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谢选骏:中国的造舰效率太低了
《中国造舰速度:四年打造一支英皇家海军》(2018-02-24凤凰军事)报道:
据美国媒体2月22日报道称,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2月22日在华盛顿公布2018世界最新军力平衡报告,焦点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军力和防务评估。专家称如果以舰艇总吨位计算,中国过去四年间建造的海军舰艇的总量接近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法国海军。
IISS海军与海上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尼克·查尔兹(NickChilds)星期三在华盛顿说:“2000年到2017年间,以舰艇总吨位计算,中国已建成的潜水艇、驱逐舰、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的总量已经超过亚洲三大主要海军(印度、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国家本身生产舰艇的实力也是不可小觑的。现在这种生产的速度愈发加快。”跟英国比,过去四年来,以总吨位计算,中国下水的舰艇总量非常接近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法国海军。
据统计,2007到2017十年间,中国海军服役的驱逐舰数量从6艘增加到16艘,护卫舰数量从2艘增加到27艘,轻型护卫舰从0艘增至2017年的37艘,中国海军预计在2018年还将新增13艘舰艇,舰艇总数量可达93艘。
IISS的报告说,中国首艘055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将令任何北约海军停下来思量,预计中国2018年还将有2至3艘055型导弹驱逐舰下水。中国的海军发展不仅局限于航空母舰、主要水面战舰和潜水艇的生产,而是全方位的,包括海上补给系统以及支持保障能力的发展等。总之,他说,中国正在打造远洋海军的各个方面。虽然中国海军在反潜作战能力和两栖攻击方面还存在弱点,但是,中国正在着手弥补。
IISS的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Douglas Barries)在接受提问的时候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是否出现倾斜?答案是肯定的。看看中国近20年的投入,这是很明显的。美国是不是失去了优势?还没有。一旦有什么发生,美国及其盟友会有合适的方式应对,保护在那个水域的利益。中国要击败美国?可能要等下一个十年。
谢选骏指出:像英国、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大国”,其面积、人口、历史、文化,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区;如果中国的海军能够配得上“中国”的称号,那么,一个英国规模的舰队,应该只够装配一个中国的省区——如此看来,需要四年才能造出这样一个舰队,效率还是太低了。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国要建好配得上欧洲水平的舰队,半个世纪都不够。中国的造舰效率,确实太低了。中国猴年马月才能走向梦寐以求的“蔚蓝色的大海”呢。中国何时才能进入泰晤士河随意航行并且租借一些岛屿来进行殖民活动呢。只有那样,才能让英国人也尝尝《南京条约》的滋味。
附录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英语:Treaty of Nanking),又称《江宁条约》,清政府称之为“万年和约”,是清政府因与非东亚国家战败而需要以确切文件达成开放通商的条约。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帝国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与南京静海寺谈判并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
194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美等国签订协议,废除一些透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权利,例如治外法权。
《南京条约》的原件之一由英国政府保存;另一份正本原保存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现寄存位于台北市的国立故宫博物院。
1839年3月,狗官林则徐奉满洲鞑子狗命,至广州严禁鸦片,与英国产生贸易、司法和外交冲突,使得英政府内阁在同年10月1日,决定派遣远征军至中国,从而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4月7日,英国反对派托利党/保守党于在下议院动议,谴责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缺乏远见及思虑不周,亦忽视了应该给予驻广州商务总监相关的训令及权力,用以对付非法鸦片贸易。这动议特意回避了战争及鸦片两项敏感议题,借此争取托利党内最大的支持以通过议案[3]。经过三日激辩,下议院最终以271票对262票否决动议。下议院的反对派托利党因此未能阻止英国舰队继续前往中国及战争的爆发。上议院一项类似的动议亦未能于5月12日会议中通过。下议院最终在战事早已爆发后的1840 年7月27日通过拨款173,442 英镑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开支。
1842年7月,英国军舰百余艘与官兵约9千人,自吴淞口溯长江西上,进攻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叉点的军事要地镇江,意图截断南北交通,阻止漕运。驻守镇江的1500名八旗兵与英军展开激烈巷战,死伤惨重。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给了英国军队50万银元,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在面对英国现代化的军队,满清无力而战,因此道光帝决定接受英国条件,进行议和。
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代表在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谈判约4次。8月12日,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年10月3日-1856年3月18日,香港译为砵甸乍)提出:“让地通商一端,大清必将香港地方让与大英永远据守。盖大英之国体,既被大清之凌辱,理当让地方以伏其罪,而补所伤之威仪也。”
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南京条约》。
部分内容:
大清和英国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
清政府向英方开放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进行贸易通商。
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治理。
清政府向英国共赔偿2千1百万银圆。
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
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屿。
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
英国商人在通商各口“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而开创了协定关税之先例。废除“公行”制度,规定以后“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岸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中英文版本误译
《南京条约》的翻译工作由英方人员担任,由于清政府缺乏通晓英语的外交官员,所以主要的翻译都是由英国的外交官马儒翰、郭士立和罗伯聃负责。由于当时的翻译条件并不如现在的成熟,因此,大清政府的版本和英国政府的版本在原文原意上出现差异,令英人迟迟未能进入广州城,更间接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
条约第二条的中文译文为: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英文版本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f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Consular Officers,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and Towns.
条约第三条中文译文为:
……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而英文条款为: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英文版本中“in perpetuity”的中文正确翻译为:永远、永久;而中文版本中的“常远”的解释却有空间讨论。
影响
南京条约是自清朝于200多年前确立了较稳定的版图后第一次因战败而所签署的割地条约。随后,美国和法国纷纷效仿英国,分别与清政府签定《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香港
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国继印度后在远东的新一个据点,在19世纪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转口和贸易重镇。往后基于受英国统治,避开了清末的腐败和近代中国的政治不稳,并能够成功由华南边陲的一个小渔村蜕变成为国际城市,并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担当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桥梁,影响中国后来推行改革开放发展毗邻香港的深圳,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
开放国门
《南京条约》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战败而需要割让土地和开放通商的不平等条约。在割让香港岛和开放口岸后,清政府再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虽然英国透过条约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仿照中美望厦条约索取了领事裁判权,中外人民诉讼各按本国法律管理)、划定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停泊口岸等外交权利,在与大清帝国贸易时享有更多利益,清朝亦因所英国的压力而开放国门,加速现代化,亦间接为往后清朝覆亡、中华民国成立埋下伏笔。
经济贸易
1843年至1844年,基于条约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相继开埠。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限制,商务并不繁盛。而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因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中国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1853年起,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全大清最大贸易港口。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因此,上海是基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才有机会发展成大清的最大城市。
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时,在清朝约有30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例如翻译圣经以及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在大清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创办了清朝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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