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眼下：全球化的“大拆解”与收缩型思维》（2022-09-11 孙立平社会观察）报道：
如何认识当前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世界上生存？我最近提出了两个概念，供各位朋友参考。这两个概念是：大拆解和收缩型思维。
大拆解过程
当前世界风云变幻的主线是什么？我将其称之为从全球化时代走向后全球化时代的大拆解过程。
如果说当今的世界正在从全球化时代进入后全球化时代，那这种转换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实现的？这个过程很重要。世界上很多重要的事情由此而发生。这个过程我将其称之为大拆解。
这大拆解的概念是我最近提出来的。今年4月27日，我发表了《大拆解：未来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将围绕这样三条主线进行》一文，首次提出了大拆解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把世界凝为一体的过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就是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中。但是，现在这个过程在发生逆转，似乎正在成为一体的世界在被重新拆解开。
大拆解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意识到这样几点：
第一，大拆解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脱钩的过程。过去我们总是用脱钩来描述逆全球化的过程。大拆解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脱钩是局部性的、要素性的，主要指经济技术领域，尤其是产业链和供应链。而大拆解则是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是原有框架的拆除与重新构建。大拆解的主脉络不是经济，而是价值观。俄乌战争所体现的就是后全球化时代的大拆解过程。大拆解的起点是拆除三重依赖（见孙立平：扑朔迷离：俄乌战争冲击下的经济走向）。
第二，大拆解的过程充满风险。在《乌克兰危机启示：全球化上坡吃力，下坡危险》一文中，我曾打了个比方：骑自行车，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如果有一段路，起伏很大，上坡的时候，会很吃力，下坡的时候，虽然省力，但将会很危险。同样的道理，全球化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固然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全球化的退潮，特别是在将几乎成为一个整体的东西拆解成几块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第三，秩序重建将在大拆解的基础上进行。人们经常在想象，在经历目前这种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之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这首先要取决于拆解的结果，而拆解的结果现在我们不得而知。是几大块？是一大块和一些碎粒？还是两大块和一些碎粒？但无论如何，未来的重构都将在拆解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就此而言，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应该不是颗粒状而是块状的。
第四，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变了。我原来就曾经讲过，在全球化时代，通行的是比较优势逻辑和资本逐利逻辑。而在后全球化的大拆解时代，安全逻辑和价值逻辑将会取而代之。同时，整个经济发展的基调也变了。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享受了全球化红利，在全球框架中配置资源，便宜的劳动力，便宜的能源，方便的运输物流，给我们带来了几十年的物美价廉的时代。未来，世界可能要进入高成本时代。
收缩型思维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世界，我们如何自处？如何思考我们的发展问题？我最近在此强调了我几年前提出的收缩型思维的概念。
2018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谈从扩张性思维向收缩性思维的转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被莫名其妙地删掉了。后来，在《孙立平课堂》音频节目中，我专门做了一讲《再谈艰难十年：需要一种收缩型思维》。前两天，我将这一讲的文字整理稿发了出来，《我们需要一种收缩型思维：我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现在，我想再次强调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经济发展热气腾腾的时期。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经济在扩张，技术在扩张，消费在扩张，人们的欲望也在扩张。世界上的一切，几乎都是基于扩张的逻辑展开，都是基于扩张的逻辑安排。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世界上很多的事物都在巨型化。大而胖，成了审美的时代特征。
但现在情况明显不同了。大拆解的震荡，大流行的折磨，使世界进入了疲惫的收缩期。任正非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世界正面临“重大转变”，“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点或大动荡……我们的生活似乎是由一系列危机构成的，一个比一个严重”。马克龙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面临“牺牲”，从前的富足生活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收缩型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一种收缩型思维。但现实是，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是在扩张期按照扩张的逻辑形成的。我们的经济是扩张型的，我们的货币是扩张型的，我们的预算和财政是扩张型的，我们是行政机构规模是扩张型的，我们的企业是扩张型的，甚至我们家庭和个人的财务与消费也是扩张型的。
但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收缩才能有生存，收缩才能有质量，收缩才能积蓄力量，收缩才能有生命和明天。
附录：
孙立平 | 我们需要一种收缩型思维：我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这是2018年《孙立平课堂》中的第28讲。当时的题目是《再谈艰难十年：需要一种收缩型思维》。这是网友帮助整理出来的文字稿。为了保持原貌，没做任何修改。）
在第二十五讲中，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有没有可能进入艰难十年？当时我的解释是所谓的“艰难”一方面是指在逻辑上、在理论上我们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发展的条件又会很差。这个概念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也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企业界的朋友在问：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今天我就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谨慎的收缩性思维。无论是在企业的层面、整个社会的层面，乃至于在个人的层面，可能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的层面上而言，我觉得更为重要。
前些天，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谈从扩张性思维向收缩性思维的转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被莫名其妙地删掉了。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是用鸟粪经济的例子讲了从扩张性思维转向收缩性思维的必要性和艰难性。关于鸟粪经济，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的一位老朋友郭学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繁荣过后将会是一场灾难》。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对这样一个题目感到奇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他用了一个例子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这就是秘鲁的鸟粪经济。也就是说在过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里，在秘鲁的海边积累了很多的鸟粪。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发现这个鸟粪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因为当时还没有化肥，于是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秘鲁就从世界上雇佣了很多的工人，包括中国的华工来挖鸟粪，然后出口这个鸟粪。因为鸟粪就在海边，挖出来了装着就可以卖，利润就很高。据说当时的成本只占出口价的4%，那么也就是说剩下的96%都是净赚的。一时之间，秘鲁的经济发展很快，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问题是财政收入增加以后，它用来干什么呢？那么当时他就养越来越大的机构、越来越多的人员、养越来越庞大的军队、上各种各样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
但是这个鸟粪不可能永远卖下去，鸟粪越来越少，政府财政收入逐渐没那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机构和人员养不养？还得养。项目还继续不继续投呢？还要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过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只能增加税赋。我们知道税赋越重，经济就越没有活力。这样经济和社会就逐步失去活力。经济进入衰退的时期，到最后就导致一场经济危机。从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济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到经济增长放慢，财政支出降不下去，为了维持财政支出而不得不加重税赋，最后到经济社会不堪重负，这样一个整个社会过程和逻辑。
为什么我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你仔细想想，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也具有一种鸟粪经济的特点。因为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发展，实际上是因为很多有利于发展的条件都凑在一起了。但问题是在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做了什么呢？其实做的和秘鲁差不多，也是建大机构、养越来越多的人员，上越来越多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换句话来说，当时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处于扩张期。然而问题是不可能永远保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几年前人们就提出“新常态”的说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会是今后长时间的特征。
那么现在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应当说条件就会更为不利。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就进入我前面所讲的“艰难十年”，我们整个社会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实际上，最近债务问题的爆发可以说就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是企业的债务，都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哪怕是一些很保险的企业，实际上连负债的利息都付不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现在有的地方连发工资都越来越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这些情况就说明依靠债务的扩张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条路其实已经走不通了。而且如果考虑到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这一点就更应该早点认识到。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将来国际环境的恶化可以说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那么从国内的情况来说，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开始逐步进入收缩型社会，这一点在东三省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整个中国进入收缩型社会的时间，也就在今后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这种收缩型社会中，养老的负担会加重，劳动力开始短缺，很多问题开始捉襟见肘。特别是有专家指出，一个收缩型社会没有办法继续支持一个扩张型的政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形成收缩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收缩型思维，至少意味着这么几点。第一点：要谨慎地使用现有资源，把这些资源用到关键的地方。应当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积累了一些价值、积累了一些资源。现在要善用这个资源，谨慎地使用这个资源，要把这个资源更多的用在国内发展上。
第二点，在国内发展方面，要更多的用在民生上。在民生的问题上，要重点来解决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一些问题，要改变“动辄干大事”的倾向。在过去的经济扩张期，特别是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多干一些大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那时候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不干这些大事的话，那么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干不成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在经济社会的收缩期，特别是在政府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应该大幅度地压缩这方面的开支，要降低各级政府在干大事上的冲动，特别是要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和补贴。
第三点，我觉得要抑制从民间抽取资源的行为，要更多的藏富于民。现在很多人对举国体制、对集中资源办大事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当然举国体制确实有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资源的集中，也就是将大量的资源从民间那里抽取出来，集中到政府的手里。我前面就在讲，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是消费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过于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多的从民间抽取资源，过多的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这样势必会削弱民间的消费能力，从而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
第四点：要有真正的壮士断腕的决心，精简机构，实现政府瘦身。因为中国特有的权力机构，现在我们广义的政府可以说是多套系统并行。起大班子，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权力机构所包含的部门繁多，行政的层级也很多。尤其要看到这些年，又增加了很多临时性的部门、临时性的人员，所以我们吃财政饭的人员占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在了人头费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社会结构收缩，卖地等等这些非常规的收入减少。而且在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必须痛下决心，精简机构，减少用员，减轻社会的负担。
第五，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最近我也见到了一些搞企业的朋友，他们也经常在问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怎么办。老实说，对企业这方面我是外行，但是最基本的思路应该是共通的。总体来说应当收缩规模，停止扩张型发展，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比较有把握的、将来有前景的有限的领域中，把这个事情做精、做好，这可能是将来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基本的保障。所以总体来说，面对艰难十年，我们应当有最基本的思路，那就是要形成收缩型的思维，要改变过去那种扩张型的思维。
谢选骏指出：孙立平这是在倡导一种亡国奴的“缩头龟哲学”——它面对挑战不是积极迎战，而是主张一种“周易式的”顺应时势，结果就为“社会溃败”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我看来，这种缩头龟哲学伴随着中国文明的衰落，若不去除这种冬眠苟活的态度，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没有指望了。因为我相信，人是一种拒绝冬眠的物种，惟其如此，才有新的文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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