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代议制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教区制度

《13-14世纪欧洲代议制度的历史传统：代议因子的构成，都有哪些？》（2023-10-26 贵州）报道：

在13至14世纪的中世纪英国，一些制度陆续出现，以规范议会的召开时间和会议程序。然而，代议制的形成并非突然出现在中世纪英国的历史中。代议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占典时期至中古早期，各种会议和政府管理制度的出现，构成了代议思想形成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这种思想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黑暗时代”后，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复兴。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城邦政体逐渐从以君王为主导过渡到相对民主的贵族统治。

贵族势力的崛起伴随着王权的衰落，城邦的概念使人们形成了思想意识的统一，公民在城邦中具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形成了政治上的联合体。然而，在大多数城邦中，获得公民权的前提是必须是男性，并且需要拥有一定的土地。换句话说，只有土地持有者才有资格参与城邦内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因此，在君主制被推翻后，政权首先落入土地拥有者的贵族阶层之手，尽管不同城邦的发展程度不同，有些城邦只是被少数贵族统治的“寡头政治”，而另一些则形成了相对民主的贵族共和制。

此外，除了贵族以外，一些自耕农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一定的经济能力，因此他们能够投身战争，并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相较于之前，民主的范围已经扩大，逐渐形成了一种原始民主的意识，为后来“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代议思想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希腊的移民运动推动了殖民城邦的建立。这些城邦包括为了开拓金属运输商道而建立的马西利亚和伊特鲁里亚，也包括为了缓解粮食紧张而建立的粮食运输要塞——米利都和麦加拉，还有完全为了发展商业活动而建立的诸如诺克拉提斯等商贸城市。

总体而言，这些殖民城邦和商贸城市基本满足了希腊人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各城邦之间的商贸活动更加密切，从而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中世纪英国的代议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世纪英国的代议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的传统和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代议思想为后来英国议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影响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分配。这种代议思想强调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共同体的支持和参与。因此，在中世纪英国，议会的召开和会议程序的规范化成为了必要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公民的参与和发言权。

这一制度的出现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民主意识有关，代表着对公民权益的尊重和民主权力的追求。总之，中世纪英国代议制的形成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代议思想为后来英国议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强调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支持和参与。这种思想的影响使得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规范化，确保了公民的参与和发言权。中世纪英国代议制的形成是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对公民权益的尊重和民主权力的追求。古希腊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城邦的繁荣和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加大了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尤为明显，贫民对贵族的特权和奢华生活表示不满。然而，希腊城邦中也存在着一些具有代议性质的制度，这些制度为贫民提供了一定的参与权力的机会。在外部，斯巴达称霸于希腊世界，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实力最强的城邦。斯巴达联合其他城邦组成了伯罗奔尼撒联盟，通过共同召开“早期议会”来商议本地事务。这种形式体现了涉及众人之事需由众人决断的原则，虽然当时的民主仅仅是针对贵族、长老或富有的公民，但其中已经可以看到代议思想的萌芽。

在内部，斯巴达采用贵族寡头制度，富有的公民可以加入由28位长老组成的议事会。虽然这种制度并不能涵盖所有公民，但可以从中看出斯巴达王有意识地试图通过改革来缓和城邦内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斯巴达王曾将美塞尼亚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并将斯巴达称为“平等人公社”，这是为了实现公民在土地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尽管这只是对美塞尼亚土地的平分，并没有涉及贵族在其他地方的土地，但这一举措显示出斯巴达王将民主的范围扩大至贫民是缓解城邦内紧张局势的有效方法之一。雅典是另一个重要的城邦，也经历了类似的矛盾和冲突。

为了缓解城邦内部的紧张关系，雅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梭伦鼓励贫民参加公民大会，并通过设立民众法庭等机构，为贫穷的公民创造了参与公共事务和决策的机会。公民大会作为城邦内最高权力机关，在制定立法和宣战等重要决策时不仅征求富有公民或传统贵族的意见，也考虑到贫民的意见。这体现了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的原则。通过对古希腊社会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城邦内外的制度和改革试图缓和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尽管这些努力还不够完善，但其中体现了公民参与和代议思想的萌芽。

古希腊的经验也为今天的社会提供了一些启示，即通过民主制度和改革来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和谐是可行的。在克里斯提尼改革公民大会的过程中，他废除了由血缘部落组成的四个行政区域，并用十个相等数量的行政区域取而代之，以确保每个区域的公民数量基本一致。这样，五百人议事会由每个行政区抽签选出的50名代表组成。这种通过抽签选出代表的直接民主方式对中古晚期代议制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希波战争期间，贵族会议逐渐失去参政议政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第三等级的公民也被赋予担任执政官的权力。

伯里克利在担任首席将军后，宣称“所有人在私人纠纷中的平等性”和“个人能力在担任公职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担任公职不应该被特定阶级所垄断。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证明了民主制度优于波斯帝国的专制制度，增强了城邦上下对民主的信心。然而，在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最终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斯巴达盟国的强大，而是雅典人内部的党争和不团结。例如，在公元前415年，雅典的将军亚西比德将原本计划攻打西西里岛叙拉古城邦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了斯巴达，导致雅典遭遇惨败。

事实上，在雅典内部，亚西比德被诬陷“亵渎神明”、叛国，他为了求得庇护而转投斯巴达，成为了一名政治投机者。为了迎合寡头派的心思，亚西比德甚至曲意逢迎，将他一直信奉的“民主制”在斯巴达的贵族面前称为“一种精神失常”以获得承认。这使得寡头派更加满意，并接纳了他。亚西比德的叛国行为从微观上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城邦联盟之间的内战，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修昔底德的“内部不团结”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亚西比德在雅典被诬陷的事件可能是受到城邦内部敌对势力的挑唆。

这表明了雅典内部存在着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他们试图利用亚西比德的错误来瓦解民主派的力量。通过对雅典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民主的实践和竞争力量之间的斗争如何塑造了这个城邦的历史。从废除血缘部落到代表制度的改革，再到内部党争的发展，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不断演变和调整中逐渐成熟起来。然而，它也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这些挑战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雅典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和保护的理念和价值观。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意识和团结一致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和平等。

在中世纪，教会内部的管理也体现出一定的民主原则，如教会会议。这种形式的民主管理对于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贤人会议中，贵族和高级教士共同参与决策，这种民主的参与形式也影响了封建法庭的组织。封建法庭是中世纪早期世俗政府的重要形式，它由领主和贵族共同组成，以审判和解决纠纷为主要任务。在封建法庭中，各方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听取和权衡，这也体现了一种民主的思想。同时，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也对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基督教强调个体的平等和尊严，倡导爱与和平，这些价值观对于民主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基督教的普及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社会道德和公共利益，这也催生了对于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兴起，现代民主制度开始逐渐形成。在欧洲，英国是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议会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政治权力从君主转移到了议会和民众手中。英国议会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通过限制国王的权力，为贵族和公民争取了更多的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这一运动的成功为后来的议会制度奠定了基础。除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也都在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了民主制度。

法国大革命将民主的理念推向了高潮，宣布了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原则，确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的建国者们以宪法为基础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后来世界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典范。总的来说，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到中世纪的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再到现代民主国家的出现，民主思想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演变。民主制度的核心观点是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应该有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利。民主制度不仅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在当今世界，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走向民主发展的道路。诺森伯利亚国王奥西维在66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上做出了对宗教事务的独特贡献，确立了罗马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基督教会的领导权。这一会议被详细收录于《英吉利教会史》的第三卷第二十五章中。在奥古斯丁赴不列颠传教之后，基督教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要与异教教派竞争，还要与“爱尔兰基督教派”进行角逐。这两个教派之间的竞争并非仅仅是在某些无足轻重的形式问题上意见相左，事实上，它涉及到基督教教义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

比如，据比德所载，惠特比宗教会议讨论的事项涉及复活节日期、削发式以及其他一些教会内部的小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爱尔兰教派不看重罗马教廷的训令，而主张清修、与世隔绝般的、类似于“隐居”的教会生活。而罗马教派教士则自然是信奉罗马教皇的诫令，对“从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士”的认同感十分强烈。惠特比宗教会议的召开，终止了这一争端。从这一点来看，在七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全体宗教大会”的雏形，即在教会内部在意见不一致时，召开由教会系统中不同教阶组成的集会，当然也可以叫做会议。

一般而言，教会会议由国王主持，意见相左的教会双方各抒己见，公开辩论。从议事程序来看，国王先进行一段开场白，宣布议题内容，协调各方陈述观点，确保他们在陈述时间上的公正性，由此掌控会议的整体进程，最后宣布集体通过的最终决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会议由国王主持，但是他的介入只是为了增强会议的权威性，或者说表明此次会议相较于其他集会或会议的特殊性。国王对最终决策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会议决策的最终结果是由双方陈述的质量所决定的。

根据比德所载，参加惠特比会议的成员包括诺森伯利亚的国王奥斯维以及王子阿尔奇弗里德，林迪斯凡主教科尔曼以及他的爱尔兰教派教士，西萨克逊主教阿吉尔伯特以及陪同他一同前来的神父，阿加塞和王子的老师威尔弗里德神父。总的来说，诺森伯利亚国王奥西维在惠特比宗教会议上确立了罗马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基督教会的领导权，这对于当时的基督教界意义重大。此次会议也是早期教会会议的一个范例，通过公开辩论和协商取得了最终的决策，展示了教会内部在意见不一致时的解决方式。这一会议的召开和结果，对于不列颠基督教的发展和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的两位主要发言人应该是科尔曼和阿吉尔伯特，但由于翻译工作的繁琐，阿吉尔伯特决定让他的门徒威尔弗里德神父代表他用英语陈述观点。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罗马天主教派和爱尔兰教派对复活节日期的不同看法。根据参考文献的记载，罗马天主教派认为复活节日期应该在阴历十五至二十一之间，而爱尔兰教派坚持在阴历十四和二十之间守复活节日。这两个日期的差异导致了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议和分歧。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关于复活节的日期选择。罗马天主教派坚持使用的是固定的日历系统，即阳历，而爱尔兰教派则采用的是相对较为灵活的阴历系统。

由于阳历与阴历之间的差异，这两个派别在选择复活节日期时产生了分歧。在会议上，科尔曼和阿吉尔伯特的发言代表了不同派别的观点。科尔曼代表罗马天主教派，强调了阳历作为确定日期的重要性，他认为阳历可以提供更为准确和稳定的日期选择。而阿吉尔伯特代表爱尔兰教派，强调了阴历的灵活性和与自然界的联系，他认为阴历可以更好地与自然界的变化相一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复活节日期的争议。参与会议的代表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并试图通过辩论和讨论来达成共识。然而，由于两个派别的根本信仰和文化差异，会议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会议并没有解决复活节日期的争议，但它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次会议，两个派别的代表们更加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和信仰，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展示了不同派别之间在复活节日期选择上的分歧和争议。尽管没有达成共识，但会议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奠定了基础，为未来的合作和协商提供了可能性。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复活节日期的选择，更在于促进了宗教间的理解和尊重，为不同信仰之间的和谐共处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由马裂思想主导，但也承认——“在中世纪，教会内部的管理也体现出一定的民主原则，如教会会议。这种形式的民主管理对于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贤人会议中，贵族和高级教士共同参与决策，这种民主的参与形式也影响了封建法庭的组织。封建法庭是中世纪早期世俗政府的重要形式，它由领主和贵族共同组成，以审判和解决纠纷为主要任务。在封建法庭中，各方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听取和权衡，这也体现了一种民主的思想。同时，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也对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基督教强调个体的平等和尊严，倡导爱与和平，这些价值观对于民主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无神论的反教主义的限制，他就很难进一步认识到“代议制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教区制度”的事实了。

网文《代议民主》报道：

代议民主（英语：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又称间接民主（英语：indirect democracy），与直接民主相对立，是由公民以选举形式选出立法机关的成员（议员）来代表其在议会中行使权力（称为代议）、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类民主制度。简言之，就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统治，而不是直接进行统治。在此种政制之下，“主人”与“主事”相互分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重合性身份被分开。用约翰·密尔的话说：“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

民主政治可以有许多种分类方式，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法具有绝对性，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在专著《民主的模式》中将民主政治分成九种类型，分别是古典（城邦式）民主、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竞争式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法治民主、参与式民主及自主式（世界主义）民主等。而最常见的分类方式就是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现代大部分国家均并非直接民主制。

代议民主制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但是在实践中，形式上的控制机构和实际的控制机构不符，人民形式上拥有的权力与实际有限的权力不符，议员的承诺与实际表现也常常不相一致，甚至还有民主倒退的可能，因而饱受诟病。

代议起源

代议制起源于13世纪的英格兰，其标志是英格兰议会的形成。英国代议制是英国社会发展与新兴社会力量作用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最初，议会只讨论国王征收赋税问题，后范围扩大至立法问题。 在19世纪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过程，代议制度逐渐形成且发展和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扩大选举权，代议制逐渐被西方社会全面采纳。

“代议”就其词义而言是“代表商议”、“代表议事”，即指某人代表某一特定的群体，同另一些代表其他群体的人，就彼此共同面临的问题（事务）进行商议、讨论，必要时共同做出决定，以便采取一致行动。 “代议政制”是指代议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具体运用后形成的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它的重要特征是代议与轮换，它包含了议员代表着民众行使国家或地区权力，议员是由有选举权的人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表有一定的任期，议会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及通过会议行使权力这些内容。

代议国家

民主在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成为世界潮流，大部分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所以，无论是民主或威权政体，都会依据其各自不同的需求，而建立一套专属的选举与代议制度；但由于国家属性的差异，上述之制度也将会有明显的区别。目前的世界包含各式各样的选举及选制，因此有关选举的角色或功能观点总有不同。贺罗拨和米勒（Hamop and Miller）就指出，关于竞争性选举的功能，有两种相对比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选举是要求政治人物负责的机制，并且使政策得以反应民意。这强调选举的“由下至上”功能，包括政治的甄选、选出代议士、组成政府、影响政策，此为民主国家的选举。

另一方面，较为激进的选举观点，是由本杰明·金斯伯格这类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发展出来，其指出选举是政府与政治精英对其选民施以控制的工具，使其人民变得更为沉静和顺从，也能挑出比较不会反对的方案，目的为方便其统治。这强调选举的“由上至下”功能，威权国家发展的经验，以及为了执政当局统治上的需要，威权政体同样也会有选举与代议制度的设计，不同于民主国家之“公平竞争”的选举特性。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自由主义”，但却是反教人士编写的，所以抹杀了基督教的存在，抹杀了“代议制民主产生于基督教教区制度”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