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属于全球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轰鸣的警钟！这才是天塌地陷的危机》（2023-05-16 如松）报道：

人们非常容易形成思维惯性。比如从二战之后进入了本次人口大爆炸的高潮阶段，全球人口快速增长，这样的时候一定是民众的生活相对稳定的时期，但也会让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惯性，认为这种和平、稳定的状态会不断持续。

但世界史却不是这个样子。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是《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有一份2000年间西欧人口变化的统计数字：公元元年，2470万；200年，2760万；400年，2290万；600年，1860万；800年，2040万；1000年，2541万；1200年，4088万；1300年，5835万；1400年，4150万；1500年，5726万；1600年，7377万；1700年，8146万；1820年，13288万；1998年，38839万。

虽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人口总数是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中间却是波浪形的，有上升也有下降。麦迪森在分析西欧的人口变化时认为，造成人口损失的因素是灾荒和传染病，他并没有提到战争。从这张图表上可以看出，西欧人口下降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段：第一次是公元200年至600年；第二次是1300年至1400年。麦迪森认为第一次的人口下降是罗马帝国的衰败导致的。如果熟悉统一大市场理论的人们对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罗马帝国处于繁荣周期，西欧社会稳定，信用稳定（货币价值稳定）、市场需求不断扩张，人们的生活稳定并趋于不断改善，当然就会带来人口持续增长，可当帝国衰败之时上述有利因素都会消失，战乱频发，信用丧失之后只能以物易物，而且古罗马后期多次爆发大瘟疫，带来的当然就是人口减少。第二个时段当然就是黑死病导致的。

如果将西欧人口数字变化曲线与中国人口数字变化曲线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变化曲线比欧洲剧烈的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损失一半甚至八成的人口，最多两三百年（有时很短，比如南北宋时期）就会出现一次剧烈的回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饥荒触发长期的内战，进而导致改朝换代，西汉末年、东汉末年都属于这种情形。

第二是中国北方一直有强大的游牧民族，气候导致的饥荒时期生存压力急剧放大，就会与中原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战争，放大饥荒带来的苦难，南北朝、宋末元初、明末清初都属于这类战争。

第三是欧洲多数时期是分封制度，即便爆发战争，大多也是局部战争（类似诸侯之间的战争），对人口造成的威胁比较小。但中国多数时期是大一统王朝，是郡县制，北方也经常形成强大的草原帝国，当南北战争爆发之时就属于整个东亚大陆的战争，所有郡县的劳动力都会被卷入战争之中（相当于全国总动员），要么走上战场，要么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后勤补给，正常的生产活动就会被严重荒废、产出减少，而战争又会导致物资消耗的骤然放大，这就让饥荒的危害急剧放大。

内战也一样，基于实施的是郡县制度，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全国总动员，所有人口都会被卷入。

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看到，中国经常爆发数十万、甚至百万士兵参与的大战（内战或对外战争），而全国提供后勤支援的劳动力会达到士兵人数的十倍甚至数十倍，这会对生产和生活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产出剧烈萎缩而战争消耗急剧膨胀，再加上战争中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当然就会导致人口的暴跌。

第四就很可能与文化因素有关，有一句俗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不同民族之间爆发争端（战争）之时，往往是异常残酷的，经常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尤其是南北朝、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时期。等等。

上述现象说明，人类人口的变化曲线从来都不是线性的，也会有剧烈减少的时段。在人口稳定增加的年代，一定是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相反，人口剧烈减少的时期总是饥荒、战争、瘟疫等频发的时段，这是苦难的年代。

我们知道过去两百年是人类人口大爆炸的时间段。

在5月6日的文章（如松：这个泡沫一旦破裂，才是真正的天崩地裂！）中已经谈论了过去200年中出现人口大爆炸的原理，是工业化推动了这一全球人口大爆炸的进程，个人相信论证的已经足够充分。

尤其是二战之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版图不断扩张、让工业化在全球多数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复制，这些国家在不断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农业工业化（这是本人使用的专有词汇，即使用工业要素和生产模式从事农业活动），这带来的是农业生产效率的上升和农业产量的飙升，所以二战之后形成的人口大爆炸异常猛烈。下图可以说明这次人口大爆炸的猛烈程度，二战之后简直就是火山喷发的级别：

人口大爆炸之后，更应该警惕什么？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当然就应该警惕人口萧条。

一旦逆全球化导致全球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倒退，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出现衰退，全球的农业产量就会收缩，人口大爆炸之后就很容易形成人口萧条，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多次重现的那一幕。

其实，工业化衰退导致的人口萧条范例一直在个别国家不断上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朝鲜的工业化水平很高，农业工业化（俗称是农业机械化，但这个描述并不完善）的水平也很高，当时还是粮食出口国；但苏联解体之后，朝鲜的工业化出现了剧烈的倒退，农业工业化也出现了剧烈衰退，现在已经返回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下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的约三十年中，伴随着农业工业化衰退的是饥荒不断蔓延至今，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损失（媒体多有报道）；再有就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在独立之前被誉为是英王头顶上的明珠，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更是非洲的粮食出口国，经常援助非洲的盟邦，但独立之后其工业基础逐渐丧失，导致农业活动的持续衰退，本世纪以来一直就处于饥饿之中；还有就是尽人皆知的委内瑞拉，在次贷危机之前是令人羡慕的工业化国家，人民富足，食品接近自给自足，但次贷危机之后工业化剧烈衰退（连石油产量都出现了暴跌），这当然也导致农牧业水平的剧烈衰退，经过十来年的衰退之后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之一，长期与饥饿为伴。

上述个别国家出现工业化倒退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全球工业化水平出现集中倒退哪？

这就需要看看二战之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要素能否持续。

二战之后建立起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经贸体系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三驾马车（1971年美元解除金本位之后，人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在八十年代它又悄悄地变相保持了下来，开始以美债充当黄金的职能作为美元发行的保证金。当时美国政府的负债率极低，还不足40%，就不存在违约的问题，美债收益率对美元贬值进行补偿，美债就可以阶段性充当黄金的职能，这个问题以后再探讨）。

这其中，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是上述三驾马车的基石。联合国宪章中最核心的要求是必须保持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压制地缘政治纷争、避免战争，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政治的稳定，而五大常任理事国是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中心力量，也就让世界在总体上进入了和平时代。只有和平才能推动全球贸易，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此时，充当国际资本职能的美元通过全球贸易就流入到世界各地，快速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个体系之下第一个收益的就是欧洲，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意味着大量的美元资本输入到欧洲，迅速完成了欧洲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的重建；然后美元资本通过贸易不断流入东亚、东南亚、南美等地，让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得到快速推进，等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让这些地区的农业工业化得到迅速推进，各国就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粮食供给问题，甚至一些国家摇身一变成为粮食出口基地，比如南美、东欧、东南亚等地都是如此。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部分国家从饥荒频发转身成为粮食输出国。

如果美元资本从一国集中撤出会导致什么结果？委内瑞拉也是典型，在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次贷危机之前，有大量的国际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进入，带来的是委内瑞拉的工业化进步和国民富足，次贷危机之后委内瑞拉成了资本禁区、原来的欧美资本也仓皇出逃，让这个国家的农业工业化飞速倒车，结果就成了贫困的代名词。

可一旦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上述的三家马车）解体哪？当然就会导致全球的工业化同步萧条，世界就很可能重回饥荒年代，人口大爆炸就会回到人口萧条。

如今，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公然入侵另外一个、自己已经承认的主权国家，说明联合国机制已经濒临死亡；贸易战打响之后，说明世贸组织已经名存实亡；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美国正在受到政府债务危机的困扰，美债违约的风险越来越大说明美债已经难以继续充当黄金的职能，随着通胀的上升其输出资本的能力就会萎缩甚至枯竭（那时如果继续输出资本只能让美国爆发恶性通胀），这说明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与经贸秩序正在解体之中。当战争和国家安全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核心诉求之时，当全球贸易体系崩坏之时，当美元资本无法继续输出之后（此时联系全球贸易的信用纽带就会消失），全球的工业化就会出现剧烈的衰退（各国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世界也必然进入战争多发的时期），或者说，那时的世界就是一个变相的“委内瑞拉”（各国之间当然会有所不同），人口大爆炸就会演化成为人口大萧条。

这种局势与古罗马由盛转衰的情形有些类似。

欧元、日元等可以起到美元的替代作用吗？不能，源于他们没能力通过贸易逆差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资本（本质是输出信用），所以欧洲和日本必须严守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而美国可以大量输出贸易逆差，这就是最根本的差别。

放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你再看看最近很热的“退X还耕”，或许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中国人，端牢自己手中的饭碗。

谢选骏指出：“如果将西欧人口数字变化曲线与中国人口数字变化曲线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变化曲线比欧洲剧烈的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损失一半甚至八成的人口，最多两三百年（有时很短，比如南北宋时期）就会出现一次剧烈的回调。”——由此可见，中国属于全球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但是有人却胡说，中国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真是匪夷所思。而上文正是根据中国社会的“超不稳定结构”，来想象全球危机，所以得出了“天塌地陷”的结论。这仅仅因为，中国属于全球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