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抽屉文学”只能無疾而終

《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节选）——“贵州隐态写作讨论系列”之一》（张嘉谚 吴若海2003年1月19日凌晨六时）報道：

年关将近，若海来访，学生江南等亦在寓所。酒论之余，兴致顿起，谈及中国隐态写作，遂有了这篇对谈录。

前言：隐态写作早在几千年前就诞生了，它是那些被官方的人文机构排斥在外又极具人文实力的人留下来的斑驳的文化痕迹。先秦诸子的大半著作、东晋陶渊明的诗歌、以及那些世世代代被排斥在官方文化机构之外而又极其杰出的人和作品都属于这个谱系。

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是近几十年来，处在主流意识的高压和经济潮流的冷冻裂罅之中的稀少的人文精神坚持者，他们以自己独立的超然人格和坚强的自由精神，在孤独和愤懑中为我们守住了那片文化净土。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近几十年的贵州尤为突出，它几乎可以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提供一个完整的辞条系列。这就是我们要对它进行系统研究讨论的原因。设想一下，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真正文学遗产志》如果面世的话，那时的人们或许可以在里面找到它。

我们准备以一系列散论、随笔、漫谈、对谈、泛谈、访谈的多种形式，弥漫式全方位地进入这个主题。试图以某种非正式学术的形式，来达到那种学院派正规学术所无从企及的历史真实和精神高度。

张 中国的隐态文学已经有了很多说法：抽屉文学、地下文学、潜流文学、潜在文学、反叛文学等等。我们在这里用“隐态”对这种文学现象命名，是为了对它作学理性的讨论。当今隐态文学及与之联系的写作现象，特别是贵州的隐态诗歌现象，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2000年的贵州“青岩诗会”上，我曾为在会的青年诗友作过一番回顾，当时我和若海、梦亦非等人也曾对贵州隐态诗歌的得失作过粗略的探讨；后来我写了《中国当代隐态写作》一文，初步谈了一些想法。但问题尚未充分展开。吴若海一向是贵州隐态诗歌写作的重要成员，甚至可以说，他也是中国当代隐态写作最为独特的人士之一。我想他可以从他切身的写作经历来谈谈，因为他告诉我：他很想以“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为题写一篇文章。今天，我们率性以此为题，让若海放开一谈如何？

吴：记得年青时代，“抽屉文学”是一种美名。那时，美妙的文学作品总是锁在抽屉之中。它包含了黄翔的《火神交响诗》、《魇》、《“弱”的肖象》；哑默的《苦行者》、《乡野的礼物》；李家华的《新诗学》等一批作品；也包含了贵州一大批自由文学家写作的东西。而贵州的显态文坛泛滥的只是平庸作家的平庸之作。

第一次进入黄翔的“停尸房”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贵州的优秀文学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些喧嚣的杂志上。

张若海所说的“停尸房”，是黄翔在环南巷写作《“弱”的肖象》时，为一种死亡气息笼罩，为他的小卧房兼写作室的取名。“停尸房”三个墨写的大字，就吓人地贴在门上。

吴：在我走上自由创作的道路时，发现了两个先行者身上极其珍贵的品质，那就是为了真实的诗歌，不惜付出生命与血液：一种是以《火神交响诗》为代表，在北京的民主墙上以大字报形式灿烂地向整个世界展示出来；另一种是在热闹纷繁的背面，像小溪一样流淌出来的“乡野的礼物”那样的作品。

在那时，贵州的一个野狼似的人物，带着头上的光辉和一群人冲向北京，以自己的文学方式撒野和放光。

这时候，在贵阳市喧闹的街市旁，一个簇拥着十几个年轻人的小小院落之中，有一种诗的真诚的声音，一种面向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新的自由诗神和诗人的声音。这就是当时我对贵州隐态诗人群特别是黄翔的感受。

当时我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在听见了那种诗的声音之后，我诗歌的灵魂中从此掀起空阔的波浪。我几乎是一个无知、不谙世事、闯荡江湖的年轻人，带着一些幼稚的同时又是恢宏狂乱的诗歌意念，草草率率地闯进了他们一群中。在这时，我发现真正的有着新生汉语力量的诗歌正好在我们这个高原，正好存在于我们这样一群中。在这时，我所看到的最优秀的人物就是当时已处于中年的黄翔。那时，他的《白骨》、《野兽》、《火神交响诗》、《大地》和《发狂的孩子》等作品都极具特色和魅力。

张：黄翔，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隐态诗歌的骄傲！在七、八十年代，他是贵州隐态写作的灵魂人物，是贵州隐态诗歌的中坚和核心。他的那几个“诗人家居”：省府北街116号、瑞金路4号正对大门的大院二楼，那是他搞《启蒙》的发难之地；瑞金路34号阁楼，那是我们办《崛起的一代》之时；环南巷1号，那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诞生之所。黄翔最近给我一份电传，上面有一段话说得相当精彩：“加谬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可笑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常常诞生在一条街的拐角或一家饭馆的小门厅里，荒诞也如此。’‘启蒙’可以说是诞生在瑞金路34号、环南巷1号，这三个地方都在贵阳，它们是冥冥中孕育‘启蒙’的地方，它却终于在1978年10月11日外化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并成为一个历史事件。”谁会想到在边远山区的贵阳市，会产生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呢？若海所说的小小院落，是环南巷1号吧。80年代的当年，那里真是年青诗人们进进出出，热闹非凡！

吴：在那时，黄翔幻想过20年后的我们，将带上我们的抽屉文学的炮弹射向天安门，在那里爆炸！它们将炸出中国21世纪的诗歌天地。

我们当时是在一种被官方诗坛完全拒绝的纷纷嚷嚷的吵闹之中。我记得，在以黄翔为首的这帮胆大妄为的诗人呼唤太阳和光明的时候，贵州显态诗坛的廖公弦们仍在不断地展示已经陈旧的悬挂在“祖国母亲脖子上的项链”的长城。

这就是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崽崽所看到的那些独领风骚的文学情景，和那些可以挥霍整个时代的激情和想象。这就是我们几年之后以“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名义闯进北京进行“诗歌爆炸”的资源。这在今天来看，很多人会认为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是一次儿童的行动。但是有谁敢否定高原的最威猛的童真的声音在北京的爆炸？整个呼啸世界的呐喊出自深山？当然，这离黄翔所预计的贵州抽屉文学整个展现北京的时间还尚为久远。而大片的呼啸声却已迫不及待地从高原发出，他们似乎要震撼整个世界的文学大厦。

这就是我，一个文学少年一点庄重的记忆。

张：那确是一个辉煌的年代！谁也想不到在文化土壤如此稀薄的贵州高原，会在文革之后的80年代冒出一群诗歌狂徒。我们搬着指头一数：老一批有黄翔、哑默、路茫，年青一代有吴若海、黄相荣、赵云虎、吴秋林、瞿巍、黄健勇、王付、王刚与王强兄弟、李泽华、张久运（张景）、赵翔、龙俊、龙跃江、孙湖海、秋潇雨兰等人，后来又冒出农夫、赵征、吴奈、阿门、罗利群、兰子、何怀德、杨展华、阿黄等诗人。近来我才知道，就在“天体星团”全军覆没之后的1989年，贵州还有一批由龙俊牵头的现代诗人，除上面提到的吴若海、黄相荣、赵云虎、李泽华、农夫、张凯、秋潇雨兰等人，还有谢以佐、龙英、王惠勇、热夫、陈村等人；通过竟然得以公开出版的一本自编自费诗集《现代诗选》群体亮相——他们都搞的是隐态写作。与这些隐态诗人格调相近、经由显态写作在全国诗场名噪一时贵州诗人，则有唐亚平、陈绍陟、姚辉等人。贵州隐态诗人先后以《启蒙》、《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骚动》、《零点》这五个刊物为中心集结在70－90年代，它们以自己的实力、激情和大无畏的行为主义方式，对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新诗潮的崛起，乃至世纪末的中国诗坛，都产生过相当的冲击和影响。可惜的是，由于地处边缘和某些人为的原因，这些极有实力和潜力的诗人大都很快遭到一一封杀，重新被湮埋在历史的土层之中。

吴：我们没有被时代及时发现，但我们却试图撞开时代的大门。我们刚刚在文学上崭露一点头角，却被这个安安静静的国家以安安静静的方式把我们收藏起来了。

在这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三代诗歌浪潮，他们以迅猛的方式，竭力表现西方早在20年代就已经极为流行的艺术形式。各种瓢飘摇摇的形式站立在中国文学的大地上，它们在绝望中呼号，在失落中惊叫。这种时候，我才感到，在高原阳光灿烂的天空周围，随时回响着文化的贫困的声音和思想的贫血的颤抖。作为一个热爱文学并想献身于文学的纯真的青年，当我看到这样的情景时，我有一种丧失祖先的感觉，丧失大地的感觉，甚至丧失整个地球的感觉。

那么，我们这一帮人；那么，像黄翔、哑默、这些已进入暮年的人，他们将会怎么想呢？在这个时候，我倒真想向黄翔问一句：你所预示的绝对应该喧嚣于整个世纪末的“抽屉文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无形无情地放逸了呢？

我希望，像黄翔等等从未被官方钦定但又是真正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一定要把自身在国内时期的蛮野的荒原式的激情坚持到底！因为，它绝对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贯穿整个精神漫长黑夜的声音。

这是一个当年热衷于“抽屉文学”的我，一个怀揣傻乎乎的梦幻的火焰的少年，在十几年后，对远隔重洋、我时常想念着的作家们所要致以的心声及问候！

这也是今天，我们站立这块土地的唯一资本。就像黄翔所说：当他诗歌的尸骨化成白灰的时候，仍然会有部落纪念他。

这也是我，在今天想对一个走过六十多年坎坷岁月的文化老人的一句问候：你留下如此丰厚的血淋淋的诗歌的骨头，希望你能在自己的晚霞里为我们唱出真正的光辉的音响！

这就是我对抽屉文学发表的一段感想。不知能否说明问题。

张：刚才若海从自身的经历与梦想，激情洋溢地谈了他对抽屉文学也即中国隐态诗歌，特别是贵州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独特文学现象的感受和期望。这使我非常感动，也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和思考。贵州高原的隐态诗歌，其潜力是巨大的，它远没有引起外界充分的注意。我想，是否就这个问题，让若海再展开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地谈谈。

吴：我先谈谈在贵州这块僻静的土地上弥散着静僻的诗意的哑默。

90年代初，《乡野的礼物》刚出版之际，我就已经几乎逐字逐句地读过了，并留下深刻印象。我被那种弥漫自然的诗意和那些细致入微的人生情结深深地纠缠着。十年后，我又读到他的足有一公斤重的作品精选《墙里化石》，对他的创作在这时才有了初步的全面的了解。基本上能想象到《哑默八卷》出书之日的文化盛况。我认为，哑默先生首先是个散文家——吉辛式的；然后才是个诗人。我敢断定，他首先让世人瞩目的一定是他那种多卷体、随笔体、标题性散文体、散文诗，然后才是他的分行诗。

哑默先生虽沉默数十年，却以近千万字的作品份量蕴含着厚重的历史人文情结。哑默以他独特的文学方式，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独特的“哑默现象”。

张：说到哑默，无疑是贵州或者说中国隐态写作一个特异而又坚韧的存在。和黄翔一样，哑默以他清醒的反体制意识，很早就开始了非主流形态的隐秘写作。但这种隐态写作的选择其实是被迫无奈的。在主流意识控驭一切的情况下，一个写作者所写的东西得不到发表，那种压抑和寂寞的滋味是很难过的。所以才有“公社田”和“自留地”的说法，他们那时也写过一些可以公诸于世或者想得到公开发表的东西，如黄翔写的《茶山青年》，哑默也写过类似的小说剧本并向外投寄过，我最早读到的《野白合》上就有那种东西。黄翔1958年写的大跃进民歌《喷香谷子从天下》曾经发表，并被选进当年的全国诗选。可见搞“公社田”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而黄翔哑默的特异在于他们坚决地摆脱了那种吸引力，在个人写作的“自留地”上种出了远非其他“公社田”可比的成果：黄翔的《独唱》、《野兽》、《火神交响诗》、《我的奏鸣曲》、《“弱”的肖象》等等，哑默的《苦行者》、《四季之恋》等“乡野的礼物”。而哑默从事隐态写作的坚韧，我想“文学的苦行者”一语足以为他命名。

吴：现在，我想谈谈张嘉谚。

一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的诗歌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张嘉谚先生是我在1984年初所认识的文化兄长。

我认为，比我大十五岁的张嘉谚先生是我所遇到的在诗歌理论上极具实力的人。

我们在安顺的一所小黑屋里对着本来不应该有的两杯浊酒，谈起了文学。张先生直指人心地剖析了当时迷惑和泛滥整个中国青年诗坛的白洋淀诗风，指出了它们的浅薄和萎琐。当时我似乎有些吃惊，因为在那个时候，白洋淀集团是一个多么吓人的重磅炸弹。当时，在同张嘉谚的浊酒混沌论诗之中，我感觉到贵州的大地上又要掀起精神的咆哮。那时，我是一个希望找到“精神组织”的青年，在这里有幸遇见张先生，感到是我一大幸运。当时谈得很多，我们甚至谈得很野，我们甚至笑说当时的所谓《顾城舒婷诗集》为“诗的性交”，为“朦胧的通奸”。 

当然，这是谈文论道之后的某种渲泄。我们还是不得不把话题转向贵州高原，不得不注视在贵州高原所放出的诗歌的阳光。在这里，张嘉谚先生作为一个评论家，也非常客观地评论了贵州在现代汉诗上语言的陈旧。我们为此作了一些小小的争论。在他那里，我有幸读到贵州隐态诗歌经典杂志《崛起的一代》。我们无法回避那些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在这片荒漠的时代所闪耀出的文化光芒。

当时，在贵州的荒寂的诗坛上，还没有一个公正的评论家，张先生就要算是我所尊重的一个了。因为他很宝贵的那种对真正文学作品的当仁不让的肯定，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怀的。

多年以后，我在一个曾经不为我们所起眼的自杀的诗人的纪念会上，又逢评论家张嘉谚先生。没想到这么多年，张先生尚未丧失文学的天真与语言的良知。 

我们于是有了像前世注定的那种缘份似的接触。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们更多的是站在某种公允的尺度上来谈论贵州曾经光芒闪烁的诗坛。我记得他当时有句话说得好：你看你们撕破了天空，为什么还让它的裂缝展现美丽呢？

张：在当今中国文学的版图上，贵州诗歌有力的一脉一直以隐态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着，用贵州隐态写作的旗手之一哑默的话说：这是一条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发源的至今未断的文学潜流——贵州潜流文学。应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贵州潜流文学是个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地域现象乃至精神智慧现象，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我想在这里指出几点，都是贵州独有的：一是隐态写作的自觉意识时间最早。它早在旧王朝覆灭与新圣朝建立时就开始了，代表人物即哑默的兄长伍汶宪。二是隐态写作的质量最高份量最重。试将同期隐态写作的黄翔与白洋淀诗群、与最前卫的食指、北岛、顾城比较，份量与轻重即见分晓。这一点，作家郑义与学人张清华等已有文章提及。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诗人吴若海初出茅庐的隐态写作，如 《梦幻交响曲》，现在回头一看，也为同代诗人难及项背。三是隐态写作延续的时间最长。自白洋淀诗群以《今天》的前卫姿态浮出水面，所谓前朦胧诗人已统统转向显态写作；自《非非》、《他们》等全国数百个诗歌社团漫山遍野地蜂起吆喝，所谓后朦胧的第三代诗人也同样泛滥为显态写作。而处在贵州潜流文学中的这些诗人仅仅在1978—79年、1980—81年和1986年以“启蒙”、“崛起”和“天体星团”向中国和世界出示过他们撕裂黑幕的火炬和震骇京都的炸雷，当即便被封埋地底，一直到世纪之交，贵州隐态写作依然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在网上诗歌如此活跃的近年，鲜为人知的贵州诗人仍然隐身在喧嚣之外，沉着地沉浸于自在的写作状态之中。第四，是贵州隐态写作的潜能巨大。这一点，且不说身在海外的黄翔不减活力；我在哑默蓄势待发的作品与吴若海的近作中，以及马哲独特的诗性生命所表现的独一无二的行为主义诗歌文本，王强、龙俊、农夫等人的诗歌文本……还有新秀诗人梦亦非、西楚……已感到的未来中国文学的天空势将震撼的霹雳。由此，也可想见第五，是贵州隐态写作影响的独特。

吴：80年代中期的贵州，还略为有点生气的诗坛上，活跃着两股人群。一是以唐亚平、陈绍陟（王建平这些人不足以提起）为主的被官方钦定的诗人， 二是以黄翔、哑默、吴若海、黄相荣、赵云虎等被放逸的诗人为代表的。张嘉谚先生能对这些人作出符合文学史标准的公允的评价。

当全国的朦胧诗群还自得于一种软性反叛的时候，翠绿的高原已经凸现出雄狮的吼声——黄翔的长诗《魇》、变体诗《“弱”的肖像》；哑默的民族情感史诗《飘散的土地》、非模式写作长篇《湮灭》；吴若海的长诗《梦幻交响曲》，散文诗集《在痛苦的园中》，《黑风暴》；黄相荣的抒情组诗《死去的黄昏》；赵云虎的组诗《断章》；王强的组诗《一路流浪》；龙俊的《太阳河》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化现象，贵州以从来没有过的清晰轮廓向整个世界展露自己的面容。在这个刹那，我发现中国当代诗歌的高峰在贵州；我发现，中国最清醒的诗歌意识在贵州。

当时，被称为“非非主义”旗手的蓝马来到贵州，在龙建刚那里偶然读到我这个贵州小崽的不成熟的作品《梦幻交响曲》片断时，当即想见作者。后因无法找到我而未能结此诗缘。

张：《梦幻交响曲》篇幅宏大，气象纷繁，尽管在今天已失去某种阅读效应，但如果放在1983年的写作背景上看，我们就要大大吃惊了。它里面包涵的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佛学与老庄哲学的蕴意，即令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你能想象它出自一个20岁的青年诗人之手？令我惊讶的是那流贯全诗的气感，它使全篇浑融一体，结构显得很完整。这对于一首长诗来说，既是才华的展露，也是才力的表现。我记得刚认识若海时，他对我谈的是他的散文诗作品《半边山》，那也是一部大气磅礴之作。当时我预感吴若海将会不同凡响，从那时以后，至今又是近20年了。

吴：在贵州诗坛，我们经历过了很多年月，看到了很多闪光的时刻。然而，就在那些抒情的王者般的声音消失之时，显态诗界却“嘘”的一声：名噪全国诗坛的贵州女诗人唐亚平不写诗了。她曾经这样对我说：她现在已经非常成熟。而牙科医生陈绍陟也远离诗歌赚了好几百万，竟然也告诉我：诗永远是他的血脉。这使我感到“血液”变成了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当然，其他的作者就更不用说了。我发现，他们随时都想喊点什么出来，但却又哑口无言；他们举着官方钦定诗人的锤子，却从未在平静的诗坛打出空翠的声音。

贵州隐态诗人陷入被放逐的寂寞，但在寂寞中却喧嚣了一流的声音。这种声音被一些星星闪闪的人承担下来了。他们是：长期坚持隐态写作的黄翔、哑默先生；在北京活跃数年的《大骚动》主编王强先生； 90年代末重新复活的张嘉谚先生；独处独山山坳深处的《零点》主编梦亦非先生；从单纯的写作来讲，我本人也可以算一个吧。

张：我们已经谈到梦亦非。我以为，梦亦非是贵州潜流文学来到世纪之交冒出来的一个新的文学浪头。你和他交往更多，能否谈谈你对他的印象？

吴：梦亦非有一种奇特的两栖性，他既有极为丰沛的创作欲望，又有连绵不绝的评论能力。他甚至能一边创作又一边以评论家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创作。这就使得他常常在作品中就开始评论起来了。也常常在评论文章中进行诗意的创作。

这个从独山潮湿缠绵的群山中爬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几乎一出山就闯进了诗坛。短短两三年内，即成为全国成名青年诗人和诗歌诗论家。他的长诗《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碧城》、《苍凉归途》等作品，以它们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本形式独特的诗歌审美让诗坛无法拒绝。

梦亦非是一个深深埋于理性之中，而又闪烁着灵性、想象、与文采光芒的怪物。他对生命及世界的时间性、对文体的自觉性都极为敏感。我们经常就时间、空间以及永恒的形式漫谈数日而不觉疲倦……

我能感知他的未来：他极可能创造一种新的诗写范例——真正的东方古典精神与现代形式的结合。

张：我想现在也不妨谈谈你自己的创作。坦率地说，在贵州的隐态作家中，我感觉吴若海的文化功底最为深厚，创造潜能也是最不可限量的。最近读到若海的新作《倾听与随想》，老实说，我感到某种惊奇，我以为这是一部不同凡响之作。在贵州隐态诗歌史上，或者放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看，这组诗都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部作品。若海，可否谈谈你过去的创作？在未来的诗歌走向中，你将何为？

吴：从82年到87年，我完成了《长江组诗》、长诗《城市交响曲》、《沉思交响曲》、《梦幻交响曲》、散文长诗《灵悟》、散文诗集《在痛苦的园中》、未写完的长篇小说《世纪末的钟声》、散文诗和寓言小说集《门与墙》；宣喻体《自由的神性与人性》；断想格言体《从人类到星空》及百余首零散诗歌。之后，直到90年代末，我进入了创作淡季。中间只有《庄严祭坛》、《丛林印象》等作品，仿佛几棵长在智者光秃秃的脑壳上的稀疏的头发…… 

本世纪初，我重新进入创作状态，先后写有《月光的深度》等十多首抒情诗，和《读民刊眉批》、波普漫画体组诗《命名》、《动物狂欢节》、新箴言体四行诗集《倾听与随想》等作品。但我以为真正的我还没有呈现出来，我至少有四分之三构思于24岁之前的文学作品尚未完成。我只有小半张脸露出了地面。未来将会如何，我将进入哪一个生命层面，尚不得而知。

贵州的文脉，直到清代的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之流才蜚声中外，造成极大影响。今天，在他们的光晕渐渐消逝之际，这个沉默了一百多年仿佛煤炭般黑暗的地区又重新焕发出光彩，悄悄冒出了雪峰。

张：我们已经熬了一个通宵。我看你谈兴犹浓。但大家已经很疲惫了。我建议暂且休止。今天是个很好的开头，以后找机会再谈。若海，干脆你用两句简短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吴：一部贵州隐态诗歌史，几乎就是一部贵州的“抽屉文学”史，它以数十年的斑斑血迹，暗示着新时代诗歌的曙光。

这就是一种曾被时代放逐又被时代遗忘的呐喊声——希望睡在边缘的文化重新醒来！

江南记录，2003年1月19日凌晨六时，张嘉谚整理

谢选骏指出：人説——惊天动地的“抽屉文学”；我看能夠惊天动地，那就不是“抽屉文学”了。換言之，真正的“抽屉文学”只能無疾而終，不能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