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谢选骏:请不要污蔑史前人类为“毕加索”
《拉斯科洞窟的毕加索:人类大脑如何进化,史前艺术告诉你》(译言古登堡计划2012-11-06)报道:
阿尔塔米拉洞穴的野牛,绘于25000年前——
“是什么使人类成为人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如果你曾是一名文科生,你可能不加犹豫地回答道:“人性。”可能你还会说得更详细一点,引用评论家霍尔丹?麦克福尔(Haldane McFall)的话:“史前人不懂艺术,也就比荒野上的野兽强那么一点。”
好的,这种观点让你觉得自命不凡,但是这种回答对吗?不尽然。通过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对洞窟绘画、雕刻和其他史前艺术的研究,古生物学家倾向认为,表达自我能力的提升促进了现代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表现各类事物的符号可能预示着语言的起源。用木炭、富含铁的赭石、动物的碎骨和尿作画,意味着史前人明白怎样的材料结合能形成具有新特性的物质。设想十万年后在南非海岸的一个洞窟,人们发现油漆存储在鲍鱼壳里——做这事的前提是创新和规划。
袋鼠、野狗、龟以及一些装饰性的圆点,澳大利亚纳玛吉国家公园,绘于40000年前——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纠结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艺术创作,才使人类产生了人性的。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认为德国霍伦斯泰因的斯塔德尔洞窟发现的3万年前“狮子人”雕像( Lion Man of Hohlenstein Stadel,右图)证实了他的理论,即4万年前的一场基因突变导致我们的祖先心智忽然进步发展(智人已经存在20万年,但是显然他们大多数时间没创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作品。)然而,1991年,南非挖掘出的77000年前的珠子和红色赭石的雕刻碎片颠覆了克莱因的假设。这一发现意味着象征性思维的出现比我们想象得要早——甚至在那时现代人的形体已经形成。发掘出的古老人工制品,推翻了改变游戏规则的基因突变设想。2012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柯蒂斯?马里恩(Curtis Marean)对史密斯森协会(联合国博物馆)艾琳?韦曼(Erin Wayman)阐述传统智慧时说:“一直影响现代人类行为和形成现代人独特性的传统智慧,这些在早期人类身上就已出现。”
好像那时的人类已经具备抽象能力。今天可以说,抽象图像无处不在,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的墙壁到我们智能手机上图标。可是如何通过史前艺术来理解这种抽象能力?拉斯科洞窟(Lascaux)、内尔哈(Nerja)、肖维(Chauvet)洞窟的画像看起来远非高度写实主义。有种解释简单地认为,当人类刚出现时,我们祖先没有时间或技能描绘牛马。神经科学研究者怀疑,旧石器时代的抽象画可能真的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过程。
拉斯科洞穴的大角鹿,画面下方有一排圆点——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脑与认知中心主任,也是《会讲故事的大脑:一位神经科学家探求是什么让我们有了人性》(The Tell-Tale Brain: A Neuroscientist's Quest for What Makes Us Human )一书的作者威斯?拉马钱德兰(VS Ramachandran)是这个理论的主要支持者。拉马钱德兰概述了审美的十条基本原则,只有它们能让我们大脑视觉皮层神经兴奋和愉悦。其中一条提到峰值移动(peak shift),他说:“我们发现故意变形的刺激物比刺激物本身更让人兴奋。”1950年科学家尼科?丁伯根(Niko Tinbergen)首次发现峰值移动。他注意到海鸥幼雏敲打母亲的嘴喙,以求母亲给它们喂反刍的鱼,丁伯根想知道鸟喙为什么产生这种反应。他给银鸥幼雏展示末端画着一个红点的木棍,就像成年海鸥的喙端。幼雏啄击的很快。接着,他给那个木棍添上二个红点,木棍再次出现在幼雏面前时,幼雏啄击地更加急切。实验结果显示海欧幼雏对刺激物的反应增强,源于刺激的红点增多。丁伯根称这种反应为“峰值移动”(因为所有高峰值啄击都发生在刺激物发生变化以后。)
拉马钱德兰洞察到了幼雏兴奋啄击与早期人类描绘周围世界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的祖先也天生对夸大的刺激物反应更强列,那么意味着这种倾向也能在他们的艺术中找到。果然,在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洞穴壁画中,我们的祖先大部分着重于描绘动物:野牛的细腿托着健硕的身体,犀牛长着巨大的犀角,笨重的熊有着非常大的下巴。人类的表现形式简明扼要。1908年在奥地利发现了11厘米高的维纶多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左图)雕像,表现的是25000年前的女性:下垂的乳房,肚子凸起,女性生殖器突出。她没有胳膊或面部特征,因为它们对表现女人的生育能力无足轻重。更古老的一个雕像——费尔斯洞穴的维纳斯( Venus of Hohle Fels),她几乎没有头和四肢,通过宽臀和精心雕刻的骨盆带来表现她的性感,生育和丰满。
费尔斯洞穴的维纳斯——
人类学家仍然在争论这些雕像的意图,它们是宗教符咒,艺术品,儿童玩具,还是史前人的色情作品?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认为性感的雕像“象征着希望群体有很好的营养”;用神经科学来解释,拉马钱德兰推测那是我们早期祖先希望健康、顺利生产的标志。他们生活在冰河时代末期,要面对可怕的冬天和食物匮乏。肥胖的妇女或孕妇雕像,会让他们的大脑充满快乐和关注,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今日心理学》上的一篇乔纳?莱勒(Jonah Lehrer)关于峰值移动的文章,记述了这样一项研究,受试者看卡通漫画比照片更容易认出像理查德?尼克松那样的名人。大脑对面部识别的这部分叫梭状回(fusiform gyrus),它擅于解读事物的特质并进行区分,尤其是比实际表现稍微变形的对象。莱勒把尼克松实验和富于想像的抽像画家毕加索联系起来,毕加索画的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肖像(portrait of Gertrude Stein)通过谨慎的抽象处理来强化真实感。莱勒书里引用立体派艺术大师的话:“艺术是用谎言来揭示真理”。
毕加索的《格特鲁德?斯泰因》——
洞穴艺术显露出了史前世界的一些真相:野牛肉让晚餐变得丰盛;女人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生育能力;狮子的脑袋和血盆大口引人注目。(它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祖先是冷酷的猎人——最不能让人忘怀的是一些洞窟描画的动物,包括洞熊、野牛、爱尔兰麋鹿和披毛犀,可能是我们的祖先使它们灭绝的。)
但峰值移动并不能完全解释阿尔塔米拉(Altamira)和拉斯科洞穴一些动物图像上覆盖着奇怪的图案——不规则网格点、线和没明显参考点的网格。我们可以参考透视法以及基本形状、色彩的排列关系。也许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些刺激物好看、愉悦是因为一看到它们神经元就变得兴奋。但是研究人员对另一种理论着迷,他们认为洞窟壁画并不都是抽象图案,而是如实描述洞窟艺术家深刻的幻觉。
法国肖维洞穴的马与犀牛,绘于30000年前——
2007年,伦敦精神病学家多米尼克? H? 福奇(Dominic H. Fftche)用他的新发明做实验。把发光二极管附着在护目镜上,向受试者发出闪光,制造一种“白噪声”,阻止受试者看清任何东西。视神经在缺乏视觉线索情况下,大脑中的神经噪声变大,原本不存在的信息产生了,形成幻觉。即使他们闭上眼,也能看到闪光的点、线和交叉的影线——就像那些欧洲洞窟动物画上的图案一样。
19世纪人们对南非的一些丛林部落进行的访问与上述实验产生了某种联系。200年前,丛林中的布须曼人在德拉肯斯堡山脉的墙上装饰了类似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发现的的抽象画。部落成员向访问者解释,部落艺术家作画之前前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他们的故事引人深思,旧石器时代洞穴所有的点、线和条纹是洞穴人在缺乏光线的情况下对视觉画面的捕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前时代最抽象的图像,可能需要的抽象思维最少。
阿根廷的圣塔科鲁兹洞穴,绘于9000至13000年前——
洞窟壁画是艺术作品还是一件神经科学的工艺品?我们早期的祖先凭直觉归纳了视觉规则,创造性地运用视觉美,让我们为他们杰作啧啧称赞。不知为何,毕加索在《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脸上画出粗重的线条,让她的长鼻子和畸形的眼睛使人着迷。同样,不论史前艺术家想表达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
几乎世界各地每个地方的洞窟艺术,包含一个最后标记:手的形状。同样,时间已经模糊了它们的含义。他们是艺术家的署名?还是与石壁交流思想的萨满仪式的一部分?也许五个手指的图像仅仅标志着“到此一游。”今天,因为祖先的绘画,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过,而且他们的心智与我们很像。
谢选骏指出:上文把史前人类的艺术品作者称为“毕加索”,似乎是一种褒扬,其实是一种污蔑。因为毕加索是一个窃贼。他不仅涉嫌偷窃美术馆藏品企图盗卖获利,而且现在还有关于“毕加索艺术”的新的发现——
《涂涂改改 毕加索将他人画作改成名作》(2018年2月20日 转载新华网)报道:
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发现,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902年的作品《蜷坐的乞丐》是以另一位画家的风景画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后来又用袍子盖住了最初计划要画的右臂。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17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期间发布研究结果称,美国国家美术馆和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分别用红外反光高光谱成像和X射线荧光光谱法等非侵入式成像技术,发现了《蜷坐的乞丐》这幅画的创作秘密。
研究发现,毕加索将另一位身份尚未确定画家的作品向右旋转了90度,借用了原作一些风景画造型,如将峭壁改做女性的背部。后来,毕加索又对作品进行了重要改动。他起初用含镉和铅的颜料画了一个端着盘子的右臂,后来用普鲁士蓝和铬黄颜料将其遮住了。
成像技术有助于画作收藏者更好地理解毕加索的风格和创作过程。“我们现在可以在画作结构内部发现年代学证据,表明艺术家风格是如何发展的。”收藏这幅画的加拿大安大略美术馆高级美术管理员桑德拉·韦伯斯特-库克说。
《蜷坐的乞丐》又称《蜷坐的女人》,画的是一个穿袍子的贫苦女人,这是毕加索早期艺术生涯“蓝色时期”创作的作品,这一期间他多用阴郁的蓝色与蓝绿色。
谢选骏指出:看来,毕加索不同“时期”的画画,并非以前宣传的是从不同的女人身上的来的灵感,而是从不同的画家那里盗窃来的作品。所以,请不要污蔑史前人类艺术家为“毕加索”。毕加索就是一个西班牙人,他更擅长的不是发现新大陆,而是从新大陆抢劫金银财宝。当然,他们最后用这些赃物毁灭了自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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