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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7日星期六

谢选骏: 阿拉伯帝国征服史是强权的胜利,不是宗教的胜利



《阿拉伯帝国征服史》(地球知识局 2020年04月16日)报道:


说起欧亚大陆上的大征服,中国人首先想起的肯定是蒙古帝国发起于13世纪的征服战争。


然而蒙古的征服之所以深入国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文化区也一度是这个大帝国征服区的一部分。人类古代史上虽没有能与这次远征并驾齐驱的战争,却有着不少稍逊一筹的经典征服战,每一个都对人类历史的走向起到了难以评价的影响。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两本书,就分别讲述了两次影响力可以说不亚于蒙古帝国征服的大征服:阿拉伯帝国崛起和匈人的西征。它们一个永久改变了中东,直至将遗产散播到了中亚和东南亚;另一个则改变了中东欧和亚洲北部的古典历史,留下了很多真假难辨的传说……


这就是《大征服》和《匈人王阿提拉》。


《大征服》的作者休·肯尼迪是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关系的英国学者,尤其熟悉伊斯兰教诞生早期的情况和两者斗争最激化的十字军东征时代。


这些学术背景为这本书中的内容增添了大量可信度,更难能可贵的是肯尼迪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没有拘泥于史料,而是加入了很多有依据的结论性观点。在他的带领下,读者不会在庞杂的历史名词里感到迷惑,反而能很快抓住这段历史的重点,得到启发。


先抛砖引玉地介绍几个书中具有提纲挈领意义的内容吧:


阿拉伯帝国在7世纪到10世纪的突然崛起,往往被归功为伊斯兰教的威力,但这个解释无疑是简单粗暴的。当时社会结构简单、军事科技低下的阿拉伯人能战胜拜占庭人和萨珊波斯人这两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仅靠宗教信仰远远不够。


更何况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也不是单纯的宗教因素所能解释的。早期穆斯林能雄踞欧亚交汇处,建立自己跨大洲的帝国,必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首先的确还是要肯定一个统一宗教的价值。最经典意义上的阿拉伯社会是一个沙漠绿洲社会,半岛上广袤的沙漠很难支持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人们以部落为单位聚居,对部落的信仰远远强于国家(其实至今很多中东国家也是如此)。


通过创立一个一神宗教,将独一无二的神(真主)和其人间代言人先知(后来是哈里发)树立为所有人必须效忠的对象,这就建立起了一个跨部落、跨地区的认同,散装的早期阿拉伯人才能以“穆斯林”之名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下,才有了与两个邻居帝国掰手腕的资格。


第二,早期阿拉伯人的沙漠生活方式也给了他们超乎对手想象的机动力。在拜占庭帝国出征需要笨重的辎重队跟随的同时,阿拉伯骑兵可以自带三日干粮长途奔袭,一路骚扰敌军一路就地劫掠。而从沙漠游商改造来的战士们,也早就习惯了这种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这大大弥补了他们在装备和人数上的不足。


第三,先知的个人奋斗正好赶上了百年难遇的历史进程。


在穆斯林崛起之前,阿拉伯世界也有过整合零散部落,向周边帝国争取利益的尝试。但由于当时拜占庭帝国在今日叙利亚至约旦地区建立了自己的附庸政权,帝国国力也能支持得起弹性的边疆,阿拉伯人的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


然而从7世纪早期开始,拜占庭自身内乱不断,萨珊波斯则趁机西征,将拜占庭帝国在近东、中东的统治基础完全摧毁。虽然后来军人皇帝希拉克略挽回了败局,但两大帝国两败俱伤,中间地带也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为先知梦想中的北伐提供了机遇。


几番尝试之后,穆斯林集团很快控制了叙利亚到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中下游,那里富饶的土地充实了早期阿拉伯帝国的国库,给了他们进一步入侵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领土的实力。


还有,早期伊斯兰教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宽容得多,这让那些被征服的异教徒地区也很快认可了新帝国的统治权。


事实上穆罕默德出身原始信仰贵族旁支,年轻时曾游历诸多基督教地区,所以虽然他强调拥护安拉为唯一真神,但对其他宗教也有一分宽容。比如他承认,他是个先知,耶稣也是个先知,只是耶稣的报导出了偏差。


这种宽容,为早期阿拉伯帝国快速消化被统治地区提供了便利。再加上穆斯林统治者对税收和城建不是很熟悉,管理上萧规曹随,也极少屠城,没有让被征服的民众感到突然性的冲击,激起的反抗自然也少得多了。


以上种种要素,都是《大征服》这本书的作者提炼出的观点,辅以相应的史料解读,很快就能让人了解那个阿拉伯帝国的独特魅力。而在这个大框架下,作者在一些具体的历史节点发现的历史规律则更多,比如为什么他们最早选择了叙利亚,并定都大马士革?穆斯林是如何攻上波斯这个高原帝国的?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边界和与其他政权的边界有什么不同?


这一切都有它的地缘、社会、经济、军事原因。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读者,一定已经习惯了这种从源头探索历史发展脉络的观念,这本书会非常适合你。


《匈人王阿提拉》的作者是德国学者克劳斯·罗森。德语区与匈人在历史上有过交锋,匈人文明也在德国留下了不少遗产,按克劳斯的说法,东德到现在还有自认匈人后裔的社团——虽然他们过节的时候还是在吃德国香肠和啤酒。


这些文化渊源上若隐若现的联系,为德国人研究匈人西进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这也是这本书值得一看的原因之一。


在写法上,和《大征服》相比,克劳斯更喜欢进行史料对比。这或许与他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有关,也和匈人这个游牧民族留下的可靠的文字信息过少有关,学者们往往只能通过对希腊语、拉丁语以及考古证据的全面剖析,才能找到一丝真相。


因此从阅读节奏上看,这本书比《大征服》慢,但史料更加扎实。它适合对西方历史或者游牧帝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精读,尤其是如果你对罗马帝国中晚期的民族分布、权力斗争、战术细节感兴趣的话,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乐趣。


举个例子,也是本书第三章的内容:谁是匈人?


不少中国历史爱好者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人,顺便论证一番大汉击败匈奴,匈奴变成匈人征服东欧,所以大汉军事实力比罗马强的套娃理论。这个说法可以归类为关公战秦琼,因为匈奴人和匈人在时代上就没有共同性,会被搞混完全是因为汉字翻译的问题。同理匈牙利人和匈人、匈奴人的关系也不大。


西方似乎也有类似的认知错误,他们在与匈人接触的早期经常把他们和在东欧大草原上游荡的其他游牧部落搞混。


比如地理学家马尔西安引用了更早的地理学者托勒密的说法,认为匈人是北冰洋边的库诺伊人,并且是“欧洲库诺伊人”。另一位学者普罗科匹厄斯认为匈人是阿兰人,全然忘记了阿兰人在匈人西进早期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时的流行观点则称,匈人其实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斯基泰人。但事实上后者已经定居在黑海北岸多年,生产方式上比匈人偏农耕得多。只是因为斯基泰人和罗马人交往比较密切,成为了罗马大众心中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才背了这么口黑锅。


最后才有一些注重实证的学者,在真正接触了匈人之后,发现这些人其实并非来自同一个种族。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蒙古人特征,很可能来自阿尔泰地区,而在他们西进的过程中也裹挟了不少其他民族,包括巴克特里亚人、粟特人甚至欧洲土生土长的哥特人。


谢选骏指出:作者把两本毫不相干的书放在一起介绍,显然是着眼于“游牧民族的横行霸道”;但却忽略了穆斯林的武装掠夺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大征服”,显然是因为旁边的两个帝国互相攻击正好筋疲力尽,所以穆斯林才能渔翁得利——这是强权的胜利,不是宗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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