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金无怠是共产共妻的活样板

《我与中共间谍金无忌的一段情》（姗姗 1990年7月）报道：

中共特务金无忌弃世整整四年了。这个轰动一时的间谍案如今已无人提起。作为金无忌生前的一个女友，我愿意如实写下对于这位传奇人物的印象。

我于一九八四年底来美国，为维持生计，经舅母介绍在弗吉尼亚一个白人家庭做保姆，打算赚足学费后入校深造。

一日，我去舅母家。舅母把麻将桌上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介绍给我：“这位是金无忌，金先生。”我们握手后，客气地交谈了几句。金无忌知我初来美国，英语欠佳，便向我索要电话号码，说是他那里有一套多余的《五洲美语会话》，可以借给我……

就这样，我和金无忌开始交往。当时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个平凡、普通、有几分腐儒酸味的老头子。然事后舅母对其称赞不已，说他退休前是政府雇员，门路很多，金一人前后担保十几名大陆人士来美国，它的经济担保书在美国领事馆很吃得开等等。

初见之后，金无忌几乎每天都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他谈吐斯文，口若悬河，一讲便是一个小时。他最热衷的、百谈不厌的的永恒话题乃是Sex（性）。

金无忌就像一个毛头小伙一样对Sex有着火热的激情。他的论点是从弗洛伊德那里贩来的，然而却添加了自身的理解和阐释。他把最低级的话题包在最高尚的外交语言里面，把大千世界视为肉欲混乱的莽林。他厚着脸皮大谈某些人所共知的生理现象，认为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场。

他滔滔不绝的“性独白”使我了解到他的婚姻状况。金无忌的前妻在中国大陆，育有三子女。现在的太太是在麻将桌上认识的，双方抛弃了配偶结为伉俪。金无忌的三个孩子均在美国，他细致地夹叙夹议地分析前后两位太太在床上的表现、反应及功夫。

金无忌在电话中问道：“你觉得我的身体、精神怎样？”

我客气地说：“相当好。真看不出您的实际年龄。”

他洋洋得意：“这就是性开放带来的好处。我根本不知老之将至。无论男人女人，都要常年浸入爱河才有活力。你看那些被人叫做‘花痴’的女孩子，她们的皮肤特别好，眼睛也炯炯有神……”

就这样，金无忌每日都打电话来，消磨一两个小时。我的老板对此啧有烦言，金无忌却依然我行我素。

休假日金无忌便开车接我出去玩。他对付女人颇有经验，喜欢施小惠。那时我在美国无依无靠，因此对他也并不反感。

金无忌开的是辆漏油的旧车，他说要送给我，被我婉拒，他大为诧异：“少见，少见。别的女人绝不会这样。”

我暗暗好笑：“一辆破车也算得上礼物吗？……”

我在国内养尊处优，来美后一朝沦为保姆，殊不适应。我一度非常苦恼，想打退堂鼓回国。金无忌及时地给予我许多具体帮助，使我感到很大安慰。

他劝我打消回国念头。他认为美国是天下第一自由乐土，而中国大陆则是沦入共产魔掌的人间地狱。在美国坚持十年必能发达，而在中国大陆蹉跎终生也无出头之日。
我坚信金无忌这些话出自真衷。直到后来，他的间谍身份被公之于世后，我也没有改变这一看法。他并非因信仰共产主义才为中共效命。据我事后回忆他的全部言行，分析此人的个性及经历，我认为金无忌是为了捞取大笔外快才投靠中共的，而且，这种冒险生涯极大地满足了其虚荣心，让他觉得自己并非无足轻重的小土豆，而是对美中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神秘人物。

我认识金无忌时，他已是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从不提及当初在政府机构供职的往事，只说自己是一名普通译员。

金无忌送我一套《五洲美语会话》并且教我开车，以适应美国生活。考驾照也是他带我去的，他先指导我在考场附近转了半天，熟悉路径，因而顺利通过。

我和金无忌的密切往来引起了他太太的醋意。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自称是金太太。她说近几个月电话账单上出现我的电话号码，金无忌几乎每天都要打一个小时的长途电话，究竟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

我答说：“没有什么事情。”

金太太：“他是不是教你学开车？”

我含糊了一下：“唔，没……”我也觉得有些别扭：考驾照那天，金无忌一直坐在外面等候，没吃饭也没喝水。还是我出来后给他买了一客披萨充饥。

金太太冷笑了一声：“哼，没有？那为什么他在车子上加了个坐垫？！”

这的确是个破绽——我个子较矮，金无极为照顾我学车特地加了个坐垫。

我一时无语。

金太太在那边缓缓叹了口气说：“我不希望这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你知道他和Х太太（指我舅母）的故事吗？”

我诚实地答说不知道。

金太太：“你年纪尚轻，不了解美国社会……”她没有把话说完。

金无忌得知这次不愉快的谈话时，满脸苦笑。他依然维持其英国绅士的风度，耸耸肩膀，娓娓诉说其妻的千般不是，透露他早有分居的打算，这一回真正忍无可忍。

不久，金无忌真的与其妻分居，独自迁往弗吉尼亚的另一个小镇。那是十几层的普通公寓里一个两房一厅的单位。他把一卧房租出去，自住一间小房，与租客合用客厅、厨房、洗手间。总之，这个住所很不舒适。

此后，金无忌每日从这里打电话给我，畅所欲言。我随他玩过包括维吉尼亚动物园在内的几处名胜，也去过他的上述栖身之所。

现在回忆起来，如果说金无忌与电影中的间谍有何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带我进入这幢大楼时，显得有些紧张，急促地低声道：“快走，快走，别让人家看到。”不像是仅仅畏惧人言。

我一进屋，金无忌便打开录影机。全是变态性魔录影带，如人与猪、狗、马、牛、骡性交的慢镜头等等。他问我有何感想，我答说无所谓。我问他：“你会不会把这些放给你女儿看？”他淡然一笑：“当然会。”

过了不久，中国大陆吉林省一个歌舞团访问华盛顿，我弄了两张票邀他观看演出，他以太忙为借口推掉了，我很不悦。几天后，我的洋老板扔给我一份报纸：“看看吧，你那位朋友是间谍！”……晴天霹雳！

后来各种中西新闻媒体争先报道“金无忌事件”。再后来他在狱中自杀了，“金无忌热”也随之消失。

FBI始终没有找过我。我想，他们分析了我们的全部谈话录音，认为无此必要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无忌在我的记忆中淡化了。偶然想起他，总有一个问号闪在心头：“金无忌在狱中以垃圾袋自杀之际，会不会想到我呢？……”

谢选骏指出：上文错误，把“金无怠”错写成为“金无忌”了。事实上，金无忌是金无怠的兄弟，而金无怠才是个老牌特务，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作为“秘密军事情报组织”的特性。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共产共妻的活样板——这个样板的祖宗就是卡尔·马克思其人。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两款七八糟的关系，就知道了他们是如何“共产共妻”的了。

网文《金无怠：中国打入美国最成功的间谍 死得很决绝（
名噪一时的情报奇才）报道：

我曾听父亲说起过金无怠的名字，那是1990年，父亲负责编辑燕京大学41学号同学入学50周年纪念文集，所有文稿我都帮着看了一遍。父亲对我说：“其实还有一些40学号同学也和我们在一起上课，比如说金无怠，他就是40学号的，入学比我早一年，到成都复校上课却比我晚一年，我和他交往不多。不过，那时候的金无怠是很积极的，思想倾向进步。”父亲对金无怠的评价，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对金无怠一无所知，没有深问下去，错过了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后来才知道，金无怠是中外情报史上一位罕见人物。

根据金的夫人周谨予回忆录《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1998年台湾东皇文化事业出版公司出版，以下略为“周著”）记载，1985年11月27日下午，美国联邦检察院提出对金无怠的起诉。起诉书指控金无怠从1952年起，至1985年的30多年间，向中国大陆方面提供情报、保持接触，涉及国家安全，因此不能保释，要立即转入监狱。1986年2月，法院陪审团裁定，对金无怠所有17项指控罪名成立，其中包括6项间谍罪，定于3月4日判刑。

此前，金无怠希望妻子向中方通报，希望能和被关押的美方情报人员交换，以获得回到中国的自由。但是这条路不通。

金无怠在宣判之前的1986年2月21日，也就是被捕后3个月，在美国弗吉尼亚监狱中，用一个装垃圾的塑料袋套头延及脖颈，再用一根鞋带扎紧，采用窒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63岁。

他做得非常决绝，本来在呼吸困难难忍之际，只要手指捅破塑料袋就能获得氧气，但是他没有。抓住早餐后仅有的将近1小时无人监控时间（那时还没有普及摄像探头），他走向生命的终结，将所有能带走的信息都带走了。

他的死亡原因通过法医解剖得到证实。他的儿子是医生，是解剖见证者，承认解剖结果。

12年后，金的夫人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她在书中说，成婚23年，对金无怠从事情报活动，妻子毫无知晓。这也使她没有受到金案株连。她向读者提供的只能是两个方面：她所了解的金无怠，还有金无怠在被拘押期间写给她的书信。

简而述之，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肯定列名世界情报史上最著名的潜伏者之一，潜伏时间长达37年之久，而且进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系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安全部官员俞某叛变，将有人潜伏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透露给美方，使得金无怠被捕。在证据面前， 金无怠知道无法掩盖，最后承认为中方提供了情报。于是引出轰动新闻。

金无怠自述中的燕京求学生涯

金无怠是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可由燕大档案证实——在燕京大学的入学登记册上，金无怠还有如下信息：他于1940年注册于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设在该学院），籍贯填写为“广东南海”，入住一楼宿舍。同时查到了他的小弟弟金无骄的入学登记，他于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中国银行工作。

周谨予回忆录中附有她撰写的《金无怠小传》，其中说金无怠告诉她，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裔，祖上作为清军一员入关。清朝康熙年间，他的祖上从北京奉命到广东镇守边关，落户广东南海，因此这个人家也称祖籍为广东南海。

金无怠的父亲金孟仁曾留学法国，回国以后担任由法国人创办的平汉铁路局处长。他有两位妻子，原配姓陈，生长子金无病。侧室妻子姓杨，生下长女孔章，下面是3个儿子，金无忌、金无怠，最小的儿子名叫金无骄。

金无怠，英文名纳瑞·无怠金（Larry Wu-tai Chin），1922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当时只有长子金无病随父亲住在城内霞公府（今王府井附近），其余子女4人都住在西郊的香山别墅，在西山碧云寺上小学，此后均到城里上中学。

金无怠就读于北京东城的大同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考燕京大学，没有考上，考入了辅仁大学就读一年。第二年（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金无怠对燕京大学有深厚情感，他在1985年12月圣诞节当天给妻子的信中说：“无论多么艰苦（指金无怠就读成都燕大时依靠贷学金，并兼做家教），燕大给了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和教育。没有燕大的赐予，我是一事无成的。”“学校迁四川后，（我）只身赴四川成都继续学习，但两年后辍学。抗战胜利后，再回到北平燕京大学完成学业。”（周著第451页）

如果周著引述金无怠的叙述真实，他应该是1947年的燕大毕业生。但是查阅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名录，在1945年至1948年的4年间，没有发现金无怠的名字。我的父亲钱辛波1945年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该系毕业生14人，其中没有金无怠；1946年新闻系毕业生13人中也没有。1947年新闻系毕业15人中，肯定没有金无怠；1948年新闻系毕业12人，亦无金无怠的名字。周著中关于金无怠的大学毕业时间记载存疑。

周谨予写道：“他在成都读完两年大学课程时，英国军事代表团招聘翻译人员，投考被录取，派到广东。一年后抗战胜利，考取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的福建广播电台任国语播音员。1947年，他在上海考进联合国救济总署，1948年考进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1949年随美国总领事馆转往香港。1951年，他被派到韩国担任战俘营翻译官一年，1952年由韩国返香港，路经日本东京，考取在冲绳岛属于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英文简称为FBIS，开始在冲绳岛分局服务。”此后，金无怠到美国，进入中央情报局系统工作直到退休。

周谨予在书中描述了金无怠在燕京大学的生活：“读大学时，为了把握学习时间，他课外活动全不参加，包括交女友，他认为对他来说这些都太奢侈了，他只能专心学业，他能唱男低音，又能唱男高音，于是团契约请他参加，在歌唱方面又表现了他的特长，满脑子只想好好把握时间，在难得的有名学府完成学业。”（周著第452-453页）

为说明这一点，周著引用了金无怠从监禁中寄出的家书，其中说：“那时，除了努力念书和兼些工作糊口外，我几乎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我也不喜欢和同学交往，连同学们约我去参加学校里的团契活动，我也不乐意，想的只是毕业以后能做什么？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去。”（周著第133页）

周谨予写道，1943年金无怠到成都燕大继续学习，这时金父已经去世，家境大不如前。他“只身随校入川”。准确地说，金无怠告别母亲，只身一人作为学生入川。置身囹圄的他写信对夫人说，当时他“身无分文，一边念书一边做点家教，靠学校的贷金，日子可真不好过，可是我忘不了母亲唯一的嘱咐，无论如何要读书”。

因为记得父亲对我说起的金无怠情况，又知道燕大在成都复校是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大后方的燕大教师合作努力的结果，没有组织在北方的学生集体南迁，因此金无怠只身一人从北平来到大后方成都可以采信。

周谨予回忆录中用一句话概括金无怠在成都燕大的表现：“金无怠在大学期间并不是一个活跃人物，因其身材瘦高，同学还为他取了个绰号叫“挂拉扁儿”(北京方言，即螳螂)。”

如今金无怠早已作古，他的历史全貌将随着时间潮水慢慢退去而逐渐显现，当然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无意亦无力全面考察金无怠先生的历史全貌，但既然校友前辈委托我编辑的文稿中含有保留燕京大学（包括人物）史料的责任，我有义务做一些努力，为燕大期间的金无怠留下一些历史记录。或许将来会有人考察到这些雪泥鸿爪，虽然只言片语，毕竟是全豹一斑。

至于周女士回忆录中对丈夫金无怠燕大生活的描述，应该理解为都是转述之语，出现偏差不足为奇。

重要的是，燕大同学对金无怠的直接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燕大同学眼中的金无怠

我在此记录金无怠的几位同学对他的回忆。一位是我的父亲钱辛波（燕大求学时名钱家瑞），还有3位是祝寿嵩、张澍智、蔡公期，上述4人都认识金无怠，后3位健在，思维清晰，他们的回忆至关重要。

4月里，我委托在上海的朋友管志华（退休时是《人民日报》编辑）向96岁的燕京大学校友祝寿嵩教授询问（祝先生的生日1922.2.8）。身居上海的祝教授当年在成都燕大医预系读书，他的回答简短：“认识金无怠，可惜彼此之间并不熟悉，说不上较多的。”谈起原因，认为有两点，一是没有同宿舍，二来医预系课业重，同学间的交往活动相对少一些。

另一位是我父亲的同年同学张澍智阿姨，她的听力极好，语言清晰，在电话里对我说，作为北京同乡，她认识金无怠，而且是在成都熟悉起来的。在她的印象里，金无怠看上去“很土”，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西装，几乎都是长袍大褂打扮，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皮鞋，穿的都是布鞋。在同学看来，样子有点儿寒酸。但是接触以后就发现，这个人有非凡的记忆力，功课相当棒。样子虽然土，但是英文极好。而且，这个人倾向进步，“非常爱国”。

周氏回忆录中提到金无怠在成都燕大期间专心学习，不交女友。张澍智前辈告诉我：不对，他追求过一位女生的，而且是我的女友。但是没有谈成。也就不去说吧。（2018年5月19日访问张澍智的记录）

有张澍智前辈这个回忆，金无怠的燕大形象活跃起来了。

到蔡公期前辈那里，对金无怠的回忆就多了。他们同一学号，都是北京人，而且在燕京大学中同一个“甘霖”团契，蔡公期本人就是成都燕大时期甘霖团契的负责人。

蔡公期回忆说，我知道金无怠是1922年生人，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后，他没有马上到大后方复校（1942年10月1日开学）的燕大来上学，而是1943年上半年天气暖和时来到成都燕大的。

蔡公期说，这年金无怠到成都恢复燕大学籍继续读书，和他同时期来到燕大的有位同学名叫陈麟章。这位陈麟章是我在北平育英学校的初中同学，一起同班3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就去了南方，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没有想到1943年我们在成都燕大又成为同学。陈麟章在成都燕大和金无怠同住一个宿舍，两人关系很好，我经常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如果在此前后金无怠的经历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话，有可能和陈麟章相关。

后来，蔡公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忆：现在我不能确切回忆起陈麟章什么时候离开了燕大。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饶漱石在上海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麟章是他最为倚重的政治秘书。担任这个职务的应该是老资历中共党员。从这一点判断，进入成都燕大的时候，陈麟章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因为此时中共在燕大没有建立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的，所以我对陈的政治活动了解不多。

金无怠来到成都燕大后立即恢复了在“甘霖”团契的活动，因为他于1940年在北平考入燕大后就是“甘霖团契”成员，活动相当积极。陈麟章则是新考进燕大的，他也参加了我们的“甘霖团契”。

成都“甘霖”团契原先由1938年入学的贾莼负责，贾毕业后有一位女同学短暂主持，1943年以后，就主要由我来主持团契活动了。我就在这时熟悉了金无怠。

金无怠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家庭有宗教影响，可能与他的父亲曾留学法国有关。金无怠在团契活动时对唱圣歌很熟悉，唱得很好。我们这个团契几乎每周活动一次，唱歌几乎是必有的。每次活动开始，我们都要唱圣歌，大意总是天下兄弟一家这样的意思。后来就慢慢唱起了抗日根据地传来的革命歌曲，金无怠都是和我们一起唱的。

金无怠的功课相当好，英语娴熟。他的中文也相当好，喜欢写作，他在成都燕大读的是新闻系。他的书法有一定功底，字写得很清楚。“甘霖”团契有一项活动是成员写一些思想感受、读书笔记，相互之间传阅，金无怠就写过这样的文字。后来他离开了燕京大学，还写信来向团契成员讲述近况，他的来信在我们团契成员中传阅。

但是，金无怠在成都燕京大学时间并不长，到1944年就离开了。

大概在此之后，陈麟章也离开了成都燕大。这时，他已经和1943年考入燕大化学系的女生刘敦茀恋爱上了，后来两人成婚。刘敦茀后来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研究制药的医学科学家，长期在成都工作，现仍健在。（2018年3月25日蔡公期口述记录）

从这些口述材料中已经可以看到，金无怠外表看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思想倾向进步，功课好，英文相当好，中文写作能力很强。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延续，那么他后来的人生道路走成这个样子，或许可以想象。

“文革”结束后，在中国最早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讲述一位潜伏者的故事。而金无怠“潜伏”的时间，远远超越了18年。

金无怠面对指控时声称，他的情报工作，促进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相互了解，对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有贡献的。（摘自《世纪》，2019年1月刊，作者为文史学者，责任编辑周峥嵘）来源：文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记载了金无忌是金无怠的哥哥——“金无怠的父亲金孟仁曾留学法国，回国以后担任由法国人创办的平汉铁路局处长。他有两位妻子，原配姓陈，生长子金无病。侧室妻子姓杨，生下长女孔章，下面是3个儿子，金无忌、金无怠，最小的儿子名叫金无骄。”由此可见，《我与中共间谍金无忌的一段情》（姗姗 1990年7月）的名字错误，不是笔误或乱编，而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故意错写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逃避对手的司法追究。

《陈晓平：“超级间谍”金无怠家世考》（2020-04-08 澎湃新闻）报道：

美籍华人金无怠（1922-1986，Larry Wu-Tai Chin）为中情局工作30年，1981年退休，1985年11月遭FBI逮捕，被指控充当间谍，1986年2月由法庭宣布犯有十七项罪行，2月21日在拘留所用鞋带绑住塑料袋蒙头自杀，为当年轰动海外华人社会的大新闻。
2019年，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世纪》杂志第1期，刊出钱江《燕京中人“超级间谍”金无怠》一文，称金无怠“肯定列名世界情报史上最著名的潜伏者之一”，这是大陆公开发行刊物上第一次正式报道金无怠。该文又称：金无怠“潜伏时间长达37年之久，而且进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系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将有人潜伏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透露给美方，使得金无怠被捕。在证据面前，金无怠知道无法掩盖，最后承认为中方提供了情报。于是引出轰动新闻。”
对金无怠身份与曾经从事的活动，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传闻与猜测，不可遽信，仍应以权威部门的发布为准。奇怪的是，无论是正式出版的书报刊还是网络文章，金无怠的身世从未得到深究。1997年，金无怠遗孀周瑾予出版《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认定金氏“祖上姓爱新觉罗，是满族入主北京的清朝创建者努尔哈赤（清太祖）的后裔”。这一说法应予以否定。从可靠的史料看，金无怠祖上只是广州驻防八旗的普通旗丁。
生于北京，籍贯广州
金无怠1922年出生于北京，从“出生地原则”来说，可以算北京人。然而，按照中国人一直遵从的“祖籍地原则”，金无怠是广州人，精通粤语，他们家族世代居住在广州海珠北路金氏巷，家族中人还保留着强烈的广府文化认同。
1991年，旅美女作家平路采访了全程追踪金无怠案件的某华人记者。该记者回忆起金无怠葬礼的尾声：“然后我记得，仪式结束了，每个人发一块糖、一个二十五分的钱币，不知道哪一省的风俗，总之，印象很深！”（张系国、平路：《捕谍人》，第32-33页）
1985年11月26日，金无怠案件刚刚曝光不久，香港《华侨日报》援引联邦调查局消息称：在1976到1982期间，金无怠与一位叫’李先生’的情报机构信差，在多伦多国际机场的购物中心会晤四次，金无怠“与他的联络人以粤语交谈，每次都交给对方从中情局负责监听国际电台广播的外国广播资料处取得的机密文件未冲洗的底片”。1982年，金无怠把堂外甥女黄某接到美国读书。周瑾予回忆道：“他们在一起说广东话，有说有笑，十分投缘……”周瑾予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有些不快。
葬礼结束后用“吉仪封”装一颗糖果和一枚硬币给来宾，这是广州、香港至今仍然盛行的风俗，硬币是给来宾的回礼，糖粒大概是寓意“苦尽甜来”。金无怠粤语娴熟，并非后来专门学习，他本来就成长于粤语家庭。金家后代虽散处各地，依然认同广府文化，葬礼一定要遵从广州习俗。
金无怠遗体下葬于美国加州。2017年，有网友在北京香山玉皇顶拍到金无怠衣冠冢，墓碑刻字为“广东南海 先父金无怠之墓 女美石、子巨石、子鹿石 敬立。”旁边另有一方墓碑，上书“广东南海 显考金孟仁、妣杨杜若、妣刘春卿之墓”。

金无怠之父金孟仁原名金国宝，孟仁是表字。金氏家族为驻防广州汉军正黄旗的旗籍人，辛亥革命后改入南海县籍，实际居住地一直在广州城西海珠北路金家巷（后改为“金氏巷”）。随着行政区划变更，南海县大部分划入佛山地区（今佛山市），原属南海县的广州城西、西关一带则划入广州市范围。故此，严格来说，金无怠应属于广州人，若要到现今的佛山市南海区找金氏家族旧迹是找不到的。

周瑾予在《金无怠小传》一文中说：“金无怠英文名Larry，祖上姓爱新觉罗，是满族入主北京的清朝创建者努尔哈赤（清太祖）的后裔。康熙年间，祖辈曾诰封为武功将军，驻防粤海，编为汉军正黄旗。朝廷敕命到两广为官，举家南迁，在广东南海落户，故为广东南海人。”
周瑾予这段话夸张失实，但这不能怪她，这些内容是金无怠告诉她的。翻阅光绪十年（1884）出版的《驻粤八旗志》可知，清廷并没有派过真正的皇族驻防广州。清初平定岭南，由降清的明将尚可喜、耿继茂所部驻防，耿继茂所部不久调往福建。康熙初年，尚、耿二藩跟随吴三桂反清，史称“三藩之乱”。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帝从北方调八旗汉军三千人驻防广东，驻扎今广州城西中山六路、海珠北路一带，称“旗下街”。到光绪十年（1884年），广州驻防汉军男妇老幼共有25785人。
八旗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在广州驻扎的只有满八旗和汉八旗。汉军来源主要是在满洲入关前后投旗的辽东、河北、山东人，也有些是朝鲜人。汉军旗人属于旗籍，籍贯称“某某旗汉军驻防某某佐领”；汉人属于民籍，籍贯称“某某省某某县”。
按照多种地方志对北方金氏源流的叙述，金无怠的祖先要么是朝鲜人，要么是从山东渡海移居辽东的汉人，明末清初投旗，其中一支编入汉军正黄旗，康熙二十年移驻广州。汉军正黄旗的驻扎区域是：“由西门大街路北自光孝街口起，至花塔街口止；路南自镶黄旗接壤起，至正白旗接壤止。界内则窦富巷、书同巷、净慧街、云路街、旧南海县、福泉街、花塔街，由镶黄旗接壤起，至正蓝旗接壤止。”（长善：《驻粤八旗志》卷二建置“地界”）换言之，就是今日广州中山六路以北，光孝路、六榕路之间的片区。覆按1920-30年代广州地图，金氏聚族而居的地方，叫做金家巷，1931年因重名改为金氏巷。金氏巷地名尚存，在海珠北路珠海特区大酒店西北侧。

满汉八旗所驻扎的区域，在广州与南海分立之前，属于南海县地界。清代，广州城厢内外地面实际分成两半，东边属番禺县，西边属南海县，南海县衙门就设在广州城内（今惠福西市场位置），要到1927年南海县政府迁往佛山，才结束这段省县同城的历史。辛亥革命后，旗籍取消，广州旗人效仿汉人，把籍贯改为实际所在地南海县。
八旗子弟，钱粮由政府供给，衣食无忧，逐渐变得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特别是其中的满洲八旗，沉迷于玩鸟、斗蟋蟀。相比之下，汉军有着汉族人爱读书的传统，还有不少青年子弟力求上进。同治八年起，珍妃的伯父长善担任广州将军达16年。长善是恭亲王亲信，来广州之前任总理衙门章京，常跟各国外交官打交道，思想开明，痛感若不对八旗子弟加强教育，满清政权将后继无人。他来广州以后，整顿同文馆（主要招收八旗子弟的外语学校），增设书院，为学生增加膏火（助学金），申请增加八旗的科举录取名额。苦心经营之下，广州汉军教育水准突飞猛进，在清末出现人才井喷现象。在短短10多年里，广州汉军接连出了一个榜眼（左霈），两个探花（刘世安、商衍鎏）。广州汉军李家驹，光绪年间考中进士入翰林，做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京大学校长）、资政院总裁（相当于“政协主席”）。与此同时，广州汉军还涌现了杨枢（驻日公使）、杨晟（驻德公使）、黄诰（驻意大利公使）、左秉隆（驻新加坡总领事）等大批外交官，均出自广州同文馆。与广州汉军2万多人的总人口相比，这个成材率在各地的驻防旗人当中，可谓首屈一指。
金无怠的父亲，就是在清末广州汉军教育腾飞时期，以寒门子弟身份，通过自己努力，走上留学之路。
周瑾予写道：“父金国宝，留学法国，学成回国，任当时由法国人创办的平汉铁路局（由北平到汉口）处长职。”金国宝进入铁路系统，得到科举同年、同乡南海人关赓麟的提携。关赓麟历任平汉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要职。关赓麟之父关蔚煌，曾写成一部《慎独斋七十年谱》，书中记载：金国宝字孟仁。由此看来，北京香山的墓碑刻的是他的表字。几经曲折，笔者在《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中查到金国宝的留学记录。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农历八月十三日，总理学务处向外务部发送咨文，称译学馆“拟派英文学生五名、法文学生五名、俄文学生二名、德文学生三名”出国留学，请外务部发给护照，并附上“学生籍贯履历三代名册”，内中有：“法文生金国宝，年十八岁，正黄旗汉军英濬佐领下人，举人；曾祖汉泽，祖铨，父建铙。”（《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85页）
笔者排查了《驻粤八旗志》中所有人名，没有发现金汉泽、金铨、金建铙的名字。实际上，凡是曾经担任过七品以上职务、中过科举、有过军功、受过表彰、有一定事迹可记的人物都会在《驻粤八旗志》中出现。由此可以断定，金国宝祖上三代属于普通旗丁，一直没有什么突出表现。这个普通旗丁家庭，与金无怠吹嘘的“努尔哈赤嫡系后代”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金国宝能考中举人，得益于珍妃伯父长善振兴旗人教育的一系列举措。金国宝于1901年参加广东乡试，考中举人，同科考中的有南海关赓麟。（关蔚煌：《慎独斋七十年谱》）关赓麟于1904年中进士，1908年任邮传部铁路管理局局长，入民国后，历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京汉铁路局局长要职，兼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金国宝考中举人后，被保送进入京师大学堂，不久清廷在学堂内设译学馆，金国宝分到译学馆学习法文。是时清廷力行新政，有一政策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奖励举人出身，金国宝遂变成“双料举人”。（潘敬：〈京师大学堂忆述〉，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册，第764页）
1904年，广州汉军李家驹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金国宝在次年留洋，有可能是得到李氏的照拂。1905年12月26日，金国宝抵达法国，至1907年冬季，考入利耳工艺学堂（Institut Industriel du nord de la France），寓所在159，Rue de Solférino, Lille，每月学费四百法郎。（巴黎驻法刘大臣咨送留法学生开支费清册，载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二册，第628页）“利耳”（Lille）这个城市在巴黎附近。
金国宝回国后，先后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天文算学物理教员、广州中法韬美医学校理化博物教员、江苏交涉署译员、交通传习所算学教员，约1914年被关赓麟聘为京汉铁路局局长法文秘书。（1918年《京汉铁路管理局职员录》）
1914年，铁路协会在西长安街本部举行第三次演说会，金国宝登场演说，题目是“铁轨损坏之研究”，此时关赓麟任铁路协会总干事。（1914年6月5日《申报》）从历年《政府公报》、《交通公报》刊登的交通部令以及京汉铁路局相关资料看，他在京汉铁路局的任职轨迹如下：
1916年11月3日，任总务处编译课主任；
1923年3月14日，从通译课长调充考绩课长；
1923年10月31日，署理总务处处长，未几实授；
1925年8月29日，因病辞去总务处长职务。
离开京汉铁路局后，金国宝受音乐家萧友梅之聘，到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讲授诗词古文写作，1927-1928年间，重回交通系统，出任北京交通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1927-1928年《交通教育月刊》）
金国宝的任职轨迹，跟关赓麟基本重合。京汉铁路的修筑，主要利用了比利时、法国的贷款，很长时间里内部文件通行法文，金国宝作为留法工程技术人员，进入京汉铁路局工作也是人尽其才。
金国宝进入铁路系统，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近代铁路事业主要是一群广东人所开创。1881年，唐廷枢、伍廷芳开始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后延长为关内外铁路；1905年，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开始修建京张铁路；同年，梁士诒任铁路总文案；1906年，唐绍仪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1907年，梁士诒任邮传部铁路局长，以叶恭绰佐理。由此，形成以梁士诒为首领、叶恭绰为主将、关赓麟龙建章为辅翼的“交通系”，控制全国铁路交通系统。交通系重要骨干，几乎都是广东人，只有一个周自齐是山东人，不过也是在广东长大的，毕业于广州同文馆。翻开当时的《中华民国铁路协会职员录》，会长梁士诒（广东三水）、副会长叶恭绰（广东番禺）、总干事关庚麟（广东南海），评议部首席评议员乃是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广东南海）。
金国宝在办理铁路技术、管理工作之外，雅好诗词书画，这也跟清末民初邮传部、交通部的高层人物有关。这些人都是前清的进士、举人出身，旧学深邃，喜以文艺自娱，并非单纯的行政、技术人员。交通部长叶恭绰（广东番禺）、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均为民国诗词名家，富于收藏。1924年，画家林彦博发起成立北平艺社金石书画会，关赓麟与金国宝、音乐家杨仲子（杨荫浏）一道加入，会址在北京中山公园四宜轩，每周星期日和假日进行集会。
1920年，音乐家萧友梅创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5年改组为北平女子大学音乐系，聘请金国宝给音乐学生讲授诗词写作。萧友梅，广东香山人，1900-1901年在广州时敏学堂就读，当时可能已经耳闻金国宝大名。北京女高师于1925年10月更名为国立女子大学，校歌由萧友梅作曲、金国宝作词。这是金国宝一生最有纪念意义的作品，谨录歌词如次：
国立女子大学校歌
金国宝作（共二章）
一章
懿矣哉
国立女子大学发其英
人文兴
美化成
建上都
树风声
古昔辟雍不及女
邦之媛也非无名
孟母断机 陶姬截发
大家续史 宣文传经
焱绝焕炳 百世犹典型
狂澜逆挽 百川东障
斯责谁在 曰在余后生
何以启之
日就月将缉熙光明
何以颂之
坤厚在武元亨利贞
於戏 懿矣哉
其名正正 学之府兮
其德英英 民之母兮
涵育华夏莫余敢侮兮
上慎旃哉
维以永怀

二章
敻乎哉
国立女子大学昭其度
文郁郁
乐穆穆
弘格致
明历数
鍼膏起废觉后宽
昭质菲菲导先路
既文既博 亦玄亦史
纵横九州 上下千古
远迈前修 毋自封固步
神以知来 知以藏往
斐然成章绿竹瞻淇奥
于以励之
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于以期之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於戏 夐乎哉
其制崇崇 学之府兮
其仪雝雝，民之母兮
见仁见知各有所取兮
勉旃勉旃
天步方艰

国立女子大学校歌
金国宝正妻生一子金无病；侧室生长女金孔章、次子金无忘、三子金无怠、四子金无骄。金无怠回忆说，金国宝与妻子、长子住在北京霞公府一座“前后三进的四合院”，这并非实事，纯属吹嘘。查民国初年的《京汉铁路管理局职员录》，金国宝前期租住小纱帽胡同，1928年买下钟鼓寺（现改名钟鼓胡同）四号（1928年2月11日第4232号《政府公报》），跟正妻、长子一起。当时，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确实住在霞公府，中低级职员则不一定。金国宝跟妻子吹嘘其父住在霞公府，可能是因为王公府邸听起来更有面子。饶是如此，金无怠连市中心钟鼓寺也住不上，他是跟生母杨氏及一母所生的3个兄弟姐妹住在当时的郊区香山。金无怠入读香山碧云寺小学，毕业后考入城区的大同中学。
由译学馆出洋学生籍贯履历三代名册所载岁数推算，金国宝生于1887年；又据金无怠回忆，其父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逝世，算起来年仅50岁。需要注意的是，同时代有一位名气很大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金国宝，是江苏吴江人，不可混淆。

1982年2月，金无怠在阔别30多年后回到出生地北京，回美后对妻子说：“我在云南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的姑姑也赶来看我呢，她是留法的，不用多问，我就能猜到怎么熬过来的，头发可全白了……”（周瑾予：《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第191页）根据姓金、广东南海人、云南大学、留法这几个条件，笔者很快就查到金无怠的姑姑叫金琼英。
金琼英（1913-1994），1928年在北京中法孔德学院读书的时候，拿到北京市女子乒乓球比赛冠军，当时她才15岁。记载此事的不是别人，乃是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他也是孔德学生，参加男子组比赛拿到第四名。1935年，金琼英由中法大学资送到法国留学，1940年获里昂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41年回国，次年起在重庆白沙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
1946年，她跟随老师翻译家李霁野一道到台湾编译馆工作，1947年回大陆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先后讲授社会学概论、逻辑学、统计学等课程。1954年3月社会学系撤销，调入政治课教研室，1960年进入新成立的政治系任教。1971年，周恩来指示云南大学筹建法语专业，金琼英又调入外语系工作。金琼英长期从事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在逻辑学方面颇有造诣，曾担任过全国逻辑学会理事、云南省逻辑学会名誉会长，著译颇丰。
金琼英很早就是政治积极分子，1956年当过一年的云南大学工会主席。作为曾经的社会学教授，她在1958年《人文科学杂志》第1期发表《揭露右派分子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社会学教授反对恢复社会学专业，这是富有时代特色的行为。从1960年代中期起，她先后担任省妇联副主席、省工会副主席，1977年以后担任省政协常委，1979年起担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连任两届。

后话
从金无怠自我吹嘘的家世与实际出身来看，他有一个特点是喜欢自我拔高，假冒满洲皇族后裔其中一例，自称其父住在霞公府是另一例。过高的自我期许与残酷的现实，使他在法庭宣判罪行成立之际，产生幻灭之感。按十七项控罪计算，他将被判两个无期徒刑，这使他回到现实中来。他选择自杀，应该是一种冷酷的计算，以其一死，豁免没收财产与缴交罚款，让家人解脱了沉重经济负担。

谢选骏指出：上文揭露了金无怠是个“身份骗子”，肆意编造家族历史。但是却也隐瞒了一个最后的事实——金无怠自杀之前，一个共产党中国的记者曾来探监，为他带来了上级的指示。舆论认为，这可能才是金无怠自杀的真正原因。否则按照他“过高的自我期许”的自欺性格，一定会在监狱里等待减刑甚至赦免的。至于那个记者说了些什么，美国方面始终没有透露；所以有人怀疑这是“中美共治”的最早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