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水浒寨预示了中南海

每日文摘《梁山不亡，天诛地灭》（2022-02-20）报道：

一、

小时候，可喜欢《水浒传》了，喜欢“英雄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羡慕他们快意人生的生活。

后来再看，发现梁山好汉们可真是惨，几乎个个没好下场。

天下第一好汉卢俊义，被毒死。

大哥宋江，被毒死。

杀人狂魔李逵，被毒死。

智多星吴用，自缢于宋江墓前。

小李广花荣，自缢于宋江墓前。

其他什么双枪将董平，浪里白条张顺，赤发鬼刘唐、九纹龙史进，战场上通通被打死。

至于什么通臂猿侯健、金毛犬段景住，更是被活活淹死。

书还没完，好汉们已死十之八九。当看到书的最后“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时，唏嘘不己。我只想说，真是该。如果梁山不亡，才天诛地灭。

二、

一说起梁山好汉，想到的就是他们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他们劫富是真，可济贫了吗？屁。更不用说行侠仗义了。

书里开篇说的是昔日泼皮高俅发迹，王进逃走，半途教了史进武艺。史进结识了少华山的陈达、杨春和朱武。那天，史进家的下人王四喝多了，将朱武给史进的书信丢失，被猎户李吉捡了，告发到衙门。史进东窗事发，被团团围住。杀开血路前，史进将王四带进后园，一刀砍了。杀出庄外后，手起一刀，将李吉斩成两段。

王四撒谎，李吉告密。确实有错在先，可罪不致死，但史进就这样眼睛都没眨就将他们杀了。

杀得正气凛然，杀得热血沸腾。好像王进教他武艺，就是用来杀下人和猎户的。

史进是这样，大家心目中的英雄鲁智深也没好到哪里去。

大众所熟知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史进杀人后又不愿意落草，只得去投奔师父王进，半路上遇见启蒙老师李忠，又结识了鲁智深。三人在酒店里喝酒，听到金翠莲在哭，于是接下来就有了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表面上是看不惯镇关西没花钱就买了小老婆，其实是什么原因？无非是看不惯屠户居然敢叫镇关西——

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个卖肉的屠户，狗一般的东西，也敢叫“镇关西”。说完，他三拳就将镇关西给打死了。

你如果要说他打死镇关西是为了将女子救出火坑，鬼才会相信。不信你看后来，鲁智深跑在半路上，又遇见了这对父女。这时金翠莲又成了另一财主的二小妾，鲁达没有再气愤，而是喜刷刷地赖在人家庄园里好吃好喝住了好多天。后来人家没办法了，只得托关系让他去当了和尚，才算将他送走。

三、

史进和鲁智深，在梁山中算响当当的好汉，至于其他人有一个算一个，毫无情义可言。

什么双枪进董平，按说他本是东平府的兵马都监，算个体制内的人，应该讲规矩吧。

他看上了太守程万里的闺女。可他几次提亲都被拒绝了，就这样他怀恨在心。

董平归顺宋江后，直接将程万里全家，除了闺女外，杀得一个都不尽。这如果换成现在，惨绝人寰的惨案啊。这还不算，这闺女每天还得与他朝夕相处。

太守程万里刚做了什么事呢？宋江先礼后兵，派出王宝六与董平有旧交的郁保四前去劝降，惹怒了董平。董平血冲上头就要将二人斩首，太守程万里一看，这不对头啊，古来就不斩来使啊，他忙劝阻。这样，董平将郁保四和王定六各打二十棍棒，赶出城外。

按说，程万里刚救了自己的两个手下，宋江要感恩戴德啊。怎么能让已归顺的董平大开杀戒呢？你不是替天行道么？这就是你梁山上的道？

四、

大家所熟知的菜园子张青夫妇，更是杀害无辜的典型代表。正道上开个小酒店，以卖包子为生。

我们买的包子，是面粉里包裹着猪肉牛肉，而他们卖的包子，面粉里裹着的却是人肉。莫非是当时人肉便宜牛肉贵？还不是张青、孙二娘见财起义，杀死过往客商，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包馒头”。是杀一个两个吗？酒店后是现成屠宰场，书上这样写——张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里，看时，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就是说，壁上绷着几张人皮、吊着五七条人腿，是他们店里的日常。

想想都不寒而栗吧。生意人路过他的店，钱财被抢了，人被剁碎成肉馅做成了包子。而他们却被称为好汉，他们上了梁山就是梁山好汉。

五、

最凶残的当属宋江的小跟班李逵了。

每次攻打州府的时候，他手抡大斧，见人杀人，见鬼杀鬼，斧头抡过去，哪管是士兵还是百姓，哪管是有罪还是无辜之人，先砍杀了再说。

杀其他人也就罢了，可他连自己人也杀。

三打祝家庄时，扈家庄和宋江已经谈和，决定上梁山了。可打下祝家庄后，李逵却前往扈家，将扈家几百口杀得一个不剩，血流成河。

到了山上，宋江还作主，将扈三娘嫁给了王矮虎。有这样恶心人的么？

可扈三娘居然也接受了，面对满门血仇，她也没想着怎么为老父报仇，在梁山上和李逵朝夕相处，并没有偷个冷子，一刀将李逵捅了。

后来，梁山想拉朱仝入伙，可朱仝就想过着平静的百姓生活。怎么办？让李逵骗杀可爱的小衙内，断了朱仝的后路，逼着朱仝上山当强盗。

那可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啊。这也算是替天行道？

六、

我们喜欢说的是，领导是好领导，只不过是下面的人坏了而已。果真是这样吗？

宋江绰号很多，什么及时雨、呼保义、教义黑三郎、宋公明，你怎么看，怎么都应该是一个正义的人了吧？是一个替天行道的人了吧？

秦明本是青州兵马统制。攻打清风山，被花荣下套被擒后，宋江想拉秦明入伙，可秦明呢，他脑子没毛病，我好好地端着朝廷的饭碗难道不香吗？鬼才愿意和你们去梁山？坚持要回青州，将他给拒绝了。

宋江是怎么做的呢？先是把秦明灌醉，后是偷来秦明的盔甲，叫人扮成秦明的模样突击青州府。一路上，让人烧毁平民的房子，杀了手无寸铁的百姓。青州的慕容知府一气之下，发生误会，将秦明一家老小都砍了。

秦明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入了伙。

好吧。你们梁山好汉是神仙，可神仙打架，为什么要百姓遭殃？好端端地在睡梦中，就被你们把房子烧了，把头给砍了。

那些持“宋江有正义，只是手下人太坏”这样观点的人可以歇歇了，如果宋江不坏，能允许手下人这样坏吗？自己能干这样惨绝人间的坏事吗？归根结底，是宋江骨子里坏透了，所以梁山差不多有一个算一个，才这样坏。

如果我是宋朝百姓，或者是过往商人，我只会跪求好汉们：求求你们不要替天行道了，只要不稀里糊涂将我们头砍了，屋烧了，做成包子馅了就万事大吉了，哪敢让你们替天行道啊。你们的天道，世间承受不了啊。

很多人对梁山“好汉”的下场感觉可惜，甚至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一说。可按我说，梁山不亡，天诛地灭。一堆这样杀人不眨眼的人，喊着替天行道的口号，如果真就变成了正义的化身，岂不是真的没有天道可言了？万幸的是，天道轮回，这一堆好汉们，好像大多没有好下场。

谢选骏指出：上文指桑骂槐，处处拿水浒寨影射中南海。这也难怪，因为毛魔就是这样自我认定的——

《毛泽东的“水浒情结”》（2015年05月06日 虞云国）报道：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对经典小说《水浒传》颇有与旧版电视剧不同的解读，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一、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眈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輯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圣地延安就是梁山，而他统帅的正是“众虎同心归水泊”的伟业。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場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快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宋江也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二、

1949年以后，在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赘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毛泽东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浒》作譬道：“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吴冷西《十年冷战》737页)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对毛泽东说来，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

三、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132)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泽东这里所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尽管还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却可视为毛泽东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1973年岁末，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芦荻先是强调，毛泽东这些评论“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没有别的意思”(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后又指出，毛泽东关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读讲诗文的芦荻》，载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不论怎么说，在毛泽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

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同意”，表明正是他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

当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文革结束后，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把评《水浒》运动说成是受“四人帮”的利用。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毛泽东不满江青的只是“文不对题”地帮倒忙，因为“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毛泽东传(1049－1976)》下册1751页)，而决不是否认评《水浒》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

四、

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马幼垣有一本《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其中《架空晁盖》篇认为，这条伏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浒论衡》评曰：“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

在“架空晁盖”论上，马幼垣说毛泽东“本末倒置”，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 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在“理解的同情”上未达一间。

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他与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

“人生其实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份量越吃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在他看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论的内心纠结。

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五、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则散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的赞许(《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地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蓋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对任何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不失为一种发聋振愦的提醒与警示！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是个见利忘义的匪类，他对水浒寨的态度，依据其处境而定，最后走向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深渊——因为水浒寨预示了中南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