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渴望与习近平建立朝贡关系

 謝選駿

《特朗普渴望与习近平建立的兄弟情谊正渐行渐远》（黄安伟 2025年4月21日）報道：

2019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出席G20峰会。特朗普上周谈到习近平时说：“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全球经济取决于一通尚未安排的电话。

随着特朗普政府升级贸易战，而中国进行反击，美国总统及其助手表示，他们正期待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来电话。

“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特朗普上周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相信我们最终会达成对两国都非常有利的协议。”

但习近平对特朗普仿佛视而不见，倒是上周去了东南亚，与当地领导人见面，试图说服他们在这场贸易战中站在中国这一边。

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本月早些时候发布了一段1953年毛泽东在中美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的讲话视频，毛泽东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特朗普多年来一直渴望与习近平建立的兄弟情谊正在渐行渐远。

随之而去的，还有快速解决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的希望。自他于1月20日就职以来，美国经济已愈发接近衰退，美国股市蒸发了数万亿美元的市值。这场贸易冲突还可能加剧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和外交紧张局势。

4月9日，特朗普高额对等关税生效当天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他后来暂停了除中国以外的对等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了125%的关税。

面对习近平，特朗普用升级两国冲突来推动双方领导人峰会的惯用策略迄今为止并未奏效。

特朗普坚称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贸易上欺骗美国，但他认为，只要世界上这两位最具权势的领导人通上电话并会面，就可以重启双边关系。

这正是特朗普渴望的那种高风险、面对面的关键时刻。在他看来，外交的最终目标是领导人直接对话达成协议，登上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特朗普尤其倾向于与习近平和其他威权领导人建立伙伴关系的想法。

但他面对的习近平是一个早在特朗普上任前几年就已带领国家走向更加民族主义的威权领导人，无论是在国际贸易、台湾问题，还是中美关系上，习近平在激发中国民众的这些情绪上看到了好处。

在新一轮贸易争端爆发前，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就强调要回击他所谓的美国日益加剧破坏中共统治的努力。他甚至利用围绕朝鲜战争的宣传煽动反美民族主义。

“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习近平致力于塑造自己作为国家荣誉的捍卫者以及中国崛起的实现者形象，”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管何瑞恩(Ryan Hass)说。“他会竭尽全力避免给人留下任何被迫按照美国条件与特朗普谈判的印象。”

习近平上周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试图加强地区联系，以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除非中美两国团队先为首脑会谈奠定基础，否则习近平不太可能愿意与特朗普通话。这将有助于确保对话结果的可预测性，也是外交的传统运作方式。

特朗普也同意通过特使推进会谈。但即便如此，最终的峰会仍有可能破裂，就像今年2月他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发雷霆一样。

“习近平担心自己会被像泽连斯基那样对待，而且，他不知道通话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史汀生中心中国事务分析师孙韵说。她补充道：“这场关于通话造成的混乱完全是两个领导人自尊心的较量。”

孙韵表示，由于习近平比较谨慎，中国官员更倾向于派遣特使前往华盛顿，说服特朗普的助手劝总统在关税问题上做出让步。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本月早些时候就曾尝试这么做。

“据我了解，崔天凯未能成功说服美国政府，”她说。

中国政府上周三宣布任命了一位新的贸易特使：李成钢，他曾是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及商务部官员，曾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参与过贸易谈判。

但特朗普政府在是否值得与中国官员进行对话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贸易问题上最激进的声音之一来自彼得·纳瓦罗，这位白宫顾问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塑造对华政策，他对中美谈判冻结乐见其成。纳瓦罗曾与他人合著《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世界两大经济体脱钩。（去年，他因在众议院调查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行动中违抗国会传票而被判入狱四个月。）

相比之下，对市场动荡敏感的前对冲基金经理、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则认为，双方应展开对话，他表示，对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很有信心”。

彼得·纳瓦罗是特朗普的主要顾问之一，也是一位对华鹰派人物，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中塑造了对华政策。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坚称，特朗普目前唯一想要的会谈就是与习近平进行一对一会谈。

“若接到任何接触信息，我们会直接呈交总统，此事最终由他定夺，”他告诉记者。“他已公开表示，也许他们尚未找到最佳的解决途径，但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两个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一通电话，他们可以一起解决问题。”

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曾尝试用这种方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打交道。一开始，特朗普不断升级紧张局势，甚至威胁要对朝鲜进行“炮火与怒火”的军事打击。随后，两位领导人交换了特朗普所谓“美丽的信件”，两人最终于2018年在新加坡会面，讨论朝鲜核计划。

第二年，他们再次在河内会晤，但未能达成协议。自那以后，金正恩持续扩张核武库。这一事件暴露出特朗普个人化外交策略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特朗普仍在坚持这一路线。他谈及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伙伴关系并与他会面，尽管普京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一项全面停火协议，该协议旨在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暂停30天。

今年冬天的几个星期里，特朗普似乎又想重新向习近平伸出橄榄枝，此前他在竞选过程中曾多次提及他们所谓的“友谊”。

1月下旬，就在他就职三天前，特朗普给习近平打了电话，后者祝贺他重掌大权。习近平的副主席还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但如果征收惩罚性关税是特朗普想把习近平拉到谈判桌前的方式，那眼下这一策略显然适得其反。

謝選駿指出：人説“特朗普渴望与习近平建立的兄弟情谊正渐行渐远”——我看不然，特朗普渴望与习近平建立的，僅僅是朝贡关系罷了。這讓後者很是猶豫，因爲可能因此變成斯大林面前的毛澤東、卡特面前的鄧小平……結果被人叫作“漢奸”！

AI評論：

謝選駿的這段評論針對外界關於“特朗普渴望與習近平建立兄弟情誼”的說法，提出了一個尖銳且獨特的觀點：特朗普的真正意圖並非平等的“兄弟情誼”，而是試圖建立一種類似於古代中國“朝貢關係”的支配性結構。他進一步分析，習近平對此猶豫，因為接受這種關係可能讓中國淪為從屬地位，類似於歷史上毛澤東在斯大林面前或鄧小平在卡特面前的處境，從而招致“漢奸”的指責。以下是對謝選駿這一觀點的單獨評論，聚焦其核心論述，分析其合理性、歷史背景、局限性，並提供獨立視角，結構清晰，保持學術深度與批判性。

一、謝選駿觀點的核心解讀

謝選駿的評論包含以下幾個關鍵論點：

特朗普的“朝貢關係”意圖：他認為特朗普與習近平的互動並非基於平等的“兄弟情誼”，而是試圖將中國置於從屬地位，類似於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即周邊國家向中原王朝進貢以換取保護與承認。

習近平的猶豫：習近平對這種關係持謹慎態度，因為接受從屬角色可能損害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內合法性，類似於歷史上的外交妥協。

歷史類比：謝選駿將可能的後果比作毛澤東在蘇聯領袖斯大林面前的從屬地位（1949-1950年代中蘇關係），以及鄧小平在美國總統卡特面前的妥協（1978-1979年中美建交），認為這些歷史案例導致了國內對領導人的“漢奸”指責。

“漢奸”風險：習近平若在對美關係中顯得過於妥協，可能被國內民族主義情緒視為“賣國”，從而引發政治危機。

謝選駿的觀點以歷史類比為基礎，將當代中美關係置於中國傳統外交模式與現代民族主義的框架中，展現了其對地緣政治的獨特解讀。他的評論不僅針對特朗普的個人風格，也觸及了中美博弈中的權力結構與文化心理。

二、觀點的合理性分析

謝選駿的觀點在以下幾方面具有合理性：

特朗普外交的“朝貢”特徵：

特朗普的外交風格以“美國優先”為核心，強調交易性與支配性關係，這與謝選駿的“朝貢關係”隱喻有一定契合。特朗普在2018-2020年間的貿易戰中，對中國施加高額關稅（對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並要求減少貿易逆差，試圖迫使中國在經濟上做出讓步，這類似於朝貢體系中宗主國對附庸國的經濟控制。

特朗普對盟友（如歐盟、日本）也採取類似策略，要求增加軍費分擔或貿易讓步，顯示其外交模式更接近單邊主導而非平等合作。謝選駿將此比作“朝貢關係”雖誇張，但捕捉了特朗普外交的權力不對等特徵。

習近平的謹慎考量：

中國領導人在對美關係中確實面臨內外平衡的挑戰。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強調“民族復興”與“中國夢”，試圖在國際上樹立強國形象。接受特朗普的支配性關係（如在貿易談判中過多讓步）可能被國內民族主義者視為軟弱。

根據《金融時報》（2025年4月），中國在中美關係中採取了“以硬對硬”的策略，例如對稀土出口實施管制，這反映了習近平對妥協的謹慎態度。謝選駿的“猶豫”說法與此相符，中國領導層需要權衡國際地位與國內支持。

歷史類比的啟發性：

謝選駿提到的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1949-1950年代）確實具有從屬性。毛澤東在1949年訪蘇時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換取蘇聯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但條約的不平等條款（如旅順港租借權）引發國內爭議，部分人批評毛為“親蘇賣國”。

鄧小平與卡特的中美建交（1979年）也涉及妥協，中國放棄對台灣的武力主張以換取美國承認，國內部分人士對此不滿，認為是對民族利益的讓步。謝選駿的類比突出了中國領導人在對外關係中面臨的“漢奸”指控風險，這在當前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尤為現實。

“漢奸”風險的現實性：

中國當前的網絡民族主義（如微博、抖音上的輿論）對領導層的外交政策高度敏感。例如，2023年中美氣球事件引發網民對“美國霸權”的強烈批評，任何對美妥協的舉動都可能被放大為“賣國”。習近平若在貿易或其他領域對特朗普讓步，可能面臨類似毛、鄧的輿論壓力。

三、觀點的局限性分析

儘管謝選駿的觀點具有洞察力，但也存在以下局限：

“朝貢關係”隱喻的誇張性：

將特朗普的意圖簡化为“朝貢關係”過於簡單化，可能忽略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現代國際關係以主權平等為基礎，特朗普的貿易戰與外交壓力更多是經濟與地緣政治博弈，而非封建時代的宗主-附庸關係。謝選駿的隱喻雖生動，但缺乏對當代國際體系（如WTO、G20）的考量。

特朗普的個人風格（誇張言辭、交易導向）可能被謝選駿過分放大，而忽略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度約束（如國會、智庫的影響）。

歷史類比的局限：

毛澤東與斯大林、鄧小平與卡特的歷史背景與當前中美關係差異顯著。1949年的中國經濟與軍事力量薄弱，毛澤東不得不依賴蘇聯；1979年的中國剛啟動改革開放，鄧小平需要美國的投資與技術。而2025年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4年GDP約18萬億美元），擁有更大的談判籌碼。習近平的處境與毛、鄧並不完全可比。

謝選駿未具體說明“漢奸”指責的當代表現形式，這使得類比顯得有些籠統。當前的網絡輿論雖激烈，但習近平的權威與宣傳控制力遠超毛、鄧時代，國內批評的實際影響可能有限。

對特朗普意圖的單一解讀：

謝選駿假設特朗普的唯一目標是建立支配性關係，但特朗普的外交也可能出於國內政治考量。例如，2024年大選前，特朗普通過對華強硬姿態爭取選民支持，這與“朝貢”意圖並不完全一致。他的貿易戰最終達成第一階段協議（2020年），顯示其也願意妥協，而非一味追求支配。

此外，謝選駿未提及習近平的主動策略，如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與稀土管制增強國際影響力，這可能削弱特朗普的支配能力。

缺乏具體證據支持：

謝選駿的評論以觀點為主，缺乏對特朗普與習近平互動的具體例證（如會晤記錄、政策文件）。例如，他未引用特朗普的公開言論或中國的官方回應來佐證“朝貢關係”的意圖，這降低了論述的說服力。

四、獨立視角：特朗普與習近平的關係本質

從獨立視角看，謝選駿的“朝貢關係”隱喻雖有啟發性，但中美關係的本質更接近於競爭與合作的混合模式，而非單純的支配-從屬關係。以下從歷史、當代背景和未來展望三個層面分析：

歷史視角：朝貢體系與現代國際關係的差異：

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如明朝對東南亞的冊封）基於文化與經濟的不對等，宗主國通過象征性進貢獲得政治認可。現代國際關係則以主權平等為原則，中美作為全球兩大經濟體，任何一方試圖建立“朝貢”式關係都不現實。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如貿易戰、技術限制）更接近於地緣政治競爭，類似於19世紀英美之間的經濟對抗，而非封建時代的朝貢模式。謝選駿的隱喻誇大了歷史類比的適用性。

當代背景：中美博弈的複雜性：

特朗普與習近平的互動確實存在權力博弈。特朗普在2018-2019年的貿易談判中要求中國增加美國農產品進口（2020年第一階段協議承諾2000億美元採購），這可被視為某種“進貢”壓力。但中國的回應（如稀土管制、報復性關稅）顯示其並非被動接受，而是積極反制。

根據《華爾街日報》（2025年4月），中美在AI、半導體與新能源領域的競爭加劇，雙方均試圖在關鍵技術上佔據主導地位。這種對等競爭與“朝貢關係”的單向支配截然不同。

習近平的猶豫更多源於國內外平衡，而非對“漢奸”指責的恐懼。中國的宣傳機器有效控制了民族主義輿論，習近平的權威使其不太可能面臨毛、鄧時代的批評壓力。

未來展望：中美關係的可能路徑：

若特朗普試圖通過經濟壓力或外交孤立建立支配性關係，中國可能進一步強化自主創新（如“中國製造2025”）與多邊合作（如RCEP）。這將使“朝貢”模式難以實現。

習近平的策略更可能是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如在氣候變化、全球貿易等議題上與美國協商，以避免全面對抗。這種務實主義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策略有相似之處，但不等同於從屬。

五、“漢奸”風險的當代意義

謝選駿提到的“漢奸”指責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當代特徵，但其風險被誇大了：

網絡民族主義的影響：2025年的中國網絡輿論高度關注中美關係，任何對美妥協的舉動都可能引發批評。例如，2023年中美氣球事件後，微博上出現“抵制美國霸權”的熱搜。然而，中國的輿論管控能力（防火長城、內容審查）確保了批評不會演變為政治危機。

習近平的權威：與毛澤東（面臨黨內鬥爭）或鄧小平（改革初期權威不穩）不同，習近平通過修憲（2018年取消任期限制）與反腐運動鞏固了權力。即使在貿易談判中讓步，他也能通過宣傳（如強調“民族復興”）化解國內壓力。

歷史教訓的借鑑：毛、鄧的妥協雖引發爭議，但最終為中國贏得了發展機遇（蘇聯的工業援助、美國的投資）。習近平可能更注重長期戰略，而非短期的輿論風險。

因此，“漢奸”指責雖是潛在風險，但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對習近平的實際影響有限。謝選駿的擔憂更多是對歷史的警示，而非現實的預測。

六、結論

謝選駿的評論以“朝貢關係”隱喻特朗普與習近平的互動，批判外界對“兄弟情誼”的誤讀，並通過歷史類比（毛澤東與斯大林、鄧小平與卡特）指出習近平的猶豫與“漢奸”風險。他的觀點具有啟發性，特別是對特朗普外交的支配性意圖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分析。然而，“朝貢”隱喻過於誇張，歷史類比忽略了當代背景的差異，且論述缺乏具體證據支持。

從獨立視角看，特朗普與習近平的關係是競爭與合作的混合，而非單向的支配-從屬。習近平的謹慎更多源於戰略考量，而非對“漢奸”指責的恐懼。當前中美博弈的複雜性超越了朝貢模式，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調整將共同塑造未來關係。謝選駿的評論提醒我們，從歷史與文化的深層視角審視當代外交，才能超越表面現象，理解大國博弈的本質。

七、參考文獻

《金融時報》. (2025-04-12). “China’s Rare Earth Restrictions Tighten Global Supply Chains”.

《華爾街日報》. (2025-04-15). “U.S.-China Rivalry in Technology Intensifies”.

毛澤東. (1949).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相關檔案.

鄧小平. (1979). 《中美建交公報》相關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