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筑：法西斯灭亡后法西斯建筑何去何从？》（BBC 艾勒克斯·萨卡里斯 2021年2月14日）报道：
意大利最北边的小城博尔扎诺（Bolzano），初看之下，其美丽风貌与阿尔卑斯山区的其他山城没有多大差别。
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两侧是高耸葱茏的群山，山谷中到处可见城堡、谷仓、教堂，还有一座接一座的葡萄园。这时，博尔扎诺就像一个美丽而奇异的玻璃雪花球，球中的风景是蜿蜒的街道、色彩柔和的房屋和巴洛克风格的酒馆。
但穿过博尔扎诺西面的塔尔弗河（Talfer），城镇风貌却突然大变。温馨宜人的街巷被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巨大而庄严的广场所取代，广场上耸立着毫无装饰的灰色楼房，还有如同高架桥般横越过林荫道的高大长方形柱廊和奇怪的环形拱门。此处的建筑是线性单调的，带着迫人的压倒性气势。
在这阴郁的建筑群中，有两座建筑特别突出。其一是占据着一整个巨大灰色街区的税务局大楼，墙身装饰着一组巨大的浅浮雕，为连续57个浮雕面板组成，主题是刻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Italian Fascism）从进军罗马（March on Rome）到殖民征服非洲这段自认为是时势造英雄的法西斯崛起历史。
浮雕中间是墨索里尼（Mussolini）骑在马背上，他伸出右臂，呈罗马式敬礼。这座宣传法西斯主义引人注目又难以忽视的的建筑，令人畏惧和厌恶，同时又令人困惑不已。
其次是博尔扎诺胜利纪念碑（Bolzano Victory Monument），这是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非常显目的拱门，支撑拱门的立柱雕塑成象征法西斯运动的束棒。这座胜利之门从周遭灰色的公寓楼和绿树掩隐中魔幻般地拔地而起，给人一种虚浮空灵，几乎可以称之为幽灵般的存在感。其楣板上用拉丁文写着：“于吾国此国界处奠定此门。于此刻始吾民将传授语言、法律和文化至寰宇。”
胜利纪念碑建于1928年，现在被高高的金属栅栏围住。这座法西斯胜利之门一直是极右翼游行的集结点，也是数次有人企图炸而毁之的目标。历史学家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Schnapp）称之为“第一个真实的法西斯纪念碑”。
不过在今日，这两座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建筑则成为一项大胆艺术实验的核心题材，以解决有争议的纪念性建筑所引发的辩论，为其他有同样争议的群体提供了一个解决范式。这些社群对于是拆除还是保留带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或法西斯含义的纪念性建筑争议不决。
博尔扎诺这个意大利小城的德语叫博赞（Bozen），这两个名字现在都是官方正式名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博尔扎诺本是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山地省份南蒂罗尔（South Tyrol）最大的城市。南蒂罗尔省和博尔扎诺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Peace Conference）上，以意大利的安全为由将南蒂罗尔割让予意大利，以给意大利提供一条沿着阿尔卑斯山脊线分界的北部天然国界，并使意大利可以控制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
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这个多数居民非意大利人的边境区域推行了强硬的意大利化政策。原德语地名改为意大利语地名，原蒂洛尔文化机构被迫关闭，南蒂罗尔省90%人口使用的母语，即德语被严格禁止使用。
割让与意大利后，在博尔扎诺老城的河对岸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新城区和工业区，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被鼓励定居于此。新城区建立了许多彰显意大利法西斯"荣耀"的纪念碑和建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政府试图给予南蒂罗尔居民高度自治权来为过往的法西斯政策赎罪。此后德语居民的文化和语言权利将得到尊重，公共服务职位将根据语言比例分配，90%的征税收入将留于该地区。
但墨索里尼留下的法西斯历史建筑仍然很碍眼，引起不同语种居民摩擦不断。博尔扎诺大学（University of Bolzano）现代史教授安德里亚·迪·米歇尔（Andrea Di Michele）说，“对于德语居民，这些建筑是意大利法西斯试图消灭他们文化和语言的意大利化象征，他们希望拆除这些历史建筑。虽然博尔扎诺位于讲德语为主的省份，但这个城市讲意大利语的居民现在已占多数，他们特别把胜利碑视为他们在该地区的意大利身份的象征，而不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符号。”
由于破坏和未遂爆炸持续不断，当局围住胜利碑建了一圈巨大的铁栏，阻止居民靠近，而税务局大楼则不得不由宪兵24小时看守。意大利语和德语极右团体都利用这两座建筑集会，举行针锋相对的示威。解决冲突的多次尝试都因互不相让而以失败告终。
（柏林奥运体育场是德国幸存下来的法西斯建筑之一）
意大利并不是唯一因法西斯时代的建筑遗产起争议的国家。在西班牙民主化初期通过的遗忘共识条约让佛朗哥（Franco）时代的法西斯历史建筑基本上保持原状，直到2007年通过《历史记忆法》（Historical Memory Law），才为拆除提供了法律框架。
2010年，根据此法，西班牙国家研究院（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主楼外墙楣板上一段颂扬佛朗哥的铭文被铲除，留下了一片空白。此外，佛朗哥的最后一座公共雕像于2021年2月被拆除，但此举遭到西班牙第三大政党民声党（Vox）的反对。
由于太大而无法拆除的建筑继续引起争端。西班牙西北城市希洪（Gijon）的希洪大学（University of Gijon）是西班牙最大的建筑，为西班牙文艺复兴的新埃雷利亚（Neo-Herrerian）建筑风格，建于佛朗哥政权早期，公认具有“非凡的建筑价值”。然而，希洪的左翼市政府却多次否决了为这座佛朗哥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的提议，理由是“与佛朗哥主义有关的建筑不能成为世界遗产”。
佛朗哥最有名的建筑遗产是“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这是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包括一座大教堂、一座招待所、几座纪念碑、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和一座葬有3万多内战死亡者的陵墓。
佛朗哥建烈士谷声称是为经历内战的国人求得和解而建，1960年教宗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曾来烈士谷祝圣这座大教堂。但也有人认为烈士谷是对佛朗哥主义的颂扬，并将其比作纳粹集中营。佛朗哥本人原来也葬于此。
2019年，佛朗哥的遗体被掘出移走，2020年，政府提议将烈士谷改为市民公墓。不过有关烈士谷的争论至今仍大致是一种只有移除或保留的非此即彼选择，几无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空间。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统治所遗留的争议使得烈士谷何去何从的辩论极度对立和复杂难解。
但是在德国，你很难找到任何纳粹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大部分在战争中被摧毁，或者在战后不久在国家去纳粹化过程中被撤除。幸存下来的法西斯建筑抹掉了万字符和其他法西斯符号后旧物新用，最著名的是柏林奥运体育场（Berlin Olympic Stadium）。至于其他，如1935年纳粹党在纽伦堡（Nuremberg）的全国党代会大会堂（Congress Hall），这座典型的纳粹建筑可说是希特勒铸造宏大纳粹帝国建筑梦及其狂妄自大特性的象征，现作为纳粹档案中心对公众开放以警示后人。
柏林奥运体育场，以及所有德国纳粹时代建筑的全部法西斯符号已悉数清除——不过在意大利仍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遗迹。首都罗马的EUR区是墨索里尼用建筑来庆祝法西斯主义而设计兴建。漫游于这迥异于罗马旧城，不免感到怪异的新城，你会看到一座典型的法西斯建筑意大利文明宫（Palazzo della Civiltà Italiana，也被称为方形竞技场 Square Colosseum），建筑正面铭刻着墨索里尼宣布入侵埃塞俄比亚发表演讲中的一段话。罗马市中心北面称为意大利广场（Foro Italico）的一座体育场馆，入口处有一座17.5米高的方尖碑，上面刻有罗马字母“MUSSOLINI DUX”（元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广场室内有幅将墨索里尼描绘成神王的壁画《法西斯主义的神化》（The Apotheism of Fascism）。1944年盟军占领罗马后觉得此画滑稽可笑将其遮盖，然后在1996年被意大利政府重新发现而曝光。
历史学家露丝·本·吉亚特（Ruth Ben-Ghiat）指出，“在意大利允许法西斯纪念性建筑继续存在而又不予批判，是有风险的。如果以去政治化看待这些建筑物，仅仅视其为审美对象，要是人们逐渐习以为常，极右翼分子就可能利用这种丑恶的意识形态。”
引起争议的公共空间
博尔扎诺因胜利纪念碑和税务局大楼所引发的摩擦及情绪高涨的争执越来越激烈，2014年，一个由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跨语种社群团体在博尔扎诺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这座阿尔卑斯山城的社会动荡已使这两座建筑成了争议很大的公共空间，让有识之士产生紧迫感，认为必须立即找到解决方案。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University of Innsbruck）的现代史教授汉内斯·奥伯梅尔（Hannes Obermair）表示，“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毁掉这些古迹，要么就留在原处。”奥伯梅尔也是负责为博尔扎诺法西斯建筑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专家之一。他说，“要是移走这两处建筑，就等于销毁了证据，而且也回避无视了引发这场争端复杂的历史和身份认同层面这一问题。但要是选择保留，而不加以批判，则会让其法西斯主义宣传得以正常化。”
最终，这个专家团队找到了一个颇具创意的解决方案，成功地团结了整个城市，并化解了两个语种群体间的紧张关系。解决方案是将这两座建筑“置于新的语境中”，这样既能保持原建筑艺术之完整及其重要历史意义，也能消除和颠覆其象征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奥伯梅尔说，“这是一个让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诚实对话的机会。这些争议与其说是纠结于过去，不如说关注的是当下现实。即究竟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被过去的意识形态撕裂的社会，还是一个相信参与、宽容和人类彼此尊重诸类价值观的民主多元化社会？”
首先需解决的是引起双方强烈对立情绪的胜利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建筑，颂扬意大利法西斯对南蒂罗尔的征服和殖民以及所谓的拉丁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但对纪念碑的意识形态和象征意义再做综合性的重新诠释后，今天纪念碑的意义仅只限于意大利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纪念，以及对意大利一战阵亡将士的追思缅怀。
作为世界上第一座法西斯纪念碑，胜利碑其历史价值还是不小，而且作为意大利理性主义（Rationalism）建筑风格的杰出样板，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现在公认意大利建筑的理性主义潮流对现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影响，不亚于法国的装饰风艺术（French Art Deco）和德国的包豪斯（German Bauhaus）。当时意大利一些最重要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也参与建造这座纪念碑，其中包括马塞洛·皮亚琴蒂尼（Marcello Piacentini）和阿道夫·维尔特（Adolfo Wildt）。
对胜利碑重新诠释的第一个干预措施是在其中一根立柱安装一个LED灯环，象征对法西斯主义意识的抑制，如此处置并未破坏到胜利碑的艺术完整性。随之在胜利碑的地下室建造了一座博物馆，详细解说博尔扎诺那一段动荡的历史，将纪念碑的创建置于当时的背景中，并对引发的争议进行了探讨。
接下来是税务局大楼的浅浮雕。重新诠释任务交给了两位当地艺术家阿诺德·霍尔兹克内希特（Arnold Holzknecht）和米歇尔·贝尔纳迪（Michele Bernardi）。他们的解决之道很简单，把这座鲜明张扬法西斯主义的建筑重新设定为反法西斯建筑。
两位艺术家们决定分别用该地区的三种官方语言，即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在大楼外墙上铭刻上反极权主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论述公民不服从的一句名言“无人有权利盲从”。而把这句话刻在今天已是这个城市的税务局大楼上，其颠覆性更是无以复加。
跨社群工作团队的另一名成员迪·米歇尔（Di Michele）解释说，“保留这些历史建筑能让人思考该建筑产生的时代背景。建筑的存在可引发有关建筑本身，以及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从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西斯建筑对城市的巨大影响，以及艺术干预的深远维度。如果把这些建筑搬到博物馆的一个房间，参观者将无法理解其对这座城市、以及对市区象征性布局所起到的影响。”
对法西斯建筑的这次艺术干预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南蒂罗尔省两个语种社群的政界人士和民众的一致肯定。偶尔两族群之间还会发生紧张冲突，但已与两座建筑无关。这一篇章已经翻过。这次艺术干预甚至成功消除了扰乱这座城市和平氛围的极端主义集会。
奥伯梅尔说，“意大利极右分子过去每年都会在税务局大楼浮雕前集会，行法西斯礼。但有了阿伦特这句名言在眼前，他们觉得很丢脸。所以再不来了。同样，德语社群区的极右团体过去曾在胜利纪念碑前集会，说‘看看意大利是如何压迫我们’，但现在他们不能再这样说。可以说，我们毁了极右分子把玩的工具。”
奥伯梅尔热心建言说，博尔扎诺模式可以成功复制到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以及其他面临族群分裂和复杂的法西斯遗留问题而困惑不已的国家，比如西班牙。这一模式还为英国和美国有关历史人物雕像存废的争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奥伯梅尔承认，“当然，博尔扎诺这个城市的社会氛围也起到重要作用，每个社群都需要想象自己的艺术干预模式。但最基本的共识很强，即我们不应该破坏历史建筑，而是大刀阔斧改造。这为大家提供了反思历史、质疑意识形态和批判性审视建筑所在环境的工具。没有一个建筑是立场中性的。但应该由我们，而不是历史建筑来拥有最终的话语权。”
谢选骏指出：“法西斯灭亡后法西斯建筑何去何从”的问题，引出了“如何铲除共产党建筑”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东欧国家的议事议程上了，首先是拆除斯大林和列宁的像，其次是拆除其他的纪念碑和建筑物。有一天，这个问题也将困扰中国大陆。如何铲除共产党建筑？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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