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网文《时代论》报道：
时代论（英语：Dispensationalism），又称时代主义，是一种终末论、未来主义、释经学理论，相信神在《圣经》圣约中透过一系列的“时代（dispensations）”，或历史上的时期，以不同方式而完成给与人类的启示，属于千禧年前论的一种形式，活跃于许多保守派基督新教信徒和其他保守派基督徒团体中。“Dispensation”一词相信来自英王钦定版《圣经》英文译本的《以弗所书》第3章第2-4节[1]，不过亦有反对者认为此用法与其希腊文原文ο?κονομ?α在《圣经》中的意义不同。
作为一个系统，时代论于约翰·纳尔逊·达秘（1800年至1882年）的著作和弟兄运动中完整阐述，再透过《司可福串注圣经》等作品传播。时代论的神学由一个独特的末世观组成，所有的时代论者坚持千禧年前论，大部分坚持信徒灾前被提。时代论者认为以色列国家不同于教会，神还没有实现祂对以色列民族的应许。这些应许包括应许的土地，世界的未来将有千年王国、第三圣殿，在那里基督再临，由耶路撒冷[3]统治全世界一千年。在神学其他领域，时代论者坚持福音派和基要派光谱内的立场。
随著时代论的兴起，一些新教徒的时代论观点特别突出，认为《启示录》的内容并不是指过去事件（历史主义，如末世预言实现论对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毁灭的观点），而是对未来的预测（未来主义）。依据不同的估计，时代论者在美国的人数就有500万——4000万左右。
概念
渐进的启示
历史-文法解释
以色列和教会之间的区别
时代
“时代论”之名，来自其将圣经历史理解成一系列相连"时代"的观念。其中“时代”的数量通常是三、四、七或八。“三时代”和“四时代”的方案通常被称为是minimalist，他们认为圣经历史中的重大突破是普遍的。“七时代”和“八时代”的方案通常和《圣经》中某些应许的宣告与成就有关。
四种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理论的对比：
1. 千禧年前论
2. 千禧年前论之时代论
3. 千禧年后论
4. 无千禧年论
著名时代论者
约翰·纳尔逊·达秘（1800–1882），英国神学家，普利茅斯弟兄会创立者，被称为“时代论之父”。
司可福（1843–1921），美国神学家，1909年出版的《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广为流行。
参考文献
以弗所书 3:2-4 (钦定版). BibleGateway.com. [2007-11-30].
Blaising, Craig A.; Bock, Darrell L. 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 Wheaton, IL: BridgePoint. 1993. ISBN 1-56476-138-X.
Ryrie, Charles Caldwell. Basic Theology. Wheaton, Ill: Victor Books. 1986: 508–9. ISBN 0-89693-814-X..
Hasel, Gerhard, Crossroads in Prophetic Interpretation: Historicism versus Futurism (paper), Indianapolis, IN: World Ministers Council, July 3, 1990.
Lee, Francis Nigel, John's Revelation Unveiled, 2000.
Gullon, David Pio, Two Hundred Years From Lacunza: The Impact of His Eschatalogical Thought on Prophetic Studies and Modern Futuris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Jerusalem Bible Conference, June 1998.
A Case for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edited by Craig L. Blomberg, Sung Wook Chu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28, estimates 18-25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vangelicals and Israel : The Story of American Christian Zionism, By Stephen Spector Professor of English Stony Brook Univers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188, estimates 5 million "hard core" dispensation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lennialism, edited by Catherine Wessing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515, estimates as much as 40 million depending on criteria
谢选骏指出：美国流行的时代主义“基督教”，是犹太人策划的东西，蛀空美国社会来为犹太复国主义服务，敌基督的阴谋昭然若揭。
《特朗普抗疫表现失败的宗教因素：时代主义教会领袖的误导》（josh 2020-07-10）报道：
2020年1月21日，当美国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例以后，特朗普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反而四处安慰民众、淡化疫情的严重性。但之后美国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股市严重动荡，特朗普开始感到不安，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然而由于抗疫举措来的太晚且缺乏效率，3月26日，美国疫情完全失控，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4月8日，特朗普表达了对疫情的恐慌，他告诉美国民众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的日子会非常困难。但到了4月16日，他便宣布美国渡过了疫情高峰期，并且催促各州尽快复工复产。然而事与愿违，4月28日，美国确诊人数突破100万，到5月14日时已经突破140万。4月份的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应对疫情的反应太迟缓。
特朗普为什么在这次抗疫行动中表现得如此轻浮、迟缓和失措？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的总统、作为成功而精明的巨贾富商，特朗普比其他国家领导人有更多的人才、技术和资源来应对疫情，但他的表现为什么会如此令人失望？有人认为特朗普太在乎经济，不希望有关疫情的负面消息使股市受挫，也不原意看到抗疫举措妨碍经济和就业，他希望在选民中间维持一个有能力的形象。也有人认为特朗普对病毒的严重性缺乏危机意识，而他本人又过于盲目自信。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容易被国人忽略，那就是在特朗普身边提供建议的、受时代主义影响的基督教会领袖。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特别喜欢跟基督教新教中某些宗派的教会领袖们“勾肩搭背”，这些教会领袖都深受时代主义神学的影响，他们认同和促进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和举措，而特朗普也愿意投桃报李，帮助他们实现宗教情怀和诉求。因此我们常常从媒体看到特朗普与宗教领袖一起祈祷、特朗普发表捍卫基督信仰的言论、特朗普用基督教的虔诚词汇发表讲话。
1、英国卫报网站认为福音派基督徒把特朗普看作实现自己需求的方式
2、特朗普在各教会领袖的祈祷下签署宣言
3、美国基督教电视媒体的著名评论员美国基督教电视媒体的著名评论员Pat Robertson调侃特朗普，如果他从叙利亚撤军，就会面临不再被上帝委任的危机
为了了解特朗普身边的这群教会领袖，读者需要了解两个基督教术语：时代主义、圣约主义。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圣经的信息并不容易，如果对圣经解释错误，就会导致基督徒有激进的信仰生活，也会用激进的态度对待世俗社会。在解释圣经方面，新教里面存在两个重要的派系，一个被称作时代主义（Dispensitionalism），另一个是圣约主义(Covenantalism)。
时代主义兴起于1840年代，当时来自欧洲的圣经教师达秘（JohnNelson Darby）在美国信徒中作了一系列教导，阐述了时代主义的神学立场。1909年，司可福（Scofield）发表了Scofield Reference Bible一书，既丰富了时代主义神学的内容，也促进了时代主义理念的传播。1970年代，Hal Lindesy发表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一书，使得时代主义神学在美国越发流行起来。之后一直到如今，时代主义在美国福音派教会、灵恩派教会以及一些浸信会里面大行其道，它们对圣经的奇幻解读也催生了一些以时代主义末世论为主题的小说和电影，比如在美国发行量超过7000万册的《末日迷踪》（Left Behind），并被拍成了电影。
时代主义者习惯于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圣经的预言，与圣约主义者一样，他们都相信耶稣有一天会再来，但时代主义者深信，在耶稣再来以前，地球上会有7年大灾难（比如大瘟疫、大地震、大饥荒以及各类人祸），届时世人和悖道的教会将与“敌基督”（antichrist，圣经预言中一个恐怖的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对抗上帝，但一些敬虔的基督徒会秘密地被提到天上，免受或少受灾难（至于其他人的死活与痛苦，时代主义者不予考虑），等7年灾难以后耶稣要回来，在耶路撒冷做万王之王，祂会首先开启一个长达1000年的国度，到时候犹太民族就会享受旧约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他们会恢复旧约里做上帝百姓的地位并且向上帝献祭。
时代主义深信当代以色列复国以及圣殿的重建预示着耶稣的再来，所以时代主义在政治上毫不犹豫地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在时代主义者看来，罗马教皇、红色政权以及一些违反基督教价值的政治领袖，都可能成为未来的敌基督。时代主义比较轻视科学，并且擅长猜测未来的恐怖情形，比如时代主义者曾认为未来社会将会给每个人的手背或额头注射电子芯片，所有接受注射的人都会和敌基督一起下地狱。华人教会深受时代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信仰的基督徒，笔者就是在这样怪诞的有关未来的幻想中成长起来的。时代主义的神学家和科学家普遍缺乏严谨的学术头脑，解经比较随意，也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精神。
时代主义的教会具有反理性、反智识的特点，华人教会有基督徒认为：“大脑和心脏的距离，就是地狱和天堂的距离”，意思是说：头脑发达的人灵性会迟钝，信仰会出问题。这种反智的倾向，加剧了时代主义教会中迷信、从众、服从的思想，现代许多异端邪教皆有时代主义的渊源。
与时代主义不同，圣约主义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在解经方面注重历史和文法等多方面的因素，专注于研究，不擅长推广自己的思想。圣约主义者相信天国已经在地上发生，就是耶稣藉着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作为；但天国尚未完全实现，要等耶稣再来以后才彻底实现。
圣约主义者认为启示录中一千年国度是象征如今的新约教会时代。圣约主义者没有所谓大灾难和灾前被提的假说，他们不愿意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有关未来的揣测中，而是脚踏实地地生活，与世界和睦相处，同呼吸共患难。他们强调基督教对社会道德的积极影响，也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更新世界。圣约主义者认为当代以色列只是一个普通的世俗国家，在中东事务中应该考虑到帮助和怜悯那些落后和贫弱的阿拉伯国家。
圣约主义者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人的恩赐，在学术方面非常严格，笔者发现时代主义的传道人有时候似乎听不懂圣约主义者的论述，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问题过于严谨。一些受圣约主义影响的基督徒科学家也对物种进化持开放或接受的态度。圣约主义的学术特征导致文化水平不高的基督徒难以理解，所以中国教会受到圣约主义影响的人很少，一般来说，改革宗教会持圣约主义立场。
美国的军事外交很受时代主义影响，而特朗普应该是自美国历史以来最受时代主义误导的总统。但普通美国人却并不懂得自己是受了时代主义的误导，华人教会的改革宗牧师林慈信曾谈到：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圈子里说不出宗教方面的原因，但美国的穆斯林却看得很明白，他们在报纸上谈到，这场战争是时代主义基督徒所支持和发动的。2019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些文件承认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主权地位，文件称：该地区未来任何的和平协议，都必须是为了以色列保护自身的需求。这推翻了美国数十年的政策，之前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控制权一直不被国际认可。国务卿蓬皮奥（Mike Pompeo）认为这是上帝在用特朗普的手再一次拯救以色列脱离伊朗的威胁，之前蓬皮奥曾公开表示自己相信灾前被提，这正是时代主义的教义之一。当美国在以色列的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时代主义的基督徒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认为这是实现圣经预言的关键一步。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宗教讲话中表示：上帝缔造了以色列国，他对这个国家的支持是深深植根于信仰的。他认为：特朗普是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朋友。与特朗普走得很近的牧师Robert Jefferess声称：使馆的迁移令人鼓舞，当你和以色列作对，就是在和以色列人的上帝作对。Jefferess是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他毕业于达拉斯神学院，而达拉斯神学院则是时代主义神学的大本营。
对于瘟疫，时代主义者并不害怕，因为在他们看来，瘟疫或许会发展为大灾难，成为基督再来的前兆，而当世界处于一片苦海中的时候，基督徒则已经被提到天上了。笔者小的时候，也有时候会期待世界末日早日来临，巴不得天下大乱，巴不得世界早日毁灭，这就是我被洗脑以后的真实想法（希望读者引以为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在新冠面前不怕死，喊着闹着要开放教堂，要上街玩耍。就在3月份，当天主教因为疫情而宣布关停教堂时，Rober Jefferess牧师宣布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主日学和教会服务照常进行。另一位被传与特朗普走得也挺近的灵恩派的牧师Paula White则宣布4月份福音大会照常举行，她呼吁参会者不要害怕新冠病毒，因为“上帝的话语应许我们脱离这些事”。5月7日，她在白宫为美国的疫情祈祷并且认为特朗普能像圣经中的大卫一样恢复一切。
还有一位和特朗普走得很近的大学校长Jerry Falwell Jr. 在美国其他学校纷纷停课时声称自己不会仿效其他大学的做法，他认为疫情被夸大了而且怀疑病毒传播的背后有一些政治动机，后来他在电视上直言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这些时代主义者在特朗普的耳边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特朗普也曾一度驳回了应对疫情的强力举措，并认为那些批评他反应不力的人在对他搞恶作剧。
其实这些教会领袖对抗疫的消极影响早在2018年就有先例了：特朗普的宗教顾问Gloria Copeland 曾向大众表示：没有所谓的流感季节，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打了流感疫苗，他帮我们承受了病痛。她还说：只要相信“我不会得流感”，就能保有健康，正在受流感之苦的人如果相信耶稣能治好他的病，流感就可以治愈。
美国人大多数不怎么爱读书，缺乏深度思考能力，容易轻信这些宗教人士的讲话，所以有人曾担心Gloria的言论会降低基督徒打流感疫苗的意愿，或错失治疗的机会。据说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教会在疫情初期曾经要偷偷到教堂聚会，结果被警察劝阻。一些传道人几乎每周都在讲世界末日有关的话题，谈论各种灾难，描绘未来的恐怖情形和见到耶稣时的喜悦，提醒信徒做好预备，等候耶稣再来，他们把信徒的情绪带到一种迫切等候的状态，产生“意识狭窄”现象，这时候便容易走极端，受煽动。特朗普本人也特别乐意从这些教会领袖寻求意见和支持。
3月23日，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与数百位教会领袖开了电话会议，讨论了最新的医疗指导方针以减缓疫情，并希望他们能保持健康和制止传染，而参与会议的领袖们则对特朗普讲了一堆奉承话。24日，特朗普宣布将在复活节前重启经济，选择复活节重启经济显然是想要沾一沾信仰方面的喜气，赢得基督徒对其抗疫方案的支持。在3月份呼吁社会避免聚集时，教会曾被视为例外，这引起媒体诸多批评和不满。所以4月上旬的电话会议中，对于那些不愿意配合政府公布的社交距离指南的教会领袖们，特朗普对他们表示了敬意，并希望他们再耐心一点，他希望国家首先得到治愈，然后教会再开放线下服务。鉴于这些教会领袖的迷信言论和对特朗普抗疫策略的误导，美国一些媒体认为：特朗普身边的福音派建言者妨碍了对新冠病毒的反应；福音派支持者们对科学的否认妨碍了特朗普的抗疫行动。甚至有媒体认为：福音派教会领袖为美国铺好了通往新冠地狱之路。也有建议特朗普的：当教会催促总统把信仰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时候，总统应该抵制。
时代主义神学误导了特朗普和美国民众，间接导致了抗疫行动的迟缓和低效。那么，中国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上个世纪初，美国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把时代主义也带了进来。中国教会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几乎是时代主义的天下，尤其是由倪柝声和李常受所开拓的地方教会（聚会处）和地方召会（呼喊派的“近亲”）更是时代主义的大本营，中国本土产生的基督教异端邪教几乎都是从他们的团体分出来的，他们比任何其他教会更喜欢宣讲末世论和盼望基督再来，倪柝声创作的诗歌《自伯大尼我们分手以后》更是以凄切的情感强逼耶稣早日再来（笔者曾经一度被这首诗歌误导），情感之激进和异常，恐怕正常的福音派基督徒是难以接受的。但其实目前中国大多数福音派教会都是时代主义的“子孙”，尽管他们不太讲末世论，但却默认时代主义的末世论。笔者在前面提到，时代主义神学源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利益，宣扬大灾难和灾前被提，藐视科学，妨碍国家应对灾害的措施。随着中国基督徒人口的增加、年轻化和知识化，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增和影响力是不可阻挡的。中国教会希望下一代人在社会中有正面的表现呢，还是陷入到末世狂想中，反科学、反理性、孤傲冷漠地面对世间疾苦？我们必须在时代主义和圣约主义之间，做一个选择。
谢选骏指出：科学否认不了宗教，宗教也否认不了科学——这是基于耶稣的天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而美国流行的时代主义“基督教”，其特征正是否认科学，妄图以自己的胡说代替科学常识，这和拒绝纳税的法利赛歹徒没有区别。尤其现在，时代主义基督教已经沦为犹太人利用的垃圾，敌基督的阴谋更是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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