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都来源于商周

人说“封建是源自于中国古代天子依爵位高低将领土分封与宗室或功臣作为食邑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大地主或领主能从土地取得收入，并且在其领地上行使政府职权。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封建”常做为封建社会的代称。”——我看“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都来源于商周”。

在中国，“封建”最早的出处是《诗经·商颂·殷武》中的“命于下国，封建厥福”，用于指代商王朝册封本族和异族方国诸侯的行为，为“封土建邦”之意。稍晚一些的出处则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把亲信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用来屏障周王室。只有这种封土建邦，分封割据的状态，才叫做“封建”。西方历史中的feudal，也是被译为封建，指的也是同样的分封割据的状态。

封建，为文言文句法的两个近意动词连用，本意是分封土地、建制诸侯国，该词汇为中国自古有之，并非指现代意义的封建制度的翻译。

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特指中国古代的分封建国制，即分封制。近代“封建”一词系日本和制汉语词汇，日本史学界将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汉译为封建，并用以借指日本历史上的地方分权制度。

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现代学者称之为“封建”的历史制度包括：

1、中国封建制度，即中国古代的分封制，作为一种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政治制度，其萌芽源远流长，不知确切起源，《史记》载，“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很可能是在描述早期封建制度的起源。唐代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曾经在《封建论》中推论过封建制的起源，认为其萌芽于部落时代，群长相互竞争，强者威服众部落，但又没法完全实施统治，不得不以“分封”形式确立其他群长后代对自己族群的统治，是中国古代统一国家产生的一个必然阶段。 至周代，分封制已臻于完善，按后世儒家记载，其与宗法制相结合，依据礼制和五等爵制进行阶层划分，有严格的尊卑区别，由王室代表（周天子）将土地分等，封给宗亲、功臣，宣命其为诸侯、准许建制方国，以安定周边少数民族、拱卫王室。秦朝起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不再分封土地给功臣，而是使用秦国变法时创立的二十等爵功勋制，用功勋爵来赏赐功臣。然而汉高祖刘邦大封功臣与汉室宗亲，建立数百王国、侯国，采取了“郡国并行”的地方管理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同时存在于两汉。西晋短暂的统一后，又因为分封宗室、君主个人素质（晋惠帝）等原因，最终经历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再一次瓦解为南北对峙、分裂的地方政权。后世郡县制、三司制、行省制等相继成为国家管理地方的主要制度，分封制渐渐被形式化、礼仪化的，仅在少数朝代有个别或短暂的分封现象，如清朝初期，封明朝降臣吴三桂为平西王，据云南。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以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唐虞以前为传疑时代，秦汉及以后为统一时代。分封制的分封须与册封相区别。分封是一国君主用治下的土地赏赐给下臣，并准许下臣建立封国政权、担任封国君主，是地方政权从无到有的建制过程。册封指一国君主用“金册封爵”的礼仪，从形式上确认原本存在的地方政权首脑（包括首领、族长、酋长、乃至小国君主）的地位，相当于承认其治权而将其纳入管辖体系（如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对西域诸国为管辖关系，特点是可以武力决定辖下属国的王嗣传承、国君废立）或朝贡体系（特点是仅从合法性上维持上国与属国的关系，上国不干涉属国的内政），予以政策和制度保障，以金册为证。

2、欧洲的封建制度（feudalism），特指中世纪欧洲的一种法律与军事相结合的习俗，盛行于9到15世纪，随着16、17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式微。这明显是亚洲“蛮族入侵”的后果。

3、日本的封建制度，发源于8到12世纪平安时代的律令制，在12到19世纪武家政权时代成为主流体制，终止于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这明显是倭人社会汉唐化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日本史学界将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汉译为“封建”，不是无理取闹，因为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源于商周。

网文《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报道：

晚期罗马在君士坦丁等君主的改革以后，大体上也是一个和中国类似的君主专制国家，讲究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军政分离，文官系统控制全国命脉和军队给养。总之，和封建是扯不上关系的。

而蛮族在迁入了西欧，于5世纪取代了原本的罗马帝国政府以后，大体上是保留下来了这套政治结构。

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早年，欧洲并没有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起源于采邑制度。而采邑制度起源于8世纪，也就是蛮族在西欧取代罗马，建立诸王国之后200多年后的事情了。

当时，由于穆斯林的阿拉伯帝国的高速扩张，控制了地中海的南岸，也控制了东岸和西岸的大部，让兴盛了千年的地中海贸易圈彻底衰落。那些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兴旺异常的商业城市，即便在蛮族接管以后都还在继续发展，却在这一时期纷纷衰落。这也促成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剧烈转型，形成了后来老马所谓的“封建经济形式”，也就是城堡庄园/隶农制度的经济模式统一天下。

对于西欧诸王国的君主来说（当时主要就是法兰克王国和伦巴第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被穆斯林干掉了，德国那边当时还是蛮荒，英国不在地中海经济圈内），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财政收入骤降，政府入不敷出。

怎么办呢？开源节流！开源不太有什么好招数，而节流固然不错，但是当时穆斯林已经摸到家门口，节流绝对不能削弱军事力量。

于就是有了采邑制。今天人们都知道大政府意味着高支出高赤字低效率，所以，当时的国王们只能改革这个罗马时代传承下来的政治结构，缩小政府规模。用什么办法呢？统治权外包。

“XXX小伙子，我看你有前途，这块领地，以后就是你管理了！具体怎么管理我不管，只要你定期足额交税，打仗了你要能动员出定额军队参加，多出来的就都是你的了！”

这就像我国改革开放搞的包产到户一样，一定程度上还能调动积极性，改善地方管理效率。可谓一举多得，缩减了政府支出，地方上的钱粮军政都不用派人管了，只管着最后从领主们那里收税就行，虽然这个收入其实是大幅度减少了，但是也不再有地方财政开支的支出负担了，军队也大部分不需要自己供养了，遇到穆斯林对边境的袭扰，地方领主可以自主做出快速反应，有效应对小股劫掠。

而缺陷就是1.大规模调用全国人力财力物力兵力的能力大幅减弱了，所以西欧王国从此对于公共建设显得有心无力，中世纪城市凋敝，严重缺乏公共设施的原因不乏其中。同时调用全国兵力的困难也提高了，查理曼时代尚能实现较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到中世纪中期，国王们为了调兵打仗不得不向公爵们低头，用各种利益妥协换取支持的情况就层出不穷了。

2.地方独立性大大增强，地方大员军政一把抓还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对中央来说风险大大提高。中世纪王权衰弱，教权强盛的主因还是在于封建导致的王室力量不足。

而随着采邑制度的发展，采邑贵族要求更稳定的可世袭的权利，将原本仅限于“封君-采邑封臣”两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关系（这意味着双方任何一人死亡，采邑都要收回）转变为封建契约关系（这意味着双方都可以世袭这一份义务和权力）而君主也越发依赖于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护国土和王位，于是最终形成了封建制度。

一般来说，把查理曼（742-814）视为欧洲封建制度的开创者，但其实这个制度并不是他创立的，完善者也不是他，采邑制度在他的爷爷查理·马特时代就已经零星存在，而采邑制度向封建化的的转型则主要在他的子孙辈掀起。但是他确实是一个转折时代的关键人物，采邑制度在他的时代开始普及。

上述的关于封建化的观点，主要出自亨利皮郎的《默罕默德与查理曼》，所谓“没有默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就是指这样的一个观点。也被称为“皮郎命题”，影响了学界很久。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皮郎命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针对皮郎命题究竟有什么谬误，应该如何修改，至今也是争议中，我也没有能力描述这个问题。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原始的皮郎命题已经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不代表上述对封建化的观点是错误的，皮郎命题其实讲的是“古代社会如何转型成中世纪”的一个大命题，涉及的范围是整个地中海社会的变动，从经济基础到政治结构到国际关系无所不包，极其广泛，今日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古代社会结构究竟何时崩溃，是否由穆斯林导致等一系列领域，单单说西欧的封建化问题，上述的描述应该认为是比较正确的。

深层次的原因就是——

1.日耳曼人还处在部族时代。

罗马帝国内发展不均，东部的希腊化地带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西部还是一帮无文字的部落民，无组织无机构。日耳曼人发现东西部的不均，于是直奔西部蛮荒而去，东边留给拜占庭。他们不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按部落进去就能占领好大一块地盘。

在占领地盘之后他们能怎么治理？首先他们没有中央统一指挥国家的模板，他们只有罗马模板，而罗马模板也只是总督和当地土著王的共治——各位应该知道希律王和彼拉多共同管理耶路撒冷的事。

日耳曼人的思想还很简单，自然选择了多王统治，一王为共主的方式，这是封建制度的源起。

像中国这种一个君主最高，其他所有人都被剥夺了理论土地所有权的思想，本来就是经过许多年发展后才出现的。日耳曼人没有这种模板，选择更自然的方式理所应当。

2.法兰克遗产均分的习俗

法兰克人均分遗产，因此法兰克贵族也往往均分自己的封地给后人。最明显的就是查理曼的帝国，被他三个孙子分割了。在法兰克共主之下，也可以想到，下面的贵族也在均分土地，当然有些土地通过联姻又会合并起来。虽然萨利克法在8世纪颁布，但要法兰克人接受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查理曼的帝国就是这么被瓜分的。

这种习俗，给予封建制度自然的合理性——“祖宗就是这么分的”。

3.日耳曼人接受了罗马的先进技术

日耳曼人迁徙的路线，不免让人觉得奇怪，为何他们要去西部的蛮荒，而不去洗劫更富裕的东部呢？为什么不去抢占君士坦丁堡？这应该是东罗的防御黑科技高明，日耳曼人感觉西罗更易攻略。西罗只有罗马所在的半岛防御较严。而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学到了防御黑科技---城堡。

进入西欧之后，城堡一开始并没发展壮大，在维京时期---日耳曼人的堂兄弟维京人开船过来打劫，为了抵御海盗，城堡才发展壮大。高大林立的城堡成了封建领主对抗统一的法宝。

人说“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主要形成于法兰克的墨洛温至加洛林中前期”——

在墨洛温王朝初期，国王集结军队，需要求助于各居民区“帕吉”的代表。这种代表就是所谓的“伯爵”（日耳曼语graf），他们掌握地方的财政、行政和军事大权。此时的伯爵和后来的封建贵族不同，他们原则上由国王任命，且可以被撤换，只是国王派遣的地方长官。伯爵为了加强自己的控制，会团结地方次级贵族和当地主教，建立有效统治。

墨洛温王朝实行分割继承法，所以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领主之间相互征讨。在罗马庇护制度和日耳曼随扈制的结合下，以国王为代表的大领主通过授予土地和金钱拉拢贵族武士，且常为终生赠予，并要求租税。这逐渐演变为附庸制度。

分割继承法造成的国王威望下降，致使更多的国王附庸改换门庭，依附于强大的地方领主门下，如奥斯特拉西亚的丕平家族，这些大领主建立起了多个伯爵领组成的公国。

丕平家族在三大宫相的角逐中获得最终胜利，并把控了实际统治权。丕平二世的私生子查理马特确立了采邑制度，确定了附庸制，促进了封建制的形成。

到了加洛林王朝初期。此时的伯爵仍然原则上是国王派遣的官员，很多采邑在附庸死后会被收回。但是，查理曼的领土征服吞并了很多大得多领土聚合体，如勃艮第、阿基坦等王国。这些新征服的领土和此前形成的公爵领，有着强烈的独立自治倾向。

在查理曼征服中，为了增加军事力量，割让了大批土地给直接附庸，并让他们提供数量更多的骑兵部队，这些割让的领土就是所谓“恩惠地”。这些采邑的增多加速了加洛林时期封建制的形成。

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相互征讨，迫使他们需要依靠重要地方人物的力量。很多大领主以国王的名义，治理着诸多伯爵领地，并建立新的公国。法兰克王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地方诸侯迅速崛起，在地方建立私人产业、军事力量。诸侯之间、诸侯与主教之间相互联结。

在诸侯混战中，出于军事和生产上的需求，欧洲封建体制走向了最终形成和完善。

人说“西欧的封建制度起源于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的部落有浓厚的‘亲兵制’传统，按日尔曼传统，首领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拥护，而一个首领征战时，其周围总有或多或少的亲兵，随着战事的发展，亲兵和首领的关系日渐紧密，每次战争胜利后，首领通常会对亲兵论功行赏”——

当时高卢的奴隶制在罗马帝国晚期已经崩坏，克洛维在占领高卢地区后，把原来罗马的国有土地和无主土地赐予自己的亲兵和官吏，到王朝后期，王室土地的赠予已经变成了有世袭权的分封。查理·马特上台时，克洛维时期实行的无条件赐地制度逐渐暴露出它的弊端，天长日久，要求得到土地的人越来越多，而这时国王已无地可赐，各地方割据势力不接受中央政权的管辖，王权受到很大的削弱。

为应付危机和巩固统治，查理·马特进行了采邑制改革，即将无条件的赐地分封制改为有条件的采邑分封制。封赐领地者称为封君或领主，受封者称为陪臣或附庸。得到封地的臣属必须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通常是率领一定数量的骑兵为领主服兵役。若封臣不履行其义务，封君可以随时收回采邑。封臣死亡，土地必须交还封君。封君死亡，陪臣应将土地交还给封君的继承者。陪臣的后代如想继承采邑，或者，陪臣在封君死后仍想保持原来的采邑，都要重新举行封赐仪式。到加洛林王朝时，采邑制大为发展，不但国王封赐采邑，许多大封建主也分赐采邑给自己的封臣，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封建等级关系，但这种分封依附关系只存在于直接的分封者和受封者之间，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查理大帝死后，加洛林王朝走向衰弱，国王对采邑的控制权力日渐缩小，各级封建领主都想方设法控制自己手中的采邑，这样采邑世袭已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87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颁布敕令，正式认可采邑可以世袭继承。“采邑”或“封地”一词也逐渐被“封土”一词所取代。

谢选骏指出：“西欧的封建制度起源于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那么其来源呢？显然，是从入侵欧洲的亚洲人那里嫁接来的，就像哥特式教堂，是在亚洲的烽火台上加了一个尖顶。至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来源商周，是否还有更早的远远，历史没有明文记载，不好论断了。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都来源于商周——因此封建制可以算作中国的第一发明。封建制之后，中国才有五大发明——常说的四大发明和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