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史蒂芬·平克的白痴理论

网文《为什么犹太人长期近亲结婚，却能保持正常的智商？》（https://neu-reality.com/2018/03）报道：

最近，关于种族和智商的观点的复兴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科学观察。2005年，世界上最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某犹太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提出“德系犹太人天生特别聪明”；次年，他又在美国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长文，重申了这一观点。平克的文章背景是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德系犹太人智慧的自然历史”，由三位人类学家在犹他大学共同撰写。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德系犹太人的高智商分数表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其他犹太人群体）更聪明。这种进化的发展理论据信起源于公元800年到1650年之间。当时主要生活在欧洲的德系犹太人受反犹主义的限制，只能从事货币借贷生意，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行当。该论文认为，这种智商上的快速的进化是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和外族通婚，意味着“非常低的内向基因流动”。这也是德系犹太人中家族黑蒙性痴呆和高雪氏症等基因病的发病率畸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声称这些疾病是指向高智力的自然选择的副产品；据说那些携带上述基因变异或等位基因的人比其他人更聪明。

那么，德系犹太人的情形又当如何解释？自从2005年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其他科学家的DNA研究表明，德系犹太人的遗传孤立程度远低于该论文描述的状况。针对“德系犹太人群的高发遗传病源于快速的自然选择”这种观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疾病是由一个随机突变引起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携带此类致病基因变体者的智力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或者更低。但是在智商测试方面，这篇论文却实实在在地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进行的多次智商测试屡屡表明，德系犹太裔美国人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大大高于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对考试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们的数据……更倾向于反驳普遍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然而，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却高于平均水平。
针对以色列两代米兹拉希犹太儿童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模式：老一代的智商为92.8，年轻一代是101.3。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1948年和1990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智商分别为97分和108.6分。1972年到2002年间，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个百分点。
没有人可以合理地宣称，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华裔美国人或者非裔美国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纽约大学的人类遗传学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雷（Harry Ostrer）在读过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之后，对史蒂芬·平克的观点表示异议：“从科学角度而言它很糟糕，不是因为其论点非常冒犯人，而是因为它是糟糕的遗传学研究和糟糕的流行病学研究。”

网民评论：

《近亲结婚不等于低智商》：

认为近亲结婚会导致低智商，显然是一种混血儿优等论的衍生。假设双方一个是智商70的俾格米人和智商100的白人，你觉得他们的孩子的智商会是多少？一般来说应该是落在70到100这个区间之内。也就是说混血儿智商趋向于平均。

而近亲结婚的结果会更加的极端化，可能智商会更高，但是也极大的加大了遗传病的概率。

假设我们要培育更聪明的狗，这个过程里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就是让聪明的狗近亲繁殖。我们对狗进行筛选，让其中更聪明的狗的近亲繁殖，最后得到智商比较稳定的狗品种。这个过程里毫无疑问先天有遗传病的狗肯定会非常多，我们怎么解决？当然是人道毁灭。

回到犹太人这里，犹太人因为在欧洲被圈禁期，大量近亲繁殖，这不仅仅不会导致智商下降，反而会凸显出高智商群体。

至于伴随而生的那些大量先天遗传病患者去哪里了？当然是被社会选择淘汰或者死掉了。

很多很有名的犹太人科学家都是近亲结婚的产物。近亲结婚会增大子女智商的方差。出现天才和傻子的概率都会增加。天才近亲结婚更容易生下天才，但是伴随着的可能是傻子。

现代社会都不鼓励近亲结婚，主要原因还是人类已经不再和普通动物一样能够随便淘汰亲族了。

如果不近亲结婚，生下两个普通儿子，家庭还是容易幸福的。但是如果近亲结婚生下一个天才，一个脑瘫，家庭大概率完蛋。毕竟就算是脑瘫你也不能把他害死吧，这是违背人伦的。

回到题目犹太人近亲结婚为何还能保持正常智商。

答案只能是——过去历史上犹太人近亲结婚，然后生下的脑残被自然或者人工淘汰了，毕竟如果有先天疾病，那么很难活到成年。

当代随着人类文明水平提高，犹太人自己也开始避免近亲结婚，免得生下先天疾病儿童。

（2019-05-24）

谢选骏指出：史蒂芬·平克是一个成功的犹太人，至于他的家族里是否多有白痴，外人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的理论显然属于白痴理论，则是毋庸置疑的了。

网文《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世界在变好，核能可以解决气候变暖》（左其盛）报道：

书名中的“启蒙”，指的是启蒙运动的启蒙。作者指出，当前西方的反启蒙运动比较盛行，一个表现是民粹主义，他们反对理性、科学，认为世界在变糟糕，科学走的太快了，需要停下来反思。

作者对反启蒙运动给出了有力的反驳，用许多图表和数据证明世界在变好，理性和科学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总结作者的重要观点有下面3个：
1：世界在变好，感觉世界在变糟糕是因为新闻总是喜欢报道坏事，看整体数据就能发现世界在变好；
2：民粹主义是老年人的运动，年轻人中支持的较少；
3：人类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气候变暖和核战争，气候变暖一个解决方案是低碳的核能，核战争的解决之路在于各方逐步缩减核武器；

体裁跟《今日简史》有点像，每一章说一个热点问题，综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水平我认为比《今日简史》更高。最重要的第二部分有17个章节，分别讲述寿命、健康、食物、财富、贫富差距、环境等各方面的情况，基本是用200年以来的数据和图表说话，各个方面看当前的情况都是远超古人且在不断进步。

英文版是2018年2月出的，算比较新的书了。

600页的鸿篇巨制，其中正文500页，注释和参考资料100页。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1：按启蒙运动的说法，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和同情来促进人类的繁荣。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陈词滥调。之所以撰写本书，是因为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理念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需要竭力辩护。P4

2：人类的道德感有时也与幸福的目标背道而驰。人们总是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妖魔化，将反对的声音视为愚蠢或者说谎。他们总要为社会上的各种不幸寻找替罪羊。他们以道德之名谴责对手，并号召民众群起攻之。P27

3：但我们并非无可救药。人类的认知具有两个特征，使它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第一个特征是抽象思维。……第二个特征是组合、递归的能力。心智可以将诸如事物、地点、方向、人物、行为，方式和目的等基本概念组合成命题，由此创造出不计其数的想法。P27

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现代机构的信任已经土崩瓦解，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公然反对启蒙运动理念的民粹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它们标榜本土主义，拒绝世界主义，推崇专制，反对民主，藐视专家，鄙薄知识，它们沉湎于田园诗般的过去，而无意展望更好的未来。不过，这种表现绝非21世纪的民粹主义所独有。P30

5：知识分子厌恶进步，那些标榜自己为“进步人士”的知识分子尤其厌恶进步。这并不是说他们讨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例如:大多数专家、批评家以及思想传统的读者都在使用电脑，而不再是羽毛笔和墨水瓶;他们更愿意在手术时接受麻醉，而非直接动刀。真正让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的，是进步的理念，也就是启蒙运动认为通过理解世界可以改善人类处境的理念。P39

6：新闻恶习和认知偏差相互作用，给我们展示了世间最坏的景象，那如何才能对世界状况做出全面合理的评估?答案是看数字。有多少人遭受暴力的侵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有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生活贫困，多少人面临压迫?有多少人是文盲，多少人在遭受不幸?这些数字是在上升还是下降?P43

7：令人吃惊的是，在衡量人类福祉的所有指标上，世界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人知道这回事。P53

8：一项令人沮丧的调查表明，大约有一半的民众认为普通的西红柿没有基因，只有转基因的西红柿才有，插入食物中的基因片段可能会迁移到食用者的基因组中，而插入到橙子中的菠菜基因会让橙子尝起来像菠菜。八成的人赞成通过法律强制要求给“含有DNA”的所有食品都贴上标签。P80

9：贵族、宗教和军事文化一直视商业为庸俗和腐败。但在18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商业开始被视为符合道德和令人振奋的事情。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的哲人对商业精神进行了评价，认为它有能力消除宗派仇恨:P88

10：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平等非但没有让人们垂头丧气，反而使他们焕发生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不平等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反而越高。两名作者认为，哪怕贫穷和社会不平等让这些国家的民众会沉浸在嫉妒、身份焦虑和相对性匮乏的感受中，他们也常常因为生活充满希望而把这些负面情绪抛在脑后。P106

11：贫富差距和完满生活的关联让人难以捉摸，而我们在探讨相关的问题时又经常混淆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不平等和不公正混为一谈。许多心理学实验都让我们看到，人类，包括年幼的孩子，倾向于在分配意外之财时计较形式上的绝对平均，即使有时候这需要牺牲所有人获得的福利总和也在所不惜。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们称为"公平偏好”:P106

12：最近有一项针对狩猎-采集型社会财富(房屋、船只以及狩猎所得)的调研显示，这些部落“与原始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们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33，与美国2013年的国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相当。P108

13：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提出了“导致社会经济秩序大洗牌的“天启四骑士”:全民动员的战争冲突、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运动、国家政权倾覆，以及致命流行病。除了蚕食社会整体的财富，四骑士实现财富平等的通常手段是屠戮大量的劳动者，随后提高幸存者的薪酬待遇。P112

1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的确变得比以前更不平等了，但是如果深究的话，人类总体过上了比从前更好的生活。P128

15：常常让人口统计学家感到意外的是，生育率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会骤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改造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变化将在穆斯林社会遭到抵制，而且穆斯林社会将出现大量的青年人口，但在过去30年里，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了40%，其中伊朗下降了70%，孟加拉国和另外7个阿拉伯国家下降了60%。P134

16：100种商品中，36种在美国的绝对使用量已经达到顶峰，另有53种可能会下降(包括水、氮和电)，只剩下11种还在增长中。英国人也达到了物品峰值，他们的年人均材料使用量从2001年的每人15.1吨减少到了2013年的10.3吨。P145

17：问题的症结在于碳排放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利益博弈，亦称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每个人都做出牺牲，大家都会受益，但因为自己做出牺牲会蒙受损失，每个参与者都有动机搭便车，让其他人去做牺牲而自己坐享其成，最终的结果将导致人人搭便车，而这会使所有人的境况都变糟。P150

18：其次，事实的真相或许会让传统的绿色环保运动有些不安，但实现深度去碳化绕不开这样一个事实:核能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可能大规模使用的无碳能源。P155

19：更为成熟的技术是从化石燃料工厂的烟囱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泵人地壳的角落和裂缝中。从理论上讲，直接从大气中分离浓度为0.04%的稀疏的二氧化碳是可能的，但效率极低，令人望而却步。当然，如果核能变得足够便宜，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P161

20：在高犯罪率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专家表示对暴力犯罪无能为力。这些人称，暴力犯罪已成为充满暴力的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如果不解决种族主义、贫困和不平等之类的根本原因，该问题将无法得到控制。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可以被称为“根本原因论”(root-causism)，这是一种故作深奥的观点，P183

21：但如果真要把我们置于一个两难的困境中，问我们是否愿意以每年100万人死亡和数千万人受伤为代价来随心所欲地驾驶自己的汽车出行，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然而，这正是我们自己默默做出的骇人选择 P204

22：正如人们倾向于不把事故看作暴行的结果(至少当他们不是受害者的时候)，他们也不把安全上的进步(如果他们能意识到的话)看作是道德上的胜利。然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以及大规模地减少疾病、伤残和痛苦，都值得我们充满感激，需要我们做出诠释。P204

23：事实上，公众意识中恐怖主义的崛起并不是世界变得多么危险的迹象，而是恰恰相反。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观察到，将恐怖主义置于安全威胁清单的首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安全环境非常良好”。P213

24：不过，让人惊讶的东西也不是没有，那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地区的居民都变得比从前更自由开明了。应该说远远比以前自由。中东地区的伊斯兰青年，成长于世界上最保守的文化熏陶下，而如今他们的价值观已经不输西欧的年轻人，后者生活的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代表着世界上最自由开放的文明。P246

25：最明显的，有一种抽象思维能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对数字技术的掌控。网络是抽象世界的终极形态，在那里，行为目标的实现不是依靠对实体物质进行空间移动，而是通过操纵虚拟的图标和按钮。20世纪70时代，初次接触卡式录像机和地铁售票机的人们对这些新事物根本摸不着头脑。P265

26：如今，我们对于财富和幸福的关系有了多得多的证据，结果表明根本没有伊斯特林悖论这样的现象。无论在哪个国家，相对富裕的人都更幸福，不仅如此，富裕国家居民的幸福感也更高，随着时间推移，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它的国民也相应地变得更幸福。P294

27：理解历史趋势最大的困惑在于区分一种变化到底是特定的时代思潮(时代效应)，还是人类生老病死的年龄使然(年龄效应)，抑或是世代更替中的演变(代际效应)。如果不是借助时间机器，我们很难完全单独区分出年龄、代际和时代思潮，更不要说理清它们之间错综的关系了。P298

28：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灾难的四骑士已经变成人口过剩、资源短缺、污染与核战争。最近，又有一队更陌生的骑士加入了他们:将会吞噬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将会奴役我们的机器人、将会把我们变为原材料的人工智能以及培育种族屠杀病毒或在卧室里攻陷互联网的保加利亚年轻人。P318

29：多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分析古巴导弹危机的文件(尤其是约翰·肯尼迪与其安全顾问会议的副本)之后指出，尽管参与者的记忆认为是他们将世界从世界末日大决战的边缘拉了回来，但实际上“当时美国卷入战争的概率几乎为零”。记录表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牢牢控制着政府，都希望危机能有一个和平的终结，P341

30：然而，道路已经铺就。如果核弹头被废弃的速度继续快过被制造的速度，如果一触即发的设置被取消并且大家都承诺不会首先动用核武器，如果避免国家之间战争的趋势还会继续，那么到21世纪下半叶，我们就能看到只剩下小型的安保型核军火库，它们只用于相互威慑。再过几十年，它们或许会让自己失去用武之地。P350

31：对人类进步造成巨大威胁的是一项政治运动——反启蒙运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见证了反启蒙运动的兴起，那就是民粹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独裁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倡导一个国家“民族”的直接主权，这体现在喜欢直接输出自己美德和经验的强势领导人身上。这里的“民族”通常指民族群体，有时也指阶级。P363

32：可以像死亡一样肯定的是，民粹主义是属于老年人的运动。如图20-1所示，对于特朗普、英国脱欧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随着出生年份的后移而急剧下降。与民粹主义有着部分类似之处的另类右翼运动，其成员比较年轻，除了落得个声名狼藉，选举中根本没有它的一席之地，P371

33：预测水平最低的人，是那些脑子里有着宏大思想的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乐观还是悲观。关于这些宏大思想，他们都怀着一种能鼓舞人心但极具误导性的自信。P399

34：政治科学家埃丽卡·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收集了1900-2006年遍及世界各地的政治抵抗运动的数据，发现3/4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获得了成功，而只有1/3的暴力反抗获得了成功。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是正确的，但如果没有数据，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P439

35：现如今，有一场规模越来越大的运动，叫作人文主义运动。它提倡以非超自然为基础的意义和伦理——没有神，也能善良。P445

36：如果想挑出一位站在人文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家，也就是反对本书几乎所有观点的思想家，那么没有谁能比弗里德里希·尼采更合适了。在本章的前面，关于人文主义道德对冷酷、自私、自大的反社会者的处理方式，我表达了担忧。尼采认为，做一个冷酷、自私、自大的反社会者，是件好事。P479

谢选骏指出：史蒂芬·平克为何相信“世界在变好”？因为犹太人的处境在变好。所以他睁着眼说瞎话，说他“可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这是超级白痴的理论。

网文《我很难理解史蒂芬·平克和<当下的启蒙>这种书畅销》（徐书婷 06-23）报道：

林凌｜谁为现代立法？——《当下的启蒙》与中国学的未来

在谈论到人类世界摆脱贫困的原因时，史蒂芬·平克问道，“世界在做什么正确的事情呢？”他借用了一些发展专家的理论给出了人类脱贫致富的五大原因，但是在《当下的启蒙》这本著作的中文版中，五大原因被删减到了四个，被删去的那个原因在原版中排在第一位——平克引用了拉德列特（Steven Radelet）的话：“在1976年，毛泽东一个人就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球贫困的走向，只用了一个简单的举动：他死了。”500
在平克看来，“第一个原因是共产主义（以及侵犯型社会主义）的衰落。出于有目共睹的原因，市场经济体能产生惊人的财富，而极权式计划经济体的苛政只会造成物资短缺、增长停滞，甚至经常闹饥荒。”（90）

作为哈佛教授，平克的几乎每一本书，一经出版都会成为畅销学术著作，《当下的启蒙》也不例外，据说该书对当前世界进行了全景式的评述，让读者了解到人类状况的真相，一上市就长期占据亚马逊畅销榜，《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卫报》等媒体均将之列入年度最佳图书，比尔·盖茨甚至赞誉“这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多年来的努力写作，以及为“理性”“科学”和“进步”的不懈辩护也为平克本人赢得了“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头衔，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则对其更早的另一本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平克的这本书之前，很难思考“进步”的问题，“还没有看到特别全面而有说服力的一套说法，能够显示历史有进步可言”。如此看来，我们应该认真阅读平克的作品，因为他给我们展示的是现代世界的法则、现代人最应该珍视的价值，以及现代生活为何值得一过。但是，如上面删减的一段所示，平克的理解和论述又与我们的政治常识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怪在封底的推荐语中，《枢纽》的作者施展虽然高度评价本书，却也机智又言语暧昧地表示，“我们不仅要阅读这本书，也可以和作者展开辩论，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参与这场全球范围内的认知框架的重构……”

本文试图完成的，首先是对照《当下的启蒙》的中英文版本，找出本书删减的一些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做不是为了挑刺或者进行意识形态审查，毕竟不同语言版本之间有所差异实属正常。其实，一个有健全理论常识和学术训练的读者，即便仅阅读中本版，相信对平克的思想水准也能一目了然。不过作为畅销思想读物，中文版的翻译是否因删减而造成了对普通读者理解的遮蔽，是否需要更清晰地还原平克思想的完整原貌，这是值得探讨的。其次，结合这一基础，我们真正要追问的是，与这样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展开辩论，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重构认知框架？在理论上，古今之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似乎均能构成与作者辩论的理论基础，但这种对话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却很值得怀疑，除非我们做另一种尝试，即引入当代中国的实践，来参与到关于“理性”“进步”“现代”等相关话题的讨论，来回答平克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享受工业化长期带来的好处而不必承受工业化的残酷。人们可以想象工业革命在历史上的另一种可能，现代意识更早地得到应用，工厂不必雇用童工，成年人的工作环境也得到改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有工厂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更人道地对待工人，同时还能实现盈利。来自贸易谈判和消费者抗议的压力大大改善了许多地方的工作条件。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融入国际社会，这将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进步。”

显然，倘若我们有不同于平克的答案，正是因为对这里的“无疑”产生怀疑，认为“自然”的并不自然，“可以”的不一定可以。

（一）

对照《当下的启蒙》的中英文版本，我们一眼就会发现平克对马克思主义无处不在的反感，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启蒙主义的，相反，启蒙是走上了一条歪路才会遗憾地通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此类言论中国读者不应该感到陌生，因为在1980年代将启蒙与救亡对立的时候，难道不曾接触过相关的论述吗？在平克看来，选择共产主义是一种灾难，“20世纪死于严重饥荒的七千万人当中，80%是共产主义政权强制集体化、惩罚性资产充公、极权型中央计划经济的牺牲品。……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比如大规模农业集体化；为提倡‘自力更生’而进行出口管制。”（78）

反观工业资本主义，“让 19 世纪的西方人摆脱了普遍性贫困，又在 21 世纪通过‘大融合’拯救剩下的人类。在同一时期，共产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恐怖饥荒、政治清洗、强制劳改、种族屠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令千百万人丧生的革命战争以及朝鲜式贫困……”（364）平克相信，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选择，甚至“无需依靠数字证明……从太空都能看见资本主义的好处。朝鲜半岛的卫星图像显示，奉行资本主义的南方灯火通明，信仰共产主义的北方则是黑暗的深渊，它生动地反映出两种经济体制在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创造财富的能力差异。”（90）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一条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反而在谈到恐怖主义与暴力时，“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分裂主义组织”可以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经常发动炸弹袭击和枪击事件（195）。而对于为滥杀无辜辩护的意识形态，平克认为我们应该用更好的价值和信仰体系予以反击，这些滥杀无辜的意识形态包括了“激进的宗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在谈到第二波民主浪潮时，平克又认为欧洲的民主进程前有狼后有虎，在中文版里，民主浪潮因为“希腊和拉丁美洲的军事革命力量”而遭受挫败，但在原版中，这里还包括了亚洲的威权政体和非洲、中东、东南亚的共产党。（200）

进一步，“在苏联、中国和古巴等生活环境可畏的国家，五年规划的制定者们……就算让人们做到了不生病、无负债、识字，他们的生命可能仍然不是丰富而有意义的。”（247）也无怪平克会希望标准大学课程不要再那么关心卡尔·马克思和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的作品（405）。

当然，作为中国读者，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平克如何论述中国。如果仅仅看中译本，非常可能产生一种作者态度客观中立的误会，在为数极少的谈到中国的地方，平克说：“我们的世界又实现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凡成就：尽管人口激增，但发展中国家正在自给自足。这在中国最为明显，13 亿中国人每人每天的能量摄入平均达到了 3100 卡路里。”然而在英文版中，作者对中国的描述则是极不友善的，一个总体的评价就是：“今天，生活在 60 个非民主国家（包括 20个完全专制的国家，40 个专制色彩大于民主的国家）的人当中，有五分之四来自同一个国家——中国。”（203）中国是一种威权资本主义，而人权状况则在“毛泽东死后有所改善，在上世纪 80年代民主运动期间达到巅峰”。（208）

平克认为，中国是缺乏民主的国家，而民主无法在这样一些国家扎根，或者是由于缺乏教育，或者是由于远离西方的影响，或者是由于这些政权是诞生在暴力和意识形态驱动的革命中的国家，比如中国。（206）正因此，平克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内战，却是基于对抽象暴力的谴责，并将它与所有血腥的战争甚至种族仇杀等而视之，对解放战争的真正历史意义缺乏基本认知。在论证人类社会的进步时，他说现在人们都认为叙利亚的内战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但早几十年人们并不会这样看待中国内战等战争，尽管这些战争杀害了更多人。（49）从这里看，我们很难相信平克上一本谈论暴力和进步的著作能有什么说服力。

该书另有一些措辞就让人很遗憾了。在谈论到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时，平克认为关于核扩散失控的恐惧被严重夸大了，当然他也提到了金正恩的反例，但认为连“历史上癫狂的暴君——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曾拥有核武器，但他们……都没有动用，世界因此平安无事”。（313）这样一本著作，倘若还值得通过有意的删减推广成畅销著作，想必一定有其他方面的学术价值？

（二）

需要再强调一次，费力去寻找中译本删减的部分，绝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立场的原因，只要这些删减对于一个普通中国读者的阅读不构成障碍（比如中文版中删节最多的可能是关于宗教、神学、信仰的部分），不把本来色彩分明很容易辨识的思想伪装起来。我们的不满来自完全相反的地方：如果将平克的一些论述补全，我们很难不去怀疑，这到底是一个学术研究者，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家？以及我们要如何与一个意识形态家来展开严肃的学术对话，来探讨何为现代、何为启蒙？而中译本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将平克塑造成了一个仿佛是只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由海量数据制成的图表来对人类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的科学研究者，虽然也并不总是十分成功，但这种去政治化的翻译很容易让人们对其原本的政治性论述（有一些甚至非常激进）视而不见。

我们不必费太多力气，仅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英文版的平克更像一个新闻评论员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者。一方面平克多次赞誉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仿佛对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一无所知，比如将 2015 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一事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成功案例，以及盛赞发生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地的多姿多彩的颜色革命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延续（203）；另一方面，在谈论到战争时，他又旗帜鲜明地将近年来许多战争的起因责怪到俄罗斯和伊朗身上，比如他认为 2014 年和 2015 年，世界上各有两起内战，都是由俄罗斯民族主义引发的，那是一种反启蒙思想的意识形态，背后由普京策动。而叙利亚内战是最惨烈的，阿萨德政府为了打败叛军而摧残了这个国家，这也是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帮助下。（159）

然而，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好战的国家，平克却几乎闭口不谈，相反，在谈及启蒙思想的影响时，平克说到，民主制度的政府会成为醉心功勋的领导人的制动器，防止激进的个人将整个国家拖进毫无意义的战争里。从 1970 年代开始，到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了民主制度一个机会。（163）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平克能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替美国辩护。比如在谈论废除死刑成为一个全球趋势时，平克说，美国之所以在废除死刑的潮流里掉队了，是因为它太民主了，因为美国政府是一个属于人民并忠于人民意愿的政府。当他列举了排在处决犯人数量前五名的国家时（209），他仅仅提醒读者美国名列其中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言下之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名单中一点不令人意外，也许因为这毕竟是在谈民主进程和启蒙潮流。但这里为什么不是中国在回应民意或忠于人民，甚至对废死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呢？毕竟中国法学界早有人提出质疑：什么是历史潮流？凭什么你学者看到的就是历史潮流，我们老百姓看到的就不是历史潮流？凭什么要听贝卡利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拿自己的信念来欺负老百姓的信念”？(5) 而在论及贫富差距时，平克则认为必须理性看待贫富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当富人们在社会中青云直上的同时，穷人的生活也在蒸蒸日上。”(6) 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越是经济不平等，人们的幸福感越高，而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除非该国过去是共产主义国家。（101）因此在过去的 30 年中，更多的美国人实际上跻身进入了富裕中产阶级的行列，穷人比例下降，居民的生活条件普遍提高，美国的真实福利支出非常高，而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8。

平克同时认为，相比于贫穷而平等，富裕但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更健康完满的社会发展环境，例如中国香港。（105）

似乎只有在谈到特朗普时，平克才会流露出对美国的巨大担忧，而毫不意外地这又与普京相关。特朗普是民粹的、反智的，诋毁国际贸易，威胁退出国际协议，削弱国际组织。特朗普是普京的爱慕者，普京扭转了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试图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和欧洲的民主，他在叙利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挑起或发动战争，侵占克里米亚。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成员与俄罗斯秘密勾结，试图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破坏这项将战争非法化的重要执行机制。（335）

中译本不包含这些旗帜鲜明的信息是可以理解而又十分可惜的，这干扰了普通读者清晰识别作者的立场。在批判流行的谎言时，平克说真正效忠于集体的人更会有荒谬的信仰，比如相信民主党在华盛顿的披萨店经营了一个儿童色情犯罪集团（359），不知道在爱泼斯坦死后，下一个版本在措辞上是否会略作调整。但真正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另一些处理，比如在点名批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拉康和德里达时，平克认为他们带有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这些阴郁的文化悲观主义者认为艺术作品是压迫工具，认为西方文明已步入恶性循环。而在英文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是一样的”（406），不知中译本的出版是触犯了何种审查禁忌删去了。

（三）

虽然与一个意识形态家展开理论争辩总是无效的，但在很多地方，我们又能发现一种不同的对话可能，即不是在理论层面，而是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作为对话者，来考察何为现代的品质、现代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说谁为现代立法的问题。如此一来就不难发现，平克对于现代世界的认知是完全浮于表面的，他确实看到了一些现代的结果，但并不打算认真地追问一下现代诞生的原因，所以经常倒果为因，有时候又将伴随现代而生的厄运误认为是前现代的遗留。我们甚至会产生困惑，平克到底是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证明自由民主制度，还是用自由民主来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许唯有如此，一个人才会希望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要出现，并对着内心中美丽的启蒙喊出“停一停吧”。

比如在《健康》一章，平克认为现代世界进步的一大体现就是对各类可怕疾病的控制，在2000—2015 年，全球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了 60%，在可见的未来疫情也将得到进一步控制。平克在此提到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根除疟疾计划，却对在全球抗疟中贡献巨大的中国及中国企业只字不提。实际上，早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2007 年宣布这一计划之前，中国科学家和新南方集团已经在非洲小国科摩罗开始行动了。“当媒体还在频频关注西方捐助者为昂贵的、实验性的疟疾干预措施筹集资金时，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在采取一种经过较完整测试的抗疟手段。这就是群体药物配给（mass drug administration，简写为 MDA）”，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伯恩哈兹·奥古图（Bernhards Ogutu）赞同中国的抗疟方式，并认为如果贯彻实行，“我们可以在未来五年内彻底消灭疟疾”。

从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人们可以察觉中国创造或利用现代世界的方式与西方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平克在 2018 年出版这本书时，并不清楚自己可能面对着一个更好的“现代”。而与冷战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并存的两个世界，平克珍视的许多现代物也并不为某一方独占，这个更好的“现代”是通过实践以及实践的成功向世界抛出了现代的品质问题：现代从何而来，现代要走向何处。

在所有的现代成就中，平克最为骄傲的就是“科学”，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技术和工业文明的进步，科学“可以让我们大言不惭地在任何思想的审判面前夸耀”。平克驳斥了对科学的敌意和妖魔化论述，并通过种种数据让我们了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的好处。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哪里来？为什么一些国家有了科学和工业，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平克对此语焉不详，或者是笼而统之地提到，科学与理性、启蒙精神、自由民主制度、人文主义道德等等有关。这是显然的倒果为因，与人类实践不符却与流行的意识形态神话无异，即不加反思地认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是因为西方有自由民主的传统、私有产权保护和严格的法律制度。然而实际上，科学和工业一样，其秘密藏在近代以来西方残忍、血腥的竞争和历史中。“这段历史，以国家主导的‘打砸抢’为先导，以利润竞争和对外资源掠夺为目的，以服从国家利益的法律规则制定为手段，以国家财政和军事投入为工具，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

从以平克的言论为代表的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立刻会怀疑现代的品质，倘若没有一种可替代的方案，那么毫无疑问现代世界对于绝大多数人是一种灾难。科学革命可以离开平克所言的一切条件，却离不开战争，“对炮弹轨迹的研究刺激了经典力学与数学（包括笛卡尔坐标系和微积分）……对火药的研究则刺激了气体力学、流体力学乃至整个化学学科的发展（包括燃烧的氧气理论、化学元素理论以及后来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还有，对枪炮制造工艺的研究开启了整个近代西方的冶金、炼铁、铸造、锻造等工程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明……”；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成本，则更是与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种族灭绝、资源垄断和通过战争威胁来控制金融倾销商品一刻不能分开。并且，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至今仍然存续。

我们不可能在一篇书评中详细完整地论述当代中国的实践道路，但与抗疟一样，实践的细节处往往提供了对话的可能。在《食物》一章，平克谈到了农业科学和发展中国家的大救星“绿色革命”，然而他完全无视了“绿色革命”属于美国冷战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防止了共产主义“红色革命”的爆发。平克应该不知道，中国对“绿色革命”曾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因为它掩盖了科学技术自身的政治性而将其装扮为绝对中立的力量，并试图利用这一力量来消灭意在改变结构性问题的社会革命。”离开社会革命，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工业革命，不可能有运转良好的市场，继而也根本不可能在科技领域获得持续性竞争力，最终也不可能达成食物充足和十几亿人脱贫的目标。不同于接受“绿色革命”，中国则尝试了“农村科学实验运动”，“以经验丰富的农民，受过现代教育、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和能够把握政治方向的地方干部‘三结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学实验小组’”。

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成就提供了一种审查平克理论的最佳视角，我们仅需要追问平克所珍视的现代究竟如何诞生。比如市场，在平克看来，市场与计划、与威权政治是绝不相容的东西。“市场经济体除了能享受专业化的好处和激励人们生产其他人想要的东西之外，还通过价格极为广泛地散播关于需求和可获得性的信息，解决了协调亿万人人力的问题，坐在中央办公厅里的计划者哪怕再才智过人也解决不了这个计算难题。从 80 年代起，许多领域开始从集体化、中央管控、政府垄断以及令人窒息的颁发许可证的重重官僚机构（在印度人们管它叫做“牌照王国”）向开放型经济转型。包括中国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拥抱，苏联以及苏东集团的崩溃，以及印度、巴西、越南等国家的经济自由化。”（90）

一个庞大的、运转良好的市场真的可能是自发形成的吗？市场真的与强政府相悖而行吗？任何一个有良知与常识的第三世界人民都不可能相信这一点。为了打开并占领世界市场，倾销自己的产品，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曾经历过国家制度形态的转变，即在国家规模、专业军队建设、产业政策制定、税收信用体系、政府管理体系等各方面的改革。从资源到市场，战争替这种中心—边缘的现代世界体系解决了宗主国的工业化积累和制度成本的问题。平克以为抽象的人类进步会改变现代的品质，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抵抗和斗争，现代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持续性存在。

当代中国的实践难道不曾遭遇过相同的问题么？在平克看来，农业集体化、资产充公、中央计划给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关键问题是，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是按照世界市场价格进口的，为工业品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稳定的市场也不是靠枪炮。只有在完全无视现代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无视国家行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基础上，平克才能勉强建立起自己似是而非的理论。当代中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现代世界的：通过主权和政治独立重建海关和税收等国家能力，抵御国外商品倾销；通过“物资本位的货币体系”的建立去依附、塑造信用和金融稳定；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对农村劳动力的动员，成规模地投入国家工程建设，缓解资本稀缺问题；通过社会革命、政府逆周期调节和国家资本的崛起，解决了市场经济无法处理的分散小农经济和城市工业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创造市场发展工业。

无论平克打算怎样歌颂他的启蒙和进步，人类社会期望进入现代世界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制度成本，也无法回避资本积累的途径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演化出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方式和对人本身的想象。在平克那里，答案只能是民主、自由和人文主义的幸福，是福山、哈耶克和阉割版的康德，然而如果一个研究者真的重视数据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能不意识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和追求普世价值孰优孰劣。

在所有为现代辩护的尝试中，我们曾听说波普尔被阻挡在芝加哥大学门外的学术轶事，倘若读到这本《当下的启蒙》，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恐怕更可以讥笑着宣布，波普尔的学术水平还远不是最拙劣的，现代的品质看来比他们所描述的更为恶劣。因此，是在史蒂芬·平克最为珍视却无力为之辩护的地方，当代中国的实践缓解了这种困境，我们自己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学的诞生。与古今之争或者后现代主义不同，中国学研究的是一个具体的当代中国的崛起，因其实践特性，它既将现代最坚硬的部分整个地吸纳入自身之中，又最必须彻底地反抗过去 500 年来所误认的一切自然法则，并让这种反抗成为现实，从而与那些半心半意的仅涉及话语层面的反现代的理论相区隔。归根结底，这是涉及现代的可能性，以及谁有资格来为现代立法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甚至必须争辩，中国学最终与任何传统文化都没有必然联系，传统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偶然和幸运，只有当它被意识为普遍必然时才能被真正激活、理论化并被他者认同为共识。中国学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漫长中介，在它的终点是更好的现代品质、更好的现代生活以及更好的现代人。在这个意义上，平克若果真要描绘一个“当下”的启蒙，又怎么可能是指别的东西呢？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史蒂芬·平克的白痴理论还是局部的，那么上面这篇就可以说是全面的白痴理论了——因为它固守着十九世纪的犹太思想马客死，而没有像平克一样“与时俱进”。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上文作者用这种“批判方式”重点介绍“平克中译本”里遭到系统删除的部分，从而揭露了共产党专门制造伪劣产品的的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