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林昭死于错爱

《柳萌：从林昭悲剧看中共这个嗜血集团的劣迹》（2006年4月30日北京）报道：

1968年，“十年浩劫”的巅峰年，“清理阶级队伍”席卷神州，血色恐怖笼罩大地。其时我虽曾叩开过地府之门竟被阎王老儿赶了回来，然而和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的苏州同乡彭令昭即林昭，却遭摧折魂归了离恨天，是日4月29。

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位烈女子的事迹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却着。林昭的苦难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校史陈列室内仍只字未提反右，倘没掀起过反右运动，林昭怎会被戴帽──监督劳动──坐牢──遭枪决！在百年校庆时出版的编年史式的《北京大学纪事》中，说反右只进行到1958年1月，共抓了699个右派。都过去四十年了还要少报右派人数、压低右派比例。且不说到该年1月是否已远越过了700大关， 1月底以后北大可仍毫不停步地在划着右派，我和周围一些同学就是在那以后被戴的帽，虽然1958年1月即将被贬的校党委书记奉命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代表党承诺过“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长袖善舞的“阳谋”家们一向出尔反尔。他们更不敢提及，那场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间接杀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个贴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的刘奇弟，和林昭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戴帽后在1961年遭吊打冻饿而瘐毙狱中，是较早的遇害者之一吧。林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北大学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北大人的骄傲。即使1957年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魑魅魍魉横行时林昭也没有不说话。钳制住知识份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学生的嘴巴，中国就只剩下万岁声了。嘴巴堵不住就处以弃市！ 

在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中，林昭进行了十分惨烈的抗争，用她那柔弱之躯猛烈地撞击着牢笼的黑暗，正义和邪恶间斗争的剧烈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像。仅举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狱警叫嚣“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狱中“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但她的斗志却更形高昂。除了残留的林昭日记、信函外，感谢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女士、同学张元勋先生，录下了林昭狱中抗争的点滴，使世人得窥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诚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所说：“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林昭入狱前的书信和写作，以及在狱中墨写和血写的文字，尤其是用鲜血和发卡主要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无不高歌着还我人权、还我自由。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满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斗争，付诸后人，为我民族。她的最后文稿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坐穿牢底血写数十万抗争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绝无仅有？如果那些文稿还存留于世，相当部分也仍被锁在了有关部门的铁柜之中。据说林昭的专案材料有一房间，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讲要绝密封存五十年。现在人们虽只看到些残缺不全的劫后余物，那个“大写的人”也已巍然站立于前。激扬文字搏击专制，“不自由，毋宁死”的浩然正气诚力透纸背，高山仰止令人肃然起敬。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大校内刊物等处发表过不少诗作。在狱中她更书写了很多今体、古体的悲愤诗和明志诗，例如：“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对这些问题她回答和感叹道：“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祗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林昭进一步高义明志“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这些诗句虽不是引自林昭妹妹的文章，但它们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轨迹的：“枉言正道是沧桑”、“蹈海我终不帝秦”！自己虽已命如游丝却仍心宇浩茫思祖国悲人民，那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之激情，那摄魂夺魄的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语，诗中的“帝王”能不害怕？人言燕赵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却以她的吴侬软语唱出了黄锺大吕。且听她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作“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热爱祖国，忧怀苍生，悲愤交加呼天抢地，这境界当已高过关汉卿的“枉作天，难为地”之责问了吧。在万马齐喑的可悲时期发出如此铿锵之声的能有几人，真个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我中华文明！若把林昭比窦娥，义冲云霄的浩然之气岂窦娥血溅白绫之冤气可以比拟。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当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闻专业，但低了二级）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学姊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确是，在林昭的血书中一方面沸腾着青春热血的激情反抗，同时也沉积了深邃透彻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林昭设问“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于是，我们在顾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驱者，戴着右派帽子的顾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驱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残之时，却反对以暴易暴。为了全民族能获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献在了祭坛上，但是她不希望别人再流血。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我们这个国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长远，需要壮士烈女，需要刺杀吴王僚的勇士专诸，需要起兵苏州带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需要击鼓抗金的梁红玉，需要抗击权奸“九千岁”的“五人墓”中的义士，需要奔走呼号反抗清王朝的顾炎武，更需要“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自称）的林昭。因为“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巴金语）。林昭清楚她面对的是残暴的镇压机器，她曾向探监的母亲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是的，顽石是能够被击碎的，君不见朱元璋、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还有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顽石，不是或子孙或本人就轰然倒塌了么，因为他们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早就趴下了。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全国第一批帮助党“除三害”的大字报，其中沈泽宜和张元勋合作的政治诗〈是时候了〉吹响了“五一九运动”的号角。在这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产党的用功学生。她不像谭天荣、刘奇弟、张元勋那样尖锐，林昭和我们这些后划的右派分子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也是个“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过程。开始时我们接触到那些从未听到过从未看到过的话语，震撼得灵魂出窍，阳光下竟还存在着如许阴影和丑恶，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过对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等过激形式，当时我实难接受、甚为反感。很快地，周围一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受到了相当粗暴的很不讲理的批斗，他们被说成了别有用心，这叫我们难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还没容我等缓过气来，那些同学就被说成了敌人，敌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不叫人发急，林昭的日记上出现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我们的日记上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锋日记》那样是写给别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学说错了话，年青人犯错误上帝也原谅的，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党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往死里整，世界之大就容他们不得？

在我们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为被划者争发言权，不赞成那种蛮横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围攻群斗。毛主席不是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不是讲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不是讲他老人家也有几个右派朋友吗，怎么我们一接触右派同学就是立场问题？《人民日报》6月10日社论〈工人说话了〉，工人当然可以说话，但我们学生也可以说话呀，而且老实讲一般工人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显由他人捉刀……。这些话很快就没法公开说了，只能写在日记上，或私下里发发牢骚。它们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个反右运动是黑幕操作。

于是，我们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学张玲所言“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此时，林昭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没有在林昭妹妹的回忆文章中看到过这封信，我相信它是林昭的亲笔，即使为他人冒作，那也确切地表述了我当时的心情。我也产生过和林昭相似的自杀之心，是我那不识字的妈妈用她温暖的双手拉住了我，使我推迟了十年才付诸行动。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锺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难的圣女，刘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惨烈。在遭看押前刘奇弟曾说过“我是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也许是老天爷没有假刘奇弟以时日，也许是学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刘奇弟的遗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扬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刘奇弟的同学也都是学物理者，也许是不会写、不敢写、甚至是不愿写、不肯写出什么来。陈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理、法二院对老北大可能意义更形重大，但是出尽风采的是文学院和文科师生。我无意贬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过出于同一缘由进行了殊死斗争而走上不归路的北大右派学子尚有多人，他们同样值得凭吊。安息吧，我的苦难的右派兄弟姊妹。中国知识份子是否一向命蹇时乖？主体虽是工农，谁来宣传、鼓动、组织、领导工农？井岗山时期打过“AB团”，枪杀了大批自己人，连胡耀邦都虽未死也脱了一层皮，他自己说原是个“小胖子”身心交瘁就此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时期更是主要针对青年知识份子发动了“抢救”运动，多达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记述说她和她老公杨述差一点儿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的杨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组组长，杨组长划定了多少北大右派？笔者则是杨组长亲笔划定的最后一个右派，黑名单上紧挨着我的下一同学，幸免于难没被戴上右派帽子，二十一年后戴上了院士帽子。杨述先生的手上是否沾有刘奇弟的血迹？作为过来人，他真的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要反党？为虎作伥的杨先生自要负责。然而他又能负多大的责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机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里投人，自己将被投入。悲哉，中国知识份子。

我总认为，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在1958年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不会导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怀、张闻天等党内功臣为反党分子起始的反右倾整肃，并加剧了1958年已经开始的饥荒。三年的全国大饥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据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页所提供的资料，当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内中国的人口净减了五千三百万，即使不考虑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国饿死了多少万人！饥荒尚未完全结束，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勉强检讨话音方落，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被反复强调成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然后是“四清”、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响起了以批“海瑞罢官”为领唱的一片批判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终致暴发了“无髪（法）无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反右派运动的必然延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没有消停过。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许可矫用巩固新政权之需来解释，不过思想领域的批判尚只限于高层知识份子，而且没有忘记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经济建设。1957年，批判的武器终于蜕变为武器的批判，露出了峥嵘。意味深长的是，彭德怀元帅在1957年是坚决主张反右派的；1958年则由其主持斗出了以粟裕大将和另一位国防部副部长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并迫使刘伯承元帅挂印而去；一年后他自己竟也落到了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林昭的先验“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其实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风集团及其延伸“肃反”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等等十八般武艺都搬出来操练了一番，以备二年后使用。我们在北大也经历了“肃反”，但它没有伤及北大元气，毕竟这里不是作家协会或政府机构，学生们的年龄也够不上当“胡风分子”或“旧政府人员”。中国知识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庙堂之腹，无能无奈而且轻信。1957年春，我们听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新概念，强调了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艺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以及（中共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它也是个助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于是引发了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虽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级党委要密切注意知识份子的动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鉴于执政党内某些人的表现，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是和风细雨。于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竭尽全力要人“鸣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泽东还亲自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大胆提出批评建议，以帮助党整风。于是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学子无不欢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肃反”情景，跃跃欲试着响应党的号召。谁知，距2月27日不到3个月的5月15日，毛泽东就下达了“发给党内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首现了中国式“右派”称呼，并说“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5月18日周扬即按此文布置了文艺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难逃，北大则首当其冲。陷阱已经挖好，虚“席”以待，就等着5月19日北大的傻小子们来跳了。林昭虽没有立即跳进去，但是阴森的“阳谋”仍在继续着，她在良心的躯使下终于跳了下去，并且送了命。

“引蛇出洞”后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再发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为什么〉，正式向全国发布了攻击右派的号令。至于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通篇的主旨已和早先大相径庭，加进了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出现了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说法。7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然声言反右派是搞了“阳谋”，“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这就是“反右”和包括“肃反”在内的1957年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之处，耍了“阳谋”！

据说北大当年有八千人员，不管是抓了699个右派也罢，是抓了1500个右派也好，都已超过了毛泽东原先规定的5％的右派比例。这些右派分子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伟大领袖殡天后的1979年都获得了平反。不是“摘帽”是“平反”，或曰“改正”，也即北大党组织承认当年搞错了，全错了。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死者已不能复生，逝去的青春也不再回来，还有风气的恶化，诚信的缺失，良心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人心的崩溃，……，岂一纸改正书能够挽回。林昭这样的栋梁之材则被夺去了为国效力的生命。更为莫名的是，一个个右派分子虽说是抓错了，但是反右派运动仍是正确的！还有比这更荒唐更可怕的说法吗。可怕之处在于，倘若肉食者们再搞个什么运动，隔了多少年后继承人也是给苟活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家属一纸改正书，轻描淡写岂不又是什么事也没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反右派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伤害北大最烈的四大事件？可怜的北大。隐藏并篡改自己的历史，更是和最高学府的地位及作用极不相称，可悲的北大。文天祥称颂过秉笔直书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如今的北大呢？都即将进入21世纪了，用董狐那样的笔“实录”下百年校史，不见得一定会像成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史官”般送命吧。至少是不能造假。史实有道是薪火相传，永不熄灭，林昭不死！

“阳谋”践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中国历朝历代讲究“君无戏言”，用国家的名义诱骗人民“引蛇出洞”实闻所未闻。朝野皆知，诚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即使就经济言，长达21年后直到1978年，虽然该年还进口了21亿美元的粮、棉、油（占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但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体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对1978年前的国民经济，中共中央讲是“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就社会整体说，1957年的阴霾飘荡至今没有逸散吧，君不见贪官酷吏遍宇内、社会道德大沦丧，马克思说“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剧一幕幕绵延，总未得清算。巴金预言“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陆定一临终前曾忏悔“我们的宣传部那许许多多年的工作，还不是整完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但他没有讲述对任一个人的整人经过或手法。记得1957年春，陆定一曾到北大开学生座谈会，号召我等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五不怕”，以帮助党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除三害”（号召我们学生是帮助党“除三害”，而非帮助党“整风”）。后来得知，“五不怕”并非陆定一的创造，他只是鹦鹉学舌进行传达。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虽非织网者，也是下网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进了罗网，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结束，出狱后则垂垂老矣，终于说了些差强人意的话语。 

要说，一些右派分子显然存在着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原先的右派帽兄们更是发生了分化，吃一堑长一智，有的人急于翻身，识时务者飞黄腾达了。例如，有人准备纪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据说参加筹备座谈的二位先生予以了报告，导致方励之（北大物理系毕业生）等三人被再次开除出了共产党。后来，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长江截流日，有人在庐山顶上目睹了八辆小车夹一辆中巴载着“国家领导人”进行“视察”，好不威风。另一位则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个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全国政坛上谴责了反革命暴乱。

去岁仲秋时节我和老伴再去祭扫了林昭的墓地。墓在苏州灵巌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区最高层的左端，占地约二平方米。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着“林昭之墓”，背后节录了林昭遗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墓左侧的翠柏已经成荫，右侧为其父母合葬处，左后紧贴的香樟树长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浓绿遮天。墓后渐去渐高的灵巌山坡亦郁郁葱葱，间或染杂着点点鹅黄嫣红。如此清静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灵当会觉得还是故乡美吧，侬（吴语，即“你”）本洁来还洁去。中国佛教莲宗（即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及其弟子“文革”期护法园寂的灵巌寺方丈妙真法师（1959年林昭曾在灵巌寺养病小住，期间和妙真方丈多有酣畅淋漓的交谈）之舍利均安卧于灵巌山间，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荆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对这位我们二家旧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乡兼北大同学能说些什么呢？于无声处听惊雷。斯时，雨丝飘忽，秋风肃杀，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义前一刻写下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灵巌山麓，得天地之灵气，升人间之正道，为山河壮色，替民族增彩，伟哉女中豪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907年7月15日，33岁的鉴湖女侠被公开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全国大哗，各式报刊包括外电，立即加以报导，继之以评论、唁文、挽联、通电、抗议、谴责、追究责任，秋瑾的年表、演讲、诗文、照片、墨迹等等也涌现了报端，接着出现了大量歌颂秋瑾的诗歌、小说、戏曲。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秋瑾遇难后不足百日，山阴县令自缢身亡；绍兴知府屡图调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换姓；浙江巡抚不久也抑郁而死。秋瑾就义后四年清王朝覆灭。林昭被秘密杀害后十三年，媒体才在长篇报导审判“四人帮”时举例而首次讲述了几句林昭事。当年评说秋瑾“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六十年后36岁的林昭也“彼为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们古老民族的伟大英雄。然而那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国人皆曰可杀宫里的那个老太婆。林昭进行抗争时，个人迷信方兴未艾，金轮冉冉正在上升，当其时有几人的认识能有林昭那么深邃？更可贵的是又有几人能有那么坚定的斗争勇气？就这一意义上说，林昭当已超越了秋瑾吧。

扫墓途中遇一干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却也来探谒其墓。听山间农妇绍介：晓得的，北京的大学生，作孽喏，年纪轻轻标标致致还没成家呢，冤死的；经常有人来上坟的，上星期还来了一批学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哲人康德讲“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但我可以不说话。”林昭没有说违心话也没有不说话，林昭没有不说话更没有说违心话，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需要何等坚硬的骨头，何等坚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医八个月，在那样的高压气氛下她写信给陆平（“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中共地下党员，1958年春接任北大党委书记，后兼为校长），林昭仍还在、竟还敢责问校方不是像老校长蔡元培那样去保释学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学生送去监督劳动；更可贵的是她仍高昂着头颅，以右派一员的身份坚决否定了反右运动，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旋被收监后林昭更形坚定地反对了现代造神运动，总说实话且不改口，坚持真理绝不妥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岂能容尔岂可容尔。林昭遭捕后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决，是20年徒刑，再3年却被改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鲜出炉的《公安六条》中的“恶毒攻击”罪吧，从重从快。林昭在狱中被宣判执行时，喉部勒着绳子、嘴里塞进了锥形橡皮塞子，双重措施以防她张口进行“反革命宣传”，监狱当局胆小如鼠呵。没有开庭审理，枪杀现场除了刽子手外别无他人。家属事前不知道，后来也没有看到遗体。林昭遇害后，有关部门却上门向她母亲索要了五分钱子弹费！使林昭妈妈骤闻噩耗肝肠寸断猝然昏厥。要母亲掏钱购买枪杀自己子女的子弹，狠毒如斯，谁言中国人缺乏创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后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绝望而自尽身亡，在他认为家中最进步最有才华者被毁后“我们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难后，其母悲情难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时踯躅街头寻找爱女有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终致栽倒在公交站点抢救无效故去；林昭妹妹后来中年赴美，艰苦奋斗，现虽生活无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亲人故土，未免深陷忧郁悲切之中。呜呼，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张志新，虽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壮终极，然而她的觉悟比林昭迟、遇害比林昭晚、认识比林昭浅、才华比林昭低。张的要害是反对所谓“四人帮”，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样透彻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无意贬低张志新，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为张是共产党员？这是共和国的烈士，不隶属于某个政党。我也想起了又一个遭杀害的女子刘胡兰，且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下令和执行残杀刘胡兰的凶手早已伏法，下令和执行残杀张志新及林昭的凶手呢！？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后于1927年在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任上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少女时就追随兄长投身大革命，是苏州最早穿上军装的女子，抗战期间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敌占区专员，因而坐过日本人和汪伪的监牢，后在“国大”代表任上帮助建立了中共地下电台并联络提供情报等等，对大部队过江颇有贡献，最后则担任了民盟苏州市委常委和苏州市政协委员。林昭的父亲彭国彦先生，耿介孤高一书生。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过黑名单，后来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具短训班和工作队性质，实行“供给制”，因此林昭若还健在，将享受“离休”待遇），并激情满怀地参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记中说“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我的誓言。”直到1957年那张大字报出现之前，林昭一直是个接受正面教育的热爱共产党的进步青年。后来的反差实在太大了。1964年林昭在狱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作诗〈家祭〉说“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你！／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不知迫害过林昭的衮衮诸公读此烈士后人的诗文时作何感想。

 

1982年4月，林昭遇难14年后，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游故里，在父母墓旁安了个衣冠冢，距抗金英雄韩世忠、梁红玉墓不远处。又过22年，2004年4月林昭方魂兮归来，骨灰入墓，总算是依偎到了母亲的怀抱。骨灰盒中还放有原置于衣冠冢里的林昭的一绺头发和生前用过的一方丝巾。林昭蒙难始自为张元勋等二同学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受围攻而打抱不平，她抗争的是人人应有发言权。若干年前张元勋在张贴于网上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说，当年辩论时林昭对黑暗中的诘问者高声回答“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遗忘》书里的同名文章中没有“三十六”三字。也没有下述的感慨）。张元勋在长文的末尾说“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三十六即双十八，十字一竖插入八字成为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构为双木“林”。笔者无意采信推背图式的谶语。1957年那个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说过三十六那个数目，已成张元勋的孤证。张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中未列入这一部分，是否表明他原先没有想到“名字的破解”？）36岁的罹难者，36年后骨灰方入土为安，二个36了，笔者当否也引用张元勋网上长文的结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林昭的诗作已收入《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选集中也有胡适、鲁迅、朱自清、刘半农、高长虹、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安息吧，安息公墓里的林昭魂，人们不会忘记你。君不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荡荡前来向你致敬，跟随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中华。

谢选骏指出：人说“柳萌：从林昭悲剧看中共这个嗜血集团的劣迹”。我看“林昭死于错爱”——她本来也和共产党的热爱哼哼唧唧，谁知共产党喜新厌旧、翻脸不认人，还把她打入冷宫。据说这个作者柳萌也是如此错爱，结果当了右派。不亦悲乎。

柳萌（1935年6月－2017年6月26日），汉族，曾用名刘国璋、刘濛，笔名柳萌，天津宁河人。中国当代作家、编辑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可见柳萌后来依然恬不知耻地巴结共党，是个软骨头、变色龙，不像林昭烈士。但在中囶，烈士也是劣势，叛徒才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