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卡尔波普尔的奇谈怪论】
《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柏拉图的写作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关系》（读书会 2015-08-27）报道：
1. 民主制的批评。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批评，直接受战争的影响，因为民主制度下的雅典的诸多决策都“很成问题”，抛开人的精神德性不谈，就在公共治理和军事决策方面，民主制度下的雅典有几次重大的失误，比如在科林斯与科西拉的矛盾中，雅典的决策有反复；还有在对待阿尔喀比亚德的态度上，民主制度有相当大的责任；还有对十将军的审判方面。
十将军审判在《申辩篇》当中被明文提到过，而且苏格拉底是投了反对派，八个将军被判处死刑，两个流亡，直接造成雅典最精锐海军指挥人才的真空。
2. 雅典德性丧失的危机应对。
战争直接造成雅典由全盛而衰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雅典人的德性遭到了极大的摧毁，发生了诸多的所谓“非人道”的事情，或者用现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人道主义灾难”，比如雅典对米洛斯人的暴行，其外交使者采用的就是强权政治的逻辑。
德性的丧失，跟死亡的迫近紧密相关，修昔底德看来是延续长时间的战争造成了文明程度的降低，尤其是战争在雅典引发的大瘟疫。因此，可以联想柏拉图的《斐多》和《理想国》当中对 灵魂不朽和灵魂净化的重点强调。
德性的丧失，也是苏格拉底这个牛虻不断敲打雅典这个蛮牛的地方，确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雅典的确是力气如蛮牛，雅典的全盛时期保持了对诸多城邦的霸权，提洛同盟的各城邦都得缴纳贡金。
具体“德性的丧失”在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历史描述当中都有，尤其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一长段的评论。
3. 具体对话材料的提供。
与战争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成为柏拉图写作各种对话录的重要材料，比如《理想国》《会饮》《申辩》《克里提亚篇》《卡尔米德篇》等等，比较可惜的是有些书目的翻译和编辑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所研究并不深，所以不少细节漏掉译注和解释。
《理想国》卷一的地点安排：比雷埃夫斯港 （雅典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激战之地）
《理想国》卷一开头可以安排的尼西亚斯之子的在场 （尼西亚斯合约）
《理想国》卷一参与对话的人物一共十人 （斯巴达将军蓝山德给很多城邦安排的十僭主政体）
《申辩篇》当中苏格拉底向法庭说明自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某次战役的表现
《理想国》卷二当中苏格拉底称赞格劳孔兄弟在麦加拉战役当中的英勇表现
“无怪乎格劳康的爱慕者在赞誉你们在麦加拉一役中的勇名”368a
《理想国》卷二合卷七当中关于护卫者的体育教育的细节来自斯巴达
4. 修昔底德是进入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桥梁”。
战争中的人、战争中的城邦选择成为柏拉图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的“事先检验”，战争的城邦最充分地展现了人的欲望，描写战争的修昔底德和成就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体系的柏拉图之间的关系。
修昔底德最充分地将城邦的腐化与黑暗面揭示出来，而柏拉图要在他提出的问题之后给出更为困难但更为重要的回答，也就是他要“开药方”，不直接通过柏拉图，通过修昔底德和他所重点关注和刻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能够读出来柏拉图文本当中所尝试回答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干死盯着语句往往难以敏感察觉。
修昔底德对城邦与人的几个关键词 ：恐惧、荣耀与胜利
柏拉图对城邦与人的几个关键词：说服、拯救与净化
“说服”联系到战争，伯利克里曾经很多次说服公民大会按照他的思路走，阿尔喀比亚德也
“说服”出现的文本段落，大家最熟悉的便是《理想国》的卷一，波洛马霍斯要强留苏格拉底，于是对他说“要么你们来胜过我们，要么你们就不得不留下来”，然后苏格拉底机智地回答说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把你们说服了”。
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地方柏拉图都很注意地在使用“说服”，《申辩篇》当中苏格拉底说 法庭的辩论时间太短了，如果时间更长一点说不定我就能够把你们说服，不判处我的死刑。在《理想国》卷十的末尾，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能够被厄尔神话说服，那就能够保全我们，如果在场的大家能够被我（苏格拉底）说服，永远走向上的路，任何情形都依从智慧的引导行正义之事，那么在千年的旅程中行事顺遂。
5. 柏拉图诸多文本细节需要再外部历史当中寻找到更深的解释线索。
柏拉图写作文本当中的一些细节，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能够得到关联性的理解，抛开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就很难切实地得到他为何这样写，为何选取这样的主题的线索。
《理想国》卷二在“言辞中的城邦”建立之第一个城邦，所谓“猪的城邦”，有一段描述是城邦最首先的事情是“提供粮食”，这一点源自雅典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依赖海外贸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考虑跟埃及的外交军事政策时，就看到粮食对雅典最高层决策的重大考虑。
《理想国》卷五当中以“情人”关系为想法增加战斗力的想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确出现过，底比斯（待确定）的军队打败了富有强大陆军的斯巴达。
对一部分特殊的柏拉图对话录，有对应历史人物的对话和内容必须要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读出来东西，比如《申辩篇》中关涉苏格拉底被阿奴图斯指控的真正原因、《会饮篇》当中阿尔喀比亚德的出现等。
战争对哲学家的冲击和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对苏格拉底、修昔底德和柏拉图
欧洲三十年战争对霍布斯和格劳修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萨特和加缪
……
读书会
谢选骏指出：柏拉图的符咒之所以能够君临雅典，就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雅典一蹶不振了。这正如马克思主义能够席卷欧洲，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一蹶不振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困境与柏拉图的<理想国>》（payei）报道：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者修昔底德敏锐的认识到，这场战争的影响面不仅仅是希腊人，也不仅仅是希腊周边的异族，而是会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只是修昔底德无法确定最后的影响会是什么。战争的结局也显示了这样的事实，雅典的光辉从此衰落，伯罗奔尼撒联盟只是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希腊的未来。
修昔底德在他对战争的描述里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上，让后世的读者们自己评判每个言论、每件事情的对错，读者们可以用上帝视角对其有各式各样的评价和解读，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尤其是战败一方，则一定是痛定思痛，想在其中找到失败的原因。雅典城邦曾经是那样的辉煌和不可一世，甚至在经历了战争初期长达数年的瘟疫，损失了大量人口之后依然能在战场上与伯罗奔尼撒联盟对抗甚至占到上风。但谁也没有想到，强大如斯，竟也会衰落如斯。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雅典的哲人们陷入沉思：到底是什么，让雅典走向了最后的败局？
雅典帝国的正义困境
帝国主义虽然是一个现代世界的新词，但它并非就与古代毫无关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前，希腊诸城邦就已经视雅典城邦为帝国，并埋下了对雅典的仇恨的种子。
说雅典是帝国，并不是说雅典是君主制，而是说雅典对希腊其他城邦的控制和压迫。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实现城邦的强大，是雅典主动承认，也愿意承担的一种境地。雅典帝国起源于希波战争，当波斯人以武力大举入侵希腊地区时，分散的希腊城邦本来无力抵抗如海潮般的无穷无尽的波斯人的进攻。是雅典首先承担起了反抗波斯侵略的领导责任，联合了希腊一百多个城邦，共同组成了提洛同盟。而这个本来为了反抗异族入侵而组建的联盟，就为雅典成为帝国埋下了伏笔。
当战争结束，波斯人离开，留下的是以雅典人为首的庞大海军。泛希腊地区的主要城市都在海滨沿岸，而商业的繁盛意味着城邦之间都需要靠海运来贸易交流，谁掌握了海洋谁就掌握了整个希腊。当外患已经离开，剩下的就是希腊人的内部问题。这支希腊海军里虽然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雅典，但剩下的一部分毕竟是属于其他城邦的财产。雅典则以自己的强势海军作为后盾，强权要求将整支舰队归属雅典控制。这种倚强凌弱的行为，自然会遭到其他城邦的反抗。但巨大的优劣对比，使任何城邦都无法挑战雅典的不义之举。雅典给了同盟的城邦们两个选择，一是向雅典海军提供战舰，二是向雅典缴纳供款。雅典就凭借着对其他城邦的压迫，一举成为了希腊地区最富有、强盛的城邦。
雅典越强盛，它的同盟内部张力就会越明显。因为它的强盛就建立在以军力对其他同族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杀龙英雄变成巨龙的例子。同盟城邦们只是惧怕雅典的强大，但绝不会心甘情愿于当前的受压迫地位。这种以武力压迫他人的地位是一种既无法停止、又会对统治者造成反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对其他城邦的剥削成就了雅典的财富和繁荣，雅典人不愿意停止剥削，甚至想进行更大的剥削；另一方面，被剥削者因为其当前的弱小而不得不忍受这种局面，但他们一定是在等待时机以结束这种地位，甚至想要对雅典进行报复。雅典人当然知道他们在被人仇恨，他们对仇恨的回应就是保持住自己的强大，用实力让仇恨者有心却无力。
雅典的帝国困境就在被它压迫的同盟城邦之中。雅典的确很强大，但再强大它也只是一个城市，雅典人口也只有二十到三十万。雅典以一个城市的资源实现了对几十上百个城市的统治，以十万雅典公民实现了对上百万希腊人的统治，仅仅以武力和强权来维持这种统治地位是显然不可能的，雅典不可能有足够的军力去覆盖远大于它自身领土和人口的其他希腊地区。的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雅典的统治地位非常稳固，反抗者们都如螳臂当车般被雅典所碾压，但这不会是常态，一旦有外力介入，受剥削的城邦们立刻会揭竿而起，而且这种反抗会具有连锁效应，这也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成为了现实。
正义困境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在这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为类似。战场上的双方，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并非是为了某种希腊人的共同幸福而启动或进行这场战争。虽然名义上，斯巴达曾以希腊人的解放者而自居，但希腊人都看的很清楚，那不过是斯巴达的借口。因为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斯巴达的所有行动都是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盘算，从来没有为其他希腊人做过任何有损于自己的事情。
雅典人只关心雅典的正义，而不关心整个希腊人的正义。作为整体来说，雅典的正义就是雅典城邦的利益。有利于雅典城邦的事就是正义的，即使这件事是有害于其他城邦和其他希腊人。至于个人正义，雅典民主领袖伯利克里希望将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高度绑定，城邦富有了个人就能富有，城邦强大了个人就能强大。所以，伯利克里认为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城邦的利益，为城邦有利的对个人也就是正义。综合来看，雅典人和雅典城邦的正义就是雅典的利益。
同时，雅典人认为雅典以强权统治其他的城邦是正义的，因为强者统治弱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换做他人也会做出和雅典同样的选择。雅典人曾经在伯罗奔尼撒联盟讨论是否对雅典宣战的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讲，演讲人认为雅典现在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在波希战争中的表现而应得的，而作为一个强者，是不必谈论什么正义的，当利益摆在面前时，没有人会因为正义而放弃利益。
这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最大的困境就在于统治方与被统治方的利益的分道扬镳，且强者的强权正义越大，弱者反抗时的正义性就越强。出于意识形态的关系，雅典往往会要求被它控制的城邦采用民主制，民主制的本来目标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这个利益却恰好与雅典的利益相悖，所以雅典的同盟者们的政权往往难以稳固。被雅典驱逐走的贵族们，反而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掀起城邦里的惊涛骇浪。往往伯罗奔尼撒的援军还没来，只凭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就能让贵族们推翻民主政权重新夺回城邦的统治权。
雅典的民主困境
雅典的全民民主是雅典公民的骄傲，也被认为是雅典走向强大的基石。但凡事都是双刃剑，雅典民主制的缺陷，就在他们的领袖伯利克里死后展现的淋漓尽致。
伯利克里是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被称为雅典第一公民。他一手推动着雅典的政治改革走向全民民主，鼓励雅典市民参与政治决策。雅典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走向了繁荣的巅峰。他认为，公民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和参与有助于城邦的强大，这一点曾经在希波战争中有非常显着的体现。当其他希腊城邦纷纷败退于波斯的强大军力之时，雅典人的抵抗是最为坚决的。这份坚决并不是来自于雅典的国力，因为雅典自己的力量明显弱于波斯，而是来自于雅典人对自由和对雅典城邦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珍视。雅典人认为波斯的君主制代表着自由的没落，而雅典的民主制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保卫雅典城邦就是保卫自己。所以，民主让雅典公民与雅典城邦的利益高度重合，雅典公民愿意为保卫自己的城邦和民主制度付出一切，甚至包括他的财富和生命。
即使在战败之后的雅典，睿智如苏格拉底，也愿意服从雅典城邦的利益而执行民众对他的错误审判，可见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深深的刻入每一个雅典公民的血肉里。这种因民主而产生的自我集体的认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民宗教的典范。不得不说，雅典的民主制度的确在它在繁荣历程中立下了赫赫功劳。但是，在这些功劳之中，有一个明显而又容易被雅典人忽略的人：伯利克里。
人有一种通病，就是在成功之时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而在失败之时却喜欢把原因归责于他人。雅典民主带来的繁荣和成就，与伯利克里的领导密不可分，以至于当后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感慨伯利克里在位时雅典实行的是一种伪民主制，因为伯利克里一直在引导着雅典民众的方向和未来，他只是凭借着民主制的支持来实现对雅典的实质统治。但当时的雅典民众并不这样以为，他们觉得是自己对政治的热情参与、对每一次重大决定的投票支持让雅典走向繁荣。而当困难真的来临时，雅典人会将罪责归咎于伯利克里。
雅典民主的弊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中有两次非常明显的体现，第一次是战争初期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时，雅典人对伯利克里的怒火，这次怒火最终被伯利克里的演讲所消解；第二次则是西西里远征的决策，这场远征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西西里的失利让雅典人彻底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在战争的第二年，雅典因城内的瘟疫而哀鸿遍野，斯巴达人则率领伯罗奔尼撒联盟再次入侵雅典城外的阿提卡地区，面对这次入侵，伯利克里仍然坚守不出，任由伯罗奔尼撒人蹂躏雅典人的郊区财产。雅典人开始谴责伯利克里，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是雅典人一切痛苦和不幸的根源。伯利克里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召集公民大会发布演讲。伯利克里耐心的向雅典公民剖析着战争的利弊和当前的处境，他告诉雅典人这场战争是为了整个城邦共同的利益而发起的，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当时所认同的，现在和敌人议和并不能解决当初的问题。在战争中遇到困难是常事，雅典人曾经面对过更为严峻的考验也没有退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抱怨和后悔，而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和继续自己对城邦的贡献。伯利克里成功的说服了雅典人，重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他没有成功躲过自己的宿命，不久后他死于瘟疫。雅典终于走向了它真正的全民民主时代。
西西里远征的正式讨论是公元前415年，战争开始后的第十六年。抛开当时的重重迷雾，这纯粹是一场由雅典的民众领袖亚西比德精心导演的灾难。亚西比德是一位如《权力的游戏》里小指头一样的野心家，“Chaos is ladder”这句话简直就是他一生的写照。正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陷入僵局之时，亚西比德借口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的强大将成为未来战争雅典中最大的威胁，可笑的是可能95%的雅典民众都不知道叙拉古和西西里到底在哪里，但他们竟然相信了。与其说是雅典民众惧怕叙拉古的强大，不如说是亚西比德煽动了雅典民众对西西里远征成功之后的荣誉和财富的热情。希腊境内已经没有什么殖民空间了，雅典人渴望在遥远的西西里获得土地、财富和荣耀。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军事家，远征西西里的主要指挥者尼基阿斯极力反对这次行动，他知道亚西比德所有的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但他的言辞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当他被选为远征的指挥者时，他竭力夸大远征所需要的兵力和物资，想让民众知难而退，但意想不到的是，雅典人接受了他的建议，雅典人派出了波斯战争之后在雅典地区最大规模的海军和陆军阵容出征西西里。甚至当后来战事不利时，又派出了一支同样规模的军队继续增援。几乎可以认为，雅典人将他们的所有国运都赌在了西西里，赌在了一场连他们自己的统帅都认为一定是失败的战争中。
仅论单纯的军事实力上，雅典的远征军远胜于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但雅典人忘记了一个事实，当年雅典人率领希腊人以少胜多击败波斯，靠的就是希腊人已经退无可退，必须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信念。如今在西西里，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入侵者是雅典人，叙拉古由西西里的强权者变成了西西里的保卫者，而且叙拉古人没有退路，一旦失败就是彻底的毁灭。这种角色的变化让雅典人在西西里处处碰壁，四面楚歌，在西西里的几十个大小城邦里只有一两个愿意给与雅典人极为有限的支持，而在战场的对面，叙拉古人得到的不只是大部分西西里人的支援，甚至还有来自意大利半岛和伯罗奔尼撒的援助。所以，不管在战场上雅典人曾经得到多少优势，他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雅典民众的无知让野心家得到了这次远征的机会，而雅典民众的愤怒则让这次远征会沦为彻底的失败。雅典将军尼基阿斯在败局已定之时，一直没有主动撤军回国，因为他知道，如果是他主动撤军，而不是雅典的命令让远征军回国，那他一定会面临会因雅典民众的愤怒而被判死刑，雅典人会说他受贿、叛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必死无疑。最后的结局就是，尼基阿斯错过了撤退的时机，雅典军队被彻底封锁在西西里，最终全军覆没。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柏拉图通过他的理想城邦作为雅典人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结和解决，但在这部《理想国》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场景，让人不得不想起在过去的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正义的问题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里，与苏格拉底辩论正义问题的色拉叙马霍斯的身份是一位智者。在书中他的出场被柏拉图描绘的像一个暴躁的丑角，而他把正义问题直接表述为“强者的利益”。这种正义观虽然是赤裸裸的利益化，但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的言论和表现，我们不得不说，这可能真的是代表了广大雅典人的心声。这很可能也是曾经困扰过柏拉图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即：如此繁荣昌盛的雅典，为什么正义观是这样的非正义呢？
虽然色拉叙马霍斯输掉了与苏格拉底的辩论，但他并不是心服口服。同样，在场的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也对苏格拉底的回答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苏格拉底并没有说出真正的正义是什么。其实，这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也不仅是这一场辩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属于整个雅典的问题：如果雅典城邦是不正义的，那么为什么偏偏雅典能如此强大？如果雅典城邦是正义的，那么雅典的正义到底何在？
在随后对正义的辩证解释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柏拉图的一种解决方案。柏拉图认为人是天生有别的，有的人强些，有的人弱些，有的人智慧，有的人勇敢。而作为一个城邦，最符合正义的方式就是让人处在他最符合的位置上。所以，虽然看起来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处于不同的地位和阶级上，但只要每个人的材质都符合他的位置，这样的安排就是善的，就是符合正义的。柏拉图的正义观是一种自然观，即在不考虑人性的角度上，最符合自然的安排。用西塞罗的话说，就是财富应该属于最合适它的人。以此推论，最有智慧的人，即哲人，应该为王。哲人为王并不是强者欺凌弱者，而是哲人在顺从自然的旨意，去做他最应该做的事情。
按照这样的理论，其实柏拉图已经为雅典城邦作为领袖的正义性找到了出路。当然柏拉图并非就以此推断过去的雅典压迫其他城邦的行为是符合正义的。只是说，在理论上，柏拉图为未来的理想城邦成为领袖城邦找到符合正义的理论依据。即，并不是领袖城邦在欺凌其他的弱小城邦，而是大家应该按照自然的规则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正义的。
民主的问题
《理想国》中，对雅典民主最有针对性的描述，就是灵魂三分理论，即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欲望，激情和理性。
回想上面提到的第一例雅典民主问题（伯利克里遭到质疑），雅典民众明显的被他们灵魂中“欲望”的部分所控制。当时是战争的第二年，雅典还没有在战场上有任何损失，仅仅因为公民的郊外农田、房屋遭到了对方的破坏，雅典人就开始指责这场战争是因为伯利克里的私心。我们以局外人来评判的话，雅典人的指责可谓是毫无依据，战争明明是雅典公民共同投票发起，而且当前的损失对雅典人来说仅是一些身外之物，并没有影响到雅典的任何实质性利益（雅典的农作物生产虽然遭到破坏，但这些损失对他们可以忽略不计，也不会影响雅典城内的物资供应）。但雅典人还是愤怒了，他们不满意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以至于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而不再关心整个城邦的利益。
至于西西里远征的例子，雅典民众则是被他们的“欲望”和“激情”两部分灵魂所迷惑。欲望让他们渴望西西里的财富和土地，激情让他们可以战场上的胜利带来的荣誉。财富和荣誉，则迷惑了雅典人的双眼，让他们忘记了西西里是一个距离雅典遥远的岛屿，忘记了自己是去侵略别人的土地而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尼基阿斯的理性劝说更让人想到了《理想国》里苏格拉底的感慨，他感慨说现在的城邦不可能产生哲人，因为哲人不会被那些被欲望和激情所控制的人所容纳。就像尼基阿斯明明掌握了真理，却被雅典民众逼上了无法回头的绝路。
所以，柏拉图的答案很明确，个人的正义就是灵魂的每个部分各司其职，理性的一部分职责就是要节制欲望和激情。放大到城邦里，因为哲人是理性的代表，所以哲人必须为王。是的，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否定了雅典的民主，而选择了一种彻底的专制制度。虽然现代国家以来很多人对于柏拉图的选择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我觉得，如果亲身经历过让雅典从强盛走向衰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许反对者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结语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柏拉图的时代已经距今两千四百余年，正义和民主，这两个曾经属于雅典城邦的困境和话题，如今依然没有最终的答案。有趣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更是经常被比作为美国和中国，大家都津津乐道的讨论是否两个国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件事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那就是人性。也许我们在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也许这部叫做历史的剧本只是改了改角色的名字，里面剧情已经重演了两千年。
参考书目：
柏拉图《理想国》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两册)/汉译世界学术名
谢选骏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瘟疫流行，出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如此——不仅有百年一遇的西班牙流感，还有死亡率更高的马裂主义瘟疫！
《卡尔•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观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苦难与荣耀的思想之旅 2018-02-06）报道：
一、人物简介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出生于奥地利，犹太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他的哲学被美国哲学家巴特利称为「哲学史上第一个非证成批判主义哲学」，在社会学上亦有建树。
波普尔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的评判标准（证伪原则）：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
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即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奠定理论根基。
二、波普尔主要政治哲学观点摘选
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
乌托邦工程……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
（制度设计的核心不是探讨）应该由谁来统治，（而是）探讨权力制衡的方式。应该以合理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普遍的目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项基于民主制度的渐进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优先，而不是增加快乐。二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这就要求社会改良政策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目标，而不是空谈理想。
专制者可以开明一时，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后代的开明。所以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基于民主制的社会，它的目的不在于最高的效率，而是减少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
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又要限制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不平等。
在和平时期，宽容原则应限制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理由来剥夺反对的声音。
波普尔划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标准为，政治制度的推翻对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对于后者流血在所难免。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斥着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有着巨大影响。
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认为将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
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
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
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看来这么说是完全颠倒了。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尔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他看来一切流血冲突事件都应该被避免。
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
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政治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的了。
波普尔以「否证性原则」（即证伪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
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马克思教义如今所余留的，不过是黑格尔式的神谕哲学，而这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装饰之下，却成为阻碍我们为走向开放社会而奋斗的威胁。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波普尔将他称为错误的预言。
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
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
波普尔对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波普尔认为他们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卡尔•波普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随着普选权、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解决了。
三、波普尔的二大著作
波普尔的二大著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主义的贫困》。在这两本书中，波普尔对历史主义作了有力抨击，阐述了“开放社会”，即自由与民主社会的理论。
历史主义指称：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历史进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则的，最后也会推进到确定的终点。而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
3.1 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论述
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最终目标这样的概念只能是错误的，因为目标只能是相对的，而最终目标的内容也无法是具体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语。例如平等、自由、开放，就是最终目标通常打着的幌子，所以波普尔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他认为社会工程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优先，而不是增加快乐。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试图让人们快乐是最危险的一种。二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这就要求社会改良政策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目标，而不是空谈理想。他提出了政治哲学中的四个悖论。
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在波普尔看来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它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君和极权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探讨权力制衡的方式，应该以合理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普遍的目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项基于民主制度的渐进社会工程。
民主的原则虽然是防止极权和专制，但是有的时候民主制的效率却不如专制主义。波普尔将专制分为开明的和恶性的，开明的专制拥有最高的效率，而民主制的政策实施依赖于权力的制衡，不可避免的遭遇效率损失。但是波普尔同时指出，开明的专制是不可靠的，用阿克顿的名言来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者可以开明一时，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后代的开明。所以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基于民主制的社会，它的目的不在于最高的效率，而是减少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
自由的悖论在于，不加限制的自由会击溃自由其本身。波普尔认为自由取决于制度，而不在于平等。因为即便人生来平等，但极权主义仍然将他们困于枷锁中，所以，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又要限制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不平等。国家的权力实施要局限于人民自由的范围内，国家的干预也必须是间接的、制度化的，而不能专断的、私人式的。他尤其反感道德政治化，将道德视为一种国家意志，那是根本错误的。开放社会应该是政治道德化。
宽容是和自由类似的，不加限制的宽容也会击溃宽容其本身。波普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写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他主张民主制的宽容限度在于不能宽容反对民主制的人，其目标就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在和平时期，宽容原则应限制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理由来剥夺反对的声音。波普尔划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标准为，政治制度的推翻对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对于后者流血在所难免。所以，开放社会的原则和他的认识论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争辩双方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正误，只有在讨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观点更接近真理。
3.2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作批判
波普尔批判了历史上3个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描绘遭到波普尔的强烈批判。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备历史主义理论的哲学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斥着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之后波普尔抨击黑格尔，他借用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逻辑混乱，武断专横的满纸空言。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能显赫一时，那是因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需求。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有着巨大影响。
* 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 *
波普尔首先批判马克思的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因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认为将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
波普尔提出两个理由：
第一，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第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
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
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看来这么说是完全颠倒了。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尔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他看来一切流血冲突事件都应该被避免。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经济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
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是专制工具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的了。
马克思主义自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测资本主义的命运。波普尔以「否证性原则」（即证伪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波普尔指出：「马克思教条中的预言成分，支配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灵。预言将其他一切弃而不顾，放弃了冷静。批评的判断力量，从而摧毁了我们可能运用理性以改变世界的信念。马克思教义如今所余留的，不过是黑格尔式的神谕哲学，而这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装饰之下，却成为阻碍我们为走和开放社会而奋斗的威胁。」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波普尔将他称为错误的预言。
首先，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波普尔认为他们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随着普选权、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解决了。
马克思用价值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这在波普尔看来是多余的，因为价值理论首先就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即便它是正确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波普尔对卡尔•马克思本人是很尊重的，认为他是天才的哲学家。波普尔也把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认为后者总是预设了立场与动机甚至预设结论来判断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取代，因而是不可证伪的伪科学的教条；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改的主要作用不是保护马克思主义，不是抵御证伪，而是指导现实，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不可证伪的预言。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愿望是改进开放社会，他使用了试错法来批判资本主义，但却没有成功。他认为，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理论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从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呈现出历史局限性。
谢选骏指出：正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瘟疫流行”，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卡尔波普尔的思想解放——他还会继续陷在马列主义的泥坑中。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无法摆脱马克思的魔咒——尤其因为他俩都来自敌基督的魔鬼子孙的家族。
（《谢选骏全集》第276卷 《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