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9日星期一
谢选骏：回答端木一秋的问题
网文《于丹老师，孔庄之道，可以休矣！》说：“由强化了的，强大的跪礼，奠定了不敢犯上，为尊者讳的道德模式。对造神和崇拜强权，更加推动。年轻人进入社会期的强大反社会思绪，在过去自然动力社会下，由包办婚姻下，男子17、8岁就找到了性的出口，人生已经被安排的很好，在强大的儒教思想包围下，要想产生反社会的思想和道德，产生新的世界观也的确是很难很难。所以我赞成金观涛等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论说，我很佩服的，当今真正的思想家，提出黄河文明，海洋文明概念的谢选骏先生反对之，至今还没拿出强有力的论据来！”
这篇文章不知，“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所以不确，一时错误地运用“中国封建社会”来称呼恰恰不是封建社会的郡县制帝国。二是没有搞懂在秦和清之间的两千年，其实包括了两个前赴后继的文明——中间经历了五胡乱华和佛教入浸所造成的断裂和再生，而不是一个莫须有的“超稳定结构”。
秦和清之间两个前赴后继的文明，就是属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魏晋，以及属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中国文明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而是富于生命动态力量的。清末中国所面临的，不是李鸿章他们所叫苦夸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仅仅是“一千五百年未有之变局”而已。八国联军比如五胡乱华而已。国共党争比如南北朝格局而已。
《于丹老师，孔庄之道，可以休矣！》
端木一秋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29日转载）
我之所以要求孔庄之道稍事休息，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哲学不是逻辑推理论证出来的哲学。是先人们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他们的从生活中得出的很多结论，很有道理，但缺乏大众性和普适性。而以这样的哲学出发所发展出来的文化，一是华丽而不实在；二是从这种文化中延伸出来的很多病态文化(如小脚文化)；三是用这种文化对我们今天思考改革向何处去，思考我们的民主进程，思考如何均分社会资源等问题，提供的是一个反过来的动力。
记得有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芮玛丽研究了同治中兴后说，那是中国保守势力面对西方文化的最后一搏。但是我看中国的历史，从1840年之到现在的2007年，这167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在跟西方文化搏斗的历史。这种东方遇到西方的搏斗，也非常类似于伊斯兰社会面对西方的文化所发动的圣战。只不过我们的圣战和他们的圣战有所不同。911就是这种形式的结果。这也就难怪911后的中国一片幸灾乐祸之声。相较于我们和伊斯兰社会的形式，我们的更为文明些而已。于丹老师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思想,就是反击西方人文科学的又一高潮。
西方的物理学呀、医学啊、等自然科学，中国人很快地拿来就用啦！反对者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可是在人文科学方面，先哲们认识到这个东西牵扯到国体，不能拿来主义，所以就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这个提法，我们今天包装了不同的外衣，如“剔其糟粕，取其精华”、“有中国特色的。。。。。。”。其根本意义，还是想继续保留保存先秦的朴素哲学和由其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在美国这个社会，现代西方的医学物理化学等等自然科学，还是有一批反对派。他们认为破坏了环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坚决抵制；因而至到现在。他们仍然过着以牛马做动力，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电脑，仍然用蜡烛的生活；跟167年前人类过的生活一样；甚至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服装.(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发展了旅游业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也过得其乐融融。很满足很惬意，也不想改变什么。
但好象中国人不是这样，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再去过167年前中国人过的生活，可能没人愿意去啦。但是由于现代工商、思想及知识产业所要求的人类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而起了很大变化,从人文理念上，要求人们用不同于过去的朴素社会伦理和道德，来过现代人的复杂社会生活。那我们要引进一个新的社会科学呢还是要继续使用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简单朴素的东西呢？还是把它们也发展成一个复杂细密的科学？这是一个黑猫白猫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直接上桥过河的问题。
但是中国人的由中国先秦的朴素哲学所发展起来的思维特点，颇有“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的味道！
解释论语，一定要解释孔子之人。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来知道孔子的性格，很多都是瞎猜。书上记载的孔子，又是过了百年之后的人依照传说而写；我们知道传说的极端不可靠。正如现在曾经传说过的，于丹四岁就开始研读论语，后来被她自己证实，四岁只是拿给她过这本书，根本不能称呼为研读，其实也看不懂，大概连字也不认识。如果于丹也是生活在孔子的那个年代，又没有机会讲清楚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历史，就又多出了一个于丹女圣人的四岁通诗书、通论语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们现在了解的孔子，也是极端不可靠，可以说是瞎猜。这也就是为什么易中天老师要问于丹这个问题。你觉得你所讲的孔子是真实的孔子吗.但是做为人和他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孔子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和依照现代心理学来分析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原因。
1．孔子是野合而生，并且父亲比他大50~60岁。也就是说,他的成长过程，他的内心有很强烈的不安全、不满足感（叔梁是不是亲生父亲，值得怀疑）
2．这种不安全感，是他求知和爱思考的原动力
3．他极端缺乏父母爱的平衡或者长辈的爱的平衡。也就是说，他的性格特点很有可能还停留在我下边所要说的性格发展线的某一个点上
4．从他的天人和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言论中看出他有很高的里比多或者性欲满足，因而不再去争、去抢、去满足人性的私欲。
5．又从他的言论和现实世界的天地之差中，我们可以推测，他的性欲满足，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手淫（HY.）(金赛博士的性学报告说90%多的男性都有过HY经历，还有部分男人，HY会伴随婚后甚至一生)。
这样一来，孔子的哲学在我看来就是一部手淫的哲学。联系庄子等中国的离开人群去独自生活的出世思想和中国文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是一套手淫的文化。两个人的性爱，需要很多挑逗、前戏、愉悦然后才可以开始。HY的特征是轻易就可以进入状态。并且进入状态后的自我感觉又特别美好，性幻想的内容又可以天马行空，鲲鹏展翅，无拘无束，逍遥于四野；回到现实对现实的感知也就会有微点的偏差。中国人做事情不认真，只要收获，不问耕耘，就是这样心理特征的表现；如果男人能够经历追女孩子时候的那种契而不舍，隐忍薄发，迂回微笑，竞争回旋，就不会有草草地、差不多地、赶快地、等心理特征。以后处理周围的事物，也会带着这样的心理特征来耐心完成。而中国人很轻易地就对某个问题草率下结论，而忽视结论的论证过程，就仿佛HY时候的轻易进入状态和进入状态时候没再顾及性爱对象的感受而进入天马行空的逍遥状态。在科学上，读论文的西方人，不大重视读论文的结论，但大心思都花在了论证过程上；而中国人刚好相反。这样的人群，自然会表现的华而不实，华而无用和轻浮躁动。
先秦的哲学的非常朴素的特点，不但不能引导我们处理今日纷繁复杂的工业社会后的多姿多彩的人际关系和问题，其实它也不能够帮助处理自然动力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讲的封建社会）的问题。但是这套真理不确定，意义可以随便延伸的哲学，却被后来的人们歪曲延伸，固化僵化，从而导致了中国人精神的病态发育。(中国文化的HY特征，也可以从中国读书人的手无缚鸡之力，到社会人的聪明中可以看得出来。也即,现代中国人讲的街头聪明和书本聪明)。
一．先秦哲学的不合理性
先秦的哲学是非常朴素的哲学；它不但不能适应我们今天工业社会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结构，而它连过去中国的自然动力社会也不能适应。
论语中讲述的很多话都是孔子对学生们的有感而发。在那个场景中，它的确很有道理。但把它当作圣经一样的高度，就缺少科学中的对概念的的定义、对条件和范围的界定、对公理的运用、和应用公理证明你所发结论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先秦的哲学是很朴素的哲学（这也包括老庄等）。
这样的哲学统治的中国文化当然就造成一句话的多重解释；这样含糊不清的概念，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产生了很多歪解和起到了歪解的作用。歪解的结果，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大特点，造就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东亚病夫。比方说,孝敬父母本是人性的一段美丽本能.当把孝敬父母当成为人生的道德准则加以强化的时候，又由修身养性哲学而引发的两极化思维和性格把人生中美好的一面推向了非理性，非智慧，非人性的极端。我们有很多过去的故事，儿子为了表示孝心，可以一步一磕头地行走几百里帮母亲去庙里还愿或赎罪。这是部分人群的被虐待心理的外向表达。再由孝敬父母而推论出来的君权政治，君、臣、妻、子和兄弟姐妹的社会关系更达到了极端扭曲于生物本能的程度。
另外一个层面，由不称职的父母教育出来的孩子，孩子们对父母的怨恨和社会道德的相背,会在这类人群中留下什么样的心理和人格特征他们的这种内心冲突和矛盾，在万维网站的儿童成长里，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例子啦！读过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位母亲》的人也会深有感触。象李南央的母亲那样的人，在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中，也遇到过3个或者5个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父母教育出来的子女，多半在成年以后，也是在社会的阶梯里，艰难挣扎着求生存，哪里还有可能达到衣食足而知礼仪的更高层次。.
现代心理学昭示了家庭关系,儿童心理成长,对父母依赖和出巢后的两代仍然残留的纽带关系并给出了很合情理的研究和解释。现代心理学也解释了出巢心理、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发展曲线。也表达了子女孝顺和父母之间的这个性心理键是如何形成的。
在儿童成长和个人的性格形成中，现代心理学分成了几个阶段：
I.口唇和排便期
从胎儿开始到出生后一段时期，由吸食而带来的精神满足期。这段其间儿童的发育障碍，会导致以后的进食障碍和精神的不满足感。好在这个时期，婴儿的快感可以从吸舔自己的手指得到满足，所以才会有极少人在这一时期发生问题；但是,怀孕期间如果孕妇被强烈地惊吓,也会导致胎儿的不安全感。中国社会部分地区的风俗有禁止儿童吸舔手指的观念，从而导致中国人成年后对吸烟状态的精神依靠。这也可以解释吸食鸦片为什么能在中国流行而不在英国本土成为社会威胁。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吸烟人口这么巨大而又这么普及。
II.排便训练期
由排便训练而引发的恋爱心理,这个时期的儿童如果逮到机会,常爱玩弄自己或他人的大小便。由这一期发育受阻碍，而在成人性格中的遗留特点是，恋爱污秽物和玩鼻矢，这样的人群也占有人口中一部分比例
III.恋母期及恋父期（阳具期）
在精神快乐生活中，男孩儿以母亲为满足和发泄对象；女孩儿以父亲为对象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儿童已经取得了探索自身和周围的经验；虽然这个探索在上一期已经开始,但对儿童来讲,这是第一次把精神快乐，建立在他人身上(母亲或父亲，因为这时候唯一接触多的对象就是母亲或者父亲)，因而也是儿童开始学习人际关系的时期。
IV.首足期
恋足期和恋足者对面庞的美丽要求更甚于正常的人。由恋足和其之前的阶段受到阻碍而延伸的虐恋人格也是在这一期形成的。首足期和上一恋母期及恋父期也是交互的。由对父母的爱而得不到理想的回报，而转而对父母的足的崇拜，以表达对父母的爱的深沉。对面庞的迷恋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人类会恋足，有不同的解释。心理学家怀疑是跟气味有关.在生物社会学上,排泄物的味道,只是用来界定自己领地的一个方式.因而对气味的迷恋,犹如是在用身体语言告诉对方，（父母）你的最肮脏的东西，也没有使我对你有所嫌弃，我把它也拿来当宝，就是对你最高的崇拜和膜拜，但也有可能是最早动物时期，对领地尊重的一个身体语言。
西方社会早期以亲闻对方的脚来表示归顺，和中国认为的磕头为最高礼节，应该都是由足的气味而延伸发展过来的。（磕头是表示在脚下的含义和象征）
V．同性恋爱期
女孩子对母亲的爱恋和男孩儿对父亲的恋爱。这里的父母也不一定指生理上的父母，也可能是能够代替父母角色的长辈或同辈。关键在于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和交流的多少。能够发育到这个时期和此时期的顺利发育，是个体的人遵从社会规则，”不好犯上”的原因所在。儿子对父亲角色的认同和崇拜，就不会产生反社会的倾向。更进一步，对同性父母的爱和对父母关系的观察，是将来思想和态度能够把握做事情的分寸的一个关键时期。
不能不指出的是，青少年时代对父母的反叛期，是孩子们斩断对父母性爱依恋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段时期的反叛父母和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精神萌芽期，开放的社会，应该好好培养青少年的这个萌芽。
VI．恋乳和恋臀期
真正的爱恋性器官的时期。这时候是人格正常的时期,也就是人的真正的性格成熟期,主要是以乳房和臀部为性感诱惑点和征服欲望的生理起点。女性所看重男性的诱惑点，就是肩宽和胸膛的厚度和臀部的形状是否有吸引力。对男性看女性的诱惑点就是曲线，乳房。而性格发育还在第四期挣扎的恋足者，性感的诱惑点，还不在胸和臀，而停留在足部，所以在小脚文化下的中国，对女人胸部的飞机场是从来不挑剔的，甚至女性以胸大为耻。今天中国社会的男性，懂得欣赏乳沟的美感，其实是在西方文化入侵下的结果。对排便训练期有所停留的人而言，爱恋对象的污物，或者内裤，是父母少关注的儿童，无法取得接触爱恋对象的技术和手段的内敛行为。也就是他们的“关键人际关系“缺乏造成的。这种关键人际关系缺乏是指在男孩儿爱恋母亲时期，母亲对儿子缺乏关爱和沟通的，造成儿子对母爱不自信的潜意识。
VII.结婚后的精神升华期
婚后的性欲望有了正确的出口，从而导致个体人的身心发育都达到正常。夫妻间的感情和之间的纽带，互相抚慰得以正常生活和发展人生。多余的精神能，得以升华。意思是为了抚育下一代和满足个人的成功感，荣誉感，某些人可以把性的欲望，升华出来，产生对人类利益的贡献。这就是孔子讲的最终的天人和一。普通个人成功感、荣誉感不强烈的人，（对母爱，家庭爱非常满足的人，通常都不会有很强烈的个人成功感和荣誉感）也能够洞悉真正人生，理解人间美丑。
有追求荣誉感和成功感的人们的内心动力，按照佛洛伊德的理论，都是潜意识里梦想超越父亲，独霸母爱的人们，做给父亲看的人。
相反在这条曲线上人格发育受到创伤的人群，还在苦苦修复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使已经结婚，人类社会的道德，不允许他们去实现他们的欲望和幻想。如果结婚的对象和他（她）期望的又离开很远，那么内心的不满足感可能会伴随终生！有一种人会打野食，养小蜜，甚至家庭融解，也有一种受中国传统的影响，睁只眼闭只眼就这样吧！而带给儿童的，就又是一个循环。
VIII．由抚育下一代成功而产生的个人里比多满足期
在我的《精英政治和她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一文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是对人性的变态和异化。作为人性的人和生物的人，动物的人，人类在16~17岁或者更小就算是成人了并且可以承担复制生命的任务。这样到了30~40岁就可以看到已经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从而产生出个人里比多的满足感。亦即人生的满足感。
可是已经变态了的人类社会，大概在30岁才可以看到自己的下一代出生，呀呀学语和蹒跚学步，这样人到了40岁后还没有出现对个人的精神满足感，那么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忧郁和焦虑。男性对这种焦虑和忧郁的排泄可以在其社会的交往中渐渐地、一点一滴地舒解。而女性，特别是以家庭为重的女性，只能以家庭为舒解的唯一出口。而面对婚姻的不幸福，甚至离婚的女性，这样的心理问题会变得更严重。于丹老师对人性和心理学知识很无知，所以在评论虐猫事件时候，提出来但却没有任何解释，让人听了很反感和不舒服。
IX．个人里比多满足期后的倚老卖老期(倚老卖老是我总结的,西方文化通常都不会有这个现象)。人到了60岁以后，孩子们也都成长起来，终于迎接到了人的生物本能的满足感的时期，自我满足的人们，开始享受生活，也完成了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任务。人们从心底深处感受到了生命历程的风雨波浪，开始给人生划上句点。但是中国的老人，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当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不是同期发育的，而有些人可能一生的心理年龄都不能成熟的时候，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已经不是这群人所能够通过修身养性所能达成了的。而且这样的一群人在人口比例上还占有不小的数字。毕竟人的精神,或多或少都有些一时的精神病的倾向的。当完人不能够成为现实的时候，先秦哲学在中国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把不完美的人，把进入精神升华期的少部分的普通人当做圣人和神来崇拜。如果还是活着的人，又由于心理学上讲的光环效应，又使这些成为了神和圣人的普通人，在这个位子上坐的更久更稳固。而光环作用所发的光，就更形成了圣人手中的权利独断独裁和坚持这权力的合法性啦。
我们知道同性恋人群、恋足人群、虐恋人群都是还处于心理发育期中的那个阶段的未满足感的人群；或在那个阶段有所逗留的人群。有些人的那个阶段一带而过,甚至没有察觉；有些却是不能越过的槛。他们在人口中还占有不小的比例，当这样的人群,拿来解释先秦哲学的真理不确定特点的时候，带给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各角落的，自然就保留很多这样心理发育不成熟的特点。这种心理发育不成熟的特点，用在官场文化中，就形成了中国的简单的“忠”、“奸”概念。带有被虐待心理特征的，甚至更喜欢采用“苦谏”而达到被虐待的目的。带有牺牲基因特征的，还会采用“尸谏”。
二．先秦哲学的真理不确定性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我们感知的这个自然的世界，被儒家讲成一个你自己去观察去理解吧！这样一种哲学，会是什么结果呢？1000人读论语，就有1000个不同的论语。但是1000个人读物理学，不可能产生1000个物理学。这就是科学跟玄学的区别。你看着河水在流，你就总结1000个大自然所告诉你的真理。这样的中国文化，造就的是中国文化的对真理不确定性的理解。对真理的不确定性，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皇上自己才能说话的时候，就造成了谎言重复1000遍，成为真理的现实。我们中国历史，汉民族被征服了2次，不算五胡乱华那次,我们又是怎么样解释呢？哦，中国民族的其它民族走上历史舞台；那么如果日本的7.7事变成功啦。我们汉民族也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版图又扩大到了日本啦！我们曾经被叫做大清国，今天我们自称我们称呼汉民族为大日本帝国的一员，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可见，论语中你自己去理解天在说什么这种哲学观，其危害有多大
哲学中表达了真理的不确定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真理就变成了受气包！所以中国人就可以“以史为鉴”，当历史对我不利的时候，我甚至还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还原历史本来就很难，再加上又要还原成对我有利益的历史，这样历史马上就变成了猖妓。
三．先秦哲学所缺乏的人类竞争和进取精神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句话无论如何讲，都是教人虚心处世的。对这话的环境和推论都没有明确定义，那当然包括跟着小偷学做贼的含义在里边；所以我们还要说,要有所学有所不学，比较好。人在一起,是会潜移默化的，并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都有某些长处，我们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榜样。从另外一个层面,(跟我的同学聊天的时候，她说，你说的学不学跟有没有老师，是两码事儿。所以你看，1000个人读论语就有1000种理解和行为模式。所以让我倒引出了另一个层面)。现代中国人在对自己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汉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历来缺少雄风呢怎么老是被外民族欺负呢甚至在芦沟桥事变前，面对日本人的欺负，我们还会说出：“你有日本刀，我有天灵盖。”这样的话来。以表示坚决抗战的决心。只有历史上的那么几次，（宋以前）汉民族才有点男儿味儿这是不是跟孔子的这话有直接关系呢美国的二战纪录片里，就引用了这话，做为中国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来搏取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日战争做为弱者的同情。孔子的这句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想是深远的！反过来看基督教，这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你会常常看到家门前来了几个传教的，来拉你进入教会。他们认为动员你来，是解救你的灵魂；动员你来，是教会你如何正确地做人。西方社会对文化的侵略和商品的推销术，可从没想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他们明明白白地知道，你的欲和不欲，是可以随着环境改变的。环境改变了之后，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孔子并没有做进一步地思考。而我们今天的人，面对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老是强调传统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老是被击败；但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被年轻人疯狂地模仿，一方面老是被中国的一部分人围堵。造成了从1840年后的生活方式的剧烈改变，和过了167年，我们还没有从那种思维方式中完全脱离开来的性格分裂特征。换用今天我们生物社会学的术语来评论这句话，就是孔子只讲了基因保护主义，而忽视了达尔文主义的存在。或者说，知道达尔文主义的存在，但老是消极躲避达尔文主义。现代生物社会学的内容，却在强调这两种主义的动态平衡。
四．中国文化的玄学特点
孔子的言论，有很多有实在的道理，又有很多含含糊糊的，又有很多没有道理。在我们今天的哲学领域里，我把他归类为玄学。什么是玄学就是没办法用反复实践的方法来验证的学问，但也确实有些道理在里边的一门学问，叫做玄学。这里我把中医、算命、看手相、占星术、易经、风水、神学院研究的都看做是玄学。而把能用实验反复验证的学问叫做科学。
玄学是千百年来人们从生活实践里总结出来的经验和道理，他们也不是没有出处，没有地位。他们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也占领着一个很重要地位。玄学是模糊的，不是没有道理。科学是论证，推理的，也不是全有道理。
玄学是模棱两可，各说各话，怎么都可以解释的，“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而科学是建立在已经认可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种论证推理。.科学有严密的概念，不可有第二种解释；而玄学全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真如一盆浆糊，非常实用，但混沌不清。科学上有公理、定理、理论、假说之分；而玄学却是首尾互证，界限不分；科学在论证或反驳一个事物的时候一定要先定义所有涉及到的名词概念；比如数学上讲直线的角度是180度。在表述和论证这事物的正确性时，一定要定义什么是直线，什么是角，什么是度，什么是180；以前看到一个对针灸脉络理论的假说，叫生物全息理论。是说生物身体的任何一点都包含全身的所有信息。在分子水平上就是DNA，在器官水平上就是生物全息术。生物全息理论仍然脱不了玄的成分。是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它存在的实验.充其量是个假说而已。虽然她能解释脉络及针灸，又是从DNA理论类推来的，用的也是科学的方法，但仍然缺乏更令人信服的论证逻辑和论据。
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科学上的社会；东方社会是建立在玄学上的社会。本来没有谁好谁坏的区分。可是在迈入地球村的时代和迈进的过程中，由于人性中必然发生的欢乐和冲突，人们开始反思玄学和科学各自的优缺点。从当今总体的趋势看，玄学显然不占上风。于丹老师显然是一派在维护玄学的人士。也有一派在努力摒弃玄学的人，还有站在中间的人士，更多的是站在这左、中、右之间的人士。这些当然是很自然很规律的现象。当今的社会，强调的是自由和多元。多元的含义，就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各派不同意见的人士，能够各自寻得各自生长滋养的土地。在意见和冲突中找到各自的平衡点，用民主的方法，找到国家施政的代言人。这一套理论和方法，来自西方科学的社会；相较东方古老中国社会的方法(一元是玄学造就的结果,自然容不得对立的成分)其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先进性都得到了承认。唯一在实践上，东方社会一再表现其冥顽不灵的一面。这包括伊斯兰社会。
西方多元社会的概念同样很适合社会生物学讲的社会发展规律中的有机社会的概念。有机社会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寻找到各自生物里比多的“尼车”；各个社会阶层，在国家的施政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来保护各自的利益；由他们的代言人来制定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各自阶层的代言人都是这个阶层的专业“帮闲”；而各个阶层的个人，都是自己尼车里边的专家专业人士。
玄学和科学本来是两样对立的东西。可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来主义”,“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有中国特色的。。。。。。”等口号下，硬要把二者统合在一起。于是玄学开始伪装科学，拿来主义也广受拥护的把西方多元中的一元拿来做我们独大的一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
原因是任何一门学问，其最终都会迈入哲学。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一门关于人生的学问。哲学的道理不仅仅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而且还广泛存在于任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间。它是所有人类学问共同遵守的规则的一套学问。哲学领域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我觉得够深刻啦！只是没有拿来在中国大陆广泛地讨论。
中国文化没有对科学做出贡献，绝对是中国文化本身造成的。由于西方在科学上的进步，使得中国有积弱的感觉，是合理而又必然的。只是由于有了参照，又由于HY式的自我满足和自大而对西方的蔑视和中国文化中的强盗逻辑而引得人家来揍你，中国才有了危机感。当官比当中医要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中医怎么可能受到比官更应有的重视？医学怎么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的哲学也是玄学，不是科学。西方的哲学有好的逻辑推理，而中国的哲学类似“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样一种参禅一样的模棱两可。一个后人对自己所尊敬的人的一句话的记录，也能成为哲学？用专制高压的手段把后人的一种解释定为标准，能很好地发展哲学吗。哲学不能很好地发展，又反过来左右社会的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是中国社会两千年往复循环的原因。虽然有人推测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的明朝商品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契机，但这说法经不起推敲。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契机在唐代就发达啦，特别是宋代。中国社会官本位的阻力过大，而官本位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凝缩。官的腐败速度其实远远大于中国农业和中国的蟑螂文化对地力的掠夺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又由于自然灾害和官僚腐败而引起的农民暴动对社会起着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所以，中国社会不可能在社会思想上有一个飞跃。社会思想的不能飞跃,导致的是社会形态结构的不可能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谬论，以它所延伸出来的社会制度被人类的摈弃而体现出来。
1.马克思主义哲学谬解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之后，现代物理学对物质下了一个更加精确的定义。物质是能量活动的一种或多种表现形式。而能量就是我们所生活于斯的这个宇宙。简言之，物质就是能量的一种或宇宙的一种。当物质发生变化的时候，物质的量开始增加或者减少；增加的量来自于对周围的物质的汲取，失去的量源于对周围环境的渗透。当物质以近光速运动的时候，其质量会跟着丢失；运动的物体静止下来的时候，其质量会有所增加。(能量转化为传统物理学上的质量)。也就是光合作用的化学方程式.6CO2+6H2O+光能=>C6H12O6+6O2
意识是什么呢
意识是物质之间能量传递的一种形式；但却单独指活动于大脑的一种物质，或者叫能量。这也就是说，把大脑的意识活动也归结为物质的范畴或能量。现代生物学还远远没有揭开大脑意识活动的奥秘。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理论或者假想已经告诉我们意识活动是跟某些未明白的生理化学反应有联系的；或者大脑的活动是一种物理学上的全息信息传递或类似于光纤方式的传递.(这些还都是未知数有待于大脑生理生化的研究)(我个人的瞎猜,也许大脑真的和电脑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后天的学习,是大脑植入的程序)
2.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谬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应生产力有反作用。并进而形象化地推演出经济基础对应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应生产关系。用这种方法，给自己的造反哲学做辩护。而实际情形，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第一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愿望，第二来源于对实现愿望的摸索和探求，第三来源于对摸索探求行为的大众赞许或反对态度，也就是认可态度。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对此三点是没有抓到任何一点，所以社会永远没有进步。仍然沿用两千年来的农耕方法。马克思故弄玄虚地把大众赞许态度，说成是上层建筑，荒谬而又玄呼！其实的大众赞许态度，和另外的两点，都是哲学上讲的对宇宙世界的世界观。
3．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谬误在于提出了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主义的概念但却没有论证具体细节和其可行性
这点有如论语一样，因为缺乏论证，后任者就按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按自己的口径说话，而且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自己的西瓜才是最好的西瓜。结果就造成了中苏关系的必然分裂。（请参考沈志华教授的中苏关系分裂的演讲）
马克思主义的造反理论，没有在哲学界受到多大反映，而跑到下层对没有知识和更长远见识的工人阶级进行煽动，带给那时候的欧洲是灾难，带给苏联和亚洲的，自然也是灾难。马克思和其前的卢梭所认为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在考古学和人类学，以及今天对太平洋，非洲土人社会的研究中都找不到证据，即便在动物的社会中，比方说狼群的研究中，也找不到证据。对捕获的猎物，也都是头狼先分享。在原始人中，比方说对非洲猩猩群体的研究（古德尔的研究报告）我们也可以看到，头领在群中的分配上所起到的作用。对捕获猎物的集体分配，是劳动分配，并非是原始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造反理论，延伸到暴力夺取他人该被分配的劳动成果，跟中国农民暴动夺得政权后的结果一样，造就的是新的一轮蜜蜂社会，或蚂蚁社会。
五．中国文化的病态
中国的小脚文化是中国文化生病的最好例子。本来恋爱女性的脚，是男性性心理的一个人群比例不小的人性特征。但是恋足发展到了极端，是对女子身体和心理的摧残。现代女子对恋足人群的满足模式可以穿上高跟鞋，把鞋改成尖头，脚背裸露光滑平整，在脚步的动态中，再用裙子向雄性暗示“性”这个人生的大话题。而中国文化中的小脚文化，既表现了社会整体对恋足的追崇，又表现了人性中虐恋的文化成分。如果恋足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而伴随着的其他文化延伸物，也就很难在健康的轨道上发育成长。这其中包括：
A)思想行为模式:
虐待与被虐待的互动关系，在性本能的发动上，只是生活中性爱活动的前戏。当把这种心理发挥在政治上的时候，就是君王所处虐待地位和被虐待者的道德固定。被虐待者跪下磕头，三呼奴才该死；极端的人还会采用的以死鸣志；接下来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固然有毛泽东看到基层干部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的现象和趋势，也有毛泽东看到政令不能出中南海，一出就走样子的愤慨，更深层的东西还是跟人类的虐待和被虐待心理有关。由于上述这两条原因，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仍然赞同文革，怀念文革。但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也不是没有，而人们却宁愿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愿走上那座已经建造好的大桥。颇有点：“俺四川人，就是有志气……！”当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具体情况“我也觉得中国现在不适合民主”，原因是因为我所讲的，决定生产力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哲学思想体系。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是简单的、零碎的、玄乎的而西方的哲学体系是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由于中国这167年的历史都是一部对抗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历史，所以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道路真的还很长，原因倒不是中国适合或者不适合，而是在于中国愿或者不愿。实现民主肯定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但是由于中国人的HY式思维，重结果，轻过程。所以看到技术或过程上有难题，转而会认为中国不适合民主。
B)社会行为模式
以足部为性爱对象的非生殖目的的人性异化。本来也可以做为性爱的前戏，这是人性的特征。但把它发展到文化层面的是儒家学所建立的强大君臣体系。恋足者对性爱对象的五体投地和吻足行为在群居的偶踢类动物中也常可以看到。公牛会很快乐地舔另一头母牛的阴私部位，吻一头母牛的足甚至都可以在艺术作品里表现出来。但是把这样一种行为引进人类的社会关系并加以强化，造成的结果，无异于争夺狼王失败的公狼，一大部分改为同性恋，个别的寻找合适的机会，趁狼王的不注意，偷偷地与母狼交配。作为异化的文化学人类，就是思想和行为上的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偏差。
恋足行为的背后隐含着HY和HY式思维，而HY式的思维背后，隐含着虐恋的快感。所有这些思想和行为解释出的论语造就的是中国文化的这几重的互动关系。
由强化了的，强大的跪礼，奠定了不敢犯上，为尊者讳的道德模式。对造神和崇拜强权，更加推动。年轻人进入社会期的强大反社会思绪，在过去自然动力社会下，由包办婚姻下，男子17、8岁就找到了性的出口，人生已经被安排的很好，在强大的儒教思想包围下，要想产生反社会的思想和道德，产生新的世界观也的确是很难很难。所以我赞成金观涛等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论说，我很佩服的，当今真正的思想家，提出黄河文明，海洋文明概念的谢选骏先生反对之，至今还没拿出强有力的论据来！
C)手淫式的民族自大和满足感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差别
中国的自大和自我满足感，大概开始于宋朝(研究历史的人可以给我个准确的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学分类的后古时期。历史学这样分类，是明显有它的原因在里边。东亚病夫的真正开始点，就是论语成书的时间。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政府对民间思想的禁锢无暇，使得中国还能再出现一个伟大的唐，（唐朝的伟大，自然也跟那时候的民族融合，崇洋媚外有关）但自宋朝理学以来，儒家哲学不再分布于上层知识层，而开始走入民间，这个走入民间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得病的过程。对唐朝的伟大，甚至对中国文化的伟大，我们也不可有种HY式性幻想的不切实际的赞许。除了儒家等哲学思想之外，中国还能有什么地方伟大的呢？以我们现在的标准，伟大不伟大，以老百姓生活是否舒服愉快为标准，中国实在是不能够比任何其他民族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明清小说和《红楼梦》中都有描写在所谓“盛世”，仍有下层社会的很多悲惨生活。包括今天所谓国力强啦，老百姓富裕啦，但是，仍然有那么多需要助学的儿童和马家爵式的人物。
如果以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所称的国学的内容来看，我们数一下我们真的可以很骄傲的都有哪些？（下边这段，转引自《国学热的思考》）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各方面，例如包括中华各民族从古代到今天的蒙学读物、衣冠文物、习俗、礼仪、语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伎、音乐、歌舞、戏剧、绘画、书法、思想、心理、信念等。国学中包含有大量的社会、民俗、制度、生活世界的内涵，特别反映在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方面，同时又是中华人文精神之根，是我们民族的终极信念的所在，是安身立命之本。
这里所列举的，服装文化，我们贡献了旗袍，而今天我们所穿所用，哪一个不是来自西方？
习俗，礼仪我们正在西化、正在改变；过去的，已经被抛弃。语言，文字，除了一些正在HY的人认为我们的语言文字比西方的好外，大多数人应该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没有谁比谁好的分法。其他天文，农学，医学，工艺，也更不能说比同时代的其它国家要好吧？建筑就更不能提啦。欧洲的建筑，正在侵略中国。数学呢？也不能提啦！音乐，歌舞根本没留下些值得我们推崇的东西。这样细细的划分，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光辉，其实仅仅在于，戏剧、诗歌、书法、，思想、信念。除此之外，别的实在不能称得上优秀。
而正是这些我们可以称得上优秀的，在阻挡着我们今天前进的脚步。
今天基因科学对史前人类的研究，和人类学、考古学对上古时期的研究，更发现一个现象：有文明发端的地区都是农业地区。这里所谓的文明，都是指宗教、文学艺术和哲学。而我们今天所重点的，改变我们生活和劳作方式的科学，却都停止不前。具体停滞不前的原因，我们现在也都发现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宗教、文学艺术和哲学阻挡了其他门类的发展。不仅仅中国是这样，公元前4000~5000年前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和其后的印度文明都是这样。从这一点上看，也实际验正了我的在《精英社会和她的社会生物学》一文中指出的，文明是对人性的束缚和变态。中国讲的性格这一词，也挺有意思，性格---就是把性给它格子一样格起来。而性又是今天佛洛伊德讲的泛性论的园点,预示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思想的背后,不管怎么隐蔽和曲折,都可以通到性这个大问题。
在农业文明的化石发现中，人们发现儿童夭折的比例偏高，骨骼中有明显营养不良的现象。而对保留着原始人生活方式的人类的化石中，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其实今天我们看食草类的牛，羊，马和食肉类的动物中，都可以发现大部分这类动物，都是又肥又壮，都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而农业文明的人类，这现象却经常会出现。原因当然很明显，一是靠天吃饭的农作物容易得病虫害；一是人类自己还不懂得处理好自己的排泄物，容易造成发病。
农业文明的另一大特点，是多繁殖，少教育，这又是跟鱼猎文明不同的地方。中国老话有讲说：“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而鱼猎民族，需要脑力很多很多。所以也必须注重儿童的教育。鱼猎文明不需要很高的群的程度，而农业文明则反之；群的程度要求越高，怎么样才能把人群组织起来，就变成了每个文明都面对的问题。于是农业文明的社会道德和宗教哲学等便应运而生啦！但鱼猎文明因群体劳动要求不高,所以永远不会是新文明的发源地。没有如农业文明一样的道德束缚，人的自然属性就表现发挥得更完备更扩张。不会出现如中国人样的由文明束缚的病态发育，因为人性已经慢慢释放，就不会剑走偏峰，迷恋小脚文化，抽烟文化，酒文化，赌博文化等全民族都推崇的风气。
而鱼猎文明的人们，则是通过被渗透作用获得农业文明的精神和精华。人类学或者文化学上把这个现象叫做假晶现象。假晶出现后，鱼猎文明又把它发展起来的文明，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海洋文明。
在早年我对中国民族和西方民族的食物对比中有趣地发现,中国人进食的肉类明显比西方人少。当时我是戏称我们中国人是食草的民族；而西方人是肉食的民族。象西方的奶类制品这么发达，就是一个明亮的证据。如果人类的确是从非洲然后两河流域，然后欧洲，再然后进入亚洲这样一个移动路线，那么我就可以推论，今天亚洲民族的身高是源于农业文明的营养不良造成的。日本战后经济发达，平均身高增加；今天80后的平均身高也明显高于上一代，也可以证明，我们从前的社会，的确是个营养不良的社会。而欧洲和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身高都比南方农业社会的要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从前所蔑视汉族以外的人种的理由，也是无端的自大的表现啦。这样一来，束缚我们的精神的文化和儒家思想，就更没有值得我们今天保留的长处啦。
以上的这些分析都是从近代的自然科学中得出的结论。请参考《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一书。作者是LuigiCavalli-Sforza,P.Menozzi,A.Piazza.1994年和《走出非洲》（AfricanEzodus）,作者是C.Stringer,R.Mckie.。还有另外一本可能被怀疑种族歧视结论的书叫《种族、进化和行为》我们也可以拿来读一读，看其中讲的有没有道理。作者是ProfessorJ.PhilippeRushton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就明白中国式的自大和自我满足感是多么偏狭。
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满足感，跟自然科学下的现实有所脱离。到了清末，鸦片战争前，这种感觉一直都很良好。所谓自我满足感，强调的是HY时候的美好感觉。两性性爱的美好感觉，少逊色于HY的自我感觉。但是HY所带来的心理特征是对现实世界复杂过程的简约或者跳跃。两人的性爱，需要很多前戏、挑逗、愉悦然后才开始。HY的特征是轻易就可以进入状态。中国人做事情不认真，就是这样心理特征的表现。希望草草地赶快把事情办完，很轻易地就对某个问题草率下结论，而忽视结论的论证过程。在科学上，读论文的西方人，不大重视读论文的结论。但大心思都花在了论证过程上，而中国人刚好相反。这样的人群，自然会表现的华而不实，华丽而无用和轻浮躁动。
D)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人思维两极化，人物的脸谱化
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作品，把人类社会人物性格简单地分类和脸谱化。民众思维又趋向于这种简单化和两极端的摇摆，而没有看到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的幅度很宽的大众人群；这种简单思维和追求天人和一而不得所带来的行为和思想的分化现象，及个人思想和行为还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摇摆，都表现出HY式的思维特点。行为和思想的不一致，是精神病的分裂现象的早期表现。
思维两极端的摇摆，表现在对好人和坏人的评价上尤其明显。由于不认知人性的特点，亦即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善、恶特征而简单地把一个人看做好人而捧上天；把另外一个人看做恶人而打入十八层地狱。
现代生物学依据基因理论，把人类的一些行为也看做是基因的表现特征。比如自私基因，利他基因，自杀基因，同性恋基因，虐待/被虐待基因。
红楼梦这部书，在我看来，是曹学芹想破除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病态特征而辛苦写作的一部书。当然道德家看到的是淫。我个人对哲学的思考看到的是这部书想告诉人们的人生的哲理和哲学的上的互动互依关系。第二回里边的正斜两气说，明明白白地是在谈论哲学吗！后边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嫌隙人有心生嫌隙，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等等很多章回里都是在谈这个涵数关系：
但是中国哲学里象曹学芹这样的明白人不是很多。而且面对已经生病了的中国文化，曹公还缺乏更有力量的现代科学来论证中国文化中的病态和提出更好的改良。这也包括近代的鲁讯先生。本来一个手淫的民族，时不时地手淫一把来满足内心里强烈的性困惑和精神上的无比享受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手淫的个人，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自己在HY的时候，别人也不能来干涉的。可是当有人来敲门，推销商品的时候，正在手淫的这个当然就会因被打破的性幻想而出言不驯而产生矛盾。(有趣，推销商品的也会因为来开门的激烈情绪反映而回嘴一句:有病。这就是东亚病夫一词的来历。东亚病夫词汇的口头相传是在鸦片战争前的英国人对中国人很多不能理解的行为的蔑视而说出来的：比方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三洋行却是世界上最没有地位的商人；商业本来是自由贸易的，却一定要经过十三洋行这一条路；官员在严厉打击鸦片走私的时候只要送给这官员一些鸦片和金钱就可以放心地走私；如此种种，被那些只知道商业思维的另外一个风俗的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门里的家长个人和老少四代同堂家庭里的孩子们对待来推销的商品开始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的时候，内外的交困，也没办法不使这样一个家庭跟外来推销者产生一场战争。
六．子贡问政一段，真想让我上百家讲坛大声疾呼：于丹老师，不要再给已经病态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添加这毒汁啦！
夫兵、食、信为立国的根本。可是中国人历来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什么是国，就是皇帝的家跟我们老百姓的家不能叫一个词，所以才叫国；一块围起来的土地，里边有个王(或者里边有人拿着武器，保护着一个人)然后是跟着王的那个点。当皇帝的，把刀架到我们老百姓的头上，让我们给他吃的，我们不敢不给；你让我给他吃的东西，可是我自己也缺吃的。那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你也要给老百姓留点吃的，他们也得活才能给你做工，继续给你找吃的。不但如此？孔子还说你得让人家信你，觉得给你奉献吃的是天经地义：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觉得这跟老师一贯讲的礼不太合，所以要挑战老师，接着就问啦：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所以才有孔子说的舍兵，舍食，也要坚守信这一条。
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家的概念。已经跟孔老夫子讲的不一回事情啦！今天我们说的国家，是指的坚守和赞同同一个根本大法(宪法)的社会集团人群和他们所占有的地理、资源和环境的通称。所谓根本大法，就是我们讲的信仰，如人生来平等。为了实现这个信仰，需要组织这样一群人来保证这个信仰的落实，这就是政府。由于人类存在的诸多矛盾，和达尔文主义的存在，这样一群人需要有军队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以防止外族、外国的抢夺行为；政府的职能是为国家的人民服务的；但是政府如果不为国家的人民服务而自身又拥有非常巨大的权利，谁能保证政府不把刀架在老百姓的头上作恶多端呢？朴素的中国先秦哲学是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于丹老师，您喝口水吧!
另外，孔子讲的舍兵，舍食，而守信，也是后世“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最早例子。这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我们今天的人们，把生命权看的比任何主义、信仰都重要。“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基因科学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带有的基因特征。就跟同性恋的基因特征一样，只是存在于部分人群中的一个事例而已。
七．君子逐义；小人逐利。天人和一是对现实世界认知的最大谬误.
由于这话产生的对商业利润的蔑视，使中国的商业即使在唐朝已经很发达啦，可是仍然没有起到质的变化。西方由于商业的巨大利润，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达；而发达了的制造业，使得人们认识到仅仅依靠人力和畜力无法满足对产品的需求；从而在科学的推动下产生了动力革命。而中国的社会呢？从唐代就开始了的契机在汉代重视儒家学说的大空气影响下对商业的蔑视，阻断了商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使得到了宋代的商业，商业税收已经可以让京城的老百姓享受到衣食无忧的境地；而就是不能再往前迈上一步.(清代还有一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所谓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差别，就在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被做为君子所应该尊重的自然现象；而去追求人类精神的天人和一。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很模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却很清晰。但是这种清晰的现实被儒家当作了小人的行为，不该是君子的行为。虽然中国文化用天来代表天理，天人和一来代表人的精神升华。但天理又是一个模糊琢磨不定的概念，这就自然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华而不实。儒家追求的天，不象西方社会追求的人类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这个理想来的清晰现实。儒家的天人和一，漠视并蔑视了人类心理发展的其他5个过程；只把天人和一做为读书人的目标。文化的发展又只给中国社会的人类里比多提供做官的一个人生窄门，为了挤进这窄门，人们可谓什么高尚的、卑鄙的手段都要运用。而面对卑鄙的手段只凭道德的谴责、骂几句小人、靠教育提醒小人多做个人修养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中国人一再宣言的思想教育，倒是颇有洗脑之嫌。我历来反对用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国民素质。孔夫子说：衣食足而知礼仪。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先哲圣人不去想办法先解决衣食足的问题而却要迈过衣食足而先去要求国人知礼仪呢？我们现在看到常有批评国人出国旅游做了很多不知礼仪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有人可以狡辩说衣食足而知礼仪不是自然的还要有教育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中华哲学的最大问题所在。孔子说了这话，他就拍了屁股走人，而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文化变异空间。我前边所叙述教育这个词就是洗脑的另外一个说法。对民族对文化的危害犹如原子弹爆炸一样地大。
我们暂时先撇开教育不谈，我们仍然认为孔老二的说法是对的：衣食足而知礼仪。
面对我们今天国人出境旅游所做的事情和其它很多不知道礼仪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想到
1．衣食足而也不太可能就知礼仪
2．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衣食足所以还没有到达知礼仪的境界
我倒认可这第二种说法。面对今天呼喊新的康乾盛世的人中央政府有很明确的现状材料。当外国要把中国列为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请他们去看我们落后的地区，就是想告诉他们，我们国家依然存在着一个群体，他们还没有达到衣食足的程度。我想于丹老师一定同意我的看法。面对这个群体，你还对他们发修身养性之慷慨吗
已经吃饱了饭不做农耕、不事衣食的中国田园派读书人。哪里知道人生的痛苦？有人在探讨中国文化的腐朽部分的时候，把中国文化的华而不实、华而无用归结为是中国文字造的祸；不全有道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需要有人专门研究。不象苏联或者欧洲的拼音文字，一个下层阶级的人比如高尔基，可以很快地掌握文字，去读更多的书，明白更多的道理；然后回头表达下层阶级的人生痛苦。不论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体，还是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我甚至在今天读这些书的时候，对人生的悲惨和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离开外祖母的那段描写都会煽然泪下。在还没有今天的科学动力方法的社会里，那些下层的人民是如何悲惨地过着每个日夜的啊！我上次回国，看着在火车上遇到的出外打工的农民，我都想象起来我的父母那一辈人，在解放初、50年代初经济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如何象今天的农民工一样，从乡下来到城市寻求生活的情景。也还清晰地记得，做为一个普通工人的我的哥哥姐姐，如何因为认识了一个科长、或者处长而兴奋地谈论能否给二哥找份工作的情形。
中国缺乏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虽然杜甫因安史之乱少有触及，但那还远远不够，远远不够！虽然后期的明清小说，有所触摸；但其思想性和触摸深度还远远没有逃离中国哲学的大概轮廓。因为中国文字的阻挡而形成的中国精英阶级又不能了解现实社会的残酷、悲哀、重负、和辛苦，在这个层面上发展的哲学跟现实生活可谓差了十万八千。
由孔子的小人和君子的截然两分法造就的精英阶级，不懂得下层人民的生活艰辛，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和意愿改善下层的生活。所以才会喊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脱离实际的桃园生活。因为已经有了十斗米，自然不须为五斗折腰，如果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了的下层人民，自然会跟他的想法不同。你吃饱了可以去追求你的虚怀若谷的主义，我们还是要接着辛苦奔忙。天人和一说穿了，就是造出一个不吃不喝的神，让我们下层的人民供养。
八．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
以我个人这样一个女性崇拜主义者，我会说出：天下唯男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不恭，远之则怨。为什么？因为你看男人，在追求女子的过程中，女子如果不理会他，他会象蜜蜂缠花一样，整天在你头上嗡嗡嗡；弄得你心烦。可是你真的答应他啦，给他个好脸色，他却不把你放在眼里，又去找别的女人去啦!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
用贾宝玉的话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却是污泥浊垢。世上凡是结婚过了的女子，就好比清水里混了污泥，变得也是那么恶臭难闻。
现代生物社会学已经告诉我们，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性之难养为人类之天性也！不管是圣哲如孔子、诸葛亮到今天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也都是人。人类中有的缺点、错误甚至恶毒，他们也都会有。正好比孩子们会用哭闹来表达他们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大人却会采用隐忍和迂回的战术去掘取他们想要的，有时甚至会采取巧取豪夺等更卑鄙的手段。
论语以及中国文化的错误，在于截然把小人与修身养性变成对立的两个层面并加以夸大和极端化；始终没有明白，修身养性谈论的是基因的表现型问题和佛洛伊德讲的性的升华问题。
九．讲中国哲学中的伟大和弘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是一样的
有钱不一定快乐，但也不会因为钱而不快乐；没有钱不一定就不快乐，但也不会因为没钱就很快乐。究竟不快乐的人群里是有钱的比例多还是穷困者的比例多呢？我们是不是该做个调查呢
在讲到千手观音和周周的人生成功的时候，于丹老师并没把千手观音之后的残酷竞争，拿出来讲了？你是没办法希望每个残疾人都去成为周周的啦！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的。
不要教育我们普通人去做圣贤。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也不是我们的错。人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平等的。但这个世界的现实是：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我们没法子改变我们的出生，但我们可以要求，我们这个群体给我们机会的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在于丹老师口口若悬河地大背先贤的文章、诗歌的时候，那种激昂，展露了丰厚的才华。却忽然让我觉得不够真实，感觉于丹老师其实并没有很多自己的思想。好象是演员背耸台词一样。在讲到你的那个学生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学生，经意还是不经意描绘成了未来的圣贤。虽然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而没考入北师大，但还是靠自己的个人意志迈入了北师大。倒想请问下你这个学生，当你在背后叫于丹妈妈的时候，你可否也是属于恋足的这个群体呢？你对你的于丹妈妈怀有很深情的爱吗？那种发自于性的爱，但又不拘束于性的爱？你有把你于丹妈妈的脚当作你性的幻想对象吗？
你可以不回答我这末隐私的问题。假如是的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发奋考入北师大的动机。这样还有很多人性的成分；假如不是的话，那我就真的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之外，真的是有圣贤存在并可以领导我们，不管是进入美丽世界、还是起着头羊的作用，毅然跳下悬崖绝壁，我们都会义无反顾。
2018年2月16日星期五
谢选骏：共产主义为何是自己的掘墓人
《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赵家祥 2013-03-23）说：
从常识的观点看，肯定“恶”在历史发展中有积极作用，这似乎是奇谈怪论，因为人们历来倡导“惩恶扬善”。从教学的角度看，在哲学教科书列举历史发展动力体系中诸多动力时，很少有讲到“恶”的历史作用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查阅有关文献，特别是历史哲学著作，就不难发现，“恶”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古已有之，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不少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合理思想，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正确认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历史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全面认识和处理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不可忽视和遗忘“恶”这个历史发展的动力。
历史哲学中所说的“恶”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恶”并不完全相同。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恶”主要是指作坏事的意思，如“恶贯满盈”、“罪大恶极”、“罪恶累累”、“十恶不赦”、“万恶滔天”、“恶人先告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等。“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恶”有着更加广泛的含义，它包括私利、私欲、权欲、贪欲、犯罪、剥削、压迫、竞争、阶级斗争、殖民统治、侵略战争等等。作者先讲西方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然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讲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
一西方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一)基督教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在古代基督教哲学中，就提出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奥里留·奥古斯丁(354-430)的《上帝之城》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认为，自从亚当犯了原罪以后，世界便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世俗之城。前者属于上帝的信徒，后者被魔鬼撒旦所统治。奥古斯丁所说的“城”，相当于“社会”。而社会是人的群体，但不是杂乱无序的集合。他说：“一个人的群体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就他们所爱的事物达成共同协议而结合在一起。因此为了知道一个群体的性质，我们只需了解什么是他们所爱。”[1]这两种不同的城，是根据两种不同的“爱”划分的。奥古斯丁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冲突：第一种冲突是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两种城中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爱：上帝之城中的爱是超越自我的对上帝的爱，世俗之城中的爱是蔑视上帝的自我之爱或自私之爱：两种不同爱酿成两种城之间的连绵不断的冲突和斗争。第二种冲突是世俗之城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人类自私的本性，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追求一己的私利而互相倾轧、互相斗争。这种冲突和斗争是上帝对人类世俗罪恶的惩罚，并由此展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与魔鬼的信徒不断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果使人类不断趋向上帝的天国，同时把魔鬼的信徒打入地狱，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上帝的信徒最终进入幸福的天国。这种观点显然是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但也包含着合理思想：(1)这种历史观中包含着历史进步的思想；(2)这种历史观中包含着惩恶扬善的思想；(3)这种历史观蕴含了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及其解决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
(二)维柯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维柯(1668-1774)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正是人们对自己私利的追求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动力。他在《新科学》一书中说：“人类由于受到腐化的本性都受制于自私欲和自爱的暴力。这种自私欲迫使他们把私人利益当作主要的向导，他们追求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而不追求任何对伙伴们有利的事物，他们就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欲控制住或引导到公道的方面去。”[2]维柯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的共同意识。他反对把人类历史看作无数偶然事件的堆积或教皇与君主的意志和狡诈奸计的产物，力图在历史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人们追求私利的行动，却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不可能引导人类历史有规律地向着确定的方向发展。这显然是一种矛盾。维柯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呢？他认为，另有一种力量制约和疏导着恶的力量，使其向一定的方向发展。维柯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天神意旨”。这种“天神意旨”与奥古斯丁的“上帝意志”不同，它实际上是人类共同利益需求的原则，是人们的一种群体意识或共同意识。维柯说：“我们的批判所用的准则，就是由天神意志所教导的，对一切民族都适用的，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或常识)。这种共同意识是由各种人类制度之间所必有的和谐来决定的，民政世界的美全在于这种和谐。”[2]又说：“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2]这就是说，群体意识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一个阶级的群体意识，有全体人民的群体意识，有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以至有全人类的群体意识。而全人类的群体意识则是“由天神意旨教给诸民族的一个准则”、“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2]。虽然每个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群体意识，但这种群体意识却对每个个人的意识和行为发生影响，能引导人们在现实的行动中作出各种判断和选择。
维柯举例说：人在野兽情况下只希求他自己的福利；娶得了妻子、生了儿女之后，就希求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福利；进入了公民生活之后，他就希求他自己和他所属的那个城市的福利；等那个城市的统治推广到若干个民族，他就希求自己和民族(或国家政权)的福利；如果若干民族由于战争、和约、联盟和通商而结合在一起，他就希求他自己和全人类的福利。他指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人主要希求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凭天神意旨，人才会被控制在上述各种秩序(或制度)之中，作为家庭、城市，最后作为全人类的一个社会成员而运用公道。如果不能达到他所希求的一切利益，他就要受这些秩序或制度的约束，只希求他所应得的那份利益，而这就叫做公道。所以调节一切人类公道的就是天神的公道，其目的就在维持住凭天神意旨来行使公道的人类社会。”[2]由此可见，在维柯看来，公众利益或群体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私人利益或个体意识则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同时必须看到，维柯的“天神意旨”仍然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三)康德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康德(1724-1804)有着与维柯近似的观点。康德认为，自然赋于人各种各样的秉性。人的最基本的秉性有两种：一种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一种是利他主义或集体主义。但人的本性的主导方面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人的本性是恶的。正是恶的本性驱使人们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并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但是，人的利他性又制约着利己主义的恶性发展。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的矛盾及其解决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说：“个别的人，甚至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是往往互相冲突地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的目标即使是为他们所认识，也对他们会是无足轻重的。”[3]“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是对外的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惟一状态。”[3]康德的自然的目标表现为，它引导或迫使人们沿着自然的意图所规定的方向发展；先是使人的恶的本性激发出人的各种天赋，发掘出人的各种潜能，引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斗争。人们在饱尝了由恶的本性激发出来的盲目力量造成的痛苦以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劫难、破坏、毁灭以后，才会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摆脱这种恶欲横流、尔虞我诈的野蛮状态，建立具有法律约束的文明社会。这就是说，尽管人们都在设计着自己的特殊计划，追求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实际上人是由自然操纵的，并由自然引导到自然给他规定的目标上去。个别的人，甚至整个的民族，都很少意识到，当每个人或每个民族按照互不相同、以至互相抵触的意图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都不自觉地实现着自然的意图。总之，康德把人的恶的本性看作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善借以实现的工具。但历史的最终目的是善，发展道路是通过恶而达到善。
康德在论述人类社会的对抗性和人类合法秩序之间的关系时，把这个思想讲得更加透彻。他说：“大自然使人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3]康德所说的“对抗性”，指的是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类进入社会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是和一种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的贯穿始终的阻力结合在一起的。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他才感到自己的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独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就会处处遇到阻力。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人们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的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我们应该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人类要求和睦一致，但大自然却要求纷争不和。人类要求生活得舒适而满意，但大自然却要求人类能摆脱这样怠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而投身到劳动和艰辛困苦之中去，以便我找到相反的手段好把自己非常明智地再从那里面牵引出来。康德说：“这种趋向的自然推动力，这种非社会性的及其贯彻始终的阻力的根源——从这里面产生出来了那么多的灾难，然而它同时却又推动了人们重新鼓起力量，从而也就推动了自然秉赋更进一步地发展——便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并非有某个恶神的手搅乱了他那庄严宏伟的布局或者是出于嫉妒而败坏了它们。”[3]康德这种关于人的社会性倾向与非社会性倾向的矛盾及其解决是推动历史进步和人自身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是深刻的。
(四)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
黑格尔(1770-1831)也充分肯定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自由的精神是历史的实体性动力，而由人们的自私心产生的欲望和热情则是历史的现象的动力。他摒弃关心、爱心、德性、仁义、情操之类的空话，认为个人兴趣和满足自私欲望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下面一些论述：“人们遵循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利己主义’”，“没有激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列宁同时指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爱的动机比较少，而且其范围也比较窄。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些思想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些思想“接近历史唯物主义”[4]。
黑格尔认为，个人是一个特殊存在，他从事活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意志，而他的意志是与他的私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己的欲望会激发起人的热情。他在《历史哲学》中说：“我现在所表示的热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个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5]黑格尔虽然把自私、恶劣的欲望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他同时也看到私欲激发起来的热情不能不受理性的控制。从现象上和有限意识方面来看，人的行为和历史是一幕幕热情的冲动和表演；但是，从本质上和无限的理性方面来看，人的行动和历史同样也是理性的表演，因为理性非常狡猾，它利用热情本身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力量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依照它自己的性格，彼此互相影响，而它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其间，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下，天道或天意之于世界历程可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她的目的，而她(上帝)的目的与她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5]黑格尔认为，私欲、热情等等是历史发展的表层的或直接的动力，理性才是历史发展的深层的根本的动力。
维柯、康德、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却是不科学的。他们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归结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而是归结为“天神意旨”、“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等非人间的精神性的神秘力量，最终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哲学，同样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他们不是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神秘的“天神意旨”、“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之类的东西，而是归结为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特别是归结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有许多深刻的精彩的论述，下面择其主要的内容扼要作些介绍。
(一)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1853年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一方面严厉鞭挞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又着重论述了东方社会的原始性、野蛮性和落后性，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在东方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东方社会的进步，非常鲜明地体现着“恶”在历史发展中可以起积极作用的思想。
马克思当时认为，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殖民主义者在自己的故乡还装出一幅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这种野蛮性了。他们极其残忍地屠杀东方人民，把这种屠杀当作乐趣，用东方人的身体发泄兽性，双手沾满东方人的鲜血。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认为，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种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和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非常悲伤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和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创造精神。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它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看着殖民主义者的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察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施与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种失去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蛮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残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些小小的农村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由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从而造成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
在这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分析，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马克思是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这两个尺度全面考察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社会的关系的。从价值尺度或道义尺度来看，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人民的残酷的掠夺和屠杀，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从历史尺度来看，他又肯定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结构的破坏，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其二，马克思主要不是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角度观察东西方社会的冲突，而是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角度着重探讨有关东方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如东方社会种种落后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这些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方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传统的束缚而走上新生的道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落后的根源在于自身的社会结构。亚洲所特有的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使亚洲社会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稳定状态。尽管那里不断发生政治变革、改朝换代，但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从西方资本主义对亚洲入侵的过程中，看到了亚洲新生的曙光。他发现，亚洲的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可能土崩瓦解，亚洲式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野蛮性、原始性和落后性改造的机制可能恰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因而，英国人对印度的侵略起了一种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也同样为亚洲社会的新生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7]
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和揭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体地说，就是在有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如果说“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恶”则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二)关于“类”的发展靠牺牲个体来实现与“恶”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还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它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因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8]。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思想不仅在科学上是诚实的，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或者是造成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8]西斯蒙第带着伤感主义的情绪责难李嘉图，并且认为，“为了保证个人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要造成个人的死亡。”[8]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不理解“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理解历史进步要付出代价，不理解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整个人类的发展，要靠牺牲一部分个体，甚至整个的阶级或民族为代价。只有人类的一部分、而且是优秀的一部分首先发展起来，才符合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利益，才能带动整个人类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进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8]。
(三)关于奴隶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与“恶”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奴隶制的出现时，一方面谴责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又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进步。这是因为，首先，奴隶制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把奴隶用于生产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奴隶制甚至对于奴隶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作为奴隶重要来源的战俘，以前是被杀掉或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再次，社会有了阶级划分以后，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古代科学文化的繁荣。奴隶制的剥削和压迫是非常残酷的，属于历史上的“恶”，但这种“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却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杜林不懂得“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用一些泛泛的空话“痛骂奴隶制”。针对杜林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对奴隶制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9]
(四)关于贪欲和权势欲与“恶”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判费尔巴哈大讲幸福、平等、爱在历史中的作用时，引用了黑格尔一段关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十分赞赏黑格尔这个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10]在讲这段话两年以前，恩格斯就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过这样的思想。他在讲到文明时代所实现的进步时说：“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曾经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10]在这里，恩格斯在嘲讽“卑劣的冲动和情欲”、“鄙俗的贪欲”的同时，也承认了它们不仅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认为精神文明的进步，如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繁荣，也是靠这种“恶”来推动的。
(五)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恶”的历史作用
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世界形势和俄国的自身形势的变化，黑格尔认为，俄国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俄国的唯一前途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要经受种种苦难，亦即经受“恶”的折磨，但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弗·丹尼尔逊，由于不懂得“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会给工人、农民以至整个俄国社会带来种种苦难为理由，反对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嫁接”西欧的现代大工业。恩格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丹尼尔逊的这种错误观点。
第一，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认为，丹尼尔逊离开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放弃评价社会进步的历史尺度，主要从个人的好恶评价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这是极端错误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及其后果”[11]。在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评价的客观尺度。其实丹尼尔逊也看到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但他由于不喜欢这种变革而对其持否定态度。恩格斯则认为，这种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进步。他指出：“从1861年起，俄国开始以同一个大民族相称的规模发展现代工业。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俄国也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而且是以巨大的努力行动的。”[11]
第二，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以由于俄国政府的政策不正确造成家庭工业和农民副业的破坏为理由，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丹尼尔逊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是由于沙皇政府实行了保护关税等错误政策。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经济必然性使然，与政府政策的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恩格斯看来，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必然排挤家庭工业的产品，破坏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全然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俄国如此，当年的英国、德国也是如此。对于俄国我们不应该讨论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会不会破坏家庭工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农业部门这个问题，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有利于本国大工业的发展问题，对此“俄国人必须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果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是由俄国人来完成；如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11]。
第三，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否认历史进步需要付出代价的错误观点。历史进步与代价付出是一对孪生兄弟：历史进步必须付出代价，而付出的代价又会由历史的进步来补偿。恩格斯指出：“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11]这一点在俄国尤为严重。这是因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凯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11]。恩格斯还说过：“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变革，没有整个阶级的消失，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看到了。”同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即“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1]。
(六)关于罪犯、犯罪与“恶”的历史作用
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贝·曼德维尔(1670-1733)，在《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一书中，说了一段非常深刻而又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该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12]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引证了曼德维尔这段话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曼德维尔“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只有曼德维尔才比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人们勇敢得多、诚实得多”[12]。马克思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角度，发挥了曼德维尔的思想。他认为，“罪犯”是一种“恶”，它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无疑有其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人们不能颂扬罪犯，纵容犯罪，更不能说在社会高度发展以后，罪犯也不会消失，不能认为将来罪犯一旦消失，社会就会毁灭。同时也要看到，罪犯的存在，可以引发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一些部门，引发出产业结构中的一些产业，可以给一些人提供就业机会，可以成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犹如“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课提纲”等等一样，“犯罪生产罪行”。如果我们把罪犯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12]。
第一，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课提纲。这些教授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给个人带来快乐。
第二，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法庭差役、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而且这些不同职业发挥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出人们的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新的需要的新的方式。例如，“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促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12]。
第三，罪犯生产印象，有时生产道德上有益的印象，有时生产悲惨的印象，具体生产出哪种印象，要看情况而定。不仅如此，他还在唤起人的道德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一种服务。罪犯的犯罪行为作为文学艺术的对象，还可以生产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如小说，甚至悲剧，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都证明了这一些，《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也证明了这一点[12]。
第四，在资本主义社会，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观。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和动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竞争的刺激就会减弱。因此，罪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罪犯使劳动市场减少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罪犯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便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这种“平衡器”为一系列有用的职业开辟场所[12]。
第五，罪犯还从多方面对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影响。例如，如果没有小偷，锁就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可能就不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应用化学取得的成就，不应该只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也应该归功于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由于犯罪使侵夺他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所以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从国际范围来看，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可能就不会形成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也可能就不会形成民族本身[12]。
三对“恶”的历史作用的几点说明
关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为了防止误解和歧见，特作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不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和矛盾，都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革命和改革，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以及分工协作、需要、利益、社会交往等等，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彼此联系、互相制约，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恶”只是这个动力体系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否认与“恶”相对立的“善”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善”，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一国之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治民主，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目标一致，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和衷共济，患难与共，互相尊重，与人为善，宽厚仁慈，通情达理等等；在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和睦相处，平等互利，协商对话，友好往来，求同存异，互通有无，坦诚相待等等，都能推动历史发展。我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就更加要强调和发挥“善”的作用。既不能看不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又不能把“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
第三，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恶”能单独地、直接地推动历史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动力之一的“恶”，一般都是在与历史发展的其他动力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例如，马克思在讲“罪犯”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时，是从罪犯所引发出来的新的社会分工和生产部门的角度加以分析的；作为“恶”的一种表现的剥削的历史作用，总是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恶”的另一种表现的政治压迫，又往往是和反动剥削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占有统治地位分不开的；作为“私欲”和“贪欲”表现的“恶”，总是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即使象维柯、康德、黑格尔在把“恶”作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时，也是指“恶”所激发出来“激情”、“热情”、“天赋”、“智慧”推动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指“恶”自身能直接推动历史的进步。
第四，我们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恶”在历史发展中只有积极作用，没有消极作用。日常生活中的“恶”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安定、影响社会生活、威胁和损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起着极大的消极作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遏制“恶”的行为的发生，与“恶”的行为作斗争，铲除危害社会和人类的“恶”的行为。“恶”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也往往是在人们与“恶”作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要倡导“扬善抑恶”、“以善制恶”、“除恶务尽”的良好社会风气和社会行为，营造和睦温馨的社会生活环境。即使像“竞争”这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恶，也要有一定的限度，过度竞争也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维柯.新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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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谢选骏指出：既然“恶是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那么，致力于“消灭恶”的共产主义，岂不是在致力于毁灭人类历史的基本动力？如此一来，共产主义岂不是在致力于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事实确实如此，共产主义推行的越多，社会就越是陷入死亡。——凡是共产主义成功的地方，历史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所以，最后是共产主义灭亡了，而不是人类历史终结了。为了历史能够不断进步，请结束共产主义！
历史记录
【本文是《河殤》作者謝選駿先生1988年 1月單獨為《河殤》攝制組所寫作
的《河殤解說詞第一稿》。部分內容後來納入《河殤》定稿，尤其其中的有關黃
河、龍、蔚藍色的著名論述。本稿曾經收入謝選駿先生的文集《向東方》，取名
《第二章：走出黃河心理》，由敦煌文藝出版社當代思想者文庫在“六四”事件
以後出版，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所限，無法直接署名，隻能匿名“疏野”出
版。“疏野”取意為謝選駿先生1987年至1989年間在《光明日報》的書評專欄《
疏野書評》。現在時隔十二年之後，因特網的發展，使得資訊的流通更加方便無
礙，因此特將它轉貼，可以作為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提供那個時代的思想演變
以及《河殤》創造經過的具體軌跡，方便研究者的使用，並滿足一般讀者的興趣
。】
【《河殤解說詞第一稿》，1988年1月】
謝選駿
第一集 黃河，一個象征
中國文明的發祥地是黃河流域，這本來來一個常識，可是隨著日益增多的地
下考古新發現，這一常識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
最近在遼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據認為公元前六千年的紅山文化遺址中
，發現了非常成熟的龍的造型。面對這比之夏代還要古老的証據，人們猜測紛紛
，認為遼河流域也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甚至是一個更重要的發祥地。此外
，在青海、雲南、貴州等地區，考古學家們也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的遺跡。
仿佛與這些新發現的事實相呼應，有關“楚文化”研究的興趣，也形成了一陣熱
潮。因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種混和或中介，對它日益增長
著的關注，暗示"中國文明起源於中原"這一觀念已受到了強烈的動搖。
最新的消息是據新華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發現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
奴隸，有關專家推論，夏王朝以前我國南方地區已經出現奴隸制。距今4500年前
的"良堵"文化，先於被定論的我國第一個奴隸制社會夏王朝 400年。這三座古墓
是上海考古隊在西郊青浦縣福泉山發掘的。
這些事實無疑是有意義的。但其意義是否業已充分到足以否決中原文化的主
導性程度，則值得懷疑。起碼，它忽略了兩個要點:
一、根據"陪葬奴隸"的存在去推論奴隸制的存在，是頗為冒失的。因為這忘
記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種宗教制度的產物，而奴隸制卻是一種經濟制度的結果
。把宗教現象和經濟現象混為一談，是不科學的“比如說”。以人殉葬的風俗，
在我國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仍然解放以前，但我們不能據此推論說中國明清時
代社會，仍然奴隸制度之下。更何況，對一些原始民族的實地考察表明，有許多
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隸，而且還是顯貴人物。
二、我國地大物博，區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豐富，且源遠流長。其中有
的甚至具有相對獨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萬幾千年之前。這種文化發生學上的
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發展的不平衡 (如原先落後的地區，後來又迅速發
達，等等) ，相對於我國的幅員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對文化的
總體命運來說，最重要的也許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種文化方式佔領了主導
地位，從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於自己。也就是說，在我們的考察表上，如果種文
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卻被後來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統治並被同化掉了，那麼後來居
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卻被後來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統治並被同化掉了，那麼後來居
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於這一要點，我們可以
說，周代文化此殷代文化對中國總體文化的影響更為巨大。也正是憑借這種觀點
，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萬文化，更具重要性。因為中原文化
最終成為中國的統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時間裡，
相繼同化於中原文化，以此再構成了中國文明的總體。在這裡，統治的與被統治
的、主導的與受主導的文化，雖然終於同化在一起，但對總體文明的構成、貢獻
卻有所不同----前者大於後者。
根據一則同樣新穎的報告，人們還可以"重新發現"中原文化主導論的價值：
“有關考古學家和有關的古文字學家研究証明：在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遺址出土
的甲骨所顯示的契刻符號，早於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4000多年，領先於素稱世界
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紙草文書。它為探索中國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從這種現象看來，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應與此一脈相承，以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為
標志，中原地區在我國古代率先進大了有文字的歷史時期。”
（見《光明日報》1987年12月17日）
對於民族文化的發展而言，文字的出現也許要比青銅器等物質資料的生產，
是更大的推動力，甚至要比宗教觀念的形成更富於社會紐帶的意義。因為，它標
志著文明積累從此可以加速度前進的新時代開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傳遞，就
可以成倍成倍地遞增。從而，產生突破原始構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導性的重新確認，肯定了黃河(和它所沖積的"原"及"黃土高原")
對中國文化生成的決定作用。
人們常說，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這話當然有一定的經驗事實為基礎。在
早期的中國文明剛剛透出晨光的日子裡，廣袤的黃土沖積地帶，就成了中國民族
休養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有人把黃土沖積帶比做“中國文化的子宮”，
也正是基於此種經驗的事實。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卻也有"翻版"之嫌。"伏爾
加河是俄羅斯的母親" ----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與其說黃河象仁慈的母親
，毋寧說它象是橫暴的、酒鬼般的父親。
一、中國文化是獨立起源的，而俄羅斯文化則是來自外國 (匈奴文化、拜佔
庭文化、北歐文化等等)的啟蒙。
二、黃河是早期中國文明的統治民族們活動的主要舞台，而伏爾加河則不過
是俄羅斯擴張勢力抵達東方之後開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伏爾加河很少扭曲俄羅斯文化的命運，更少產生破
壞性的影響，但黃河卻對中國文化有著直接的幹預，且多是造成破壞性的支配。
黃河像一條暴怒的龍，常常恣意妄為，破壞人類的生活。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
育之下成長的。
黃河的這種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國命運的基本旋律；創造
---- 破壞----再生。"中國文化的連續性"，是由間歇期的"無律隨機的沖動" ，
銜接而成的!
黃河，因此成為中國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歸一
中國，這是一個瀕臨西太平洋的國家，它雄踞歐亞大陸的東部，一舉囊括了
綿長的海岸線和廣袤的腹地。這個無法選擇的命運，使它注定受到兩股力量的競
相吸引:它在內陸的安詳與穩定，和海洋的奇異與激情之間，躑躅徘徊。
人們曾經堅信，宇宙空間是蔚藍色的。可是，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人們
離開地球進入宇宙空間，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觀察宇宙和自身的時候，人們才發
現，這蔚藍色並不是宇宙的顏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顏色！
原始世界觀認為，生命的原色是紅的，因為他們看見動物體內流出的液體是
紅色的。他們幻想，生命的衰敗，可能和紅色的失落有關。為了表達對生命的眷
戀，為了尋求復活和永生，他們在死者的遺體上，用鐵礦石塗上紅色，以此召喚
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認為生命之色是紅色的觀念，卻是一個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並不是紅的，許多昆蟲體內流動的，就不是紅色的血液，而是多
種顏色的生命之水。
動物世界賴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紅色的血液更是罕見。生命所依附的大氣與
水，使地球成為蔚藍。
生命的星球是蔚藍色的星球。當人們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藍色的，大海的波
濤也是蔚藍色的。大海並不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王國，而是人類的故鄉。
許多海洋哺乳動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許多特征，都與海洋哺乳動物的特
性有關。人的眼淚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間有一種蹼的退化遺跡，人身上的毛
性有關。人的眼淚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間有一種蹼的退化遺跡，人身上的毛
發很少……
根據這種假說，人類的優勢和幸運，正在於他是一種從海洋裡重新退回到大
陸上的生靈。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災變而遁入大海，當他重新回到大地，諸多的
不適應，伴隨著陌生和恐懼，構成他獨特的命運。這迫使他極力發展自己的後天
適應性，從而創造了文明。
毫無疑問，人類的文明是在陸地上發展起來的。人本身的進化過程，也是在
陸地上實現的。東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頂洞人的整個歷程，都表明了這一點。
漁獵的、採集的文明、遊牧文明，農業文明以及近代的工業文明，都是立足於大
地之基。但是，人類的文明從來也沒有與海洋絕邊緣。
遠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興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躍著一個古老而有活力的航
海文明。波利尼西亞人橫渡整個太平洋抵達復活節島。而馬來人則穿越整個印度
洋而移民東非的馬達加斯加島。這是一萬年以前發生的歷史事件。所有這些活動
，都是憑借今天看起來十分簡陋的航海工具實現的。人們不禁要問，支持這種活
動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動力和信念?
中國古代的統治文明起源於內陸，擔中國文明的整體責問包含著豐富的海洋
生活成份。
殷商時代通行於中國的貨幣，就是海洋生物的貝殼。早在仰韶時代，酋長的
墓室就由拼組成龍虎圖案的貝殼來裝點。可以推測，為了保証這種貨幣供應，在
當時的殷王朝統治中心，即現今的黃河中遊一帶與大海之間，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到三世紀之間的中國哲學家莊周，曾經在一篇題為《秋
水》的作品中表現了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異。黃河的河神名叫河伯，
秋天漲水的時候，他看到黃河之大與天下之美都包容於己了。狂喜之下，他盡情
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隨著他的嘆息，大海的主宰北
海若出來了，對他說：不能和井蛙談論大海，因為它隻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盤；不
能和夏天的蟲子探討冬天的冰雪，因為它除了自己的時代，便一無所知；也不能
和專業學者去談論真正的哲學，因為他受到知識與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
終於沖決了河道的壅塞，得見大海的寬宏博大。當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
進大了一個更高更宏偉的境界……
河伯與北海若的這段遭遇，當然隻是神話的插曲。但它是否對人類的文明史
軌跡有一種提示意義呢？百川歸海，內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ꤊ
從現代世界史看，是這樣的。中國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內陸的沃土之中。單
一的中央集權，削弱了多元的發展。古代生活中豐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漸被壓
抑了下去。這使封建中國的生活日益單調為清一色的黃土地。黃色代替了蔚藍色
而成為統治的顏色，"黃袍加身"，成了攫取統治權力的象征。
秦漢時代的中國龍，有五種基本的顏色：北方有黑龍，東方有青龍，南方有
赤龍，西方有自龍，中央有黃龍。而明清以來的定式，使黃龍成了至高無上者。
但黃色的歷史性勝利，內陸文明因素對海洋文明因素的絕對控制----則是以整個
民族的衰敗，為代價的。
現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區別於各種以農耕和內河交通為特點的大陸文
明。這一新文明是從哥倫布遠航美洲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成長的，迄今未衰。
就這樣，蔚藍色不僅獲得了地球生命的意義，而且獲得了現代世界命運的象征意
義。
全民性的、持續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從民族活動的地域上把人類的文明
分成了兩大單元：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雖也離不開陸上基地，但卻以
海洋為通道，在島嶼和沿海地區之間展開其活動。因此，與那些以河流為通道的
大河文明和以湖泊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區別。
中國的軀體是黃色的，但心靈卻受到蔚藍色的召喚。千百年來，它正是時時
想掙脫這矛盾的羈絆和糾纏，而建立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綿延最悠久的內陸文明。
第三集 黃河心理的透析
中華民族的統治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黃河的雙重力量(孕育與破壞)，那
綿延無盡的挑戰，籠罩大地的毀滅性陰影，催生了中國民族特有的"黃河心理"，
為它塑造了多重相應的文化構造。中國人，迄今仍是不自覺地處於這種心理的圍
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於了解我們今天的自我，又有助於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
。
中華民族的統治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黃河的雙重力量(孕育與破壞)，那
綿延無盡的挑戰，籠罩大地的毀滅性陰影，催生了中國民族特有的"黃河心理"，
為它塑造了多重相應的文化構造。中國人，迄今仍是不自覺地處於這種心理的圍
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於了解我們今天的自我，又有助於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
。
"黃河心理"的一個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龍。龍和許多民族神話中的至上
神祗不同。它沒有人的形體，也沒有人的精神。龍對人，是完全的異己力量。因
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國文明，應該說是相
對缺乏人道主義的。
黃河心理和龍的崇拜，可以一分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勵了擺脫不掉它的
人們的那種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絕境中推動他們自強不息的創造活動。
黃河的泛濫是沒有節律的，因此，與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
如尼羅河和兩河(底格裡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恆河和五河(印度河)流域等等
不同，黃河泛濫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好處，而隻造成普遍的社會災難。這種絕境中
的苦難，召喚了一種憑藉自己的力量去奮鬥的現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
反倒激活了一種現世主義的生活態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環境中，這種
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難能可貴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來人的《聖經》中，尋求神所賜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
成為一項民族性的追求。那時，遊牧的希伯來人所渴望的樂園，是一片豐美的草
地。
古代中國人，沒有得天獨厚的豐美草原，隻得依靠汗水，把那片舉目無邊的
黃土原，灌注成為二等耕地。對生活在古代中國文明環境中的居民來說，生活是
不仁慈的；因此，他們最終放棄了向善的終級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種自救的
、倫理的生活方式。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精
神具有一種真正自強不息的傾向。它拒絕把命運托付給神。
然而，在黃河那難以控御、不守規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強不息畢竟是有限
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祭河"就成為統治王朝一項經常性的官方活動。
從那以後，祭祀黃河以至獻媚於龍神，便成了一種深不可拔的習俗。從《史記》
西門豹治鄴的故事裡我們知道，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黃河河神)的習俗，已有
兩千多年了。甚至在當代影片《黃土地》中，我們仍然看到了對於祭龍神求雨場
景的大肆表現。祭祀黃河是一種民俗其表、宗教其裡的行為，但在根本上，它是
一種心理行為。因為風俗和宗教的根源，無非潛藏於人的心中。而崇拜黃河，就
是崇拜其毀滅性的力量。並企圖通過人的獻祭以平息其暴戾，並祈求可能的福利
。這當然體現了人在文明無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縮，這種無可奈何的退縮
，最終隻有退到崇拜暴力權威與"惡"的套中去，以便在獻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護
。
古代中國人沒有受到基督教非惡主義的"毒害"，因此，他們是原始的、天生
的"尼採主義者"。對於不能掌握命運而隻是被命運任意蹂躪的無權者來說，崇拜
"惡"的心理，確實構成了一個偉大的洞識。這洞識在自信能夠掌握命運的大無畏
者看來，也許是虛幻的。但它確實能為普普通通的凡人，為那些被命運控制的人
們，被惡勢力擺布的人們一一提供一種安全感。這就是企圖通過與暴力的對話甚
至是與惡勢力的同化，去減輕以致消除自身的軟弱，並以此渡過危機。
在個人力量和集體力量都難以抵抗的黃河暴力面前，悠久的歷史養成徹底的
屈從。這一心理習慣很輕易就轉化到人對待其他事物的態度上去。卡爾﹒馬克思
在分析"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曾深刻地指出，興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種大規模
的社會運動，是構成東方專制主義的經濟與社會基礎。理所當然，這一基礎也就
構成了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神話式背景。人的活動必須與"天意"結合起來，人的
歷史必須要經過超歷史的重新描繪一一然後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國，意
識形態的審查是特別嚴厲的。結果，歷史是文學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
歷史。而人的現實活動，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惡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
隱秘推動下，世俗的善惡模式被神化，但卻遠遠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異、因
情設施的。仲裁的標尺盡在權勢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來潮，用以衡量人間的一
切。這種衡量甚至擴及到了自然現象的領域，所以在古代中國，沒有與人事無關
的科學研究。甚至連人類的技術活動也要受到善惡要求(倫理壓力)的擺布。這樣
，科學和技術在古代中國就失去了獨立發展的機會。
在這種"一邊倒"之下，甚至沒有建立異端裁判所的必要。因為，中國的異端
根本無須審判就可以被隨意地消滅幹凈。中國的異端甚至長不到受審的標準就早
已夭折了。因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無所不在，它寓於"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項
無須証明的習俗。
當然，對於社會的健全發展來說，善惡的準則，是必要的，沒有它，社會就
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為規范，從而很難避免陷於內亂。但是，
中國式的善惡二分法，卻與"絕對主義"的觀念無緣。嚴格說來，它隻是相對的：
隻有空間上的一元化，沒有時間的延續性，所以，連中國的歷法和紀元，都是因
朝代而改變的！一個皇帝一個紀元，甚至一個心血來潮一個新紀元！
中國社會中的善惡觀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帶有對象性，它是因事、因時而
異的，它很少被時空相交的縱橫網絡給固定住 (就像希臘、北歐神話中的"命運"
之網那樣絕對) ，而成為一種懸念。它本身始終隻是一個實力的范疇，從來沒有
上升為一種宗教。或說，它從來隻是一種“工具的理性”，而沒有成為一種“本
體的理性”。
缺乏絕對正義觀念，即善惡準則始終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疇中，不是一個偶
然的缺失。探討其起源，不難發現，那是被黃河的橫暴存在，給一再否決了的。
中國文化本來也許有機會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絕對的、作為本體而存在的 "正
義" 一一這可以從它也曾獲得了工具性善惡觀念這一事實看出一些端倪來，但是
，這一可能的發展卻在過於強大的壓力下夭折了。這一夭折，是在黃河的橫暴所
培育的“黃河心理的圍困”下，完成的。
黃河的存在，不僅否定了絕對正義，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價值。因為
黃河的勢力既是文明無法控制的，更是無法從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一一你隻能用小
修小補、見機行事去應付它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比方說，人們逐年增高堤壩，但
卻無法疏濬河床本身。人們可以人工開堤，把洪災引向破壞後果較小的方面，但
是卻無法正本清源、澄清黃水。這種現實，既給中國人以小處的聰明，又使在大
處顯得愚鈍。不，並不是愚鈍，而是過於聰明，從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於是
終於放棄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不再去從事那一時一地看起來難以實現
的偉大。放棄了超現實事物的追求，結果陷在俗務與務俗中。
這也是一種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人類
能力的大幅度增長，是被自己的"聰明"結束縛住的。這也許就是"文化早熟"的悲
劇性後果。文化早熟。使一個民族迷信機巧。
中國文化的此種精神，並非全無教益，它起碼使得絕對主義、機械主義的思
維方式不行於中國。因此，在現代工業文明急速發展帶來多重副作用的當今多事
之秋，歐洲人已越來越看清絕對主義、機械主義可能和已經包含的危害，開始推
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洋人的這種評價卻不足以証明黃河
心理突然煥發青春了。因為這種推崇對洋人來說，隻是一種文化的引人和互補。
但對我們自己來說，追隨此種推崇卻不啻一種火上澆油。因為，黃河心理的後裔
需要的雖然也是引入和互補，但卻是另類補劑----面對變革，在民族的生活中，
需要確立本體型的而非僅僅工具理性型的善惡準則！這也就是倡導法治的內在要
求。
法治，不應再被視為玩於股掌上的工具，而應被尊為一種境界、一個自在的
目的。缺乏絕對正義，缺乏法治狀態，使黃河心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內容，這就
是"破財免災論"。在它看來，一個生活者，奮鬥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損失或不
幸，那麼他的奮鬥所獲得的收益，就顯得十分可疑。如果一個人得到了幸福的生
活而沒有預先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那麼他從此就會生活在不幸的陰影之下。嚴格
地說，這不僅是對失去幸福的恐懼，還暗合著對幸福狀態輕易得到的懷疑、甚至
恐懼，這是於基督徒式的罪惡感和負疚心理不同的。這一恐懼變成了長期的精神
擔憂，其結果是足以抵消他所獲得的現實幸福。
勘探一下破財免災論的起源吧。黃河在給予時，就暗合著奪走的陰謀了。黃
河的給予，就體現為它的水。而黃河的奪走，則體現為大量泥沙。是黃河的泥沙
造成了洪水泛濫。泥沙和水是攪混在起來到人間的。人們首先接觸的是水，對泥
沙所包含的危險，並非感受得那麼直接，然而，等你對預定的陰謀有了切身體會
時，那時一切也都為時已晚……不，這不是陰謀，這已經是赤裸裸的陽謀了！即
紅太陽般的的謀略。
黃河，遠東世界這個自然存在著的暴君，也為東方專制主義的社會暴君提供
了一個樣板，提供了一個促使人們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這個偉大的導師教導
他所滋潤出來的子民說：“要想有所收獲，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犧牲。”在此種理
論指導下，有許多犧牲恰恰是作為收獲之後的"報應"而人為攤派到世間的。這種
理論，實際上否定了人的創造能力，難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說，"創造"這一觀念是
西方文化(包括希伯來文化)的一種特性。
在黃河心理看來，人生不是一種創造活動，而僅是一項有限的循環流變。即
，把犧牲改變為收獲，或者是在收獲之後得到業報。一切生活，淪為有來則有往
的循環作業，好事變壞事，壞事變好事，無休無止，一項典型的"東方式的智慧"
，就在黃河的示范性壓力下誕生了。
然而，這種東方式的智慧，卻是一種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現，它已經是國民性
。而不再僅僅是病。這種受虐心理，是黃河的雙重性格 (這種概念得自黃河對人
的兩面相) 促成的，其後果就形成了一種負面的循環----人們被迫受到黃河母親
的虐待("母親"與"虐待"的循環)，從而養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
附的心理。然後，這種心理又反轉循回，引導人們到生活中去尋求並發展那種習
於虐待甚至愛好虐待的傾向！
深受此種心理麻醉的人們，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終於升華為
愛虐了。人們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他們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
死，看成無法更替的命運，甚至奉為一種美德(如"能吃苦耐勞的人"這一讚譽)，
從而萌發了一種奇特的奴隸性格。而這些，在一個大無畏者看來，並不是命運，
而隻不過是一種卑賤的生活態度罷了。當然，如果我們被這種生活態度支配。那
麼，這種生活態度也就成了--種無法更替的命運了。因為"態度"，將把人帶到一
種特定的處境中去。所以說，一個人的命運就是他自身！
事物自身就這樣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論証。因為人們總是相信 "事實勝於
雄辯。"這意思是說，事實比雄辯更為雄辯，所以任何雄辯在事實面前;就變為多
余之物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這一命題，卻是一種悖論，因為事實與雄辯不
同，正如存在與意識、語言不同一樣----兩個性質的事物(事實與雄辯)是無法相
提並論、確切做比的。因此我們說，一個事物是無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無須論
証的特權的，實踐經常不能成為檢驗真理的惟一準則。
五四運動取消了統治文化的特權。現在，是取消黃河心理的特權的時候了。
對存在的論証，絕不屬於，更不等同於它自身。黃河心理的受虐傾向這一存在，
並不能証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們在中國社會精神生活的實際需要中，可以
找到支持這一傾向的許多証據，它們實際上也隻是這一受虐傾向造成的後果。正
如，你無法從對纏足與辮子的愛好中，証明小腳與辮子的合理性與永久價值。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從存在到証明(即，從事實到雄辯)的系統循環一旦
建立起來，也就成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養，從此變得富於柔韌性。且能成
功地排除萬難(即多種多樣，不合於此循環的思維和行為)，且能進一步增強自身
的合理性。人們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復雜處境，無可奈何之余，
把這種處境奉為天經地義，用現代語言說，把它變成一項"客觀規律"。那麼，凡
是不合於此項客觀規律的思維、行為和人與事，必定要受到這客觀規律的裁判，
以至懲罰。
舉例來說，當習俗看到一個人獲得成功而又沒有吃夠足量的苦頭，便認為他
仿佛獲得了不義之財。這時，很自然的心理反應，就是要迫他 "付出所欠的那一
筆債" 。也就是說，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項額外的油水，而且，還是一項非份的
、預支的油水。現在，是要他為此收獲作出犧牲、付出"應有的代價"的時候了！
這種態度真是對人類的諷刺，諷刺他多麼善於被自身創造的幻象所激動，並
受其役使。對於不了解黃河心理的受虐傾問的局外人(如歐洲人)來說，他們可以
稱此為"東方式的嫉妒"，或者"紅眼病"。但我們卻想到，這種態度既不單單是嫉
妒，更不單單是紅眼病。因為嫉妒是一種激情，而紅眼病作為一種病態應是列於
少數派之流。可是，要求人們為成就作出犧牲的這項社會習慣，在中國卻是普遍
的，是民族的價值標準！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數，因此，若稱為嫉妒或紅眼
病，就是用詞不當，或是將錯就錯。 "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們的國民性！
這種用詞不當和將錯就錯，還在悄悄發揮它的社會功能呢！這就是積極掩蓋
黃河心理的受虐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萬世長存。實際上，這也是黃河心理的
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它要求保護它的獨佔地位不受外力影響，它要求它的吃人
權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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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艷色驚群木
卻有清香壓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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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63.30.140.174
谢选骏：德国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德国的“老字号”汽车生产商——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成了“造假门”的主角。事情要从美国环境保护总署（EPA）发表的一则通告说起。通告称，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多款柴油型汽车利用特殊软件在美国官方的尾气排放测试中做了手脚，其真实排放水平严重超标。
2015年9月18日，美国环境保护署指控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所产车内安装非法软件、故意规避美国汽车尾气排放规定，而部分车辆的实际污染物排放量最高可至法定标准的40倍，违反了美国《清洁空气法》。大众随后承认造假，其蓄意欺骗美国政府的空气污染检测多年，其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多达180亿美元的罚款。这一丑闻曝光之后迅速向全球蔓延。德国大众汽车公司9月22日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涉嫌违规排放事件所涉及的柴油汽车数量可能达到1100万辆，公司将向公众通报调查进展，并已拨款65亿欧元应对此次违规排放事件。
这些车型包括2009年至2015年生产的大众捷达（国内速腾）、高尔夫、甲壳虫和奥迪A3和2014年至2015年生产的大众帕萨特，共计约48.2万台，这几乎相当于近几年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所有大众柴油版车型。
大众“排放门”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保时捷首席执行官（CEO）马蒂亚斯·穆勒临危受命。据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大众将在9月25日提名旗下跑车制造商保时捷的CEO掌舵整个大众集团，以接替因“排量门”而黯然离场的马丁·温特科恩（Martin Winterkorn）。
保时捷CEO马蒂亚斯·穆勒（Matthias Mueller），曾任大众首席产品策略官，今年3月份才加入大众集团的最高管理穆勒在大众的20人监督委员会中受到多数人青睐，委员们计划在今天的会议上支持他出任新的首席执行官。
大众美国造假事件新状态
1.大众汽车承认在欧洲也作弊
2015年9月24日，德国交通部长Alexander Dobrindt表示，大众已经承认其在欧洲存在和美国同样的柴油车排放造假现象。目前不清楚1100万辆问题柴油车中有多少位于欧洲，只知道排量在1.6-2.0升的大众柴油车设有排放作弊软件。
他还提到，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检测其他车企的柴油车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要知道，相比美国市场，柴油车在欧洲市场更受欢迎。”言下之意，欧洲的柴油车排放造假现象恐怕要比美国更为严重。
同时，另有德国和西班牙媒体报道，排放造假行为可能涉及斯柯达和西雅特品牌，斯柯达发言人承认其2009年-2013年生产的柴油版晶锐、明锐和速派与问题柴油车发动机使用了相同型号的引擎。西雅特也证实，西班牙产车型也装有同样的柴油发动机和尾气处理控制系统。
2.大众乘用车、奥迪、保时捷研发负责人被停职
2015年9月25日，德国《图片报》就曾报道称，大众集团麾下两位高级负责人将被迫离职，分别是奥迪的研发总监UlrichHackenberg以及保时捷的发动机负责人WolfgangHatz，这被解读为大众用来减轻柴油车排放丑闻影响的举措。
此外，也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大众品牌现任技术董事Neuser博士也可能会离职。
3.奥迪承认210万辆车涉及排放造假
据美国彭博社9月28日消息，奥迪公司日前证实，其共有210万辆柴油车被卷入排放造假事件，其中包括最为畅销的A4轿车与Q5 SUV。奥迪公司发言人表示，奥迪正在全速寻找技术解决方案，并会将方案向消费者公布，并升级相关车型，以达到排放要求。
奥迪称包括A1，A3，A4，A5，A6，TT，Q3和Q5在内的大约210万辆奥迪与大众柴油车排放造假案有关，其中欧洲142万辆EU5发动机的奥迪车安装了“失效装置”，57.7万辆在德国；另外美国约有1.3万辆。这是奥迪第一次明确涉及的车型以及数量。
4.欧盟要求彻查大众造假丑闻
德国大众集团旗下汽车品牌奥迪9月28日证实，约210万辆奥迪柴油汽车安装了能够在尾气排放检测中作弊的软件。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发布声明表示，鉴于德国大众汽车造假丑闻的恶劣影响，欧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展开全面调查，亮明了对欺诈行为零容忍的态度。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和企业专员卞科夫斯卡日前表示：“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对于欺诈行为零容忍，各国应严格遵守欧盟规范，充分披露信息，确保污染排放达标。”卞科夫斯卡表示，欧盟28个成员国政府要在各自国家尽快执行必要的调查，以查清欧洲到底有多少汽车被安装了欺诈软件。欧盟官员将与各成员国职能机构进行磋商。“我们希望各国尽快在检测废气排放方法上达成一致，以确保未来不会出现类似大众汽车的造假丑闻。”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提姆曼斯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众集团新任命的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米勒要对丑闻进行公开透明的深入调查，大众汽车必须停止作弊行为。
5.大众中国召回1950辆柴油车
2015年10月12日，大众发布声明称，计划召回中国市场上1950辆搭载2.0升柴油发动机的进口汽车，以纠正发动机软件问题。其中，进口途观（Tiguan）汽车1946辆；进口帕萨特（Passat）B6汽车4辆。
同一日，中国环境保护部表态将密切关注这一事件，要求大众随时报告调查进展，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进口车辆的环保达标监管，确保车辆尾气排放达标。
大众汽车表示，第一步，大众汽车将在近期内向受影响的客户发布修正其车载发动机控制软件的通知。所有车辆在技术上均安全可靠，完全适合上路行驶。
声明透露，根据此项召回计划，大众汽车将在规定时间内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向中国的相关主管部门报备技术解决方案和具体措施，并将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及时向消费者通报事件进展。
6.再度升级 蔓延至奥迪保时捷
11月2日，美国环保署（EPA）在一份公告中称，在一些保时捷汽车中，也发现了安装在全球1100多万辆大众汽车中的“欺诈装置”。
美国环保署已第二次对大众汽车发出违反《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的通知。科技博客QUARTZ文章指出，美国环保署在最新通知中列明的唯一一款保时捷车型，是2015款保时捷卡宴柴油版SUV，经销商售价估计超过7.1万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环保署也在最新通知中列出了其他大众和奥迪的车型。第一次通知仅涉及大众2.0升发动机的柴油车辆，而此次通知亦涉及大众3.0升发动机的柴油车辆。美国环保署称，在对大众、奥迪、保时捷一些2014-2016年出产的新车型的测试中，发现其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超出排放标准的九倍。截至目前，美国环保署还未下令将涉及的车型召回。
最新通知中提到的车型主要包括：2014年大众途锐，2015年保时捷卡宴，2016年奥迪A6 Quattro，奥迪A7 Quattro，奥迪A8，A8L和Q5。
7.大众147亿美元 了结“排放门”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排放门”在美国的和解协议2016年10月25日获得最终批准，大众将花费147亿美元了结因其部分柴油车在尾气排放检测中作弊而引起的集体诉讼。根据和解协议，美国近50万大众和奥迪品牌柴油车车主可以让大众回购车辆、免赔偿终止租赁或免费改装，参与和解的车主还将得到现金赔偿。这是史上数额最大的汽车厂商赔偿和解案。图为美国加州的一家大众汽车销售店。
大众美国造假事件背后
1、大众怎么骗过检测？
相对汽油车，柴油车尾气中常含有大量氮氧化物。为达到美国严格的环保标准，柴油车除了安装微粒过滤装置外，通常还会采用喷射尿素溶液的方法，将有毒的氮氧化物还原成无污染的氮气和水蒸气。不过尿素溶液一旦用完，就需要到修车厂填充，既麻烦又费钱。此外，喷射尿素溶液处理尾气对汽车性能也会有一定影响。
为赢得客户芳心，大众选择了一种违规做法，即在客户平时用车时不开启喷射尿素溶液的尾气后处理系统，而是通过软件让这一系统只在尾气排放检测时启动。车主无法自己打开或关闭这一软件。
据业内人士介绍，识别车辆是否正在接受检测并不困难，因为检测时只是模拟各种行驶状态，与现实上路不同。例如，在检测台上，车辆的四轮中通常只有前两轮转动。虽然都是加速，但车辆在检测台上和在普通路面上动力输出不同。这时，车辆电子稳定系统就可以收集并判断车辆的运动状态。
在判断车辆正接受尾气排放检测后，被安装特殊软件的大众柴油车即可喷射尿素溶液，获得理想的检测结果。而在检测结束后，大众柴油车回归常态，氮氧化物排放量最高可达美国排放标准的40倍。
2.民间机构挖出大众“排放门”
大众汽车排放“作弊”行为规避了美方监管多年时间，却因为一个民间机构的“善意”检测实验而露馅。
2013年，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委托西弗吉尼亚大学对美国在售的多款柴油发动机汽车开展尾气排放检测，初衷是展示美国柴油车的环保。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人员选择3辆柴油发动机汽车进行实况检测，分别是2012年款的大众“捷达”、2013年款的大众“帕萨特”和宝马X5。检测结果让研究人员大跌眼镜：宝马X5尾气排放达标，被寄予厚望的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最严重时达到美国法定标准的40倍。
大众公司面对检测结果百般推脱，声称将高污染尾气排放归咎于“技术问题和超预期的情况”。2014年12月，大众召回近50万辆汽车，但尾气排放超标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今年5月开始，加州空气治理委员会开展“确认”测试，发现大众汽车部分柴油车依然排放超标，但大众公司的态度没有转变。加州空气治理委员会和美国环保署发出最后警告，如果不能给出“充分解释”，美国将不允许2016年款大众柴油车上市。这时，大众公司才承认部分柴油汽车上设计并安装了规避排放检测的特别设备。
3.成本与技术不可兼得
在欧美市场，乘用车的柴油化普及程度较高，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柴油发动机不仅动力强劲，而且油耗相对较低。除此之外，由于油品质量有保障，加之尾气后处理技术的应用相对成熟，柴油车的清洁环保度也得到认可。
在柴油机排放的尾气污染物中，主要有两大类，PM微粒与NOx氮氧化物。其中，PM微粒也就是俗称的颗粒物可以通过PDF颗粒捕捉器进行处理，而氮氧化物一般是采用SCR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EGR废气循环系统以及LNTNOx吸附转化器来进行处理。
在国外，一般重型柴油发动机会采取SCR选择性催化还原的技术，而小型车所采用的轻型柴油发动机会选择EGR废气循环技术。而据国内媒体报道称，大众被检测出的2.0TDI发动机，就选择了EGR+PDF这一技术路线。
与前者相比，由于不需要尿素作为催化还原的原材料，所以在成本上后者更有优势，但与此同时，由于EGR技术是对废气进行再循环，导入进气系统燃烧，但二次燃烧过程中，废气中含氧量降低，燃烧压力也随之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动力性。也就是说，EGR+PDF这一技术虽然在成本上占据优势，但会使得汽车在动力性上打折扣，而这也会影响油耗。大众显然是想要在成本和技术两方面都做到最佳，以迎合市场。
大众美国造假事件影响
1.大众汽车市值暴跌
大众汽车股价已连续两天均暴跌近20%，市值在过去两天中缩水约250亿欧元。欧洲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的股价纷纷下跌，因为投资者担心这些指控可能牵扯进其他汽车制造商。斯托克欧洲600汽车股指数昨日下跌7.6%，创自2011年8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宝马、戴姆勒、雷诺等欧洲汽车制造商的股价昨天也纷纷下跌。美国汽车制造商也受到冲击，早盘期间，通用汽车股价下跌3%，福特跌4%，菲亚特-克莱斯勒重挫6%。
2.默克尔要求彻查
大众汽车“排放门”震惊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以“百分之百的透明度”查清这桩丑闻。
“我希望事情真相尽快大白于天下。”默克尔说。默克尔一直积极呼吁应对气候变化。不过，法新社指出，与此同时，默克尔总是维护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利益，还推迟在国内执行欧洲限排标准。
然而，作为德国最大汽车制造商、“德国制造”的代表，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多个型号柴油车利用软件在尾气排放检测时制造“环保”“绿色”假象，平时却排放严重超标，实在令默克尔面上无光。
3.更多市场面临调查及刑事指控
随着丑闻不断发酵，“造假门”带来的麻烦将一个个找上门。这家公司刚刚凭借今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大众汽车公司已被要求在美国召回涉及的近50万辆汽车——这只是惩罚的开始。EPA表示，每一辆没有遵守美国《清洁空气法》的汽车可面临高达3.75万美元的罚款，这意味着大众汽车公司可能要交出高达180亿美元的罚款。此外，这家公司可能在美国面临严重的刑事指控。
麻烦也不仅限于美国境内。英国交通部和法国财政部都已呼吁欧盟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在亚洲，韩国政府已表示将对5000辆捷达、高尔夫和奥迪A3汽车进行测试。如果发现问题，这一测试范围将扩展到所有德国生产的柴油型汽车。
4.大众CEO因排放造假丑闻辞职
205年9月23日晚间，执掌大众汽车近十年的首席执行官马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宣布辞职，不久前爆发的排放检测作弊事件无疑是导火索。
在辞职信中，文德恩写道：作为首席执行官，我承认在燃油引擎方面已经发现的不规范管理方面负有责任，与此同时已经请求监事会终止我作为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职务。我做这个决定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尽管我并没有察觉到我自己在此事中有什么错。大众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在人的方面也是如此。我正在通过我的辞职为这个新的开端扫清障碍，并坚信大众集团和团队会度过这个危难时刻。
附注：文德恩1947年5月24日出生，毕业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1981年文德恩加入奥迪，并成为董事会成员助理。由于他出色的工作，1993年文德恩被提升为大众汽车总经理，2000年7月成为董事会成员并负责大众汽车的研究和开发。自2007年1月起，文德恩开始就任大众汽车股份公司主席 一职。
5.零部件供应商卷入风波
大众“柴油车排放造假”事件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外媒以及国内媒体报道信息显示，大众柴油车重要零部件供应商博世集团卷入到这场风波中。
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是否参与其中成为关注点之一。博世集团确认，该公司为大众生产的部分柴油车型提供了共轨喷射系统，目前这些车型正处在美国当局针对大众排放测试“作弊”丑闻进行的调查的中心。其电邮声明中表示：“我们按照大众的规范生产了这些组件，但这些组件的应用与整合由大众负责。”博世中国方面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曝光的排放问题是汽车工业的一次危机。作为供应商博世不便评论，相信有关各方会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给公众一个全面的交代。博世作为关键供应商提供了共轨喷射和后处理等有关零部件，这些装置可在各种工况下有效减少排放。但是相关技术路线、系统集成和标定是主机厂的职责，如何调控系统从而控制排放和油耗完全由主机厂决定。
6.令德国品牌贬值下跌1910亿美元
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日前报道称，大众丑闻不仅令大众自身品牌形象受损，而且令德国的工业和品牌受到影响。据英国品牌财务咨询公司调查，德国因此丧失了信誉最佳国家地位，且其品牌价值相比2014年下跌4%。今年迄今德国品牌价值已下跌1910亿美元，跌至4.7万亿美元。
近年来大众的发展状况
这些年在大众在北美市场表现一直颇不如意。今年前8月，大众在美国共销售整车23.8万辆，在北美经济复苏，大部分品牌销量强势回升的大背景下，依然同比下降3%。此次尾气排放造假事件必然会对大众重返美国计划蒙上沉重阴影。根据美监管部门要求，如果此次大众不能就排放造假给出合理解释，并确保2016款大众汽车不会发生类似问题，那么美国将禁止2016年款大众汽车在美上市销售。
除了北美市场的失意外，大众在国内市场表现也颇为不顺。在中国汽车市场普遍进入“微增长”的新常态下，一直在销量上高歌猛进的大众，在销量上也开始出现下滑。数据显示，8月份一汽大众、上海大众销量分别同比下跌12.9%与3.1%。且在J.D POWER 2015中国消费者满意度调研中，大众得分仅为689，排名倒数第四。
不过，大众显然意识到了这点，也逐渐将更多心思投入到客户满意上来。为应对中国市场困局，除了在率先打响官降第一枪外，还开始加大品牌公关力度。其中比较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处理去年让一汽大众灰头垢面的速腾后悬断裂事件时，反映更加谦卑谨慎，同时开始注重消费者与媒体的声音。
2014年，大众集团的收入创出历史新高，其全球营业利润为126.97亿欧元（约合144.13亿美元），税后利润约111亿元。如此收益水平的大众，难以支付如此高额的罚款，集团将因此背上巨大的财务负担。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如果像之前其他汽车品牌的问题事件一样，大众还可能遭到大量美国消费者和消费者团体单独起诉，大众面临的官司也可能会持续不断。
CARB的信函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加利福尼亚州的表现一向颇为“激进”。它自行的制定汽车排放标准比EPA的标准更为严格，具体执行机构便是CARB。具体来说，如果一家汽车制造商想把汽车卖到加州去，则必须获得CARB的行政证明（CARB Executive Order）才行。
2015年9月18日，CARB给大众汽车发出正式的信函，其中讲明了大众此次排放造假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下为信函翻译。
文件编号：ICU-2015-007
2015年9月18日
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 AG
奥迪股份公司Audi AG
大众集团美国股份有限公司Volkswagen Group of America, Inc.David Geanacopoulos
政府事务执行副总裁（参配、图片、询价） 兼法律总顾问（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Counsel, Government Affairs）
费迪南德Porsche Drive 2200号（2200 Ferdinand Porsche Drive）
维吉尼亚州赫恩登， VA 20171 （Herndon, VA 20171）
斯图亚特.约翰逊（Stuart Johnson）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工程与环境办公室（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Office）
大众集团美国股份有限公司（Volkswagen Group of America, Inc.）
哈姆林路（Hamlin Road）3800号
密歇根州奥本山（Auburn Hills），MI 48326
关于：失效性装置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要求
亲爱的Geanacopoulos和约翰逊先生：
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免遭有毒污染物的侵害，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CARB）按照法律规定，通过鉴定认证的方式，严格执行车辆使用管理规则。除新车鉴定外，CARB定期对车辆进行测试，以确保在使用周期内其排放表现良好，如有必要会进行调查测试。
就轻型柴油车高排放问题，CARB与欧洲同行进行过对话。CARB致力于使用是便携式测试系统和方法，以促进加州汽车公司的理解。2014年，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ICCT）和西弗吉尼亚大学（WVU）的检测项目引起了CARB和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的注意，关于车辆实际行驶时，氮氧化合物（NOX）排放量的提升，ICCT与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并对我们进行了补充。
此举让CARB开始着手调查，并与大众汽车就其2.0升柴油车实际驾驶时氮氧化合物高排放的原因进行讨论。如你所知，这项讨论在几个月后达到了顶峰，即2015年9月初，大众承认在2009年及其以后的车型中使用无效性装置，使其规避了CARB和EPA的排放检测。大众对ICCT和WVU的测试进行了复测，并查出了导致道路行驶高排放的技术原因。大众公布了测试结果，并在2014年12月2日与CARB的工作人员一起，提出了Gen1（Lean NOX Trap technology）和Gen2（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technology）的重新校准方案。
鉴于此次会议的结果，CARB和EPA同意大众就软件问题进行召回；不过，CARB警告大众，如果测试结果显示车辆在实际驾驶时氮氧化合物的排放仍未达标，那么，大众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召回。
由于此次会议，大众于2014年12月主动对车辆进行召回，据大众的说法，此次召回涉及美国境内约50万辆（加利福尼亚州约5万辆）。这次召回包括了配备2009年～2014年款所有配备Gen1和Gen2技术的柴油车。此次召回宣称已经修复了其他问题，可以解决实际驾驶中氮氧化合物过高的问题。
2015年5月6日，CARB开始对配有Gen1和Gen2的召回车辆进行验证性测试，以验证召回的效果。在完成对Gen1的测试后，CARB对一辆配有Gen2的2012年款大众车型进行了验证性测试，测试组编号为CVW02.0U4S。
CARB的工作人员按照要求在鉴定周期内（FTP,US06和HWFET）完成了对车辆的测试，并在道路测试中使用了“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PEMS）。在一些鉴定环节中发现，召回修复并没有使车辆氮氧化合物排放达标。PEMS进行道路测试系统的结果显示，召回修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排放，但氮氧化合物的排放仍大大超标。
通过对道路上氮氧化合物高排放量的控制评估，CARB发现，第二个2 FTP阶段存在着一个不断重复的特殊功率循环。这种特殊的循环会显示，召回修复确实增加了车辆在启动初始时柴油机废气（DEF）的量；然而，这个量并不足以阻止整个循环过程中氮氧化合物排放水平的升高。尽管选择性催化还原达到了足够的运行温度，但氮氧化合物排放量仍不受控。
2015年7月8日，CARB向大众告知了其测试结果。CARB同时告知，他们发现了一个失效性装置，会使得车辆排放控制系统元件失效，或者不再工作。该无效性装置既没有记载在提交给EPA和CARB的授权申请中，也没有任何解释。因此，装有该装置的车辆将无法得联邦符合性证书（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COC），或者CARB的行政证明（CARB Executive Order），并且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和州法律。
谢选骏指出：大众美国造假事件，见证了德国的信用破产，见证了德国已经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再也站不起来了。由此可见，所谓优秀品质，往往是“帝国霸权的遗产”，帝国飘逝，美德凋零；而根本不像纳粹所说的，是什么日耳曼人的优秀种族特性所致。
谢选骏：挖掉共产党中国的文化老根
《紫气东来，“良渚”唱响五千年华夏文明！》（2017-12-29 作者：理智透世）报道：
2017年12月8日，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举办。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做《两个图符的故事：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途径》学术报告：确定中国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社会，就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以考古学科学的证据，将中国的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考古学家们齐聚良渚古城，考证“水与古代文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是迄今已知的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距今约5100-4850年。
正道沧桑，历经坎坷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东西方思潮交相激荡的大舞台，“新”字派唱主角：新文化、新生活、新史学、新教育、新国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关于小学课程方面的最大变革就是废止读经科。
1920年，教育部下令，国民学校从讲授文言文改为讲授白话文。
1922年，教育部颁布了“壬戌学制”。
此后，西方教育思想和体系占据了中国教育的绝对主流地位，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
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 的蓬然兴起，导致教科书的发行泛滥。《新国文》初小第八册1912年10月出版，到1913年4月印刷三十八版，到1927年多达九百四十六版。教科书连同挂图、标本、画像、模型、地球仪等教具取代了四书、五经、戒尺、醒目。
从此，即使是开门见山的农家子弟，都熟识卢梭、华盛顿，神游古希腊、亚细亚，浑然不觉的融进了一套我们至今不辨菽麦的教育系统中。
如此坚决彻底地毁传统文化达其极点，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其结果是糟粕未弃，精华尽失。至此，中华文化自信崩溃，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
“中国新史学”肇兴于清末，“德国新史学”输入中国的主要路径有二：一是由日入华（梁启超、章太炎、钱玄同等），一是由美入华（何炳松、蒋廷黻、胡适等）。
洋派新史学导致了中国百年史学观紊乱，点燃了新文化运动之火；导致了中国传统考据粉碎性骨折，历史虚无主义蔓延，流毒寰宇！
虽然，先驱们中不乏本着救国启智初心，倡导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但也有不少是披着现代启蒙思想的外衣，迎合潮流四处招摇的投机者，更有借机“清儒”“全盘西化”的窝藏祸心者。
1909年7月10日，清政府颁布《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庚款留学计划启动。
美国退还庚款的目的除了争夺留学生源之外，主要是：
1、”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2、”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以最精巧和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成为了“德国新史学”移植美国的策源地。约翰·杜威把持的哥大师范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也是培养中华民国精英大师的大本营。
杜威不仅是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也是一位热衷于推动社会改革的所谓自由主义派人士，还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其中国弟子回国之后，皆在学术教育界呼风唤雨。
郭秉文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东南大学校长
蒋梦麟 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
蒋廷黻 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开设了西方史学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郑晓沧 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陈鹤琴 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张伯苓 南开大学创立人，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李建勋 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北京高师校长
在民国大学的校长、师范学院的院长中，有过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经历的就有三十多位。
1924年9月，由退还庚款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十五人的董事会中，杜威及其哥大信徒占据了6席，加上专职秘书任鸿隽，及1927年6月29日进驻董事会的胡适，“哥派”已达半数。
胡适为“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留学于共济会办的康奈尔大学，任“世界学生会”会长，后转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师从约翰·杜威，经杜威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中年晋升到23级别以上。若非其特殊身份和身后的主子，身为基督徒的蒋委员长岂能敬畏其三分？
被蒋称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的胡适，哥大肄业，借新文化运动，上位北大；借整治国故运动，分化北大各学术派，壮大英美派势力；借美国中基会之力，执北大学术之牛耳，废掉评议会，大肆清除异己，被称为“学阀”。钱鐘书的老师温源宁曾夸赞胡适“毫无阴谋气“，亦难逃被罢免系主任之职。
胡适醉心于成立研究院，扩大文化话语权，为此不惜向梁启超宣战。在学阀晋位中，胡适可谓是所向披靡，无奈五卅运动、日军全面侵华、新中国成立，三次中断其“北大情结”进程。
“东周以上无史”的论点滥觞于胡适，类似这种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 在胡适哪里，不存在其“有疑处不疑”的政论与其“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相互矛盾。在胡适和钱玄同诱导下，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将经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神话学纳入了史学研究范畴，掀起疑古潮，以洋套中，抹煞历史，摧毁国民在历史文化上的自尊自信。
顾颉刚一句成名的“大禹是条虫”，实际上是1909年日本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翻版，这应归功于最先鼓动废除汉字的钱玄同，钱乃疑古派的灵魂人物，顾不过是前台木偶。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鞭了白鸟、钱之流的僵尸。
“层累古史观”起源于欧洲“古典学”，“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顾颉刚加上＂中国古史＂就算首创了？其所学既非考古考据，又未留过洋，其时正为还债四处奔波，哪来的突发奇想？胡适的恩典让顾颉刚终生铭记。同样让其终生铭记且惊诧的还有：1929年，胡适不“疑古”了！
原本，西方的“层累古史观”旨在截断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脉络，理顺纯正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经日本传到中国后，却演变成了中国“疑古派”的利刃，充当了列强绞杀中华文化的最佳工具。西方造假与中国疑古所采用的“古史辨”之法如出一辙，一式两用，足以让西方意外并雀跃了。
回顾几千年中华文化史，“新文化运动”是最严重的文化毁灭活动；
辛亥革命不但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终结了国学传承；
中华文化崩溃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对中国觊觎已久的西方。
韬光隐晦，负重致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所谓“新文化史”，不过是民国时期“新史学”的变种和死灰复燃。西方借着改革开放之机，利用中西方经济科技的落差，倒灌西化普世价值。
国内知识精英普遍文化自卑、自虐和自残，陷入崇西贬中的“河殇式”思维，人为制造出“信仰真空”。他们咒骂母语文明落后、劣根，膜拜西方宪政，迷信市场万能。唯对历史以颠覆为能事，对传统欲尽净而后快。
披着华人皮囊的土狼海归顶着各种光环，越洋纷至。洋装穿在身，心早已是西方魂的香蕉们，挟洋自重，一边得意忘形地享受着国人的仰慕，一边贪婪疯狂地盗挖着东方的宝藏，一边处心积虑地抹杀中华的文化。
时间来到九十年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知识权成了学阀权，那些统驭中国公共话语权的学术官科们，用自由主义编织“金缕玉衣”，用社会舆情打造明枪暗箭，四处流淌着西方吸血鬼的秽脓污液。
2005年，北大的彩票硕士事件沸沸扬扬，名校野鸡化，北大当先锋？！高等学府涉外成风，沦落为藏污纳垢之地；抑中崇洋充斥中小学课本；诡辩之声盈满网络。教育文化娱乐金融各领域，全方位泛化。
各种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比名著本身更占据我们的记忆；
各种历史戏说的文艺创作，比历史本身更融入我们的史观。
这种有系统有计划地渗透，是“庚子退款”战略的升级版。至此，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素不但在中华文明土壤中扎下了根，而且已经是野稗丛生，遮天蔽日，华夏文化则青黄不接，零落残缺。民族文化的指挥棒几乎二次易手。
而冰火两重天的另一面：
2017年12月11日，联合国发布《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1/3依仗中国。
201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连发四文评析当前中国经济，一份振奋国人的高颜值成绩单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国经济总体平稳！
改革开放四十年，亚洲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下，西方三百年工业化的壁垒，居然被中国的加工产业集体突围逾越了，中国不但打造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还从产业链低端一路吞噬到高端，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这太匪夷所思了，拿着中国必然崩溃的精准数据，崇尚数字的西方心里没数了！
世人只盯着欧美日获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漠视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海，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理智透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不乏人才，中国的劣势是人才太多！中国不仅有人口红利沉淀到低端产业的庞大肚量，更有人才红利攀升至高端产业的澎湃动力。
——西方非常清楚：华夏子孙的儒家贯通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个人的主观人生价值和国家、民族、天下的功能性价值的意义归一。
中国言必“形势”，既注重当下稳定的形，又着眼于趋变的势。
纵观“改开”，一直是沿着国富民强的箭头矢志不渝前行的，是按照“衣食住行”次第顺序满足人民需求的。航空高铁网络化，不只是制造业的升级，更是为下一步的“行”（旅游、物流、文化）安上了翅膀和飞毛腿。中国智慧中的“器”，始终都是人天合一的耦合剂，而非西方霸权的剔骨刀。
——西方非常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具有人类社会唯一的创新机制。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内涵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非但能自我消化内忧外患，还能经过中庸调节而自我修复，以至自我平衡。
——西方非常清楚：世人普遍以经济强弱和科技水平高低定性文化的优劣，而中国人病态般厌恶自己的历史文化，从而“抑中扬外”、“抑古崇洋”，是可以预见的。
市场全球化下，“经济国界”日渐抹去，“文化国界”才是最后的壁垒。近代的西方全球扩张，文化战都是前锋，文化殖民成为首选。正是因为西方非常了解中国，才数百年如一日的如此“惦记”着中华文化。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归功于秦始皇的大一统。
秦始皇被知识分子骂了2000多年，但国人至今仍在其余荫之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超级大陆型帝国。
2500年前，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的分封引发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从此，中国都是双轨机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这两套治理机制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
中国的大一统，早已告别了封建制，而欧洲在宗教束缚下才是暗无天日的千年封建，直到17世纪才出现国家的概念，拿欧洲史来套中国，是最大的历史虚无。
西化的教科书理论，能给国人一双慧眼吗？
奔腾岁月，砥砺前行
“一个有深厚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有长久屹立的精神支撑，才能拥有复兴之魂。”
回顾历史，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其兴虽勃然，但其亡亦勿勿，唯中华文明永生不灭。中国曾多次陷于危机而落入低谷，但每次都能自我造血，走出逆境而民族复振。
“改开”以来，国家制定的经济、军事、工业化诸方面的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树立了理论、制度、道路的中国模式标杆。在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螺旋上升过程之后，文化自信，则必然成为夯实改开成果不可或缺的压舱石。
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纽带，文脉与国脉相连，中国文化战略上的策马奔腾，开始呼唤文化认同的回归。“中国梦”专题片震撼国人凝聚民心，《中国诗词大会》网综清流沁人心脾，《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普及融入激活经典，熔古铸今，打造广泛认同！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目的可能是想高呼“今上万岁”，但其实却挖掉了共产党中国的文化老根。至于他所批判的“崇西贬中的‘河殇式’思维”，其实《河殇》乃是一种“借古讽今”——借长城精神批判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草菅人命和豆腐渣工程，借龙批判了个人崇拜和老人政治，借黄河心理批判了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的鸦片制造……难怪王震之流怀恨在心。
2018年1月9日星期二
谢选骏：中国离开复兴还有关键一步的差距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8年1月6日星期六
谢选骏：马克思主义就是空手盗道（修订版）
《共产党员们所不知道的马克思真相》（周晓辉）说：
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共产党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据此将其暴力思想进一步发展，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
早年的马克思是一名基督徒。在大学后期，马克思加入撒旦教后，俨然已成为撒旦的代言人。
在中国，至今仍有人把「死后去见马克思」当作光荣。殊不知马克思曾将信奉其的无产阶级视为「蠢蛋、恶棍及屁股」。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公认的五大导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和毛泽东，有时简称为「马恩斯列毛」。这五人中，德国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恩格 斯共同撰写了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被视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俄国的列宁、史达林和中共的毛泽东则继承了马恩学说，并将其暴力思想 进一步发展，「共产主义幽灵」在苏联、中国等国大地上飘盪一百多年，给人类尤其是共产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据不完全统计，共产主义至少戕害了上亿人，其中包括八千万中国人。苏共的大清洗、乌克兰大饥荒、波兰卡廷惨案、古拉格、驱逐知识分子，东德的柏林围墙枪杀，柬埔寨的大屠杀，中 共的「三反、五反、镇反」、「反右」、「大饥荒」、四清、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一件件，一桩桩，每一段历史都充满了血腥和 暴力，而且这样的罪恶迄今在中国未休。
这是一个怎样的理论，让所有信奉的国家都充满了戾气，让所有这些国度里的百姓饱受折磨，惨遭迫害，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与之相对的是信奉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类似的惨案却少之又少。
显然，披着「实现人间天堂」美丽外衣的共产主义理论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因为它带给人类的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的生活，而是切实的地狱。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人民抛弃共产党，就是对充斥着暴力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否定。世界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的衰落。
目前，只有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几个国家仍继续高举马列大旗，继续以此迷惑、控制、镇压国人。究其背后原因，并非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现在有多么相信马列 思想，而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意与人民分享自由、民主等权利，亦有些人仍旧留恋那虚幻的理论。
而在中国，认为 「马恩列斯毛的想法还是好的，只是具体执行中出了问题」的还大有人在，因为他们不愿相信自己为之投入了毕生信念的理论在根子上就存在问题——即便他们看到 了苏共、中共乃至东欧等各国共产党的残忍，甚至把「死后去见马克思」当作光荣。殊不知马克思曾将信奉其的无产阶级视为「蠢蛋、恶棍及屁股」。
马克思成为恶魔撒旦信徒
早年的马克思是一名基督徒。大学毕业时，他的文凭中也註明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不过，在大学后期，马克思性格突然发生了转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復仇」，还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没有人知 道，家境富裕，生活条件很好，并未遭受什么磨难的马克思的復仇、毁灭世界思想来自何方。从其大学后期的一些文章和诗歌推断，马克思奢纵的大学生活，使他对 一切正教中的禁戒，感到束缚，渴求个性彻底解放，欧洲祕密流传的撒旦教适应了这种渴求。
在大学后期，马克思性格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加入撒旦教后，宣称「我要向上帝復仇」时，俨然已成为撒旦的代言人。在加入撒旦教后，他经历了献祭仪式。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復仇」时，他俨然已成为撒旦的代言人。
在加入撒旦教后，马克思于1837年11月10日给他父亲回信说：「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个真正的狂暴占有了我，我无法让这暴虐的鬼灵宁静。」
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因此变成了魔鬼，故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而撒旦教会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同为撒旦信徒的巴古宁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骯脏和疯狂。」
另一个佐证马克思是撒旦信徒的是马克思的外表。在马克思的年代，男人通常会留胡子，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而且不会留长发。马克思的外形风格是Joanna Southcott信徒的特征。Joanna Southcott是一个撒旦教组织的女祭师，她自称能与恶魔Shiloh通灵。
资料显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受到撒旦教的影响，甚至在病重时，还採用撒旦教的仪式祈祷。海伦曾描述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蜡烛祈祷。」海伦不知道马克思信的神却是撒旦。
为毁灭世界 写下污秽之书
可以说，彼时的马克思就已经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盪、剧痛、动乱为基础，建起他的王座。换言之，他根本没有幻想要为人类、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服务。
1848 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为了实现他「毁灭世界」的梦想，创立了其以暴力斗争为核心的共产理论，而且在这部被共产党人视为圭臬的《共产党宣言》 中，他直接点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事实上，这个幽灵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分 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
马克思把《共产党宣言》称为「粪——污秽之书」，他蓄意把恶魔之王——撒旦的排泄的秽物，灌输给被愚弄的工农和知识分子。
出乎众多的共产党人意外的是，马克思居然把《共产党宣言》称为「粪——污秽之书」，他蓄意把恶魔之王——撒旦的排泄的秽物，灌输给被愚弄的工农和知识分子。而这个污秽之书却被列宁奉为经典，被毛泽东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被所有信奉共产党的国家高高捧起。这是怎样莫大的讽刺？
毁灭人类 针对主流观念发起战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还说：「我们发起战争，针对宗教、国家、家乡、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
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例如，美国革命为国家独立而战，法国革命是为了民主。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永远的革命」，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除了癫狂突发的暴力之外，革命再无其它目标。这就是撒旦主义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
而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恩格斯也写道「我们进行的美味的復仇」。他经常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採取何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 顺从。」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列宁、史达林、毛泽东等已成了撒旦的工具，切实的毁灭着人类和世界。
支持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用炮舰迫使中国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在英国内部，对此存在反对的声音。而旅居英国的马克思则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
马克思1853年7月22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 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 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这才有了在加州和澳洲黄金吸引下急速开展的交流活动（指中国奴工被「卖猪仔」到外国採金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生命血液──银币，便开始被吸取到英属东印度了。」
简言之，马克思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说，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隶工。
马克思还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看到马克思这样的言论，不知道那些至今还在崇拜其的人情何以堪？
哲学家波普尔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
波普尔首先批判马克思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并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极为反感，认为是有意在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各个民族自相残杀的革命爆发。
或许，即便如此，还有人会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十分留恋，那就不妨听听哲学家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
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界，波普尔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他不仅在哲学上提出了「从实验中证伪的」的评判标准，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因此为自由与民主的「开放社会」奠定了理论根基。此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被认为是最彻底的。
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历史进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则的，最后也会推进到确定的终点。如马克思理论就宣称物质生产规律决定历史进程，要分别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含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
波普尔则认为，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最精緻、影响最广泛、最危险的历史主义，而马克思不可避免的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证伪，所以是伪科学的教条。
波普尔首先批判了马克思的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因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 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
其次，波普尔反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经济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
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是专制工具的说法，指出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没有制约的力量了。
对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预言，波普尔认为是错误的。
首先，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採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採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认为他们是在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 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彻底解决了。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 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復返了。
结语
对照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残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五十多年前，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正确性已经一一得到了验证：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趋向丰盈。而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几乎都走向极权统治，制造出无尽的苦难。
「实现人间天堂」是一件美丽的外衣，但这套共产主义理论的百年实践却是在把人类带向切实的地狱，而非幸福生活。
红祸横行百年，值得人们反思。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人民抛弃共产党，就是对充斥着暴力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否定。世界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的衰落。
一个信奉撒旦邪教、自私冷漠、蔑视中国、鄙视人类的制造灾难之徒「马克思」，还在大陆被中共供奉为「导师」继续吹捧和崇拜，这不仅是对中共党员的羞辱，更是对中国人的羞辱。
谢选骏指出：同为犹太人的哲学家波普尔对马克思这个犹太奸商也看不下去了，并进行了批判。可见马克思却是邪恶得离谱，正是由于他的罪行，犹太人后来在德国受到了株连九族的灭顶之灾。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究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空手盗道”。
马克思在对恩格斯的吸血活动中，发现了资本的奥秘就是资本在滴血。而马克思追踪他自己的吸血来源，发现那并非恩格斯的钱袋，而是恩格斯的工厂，和血汗工厂所榨取的工人血汗。恩格斯包养二奶，马克思则让女仆怀孕，然后让恩格斯顶包背黑锅，为此不得不把《资本论》的版权抵押给恩格斯，让恩格斯成为国际共运的老二……
马克思于是把“夫子自道”的《资本论》提纲了出来。但因为那并非普遍规律，而只是马克思狼狈为奸勾搭恩格斯的结果，难怪这段个人履历始终无法完成，只写了半部草稿就草草结束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永远处在构思状态，无法完成，所以需要不断地“狗尾续貂”，理论家的名单结果越来越长……
“空手道”是日本传统格斗术结合琉球武术唐手而形成的，起源于日本武道和琉球的唐手。唐手是中国武术传入琉球，结合当地武术琉球手发展而成的，而日本本土人又将九州、本州的摔、投等格斗技与唐手相结合，最终形成空手道。二战之后通过美军宣传而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空手道当中包含踢、打、摔、拿、投、锁、绞、逆技、点穴等多种技术，一些流派中还练习武器术。一九九四年日本广岛第十二届亚运会空手道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空手道比赛场地一般为8×8米；至于比赛项目有套路赛（型）和格斗赛（组手）两种，而在组手比赛中一方有效进攻导致对手瞬时丧失战斗能力或重心明显移动为得分标准。
“空手盗道”不同于“空手道”，而是“空手盗的道”，是“盗亦有道的道”。
“空手盗道”就是“无本生意”，不用任何投资，就可以获得任何报酬，比毛泽东的家族生意（高利贷）还要赚钱，因为作为诱饵的本金都无需支付，就可以予取予求、任意索取。
因为“造反”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抢劫起来比较方便吗？“造反有理”不就是为了“予取予求、任意索取”而制造一个“狼吃羊有理”的借口吗？其实狼吃羊是不需要借口的，因为那是命运，是大自然的安排。就像富人竞相欺压穷人一样。反过来看，也像穷人翻身一样，是周期性的社会痉挛，避免不了的报应，就像蛮族入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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