在13岁时被神父猥亵,她写出一封公开信表示,虽然教皇有意解决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但是梵蒂冈的官僚作风却不断阻碍改革提议的进行。


这个委员会曾经建议,对于所有性侵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来信都应该做出回复,结果她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收到过任何回复。


她在信中写道:“我发现自己无法一边听着公开讲话中所谓教会深切关心那些受侵犯者的人生所受的苦难,一边在私底下眼睁睁看着梵蒂冈有人拒绝承认这些人曾经写过信。”


她在信的最后说:“这恰好反映出教会对整个性侵丑闻是如何处理的:在公开场合措辞精细,但是关起门来却是完全相反的做法。”


对此,教皇方济各决定打开大门:梵蒂冈今年2月21-24日召开了“保护教会未成年人”峰会。


BBC宗教事务编辑马丁·巴希尔(Martin Bashir)分析指出,这是教廷针对性侵问题采取的“史无前例”的行动。


“对现年82岁的教皇方济各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加紧迫和充满挑战。”


谢选骏指出:这样藏污纳垢的教会,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斥责的贼窝——大祭司变身为教皇,文士和法利赛人变身为各种神学家和“神职人员”。


《2020年,性侵儿童的天主教神父们》(2020-11-25 新闻)报道:


当我们讨论暗网上的儿童虐待色情影片,总觉得这类骇人听闻的事件,永远只会存在于黑暗的网络臭水沟里。但很难想象,现实世界中有一群天主教神职人员,正在以上帝的名义将魔爪伸向无辜的孩子。


最近,一位朋友提供给我一份多达400页的文件。我打开以后,不禁危坐并倒抽一口凉气。我意识到,真正的恶魔也许从来没有滚回地狱。他们就游荡在福音环绕、阳光明媚的教堂。

2020年11月10日,梵蒂冈教廷首次公开了一份报告,其中记录了原天主教华盛顿特区大主教麦克卡里克在其所任职位期间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指控和证词。


2020年11月20日,梵蒂冈官方发布的报告


除此之外,又有一个名为Bishop Accountability的网站专门统计了美国在1950年-2004年其间受害儿童的年龄。

统计证实,这段时期内的117名受害者的年龄段主要是8岁至14岁。


昔日信徒眼中神圣的天主教教堂,在这个月彻底崩塌。

对于民众来说,可怕的不是丑陋的撒旦,而是披着圣光的魔鬼。


本次性侵报告的主角,是一个叫做麦克卡里克的人物。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作为地方社区主教,一方面做为美国地区的大主教,走访于各个国家宣传爱与和平;另一方面,他也悄然间性侵了十多名未成年人。


麦克卡里克在2000–2006担任华盛顿特区大主教

1993至2016年间,关于麦卡里克涉嫌性侵猥亵儿童一事,受害者投向美国主教和梵蒂冈教廷的举报信,密集得就像《圣经》里埃及的雹灾。

神通广大的教会此时却像失去了“神识”,屏蔽了信徒的哀号,并未展开彻底调查。

2018年10月6日,迫于信徒们汹涌的民怨,罗马教廷宣布,教皇方济各决定对前教区麦克卡里克红衣主教展开彻查。

2019年,罗马教廷解除了麦克卡里克所有的职务,麦克卡里克由此成为天主教教会中首位被辞退的大主教。

最后一句话是“教会誓要将恶魔除掉”。

在这份449页的报告里,一位匿名母亲在20世纪90年代指控麦克卡里克性侵她的儿子们,她这样描述这个恶魔神父的所作所为:

“我从厨房出来,看见Ted(麦克卡里克)坐在我的两个儿子中间,两只手搂着他们,并且将自己的手伸进其中一个孩子的大腿内侧,不停地按摩……”

麦克卡里克的犯案地点除了受害者家中,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海滨度假小屋”,每年他会邀请许多年轻男孩一起去参加这个夏令营。


麦克卡里克在Metuchen教区担任主教期间,将“Uncle Ted”(泰德叔叔)作为自己的亲昵称呼,并创立一项传统,把每年的夏令营活动叫作“Uncle Ted's Day”。


臭名昭著的海边小屋

受害者们指控,就在这间外观洁净的小屋,麦克卡里克肮脏床榻另一侧的男孩儿,被换了一个又一个。


根据US NEWS的报道,每天晚上,麦克卡里克都会爬上他们的床抚摸他们的下体。

无独有偶,在2018年,曾经的一名受害者詹姆斯·格赖恩(James Grind),首次公开指证麦克卡里克的罪行。


"麦克卡里克背叛了我的信仰"

他在采访中,揭露了主教麦克卡里克曾对他进行过长达18年性侵害的发指行径。

“麦克卡里克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多次抚摸我的身体,并且告诉我这个行为是忏悔的一部分,随后他便抚摸了我的生殖器。”

“虽然我不会每天见到他,但是每次我见到他,他都会对我动手动脚。”

“当我被家人带去教堂拜访他时,我心中对上帝的信仰早已破碎”

James还展示出了当年他收到麦克卡里克寄给他的两封明信片,做为证据之一。

一张来自梵蒂冈,另一张来自佛罗里达州。

两封名信片的结尾都有非常亲密的字样“Love You, Uncle Ted"。

“Uncle Ted”(“泰德叔叔”),是麦克卡里克的谐称,麦克卡里克要求他性侵的儿童们都这样称呼他。

James Grind在内,许多受害者们的人生都笼罩在性侵的阴影之下,他们会开始酗酒,用吸毒麻痹自己,有人甚至尝试自杀。

多数受害者选择沉默,而James直至61岁,才鼓起勇气站出来指证麦克卡里克的罪行。

如今,麦克卡里克作为梵蒂冈教廷第一个因儿童性丑闻而被除名的大主教,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句号,反而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事隔几十年后,罗马教廷才愿意对儿童性侵丑闻做出公开说明?

这究竟是天使玩起了魔鬼的把戏,还是天堂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太多,信仰疲敝。

事情,远没我们想得这么简单。

天主教神父的性虐丑闻,每年都在上演,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

在前教宗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的包庇下,天主教的许多秘密都被隐藏了起来。

教宗,就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人、沟通者,对于他们来说,丑事不出高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教会的圣名绝不能被丑事玷污。

天主教现任教宗方济各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选择推倒这面遮羞墙,揭开部分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的真相。

在1970年至2015年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堂收到900多宗投诉,涉及3,000多次儿童性虐待事件,涉及900多名神职人员。

有的研究报告是这么评价性侵网络流程的,性侵儿童——威胁儿童——包庇性侵的神职人员——掩盖证据——贿赂政府人员。

2019年NBC新闻报道:“至少有1700名神父或是神职人员被指控性侵孩童”。

即使有这么多的神职人员被指控,教会高层选择沉默。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主教维加诺(Vigano),一直不断地写信给教廷举报麦克卡里克登神职人员;但是教廷依然没有任处理结果。

甚至在2019年的时候,麦克卡里克在被多方证据指控的同时,还可以自由出入梵蒂冈,参加各类天主教活动。

在《教宗的继承》中的这段对话,揭露了教会高层的状态,教会正在建立高墙将自己围起来

问题来了,麦克卡里克如何被教会层层包庇?

华盛顿邮报2019年的一篇文章《枢机主教麦克卡里克行贿各级神职人员超过60万美金》,揭露了这些阴谋能被彻底掩盖的本质——自上而下的包庇。

其中就包括了两位声名显赫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16世。

在华盛顿邮报提供的资料中显示,麦克卡里克为了贿赂各级官员、掩盖丑闻、晋升,开出过一共200张左右的支票。

其中,麦克卡里克在2001到2005年,向教宗保罗2世转账9万美元;本笃16世教宗在2005年收受29100美元。

因此,如果教会高层想要掩盖丑闻、撤销指控地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花钱解决指控,请律师申请私下赔偿;其次,将被指控的神职人员会被调往别的教区。

洛杉矶大主教管区为了掩盖上世纪90年代的性虐待丑闻,就将被指控的教士调离原岗位,去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教区“重新开始”,类似“政治避难”。

2007年,洛杉矶大主教管区为了与508名性侵受害者达成和解,总额达6.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04年至2012年,仅美国天主教会已花费26亿美元用来处理性侵指控。

要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世界银行用于改善约旦儿童教育的一个项目,耗资也仅仅2亿美元。

想象一下,天主教教会每年用于赔偿性侵的钱,可以资助全世界多少贫困儿童完成学业。

梵蒂冈教会之所以能够摆脱性丑闻,除了巨额的贿赂资金外,还归功于他们巨大的影响力。

首先,天主教拥有庞大的信徒,根据梵蒂冈的统计数据,2010年天主教信徒已达到10亿人。而2019年已达到12亿人口。

而教会的大部分资金是来自教徒们的捐款,信徒认为将自己的财富的一部分奉献给上帝,是服侍上帝的行为。根据福布斯2020年的数据,仅美国天主教会,就收获了14亿美元的捐款。然而,某些教会却将善款的一部分用于掩盖、处理性侵丑闻。即便如此,在大部分信徒心中,教宗是上帝的代理人。

其次,教会并非彻底与政府脱钩,教会在天主教国家里的影响力非常深远;以麦克卡里克为例,他作为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大主教,与美国政府高层的互动非常密切。——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白宫合影。

而纽约天主教会就曾在2016年支付给政治说客210万美元,用以阻止儿童性侵法案改革。当梵蒂冈的一些高层花高价去私下解决这些性丑闻的时候,他们不仅背叛了上帝;同时,他们买入的是一张张“性侵儿童赎罪卷”。

只不过,这些赎罪券不是用来赎上帝的罪,是用于逃避法律的审判。麦克卡里克是一个恶魔,但他只是众多性侵者中的一员。来自美国Rockville教区的神父格雷格(Gregory Yacyshyn),在进行圣餐仪式的时候,就性侵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除此之外,其中最大的一次宗教丑闻还登上了《时代》杂志。


2010,3月29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专题:“教宗的噩梦”

20世纪80年代,大约有35,000名儿童被安置在天主教的收容所、学校等机构中。其中,有多达2000人告诉委员会,他们在这些宗教机构里受到了神职人员的性侵和虐待。


2018年,当方济各出访爱尔兰时,一名抗议者挥舞着横幅,指责教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恋童癖团团长”。

2020年1月14日,法国主教Preynat 在刑事审判中承认,他有一个“爱抚”男童子军的习惯,他认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性快感”;1971~1991年间,他共猥亵了80名童子军。调查显示,教会学校性侵儿童的通常手段涉及“手淫、口交、阴道强奸和肛门强奸”;并且伴随着“严重殴打”。


各类形式的体罚,对于教职人员来说更像是SM的仪式

天主教会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民办学校系统。截至2016年,教会支持了43,800所中学和95,200所小学;并且将宗教教育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

有的家长以为将孩子送入教会机构是为了离上帝近一点,没想到送进的不是圣主学堂,而是魔窟。这些衣冠禽兽不仅玷污了孩子们善良的灵魂,而且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讽刺的是,在一个绝对虔诚的天主教社区中,神职人员的地位和威望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在很多性侵事件中,神职人员可以轻易获取受害者父母的信任,这一份对神的信任,却可以被人为地随意践踏。


在从小的启蒙教育中,父母一直灌输给小孩一个观念:神职人员(messager of god)是上帝的使者,是亲近的人,就像从小认识的社区邻居一样。所以,神职人员对孩子做一些过于亲密的动作时,年幼的受害者并不知道这是不正当的行为。而当这些受害者年纪稍长的时候,他们早已不会跨入那个诚心做礼拜的教堂,从而选择酒、毒品、自残,来麻痹他们的心灵。

这让我想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那一幕,有位圣人每天在森林里祷告、歌颂、赞美上帝,但他却不知道,上帝已经死了。


谢选骏指出:上帝并没有死,而是说这话的人自己死了——“上帝之死”神学出笼不久,欧洲就爆发了世界大战,千百万人头落地。

2021年10月3日星期日

谢选骏:黄俄准备认祖归宗了吗




《兰斌强:警惕!有人公然为侵略者唱赞歌》(2021-10-02 昆仑策网)报道:


今天是您72岁的生日,我的祖国!


我今年还在62岁里,与新中国诞生相差10年。我虽未经历旧中国和新中国建立后的10年,但从父辈的口中和书本中知道新中国的诞生和诞生后的10年有多么的艰难;我经历了62年来中国发展的所有过程,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抓革命促生产;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振兴中华到实现中国梦。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国际社会说话有分量的大国,身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因此,我爱我的祖国,愿她更加繁荣富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制作精良名为“这些真相都不会说”(以下简称“真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内容是灌输西方价值观、极端吹捧西方宗教,为美国与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唱赞歌。


在全国各族人民迎接祖国72周年国庆时,竟然有这种视频流传,无疑是给中国老百姓添堵,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


一、为侵略者洗地、唱赞歌


这段视频时长约7分,它所讲述的“真相”是什么?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话题,而是前些年在“公知”横行时吹捧的“清华大学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创建的”言论,只不过这次这条视频将为中国创建学校的西方国家数量及学校范围更加扩大了,除了原来所讲的的美国,还有英国,甚至“许多西方国家”(“真相”语),而这些“许多西方国家”指的就是当初的侵华的“八国联军”,而它们“帮助中国创建学校”涉及的范围涵盖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中。


“真相”视频的意图很清楚,它要告诉我们的所谓“真相”就是:我们中国人不要忘记,是美国以及西方国家把文明带到了中国,把中国从愚昧中解救出来!


这样的语意和观点让我们是否有些熟悉?


如果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人应该都不会忘记,当时有一部热播电视片“河殇”。这部以吹捧西方“海洋文化”(意识、价值观)、极度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攻击中国道德价值观、甚至公开诋毁中国政治体制的政论电视片,曾在中国社会发生动乱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曾经的国家副主席王震老将军曾这样评价“河殇”:


“这片子……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


“《河殇》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河殇》说黄种人人种不好,说黄种人愚昧,……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


现在“真相”视频的意图就是当年“河殇”所主张的观点。


笔者曾就“河殇”写过一篇评论文,而且与现在流亡在美国的这部电视片撰稿人之一的谢选骏有过一次激烈的网上公开辩论(炮制“河殇”电视片的一帮主要制作人员现多已流亡美国,成为美国政府对付中国的帮凶)。但今天笔者不再谈论“河殇”老话题,就现在“真相”视频观点的荒谬给大家予以简单分析,看看它是多么的恶毒。


“真相”中罗列了美英以及其它西方国家历史上帮助中国创建一大批学校的名单,并指出现在中国许多大学的前身都是因此而来,以此证明中国的文明来源于美英,源于西方。更特别说明,西方这些国家是用的“赔款”。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很善良的——赔款并没有拿走,而是用在中国教育上,用在把中国从愚昧中解救到文明上。


然而,西方这些国家是怎样得到中国赔款的?“真相”没有丝毫解释而是用“义和团前后”西方在中国创建学校的数量一笔带过。


这笔赔款就是“庚子赔款”,而“庚子赔款”的缘由是西方列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所致,“义和团”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这才是真相!


侵略中国,迫使清廷签署不平等条约,得到大笔“赔款”,然后再用它或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建学校、让清廷送中国青少年到美国留学,这就是侵略者的“仁慈善意”?它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中国好?


按照“真相”视频的逻辑,当初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国门,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是西方的“仁慈善意”?也是为了中国好?


当初西方列强强迫中国政府同意其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的租界比西方在中国建立的学校数量也不在少数,难道这些也是西方的“仁慈善意”?也是为了中国好?


美国、英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学校,或者让中国青少年去它们国家留学,为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它们获得更多的利益!


为了它们未来能在中国获利更便利;


为了中国未来能成为它们的“跟班”,为了它们的价值观能深入中国百姓的意识里。


看看今天某些学校出现的反常现象,看看某些知名学府和机构里的某些专家学者舔美软骨丑态,难道这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


这才是真相!


为侵略者洗地、为侵略者唱赞歌,而且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时公然放出来,把中国人民当傻子,这种人真是太恶毒了,也太脑残了。


以笔者的经验,这个“真相”视频更大的可能是来自境外民逗、轮子组织,或者境内依然活跃的“公知”。


二、灌输西方宗教和价值观


“真相”视频除了替西方侵略者唱赞歌外,贯穿全片的另一个主题是赞美基督教。


中国与美国,乃至与西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点众所周知。中国从未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外人。同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有别于西方。


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好恶,宗教信仰其实也是一样。由于中国的传统道德习惯,中国人的做事原则讲究“和”,一般不会强加于人,而这一点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中国没有、也不会去侵占别人国家的一寸土地,中国也不会主动挑衅任何人。而美国以及其它不少西方国家传统上就有侵略、殖民别国的历史,直到现在,美国依然在全球不少地方设有军事基地,而英国也依然还有殖民属地。


因此,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有两个特征,一是经常性的双重标准,二是及其虚伪。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侵略手段有两种,一种是用枪炮,一种是意识渗透。而意识渗透的手段就是从宗教切入。基督教是西方主要宗教,所以基督教牧师在全球各地传教,名义上是向信徒“传递上帝的旨意”,实际上很多的牧师在其国家的入侵别国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某些西方国家正是利用宗教能很好的麻醉当地信徒和民众,所以,往往在战火连天的地方会有宗教的影子。


基督教从唐代传入到中国,期间有起有落,但总的来说并未成为气候。直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侵入澳门后基督教在中国开始兴旺起来,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广泛传播。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但宗教信仰不能干预国家政体,更不能作为侵略的庇护外衣,这是世俗国家的规范。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西方入侵中国时,西方的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是很明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由头也是因宗教事件而起。


西方的宗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具有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性衍生出价值观的改变。而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某些时候也是破坏性的。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自己的灿烂文化,我们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 ”道德价值观规范着自己以及与人交往的行为。


现在中国提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更全面体现了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融合。


因此,我们对自己民族传统道德史观和现在的价值观有着充分的自信。


“真相”视频用洗脑的方式极端吹捧西方宗教、向中国民众灌输西方价值观是徒劳的。中国老百姓拒绝洗脑、拒绝忽悠!


无论是境外民逗、轮子,也无论是境内“公知”,注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被唾弃!那些依然在舔美的软骨者、汉奸,不仅将永远被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而且终将会被美国抛弃!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黄俄在庆祝他的苏维埃祖国72年了,但是他只字不提这个黄俄的“人民共和国”的汉奸老底,口口声声五千年中华,企图偷梁换柱。但是,狸猫换太子的黄俄无法逾越这一鸿沟——72年和5000年之间的断裂。他们批判西方侵略振振有词,却不敢对苏联俄国置一词——但是苏联的渊源至今犹在,就像清末也无法抹去满鞑子的存在。所以我好奇的是,现在的黄俄们不是真的准备认祖归宗了,否则的话,那就先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烧掉他们的全部毒草吧,然后好好扇扇自己的耳光。黄俄准备认祖归宗了吗,中华复国运动即将成功了!

谢选骏:重复建设的GDP



《GDP政绩考核制度下的重复建设和地区竞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柳庆刚 李殊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报道:


摘要:中国各地区上的重复建设问题由来已久,政府疯狂地投资生产,已经造成了我国很多行业长期产能过剩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为突出。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地区上的重复建设问题,并得出最终结论:我国采用的以GDP为核心的政治考核制度,是导致当前地区上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的罪魁祸首。


谢选骏指出:重复建设的GDP也是GDP,因为既然是鸡的屁,是无法分出良莠来的——在破坏环境的意义上,收益上的良莠不齐其实同一。


《GDP增长动力在收入的增长》(2013年01月14日《环球财经》杂志)报道:


时下要在中国选择一个用得最多的统计指标的话,那就非GDP莫属了。因为它常常见诸报端,出现在大小官员的政绩报告中。在中国社会GDP崇拜、官场GDP政绩标杆的背景下,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提出了“没有水分的GDP”概念,给全社会带来了新的思考。


GDP究竟是什么?所谓GDP在中国很多人的概念中就是一组数据,而这GDP里面的内涵又有什么别有洞天的地方呢?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再次深入探讨GDP在数据之外的内涵,抛砖引玉让大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GDP。


合作博弈关乎GDP效率


GDP崇拜引发了社会的反感,于是就有人编“段子”、讲故事,我们深入认识GDP,就从这个广泛流传的段子开始。


段子说是两个经济学家泡吧,就毒奶的三聚氰胺毒性大小进行了辩论,经济学家甲指着一杯三聚氰胺对经济学家乙说:“你把它喝了,我就给你100万元。”乙在诱惑之下喝了。相谈甚欢之余,又见一杯三聚氰胺,乙对甲说:“你把它喝了,我也给你100万元。”甲亦不能抗拒诱惑吃下了三聚氰胺。吃完了两个人害怕身体受损赶紧去洗胃。其一经济学家忽然想到:“咱俩什么也没得到!还要洗胃!”但另外经济学家再一转念恍然大悟:“咱们为GDP创造了200万元。”


这个段子隐喻的是GDP的数据虽然产生了但没有实际价值。相反,病人吃药吃掉的药品价值是GDP,比如速效救心丸,20多块钱一盒,20多块的药救了命,这20多块钱的GDP价值怎么衡量呢? 吃药的意义肯定要远远大于GDP的!


看了上面的段子,很多人会觉得“经济学家”弱智,实际情况却不那么简单,因为还要注意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产生的功效是一加一大于二,因为合作肯定要比单干产生更大的利益。吃药的意义大于GDP就是因为合作博弈是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但如果医院为了自身利益给病人滥用药品,GDP虽然增加了,但伤害了患者身体,就是非合作博弈了。因此可以认为,虽然吃三聚氰胺和吃药体现在GDP统计当中是一样的,但合作博弈的价值在GDP之外有更大附加值。战争是人类非合作博弈的极端方式,战争消耗大量的军火可以带动GDP,但这样的GDP却产生了屠杀!


每一个体在合作博弈中通过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即社会最佳的状态和利益最大化,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下就做不到。市场经济下的恶性竞争、非合作博弈的发生概率大大高于合作博弈,和谐地竞争达到共赢的情况比较罕见。


在西方经济学的GDP计算方式当中,合作所产生的更大的收益被忽视了。例如盖房子需要挖坑,挖出来的土可以修路,那么本来修路需要挖土的费用,需要买土的费用都没有了,而挖出来的土方的堆放费用也没有了。在通常的建设行为中,这些费用都会发生,发生了就都成为了GDP。显然,合作会降低费用,也会使统计学上的GDP数字降低。对于一个经济体系,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到底有多少难以量化统计,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非合作博弈的减损不计入,合作博弈的增益也不计入。


市场经济存在竞争,但不要简单地认为企业越多、竞争越激烈全社会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在铁矿石上为什么越竞争越糟糕?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又怎样炒高了房价?本来一个宽带运营商就可以提供的网络服务,我们建设了3个网络三家竞争,竞争能够使得效率达到原来的3倍吗?在GDP的背后,在GDP水分的背后,合作博弈就变得至关重要,合作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GDP带来的价值和效率。


要超前建设还是重复建设


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重复建设屡见不鲜,其中产生的劳务费用和消耗的材料价值,都会统计为GDP,事实上却有可能浪费社会财富,甚至把财富变成垃圾。


对于重复建设,还要和超前建设结合起来看。以青岛的下水道设施为例,这些设施当中很多是德国在100多年前租借胶州湾的时候修建的,当年青岛还是不到1万人的小镇,现在这些设施负担着几百万人的污水排放,在青岛的大街,还可以时常看到德国当年留下的下水井盖,德国人的眼光得到了世人的交口称赞。但是回到当年,在当时不到1万人的小镇建设足够几百万人使用的市政设施,通常我们会怎样评价呢?我们的评价大概会是:好大喜功、政绩工程、巨大浪费的超前建设,这样的“超前建设”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也是不少的!所有不重复建设的工程,必然要超前建设,打好提前量,只不过是超前建设多少的问题!


因此要认识到重复建设和超前建设实际上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要在未来不进行重复建设,那么必然要进行能够满足未来需求的超前建设;反过来如果不超前建设,则当下的建设满足不了未来的需求,必然是进行重复建设!


区分超前建设和重复建设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关键点就在于发展的速度和资金的情况,如果资金非常宽裕且资金利率很低,则超前建设肯定是非常合算的;但如果是发展速度很快,资金紧缺、利率高涨,超前建设的冗余就不合算了,此时就要考虑先满足发展需要,以后即使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成本相对于资金和发展而言也是合算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从不到1万亿元发展到了50万亿元,在这样的增速中,资金成本很高,社会资金的利率更高,如果把资金投入在高速发展的建设中,大多数时候获利会高于超前建设;西方国家是资金多而利息低,美国连续印钞,美联储利率低至0.25%,这样的资金冗余和低成本,当然是超前建设合算。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进行超前建设的时候,中国有那么多的重复建设。


再回到GDP层面,重复建设、反复拆建让很多GDP带有水分,而超前建设似乎所有建设的GDP都留下了,都沉淀为社会的财富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超前建设的预期经常是错误的,错误的预期一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很多超前建设的工程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成为废弃工程的情况一点也不少,还有大量的超前建设由于达不到预期的使用率出现隐形的浪费,这些超前建设一样产生了大量的GDP数字!


是否可以做到重复建设和超前建设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理想中!如果什么都能计划好,那么完全的计划经济就一定能够成功了,市场经济还有什么必要?如果一切放任市场进行自我调节放弃计划,则非合作恶性博弈的结果一定是建设滞后,最后在市场的逼迫下不断地重复建设。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合理调整超前建设和重复建设的关系,使GDP的水分最少。


美国GDP是纸老虎


说起前面GDP的段子,还要注意到经济学家对吃三聚氰胺的要价是100万元,结果创造了200万元的GDP,如果他们要价10万元会如何?显然同一个经济行为产生的 GDP的数字大大不一样了。


美国工资水平是中国的数倍,有些相同工种的薪酬差别达到上百倍。美国汽车工人和美国农民的年平均工资超过大学教授,可以达到十多万美元,也就是百万人民币左右。而中国大量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万元人民币左右。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的GDP大量依靠人工劳动和第三产业带来,虽然与中国人从事第三产业等工作在内容上基本没有差别,但产生的GDP数字高得多。如果同样的劳动和同样的产品统计的GDP数字是一样的话,美国和中国相比GDP优势就要缩水很多了,这样的衡量方式在经济学上叫做购买力平价。


美国妇女在家干家务也要计入GDP,这也是西方所谓的第三产业GDP比例高的原因之一。同样是洗衣服,自己洗什么也不算,拿到洗衣店去洗则要把洗衣费计算成GDP。因此,如果中国也如西方那样把干家务等计算为GDP,则中国的GDP又要再高出很多。


还要注意到美元霸权和定价权对于GDP的影响。美国大量印钞,这些多出来的钞票最终都要成为金融体系所谓的利润,然后变成GDP。就如美联储替银行不良债券买单、买入这些债券,这些债券的损失本来要从银行利润当中扣减从而减少GDP的,现在又开始算作GDP了;美联储给超额准备金付息,这些利息也是银行的收入也要变成GDP;美国政府举债发行国债,融资所得支付了政府雇员工资,这些工资收入也是GDP。


美国控制世界价格,买一个玩具中国赚1毛钱美国赚3美元,利润要分别计入中国和美国的GDP,这些GDP的计入都是在美国没有创造实际财富的情况下取得的。


美国能够维持这些GDP的水分,背后是美国霸权,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维持了印钞和定价权,也维持了美国人的工资与发展中国家的同工不同酬。美国讲人权,但美国可能放开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吗?在美元霸权的金融全球化和定价权下,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则货币霸权和定价权就都不存在了。


有霸权存在的国际社会就是一个非合作博弈的社会,霸主取得了非合作博弈的利益,从而产生了GDP的水分。


中国人如果现在的收入能够倍增,中国的GDP就能够相应倍增,中国GDP增长的动力未来在中国人收入的增长。日本的崛起也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收入倍增有关。如果人民币在恰当的时候升值,中国与美国GDP的对比就要发生根本性改变,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条件和环境。


显然,美国的GDP里面有很多水分。美国现在在经济问题上讲得最多的是就业,因为只有让每一个人都有实际的工作,才是真正地创造GDP的过程,只有就业上来而不是印钞维持,GDP的水分才能够减少。


在国际博弈当中,美国能够维持GDP虚高的背后就是其军事实力和霸权。美国通过霸权剥削其他国家财富,如果世界其他国家不愿意被剥削,就可能面临战争,而人类社会最大的非合作博弈就是战争。


GDP不是全部


西方创造的GDP,只不过是一个经济活动量的概念,在这个活动量下是否带来价值、是否有效率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经济更应当关注价值和效率,需要更关注GDP的构成——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


我们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忘记马克思提出公有制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市场的恶性竞争和浪费下的非合作博弈。公有制可以避免这些浪费和加强合作。中国取得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在西方的理论之下解释不通,也是因为中国大量的公有制企业看似没有竞争、每一个企业的效率都很低,但是国家宏观调控促进企业的合作博弈,使得社会生产总效率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国的土地公有制,避免了印度土地私有难以整体规划建设的巨大非合作减损,基础设施可以高效率建设。中国的GDP能够每10年翻两番的背后,就是公有制下合作博弈的结果。我们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要取精华,弃其糟粕。


谢选骏指出:理论可以颠倒黑白——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基本教训。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诚然有其胡说的一面,因为那毕竟是胡人的说法,但它至少不会像毛泽东思想一样“辩证地八道”,结果为了追求政绩数字。故意制造一些重复建设的GDP。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GDP”》(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4-10-22 09:12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三季度经济增速仅为7.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速增长是对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最鲜明的诠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从1978年以来,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83%,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居于第二位。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9个季度在7.4%至7.8%的区间窄幅波动,让萦绕人们心中的“保八”概念逐渐淡化。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探。


    那些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共同追逐过GDP高增长,因为这一数字代表财富增加与国力日盛。突然间,我们曾经格外看重且未曾令我们失望过的GDP居然在历史低位逡巡不前,的确令人费解。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下行趋势既是客观形势使然,更是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高层今年频繁提到经济已经进入 “新常态”,“新常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以前下了一个大台阶,超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真正进入了经济换档期。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过程。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多数国家增速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进入4%以下的增长时期。


    这是由资源和劳动力等经济增长要素优势不断被消耗后,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所决定的,中国自然绕不开这一问题,并且就中国本身而言,已经开始面临资源透支、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严重等棘手问题。


    出现这一现状,与GDP本身无关,但与那些年我们只追逐GDP有关。在“唯GDP论”这个指挥棒的挥舞下,很多地方不惜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产能过剩和经济发展畸形。


    广为百姓诟病的“雾霾经济”和“拆迁经济”,便是这些代价的真实写照,这不仅削弱了经济的健康度,也同样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感。


    新一届政府已经从经济发展快慢思维中跳出,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改革与结构调整的优先级已经重于增长。经济新常态,本质上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随着简政放权、市场开放、价格改革、垄断打破等系列举措的陆续推出,改革效应势必会逐步显现,这将冲抵经济的长期增长压力。


    任重而道远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短期GDP增速下调也是改革阵痛的体现。面对经济下滑压力,高层已经多次表示:绝不会轻易启动以前动辄救市的模式。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正确选择。


    当然,再平衡之路既要看长远也需兼顾当下,就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讲,GDP增速降低,蕴含的风险也自然增大,但以就业和民生来衡量,中国经济并无失速之虞,喜欢时不时唱空中国经济的外资投行也在纷纷否定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


    中国经济正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转型,相比以前能吸纳更多就业人员,考虑到过去几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约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即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就业市场也会保持相当稳定。


    伴随劳动力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我国仍然有大量的消费潜力亟待释放,与之伴生的是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直接拉动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如无意外,今年将是GDP“七上八下”的第三个年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纯粹的GDP;未来,我们又要追怎样的GDP?(记者 胡健)  


谢选骏指出:为了GDP而追求鸡的屁,重复建设的GDP是必须的,这就是胡人的保健。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万亿元 约占GDP三分之一》(2019-05-05 人民日报)报道: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三十一万亿元,约占GDP的三分之一


数字中国,迈向美好未来


400个数字经济重大项目,3000亿元总投资,其中20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一批项目已建成运营。


这是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一年来的硕果。一年来,“数字”翅膀给美好中国带来许多可能,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智慧社会,一场数字变革正在神州大地上激荡。


“互联网+政务服务”助推“放管服”改革


在福州市长乐区,坐落着福建电子政务的“最强大脑”——数字福建云计算中心,昼夜无休的机器,每秒都有数万亿数据在这里狂奔。


“这里汇集了福建各省属事业单位和设区市的政务数据。”福建省常务副省长张志南介绍,福建在全国率先实现省级政务数据中心整合,实现政务数据应汇尽汇,最终汇于公务云,从体制机制上杜绝各部门重复建设的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现象,为“最多跑一趟”提供支撑。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掀起了一场数字政务服务革命,政府服务效率大大提升。


不仅在福州,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持续助推“放管服”改革,从“最多跑一次”到“不见面审批”,各级政府政务服务创新层出不穷……


在北京西城区,全国首个基层政府大数据中心将各个“政务网”上分散的数据合零为整。大数据让西城区的服务、管理有“据”可依,效率大幅提升,公共服务窗口节省三成人力,深受群众好评。


在江苏省,12345被搬到了网上,成为一个在线服务平台,实现了省市县全面覆盖和行政服务统一联动。通过分析平台产生的海量民意数据,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推动科学决策,从“闭门写文件”到广泛吸取民意,大数据让行政决策更为科学精准。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重大突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杨小伟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信息便民惠民服务水平。”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


“截至去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万亿元,约占GDP的1/3。”杨小伟说。


一年来,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光纤宽带用户加速推进,截至去年底,我国光缆总长度达4358万公里,4G网络覆盖持续扩大,4G用户总数达到11.7亿户,全年净增1.69亿户,5G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取得突破,IPv6规模部署提速。


一年来,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快速推进。一批基础性、战略性的基础数据库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央和国家机关62个部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一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实现突破。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均工业设备连接数达到59万台,工业APP平均1500多个,注册户数平均超过50万,2018年平台相关业务收入平均约为5亿元。


一年来,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并提供全球服务,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均可享受到北斗系统服务。


新时代孕育新产业,新产业澎湃新动能。


数字经济,助力国内大市场形成。2018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6.4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扩展就业新空间。数字经济下,新模式新业态孕育而生,带动配套服务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调研显示,有92.9%的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后利润率得到提升;2018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相关企业实现研发成本降低30%,生产效率提高10%,实现节能减排10%。


“我们可以看到,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作用持续提升,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说。


智慧社会让你我的生活更便捷


“靠面子”就能寄快递!今年4月,菜鸟驿站推出刷脸寄件,提前在线上发出寄件需求,到站授权后刷脸,实名认证,寄出快递,秒级响应。


凭脸就能取钱!日前,可以刷脸取款的ATM机悄然出现,摄像头精确计算瞳距、五官比例,有效防御照片、换脸视频、翻拍、面具攻击等风险,保证不会认错主人。


办理社保,“刷脸”就行!去年,“社保可信证明云平台”和“社保缴费随手查”应时而生,参保人员只需输入身份证号并“刷脸”即可随时随地生成防伪二维码和个人社保信息。


这一年,不少城市的生活发生改变。智慧社会目前正伴随全球智能化浪潮到来,让你我的生活更便捷。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承办地,福州再次走在前列。


去年首届峰会前夕,由福州市政府主导建设的“e福州”APP以及“福州市公共服务电子支付二维码——福码”正式上线,如今,实现了交通出行、教育缴费、看病就医、政务服务、智慧社区、信用支付、不动产交易、图书馆借阅、公园景点9个应用场景“一码通行”!如今“e福州”用户超150万,使用次数5900万次。


“‘智慧社会’是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实践基础上的理念深化、内容延伸和范畴拓展,体现了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的有机结合,反映了新时代我国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说。(记者 李心萍)


谢选骏指出:在GDP主义战场里,数字经济就是虚拟经济甚至泡沫经济——那是更便于制造GDP额度的,现在这样的经济竟然占了三分之一,其溢出效益更加超过了三分之一,对实体经济的泡沫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谢选骏:美国的真孤立配合了中国的假开放

《美国“孤立主义”与中国“单边开放”: 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陈岩 BBC中文记者 2024年12月2日)報道: 特朗普的当选,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激起两圈相互矛盾的涟漪: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众多特朗普的拥趸者,他们欢呼这个特立独行者的强势归来;另一边是忧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们恐于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