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华人对于自由的双重理解

《从“左派”阮铭到“叛徒”阮铭》（鲁西南农村研究 2016-11-19）报道：

我入学清华时，阮铭任校团委书记。与他偶有接触，给我的印象是，白净面皮，文质彬彬得有些孱弱。阮铭出身燕京大学，在干部队伍几乎清一色“土生土长”的清华园来说，阮铭显得颇特殊；或许是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曾领导过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或许是受到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的青睐所致。

阮铭的引我注目是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

那年五月的一天，几张大字报在学生食堂的墙壁上跃然出现，标题是《说不完的故事》，与不久前上映的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名称相近，内容亦讲述爱情；最为轰动的是，故事的男女主角竟是团委书记阮铭和我临近班级的某女生（时任该班级党支部书记），文字中穿插了二人的打情骂俏，颇为生动。为此，清华园里“罢免阮铭”的呼声甚嚣尘上；为此，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党委组织部长周维垣特意陪同阮铭到该女生所在班级作检查；或许也为此，大字报三名主笔被划右派，其中两人为极右派，被遣送建筑工地劳动。

在那场运动中，阮铭在“自由论坛”上的“舌战群儒”，也令人记忆犹新。“自由论坛”是设在明斋（学生宿舍）门廊处的群众集会，师生均可在这里畅所欲言。阮铭这位风云人物（或曰“众矢之的”）的登台，其情该是多么激昂！而阮铭竟是不卑不亢，对群众的质询有问有答；该认错的认错，比如自己的不拘小节；该解释的解释，比如学生辅导员的特权；该承担的承担，比如团委工作的不足；该否定的否定，比如“肃反运动”的黑名单……一场辩论下来，竟有人当场示好，声称撤销罢免阮铭的要求。此情汇报到彭真处，阮铭被誉为坚定的左派。阮铭确也没有辜负市委书记的美誉，随后尊奉“引蛇出洞”的指示，要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谭某两度请钱伟长（著名科学家时任清华副校长）登坛“放毒”。钱伟长这面清华右派的旗帜（时任党委书记蒋南翔语）之被砍倒，亦当有阮铭的一份功劳。——“左派阮铭”铭记我心！

“反右”以后不久，阮铭却离开了清华园，调往北京日报，随后在中宣部工作。这期间与阮铭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见过一面，其身边的夫人并非昔日那位党支部书记，其衣着神态有几分落拓。后来再未见过他，但对其仕途时有所闻：中宣传部、中央党校……在我冷眼旁观步入壮年的“左派阮铭”将会如何腾达时，竟听说他出走美国，变节了！后来的传闻更具爆炸性：阮铭被陈水扁聘请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从“左派阮铭”到“国策顾问”，跨距实在太大了。匪夷所思、莫名其妙、不可捉摸、幸灾乐祸……如此这般的情绪，就是这些年来，每逢谈及或忆及阮铭时我的内心的感觉，直到近日读过《寻找自由》——阮铭回忆录——才明了这种跨距的内中究竟。

阮铭出身革命军人（父亲系毕业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总统府侍卫官）之家，接受的是带有浓郁教会色彩的西方教育（嬷嬷主事的小学、马相伯的震旦大学附中和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身处战乱频仍黑暗浓重的社会环境。可以想象：胸怀军人激情，向往自由平等的青年阮铭必会抵抗社会的黑暗与虚无，诚然，这种抵抗如鲁迅所说，是“绝望的抗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希望刚刚展现，12月1日即在昆明发生了西南联大四名师生喋血的“一二一惨案”。当局虽将凶手处决并免去云南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但其敌视与扼杀自由并未改弦更张。——蒋介石1945 年12 月7 日日记写道：“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

正是青年学生的热血促使血热的青年阮铭踏进共产党的行列，那年阮铭还不满15岁。当时，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六个大字：自由、平等、民主；正如当时热血青年们耳熟能详的那首歌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放出万丈光芒。”——这首产生于晋察冀边区的歌曾激励了多少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抗国民党的热潮啊！

然而，阮铭所向往的自由，是源于“天赋人权”的泛人类自由，与基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内的）自由、党派（内的）自由，本是南辕北辙的；只不过在某个历史时期，它们会有某种契合，从而成为同路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阮铭d投身“革命”了，他自以为寻找到志同道合的自由追寻者。

另则，追求自由的人的性格特质，往往是率性；在日常生活中乃至在政治事务中我行我素，少有忌惮：身为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阮铭当众与女支书“打情骂俏”。即便是那场让阮铭跻身“坚定左派”的自由论坛之辩，彰显的亦非凛然大气横眉立目的左派特质。——阮铭泰然面对，因为他没有将群众视为对立面；阮铭坦然认错，因为他觉得放下身段并不跌份；阮铭豁然解释，因为他认为群众是知理明义之人而非一群心怀叵测之徒。因此，尽管坛下的群众听来看来，阮铭仍多有狡辩之辞，但清华园里那场“罢免阮铭”从而危及领导的风波终于被阮铭平息了。——写道这里，我突发异想：如果当年的左派都如阮铭，那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或许不至于发生？！

不过，阮铭的左派气焰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他包庇团委干部，不许批判；他认为钱伟长只不过“爱玩政治”、“爱出风头”；尤其是对蒋南翔执意打倒的袁永熙（原校党委书记时任党委常委）、郭道晖（时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怀同情之心，批判会上犹如“徐庶进曹营”般。反右派运动后，阮铭终被调出清华园。 ——就内里看，阮铭根本就不是左派的坯子。

阮铭到中宣部任职后率性不改：他公开执著地追求第一代女知青徐某某；他参加北大“四清”工作时，对彭真的某些做法想不通，越级写信给毛主席而被送回中宣部等候处理；他甚而一度相信“文革”是一场“民主运动”而身陷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后，阮铭进入中央党校，为胡耀邦所器重，但并未更改其追求自由的内涵和行事率性的作风，结局可想而知了……

阮铭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追求自由的毁灭”：少年时，在蒋介石法西斯奴役制度下，他追求过自由；青年时，在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他追求过自由；壮年时，在文革凤凰涅盘后重生的振奋中，他追求过自由……然而，在所有这些追求中，阮铭都没有得到他自幼融化于血液中的那种泛人类自由。或许，这种自由本不存在，或许这种自由不服中国水土，或许……

阮铭的悲剧是注定的了！

其实，阮铭并不孤独。许多与他同龄（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人，也经历过与他相似的“追求自由的毁灭”，而他们人生的惨淡远甚于“左派阮铭”！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可以说是“华人对于自由的一重理解”——那就是自我中心的个人自由。

《阮铭何许人也？》（2013-08-09 杂谈）报道：

阮铭——何许人也？当代年轻人，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此人虽然够不上大有成就的“名人”，却也称得上是腾挪多变的“能人” 。

有一位网友爆料说：80年代末，原文化部长王蒙在他的自传《大块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人，一个带有满身鬼气的“能人”，就是曾经宣布王蒙为“右派分子”的阮铭。王蒙说：“是阮铭。看来他正受欣赏与重用。阮铭秀美挺拔，长脸黑眸，傲慢自负，目光阴鸷，带着一股冷气。”王蒙用极简的笔触提及阮铭的两件旧事：其一“‘文革’初期，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发难攻击周扬。”另一件事：“阮铭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期间，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 而另一个在“反右”时受到阮铭打击的人写道：“在57年整风运动中，清华大学很多共青团员给当时清华团委书记阮铭贴大字报，提了很多意见，并认为：阮铭的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作为大学团委书记很不称职，提出罢免他。得到相当多的共青团员的支持。”

这些叙述，勾起了我对“阮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7年春天，根据中央部署，要求大家“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怕群众有顾虑，清华大学校领导，要求党员带头“鸣放”，给有问题的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强调能否这样做，是对党员“党性”的考验。当时，我在团委担任秘书，兼任学生会“社团”——“清华文学社”负责人，对阮铭是比较熟悉的。整风开始后，我从身边熟悉的同志中找材料，围绕团委书记阮铭和我同班同学党支部书记潘某某之间谈恋爱中的一些不正之风，以两个班同学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真巧学校放映过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印象颇深，我就顺手借用它作为大字报的“标题”。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他们两人谈恋爱时搞“特殊化”。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春天，全校发生“流感”大流行，班上一大部分同学病倒，全校停课一周，得病的学生都要到“室内体育馆”实施“隔离”。此时，唯独团委书记阮铭利用职权，不让他发烧的恋人（学生）——潘某某进体育馆“隔离”，却到“党委组织部长”家里去休息、治病，还可以吃组织部长家里的好药——我们认为这是“特殊化”，应该改正。

其实，这算什么大事呢？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张普普通通的“大字报”，却会毁了我的前半生！

大字报贴出后，立即有人质问我们“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要求公开确认。

此时，我已感到压力。无可奈何之下，除了写大字报解释外，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召开了请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后任“广电部部长”）、校党委组织部长周维垣、当事人阮铭、党支部书记潘某某等人参加的“事实核对会”。会上，阮铭等两人作了“很诚恳的检讨”，说自己“党性”不够强，以为患“流感”不“隔离”是小事，个人找地方休息，不祘什么过错，现在看来，脱离群众，对党造成不良影响，很痛心……他们两人都承认“大字报”写的内容属实，表示衷心接受批评，坚决改正。艾知生副书记当场肯定我们大家的行动是积极的，有利于帮党整风。他要求阮铭等人，今后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处处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给党和团抹黑，做一个大家都放心的合格的团委书记……

会后，我们根据此次会议情况，又写了一篇“大字报”报道“对证会”的实况。没有料到，清华园内，立即掀起了一 场“要求罢免团委书记——阮铭”的高潮，大字报贴遍全校园，成了“清华园”当时最热门的新闻之一。

但我至今也不明白，是因为阮铭积怨过深，不得人心呢，还是别有原因？为什么些许小事，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

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由于没有确凿的“反党”证据，我竟平平安安地度过了。

但是，到了1957年后期处理“右派”时，按照学生中“右派”要以10%比例界定，我们两个班60个学生，该划6个“右派”，我和现任团支部书记邬某某，是策划这份曾经轰动全校“大字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自是在劫难逃！

我的“罪行”有几条：反党不是抽象的，丑化团委书记——阮铭，就是反党；召开“事实对证会”，是变相斗争党的领导干部——阮铭；我在主持学生会“清华文学社”的“自由论坛”上，让手下的“文艺通讯员”所谓极右分子蔡某发表有关诗人流沙河《草木篇》不是“大毒草”的“反动”观点；我的父亲因为冤案经不住考验，投昆明湖自尽，我曾偷偷掉过眼泪，属丧失立场，有杀父之仇——于是，一番批判，一番斗争，不容分说，即被定为“极右分子”，保留学籍，发配到施工工地“劳动察看”，以观后效……从此，我便陷入了万劫难复的深渊——在建筑工人们的监督下艰苦劳动，干过灰土工、瓦工、电焊工等等；在“大跃进”中，参与过“清河制呢厂”“北京汽车厂”“北京重型机床厂”“华北金属结构厂”“北京面粉厂”“北京灯泡厂”等工程的施工建设，送别了刚过21岁后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我在受难者中是幸运儿——“劳动察看”回校后，又干过工程设计、实验教学、校办水泥厂建厂劳动、农业队长等，直到三年“暂时困难”开始后，工程建设项目陆续下马，学校内的临时工、复员军人纷纷回乡，校办工厂停建，才得以继续“插班”上学，直至毕业，整整耽误了三年半！“三中全会”后，我获平反昭雪，推翻一切不实之词，终于获得新生，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就是阮铭给我留下的巨大创伤和苦涩的记忆！

“反右斗争”以后，阮铭青云直上，节节高升。和阮铭谈恋爱的——我的同班同学潘某某，不久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后担任过“全国学联副主席”，和当时的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同志共过事，也曾红极一时……记得我的问题“平反”后，同班同学聚会时，潘某某曾哽咽着拍着我的肩膀说：“真对不起，我害了你20年……”言语恳切，颇使人感动。但她40来岁时，竟得了不治之症，早早去世了，再也没有和她交谈的机会。由于阮铭薄情寡义，后来，他们两人的恋情竟然毫无结果，也分道扬镳了。

据有关资料介绍： 1958年至1961年之间，阮铭离开清华后，调任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调至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他还担任过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文革中一度统管赫赫有名的“中宣部”，大权在握，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由于阮铭在“文革”初期，响应“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号召，大搞打、砸、抢，犯了错误，从1967年起，他被遣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场”接受监督劳改，并受到军事管制小组的隔离审查，一直到1973年因胃出血到北京治病为止。

但到1977年，善于腾挪躲闪的阮铭，凭着一身“本事”，又奇迹般地爬起身来，去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王震同志撤销为止。这是阮铭再次辉煌的日子。

这一时期的阮铭，曾以“改革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参与起草了不少“文献”……

但是，恶人难逃厄运。1983年，不知为什么，他又受到开除党籍处分；1988年，原形毕露的阮铭，出国不归，彻底投靠台湾的间谍组织，成了当时台湾情报部门的主要干将。

1997年后，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他取得“中华民国”的所谓“国籍”，并加入了“民进党”。此后，由于他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获得陈水扁的赏识，2004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了激进的“台独”分子。（最近，据说他已转到美国定居。）

阮铭今年82岁了。他先后以“革命左派”、“改革先驱”、“民主斗士”、“台独分子”等多种面目出现。在分别加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期间，他都有过“杰出”的表演。

有的网友说：阮铭是一个混迹红尘江湖中的政治掮客。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秦暮楚，善于迎送、拍马，构陷整人，被人们称为“戏路广、角色多”的“政坛演员”。他一路走来，“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是个地地道道的时代“变色龙”！

市面上有阐述《黑厚学》的书籍，是教人怎样做一个“心黑脸厚”的“两面人”；古代有一本《反经》，也讲过此“道”。应该说，阮铭也是一个称得上精通此道的“能人”吧？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岁月的激流中，阮铭终于露出原形，成了寄居海岛的‘断肠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一切都过去了！阮铭是何许人，应该如何“定论”，历史总会有个公正的评价 。

但愿他在风烛残年中，能为祖国统一做些好事，也不枉自己曾经是个“能人”！

如果阮铭有机会看到我的这篇《博文》，不知他作何感想？

一个人即使再聪明，如果不懂得历史的大趋势，不懂得生你、养你、教育你的这块土地，不懂得“天时”，照样会碰得头破血流！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可以说是“华人对于自由的另重理解”——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上述两端，可以说是“华人对于自由的双重理解”。华人对于自由的双重理解虽然南腔北调，但在我看来，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混”字当头，毫无荣誉感之可言。由于除了“生活”“工作”以外没有其他意义，华人的世界只能不堪一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