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从这次的疫情中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报道：
大禹治水还是诺亚方舟？中西抗击新冠疫情的文化差异——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中西面对新冠疫情应对方式的不同，主要还不是体制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从几千年前的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奠定了。这说法很有趣，虽不全面，但确实可以从中看一下这两个故事怎么奠定了我们和西方的文化差异。
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
诺亚方舟是《圣经·创世纪》里的故事，创造世界的上帝见到人类渐渐变得邪恶，彼此尔虞我诈，大地上充满败坏、强暴的行为，于是计划用洪水消灭恶人和整个世界。但他同时也发现，人类中还有一位叫诺亚的好人，于是他就指示诺亚提前建造一艘方舟，大洪水来临之时，带着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媳妇，还有所有的动物，牲畜，虫类，飞鸟等，必须包括雄性与雌性，上了方舟。诺亚他们登舟之后，上帝降下了大洪水，连续下了四十昼夜的倾盆大雨，淹没了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除了诺亚方舟内的生灵，所有的其它人类和生物都死亡殆尽。等大洪水结束后，诺亚带着一家人和所有的动物，牲畜，虫类和飞鸟出了方舟，按照上帝的旨意，生养子孙，繁衍后代。诺亚带着感恩的心，向上帝献供了祭品。上帝欣慰地表示，将不再会毁灭世界，并以彩虹为证。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很多文献中都有，最早的是《山海经》。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当时的部落领袖尧命鲧负责领导与组织治水工作。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鲧治水失败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大禹结婚四天就离开家去治水，此后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带领着一批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他采取了“疏”的方法，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成功，退却了洪水，使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有研究表明，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故事可能说的是同一场大洪水，可能是距今1万年上下的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冰河消融运动。在面对这样的灭世级别的洪水灾难时，中国和西方的应对态度和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中国是以积极有为的方式，人定胜天，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自然灾难，赢得了生存和发展。而西方呢，是通过对神的信仰，靠神的怜悯而获得拯救。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是牺牲了少数人，比如大禹的父亲鲧，大禹自身也三过家门而不入，完全牺牲了个人幸福，而拯救了大多数人。诺亚方舟呢，除了诺亚一家没啥牺牲，所有的其他人都牺牲了，整个世界都被上帝毁灭了，诺亚是在毁灭的世界上按上帝的指示重生和重建了一个新世界。
对大禹治水的理解，我们是太自然不过了，面对灾难，我们的方式总是要抗争，要不惜一切努力去争取胜利。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总结中国的各种神话故事，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都是反映了一种抗争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这已经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是民族信仰的一部分。这种精神，远的不说，从这20来年历次的救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98年的特大洪水，03年的非典，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这次的新冠疫情。
对于诺亚方舟的故事，作为一个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思维，是难以理解的。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会觉得非常荒谬。靠对神的信仰，神的怜悯来获得拯救？除了男主一家世界上其他人全都毁灭，然后再建造一个新世界？怎么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像邪教？
中国人和基督教的精神世界差异
确实，基督教传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离得太远了。我们可以从一个终极关怀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差异。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文明的概念，被认定的四个轴心文明，希伯来-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分别在自己的诞生时期产生了所谓“超越突破”，找到了自己的终极关怀。超越突破和终极关怀解释起来比较费劲，简单来说，就是这四个文明都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终极意义，从此以后，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文化的火种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而没有这种超越突破的文明，在历史上都消亡了。那么这四种轴心文明各自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经过研究，人们发现他们正好对应四种类型。
中国上古的各种神话，就反应了中国人依靠自身的抗争精神。而到了孔子这里，完成了超越突破，为中国人奠定的终极价值观就是，将道德作为终极价值，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而与此相对的，希伯来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终极价值观是，依靠外部神的力量，追求来世灵魂的救赎。古希腊的终极价值观是，以理性追求知识，认识自然。印度宗教的终极价值观是，依靠自己的修炼，获得来世的解脱。我们这里重点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
西方可以认为是基督教世界，其心灵是希伯来宗教类型的，这种类型的特点是其终极价值是灵魂的救赎，而实现的手段是依靠神的救赎。传统的基督教认为，现实世界毫无意义，人的意义就在于死后灵魂的救赎。而灵魂的救赎的方式就是依靠上帝，依靠对上帝的信仰。所以在诺亚方舟的故事中，诺亚一家的获救，靠的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如果不怜悯，就像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被毁灭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接受。这里，道德不道德不是第一位的，对上帝的信仰是第一位的。当然，道德高尚可以令上帝愉悦。诺亚就是因为正直和道德高尚，得到了上帝的眷顾，拯救了他一家。但是，在基督教精神世界中，信仰上帝是第一，道德是上帝的一种训诫，是从信仰上帝推出来的。我们看《旧约》，上帝的很多行为都谈不上很道德。比如上帝为了考验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忠诚，让他用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祭。亚伯拉罕一点没犹豫，把儿子带上山，准备杀了他献祭，最后一刻才被上帝阻止。中国人看这个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基督教中，亚伯拉罕体现了绝对的信仰，道德与否并非考量的重点。在基督教的观念里，世界最终是要毁灭的，最后的审批一定会到来。中世纪基督教最虔诚的时代，人们普遍对现实世界没有兴趣，唯一重要的是死后灵魂的救赎。所以从根本上说，西方人对死亡，对世界毁灭，并不是十分畏惧，他们的终极价值在彼岸。
中国没有类似西方上帝一样的人格神信仰，而是以道德为终极价值，其上再无更高的价值了。而实现道德理想是依靠自己的修养和努力。大禹治水中，抗击洪水，拯救部族是崇高的道德实践目标，实现手段就是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和努力。如果把中国人的思想代入诺亚方舟的故事，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诺亚应该会苦苦请求上帝改变主意，放过人类和世界。如果上帝不同意，诺亚应该会号召大家一起来造方舟，一起度过难关，而断不会一家人躲进方舟，任由世界灭亡。
中西社会对待新冠疫情的文化差异
从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我们就发现西方人对待疫情的反应和中国人差异很大。其中有体制，历史，意识形态等差异，这里不做具体分析，但文化的差异也是根本差异之一。举个例子，比如说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1%，中国人看到这个数字可能会感觉很恐怖，太高了，比流感高十几倍。西方人看到了可能会舒一口气，还好，比较接近流感了。对同一个事实，两边人的反应迥然不同。英国政府前段时间抛出了“群体免疫”概念，我们认为简直是惊世骇俗，在我们这里，别说公开说，就是想都不敢这么想。但在英国内部，根据民调，有一半左右的人对此表示理解。这是比英国政府抛出“群体免疫”还要令人困惑的事。瑞典的同学说，瑞典人大多接受最终60%-70%的人都会感染。德国默克尔也公开说，最后可能会有70%的德国人会感染。在欧美，有一大堆政坛高层，社会名流中招，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看起来相当淡然，依然开会，聚集，也没戴口罩，民众也是一样。随着疫情的发展，欧美社会也开始紧张，在家上班，停学停课，封城之类的，但总体而言，和中国相比，这些措施和执行的严格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世界，面对这类自然灾害，似乎比我们中国人态度要消极得多，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要像我们这样，不惜一切去控制疫情，如果自身感染甚至去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有无数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警察等，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病人，抗击疫情，保障民众安全。其实那是两回事。我们有很多人冒着自身的危险，去挽救他人，去保障民众，那是因为道德感召。正如上面所说，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是道德价值，为此是可以冒着生命危险甚至舍弃生命的，这是高于生死的。而对于普通人，在没有道德义务时，中国人对个人生命是极其看重的。除死无大事，好死不如赖活，类似的人间格言充满了我们的经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其终极价值是在彼岸的，相对而言，对死会淡漠很多，对生离死别也会比我们寡情得多。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在西方语境下，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自由是在上帝信仰下推出来的，其地位至少不会比生命本身低。在我们这里，主流意识形态中，道德是第一的，个人生命第二，其他与此相比都不太重要。西方人，信仰第一，自由，道德，人权这些排第二梯队，个人生命能不能排进第二梯队还不一定。由此可见，中西方的文化和精神世界差异是非常大的。
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体现
这里完全没有谁优谁劣的比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优与劣。在应对不同的挑战和问题时，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体现出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西方人宗教信仰是极其重要的事，所以对此极为较真。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连绵不绝，因为宗教信仰而造成的仇怨比比皆是。比如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中世纪持续两百多年的九次十字军东征，使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结下了千年仇恨，其影响至今还在。而因为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矛盾，基督教世界的反犹主义持续千年，到了希特勒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酿成了一系列的欧洲内战，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英国的宗教改革和冲突，后果都极其严重。当然，美国的建立也是由于很多欧洲人为了宗教信仰逃到了新大陆。
中国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虽有三武一宗四次所谓”灭佛“运动，其实多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而不是真正的宗教问题。但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也一点都不少，不但不少，而且后果比欧洲只有更严重。因为我们以道德为终极价值，道德之争就是善恶之争，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所谓忠臣奸臣之争，奸臣误国，红颜祸水，汉奸卖国等等，都是从道德上进行批判。欧洲人在同一个上帝下，终极价值在彼岸，在一番争斗之后，最后大多是走向宽容，彼此容忍。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几乎没有调停余地，善恶不两立，几乎都是要以消灭对方肉体为结局。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特别残酷，失败一方基本是要被灭门灭族的。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代价也特别大，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每次改朝换代基本都要损失一半人口，令人触目惊心。而中国人的以道德价值观和依靠自己的抗争精神，又在一次一次地民族危难之际能不断崛起。周而复始，剥极而复。
这次的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影响深远。不同的体制和文化，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文化只是一个角度，文化比较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但在历史性事件的冲击下，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和审视，更了解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这次疫情欧美损失惨重不假，但其原因并非出于“中西文化差异”，而是因为“西方文化出了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以往的“中西双方疫情”并未体现出这种“中西文化差异”来。那么，“西方文化出了问题”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丧失了自制力和责任感。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而且体现在吸毒成风，大麻甚至都合法化了！你想，吸毒成瘾的人怎么可能还会关心防疫问题？他毒瘾发作起来，不惜杀人抢劫卖淫，怎么可能遵守防疫的纪律？最后说说“大禹治水还是诺亚方舟”的问题。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确实不同，因为他们面对的洪水不同——大禹治水的洪水是局部的、自然发生的，诺亚方舟的洪水则是全面的、上帝发动的。而且，诺亚方舟也是人类自己建造起来的，并非坐等上帝救援的。所以说，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其实并非同类项，拿来比较要小心。这种小心就会得出我的结论——这次欧美的疫情严重，并非西方文化的固有原因导致，而是由于西方人丧失了宗教虔敬和公共道德。也就是说，是西方文化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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