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 三峡水库足以致命

网文《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报道：

第一节 人类活动水文效应

　　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使地理环境发生改变，从而引起水循环要素、过程、水文情势发生变化，称为水文效应。本节所讲的水文效应，主要指人类活动的水文效应，这种效应大多仍遵循水与环境关系中固有的自然规律。

　　人类活动对水文情势的影响可分直接与间接两类，直接影响是指人类活动使水循环要素的量或质、时空分布直接发生变化，如兴建水库、跨流域引水工程、作物灌溉、城市供水或排水等。均直接使水循环和水资源的量、质发生变化；间接影响指人类活动通过改变下垫面状况、局地气候，以间接方式影响水循环各要素。例如植树造林、发展农业、城市化等。

　　不同的人类活动，其水文效应的影响规模、变化过程、及变化性质上的可否逆转等均各异。例如跨流域引水、大型水库等水利工程措施，这类活动时间短、范围小，但可突然改变水循环要素，而且一旦改变，将发生持久变化，长期而不可逆转的存在下去。而植树造林、城市化等长期的人类活动，其水文效应是渐变的，且对水文要素的影响也是逐渐加重的。

　　水文效应的强度与原水体水量的大小有关，影响的改变量（Δy）与总量（y）是相对而变的。例如水库蓄水量（即改变量）为1万立方米，而河流总水量为10万立方米和20万立方米，则其比重分别为10％和5％，因此分析可采用Δy=f（y）数量关系式，在同一流域不同水循环量级的情况下，

　　总之，人类活动对水循环有很大的影响，而水循环的改变，又会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弄清其机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人类活动的水文效应，过去只有一些定性的概念。在人口、经济、城市不断增长扩大，改造自然活动的规模日趋巨大的今天，大型水库、跨流域引水工程，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及城市的规划设计中，水文效应定量分析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依据。因此，本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水文十年”（IHD1965—1974），“国际水文计划”（IHPI—IHPⅣ1975—1994）中，均曾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同时要求深入开展人类活动水文效应的定量研究，以满足生产实践的要求。我国于1988年10月，在武汉召开了“人类活动对水文要素影响的研究”学术交流会，拟定了今后进一步开展研究的3个专题：1.水利工程、农业措施对水文要素的影响；2.森林的水文效应；3.城市化的水文效应。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开展人类活动水文效应的研究工作。

　　一、水利工程、农业措施对水文要素的影响。

　　人们在与陆地上径流时空分布不均匀的斗争中，通常采取拦河筑坝建水库、跨流域远距离调水等水利工程措施，以调节和调剂水源不足的季节和地区的用水问题。这就使河道中原来的自然水文状态改变成为人工控制的水文状态，导致水循环和水量平衡发生重大的改变。现分别就水库水文效应、跨流域引水效应、小型农田水利措施效应，及农业、水保措施的水文效应简述如后。

　　（一）水库水文效应

　　水库水文效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研究水库与水文要素及变化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广义的水库水文效应是研究水库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问题。本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水库、大坝的水文效应和研究。1965年曾召开过水库对环境影响的国际讨论会，会后出了《人工湖》论文集，此后七、八十年代又多次召开国际大坝会议，对推动水库水文效应研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水库建成后，河川水文情势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水库拦蓄地表径流、减少入海流量，从而改变了流域内水量平衡要素的对比关系。我国目前水库的拦蓄能力已接近全国年径流总量的10％，其中海滦河及辽河流域水库的拦蓄能力更可达本流域年径流总量的一半。其次筑坝拦水后，坝上游库区水位拥高，使流速逐渐减缓，引起泥沙淤积，水体由河流变成了人工湖泊，水的流动状态改为波浪，湖流及异重流等，坝下游河流径流完全在人为的控制之中，洪水期拦蓄，以防洪蓄水，枯水期泄水，增大流量，以利于灌溉航运。使下游河道中的径流几乎完全失去了洪峰，全年85％时间保持在较小的流量状态。坝下游清水卞泄，常使河床发生冲刷。

　　水库除了改变了流域原有的水循环系统外，还会使地区的热量平衡发生变化，由于水库比陆地具有更大的热容量，故库区会产生明显的小气候效应，例如在大水库周围气温变得冬暖夏凉，新安江水库周围的无霜期平均延长20天，由于库区水面蒸发量的增加，改变了附近大气的水汽含量，从而影响到降水分布，新安江水库水面上空降水减少100—150mm，而水库周围山区，则降水量增加100mm，最多的甚至增加200mm。这又形成了小范围的水循环。

　　水库坝上游水位的抬高，同时也抬高了上游地区的地下水位，增加了水库临近地区的地下水补给量，这样也常常会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此外，水库建成后往往会给周围的自然环境带来一些不利的工程地质问题和生态系统的变化。例如库岸滑坍问题，诱发地震问题等，据美国米德水库（Mead Lake）记载，蓄水后10年间，曾记录到600次地区性地震，我国丹江口水库蓄水后10年间，共测到426次地震，比建库前360年间记录到的地震次数（43次）多9倍多。埃及阿斯旺水坝修建虽然增加了水电资源，扩大了灌溉面积，但由于大量肥沃的泥沙被拦蓄在库区，下游平原失去了肥源，土壤渐渐贫瘠；河口地区沙丁鱼产量显著下降，清水下泄减少，海水倒灌增强，土壤受浸渍而盐碱化了；更为严重的是血吸虫随着坝区扩大的水域和渠道广泛蔓延，导致3000万埃及人中有1400万人感染上了血吸虫病，感染率比20年前提高了7倍。

　　（二）跨流域调水水文效应

　　跨流域调水工程主要是为了改变水的地区分布，将湿润地区的部分水量调到较干旱缺水的地区，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对水循环和水量平衡将带来深刻的影响，首先是改变水循环的路径，此外还会破坏原来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的状态。

　　中国古代的灵渠、大运河等跨流域通水工程的作用，主要是航运兼有灌溉之利，因调水规模不大，故尚未见有明显的副作用。以大规模多目标远距离为特点的现代调水工程，在国外是20世纪中期以来陆续提出的。已建成的大型调水工程有：巴基斯坦1960—197O年兴建的“西水东调”工程，调水量达148亿立方米；苏联1962—1972年兴建的额尔齐斯河调水工程，调水量22亿立方米；美国1961—197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兴建的“北水南调”工程，输水道长达900公里，调水52亿立方米等。目前世界上正在规划的大型调水工程有：北美洲的跨国调水计划，打算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北部调水至加拿大中部，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年调水1375亿立方米；苏联欧洲部分的“北水南调”工程，计划调水310亿立方米；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其中东线方案从长江下游引水到天津，枯水年规划调水300亿立方米，中线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引水到北京，每年平均调水109亿立方米。

　　跨流域调水对环境影响的过程，大体可归纳为如下的模式：调水→改变原有的水文情势→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变化。跨流域调水的水文效应可分3个影响区来分析：水量输出区主要是由于水量减少，从而于枯水季节在引水口以下会导致泥沙的沉积，河道特性改变，河水自净能力减低，河口海永入侵加剧等；输水通过区的水文效应，是由输水环境效应、渗水环境效应、阻水环境效应和蓄水环境效应等一系列水文环境效应引起的，调水后将抬高输水线两侧和蓄水体周围的地下水位，加重土壤盐碱化，并给水质、湖泊水域环境和水生生物带来一定的影响；水量输入区的永文效应是由外水大量引入造成的，可能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溶盐的积累，蒸发量增加，土壤次生盐渍化和农田小气候的变化等。

　　最近20年来，环绕着我国“南水北调”的工程的实施，开展了大量的调水水文效应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远距离调水》一书的出版及各种刊物大量论文的刊出，标志着我国调水水文效应的研究已进入重要的阶段。

第二节 水利工程对水圈的影响

　　一、大型水库的环境效应

　　人类早就会修筑水坝，远在公元以前古人就在幼发拉底江和尼罗河修筑过土石坝。在埃及阿斯旺附近的萨德·埃利有一个修筑于公元前2950至2750年的水坝，高12米，长115米。我国安徽省寿县城南30公里，有一处陂塘蓄水工程，称为安丰塘，古名芍陂，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始建于春秋时代，距今已有2500年，当时可灌溉农田万顷。然而，修筑容量以亿立方米计的大型水库则是本世纪的壮举，迄今全球的稳定径流量已有13％置于水库的控制之下，总库容达2000km3，使全球的稳定径流量从12000km3增加到14000km3，有效淡水量相应地从7000km3增加到99000km3。

　　大型水库一般是多功能的，具有防洪、灌溉、给水、发电、养殖和旅游娱乐等多方面的作用。然而，事物总有其二重性，与中小型水库相比，大型水库往往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首先，大型水库造价高昂。据一般经验，在干流上修筑一个蓄水能力1亿立方米的大水库所需的经费相当于在其支流上修10个总库容与之相等的中小型水库的3倍，而且库容愈大，费用增加愈多，超大型水库所需的费用为总库容相同的中小型水库总经费的10倍以上，大型水库的运营费用也较中小型水库为高。

　　其次是大型水库的淹没区很大，淹没良田乃至城镇居民点的比例常远高于中小型水库，而且移民问题也更为棘手。世界上13000个大坝高度15米以上的水库已造成几百万移民。我国长江三峡水库按正常蓄水位175米方案统计，总淹没面积达632km3，涉及湖北和四川二省的19个县市，淹没区人口达70多万人。因此，安置淹没区的移民是该水库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水库有时还产生一些不良的生态学效应，例如为了防汛的目的常在汛期前大量放水，如果适逢鱼类排卵期，浅水的产卵区被排干，影响孵化；水库下游入海水量减少，河口湾地区海水入侵，并渗入地下淡水含水层，使其盐度升高，妨碍陆生植被与农作物生长；入海淡水量减少还可能增加河口湾地区海水的盐度，一些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和介类可能不适应这种变化，北美洲西北部原先盛产的鲑鱼因许多河流筑坝后影响了其回游与产卵而减少了90％；水库拦蓄泥沙，使入海泥沙量减少，破坏了河口地区的沉积与侵蚀平衡，往往引起海岸的侵蚀，岸线后退，使一些沿海村镇遭受损失。

　　除了上述种种弊端以外，有些水库还存在一些不是不可避免的弊病，水库触发地震即是其一。

　　水库充水触发地震的现象首次于1931年在希腊的马拉松水库引起世人的注意，该水库于1929年开始蓄水，1931年达到最高水位并观察到地震，1938年发生了2次伤害性地震，震级达里氏5级以上。从1931年至1966年的地震记录表明，该地区较强的地震与水库水位迅速上升有关。此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士、前苏联、南非、赞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我国（新丰江水库）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水库蓄水触发地震的机制尚有争论，多数地质学家认为与岩石原已受剪切破裂有关，水库蓄水后新增加的负荷打破了地层均衡的临界点，于是发生地震。有人对世界11000个高度大于10米的水坝进行调查，其中只有0.3％的水库引起较大的地震。调查还表明，水库愈深，触发地震的机率愈高：深度90米以上者有10％（126个水库中的13个）引起过较大的地震；其中深度达140米以上者有21％（19个水库中的4个）引起过大的地震。

　　水库蓄水触发地震多有以下共性：震源浅、强度中等、最大震动与最高水位有关。这些地震一般不造成伤害，但也有的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例如印度的科依纳水库于1962年大量蓄水，随后发生过5次较大的地震，而且很有规律：水位一旦达到652米（标高），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观测到地震活动。1967年12月10日发生了里氏6.3级大地震，造成200人死亡，1500人受伤，数千人无家可归，距震中230公里的孟买城受到强烈震动，水电供应中断，城市一时陷于瘫痪。

　　1963年意大利威翁特（Vaiont）水库事件是情况较为复杂的例子：当地八九月份连降大雨使水库处于高水位，两侧山坡土壤与岩层含水量很高，10月9日发生了巨型山崩，多达3亿立方米的岩块冲入水库，掀起70米高的巨浪，库水越坝而过，大坝坍塌，造成下游2200人丧生。这次发生山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四纪冰川消融以后，地壳减轻了负载引起构造性岩石破裂，扩大了与谷底大体相平行的岩石节理，大雨又向山坡土壤与岩隙中注满了水分。然而，地震活动可能是这次山崩的直接原因：该水库于1960年开始蓄水，同时安装的地震仪从1960至1963年记录了250次地震，震中离大坝3—4公里，地震频度与水位有密切关系，水位愈高，地震出现愈频繁，三次高水位均曾伴随着一次强的地震。因此，地震可能是这次山崩的催化剂。

　　1975年8月我国河南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坍塌也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两个水库分别位于汝河和洪河的上游，离京广铁路约50公里。该地区位于豫西山地的山前地带，历来是暴雨中心区。当时的特大暴雨形成的径流远远超过溢洪道的设计能力，库水越坝而下，淘蚀坝基，使大坝迅速崩塌，洪水从山区直泻而下，扫荡京广铁路一带的平原地区，许多村庄、树木、道路荡然无存，铁路路基被淘空，铁轨扭曲，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死难人数以万计。事后对水坝残址的调查证明土坝的施工质量很高，出事原因是溢洪能力设计不足。

　　其实，水坝坍塌的事件在历史上屡有发生，1864—1876年世界各地就有100个水坝倒塌，不过由于水坝规模较小，多发生在山区的小河流上，造成的损失较小。近年来一些较大型水坝坍塌造成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使这个问题日益引起公众的关切。近年有人对世界各地300个出事的水坝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出事原因中的35％是由于洪水超过溢洪道设计能力，25％是由于坝基问题，如管道系统故障、出现裂缝、淤塞、孔隙压力改变和断层活动等，40％是由于不良的设计、施工、运营、维修与材料质量等原因。

　　六七十年代美国以及其他各国频频发生水坝倒塌事件，例如1972年西弗吉尼亚州布法罗河上一座水坝倒塌，死亡125人，南达科他州腊皮德城（Raptdcity）附近的水坝失事，死亡237人并造成1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这些事件使美国国会不得不于1972年8月通过一项全国性的水坝检验法案，并于1977年拨款7千万美元对9000个列为“高度危险”的水坝进行为期4年的检验。初步结果表明，在已检验过的1030个水坝中88个存在严重问题，需予维修加固，其中10个须立即排干，个别水坝漏水严重，如纳瓦卓（Navajo）水坝每日的渗漏量达7000吨。另据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局1986年的调查，在人口较稠密地区内有1900个水坝属于不安全之列，而大多数的州由于立法不够强硬和财政削减，他们的水坝安全计划都不能满足要求。

　　可见，修筑水坝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一些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对坝址与库区的地质、水文和气候等自然条件了解不够，或是由于设计、施工或管理运营不当所造成的。西方有些专家在总结了大型水坝的功过之后，对我国几十年来修建的大量中小型水库给予高度评价。截至1990年，我国已建成各种水库8.6万座，另有塘坝620万座，总库容达4500亿立方米，占全国湖泊蓄水量的64％，控制了多年平均径流量的15％，占亚洲总库容的60％以上。中小型水库具有造价低廉、技术较不复杂因而易于利用当地人力物力资源、发现问题较易弥补、万一造成损失也影响不大等优点，专家们认为我国的水库建设是本世纪最出色的系统。在工业化国家70年代以来新建大型水坝数目明显地减少的同时，小型水坝再次兴起，例如美国70年代后期通过立法和大量税收津贴，鼓励农户改建现有水坝和为发展小型水电修建新坝，农民为了养殖牲畜、灌溉、养鱼、防火、繁衍野生动物、游憩和环境美化的需要，修建了210万个塘坝，几年之间使小型水电容量增加了近300兆瓦，另有数百兆瓦容量的设施正在建设之中（据美国农业部1982年公布的资料）。

　　工业化国家新建大型水坝数目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最合适的坝址多已建坝，开发成本增加而政府拨款减少，对环境副作用的关注日益增长，以及公众的反对等。我国超大型的长江三峡水库业已动工兴建，但其生态效应尚有待未来的检验。一些大型水库造成始料不及的生态学后果的例子中外都有，下面仅介绍2例以供分析。

　　二、案例研究——三门峡大坝和阿斯旺大坝

　　这两座大坝都是五六十年代苏联专家援建的，分别出现不同的问题，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当地环境研究不够，兹分述如下。

　　1.三门峡大坝该大坝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所形成的三门峡水库位于黄河中游下段，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交界处，控制的面积达688.4×103km2，占黄河流域面积的92％，控制了下游水量的89％和沙量的98％，其功能以防洪为主，兼有发电、灌溉、防凌和航运等多种效益。大坝于1957年4月动工，1958年截流，1960年9月落成。

　　（1）三门峡大坝和水库的基本数据如下：

　　主坝长：713.2m

　　坝高：106m

　　库容：35.4×109m3（350m坝高）

　　水库全长：371km（大坝至潼关114km，潼关至龙门133km，潼关至临潼124km）

　　发电：装机8台，总容量1100×103kW，年发电量6×109kWh

　　移民：31.9万人

　　淹没耕地：640km2（96万亩）

　　该水库是一河道型水库，库区包括龙门以下的黄河干流及支流，还包括渭河和北洛河的下游。

　　（2）水坝的效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防洪。郑州花园口以下堤防的设防标准为花园口流量22000m3/s，建坝前洪峰常超过该标准，建坝以后洪峰流量得到控制，即使大坝的闸门全部开启，最大泄洪量仅为15000m3/s。在入库洪峰流量为40000m3/s千年一遇洪水的情况下，经水坝的调节后，花园口的洪水流量也将低于设防标准。

　　第二是防凌。历史上黄河不时出现凌汛，严重威胁中下游堤坝的安全，建坝以后通过调节流量的方法有效地减弱了凌汛。1967、1969和1970年的凌汛均比建坝前的1951和1955年为严重，但由于水库的调节作用都顺利地得到控制，而不象50年代那样要用炮弹和炸弹的轰击来解决。

　　第三是灌溉与城市给水。1973—1983年豫鲁两省通过水库的调节，引黄灌溉抗旱的面积累计达1420万公顷（21300万亩），并经常或短期地给郑州、开封、天津、青岛和胜利油田等城市与工矿企业供水。

　　第四是发电。截至1986年5月累计发电10.57×109kW·h，正常年份的发电量为10亿度，其中2/5供当地使用，其余3/5并入电网输向外地。

　　（3）遇到的问题，也可以概括为四方面：

　　第一是泥沙淤积问题。该水库于1961年2月达到最高水位332.58m（标高），三年以后的1964年，汛期后发现335m以下的库容已损失43％，年平均损失库容1×109m3，为原设计的2.7倍（原设计年损失库容3.7×108m3），回水淤积的范围北达郃阳附近，距大坝187km，西达渭河的交口以西，距大坝238km。大量的淤积使干流和支流的河床大幅度抬高，1969年汛期以后，潼关附近河床比建坝前抬高5m，由此向北黄河干流的潼关—郃阳段河床随之抬高3—4m至1—2m不等，向西的渭河和北洛河下游也同样发生淤积，据1974年测量结果，渭河华县以下滩面抬高3.7m，渭南以下抬高2m，临潼以下抬高1m。渭南以下的防洪堤内外形成了2—3m的临背差，成为一段悬河。同时渭南至潼关之间从秦岭北坡流下的10条支流河床也被抬高，有些桥梁被河水淹没，如华县辛庄乡的遇仙桥不得不于1969和1973年两次加高，共加高5.4m，形成桥上架桥的奇观。北洛河下游的滩面也淤高了1—2m。

　　水库与河道的淤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挽救水库的生命，60年代初在大坝北侧加凿了两个排沙洞以减少淤积，与此同时也降低了蓄水量与发电能力。但是排沙洞并未能解决河床抬高的问题，库区河段水灾频率增加，汛期河水倒灌，淹没几千至几万公顷的耕地，并造成村舍、道路、机井与桥涵的坍塌。此外，河水与库水的高含沙量还造成水轮机的严重磨损，不得不定期停机修理，影响正常发电，增加运营成本。

　　第二是蓄水后引起地下水位上升。1960年至1961年水库处于高水位，坝址附近地下水位上升8—25.5m，三门峡市王官村出现最高值，达36.2m，库周的上游与渭河两岸地下水位一般上升2—4m，随库水位的涨落而变化，其影响范围一般达1—2km，有的地段达3—5km。由于水库位于黄土地区，地下水位上升的结果造成地面湿陷，并产生裂缝、滑坡、塌房、塌井，引起地下水质恶化、土壤发生沼泽化和盐渍化等现象，同时引起地面沉降，有些地区降幅达0.7—0.8m。

　　第三是塌岸。由于水库地处黄土高原峡谷区，蓄水以后经常发生崩塌，经实地测量，潼关以东发生塌岸的长度占水库岸线长度的41％，每次塌落的宽度一般3—5m，最大者可达60m。蓄水初期，崩塌的累计宽度一般为50—100m，宽者达几百米，灵宝某地累计塌宽达1500m以上。从1960年9月至1961年12月，塌落的土方总量达1.77亿立方米，合2.5亿吨，占同期水库淤积量（15.3亿吨）的16.3％，侵占有效库容的1.8％。同时，水库塌岸还直接破坏最肥沃的农田以及村庄和道路，造成不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第四是移民后遗症。由于排沙的需要经常排水，水库长期处于低水位运行状况，原来的淹没区又重新出露，对难离故土的移民有强烈的吸引力，不少人又自行迁回库区，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总之，三门峡水库虽然部分地达到了原来设计的目标，但总体来看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我国的国情与黄土地区的情况了解不够，而当时的苏联专家又不能充分听取中国专家的意见。水库淤积本属常识性问题，一般的水库只有几十年至几百年的寿命，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严重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认为黄土高原可于10年内绿化，控制住水土流失，按原设计总库容只损失1/10。但是事与愿违，水库蓄水3年以后即损失了库容的43％，若非及时采取开凿排沙洞的补救措施，该水库将于7年内淤平，从而创下大型水库寿命最短的世界记录。须知水土保持是流域综合治理的组成部分，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黄士高原的治理与整个区域的开发分不开，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土流失问题才能解决，这要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方能做到。

　　2.阿斯旺高坝阿斯旺高坝原是埃及政府委托西方国家设计，并希望获得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投资的一项水利工程。由于西方国家提出了政治条件，被纳赛尔政府所拒绝，并收回苏伊士运河，拟以运河的收入作为建坝资金。随之发生了苏伊士战争，埃及转与苏联合作，由苏联援建，1960年动工，1968年大坝建成，拦蓄全部尼罗河水，1970年12台发电机组全部安装完毕，工程总费用4.02亿埃镑（合10亿美元）。工程由新成立的灌溉部主持，发电则归电力能源部管理。该水坝与水库的基本数据如下：

　　坝高：111m

　　坝长：3200m

　　坝体体积：43×106m3

　　总库容：1620×108m3（其中死库容310×108m3，有效库容1310×108m3）

　　水库总长度：500km，其中埃及境内300km，称为纳赛尔湖，苏丹境内200km，称为努比亚湖）

　　平均宽度：11.8km

　　最高水位时水面面积：6540km2

　　电站装机容量：210万千瓦

　　年发电量：100亿度

　　移民：10万人

　　水坝建成后，2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效益

　　（1）免除了旱涝灾害：1964年大坝开始部分拦洪，当年的洪峰流量达历史最高纪录，1975年又遇特大洪水，径流量高达1000亿立方米每秒，二次均未成灾；1972年为特大旱年，1979年开始非洲连续7年大旱，埃及的邻国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均灾情严重，饿殍遍野，埃及因水库的作用而幸免。一位美国专家认为仅就1972年的大旱，高坝的经济效益即达6亿美元。

　　（2）扩大耕地、增加稳定灌溉面积和复种指数，保证了农业生产：埃及地处干旱区，全国土地的96％为荒漠，农田集中在尼罗河两岸和三角洲，自古以来依赖8—10月的洪水灌溉，一年一熟。建坝以后，埃及每年可获550亿立方米水量，常年灌溉，改为一年两熟或三熟，单产增加。灌溉能力的提高又使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可能，截至1985年新扩大耕地63.5万公顷。使全国耕地面积增加1/4（1961年全国耕地面积为250.7万公项）。以上的增产效益实际上相当于全国耕地翻了一番。但是，灌溉与开垦新耕地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后文将要述及。

　　（3）发电：根据设计、年发电量为100亿度，尽管最终未能达到设计指标，但已产生巨大效益。70年代的年发电量从34万度增加到近80万度，占全国发电量的50％左右，1982年发电量达到最高峰，为86.3万度，此后由于干旱，年发电量又降至60多万度。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火力发电逐渐发展，加上旱情造成水力发电下降，阿斯旺大坝发电量也由1977年的占全国发电量的53％下降至1983年的31％和1985年的21％。尽管如此，阿斯旺的水电依然在埃及的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4）渔业：纳赛尔湖的淡水养殖业从1966年开始发展，鱼产量从那时的750吨逐年增加，到1984年已达3.45万吨，计划最终将成为年产7万吨的渔业基地。

　　（5）旅游业：大坝建成后，阿斯旺城成为现代化的旅游中心，人口从3万发展到近20万。坝址附近和水库上游的古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坝还改善了尼罗河的通航条件，下游航道船只吃水深度由1.2—1.5m增加到1.8m，而且常年通航。大坝和水库每年接待外国游客数十万，产值十余亿美元，成为埃及的四大外汇收入之一。

　　总之，阿斯旺高坝给埃及带来了多方面的效益，但是水坝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尼罗河的自然状况，产生了许多预计到的和未预计到的副作用，主要有下述几方面：

　　（1）水库的渗漏和蒸发问题：按原设计应于1970年充满水，但至1975年水库“满蓄”时也仅及设计库容的一半，多数专家认为今后水量不会有更大的增加，原因是大量的渗漏和蒸发。高坝的坝址上于1902年曾修筑过另一个阿斯旺小坝，蓄水后库水就曾通过多孔的砂岩地层大量渗漏，这种情况本应在意料之中。又由于水库位处干旱地区，自由水面的蒸发量很大，原估计每年的蒸发量为100亿立方米（10km3），建成后实际蒸发量大于此数。这两个因素使水库的蓄水量低于设计指标。

　　（2）发电量达不到设计要求：由于水量不足，而且水库的管理权归灌溉部而不归电力能源部，水库主要按灌溉的需要放水发电，因此总装机容量为2100兆瓦的12台大水轮机只有7—8台经常运转，冬季不需灌溉时发电量只有900兆瓦，远未达到原设计的要求。

　　（3）土壤养分损失：原先尼罗河泛滥时每年接纳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富含养分的沉积物总量达1.3亿吨，当地农民譬喻为“银行储蓄。”建坝后在控制泛滥的同时也切断了这项养分来源，为了补充土壤养分必须大量增施化肥。据埃及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仅以氮肥为例，建坝前的1960—1964年每年施用量为135万吨，到1982年增加到464万吨，增加了近2.5倍，磷肥和钾肥也相应地分别增加2.7倍和约10倍。当然，化肥用量的大量增加并非完全是由于土壤肥力的下降，也是由于埃及政府改革传统农业而采用增施化肥作为增产的手段。

　　（4）土壤次生盐渍化和涝渍：土壤盐渍化是干旱区较常见的问题，原先尼罗河泛滥起着自然洗盐的作用。水库灌区改为常年引水灌溉后，大部分水浇地发生盐渍化和涝渍，几年以后产量下降3/4，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埃及政府从70年代起重视这个问题，采用合理灌溉、充分排水（特别是暗管排水）等措施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有关专家估计要建立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和与之配套的电站，可能要投入10亿美元。和大坝的投资相等。

　　（5）河床下切与海岸侵蚀：建坝后下游含沙量剧减，河水变清，对河床的下切作用加强，同时入海水量与沙量大减，破坏河口地带原来的物质平衡关系，海岸线受侵蚀退缩，咸水入侵。据20年来的实测资料，从坝址至三角洲出海口总长618km的下游河段，河床下切深度平均为42至66cm不等，算术平均值为55cm，局部下切最深处可达2m。在河床下切的同时，还伴有两岸的塌陷，宽度1—30m不等，幸多出现在荒漠无人区，未引起经济损失。为了制止河道的进一步下切，政府拟定了一个建造拦水坝的计划，从大坝以下至河口之间，拟兴建10座拦水坝，总耗资2.5亿美元。海岸侵蚀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出海泥沙量从建坝前的每年几千万吨减少至建库后的每年二三百万吨，海浪的侵蚀作用使岸线每年后退150m左右，十年来已后退1km以上，有些地点退缩更多，如腊席德（Rashid，旧译罗塞塔）地区，海岸后退了3km，海滩消失，原有渡假中心只得关闭。为了防治海岸侵蚀，埃及政府已投资4500万埃镑（约合1.1亿美元）在侵蚀最严重的地段修筑长度20km的块石护堤，其他地区的保护计划也在考虑中。

　　（6）沙丁渔业凋零：1965年大坝部分拦洪时尼罗河口的沙丁鱼捕获量仍达1.8万吨，三年以后大坝建成，拦蓄了全部河水，渔获量剧减97％，降至500吨，其他水产一并锐减，包括虾、龙虾和鲭鱼等。生物学调查表明，原先尼罗河泛滥前三角洲以外海水中作为沙丁鱼主要饵料的藻类含量为每升3.5万个，泛滥时期达每升240万个，增加68倍。筑坝后藻类数量急剧下降，沙丁鱼无以为食。近海渔业的衰退使埃及损失了3万个工作岗位，每年经济损失达100万美元。近年来在改进捕捞技术后，捕捞量有所恢复，但每年仍需进口1/3的鱼类。

　　（7）文物古迹的淹没：库区有不少古埃及的建筑和文物，最著名的是5千年前修建的阿卜辛堡神庙（AbuSimbel，又译作阿布·辛拜勒）和费拉神庙等，均为人类古文明的瑰宝。为了保存阿卜辛堡神庙，埃及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家的赞助下，花费4100万美元，将该神庙迁往淹没区以上，使之得以保存。但是公元前1200年拉姆赛斯王朝时期完成的无价之宝崖边石刻无法迁移，只得任其淹没于水下。

　　此外，灌溉渠道经常有水，使某些以水为媒介的疾病蔓延，例如血吸虫病和疟疾。近年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加强了卫生教育和水源管理，以及渠道除草灭螺等措施，血吸虫病的全国发病率已经降低至7％左右。又由于尼罗河不再泛滥，失去了淤泥这种传统的制砖材料，不少农民挖掘农田的粘土制砖，使耕地损失，因为制砖的收入大于农田耕种收入。现在埃及政府正在通过立法、采用替代材料（水泥砖、沙土砖、石块和预制件等）和经济手段等解决这个问题。阿斯旺水坝的移民安置工作做得较好，水库区移民共约10万人，均为少数民族努比亚人，埃及、苏丹两国各占一半，均采用集中远迁的办法，埃及境内的5万余人迁往阿斯旺城以北45公里的柯孟巴村，在新灌区以种植甘蔗为生，保持原来村庄的建制，但也有一部分人在水库消落期迁回故里，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为了克服该水坝引起的问题，埃及专门成立了一个副作用研究局，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措施、全力补救，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在建坝初期对副作用研究不足，许多配套工程又未能及时动工，如灌溉与排水、发电与用电等，使工程效益未能及时充分发挥，反而产生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副作用，这些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仅敢说说“三门峡水库是不成功的”，因为那是已经灭亡了的苏联所提供的“专家”所修建的。但是，上文却不敢说说“三峡水库是更不成功的”，因为那是由余孽犹在的六四屠夫李鹏领头修建的。其实，不仅三峡水库足以致命，一切水库都不是好东西，因为它们自以为聪明，企图改变自然环境，当然就会弊多利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