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鸦片战争 —— 鸦片战争系列之三》（王蛮子历史爱好者 2020-10-16）报道：
1、林则徐对英军战力严重误判
《林则徐集·奏稿》第676页载：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在上奏道光帝的夹片中称：“夷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一仆不能复起。”林则徐对英军陆上战力的严重误判，是导致后来清军在陆上战场同海战一样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裕谦残杀英俘
1840年7月，英军占领舟山，遇疟疾瘟疫，病死448人，集体葬于定海。英军撤走后，江浙钦差大臣裕谦立即命人掘开英军坟墓，将数百具英军尸体挖出“剉戮”，然后抛尸大海。
1841年3月，定海军民捕获一名掉队的英国俘虏。裕谦闻知后，命令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1841年9月，镇海军民捕获英鸦片船“莱拉”号上两名普通船员，裕谦下令将一名白人船员剥皮抽筋，制作自己坐骑的马缰，然后凌迟枭首。对另一名黑人船员则剥皮枭首。
尽管当时尚无善待战俘的国际公约，但如此非人道对待敌方尸体和俘虏，实在是骇人听闻。道光帝对裕谦的极端手段多有赞赏，在其凌迟处死英国俘虏的奏折上朱批：“所办是”；在其对英船员剥皮抽筋的奏折上朱批：“甚有定见。”
3、奕山赴任的盛大场面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大将军”，率两万清军“星夜兼程”，南下广州“进剿”英夷。奕山受命后，于2月16日浩浩荡荡，离京南下。当时任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俄国外交官柳比莫夫，目睹了奕山的出征场面，给国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30天。”4月14日，奕山一众人马到达广州，耗时57天。
三个多月后，英国外相巴麦尊命璞鼎查接替义律为驻华全权代表，立即赶赴广州。6月5日，璞鼎查离开伦敦，8月10日达到澳门，总计耗时67天，其中在印度孟买呆了10天，与印度当局商量出兵中国事宜。如除去在孟买耽搁的10天，璞鼎查从伦敦到达广州和奕山从北京到达广州的时间竟然是一样的，而伦敦到广州的直线距离是北京至广州的五倍多，且水陆路并用。这不仅仅是科技、器物的落后，更多的是体制和观念的落后。这难道不是清军必败的重要原因吗？
4、“果勇侯”杨芳迷信鬼神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广州，接替被道光罢免的琦善，试图扭转广州一败涂地的战局。据《粤东纪事》载：“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杨芳深信以当时被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战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法术，方可克敌制胜。一个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前敌总指挥，竟然信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仗能打赢？
5、中国百姓搭救了义律
1841年7月20日，英国新任海军司令伯麦和英国全权代表义律一同乘船从澳门赴香港英军基地，途中遭遇风浪，桅杆被打断，船被海浪刮到一座无名小岛上。伯麦和义律在荒岛上度过一晚。第二天，他们遇到了两名岛民，义律一行按要求扔掉了武器，脱掉军服。经过一番讲价，岛民答应以3300元报酬将他们送到澳门。7月23日，风浪平息下来，他们乘坐岛民的小船前往澳门。途中，一艘官府的船经过，岛民迅速把伯麦和义律等人推到船舱里，并用芦席把他们盖住。官府船上有人问是否看到一艘失事的英船，岛民回答没有。不久，他们遇到了一艘葡萄牙商船，义律、伯麦等人被接上船，安全送到澳门。清政府开出的义律和伯麦的人头费分别是10万元和5万元，而这两位岛民拿到的只是悬赏价格的百分之二。
6、闽浙总督颜伯焘的贪腐
1841年8月，厦门战役清军惨败，闽浙总督颜伯焘临阵脱逃，被道光帝革职还乡。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详细记录了颜伯焘还乡路过漳州的“盛况”：“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颜伯焘1841年2月到任闽浙总督，次年1月被免职，短短一年时间，还乡时竟有如此浩大辎重，需要上千抬夫运送，其中又有多少取之于国库下拨的海防资费，可想而知。清朝的腐烂已至根部，注定了清朝屡战屡败的命运。
7、宁波清军也有和英军一样的先进大炮
1841年10月10日，英军攻克镇海，缴获清军大炮150门，绝大部分大炮都非常落后，射程近，无法上下左右转动，容易炸膛，但其中有一门大炮和英军使用的大炮一模一样，说明当时清朝完全有进口渠道购买欧洲产最先进的大炮，但清朝政府因为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估计不足，从未把“蛮夷”放在眼里，宁可花大量国帑建楼堂馆所、豪华墓冢，也不愿在军备上早作准备。
8、战争已快结束，道光帝对英国竟一无所知
1842年5月1日，道光帝收到奕经发自杭州的奏折，称有英俘在清军手上，将予审讯。道光立即发谕旨，要求向英俘详细了解英国所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有多远？来华途径哪些国家？英女王何以成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现为何职？在华钦差、提督等是否系女王所授？在华所有兵力由何人指挥调动？该国贩卖鸦片于中国，其意图是只求其财抑或另有图谋？战争都打了近两年了，道光帝对敌方的情况还几乎一无所知，其昏聩颟顸可见一斑。传教士南怀仁曾经为道光爷爷的爷爷康熙帝绘制了一张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上面精准地标注了英国的地理位置，这张地图躺在紫禁城的库房里一百多年，早已积满尘埃。
9、海龄在镇江滥杀民众
1842年7月15日，英军先遣舰队到达镇江长江江面，鸦片战争最后一战镇江战役一触即发。镇江城内有满人数千人，汉人长期受满人欺辱，满汉矛盾尖锐。当战争迫近，大量汉族民众纷纷举家逃难，镇江守将满族人海龄竟命令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得逃跑，并杀一儆百，以汉奸罪诛杀欲逃跑汉人13人。海龄还命令枪手对早晚间出现在街市上的汉人予以击毙，民怨沸腾，汉人认识到对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不是来自外敌而是所谓的城市保卫者，造成许多汉人或明或暗帮助英军。史书记载海龄自杀殉国，而民间盛传海龄是被愤怒的汉人所杀，很难说是空穴来风。
10、《南京条约》中并无治外法权
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是《南京条约》中对中国最不平等也是对中国戕害最深的条款之一。但实际上，最初的《南京条约》中根本未提及“领事裁判权”。签约前，英国外相巴麦尊给璞鼎查的训令中指示：“若清政府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英国政府自觉要得太多都不好意思开口，而昏聩的清政府竟然自愿往绞索里钻。《南京条约》签订后，双方就未尽事宜进一步磋商，清政府代表耆英给英方的照会第8项是这样写的：“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祸害中国近百年的“治外法权”，竟然是由清政府主动提出，拱手相让。清朝抛来如此“友好”的大绣球，英国政府不接都不好意思。璞鼎查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对耆英的“宽宏大度”赞美有加：“足表贵大臣求免争端之实心矣。”就这样，“领事裁判权”在1843年10月3日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附件中被确定下来：“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11、道光颁旨允许英国人入广州，又为英人无法入城而窃喜
根据中英两国补充条约，英国人于1849年4月6日起可自由出入广州城。此时已油尽灯枯的道光帝对这一条款一直耿耿于怀，大有死不瞑目之势（不知道为什么道光这么畏惧英商进广州）。但因广州当局阳奉阴违，暗中鼓动民众阻止英人入城，英国政府恐生事端，一直未敢进入广州城（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同时跟两广总督徐广缙交涉。徐广缙生怕惹事，给道光上奏曰：“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道光无奈，回旨曰：“暂准入城以践前约。”此时好消息传来，因广州民众反对英商入城的抗议日隆，英人决定暂时放弃入城。这简直如一剂强心针，令已处弥留之际的道光帝回光返照，立即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广东巡抚叶名琛为男爵，盛赞广州民众“深明大义，有勇知方”。清政府在允许英商进入广州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道光帝又亲自颁旨允许英国人入广州，但同时又暗中使绊，阻碍英人入城，为英人无法入城而窃喜，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虚与委蛇、首鼠两端的心态，处于劣势就投降服软，一旦局势稍有反转，立即毁约翻脸，正如郭嵩焘所言：“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12、太平天国曾派军队帮助英军，遭英军拒绝
1856年11月，一支由1500名太平天国起义军组成的船队试图驶入广州港，扬言将帮助英国人进攻广州城。但遭到了英国人的拒绝，英军派出舰队阻止了太平军的船队进入广州。英国从多方面利益考虑，对太平天国的理念以及做法极不信任，同时也说明英国政府始终没有将推翻清朝政府作为目标。
13、刘韵珂“阴招抗英”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福州为新开放的通商口岸。1844年，英国驻福州领事李泰廓到任，福州正式对外开放。时任闽浙总督刘韵珂深知军事上不足以抗英，另辟蹊径，暗使阴招抗英。首先刘韵珂闻知英人对武夷山的茶叶感兴趣，即派兵役在道路上设卡刁难茶农茶商，使其感到不便而改道广东；其次是派出便衣，四处放风，说夷人擅长坑蒙拐骗，劝谕福州商贾不要与夷人做买卖。1845年，福州的对外贸易额仅37万元，福州不适于经商的恶名远扬，外商避之唯恐不及，1846、1847两年竟无一艘外船光顾福州。刘韵珂治下的福州，名为开放，实为闭关。刘韵珂对阴招抗英颇为得意，在给道光帝的密片中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道光帝对刘韵珂的“阴招抗英”十分赞赏，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打开国门只不过是因为武力抗英失败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骨子里仍然坚持闭关锁国政策。
14、英军招募中国人入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广西招募了700名客家人充实军队。这些客家人对清军作战毫不手软，冲锋陷阵，应勇杀敌，成为英军的主力。满清政府长期歧视边远地区客家人，极力消灭客家文化，遭到客家人的怨恨。
英军还在香港、澳门等地招募了2500名中国自愿军加入英军。这些无家无业的流氓无产者，来自最底层的苦力，他们跟随英军远征北方后，香港等地的治安大为好转，间接证明这些人平时的生存状态。英国人对这些中国兵心怀疑虑，慷慨地发给每月9两白银的报酬，却不敢给他们发枪，只发给他们大刀长矛，为英国人充当炮灰。1860年7月3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北塘守军未开一枪一炮，弃城而逃。英法联军进入北塘，被当作“解放者”受到两万多汉族民众的欢迎，市民还告诉联军僧格林沁部队逃走时埋地雷的地方。在北塘，英军招募的2500名中国自愿军犯下了奸淫抢劫的滔天罪行，杰克·比钦《中国鸦片战争》中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残暴的恶棍，他们在城中大肆抢劫，犯下重重罪孽，令人发指。”英军宪兵司令柯恩上校下令鞭打30人，制止了抢劫活动的蔓延。
15、英法俄使要求见直隶总督谭廷襄，遭无理拒绝
1858年4月24日，英法俄三位全权大使给直隶总督谭廷襄递送一份联合照会，照会要求“中国皇帝授权一位大臣会见三国使节”，遭谭廷襄拒绝，称他无权与外国人交涉（这是实情）。谭还在回信中将英国女王的名字小写而不是采用通常的大写，额尔金认为这是对英国女王的侮辱。俄国全权大使普提雅廷给谭廷襄的信中，要求谭廷襄接受英法俄的条件，以避免流血，徒耗生命。谭廷襄回复普提雅廷说：“只会损失中国人的命。”
16、中国拖船帮助英舰解困
1858年5月，英法军队进入白河（今称海河），准备进攻天津。由于处于枯水季节，多条战舰搁浅。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解救英舰的竟然是不满外族统治的当地的中国人。据美国人特拉维斯所著《鸦片战争》载：“这些中国人都自愿用拖船帮助外国人，他们对‘解放者’非常热情，甚至拒绝接受外国人为此支付的报酬。”
17、屡战屡败，“天朝上国”的自信心依然爆棚
1844年，中法缔约谈判中，所有条款均已顺利达成“共识”，想不到在法王的称谓上发生了冲突。法国谈判代表拉萼尼要求写明路易·菲利普为“法兰西国大皇帝”，以能与“大清国大皇帝”相匹配，遭到耆英的拒绝，耆英认为法兰西国王低于大清国皇帝，不能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在拉萼尼的坚持下，耆英担心引起道光帝的不悦，最后私下作了如下技术性处理：将中法皇帝称谓全部删去。
1858年6月4日，英法联军舰队进入天津，清朝派出桂良和花沙纳来到天津与英法俄使节谈判。最终形成中英（法俄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国坚持写入：今后不可在任何文件中出现英国人感到备受羞辱的“夷人”字眼，以示两国之间的平等。
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朝一败再败，几无胜绩，可心底里仍然将英法等国视为未开化的“蛮夷”，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真不知来自哪里。
18、清政府羞辱美国公使
1859年7月，美国公使华若翰按清政府要求绕道北塘（离京160英里）进入北京。清政府为羞辱华若翰，为华若翰提供了一辆没有弹簧没有坐垫的马拉木车。一路颠簸前往北京。途中华若翰腰酸背痛，实在无法忍受，宁可下车步行，受尽羞辱。7月27日，清朝官员终于高兴地看到西方列强的代表像个农民似的用双腿走入京城，无不暗暗窃喜，满足了那点可怜的“精神胜利法”带来的心理喜悦。距乾隆要求马嘎尔尼三叩九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清政府仍要求华若翰在见咸丰帝时按规矩叩头九次。华若翰断然拒绝，说：“我可以向上帝和女士磕头。”一位清朝官员说：“皇上就是上帝。”华若翰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我愿意脱掉帽子，深深鞠躬，迎接皇帝陛下，愿意站着，愿意只有在回答问话时才开口，愿意倒退着离开，陛下在时绝不转身。”清政府也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要求华若翰深鞠躬时用手触地。但仍遭到华若翰的拒绝。为了磕头一事，经过十多天的拉锯，最后达成了一个十分可笑的妥协：见皇帝时，华若翰把腿放在桌布后面，皇帝假装他在下跪，而实际上并未下跪，双方皆保全了面子。正在此时，传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失败受到重创的消息，咸丰帝立即反悔，坚持要求华若翰行九叩大礼，当然遭到华若翰的再一次拒绝。最终，皇帝下令驱逐华若翰和他的随行人员。
19、英俘因不愿下跪被砍头
1860年8月12日，英军两名负责给军队运送酒的士兵，因偷喝了过量朗姆酒，酒醉不支，迷失方向，被清军俘虏。清军强迫俘虏下跪磕头，一位士兵照办了，另一位叫莫西的爱尔兰人拒不服从，被当场砍头。几天后，磕头的士兵被释放。消息传到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首诗，以纪念拒不向敌人磕头的莫西：“……一名英国少年愿意赴死，两眼一眨不眨，双膝没有弯曲，在可怕的死亡边缘没有犹豫，从容走进他红色的坟墓。”
20、鸦片馆里的骇人一幕
1860年9月20日，英法联军和僧格林沁的部队在京郊张家湾激战。清军战败溃逃，联军进入张家湾，见到了骇人一幕：一家鸦片馆里几十名妇女，从牙牙学语的幼童到垂暮老人，她们吞食了大量鸦片以求自杀，已是奄奄一息，挤成一堆。这些妇女听信了清政府的宣传：蛮夷见到女人就强奸，无论老幼，还烹食小孩。与其落入蛮夷之手，还不如自行了断。随军翻译罗伯特·斯文霍回忆道：“其中一些人意识还很清醒，可能是长期吸食鸦片，对鸦片的毒性有很强的抵抗力，有人哭喊着：‘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联军马上找来了随军医生，给她们灌肠洗胃，最后只有一人没有救活。
21、对皇上最忠诚的是太监
1860年10月6日下午，法军先英军一步到达圆明园。法军原以为将有一场硬仗，皇帝卫队会殊死保卫圆明园，但实际上清军已作鸟兽散，法军基本没有遇到武力抵抗进入圆明园。圆明园里有500名皇宫太监试图阻止法军，他们高喊着：“不要亵渎圣物，不要踏进圣殿”，法军向这些可怜的手无寸铁的太监开枪，打死了约20人，其余太监皆逃之夭夭。接着发生了大劫掠，谁都无法阻拦联军官兵的大肆掠夺，大批奇珍异宝被抢走。
22、故宫差点被付之一炬
在如何对清政府虐待和杀害联军俘虏进行“报复性惩罚”的问题上，法军指挥葛罗和英军统领额尔金发生了矛盾，葛罗建议火烧皇宫（今天的故宫），额尔金最后拒绝了葛罗的建议，因额尔金和恭亲王奕䜣之间曾有约定，恭亲王答应交出折磨、虐待和杀害英俘的狱吏，额尔金承诺不破坏京城建筑物。圆明园位于京城外，这给了额尔金为下令火烧圆明园狡辩的理由。10月18日，“作为中国政府所犯邪恶罪行的抵偿”，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
如果当时额尔金听从了葛罗的建议，我们今天将看不到宏伟的故宫了。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说，鸦片战争以后汉人的地位大大提升，因为鸦片战争实际上解放了汉人——无论后来的太平天国还是湘军淮军，都是例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林则徐不是什么爱国者，而是一个大汉奸——他后来还衔命满狗前往镇压汉人起义，好在死得早，没有像曾国藩李鸿章一类的杂狗，满身沾满了汉人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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