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康梁孙文都不懂得政教合一的中国无法模仿政教分离的日本

《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2014年08月22日 韩家亮）报道：

如果想真正懂得现代中国政治，必须先了解自古以来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中国的政治系统二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政教合一。有些华人可能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原因是他们不懂得世界学术界是如何定义宗教的。什么是宗教？福山给的定义是（[1]36页；下面只给页数的注释都从[1]而来）：“宗教相信一种不可见的超自然的秩序；所有人类社会都存在宗教（Religion— or the belief in an invisible, supernatural order— exists in all human societies）”。人类社会早期的很多部落存在拜祖宗，拜祖宗就是一种原始宗教；中国古代有拜祖宗而且作为一种习俗一直保留到近代。一般世界宗教教科书（例如[2]）认为儒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有的华人质疑儒教是否应该算作宗教；他们会指出儒教与其它主流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不同。但是如果按照上面[2]的定义，中国的儒教也属于宗教的一种（同时参考下面）。

儒教对二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起的作用在世界史泰斗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崛起》一书中有简要的叙述[3]：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的政治理论大概起源于周朝。按照这个理论，天把权力委托给政治上掌权的人。但像它的神秘地授予一样这权力也可能会同样神秘地被收回。这个信念有下面两个重要推论。首先，因为天包含了所有土地，上天指定的皇帝当然也是普世皇朝。这样的概念即所有人，华人和蛮人，都应尊敬同一个“天子”成为所有后来中国政治理论的基本信条。这意味着中国如果分裂在道义和政治上属于不正常。这种思维框架极大地促使了后来历届皇朝巩固权力并使中国经常统一，这不是仅凭赤裸的军事力量所能达到的。另一方面，相信中国皇帝的唯一优越地位虽然对中国周边蛮人有效，但是这使以后与更文明更强大的外国统治者打交道时复杂。

“这个政治理论的第二个推论是皇帝作为天的指定人，要保持他的位置必须遵从天意。历代中国思想家花费大力气解释什么是天意，因这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通常来说，他们的结论是华丽地实行献祭和其他仪式会取悦于天。但好的道德行为和好的政府也取悦于天。皇帝在这两方面有一方面不对可能会对国家带来灾难：水灾，饥荒，或瘟疫。在极端的情形，天甚至可能收回它的授权，彻底推翻这个皇朝。

“这样的政府理论，虽可以给篡权和叛乱提供理由，但也限制征服者赤裸的军事力量。甚至公元前771年以后，中央政权实际已消失，这个理论作为理想仍持久不衰。这个理论后来被孔子加强以后，巩固同时限制中国历史上各代皇帝的权力。”

注意McNeill用了神秘地授予，神秘地被收回。主要这里是指没有一种程序或办法来判断天意属于哪一人或哪一派。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模糊性是它有长久生命力的因素之一，也是中国胜者王败者寇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这里的“天”对应于宗教定义中“不可见的超自然的秩序”。

McNeill上面一段描述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中国的政治理论相对于其它古代文明的政治理论要简单的多。我认为这源于中国过去没有系统宗教。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较复杂的政治理论。这也和地理条件限制中国古代与其它较先进文明交往有关。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华人仍旧抱着天朝的心态，但大多数都不会认为中国的古代政治理论有什么现代价值。

佛教在中国扎根于中国的政治有关，佛教对中国政治提供了一种补充[4]。 “在中国，接受佛教和与它伴同的印度文化印记是复杂的。这个过程有4世纪之久，包含了印度的理念和中国古代的传统，特别是道教，微妙互惠的交流。使中国人严肃考虑佛教的基本原因是因汉朝制度崩溃的痛苦，而与汉朝制度紧密相连的儒教当时明显无用。当围绕皇位的派系斗争让步与困苦农民的起义（起于公元后184年) 然后是政治分裂。篡夺者，野蛮人侵入者，和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继承权。这时儒教的教训看来越来与政治现实无关了。不安的心灵开始寻求对宇宙的不同解释。” 这一段简述了佛教在中国扎根的背景。

中国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可以包容儒佛道。儒教可以容纳佛教和道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儒教、佛教、道教都不是一神教，从教义上来说比较容易相互接纳。另外儒教基本上是主导，当权者从佛教道教中抽出一些随意解释。还有一点佛教道教是出世的宗教，通常对政治影响不大。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一神教，无法与儒佛道教融合。费正清在他的著名中国历史书中记述了中国近代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5]。

历史上各文明里宗教与政权一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同的国家里政权与宗教的关系可能存在巨大差别。有的文明中执政者完全控制宗教权威，例如有权力随意指定宗教领袖，这种政教关系被称为caesaropapist。caesaropapist这个字的前半部是凯撒，即罗马帝国的皇帝，后半部是教皇的字根。因此这个字指同时是皇帝又是教皇，皇帝是主导。福山指出过去中国一直是caesaropapist（唯有佛教在唐朝精英中流行时有可能例外）。伊斯兰世界中逊尼政权也是caesaropapist，但什叶派一般不是。儒教的政治理论到近一百多年才在中国真正受到质疑。即使现在中国政治与儒教还有密切的联系。McNeill指出[6]：

“中国的发展从太平天国暴动开始（1850）到共产党控制的建立（1949）大部分相似于过去的朝代更新。许多遥远的附属国脱离满清帝国，而一系列的内部叛乱和持续的外国侵略震撼中国本土。这一切与以前极其相近。而中共政权自1949年以来的外交政策，重新申明中国在外延区域例如西藏，朝鲜，越南的影响，也效仿熟悉的前帝国方式。

“更近一步，共产主义的党和政府的级别结构接近于复制儒教的学者和官员的级别结构。这种结构的相似甚至到它们在权力实行上的相互解释穿插。实际上，出现在欧洲1917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旗帜下的专制国家社会主义表现出与传统中国官僚的实行，原理，和偏见有显著亲近性。对好的儒家，忠诚的共产党人，和献身的纳粹党人来说，他们有下面的共同性：实行把广泛任意的权力交给受过教育的经过特出挑选的精英，用国家权力为多数人的福利和为此甚至不惜用严厉的镇压，和对以下各种邪恶的偏见：奸商，外国人，宗教迷信。”

这里McNeill关于共产主义，纳粹主义，与儒教统治的政治结构相同是一个深刻的指出。中国走共产主义这段弯路有不少因素，例如第三国际的颠覆，日本侵略，国民党政府腐败等等。但是中国社会的官僚基础与共党统治的结构相似使得共党统治较易被接受。著名法国历史学家Fernand Braudel强调官僚在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7]。这点与这里有相似的地方。

从上面McNeill关于中国近代政治一段看，共产主义取代了宗教的地位。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直接了当。有的世界宗教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宗教的一种[2]。福山指出（38页）：“宗教不是唯一途径能够加强人类群体的团结。现今我们有国家主义和世俗意识形态，例如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早期社会中宗教在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时起了关键作用。没有宗教很难看到如何使人类社会从很小的群体演进到复杂社会。”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宗教的一种的话，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现代化，真正的政教分离是一个关键。没有它中国无法应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我计划以后详细讨论。

注释：

[1]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2]N. Smart, “The World’s Religions”,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William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nuary 1, 1992) ,pp.226-227

[4]William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p.382.

[5] John King Fairbank,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1998, Belknap Press, pp.221-224

[6]William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p.781.

[7]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Penguin, April 1, 1995.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谈到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属于政教合一的类型，但却没有做出中国政教合一传统与日本政教分离传统之间的横向比较，更没有据此作出进一步的研究，进而指出康梁孙文都不懂得的一个真相——政教合一的中国无法模仿政教分离的日本。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无法实现的前提限制。康梁孙文都不懂得政教合一的中国无法模仿政教分离的日本，所以他们以日为师的努力，不仅全部付出东流，而且正好适得其反，让政教合一的苏俄得以入主中国大陆，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