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东方犹太民族》报道：
中东地区的犹太人现在占了以色列人口的一半，通过令人惊讶的方式影响着犹太文化，然而他们却被长期排除在国家的历史之外。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现代以色列的故事起于欧洲的反犹主义，历经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们、基布兹、大屠杀以及1948年的独立建国战争。在“回归锡安和新国度”早期的几十年里，以色列人的形象都是一个金发的先驱，赤膊地犁着土地；或者一位在新修的音乐厅里听着海顿作品的听众。出于历史的原因，以色列可以在中东地区找到其位置，然而现代的以色列国实际上是欧洲的投射。现代以色列国家历史是一个关于欧洲的故事。
这个故事影响深远，至少在英文世界中，这个欧洲为主的说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阿里·沙维特的畅销书《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凯旋和悲歌》。除了极少数例外，书中谈到的人物都是通常欧洲的犹太复国先驱、大屠杀幸存者、被欧洲摒弃但热爱欧洲的人、被迫成为农夫和战士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与他们的子女、孙子女们：和作者以及和我一样的“德系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虽然仍然在舞台上，但毕竟不是明星，而更像是客串或者跑龙套的。一个更早一点的例子是阿莫斯·伊隆的著作《以色列人：奠基者与子民》（1971；1983年再版）。书中声称解读整个国家的灵魂，却鲜有哪怕一个字探讨欧洲以外来的犹太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以色列人”到底指的是什么。
出于利益的重合，以色列的敌人对这样的叙事方式青睐有加，并用来扩大影响力。在以色列，这一故事流传着另外的版本：阿拉伯人被迫承担欧洲问题的代价。另外一个不那么友好的版本指出，以色列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人的苦难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有力的西方人在中东本土的居民之中建立一个欧洲的殖民国家：那些金发的复国先驱与其说是一个像重新成为自由人的受难者、复国进程的代理人，倒不如说他更像是罗德西亚的白人大农场主。
真实的以色列
到了2014年，所有了解以色列国的人都知道上述这些说法是多么荒谬。现代以色列国已经建立将近70年，正如世界的万事万物，这个国家已经超出当初建国的设计者的想象。
以色列的犹太人有一半并不是出自欧洲，与赫茨尔、社会主义、基布兹、或者大屠杀都没什么太大关系。这些人需要的不是史书上添加的注脚，而是一部专门为他们而作的历史。对于那些扎根于西方思想的人来说，这样困难重重——这意味着将现在还能在以色列看到的西方主旋律放在一边，转而把非欧洲人当作主要角色。
下文中我不会试图去讲述一个综合的历史，而是提出一种看问题的不同方式，并指出这种考察现在以色列国家的看法为什么会屈服于主流意见。
开始我会先介绍我的朋友拉菲·萨顿。
1. 阿勒颇 1947年
拉菲的公寓位于叙利亚的阿勒颇市里一处中产阶级的社区，对面则是一家姓米子拉布的人家所经营的熟食店。当时是1947年，这家熟食店出售国外进口的罐头食品、咸肉、业主母亲自己做的腌黄瓜以及法棍三明治。犹太人对于阿勒颇的地理概念历史悠久：当犹太人在公元五世纪起在他们的犹太大会堂里祈祷的时候，在阿勒颇的犹太人历史已经可以追溯到更远的七百年前。这里的犹太社区不仅早于伊斯兰教、还早于基督教，甚至早于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毁灭。犹太人是阿勒颇最古老的本地教派之一。
米子拉布加的熟食店是当地地理的新事件，对于拉菲而言这甚至是一个重要事件。那个时候，如果一个犹太小伙子想要约他的女朋友，他就会带她到这家熟食店，买上一份法棍三明治加一份饮料。拉菲当时还不够岁数去做这样的浪漫，但他用十五岁的眼睛留意着这些情侣。
1947年11月30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拉菲透过木质百叶窗的板条看着那条街道。前一天晚上，他从家里的收音机听到联合国的代表投票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个犹太国家。现在阿勒颇的犹太店铺都着火了，街上点着了犹太人的书堆；正如在此九年以前，在一座更加寒冷的城市，犹太的书籍被成堆焚毁，玻璃被敲碎，这些浓烟预示着一个犹太世界的终结。成群的暴徒受到报纸的煽动，城府在街区里搜刮犹太人的住宅和产业。根据当时的一份报告，暴徒焚毁了50家商铺，18间犹太会堂，5间学校，以及社区的孤儿院，一所青少年俱乐部，还有超过150间住宅。在这座老城的古老犹太社区，家人挤在地下室里，藏在友好的穆斯林或者基督邻居家里，或者像我在数十年后访问的一个大叔，当时还是男孩的他光着脚从一个厨房的窗户跳到一个冲击前门的暴徒前面，冲过几个满是阿拉伯标语和碎玻璃的巷子。
一股暴徒在米子拉布的熟食店门前聚集。拉菲可以从他们破旧的裤子鞋子看出他们来自乡下或者是城里的贫民区。他们砸毁了店面，两个匪徒带着一大罐米子拉布家的驰名腌黄瓜跑过街道。他们开始在拉菲的房子前的台阶上坐着争抢那个罐子，扯过来扯回去，最后罐子掉在地上，里面的腌黄瓜掉了一地。这也许是拉菲那天的其中一个难忘记忆，透过那双15岁的眼睛见证了末日的开端。
第二天，这个社区的有钱人家都逃了。到1950年代中期，1947年在阿勒颇生活的10000名犹太人只有2000人留下来，绝大部分都是穷人。他们是叙利亚政权和其下属秘密机构“情报局”（mukhabarat）的阶下囚。犹太人的护照都被印上红色的穆萨维字样“Mosaic”，所以他们的行动都可以被轻易地限制。除非有特别的许可，城市间的旅行是严格禁止的。很多大学院系不对犹太人开放。在1990年代早期，当剩余的犹太社区成员最终被允许离开，他们立马行动，为阿勒颇的犹太大会堂关上百叶窗。这是世界上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犹太礼拜会堂。
这个时候拉菲早就走了。在1949年，在他透过自家的百叶窗目睹了暴徒的两年之后，他上了一艘来自黎巴嫩的颠簸的船，并在新以色列国的海边把他放了下来。
我的第一次对于这段历史的陈述起于当时写作关于阿勒颇法典的过程中，这是一份在那个城市守护了六个世纪的希伯来圣经的手稿。那让我认识了拉菲，他后来成为我书中的一个角色。在我们定期的长谈之前，我曾经把他当作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但是犹太的阿勒颇和其他东方社区并不仅仅是在1492年犹太人从西班牙被驱逐之后才存在，而是远在他们起初在西班牙定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或者我也许把他们看成是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但这种看法也是不确切并带有偏见，因为犹太人在伊斯兰教出现一千年以前就在像阿勒颇这样的地方定居。那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呢？对于他们大部分人而言这种看法是对的，但还有一些远在这些“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化之前就定居在此的犹太人。
就让我们称之为“中东的犹太人”，不论地理上的逻辑混乱而把“中东”这一概念延伸到北非，哪怕所谓的“东方城市”卡萨布兰卡位于“西方城市”伦敦的西边。在1940年大约有26万犹太人在摩洛哥生活、阿尔及利亚约有14万、利比亚约4万、伊拉克有14万、埃及有8万、也门有6万，还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以及非阿拉伯国家，如伊朗和土耳其。大多数人讲阿拉伯语，还有少部分人讲波斯语、库尔德语、土耳其语以及其他语言。
总计，仅70年前有将近一百万犹太人在整个中东地区生活。他们是这个地区其中一个古老的本地宗教社团。在20世纪中叶的开始，他们大批被强制逐出家园，再也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他们的大部分人被集中到这一地区的小块地方。在那里他们练就了保护自己的本事，和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不同，他们随后幸存了下来并开枝散叶。
在以色列他们被集体称为“东方人”，这个概括的说法包括了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犹太人，但他们都曾经生活在伊斯兰国家并在抵达以色列之后有相似的经历。（另外一群是德系犹太人，指的是来自维尔纳到温哥华之间任一地区的犹太人。）在十七岁的时候，拉菲成为这些成百上千的东方犹太人的一员。约瑟夫·因它比，那个在阿勒颇老城赤脚从自己家跑出来的孩子，在同一时间抵达了以色列。芭特娅·乐维，一个现在住我隔壁公寓的女士，那时从摩洛哥到来。我们在耶路撒冷这栋公寓楼里的20户人家里有一半人的父辈或者祖辈就是那时候从中东的各个地方来到以色列。我妻舅家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边境的乌季达过来，我的小姨子家来自位于也门内陆高原的亚林。其他人来自其他的市、镇、村。
直到今日，这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后裔，根据以色列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奥·德拉裴格拉的计算，已经占到了以色列六百万总犹太人口的50%，尽管这个数字在我自己家里的各种因素看来已经变得不那么精确。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在2014年，这些犹太人的故事，如同其他来源的犹太人一样，构筑了以色列的历史。
2.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教
在我们谈论现今问题之前，简要回顾一些关于过去的细节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一个人在德系犹太人的故事当中长大，那个人可能会相信当犹太人在公元70年从耶路撒冷被逐出之后，犹太人在像罗兹市和维尔纳这样的地方生活过，并随后移居到纽约的下东区。事实上，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后的一千年里，十个犹太人里面有九个依然生活在中东地区。直到12世纪，当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到达开罗的时候，犹太人已经扎根到基督教的欧洲，但犹太的中心主要还是在穆斯林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在这片地区，犹太人是第二等的少数族群，因为同是一神教的信徒而被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他们仍然要担负一种特别的赋税并在住房和着装上有所限制。穆斯林对于这种情况称为“非穆斯林的顺民”、“有经人”（dhimmi）（现在据报道，这个词又被控制叙利亚部分地区的伊斯兰主义势力重新用来指代基督教徒）。
现代之前的伊斯兰世界是个对犹太人友好的世界，这种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或者换种说法，这是种共生共存的关系，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中世纪西班牙的黄金时期。这是虚幻的。历史上有些相对安逸的时代，也有些暴政和动荡的时代。迈蒙尼德本人就被迫逃离穆斯林在西班牙的迫害，现代有些学者则指出他曾经为了活命而改信伊斯兰教，并在抵达相对安全的开罗之后公开改宗犹太教。他一辈子都在保护他同宗教的教友不要被诱惑或者胁迫改信伊斯兰教。
数百年之后，当伊斯兰政权的气运已经彻底倾覆，18世纪的旅游者在摩洛哥还是会看到当地的犹太人是“受尽压迫的可怜虫，没有嘴巴来回应一个阿拉伯人，也没有面颊来抬起他们的头。”一个旅行者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前往迈蒙尼德居住过的开罗，他描述当地的犹太人是“受到最大的蔑视并总体上为穆斯林所厌恶。”
然而到了1800年代，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改变欧洲，同时也对中东地区施加影响。在欧洲，这些思潮导致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这个运动试图将犹太人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解救出来，并推动犹太人自己的民族运动。中东地区则带来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如在德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会排斥犹太人，阿拉伯民族主义同样如此；也正如欧洲的犹太人逐渐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妙的处境，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也如此。
出于贫困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从中东进行的一场犹太的“出谷纪”。在欧洲犹太复国先驱抵达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同时进行；到1920年代，已经有很大一批阿勒颇犹太人组织现代大离散，到了一些像纽约市和英国的曼切斯特这样的地方。随着中东国家的民族运动迅猛发展，当地犹太人的情形每况日下。西方式的敌意越来越明显。1925年，一位黎巴嫩马龙派的牧师把《早期锡安的协议》一书翻译成阿拉伯语，这本书吸引了一群陶醉其中的狂热读者——在此后八十余年我在贝鲁特的几家可敬的书商找到了这本书。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导致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受到迫害——一种常见的说法，用历史学家诺曼·斯蒂尔曼的话说就是“纯粹的过分简单化”。（声名狼藉的大马士革血诽谤事件，作为例证，正发生于1840年代。）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加剧了一种持续的不稳定性，正如犹太复国主义本身源于一种更悠久且持续的歧视，是现代化的推进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的结果。
犹太复国主义最开始在穆斯林地区生活的犹太人当中并没有多少支持者。这是一项欧洲运动，由那些对于东方犹太人有人种上的利益的人所推动，但并不把东方人当作主要的政治角色。然而，不管他们对于这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参与程度如何，在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成为精英分子的观点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目标，只能恳请他们的穆斯林同胞的宽容。在1929年一个显然更为不幸的例子，一个犹太青年俱乐部在大马士革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启示，表示：
犹太复国主义是由北欧的犹太人所建立，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完全与此无关。这个原因促使我们要通过这篇文章向我们的阿拉伯公民同胞以及媒体的成员面对面表达我们的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态度，我们请求他们区分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犹太人。
这并不能救助他们的社区。
到1941年，建立以色列国还是不可想象，反犹主义的情绪随着支持纳粹的姿态传遍阿拉伯国家，并随之成为针对犹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其中最值得一书的例子是在那一年巴格达组织的穆斯林项目。被称为法胡德，暴徒杀害了约180个人，并试图封杀在巴比伦地区的犹太社区——正如在阿勒颇的社区，又或者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又像是耶路撒冷时摧毁犹太圣殿那样。在那个时期，根据一些估算，巴格达居民的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很多人最终逃到了以色列，并在他们旧居的不远处重新安家。如果没有边界，耶路撒冷到巴格达也就一天的车程，如果有人早上从耶路撒冷出发，午后就能到达阿勒颇。这些犹太人，换句话说，是那些被迫害的少数族群的一份子，在中东的其他地方流离失所之后安家重获自由。他们现在住在刚从欧洲抵达的人家旁边，和像住在类似马扎尔营的人住在一起，正如我妻子的祖母：老太太在耶路撒冷一个复国主义之前的犹太社区里长大，操着一口拉迪诺语，而老家扎根在希伯伦。这些新抵达的中东犹太人也不是巴勒斯坦本地人。但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阿拉伯家庭也算不上是土著。这几十年直到1948年犹太移民的巅峰，出于经济上的原因阿拉伯移民也在同步进行，但后者几乎没有记录。1948年一些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样来自相同的地方，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比方说，1940年代在海法港的随便一个人，都会记得从叙利亚的厚兰地区来的工人。这一点可以被反复加工，也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主张的辩论主题，但这么说还是更加可靠：这篇土地上谁是原居民谁不是的这一问题比一开始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以色列人”这个词似乎表达了一些新的含义，这就是其中蕴含的想法：“以色列人”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改良版本。但是为了这个进取的头衔而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承认犹太人是这个地方的新移民。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意义上以色列的敌人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以色列人”这个词，并通常更倾向于“犹太人”。在《真主党：来自内部的故事》一书中，这个组织的副秘书长纳伊姆·卡西姆明确表示以色列的犹太人就是在《古兰经》中被反复提及的犹太人。他引述多篇文章来支持他的意见，其中包括这篇：“我们为圣经的以色列子民宣判：丫会两次在土地上腐败，丫的惠变成大暴君”。他的意思是，正如犹太人曾经受到被驱逐出境的惩罚，所以他们将会再一次被打败驱逐。哈马斯的宪章类似地将现代以色列国的犹太人认定为伊斯兰传统视角的犹太人——那就如同在伊斯兰建立时期穆斯林在中东地区所遇到的犹太人一般。
犹太人一直都是伊斯兰世界的熟悉角色。在那个世界，他们只要接受穆斯林的统治就可以得到宽恕，但没有荣耀也不能参加战斗。如果有人试图理解伊斯兰世界被以色列军事击败时的耻辱感，这一历史背景非常重要。这种耻辱甚至超过穆斯林世界被基督军队击败的时候。被犹太人击败不同于被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所击败。这就像我们在校园里说的，跟被一个娘们撂倒了似的。
如果你现在拜访开罗，可以询问前往市中心一处叫犹太区的地方，哪怕犹太人早已经不在了，这个地方依然保留了这个名字。几年前在那个街区我找到了一个人，他知道犹太人其中一个废弃会堂的准确位置，他的以及可以追溯到会堂还在使用的年代。我和一位年长的毛拉和在近期消失的摩洛哥犹太社区听到过类似的事。犹太人从伊斯兰世界被驱逐，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经被遗忘，甚至其移民的后代自己通常都不认为自己是难民，也不求什么人的怜悯。但是这个“出埃及记”的痕迹，哪怕犹太人已经不在了，依然留在阿拉伯国家，上百万阿拉伯人每天都能遇到。这些阿拉伯居民知道谁曾经在自己的城镇居住过，这些人为什么离开，他们的财产怎么处理，以及他们现在何方。
把以色列人当做是新来者，不仅仅能有效地推进西方对欧洲的犹太问题转移到中东地区的罪恶。这也是回避“以色列人”这个词只不过是为老邻居赋予新名字的事实——这是些危险的邻居，因为他们记得他们遭受过的一切不法。世界这一地区的人民并不会忘记这些事情。我相信这是中东冲突的隐藏因素，只要把当地的土著犹太人当做是外来者就会被人们所忽略。
3. 成为以色列人
到达以色列之后，这些中东犹太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抵达后的生活通常是不那么愉快的。任何一个在以色列建国之后涌入这个犹太国家的难民都经历过，这个国家人口在三年内翻了一番，谁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举例说明，新移民被集中在难民营里收容，用DDT给他们消毒，这些被特别用在来自东方犹太人身上，实际上加重了那个时代绝望动荡中的每一个人的苦难。相近的，关于假定国家特性的概括上，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通常会被放到名单的低端。正如一个官员写到，如果说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没有一点复国先驱的精神”并“期待一个奢侈的生活”，从北非来的新移民则是原始人，“暴躁而没有组织”。这个国家的建立者想拯救欧洲的犹太人，但是以色列并没有赶得上立国而完成这一使命。相反，这个国家最终拯救了中东地区更小却更加古老的犹太社区，而国家的建立者们根本没有怎么想到这些人。他们没有期待这些陌生的人们，这些人让他们想起了他们不怎么重视的国家，而此时此刻以色列正在和这些国家开战。但是这个国家需要公民、工人和士兵，此外，召集流亡人士——所有的流亡犹太人——是近于宗教输入的使命。这个国家扩大范围，吸收接纳了他们。
这个过程因为某些欧洲犹太人对东方犹太人的鄙视而倍加艰辛，两者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把人民分隔开。这些隔阂是真实存在的。一些新移民来自于中世纪生活水平的地区——哪怕欧洲的东西也好不了多少，而很多中东移民实际上来自于比欧洲更加国际化的城市。一位官员认为来自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移民展现出“脑力上的退化”以及有“错误发展的自我”。“也许这些不是我们期待在这里定居的犹太人，”另一位官员写道，“但是我们不能跟他们说不要来。”可以说对他们的接纳远超预期——这一点无可非议——这不意味着否认当时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说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为当时的错误做法付出代价。
那今天呢？种族差异在某些地方已经淡化但依然存在；社会和经济的差异正在缓慢缩小，却不可能消失。一项最近的研究指出，东方犹太人仅仅占据了29%需要大学学历的管理岗位，与此相对的是欧洲犹太人的54%；而以色列中部的穷人出自中东犹太人的可能性是欧洲犹太人的三倍。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
当下，许多声称是欧洲男性霸权的受害者似乎很难抵挡这个诱惑，不过很难把东方犹太人归纳到欧洲的那一群里。拉菲·萨顿的父亲摩西从叙利亚逃难过来，在1950以85岁高龄抵达以色列，并在数年之后去世。他并不感到羞辱，也不感到愤怒，反而相当坚信自己活着见到了救赎。他相信，拉菲转述，大卫·本古里安就像是摩西。正如许多我访问过的阿勒颇出生的犹太人，他并不把犹太复国主义当作是现代的构思，而直接是对祈祷文的现实成真，“让我们的眼睛见证祢在仁慈中回归锡安，”这段话在每日的礼拜都会被朗诵三遍。拉菲本人，后来成为了陆军上校和摩萨德的情报官员，坚持他从未被羞辱，甚至当被问到的时候，没有提过一句抱怨。这可以看作是例外，但也为今天的东方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犹太国中提供了坚实的身份认同，这也许不同于某些人想象那样地不同寻常。
遗憾的是，以色列的学界以及政界的高层人士试图保留欧洲血统犹太人的省份。但是日常生活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从流行文化当中举一个例子：以色列的音乐电视台，24频道，为东方犹太人的风格所左右，这种风格是中东地区和希腊风的混合产品，此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标志性的音乐风格，喜欢这种音乐的乐迷显然不限于源于东方的以色列人。其他领域的例子则多少令人不悦，尽管在音乐涉及到国民的方方面面，音乐上的风格更加明显。
审美上，许多视频和当地阿拉伯频道所看到的视频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大部分歌曲都是关于浪漫爱情的，答案是这种歌曲完全可以写对上帝或者对母亲的完全的爱，这两个主题对于西方的歌手而言是极少涉及的（除了乡村音乐）。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以色列的个人和家庭联系很大程度上和中东的范式相符合。比如说，现代西方世界在12岁之后对于母亲的爱是种难以启齿的情感，而在现代以色列则完全相反：如果你不爱你的母亲也不定期给她打电话，那么你就有问题了。35岁时在公众场合，透过电话大声地、饱含感情地、尊敬地对母亲说话，不代表没有男子气概，而是一个人的在正常不过的表现了。
以色列对于家庭、好客、友谊以及一般人际交往中接收温暖的程度的主流看法——如同军队中看到的一些最勇猛的突击部队中看到的男性贴面礼——都是起源于中东地区的传统。这就是现实的情况。一些与欧洲世界有联系的美国犹太人所拥有的关于犹太人的某些品质（举例而言，如罪恶感或者自嘲的幽默），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除了主流的流行音乐，这个国家的音乐也已经被其他的中东曲风所改变。摇滚乐手杜杜·塔萨发布了一张伊拉克盖外提兄弟的专辑，极受欢迎；这些兄弟是犹太人，而其中一位达乌德正是塔萨的祖父。这个本地的独立音乐工作室最近制作了立夫·科恩的法语、希伯来语北非风格专辑，同时还有也门蓝调乐队，从乐队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其曲风来源。
更古典的音乐流派里，合奏剧团如新耶路撒冷管弦乐团以及安达卢西亚地中海管弦乐团（来自苏联的乐队的音乐家成员比例大体和来自中东地区的相当），其带爵士风格的中东曲目和管弦作品已经闻名遐迩。在东方犹太人礼拜传统“皮佑特”的复兴，由出生于摩洛哥的哈伊慕·卢克拉比这样的大师所主持，已经吸引了许多流行歌手，如主流的摇滚乐手巴里·萨哈罗夫。
所有这一切就是在十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东方音乐现象的根源不是来自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利益诉求，而是一种来自所有人的新的愿景，希望把这部分的本地文化整合到以色列国民当中，其中包括被异化为“回归者”的东方犹太人自己。
后两者，宗教和政治，值得为它们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4.今日东方犹太人的影响
当谈到这个国家的宗教生活的时候，一个对以色列犹太教的不好印象就是：在现代和西方观念中，一个人要不是“宗教的”，要不就是“世俗的”，这种区分在东方的犹太社区中从来都不存在。在东方，犹太人受到一个被称为“传统”的、无法回避却又很灵活的混合习俗所绑定。一个人不能脱离传统，还是传统之内还有一定的空间供人活动。在拉菲·萨顿那时候的阿勒颇，甚至大拉比的夫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头发盖起来，尽管大多部分人都是很注重礼仪，但是没有人会在公共场所戴上无边小帽或者其他带有明显犹太标志的东西。
事实上，还有很大一批以色列人还执泥于“非世俗即宗教”的观点，这使得人们很难发现，这个国家的很多、乃至大部分的问题都不能靠这种区分来解释。近期一次调查显示，43%的以色列犹太人把自己归类成“世俗”，32%归类为“传统”，但令人困惑的是，整整80%的人声称自己相信上帝，而72%的人相信祈祷的力量，另外还有66%的人说他们会在周五晚上点亮安息日的蜡烛。拉菲就是一个：他看起来也不怎么遵守宗教律法，但是我说他是“世俗”的时候他相当生气。在以色列一个传统的东方家庭里面，你可能会在星期五晚上准备一桌安息日晚餐同时欣赏一场足球比赛，又或者在周六上午去完犹太会堂之后再去海滩玩。接受传统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其他东西，而是说要你通过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的时间按不同的方式生活。
深层宗教认同的概念以及一个深层的宗教随意性在以色列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政治上，中东犹太人的主要代表反而是沙斯党，该政党曾经试图通过极端思想和政府的小册子，将主流社会变成东欧极端正统派的形式，也试图改变生产性的工作和服务。拉菲相信沙斯党是“东方犹太人头上最大的灾难。”在上次国家选举中，一个变节的沙斯党拉比，哈伊姆·安沙伦，试图在一个相对温和的平台上组建一个新政党。他在和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强调，严格的犹太习规绝不会和加入工作或者服兵役有所冲突。他表示自己的看法是受到父亲——大卫·安沙伦，一个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拉比——的启发，同时也反映了大拉比奥瓦迪亚·优素福的真实教导——他是上个世纪东方犹太人中最重要的宗教人士。
去年离世的优素福本人是个复杂而且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是一位有灵性的犹太教天才，同时也对沙斯教在以色列政坛兴起负责。带着优素福的祝福，安沙伦被开除出党，尽管他的内讧吸引了足够的关注，他还是没能赢到足够的票数来获取议会的一个席位。然而，古老东方式的“传统”的理念已经广泛传播，甚至在非东方犹太人的圈子里也有影响力。去年夏天，一个国家宗教报纸的记者美克·里雄注意到，她很多朋友在安息日发短信，并深入调查这个现象。她发现，年轻的来自现代正统家庭的德系以色列犹太人正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的”——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特别指代东方犹太人遵守的温和犹太教规。“或许一种新形式的习规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出现，”她写道。
这是可能的。在以色列，美国人所熟知的犹太教自由主义分支是相对陌生和另类的。这是因为只有相对小的一部分支持自由主义的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东方式的“传统”已经被当成以色列真正的身份认同，对其增长的采纳和吸收可能是作为欧洲血统的以色列人对东方犹太人的羡慕。对“炫酷”的态度不能通过民意调查测量出来，但尽管如此这值得一提。如果作为东方犹太人曾近被认为是“不酷”，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绝不会称自己是一个保守或者改革的犹太人，因为他讲话“不带美国人的腔调。” 但是他没有看到他仅仅因为他的祖辈出身欧洲，他就要为此受到宗教上的严格要求，并以此把自己归类为“传统”。
在政治上，最终随着沙斯党明显的异议，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不能联合起来作为一股比欧洲犹太人人数上占优的选举集团，中东系的政治家代表了分散的不同政治利益。依然，还是可以说大多数东方犹太人大体上还是右翼的坚定分子。自从旧工党试图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就偏向右翼，然而利库德集团的先驱梅纳赫姆·贝京的自由中心党则不然。他们偏向于右翼同样和被穆斯林驱逐的个人记忆有关，包含一种中东做事的道理。这种道理告诉你：敌人说的话根本无关紧要，敌人的承诺也不可信，你不要轻易放弃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要是你放弃了，你不能期待你的对手会感激并且和好，前面会是更多的剥削。
对于任何相信以色列和周边的战争会在一个合理的协议当中结束，这样顽固的想法显得很可悲。然而，要是一个人能明白这场冲突无限期持续下去的对愿望的试炼，那些拥有可观毅力和耐心的邻居远远多于以色列人，并且意识到那些人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会对他们的敌人有任何幻想，不会妥协放弃。
回到拉菲·萨顿的例子来，我会形容他的态度是悲观而不带意识形态上的固执，在1967年战争之后，作为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情报机构军官，他相信亚西尔·阿拉法特受到来自阿拉伯各国政府的威胁比以色列的危险还要多。出于这种信念，他试图通过一个中间人和法塔赫的高层联线，让其说服阿拉法特，拉菲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阿拉伯人”，是个可以办成一些安排的人。阿拉法特想要谈一谈。但是拉菲的上级人物不能让这个恐怖分子合法化，于是否决了这个想法。这些人的想法，拉菲说，是“典型的波兰式做法”。另外，同一时间他自己相信不会有巴勒斯坦领导人会和以色列签订任何和平协定，理由很简单，这么做会把他变成巴勒斯坦事业的叛徒——这个摧毁以色列的事业——并会必然导致对他的暗杀，就像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和埃及的萨达特一样。根据拉菲的看法，近期美国试图主导一项快速的和平协定，就“简直是白痴”，因为这样的协定是不可能的。
这种怀疑论不是一种极端的态度，和宗教运动的对救世主的信念无关，也不是与东方犹太人之间有复杂关系的德系犹太人事务（东方人也不怎么受欢迎）。这在大部分以色列人眼中已经被证实，并且我相信是这个国家当下的主流政治观点。
5.以色列民族存在的下一个阶段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得益于东方和欧洲犹太人之间的通婚，以及以色列主流对东方犹太人的宗教、政治和文化范式的日益开明，我相信可以预测将来的种族隔阂会减弱。但我不想太夸张：这种隔阂还是会比许多德系以色列人想象的要深，待其完全消除还有一定时日。类似的事情需要足够的时间。在阿勒颇，从1492年犹太人被赶出西班牙到完全融入当地操阿拉伯语的犹太社区，这个过程历经了几代人。
在这方面顺着以色列的意思去做，这是初出以色列社会非常不稳定；这里比起其他沉稳的地方可能发生戏剧性的急剧变化。问题是怎么不去揭过去的伤疤，怎么样不再透过老的区分方式看待国家计划：左翼和右翼、宗教和世俗、德系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尽管政治系统和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跟上，大多数以色列人现在正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除了忽略现实，别再为那些想象中的过去所惋惜，诸如卡其布短裤合作帕拉马国防军营火边上的歌谣——明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应该从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出发，考虑怎么样打造以色列国家存续的第二个阶段，一个建国一代人之后的阶段。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当然，不仅仅是潜在的友谊来源，也是紧张和暴动的潜在来源，因此我们要问是否能出台必要的办法。所有回想起这个国家过去66年所达到的成就，会有合理的原因感到了乐观。
在阿勒颇，米子拉布的熟食店已经不存在了。拉菲的母校和犹太会堂也不存在了。犹太的阿勒颇也不存在了。现在阿勒颇仅存的东西也一并不存在了。然而萨顿家，仍然安然世上：拉菲和他的妻子丽娜，一位来自另一个阿勒颇家庭的女士，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八个孙子，全家人都在以色列。
当拉菲和其他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在1948年后抵达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项欧洲的工程之中。但他们融入了欧洲犹太人的世界，以色列的欧洲犹太人，同时且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他们。这种被称为“以色列人”新身份是那场会面的产品。这一点是很多观察家都没有发现的，甚至是其中的知识渊博之辈——也包括其中的以色列人
在以色列国的建设当中，东方犹太人已经在超过66年以前就达到了人口数量上的平等（不管其他方面的平等），为没有祖国可言的东方犹太人提供了对他们本地区的民族自决权利，并把他们从有生命危险的少数族群变为以色列国内占一半人口的大族群。想想其他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少数宗教群体——祆教教徒、巴哈伊教徒、基督徒——他们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犹太人有自己的国家——要不是他们早前得以从相对缓和的暴动中被驱逐，他们很可能会继续那种命运并在像阿勒颇等地发生的暴行所骚扰，成为首要的攻击目标。不管这个国家有什么错，这个他们帮助建立的国家为他们以及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并用两三代人的时间在生活条件把那些留在当地的人远远抛离。
犹太民族在这片地区取得主权国家地位，这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但是如果我们把生活中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的故事放置在中心位置而不是在我们认知的边缘，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国的成立不仅是历史的节点，这代同时也代表了过去的延续。我们以色列人是中东地区的犹太人。我们变得自由、免受迫害并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这些东西都是新的。至于把我们当作“新移民”？我们老早就定居在这里了。
谢选骏指出：在东方的犹太人看来，以色列主流社会所奉行的“典型的波兰式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纳粹式的做法。因为欧洲犹太人也就是所谓的“德系犹太人”，和纳粹分子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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