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国家制造精神病院

《苏联如何将对手变成精神病人？》（沙迪·阿卜杜勒·哈菲兹 2021年11月14日）报道：

谁把你介绍为诗人的？谁把你登记在诗人行列中的？

没有人，谁让我加入人类的行列？

这是伟大的苏联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64年2月的审判中对法官的回应。故事开始于一年前。当时，列宁格勒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布罗茨基诗色情且反苏联，同年年底，布罗茨基因寄生生活方式被捕。庭审中，布罗茨基被指控未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布罗茨基被判处五年徒刑，并被建议接受精神检查以确定他是否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在二月和三月，布罗茨基在一家精神病院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他们每天给他注射镇静剂，晚上用冷水把他叫醒，然后让他裹在潮湿冰冷的毯子里，坐在暖气片旁边烘干。这段时间过后，布罗茨基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做“缓慢型精神分裂症”（Sluggish schizophrenia）的疾病，有报告说他是一个根本不具任何价值的人。

创造疾病

当时诊断布罗茨基的是苏联著名的医生安德烈·斯涅热夫斯基，他是许多奖章和勋章的获得者，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和“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提出者。斯涅热夫斯基是苏联精神病学领域排名第一的医生和科学家，他和来自所谓“莫斯科精神病学学院”的同事声称，精神分裂症谱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慢性的，发展缓慢，初期症状较轻，但无任何消退，第二种是急性或反复发作型，期间患者出现精神病发作，症状明显，然后症状停止，第三种是前两种情况的混合，患者遭受严重的发作，但发作结束时，症状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继续缓慢发展。

斯涅热夫斯基补充说，第一种精神分裂症开始地非常缓慢，初始症状可以忽略不计。例如，焦虑状态可以被认为是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以及任何仍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人格障碍。诊断因素甚至包含悲观主义，正如“悲观主义”或社会适应能力差也属于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另一方面，斯涅热夫斯基认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幻觉（Hallucinations），对于诊断这种情况是不必要的。

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症状是妄想，即患者持有坚定且不可动摇的错误信念，即使身边的其他人不这么认为——当然，上述诊断扩大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范围，使病理和正常之间的界限非常松散，有时可能并不存在，因此正常人有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

此外，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症状是妄想（Delusions）。根据定义，患者持有坚定且不可动摇的错误信念，即使身边的其他人不这么认为，或存在无可辩驳的证据否认了这种信念。在病理案例中，当一个人坚信自己会受到迫害时，偏执是最显著的例子。这些妄想有时是完全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或者有人想要伤害患者，或者说病人本人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此时，斯涅日涅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介入，在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上增加了其他妄想症状，例如“改良主义妄想”（delusion of reformism）或为真理而斗争的妄想。被纳入莫斯科医学院手册诊断范围的该疾病的其他一些症状还有对哲学、宗教和艺术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患了梦想改革的病！

当您自然而然地和一个人交谈，然后出现关于国家、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或任何类似话题的话题时，他突然感兴趣并开始提出他的反对观点。根据上述诊断方法，而且这种行为是妄想症候群，这种观点也是不可动摇的，与周围人的信仰不同，这种信念控制着病人，所以他不停地要求改革！

事实上，根据妄想症的诊断，一个人确实有可能能够正常地进行社交活动，但有时会提高注意力以至于陷入某种躁狂状态，然后他的病态痴迷开始强烈地发挥作用。斯涅热夫斯基利用这一点，将持有与苏联既定意识形态基础不同的观点引入为精神疾病的症状。

一些您可能不认为是疾病症状的情况都被纳入同一病理范围，例如某些人企图移民，分发或持有违禁物品或书籍，参加民权示威或参与被禁止的宗教活动都有可能使您被诊断为缓慢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事实上，有任何宗教信仰都足以将您直接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

在斯涅日涅夫斯基身后，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医生团队完全相信共产主义经验的真实性，开始将他的诊断系统应用于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药物干预的政权反对者身上。许多病例被安置在私立医院，接受抗精神病药物和康复系统的强制治疗，此外，患者将被剥夺所有公民权利。这源于苏联国家规定，社会的非活跃成员将被视为“不合格”公民，命运由医生全权掌握。

特殊的监狱

俄罗斯情报部门从中受益颇多，特别是在法律干预不可能，或者法律干预会使苏联司法机构尴尬的情况下，例如涉及到名人的案件；另一方面，精神病学使下令将人拘留在封闭地方（精神病院）的行为合法化，因为病人可能会伤害自己或危害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是强行治疗患者并使其康复。由此，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得以渗透入精神病院，尤其是苏联的医疗法要求任何精神病患者需其上级或其亲属的任何要求或该地区任何精神病医生的指示入院，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同意或拒绝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通过应用斯涅热夫斯基的新诊断系统，苏联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增加到千分之七，而英国在那个时期的平均水平为千分之三。新的诊断方式扩大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范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对数量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患者数量的两倍，是美国的三倍。

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解体后，缓慢型精神分裂症是被创造出来的，仅在苏联使用，旨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这一切都是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克格勃的直接命令完成的，数千人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苏联政府充分意识到精神病学范围明显被用于政治目的，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几年，斯涅日涅夫斯基就被皇家学院指控出于政治目的使用精神病学进行不道德行为，并因此被免职。

镇压的理由

但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深思的是这种说法是如何说服苏联精神病学家接受其作为政治镇压工具的，因为失去正常与病态之间的界限会让任何人陷入混乱的境地。为了理解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里昂·费斯廷格的实验，他在上世纪50年代观察了一个宗教派别成员的行为，特别是其中的强硬派成员。他们完全相信洪水会在某个日期很快吞噬这片土地。

预测的洪水发生之时来了，什么也没发生。教派成员说，经文中的预言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祈求、祈祷和亲近上帝阻止了洪水的到来。根据费斯廷格的说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所谓的认知失调，这只是一种状态，包含人所追求的某些信念或行为之间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不适感。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贯性，我们会不自觉地寻找调和冲突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合理化。我们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为不可接受的行为、思想或感觉辩护，这种能力意味着我们不仅找到了情感论据，而且该论点对我们来说是可接受且合乎逻辑的。对于许多苏联精神病学家和许多诚实的公民来说，“缓慢型精神分裂症”就是那个论点。作为一个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精神科医生，您可能真的会相信这个异见人士真的病了，就像您对自己说的那样：是什么让一个人因为一种与周围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信念而放弃他的幸福、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一定是生病了！改革必定是一种病！

霸权的代价

这些事情发人深省，有什么比精神病更让对手丢脸的呢？有什么比不法分子患有精神病并且他们的思想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尤其是人类已知的最危险的精神障碍，更能向公民保证如今的政权是正确的？人们坐在家里通过电视或广播观看和聆听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演讲，他们说打破政权是一种心理障碍，而反对国家所依据的理念需要被置于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是多么的可怕？！

就其深度而言，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它向普通公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思考，只是思考，只是阅读艺术、宗教或哲学等领域的书籍，只是对泥泞的政治感到不满，都是一种病态妄想的症状。但有趣的是，同时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妄想症发生在苏联共产主义政权本身。

对科学或任何其他领域最糟糕的利用是将其用于政治目的，这会导致人们无限期地失去对科学家的信任——这个制度已经到了不分任何人只根据对党的利弊来定义好坏的地步，这个制度声称党是人民安全的唯一保护者和保障者，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直接幻觉是，只要它寻求更大的利益，并且负责它的人是“最好的人”，这就是可能的“最好的制度”。

在这里该政权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它的反对者必须是一群病人或者是阴谋家。或者，正如波兰哲学家多克·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主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一书中所说，“一切对党有益或有害的事物，按照同样的顺序，被认为是道德上的好或坏，在这种情况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德上的坏或好。”

对科学或任何其他领域的最糟糕的利用是将其用于政治目的，这会导致人们无限期地失去对科学家的信任。想象一下，您生活在一个利用医生说服您患有某种疾病的制度下，如果该制度突然崩溃，您的信任会回到医生那里吗？不，因为发生的事情让您对自己判断对错的能力失去信心，而且人们的信任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意识到每个部分都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人都在宪法和法律下工作。因此，暴政的问题不仅在于它的存在造成了什么，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在于它离开后留下了什么。（半岛电视台）

谢选骏指出：上文出自回民操办的“半岛电视台”，所以他们不懂，国家愿意制造精神病院、关押异议人士，已经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往往适用死刑（专制国家）、肉刑（伊斯兰教）、社会封杀（民主国家）来“解决问题”的。“国家制造精神病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国家就是精神病院——这在《圣经·撒母耳记》里耶和华神对于国家（以色列）的评论中，已经启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