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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

谢选骏:接班人的难题造成了举国体制和新冷战



《中美关系:“耸人听闻”的新冷战之说和越加政治化的中美关系》(BBC 2018年12月29日)报道:


在2018年的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中, “新冷战”这一关键词萦绕。中国与美国在2018年陷入新冷战了吗?BBC中文采访专家学者,带你回顾2018年中美关系大事。


“我建议我们忘记‘冷战’这个词,专注中美关系吧。”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在该中心的中美关系年终回顾研讨会中表示,冷战一词是抢眼的头条标题,但无助于解释如今的中美关系,没有涵盖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高速演化的特点。“使用冷战一词(来形容中美关系),是完全不恰当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认为,即使中美有尖锐的矛盾,也无法与美苏冷战相提并论。


“用来形容两国关系的词语真切影响处理两国关系的手法,谈论中美冷战模糊了许多双方应当合作的领域。” 芮效俭在1991年至1995年克林顿当政期间担任驻华大使,曾在冷战时期参与过美苏谈判。虽不认同中美冷战的说法,芮效俭指出,当今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有强大的实力,战争将带来双方都无法承受的代价。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军事实力在高速现代化,美苏“相互保证毁灭”的军事平衡也适用于中美关系。“相互保证毁灭”的军事理论假设双方都有足以毁灭另一方的武力,一旦一方发动攻击,冲突将升级至毁灭双方的境地,无人能够全身而退。


戴博则指出,今日的中美关系不同往时的美苏,两国并不存在美苏当年的冰冷疏离,各层面都有紧密的交流。中美关系以战略竞争为主轴的态势近年来难有改变,但单以冷战来形容中美关系过于危言耸听,忽视了中美各层面的交融。


两国经济被国际供应链紧紧绑在一起,双边贸易量超过6350亿美元。在人文交往方面,目前约有36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占在美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


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在2018年3月的研究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升至30年来的最高点,5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比起中老年人,18到34岁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印象更好。


2018年中美关系大事记 (上半年)


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草案,其后经参议院无异议通过、总统特朗普签字,正式生效。《台湾旅行法》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但触碰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敏感禁区。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重启美台高层互访


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从宪法中删除中国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说法,修宪草案其后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事件震撼华府的对华政策界,怀疑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交往(engagement)政策遭遇滑铁卢、应转向围堵(containment)的声音愈来愈高。

3月: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计划对总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关税,以惩罚中国盗窃美国技术与知识产权。

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销售零件,事因中兴违反伊朗制裁规定,且未执行与美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在中美政府高层斡旋下,禁令在7月解除,但中美科技脱钩的趋势已愈发明显。

5月: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展开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宣布两国达成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的共识。然而,白宫在会谈10日后公布新一轮征税产品名单。外界普遍认为中美谈判互信因此受损。

6月:中美宣布将向对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用以牙还牙的举动宣示中美贸易摩擦恶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会面,美朝关系升温,中国对此表示欢迎。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接受BBC中文采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是在任何一个时段专注抓一个重点问题。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焦点放在如何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携手合作,减低朝鲜对美的核威胁。“去年特朗普曾说,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合作,中国在贸易上能得到的协议会好很多,但如今他也不这么提了。”孙韵说,在美朝关系回暖之后,特朗普政府焦点转向对华贸易议程。

美国荣鼎集团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朱鸣岐对BBC中文表示,2018年中美关系的跌宕在特朗普刚上台的2017年已埋下伏线。特朗普上台前后,中方对特朗普有存在错误认识,认为他是不讲道义、只讲利益交换的商人,正投中国所好。“但这个看法忽略了在美国政治中,总统虽重要,整个政治机器本身的强大动力。”

在以往,有主见与领导力的总统能够综合官僚系统的意见,作出权衡的政治决断,把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可预见的轨道上。然而,并非政客出身、对官僚系统掌控能力欠缺的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任由核心幕僚发挥。他本身也喜欢器重立场鹰派、作风强硬的幕僚,来装点自己的强人形象,鹰派人物因而获得了难得的发声出口。“国家安全变成压倒一切的因素,强调中美经济互惠利益、社会交往的学者声音被压下去了。” 朱鸣岐说。他预期,中美经贸的核心矛盾在2019年仍将持续。中国在2019年会推出某些市场改革措施,但能让美国满意的可能性较小,因贸易战已有政治化的趋势,美国会尽量要求更高的价码。


2018年中美关系大事记 (下半年)


7月: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25%关税开始实行,中国向美国商品征税反制,其中包括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大豆。美国公布进一步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拟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

8月:特朗普在一场白宫宴会上说,有一个国家"每一个来这里的学生都是间谍"。当中他未有明确指出是哪个国家,但被普遍认为他意指中国。其后媒体披露,白宫鹰派幕僚曾建议特朗普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消息引发中国留学生沦为中美贸易战牺牲品的忧虑。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通过孔子学院、中国学联等组织在美国校园增强影响力的行为加倍警惕,北佛罗里达大学宣布关闭孔子学院。

9月:美国司法部要求中国官媒新华社与隶属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与自由媒体作出区分,显示美国开始限制中国官媒的海外宣传。白宫宣布正式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贸易战再度升级。

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尖锐抨击中国多项政策的讲话,包括指控中国企图干预美国选举,其讲话的议题覆盖面之广、批评之尖锐,史无前例。中美即将陷入 "新冷战"的疑虑喧嚣尘上。

11月:美国中期选举落幕,久未会面的中美政府高层在华盛顿重启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两国关系现回暖迹象。

12月: 特朗普与习近平借G20峰会契机举行会谈,达成90天贸易休战的协议。充满戏剧性的是,同日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高管孟晚舟因涉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在温哥华被捕,为贸易谈判增添变数。


2018年深远影响中美关系进程的关键事件

朱鸣岐认为,孟晚舟事件有标志意义,美国没有遵循一般的外交渠道施加压力的常规做法,而是采用了逮捕商界高管的非常规做法。事后特朗普回应称,如果能为贸易谈判达成更有利美方的协议,他愿意干预孟晚舟事件。他的这一表态向中国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特朗普政府会不择手段地谋求对美方更有利的贸易谈判结果。

孙韵指出,从美国的视角来看, 2018年的修宪对中美关系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彻底宣布不会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宣告美国长期以来的交往(engagement)政策失败的时刻。总的来说,2018年里中美一系列的争端事件是不可分割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仅代表共和党或对华鹰派的看法,背后有更广泛的政治与民意支持。

孙韵认为,美国多年以来对中国积累的不满情绪,在2018年集中爆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方学会了“不再相信北京的话”,而是重点观察北京的行动。两国目前都表现出在贸易谈判中达成成果的意愿,新一年的中美关系或许不会如2018年般颠簸,但由于特朗普的执政风格难以捉摸,为两国关系的前景增添许多变数。“我们曾经相信中美关系‘上有顶、下有底’,现在看来‘上有顶’是一定的,‘下有底’是不一定的。”孙韵说。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人都不懂,美国与中共的新冷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旧冷战。他们说“不会有新冷战”,意思却是“不会有旧冷战”,你拿这些语无伦次的二百五有什么办法。


《美国同中国开始长期争夺 但并未进入“新冷战”》(蒙克

BBC中文网2019年9月9日)报道:


特立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警告说,美中贸易战类似1980年代里跟总统时期对苏联的冷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


周五(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正在承担贸易战的代价,但是其高级顾问说,美中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的争斗可能会进行很多年。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警告说,美中贸易战类似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对苏联的冷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他说虽然他没有经历冷战过程的全部,但是经历过很多,经过数十年美国才战胜了过去的苏联。


早在199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就撰写题为“美国和中国:一场新冷战?”的文章,对中美对抗发出过警告。东南亚事务评论员亨特·马斯顿(Hunter Marston)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也发表文章作过类似警告。


美国政治评论员罗伯特·D. 卡普兰今年初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也曾说过,美中的争夺将持续数十年。他说只要华盛顿有足够耐心,最终将会获胜。评论说,里根时期面对的是有全球野心的苏联;特立普时期的中国的近期目标是争夺地区主宰。


卡普兰曾在2005年就撰文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国的问题。他说美国同中国的军事角力将是21世纪的决定性事件,未来中国将会成为比俄罗斯更可怕的对手。他说这个未来已经到来,而且不亚于一场新冷战:中国电脑经常性地侵入美国军舰的维护保养记录,五角大楼的人员记录,还使用其他具有战争性质的手段。


不管美中两国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中美关系今后只会变得更糟。新冷战由许多因素决定,美国的将军和战略家都十分明白。商界和金融界的人们仍然不愿意承认这点,因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进入冷战的新的负面的地缘政治原则会影响市场,让市场付出代价。虽然许多评论说美中关系紧张加剧,华盛顿在印太地区加强联合盟友对付中国扩大的影响力,例如最近美国海军同东南亚国家海军在南海和暹罗湾进行演习,但是东南亚事务评论员亨特·马斯顿认为用冷战模式描述今天的美中地缘政治现状并不贴切。他认为如今的世界安全环境远比冷战时期更温和,另外许多中等强国处于自身利益考虑,通过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对大国竞争格局产生很大影响。例如东南亚地区,在冷战时期一度处于热战的核心,现在也是美中影响的交汇点,但是那里的力量关系已经同冷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分析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的“软权威主义”走向“硬集权主义”,因此中国同美国对抗加剧。用冷战模式看美中竞争会局限美国的战略思维,甚至会让美国人重蹈冷战覆辙,把东南亚国家当作多米诺骨牌,怕他们一个个倒下(倒向中国),而没有把东南亚国家看作利益多样化的独立自主的合作伙伴。


另外亨特·马斯顿还认为,如今的国际安全环境远比冷战时期平和,美中竞争关系远非叙利亚和也门战乱,并没有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大批人员流离失所,美中关系到目前为止一直是非暴力,竞争主要局限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相比之下,在冷战时期,美国同苏联在阿富汗展开代理人战争,美军卷入朝鲜和越南战争。


就东南亚来说,马斯顿认为,在冷战时期,越南战争始于越南的反殖独立斗争。但是今天,即使最弱小的东南亚国家在竞争大国之间的生存能力也比冷战时期的越南要强。如今美国和中国影响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方式已经远非冷战时期美国苏联那般粗暴而且具有破坏性,这要部分归功于国际法,数码技术和互联网普及。美中关系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很大不同,现在没有代理人战争。冷战时期美国甚至直接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网络技术加剧对抗?

当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在罗伯特·D·卡普兰看来却是导致美中对抗的潜在因素。他认为习近平上台让中国从“软权威主义”走向“硬集权主义”。网络技术发展使美中同处于一个数码生态系统,按键之间中国就能侵入美国的商业和军事网络,反之亦然。美中边界被拉近,太平洋不再能隔离开两个大国。不过马斯顿说,中国的目标和当初苏联的野心有很大不同。尽管习近平提出“利益共同体”的设想,并大力推行耗资一万亿的“一带一路”基建计划,但是中国的近期目标最多是地区主宰,而非全球霸权。即使有人说习近平的“中国梦”是要复兴中华帝国,取代美国的地区主宰,那也同当初苏联的全球战略目标相去甚远。


而在中国觉得有足够力量为地区提供安全之前,中国仍然是美国主宰秩序的受益者,尽管这是一种逐渐衰落的美国主宰。美国仍然为亚洲带来某种稳定和公益,中国并不否认这一点。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上述这些蠢蛋会把新近冷战互相混淆?因为他们基本不懂,是“接班人的难题”造成了新冷战。


《从“中美国”到新冷战:美国如何面对中国“举国体制”》(蒙克BBC中文2019年12月5日)报道:


美国应该如何对中国强硬,如何在竞争中战胜中国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话题——美中贸易协议达成一波三折,双方正进入旷日持久的经济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应该如何对中国强硬,如何在竞争中战胜中国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话题。


今年9月在韩国首尔的辩论会上,中国著名经济学者林毅夫教授与美国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讨论结束时打赌。林毅夫认为20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而弗格森则不同意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


不过弗格森在讨论中承认,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按照购买力评估,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弗格森指出,中国取得经济和科技成就的手段缺乏正当性,例如国家支持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以及技术盗窃问题。


这大致反映出美国的专家和决策者对于中美竞争的讨论,其中主要的话题就是中国能否超过美国,以及应该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


“中美国”时代终结


美国学者说,描述中国和美国经济共生关系的新词“中美国”(Chimerica)已经不反映现实,新冷战已经开始。弗格森本周在《纽约时报》撰文,描述中国和美国经济共生关系的新词“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已经不反映现实,新冷战已经开始。


目前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具有旧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不具备的特点,其中主要是经济挑战。苏联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显示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和科技竞争力。


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Mike Rogers)最近在广播节目中说,在冷战中苏联的挑战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但是今天的中国对美国的挑战除了表现在上述方面以外,更主要的是经济能力方面的挑战。他说,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在经济能力上如此接近的竞争者。


美国媒体报道说,罗杰斯是美国政策圈最早对诸如华为和中兴这类中国技术公司的国家安全威胁发出警告的人。他在2012年就同其他人一起撰写过50页的报告,指出这些中国公司与北京共产党政府存在长期合作的关系,提醒美国情报界和国会关注华为和中兴这类中国的科技巨头。


“举国体制”难复制


中国国家调动资源和力量的能力被说成“举国体制”,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国企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中国的国企和“举国体制”一直成为美国的指责目标。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在江西考察国家的战略资源企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国企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罗杰斯在讨论如何对付中国竞争的时候也强调了中国公司获得国家支持的问题,即中央控制的投资,提供缓冲保障,这都是美国公司没有的,这令中国取得对西方竞争者不平等的竞争优势。


11月初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了中国体制在1949年后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后历史上的主要作用。在官方决议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被列为中国制度的优势。官方媒体也提到在科技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方面,依靠举国体制优势的重要性。


中国把取得21世纪的技术制高点作为发展目标。罗杰斯认为,美国商界首先明白中国这个目标,然后才能努力同中国竞争。中国正在集中力量推动下一代的技术进步,诸如量子计算机,5G网络,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其他关键技术。他认为中国的策略是,先在上述关键技术中取得进展,在全球推广中国的技术标准,然后大力发展中国公司,对“过时”的西方公司取而代之。例如,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量子通讯研究人员。中国正集中力量试图在诸如量子计算机,5G网络等新技术研究中取得领先地位。


“新冷战更冷,更长”


在美国这位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看来,中国的许多战术令美国难以应对,例如盗窃知识产权,政府补贴科技公司,把企业利益同政府研究相结合。他还提出如何对付中国的具体建议,即维护美国商业理念的同时又能战胜中国竞争。他认为,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中国竞争并非良策,加大美国政府对技术公司干预在美国不会取得良好效果,“美国商业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取得竞争者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也不可行”。


不过,他认为美国仍然能大幅度改善公共行业同私营行业的合作关系。他认为,在过去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就显示了这种合作的力量,其中有政府和私营行业的精华。当时美国被认为落后于苏联,但是美国能利用政府和工业界的优势,取得了“一些令人惊异的经济优势”。


尽管如此,罗杰斯认为把中美在贸易,盗版或安全方面的对峙比作“冷战”没有益处,对中国复制试图当初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也不会奏效。但尼尔·弗格森在《纽约时报》中撰文说,中国的挑战比冷战中苏联的挑战更大,因此与中国的新冷战会更冷,时间更长。他还说,在冷战中西方有“北约”遏制苏联的扩张野心,但在新冷战中还没有建立类似组织遏制中国。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人同样不懂,是接班人的难题造成了举国体制,然后举国体制才造成了新冷战——如果中共能够确立继承制度,举国体制将不必要;举国体制一旦解体,新冷战也将烟消云散了。那时,中国文明将回归历史的正统、社会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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