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日皇的祖先原是恶鬼

《日皇德仁将登基 弟弟文仁质疑典礼违反政教分离》（2019-10-20 联合报）报道：

　　

日皇德仁登基仪式"即位礼正殿之仪"定22日举行，下月还将举行一位日皇任内仅一次的"大尝祭"，日皇将以新收割的谷物祭祀祖先与天神，部分人士批评，这两项都是宗教仪式，以公帑支应违反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就连德仁的弟弟文仁亲王也曾质疑这一点。

日本新教教会之一"联合基督教会"今年稍早发表声明说，"大尝祭只不过是日本神道教的典礼"，政府为此编列预算"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并侵害信仰自由"。

从去年起，共有300个原告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反对这两项仪式花用公帑，原告从佛教僧侣到大学教授都有，其中一名原告说，两项活动的规模和支出庞大，而且媒体相当关注，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政府拨款给这些宗教活动，意味日皇是日本宗教与文化的象征，政府正在推广国教"。

法新社报导，这些批评声浪的背后，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支持者：德仁的弟弟文仁亲王。去年11月文仁还未成为皇储时，曾公开质疑这些典礼使用公帑是否合适，他说，尤其大尝祭"在相当程度上是宗教活动"。

1989年日皇裕仁过世、明仁登基时，也有人向法院提告，主张相关仪式不应用公款支应，不过最高法院最终认定，仪式属"社会传统"而非宗教活动。

目前相关讼案的胜诉机会并不大，有的庭审更被排在大尝祭过后才举行。日本皇室在民间的支持度很高，因此这些讼案在日本社会并未引起多大回响。

谢选骏指出：联合报说，“日皇将以新收割的谷物祭祀祖先与天神”，这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日本神话，日皇的祖先就是天照大神。当然，从基督教的观点，天照大神就是一个恶鬼。难怪日本政府会镇压基督教，杀害了数十万日本基督徒。

《配合日皇即位仪式 日本将对55万罪犯实施恩赦》（2019年10月18日 早报）报道：

日本天皇德仁将于10月22日举行“即位礼正殿之仪”。为配合即位大典，日政府18日宣布对约55万罪犯实施恩赦，是日本时隔26年再度恩赦。日本政府宣布，为配合日皇德仁22日的即位仪式，当局将对约55万罪犯实施恩赦。这是日本时隔26年再度恩赦，也是进入令和年代第一次。

日经新闻网报道，日本政府在10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了在天皇宣布即位的10月22日“即位礼正殿之仪”之际的政令恩赦。据报道，可获恩赦的对象是因交通违法等而受到罚款、缴纳三年以上的约55万人。被判有期徒刑（包括重大犯罪在内）和监禁的人除外，恩赦的种类也仅为恢复此前受到限制的资格。此外，还将实施根据申请个别加以审查的特别基准恩赦。

日本法务省的数据显示，在本次获得恩赦的约55万人中，其中八成为违反《道路交通法》等交通法令，违反《公职选举法》的约为430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所谓恩赦指的是不经由审判程序而让有罪判决失效，或是回复过去暂时丧失的资格，例如医师、护士等国家资格及公民权。法务省表示，恩赦的意义在于鼓励曾受有罪判决之人改过向善，以收减少再犯之效，对维持一个没有犯罪的安全社会来说，能发挥重要功能。

日本的恩赦法源是基于宪法第7条及第73条，经由内阁决定及天皇承认，在1947年施行的恩赦法中明定“政令恩赦”与“个别恩赦”两大类。

谢选骏指出：由于日皇的祖先原是恶鬼，所以中国民间会把崇拜神道教的日本人叫做“鬼子”——连前面的国别称谓都省略了。至于眼下，55万名副其实的鬼子即将倾巢而出、流毒列岛甚至流窜全球了。

谢选骏：共产党有多少钱

《中国人均财富仅美国的5% 房产市值却是美两倍多》（2019-10-19 数据宝）报道：

国人过多的财富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中国财富大多集中在房地产几乎成为普遍共识。去年11月，笔者撰写的《450万亿！中国房产市值超美欧日总和 股票市值仅1/10》一文，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对于国人财富过多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对比。巧合的是，今年以来楼市处于一个横盘调整态势，而股市表现较为强劲，总算对此有所修正。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随着楼市的调整，国人的抗风险能力再度引发市场热议。有分析人士称，高杠杆和低现金流水平，可能使得一些楼市投机客付出惨痛代价。国人现金流到底有多低？不妨看一个数据。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编写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私人财富达到205.9万亿美元，涨幅为1.6%。相比前一年7.5%的涨幅明显减缓。这里所谓的私人财富包含现金，股票，基金以及养老金，但是不含房地产。报告显示，全球大富之国依次为：美国85.3万亿美元，中国21万亿美元，日本16.3万亿美元，英国8.9万亿美元，德国7.5万亿美元。

这个数据咋看之下还不错，但人均下来则让人心惊肉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不含港澳台，中国总人口为13.93亿元。据此计算，中国人均财富仅为1.51万美元，按照6.8汇率折算大概就是10万块人民币多一点(报告并未指出中国私人财富是否包括港澳台，如果包括进来，则人均还将进一步下降)。

这个数据意味着，中国人均流动资产大概只有10万块钱，还加上了股票、基金等资产。

尴尬的是，在前五名当中，我们人均私人财富倒数第一，而且与另外4个国家差距非常巨大。数据显示，美国私人财富85.3万亿美元，对应3.27亿人口，人均财富26.07万美元。日本私人财富16.3万亿美元，对应1.27亿人口，人均12.88万美元。英国私人财富8.9万亿美元，对应0.66亿人口，人均13.39万美元。德国私人财富7.5万亿美元，对应0.83亿人口，人均9.04万美元。

相比较之下，中国人均私人财富1.51万美元，是美国人均水平的十七分之一不到；是日本人均水平的八分之一不到；略高于英国人均水平的九分之一；是德国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与人均私人财富仅美国人均的5%左右相比，中国人均房产市值却达到了美国人均的50%以上，而房产总值更是达到美国的两倍多。去年11月，笔者撰写的《450万亿！中国房产市值超美欧日总和 股票市值仅1/10》一文中，提到中国的房产总值为65万亿美元，而美国只有30万亿美元。

那么，65万亿美元的房产总值，是怎么计算来的？根据笔者推测，房产总值=平均房价*总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165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149973亿元，则平均房价为8737元每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据此计算，中国房产总值达到475万亿元。

上述计算方式可能出现高估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使用2018年房产销售均价可能高估实际房产均价，因为存在着大量的房产并非商品房。

当然，即便打个折，中国房产总市值依然可问鼎全球冠军。而从人均来看，按照图示数据计算，中国的人均房产市值为4.67万美元，折32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相当于日本的60%左右。

总的来看，中国私人财富过多的集中在房产领域，是不争的事实。这从股市行业市值的结构也可窥端倪。数据显示，A股市值最高的行业是与房地产息息相关的银行业，市值逼近10万亿元。而美国则是信息技术行业市值第一，超过10万亿美元。

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不妨从科技行业股票市值进行比较。

证券时报.粗略统计了在A股、港股、美股上市的中国信息技术行业股票(美股数据截止北京时间10月18日)，合计共有800多只股票，最新总市值超过12万亿元。而美股上市的美国信息技术行业股票，合计共有574家公司，总市值为60.48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信息技术行业股总市值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人均信息技术股票市值相比美国，差距更大，为二十分之一左右。

如果把电信服务行业以及零售行业的互联网零售(主要考虑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均在此行业)纳入进科技板块，中国上述三个行业的总市值为19.59万亿元，大致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水平，后者上述三个行业总市值在73.77万亿元。

中国的大市值的股票相对要少得多。数据显示，中国上述三个行业千亿市值股票只有22只，而美国达到了77只；中国万亿市值公司只有3家，而美国有12家。

具体来看，中国市值最高的科技股是阿里巴巴，市值超3.25万亿元；第二名是腾讯控股，市值超过2.85万亿元。第三名是中国移动，市值超过1.22万亿元。此外，美团、京东、工业富联、海康威视、拼多多、中国铁塔、百度等公司分列第四至第十位。

美国方面，微软公司市值7.55万亿元居首，苹果公司7.53万亿元屈居第二，亚马逊、谷歌市值均超过6万亿元分列第三、第四。此外，脸书、VISA、万事达卡、美国电话电报等8家公司市值超过万亿元。

谢选骏指出：上文白痴，所以胡说“国人过多的财富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上文哪里懂得，这不是什么“财富集中”，而是“财富剥夺”——共产党通过人为定价土地租金，把国民财富夺走为虚高的“地产价格”。所以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价格完全是纸面的白条价格，并非反映了市场价值。现在可以估算一下“共产党有多少钱”了——按照人均产值，共产党中国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人均房产价格却是美国的二分之一，可见房产被高估了四倍——由此可见中国的房产价值有四分之三进了共产党的腰包。其总量，约为356.25万亿——“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据此计算，中国房产总值达到475万亿元。”而中国房产总值475万亿元的四分之三，就是356.25万亿！共产党有多少钱？共产党抽取的房产价值，就有356.25万亿之多，这还不算通过操纵其他物价所掠夺的国民财富。怪不得贪官们那么有钱，仅仅在家里，就藏有数吨之重的黄金和纸币，这还不包括存在国外银行里的万亿资产。共产党这么有钱，怪不得可以横行全球了。

谢选骏：苏联，得到了太空、失去了地球

《尴尬，这么关键的时刻，特朗普又乌龙了！》（综合新闻 2019-10-21）报道：

前两天，美国两位优秀的女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Christina Koch）和杰西卡·梅尔（Jessica Meir），成功实现了备受媒体关注的人类史上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然也没有错过这个重要时刻。当时，他在白宫里与两位正在进行“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通了电话，不仅称赞了两人是杰出的美国女性，更祝贺两人成功实现了“首次女性太空行走”。

但尴尬的是，特朗普这句话又说错了……

原来，早在1984年的时候，前苏联宇航员韦特兰娜·萨维特斯卡娅（Svetlana Savitskaya）就已经实现了女性宇航员首次的太空行走。之后，美国宇航员凯瑟琳·苏利文（Kathryn D. Sullivan）也在同一年实现了这一成就。

这么关键的时刻，特朗普又乌龙了——而这次克里斯蒂娜·科赫和杰西卡·梅尔完成的太空行走，之所以与之前不同，是因为这次太空行走是首次由【两名】女性组成的“全女性”团队完成的。所以，就在特朗普说出那番事实有误的话后，两人中的杰西卡·梅尔便委婉地纠正说“我们并不想被如此过誉，因为在我们之前已经有过很多女性完成太空行走了”。“这是首次两名女性宇航员同时进行太空行走”，她说。

不过，在报道了特朗普此次说错话的英美媒体中，虽然这些媒体都在报道中提到了1984年前苏联比美国先完成了女宇航员的太空行走，但这些媒体的报道对于此处的报道都十分简要，而且有的省略掉了那名前苏联宇航员的名字，有的则没提到她来自前苏联，仅说她是俄罗斯人。

但前苏联不仅曾在女性宇航员的首次太空行走上领先于美国，还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女性，以及亚裔和非裔等非白人群体送入太空的国家。其中，全世界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宇航员名叫瓦伦蒂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eshkova）。当时，成功将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太空的苏联，为了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性，证明谁都能进入太空，便从超过400份申请中选中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和单亲家庭的、且酷爱跳伞的捷列什科娃，不仅将她培训成为了宇航员，更令她在1963因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而被铭记。

而美国则是在20年后的1983年，才将自己的首位女宇航员萨利·克里斯滕·赖德（Sally Kristen Ride）送入太空。

前苏联甚至还差点在1985年到1986年实现了如今美国实现的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网络上的公开资料显示，当年苏联原本打算在1985年时在其“礼炮七号”空间站上用“全女性太空行走”的方式庆祝当年的“国际妇女节”，并由当时实现了女性首次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萨维特斯卡娅领衔。可由于她怀孕了，项目不得不推迟到了1986年，但最终还是被取消了。

而来自美国一些学者的说法则是：这个项目被取消除了萨维特斯卡娅怀孕的原因，还有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导致原本将和她搭配的另一名女宇航员被取消了资格。

不仅如此，美国一些媒体和舆论还认为当年苏联在送女性和亚裔、非族等非白人群体进入太空，以及令女性实现首次“太空行走”这一成就，并非是为了实现“性别平等”，而是出于和美国打冷战、出于证明苏联比美国更好的“政治目的”。

然而，也有一些美国舆论和媒体认为，不论前苏联是出于什么目的将女性宇航员送入太空，苏联的成就实质上都对当时也在与苏联打冷战的美国造成了政治压力，成为了令原本并不对女性开放宇航员角色的美国宇航局（NASA）最终在1978年向女性打开大门的原因之一。

不过，由于美国申请成为宇航员的男性整体上还是远多于女性的，这便导致在1978年美国宇航局对女性宇航员申请者打开大门后，美国女宇航员的比例仍然远小于男性。

但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08年上台后，情况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美国宇航局2009届宇航员培训班的男女性别比例就从2004届的9:2缩小到了2:1，而在2013届中学员性别更实现了4男4女的首次平等——而且那四名女性中就包括如今实现了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的克里斯蒂娜·科赫和杰西卡·梅尔。

有趣的是，这一宇航员性别比例上的变化，反而令美国网络上出现了怀疑美国宇航局在“搞政治”的争议。怀疑者称美国宇航局能在6300份男性占大多数的申请中选出4男4女，就是因为其在选择标准中掺入了“性别政治”的因素。

但NASA方面否认了这一指控，称符合宇航员条件的女性变多了，是宇航员性别平等的原因。

可有些尴尬的是，其实今年3月时美国宇航局就曾打算实现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的，可由于缺少符合女性宇航员身材的太空服而未能实现。这也一度引发了社交媒体上对NASA歧视女性宇航员的争议。但话说回来，不论苏联和美国推动女性“走向星辰”的做法哪个更“政治”，在女性投身航天科技的人数比例还明显少于男性的情况下，适当的“政治”推动还是需要的。

只是这种“政治”最终还是应该落在打破禁锢女性择业的家庭和社会偏见，以及种种就业歧视的实处，而不应只是一种“拔苗助长”式的“噱头”。

谢选骏指出：上文充满了“恋尸癖”，似乎很是恋尸苏联——但是其作者也不想想，苏联北极熊恶霸一世，为何仅仅七十年就“得到了太空、失去了地球”呢？显然，因为苏联一心争霸，不顾人民的死活，结果自己给自己自寻死路了。

谢选骏：纽约时报的强盗逻辑

《为什么共产党统治能在中国成功？》（纽约时报 2019-10-21）报道：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一步——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标准汉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爱国人士雀跃欢呼。当时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经历了多年的外强凌辱、日本的残酷侵略和血腥的内战之后，中国终于得以实现统一，仍然让他们欢欣鼓舞。大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重获尊严。这一点被广泛归功于毛泽东。

许多中国的爱国者有一天会为他们的热情感到后悔。毛泽东不仅将矛头指向他所谓的“阶级敌人”，或者基本上所有没有像奴隶一般追随他的人，他还对中国人民施加了更甚于日本人的暴力。据信导致多达200万人被害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他发起的几次大清洗中最后的一次。然而，毛泽东统一国家、恢复民族自豪感的壮举，仍是许多中国人尊重他的遗产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共持续垄断权力的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对暴力混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并一直被反复灌输给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党的宣传者坚称，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将再次陷入混乱，深受外国敌对势力之害。

不过还有其他原因使中共得以维持在中国的权力，尽管其他几乎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统治已经崩溃。

党极好地适应了资本主义。目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民主改革之后苏联的境遇，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走他的老路。在要求类似改革的中国人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中被残酷杀害后，中共与大多数抗议者所出身的城市受教育阶层达成了默契。一党统治将创造人民致富的正常秩序，作为交换，他们不再发起政治抗议。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新加坡没有太大不同，后者也达成了类似的交易，虽然压迫性多少小一些。事实上，被视为中国伟大的现代改革者、1989年镇压异见人士的邓小平，也崇尚资本主义与专制结合的新加坡模式。

但共产党统治在中国的成功有着更深刻的历史缘由。中国的帝制权力一直有某种准宗教信条的支持。中国的皇帝充当了天地之间的中介，被当成是半神一样的人物，既是神圣的权威，也是世俗统治者。儒学起初是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后成为强加的意识形态，用来灌输对权威的服从——从家族中的父亲、宗族中的首领，一直上到皇帝。

这或许并非孔子或他的追随者孟子的本意。他们更看重的，是培养士大夫的美德以及严格遵奉道德规范：古代的儒学是一种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蓝图。而近期香港的抗议活动以及台湾活跃的民主显示，很多中国人积极反对威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地方的存续总的来说好于大陆。

但今天的统治者为了支持社会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而对儒家的利用，并不比一千年前少。这一信条的官方倡导者，对起初作为一套人文主义哲学的儒学进行了威权主义的诠释。

这个基于道统的封闭系统，让现代改革者很难质疑或摆脱。仅仅推翻一个特定的帝国政权是不够的。中国的改革者认为，要发起一场因民主之名的真正革命——20世纪初数十年间曾有过这样的尝试，就必须将这一道统与神圣的统治者一同铲除。

这是1919年的所谓五四运动的要旨，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打着“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旗帜走上北京街头游行。必须摒弃儒学这门几千年来维持着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科学在一些中国思想家眼中成了新的信条，某种可以解释一切的东西。

五四一代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吸引，恰是出于这一原因。它以一种有着坚实道德成分的另类现代政治和科学道统，填补了后儒学的真空。早期中共领袖之一的刘少奇（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清洗，在监禁中任由其死去。）在1939年写了一本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小册子。他对理想革命者的刻画强调“自我修养”，听上去充满儒家色彩。

即便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教分离也没有发生。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就像一个神圣皇帝，他的思想如同儒家经典，必须背诵和尊崇。在20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红宝书”的不敬或者哪怕只是无视，会被当作亵渎神明一样对待，一个人可能会因此被送过去古拉格一样的集中营接受再教育——前提是他或她还没有被处死。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邓小平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丧失效力。党员口头上支持党的正统，儿童依旧在学校学习这种正统，但民族主义乃至些许陈腐的儒家思想，开始取代旧有的共产主义信条。这也形成了一些中国人和专家所形容的“精神真空”。

填补这种真空的一个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轮功之类的精神修行团体，党的领导人对此深感惊慌。政府之所以如此大力镇压在党的控制之外独立运行的宗教组织，恰恰是因为与国家正统相竞争的信条具备固有的颠覆性。

国家主席习近平清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竭力收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复兴毛泽东思想，同时打压高校、大众媒体和网络中的异见想法。他的个人崇拜、强调严格的家长式领导以及强调自身哲学思想权威的做法，被广泛视为在一系列平淡无奇的技术官僚执政之后，重新恢复共产主义帝国统治的一种方式。

然而习近平并非毛泽东，他缺乏成为现代皇帝的魅力。但新加坡模式的某个更严厉版本，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中共仍会以秩序、民族荣光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自居，以此作为其统治的依据，同时（一部分）民众会继续致富。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并不是很重要，人们是否真的相信也不重要。儒家同样有很多门派。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会强迫人们服从。而只要党依然掌权，国家对精神和知识生活的控制，将阻止人们找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把抢劫得手叫做“成功”，按照这种成功神学，纽约时报不仅应该发问“为什么共产党统治能在中国成功？”更应该发问“为什么蒙古人统治能在中国成功？”“为什么满洲人统治能在中国成功？”起码，蒙古人和满洲人在中国的“抢劫得手的新时代”还比共产党更长。纽约时报把抢劫得手叫做“成功”，确实属于一种“强盗逻辑”。

谢选骏：韩国的共和制不如日本的君主制

《李明博又入狱了 获总统待遇：住单间 喝豆腐汤…》（zaaker 2020-11-02）报道：

11月2日下午，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被押送至首尔东部看守所，正式服刑，78岁的他，上周在贪腐案终审中获刑17年。韩媒披露了李明博的牢狱生活：因为获前总统待遇，可以住12楼的单人牢房。第一顿牢饭包括蘑菇豆腐汤等。不过，用餐后，需要自己清洁并返还碗筷。

韩联社称，虽然韩国最高法院判处李明博17年，但他被羁押约一年的时间可折抵刑期，今后还需服刑16年，至95岁高龄的2036年刑满释放。考虑到前总统身份和礼遇等问题，李明博将被分配到该看守所12层的单人牢房，面积约13.07平方米，比朴槿惠的牢房（10.08平方米）更大一些，周围还将设置隔离设施禁止其他囚犯靠近。牢房内，配备电视、镜子、饭桌兼书桌、储物柜、洗脸池、被褥以及清洁用品等。

韩媒还公布了李明博入狱当天的看守所菜谱，晚饭菜单包括蘑菇豆腐汤、泡菜炖秋刀鱼、凉拌菜、萝卜泡菜等。

李明博被收押在首尔东部看守所（SBS新闻）

10月29日，韩国最高法院对李明博贪污受贿案进行终审宣判，维持二审判决结果，判处其17年有期徒刑，罚款130亿韩元（约合7711万元人民币），追缴57.8亿韩元（约合3429万元人民币）。法院还撤销了李明博的保释令。10月30日，李明博去医院接受治疗。

判决结果公布当天，李明博表达了强烈不满，他发表声明，一方面愤怒谴责“韩国法治已经崩溃”“最高法院不正义”，另一方面感慨道，很担心国家的未来，“真相一定会大白天下”。

韩前总统李明博重返监狱服刑！牢房独居13平米，95岁出狱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11月2日抵达首尔东部看守所正式服刑。上周，韩国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对其17年的贪污腐败指控刑期。由于此前已遭羁押一年，李明博还需服刑16年至2035年。

支持者和反对者反应不一

据报道，李明博当天下午1点46分乘车从位于首尔江南区论岘洞的家宅出发，路过一群记者和前助手，但他透过深色的车窗没有说话。

李明博乘车离开家宅

李明博的一名支持者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李明博总统拯救了经济，提升了国家形象”，其他人则向他敬礼。不过，就在警戒线另一侧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一名男子，他传达了不同的信息：“你要向人民道歉。”李明博约下午2点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接受检方传唤。经过10多分钟的身份确认等程序后，他乘坐检方提供的车辆被移送至看守所。

大批记者和支持者在路旁守候

这是李明博自今年2月25日被停止执行拘留后时隔251天再被收监。虽然最高法院判处李明博17年有期徒刑，但他在看守所被羁押约一年的时间可折抵刑期，今后还需服刑16年，至95岁高龄的2036年刑满释放。

因身份和年龄，或长期看守所服刑

据悉，考虑到前总统身份和礼遇等问题，李明博将被分配到该看守所12层的独居室，面积约13.07平方米，将指派一名狱警全职监视他，周围还将设置隔离设施禁止其他囚犯靠近。韩国监狱牢房一般为六、七名囚犯一起居住，配有电视、折叠床垫、抽屉和厕所等便利设施。

通常而言，刑期被确定的囚犯临时在看守所服刑，之后经过囚犯分类程序后被转移至监狱。但鉴于前总统身份和年迈有病等情况，李明博有可能长期在东部看守所服刑。

检方于2018年4月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逃税等16项罪名起诉李明博，其贪污和涉贿金额分别为247亿韩元（约合1.46亿元人民币）和111亿韩元。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10月29日对李明博贪污受贿案进行终审，维持二审判决，判处李明博有期徒刑17年，罚金130亿韩元，追征犯罪所得57.8亿韩元。

韩国首位有从商背景的总统——李明博2008年至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

李明博是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后韩国第四名遭刑事定罪的前总统。他出生于1941年，是韩国首位有从商背景的总统。

上世纪60年代中叶，李明博从现代集团建设部门初级职位做起，后升任现代集团旗下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带领现代集团崛起。

2008年至2013年，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带领韩国挺过全球金融危机，赢得了2018年冬奥会主办权，但也遭到反对者的批评。

李明博的保守派继任者朴槿惠因被控受贿和滥用职权入狱20年，2017年因一起引发大规模街头抗议的腐败丑闻而被赶下台。目前，她被关押在首尔南部另一家惩教所，牢房约10平方米。

李明博获刑17年，韩国连续剧《总统风云》又更新，自杀、流放、坐牢……“帝王式总统制”频酿悲剧

韩国大型连续剧《总统风云》，又更新了。

从商界到政界，从首尔市长到韩国首位有从商背景的总统，从高票当选再到16项罪名……78岁高龄的李明博最终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之后，韩国第四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曾被称为“韩国总统中的幸运儿”的李明博，终究没有逃脱坐牢的结局。

29日，78岁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涉嫌贪腐案终审宣判，最高法院判处其17年有期徒刑。

不过，虽然韩国最高法院判处17年有期徒刑，但李明博在看守所被羁押的一年左右折抵刑期，今后只需服刑16年。

李明博对外回应被称“贼喊捉贼”

韩国法院的判决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检方可以立即执行有期徒刑，但预计检方将给目前保释在家的李明博一些时间安顿家人。李明博方面表示，接下来要去医院看病开药，希望在家过周末，下周一到案。李明博可能在行刑当天不经辖区检察厅，径直押往看守所。

此外，29日，李明博在短暂的采访时间中表示：“韩国的法治已经崩溃了。很担心国家的未来。”“我之所以面对审判，就是期待司法部门是自由民主主义最后的堡垒。但最高法院既不公平，亦不正义。真相一定会大白天下。”

除此之外，对于被证实的任何争议，他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立场。这样完全没有实质性发表内容的李明博，被韩国国民戏称“这是朴槿惠时期经常使用的‘贼喊捉贼’式自我保护，令人无法相信”。

负责为李明博辩护的律师姜勋（音译）则表示“没想到大法院也会做出这样的判决”，“时隔4个月，我们研究了长达12万页的记录……贪污金等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有一分钱被转交给李明博前总统”。他补充道：“我们将通过法律允许的所有手段，努力查明真相”。

2018年4月，韩国检方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逃税等16项罪名起诉李明博。对此，李明博反应强烈，斥其为“政治报复”。同年10月，涉嫌贪污受贿案一审宣判，李明博获刑15年有期徒刑，被处罚金130亿韩元。他与检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3月6日，韩国法院批准保释申请，李明博在被拘禁近一年后获准保释回家。今年2月19日，李明博涉嫌贪污受贿案二审宣判，获刑17年，被罚款1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711万元），追缴约57.8亿韩元。并撤销其保释令，重新对其收监。但李明博被当庭逮捕6天后暂时获释。

带来经济增长，也带来政治腐败

对于这一终审结果，一名韩国网友在网络社区上发表了以“祝贺！李明博17年有期徒刑确定”为题的文章，写道：“虽然看李明博的身体状况，可能17年都活不下来，但还是要对吃国家给的‘豆饭’（韩国有‘蹲监狱，吃豆饭’一说）的李明博致以深切慰问：不要再出来了！”

这名网友表示，“以国民为（诈骗）对象的最大诈骗犯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审判。我们的国民很愚蠢地被这种骗子所骗了，而且这种低级骗子把我们的卢武铉（前）总统逼入（了）绝境……我希望李明博及其同伙们能够接受法律的审判，没收财产”，而这篇文章下的评论也是清一色的附议。

一部分人认为，过去数十年，韩国社会因为党派之间、财阀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李明博更是对大企业财阀的出现、行贿受贿、官商勾结、有钱无罪、无钱有罪等的诞生，做了不少推波助澜的工作。“这位大企业CEO出身的总统所推行的政策都是为了财阀和企业，为自己的权力而制定的政策。没有一点是为了国家，为了国民和民生。”一位愤怒的韩国人这样评论。

当然，也有小部分的韩国人对于李明博前总统持有中立的态度。首尔市民金某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李明博前总统引发了不少争议，并且严重贪污受贿，让韩国的官商勾结更为严重，但是就职期间，他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至少在那个时期，韩国经济有了质的发展。”

总的来说，民众认为，李明博用他的商业头脑为韩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由于个人野心和欲望，造成了腐败、逃税洗钱、公务员不为人民服务、法官跟有钱的犯罪分子成为共同体等令普通民众伤痕累累的韩国政治现象。

观点：总统们“反复的不幸”源自何处

每次回顾韩国现代政治史，韩国民众都会叹息，因为克服了种种逆境，成为韩国大部分国民选择的，拥有着韩国“绝对权力”的总统们，却不断遭遇“不幸”。

首任总统李承晚曾试图通过修改宪法延长执政期，最终引发学生抗议而被迫下台，流亡美国，病死在夏威夷。李承晚之后，尹普善接了他的班，成为大韩民国的第二任总统。不过，尹普善执政不到一年，朴正熙就发动军事政变将他赶下台。

韩国第3任总统，也是第5届至第9届的总统朴正熙被亲信枪杀。继任的代理总统崔圭夏，屁股还没坐热，就在朴正熙去世后一年被第11至12届总统全斗焕发动政变推翻。而发动军事政变、延长军事政权生命的全斗焕和第13届总统卢泰愚，虽然没有在任上被击垮，但多年以后，他们被上位后致力于反腐运动的第14届总统金泳三清算、送入监狱。而不得不提的是，韩国的反腐，乃金泳三开创，但他自己也倒在了反腐上。1997年，就在金泳三任期最后一个月，他的儿子因贪污和逃税罪被捕入狱，他自己也被迫下台。之后的金大中，也跟金泳三一样支持反腐，但也同样因为亲属贪腐的罪名被下台。

此后，第16届总统卢武铉自杀，第17届总统李明博和第18届总统朴槿惠也穿上了囚服。

把向国民通报误认为与国民沟通

那么，总统们为什么几乎都落得这样凄惨的结局呢？

首先，“大众媒体”是总统生命的变数。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权威主义统治体制一度盛行时，国民认为言论自由是对抗权威主义独裁的必要工具。在独裁政权时期，媒体是反抗独裁政权的参与者，他们反复地进行着和政治的“合作”与“对立”，但随着媒体协助政治权力，其反而成了民主主义发展的障碍，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均多次与媒体进行了“险恶的敌对瞬间”。

其次，韩国的历届总统缺乏“民主领导力”。前韩国驻日本大使罗钟一等6名国内政治、外交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他们在《韩国不幸的总统们》中写道：“青瓦台与国民沟通的方式极其单方面的、单纯，而且把向国民通报的行为误认为是与国民沟通。”

再来，是帝王式总统制度。韩国的国民明明选出了民主主义体制下的总统，但是其青瓦台辅佐团和执政党的主流们却认为总统不是总统，而是国王，因为一直享有帝王式权力，所以出现了误大事、违反宪法、国论分裂、国政混乱等现象，其结果都是韩国国民的痛苦和不幸。

“如果对方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我就要杀死对方。”韩国的民众这样评价当今的韩国政治圈，认为政治圈这种生死决裂式的对决格局是帝王式总统制结构的产物。

谢选骏指出：“前总统的结局：自杀、流放、坐牢……”，在在表明，韩国的共和制不如日本的君主制。

谢选骏：亲北京阵营害死了北京

《香港僵局短期难解 亲北京阵营逐渐陷入分歧》（纽约时报 2019-10-19）报道：

缓和香港日趋暴力的抗议活动的任务，极有可能会落在本地极有影响力的亲北京阵营的头上。

麻烦在于：他们内部分歧颇多。

这些分歧可能会导致香港时局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都动盪不安，进一步伤害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让北京头疼不断，并加剧原本就存在于中美关係裡的痛点。

这些北京的盟友当中，有部分是平民主义者，希望打破当地企业垄断，没收私人土地，兴建公共住房。有部分则是富商，只要不触及他们的生意，他们乐于支持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

对于抗议者要求更多民主权利的最大诉求，建制派内的分歧更加深刻。

温和派的代表正是四面楚歌的特首林郑月娥，她希望能在北京预定的范围内逐步实现更自由的选举。但香港强硬派厌恶这种想法，他们对林郑月娥愿跟民主派谈判、不愿命令警察进行更严厉的镇压非常不满。

当林郑月娥在週三发表年度施政报告——性质类似于美国的国情咨文——的时候，矛盾已经被摆到明面。经历几个月的内部会议，她在报告中提及了房屋政策之类覆盖面相当窄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政治大局中的紧张关係。

林郑月娥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她在施政报告中避谈民主问题，「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她也声称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并责怪反对派立法议员否决了她在2014年向北京提交的普选政改方案。

对建制派来说，内部分歧也导致联盟内多个党派团体的政治能量被不断削弱。最近几週的独立民意调查显示，建制派的支持率已经降到历史新低，而在今年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和明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他们也可能遭遇重大的议席损失。

建制派政客如今就好比「飞鸟各投林——当事情顺利还能团结在一起，可一旦大难临头，全都各自飞了，」2016年以前担任过香港立法会主席、规模最大的亲北京政党民建联的创党主席曾钰成这样说。

「我们如今最大的担忧就是11月24日会发生什麽，该怎样把损失最小化，」他补充道。

林郑月娥曾多次尝试与民主派达成折中方案，包括最引人注目的暂停并最终撤回了引发抗议活动的引渡条例，但收效甚微。她也试图与反对派开展公开和私下的对话，结果其中一次有损形象的对话录音还被洩漏，并在社区对话中遭到民主派的尖锐逼问。

对民主派来说，她只是这个愈发依附于北京政府的名义领袖。因为在立法会上被民主派议员的怒吼声压过，她在週三的施政报告最终只能以影片形式播出。

然而，不论林郑月娥想以怎样的形式同民主派开展对话，都只会激化最公开的亲北京阵营对她的批评。

「林郑月娥政府还在想拍反对派的马屁，以为这样还能得到亲北京阵营的支持，」在2012年以前担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现任中国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的刘兆佳表示，他是北京最重视的香港政策顾问之一。他称北京将反对派「看做是强硬的敌人，也是愿与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合作的顽固反共分子。」

现今建制派可以达成一致的，就是对香港警方的全力支持。

「政府应该更强硬、更快地採取坚决措施。」林郑月娥的内阁成员、建制派内的亲中领袖叶刘淑仪说。她所在党派坚持要用严厉手段恢复法治秩序。

然而这种立场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者已经在抗议警察滥用暴力，要求赦免他们的暴乱罪名，并成立委员会调查警方的暴力行为。

在民主问题上，任何一派似乎都不太可能达成妥协。

建制派内的温和派希望能重拾2014年的政改方案，也就是由中国政府提出、但却被以不够充分为由拒绝。林郑月娥在週三已经提及这一方案，然而强硬派认为，近来香港街头的溷乱已经证明进一步寻求民主风险太大，不能再把那套方案拿出来了。

那套方案允许全香港所有成年公民投票。但参选的候选人必须由1200人构成的委员会决出，而这一委员会正是目前在没有普选的情况下选举特首的机构。

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具有亲北京传统的香港社会界别构成，包括区议员、会计师和房产律师。

香港政局今日之矛盾就在于，在北京控制之下的提名委员会或许已经不再可靠。大陆在香港影响力的基础正在被侵蚀。

许多主要负责处理房地产交易的律师和会计师，都因引渡条例问题出乎意料地成了香港政府和北京的批评者。委员会裡人数最多的界别由香港区议会选出，这也让亲北京阵营更加担忧他们可能在下个月的选举裡失去议席。

民主派对于在选举裡增加议席的概率也抱谨慎态度，因为香港政府有取消主张独立的候选人资格的法定权力。

同时，他们也担心候选人和选民遭遇暴力袭击，以及选举被推迟的可能。民间人权阵线是支持抗议活动的主力团体之一，其召集人岑子杰在週三被多人以铁鎚袭击，受伤入院。

不论选举结果如何，民主派都声称现在不可能接受他们在2014年就已经否决的政改方案。在2014年担任过真普选联盟召集人的郑宇硕表示，「没人敢劝大家考虑一下或者乾脆接受好了。我们既然达成了共识，就要坚守立场，不能动摇。」

这其中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北京。一直以来，当中国政府发布指示，香港亲中派总能平息分歧，达成团结。

2005年，一些香港亲中政客就曾强烈抗议，认为不应选曾荫权做下一届特首。曾荫权多年担任政府公职人员，曾获查尔斯王子封爵，以表彰他对英国的贡献。但当北京命令他们支持，就算是曾荫权的激烈批评者，包括当时最大的亲北京党派民建联主席马力，都迅速转向。

「他赢得了北京的信任，而我们会支持任何北京信任的人，」当时马力在接受电话採访时表示。「所以我们才叫做亲北京阵营。」

谢选骏指出：亲北京阵营里的港人就像香港脚一样，只会接受耳提面命，唯唯诺诺之间害死了北京——为什么东欧的附庸国、苏联的共产党，都会在关键时刻一哄而散？因为他们都和亲北京的香港脚一样，逢迎巴结，“只为稻粱谋”，毫无荣誉感，毫无责任心，有利可图的时候不耻下问，无利可图的时候就像飞禽走兽一样了。

谢选骏：毛泽东集团的“弃程”诈骗

《省钱机票：航空公司深恶痛绝的便宜机票秘诀》（BBC 2019年3月21日）报道：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旅游小诀窍就在你眼前，但你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个秘诀可以帮你节省一大笔机票钱。航空公司正在竭尽所能来彻底杜绝此一伎俩。

这个省钱诀窍叫做“弃程”（skiplagging），举个例子，如果某人想从波士顿飞休斯顿，但是机票价格太贵。有人就会买一张从波士顿飞到拉斯维加斯，但在休斯顿转机的机票，因为票价比从波士顿直飞休斯顿要便宜。乘客飞抵休斯顿后即离开机场，余下机票上还有的一程航班则弃而不用。这样一来，乘客实际上并未完成机票上的全部航程，但却因此省了一笔钱。

这种做法上个月成了头条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当时起诉了一名旅客，这名旅客为了省钱放弃了一张往返机票的最后一段航程。航空公司对乘客钻空子找漏洞的做法深恶痛绝。尽管这样的诉讼在过去都以败诉而收场，但是汉莎航空这次依然提出诉讼，要求该旅客赔偿2,000美元。不过，尽管航空公司极尽所能防止大批乘客使用“弃程”购票方式来获取便宜机票，但是鲜有航空公司分析师大力支持这一诉讼。哈特维尔德（Henry Harteveldt）是旅游咨询公司大气研究集团（Atmosphere Research）的创始人，他表示：“弃程购票这个问题是航空公司自身造成的。”

所谓“弃程”就是在中途转机的城市步出机场，不使用剩下的航段（Credit: Alamy Stock Photo）

哈特维尔德说，“我是航空公司分析师，也是商人，在商言商，我完全明白为什么航空公司要竭尽所能来获取最大利益。但是当航空公司推出愚蠢的航班定价方式，将飞到某些枢纽机场的票价定到高得离谱之时，那就不能怪乘客弃程。”

票价高低取决于飞到哪个机场，而不是距离长短——哈特维尔德说，有争议的是航空公司定票价的逻辑，这一逻辑顾客看来难以理解。“如果A航空公司有一个低票价的竞争对手，那么A航空就会降价竞争；如果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那么A航空就会加价。降价还是加价全部取决于竞争。这也就是为什么航空公司会在一些航线上进行战略性降价，而在其他航线则不会这么做。在我与航空公司讨论的过程中，航空公司表示不想失去某些航线的市场份额，甘愿冒风险，因为觉得值得这样做。”

贝洛巴巴（Peter Belobaba）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航空运输中心（MIT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ir Transportation）的首席研究科学家，他表示这类定价方式在全世界都有。他表示，“拿波士顿—拉斯维加斯这个航线来说，这是一个休闲旅游的航线，机票价格就要有弹性。而波士顿—休斯顿则是商务客多的航线，因此票价则较高。就市场竞争和定价敏感度而言，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市场。因此从波士顿飞拉斯维加斯这条航线的票价定得低，尽管波士顿到拉斯维加斯的距离比波士顿到休斯顿的距离还要远。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尤其是竞争对手推出的波斯顿到拉斯维加斯的直飞航班票价仅为 199 美元之时。”

韦伯（Tony Webber）是航空研究公司航空情报（Air Intelligence）的首席执行官，并曾在澳洲航空任职首席经济师。他表示，诸如汉莎航空提起的这种诉讼只是一种恐吓战术。韦伯阐述了旅客弃程对航空公司收入的影响。他表示，旅客弃程就不能让航空公司的收入最大化，因为如果航空公司直接将座位卖出，就很可能获得更高的票价收入。因此，弃程降低了航空公司从每个座位上获得的收入，并且让这笔利润率本就很低的生意更趋复杂。但是哈特维尔德则称，航空公司一般会超售机位，因为知道总有些旅客买了票不会出现在飞机上，因此不太可能出现机位空置的情况。

伦理难题——然而，深受航空公司机票价格、糟糕服务、航班延误和取消之苦的飞机常客却往往不在乎航空公司的难处。弃程人士一般来说都是最老道的旅行者，而且常常是航空公司的最佳顾客。诚然，要想知道有多少人在弃程，唯一的方法便是询问“Skiplagged”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为了帮助飞机乘客省钱而设立的。然而创始人萨曼（Aktarer Zaman）却不愿就此表态，没有回复 BBC 的多次询问。但他似乎不乏支持者。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 2015 年试图起诉他但没成功，当时为了给他辩护，人们众筹的资金超过8万美元。

那么，乘客钻售票系统空子会对自身不利吗？毕竟，航空公司以给定的价格销售座位，而且获取了这笔钱。《纽约时报》的“伦理学家”栏目认为弃程没有问题。有一位评论员得出结论是，购置一件商品并不表示你必须使用这件商品，评论员们对此表示同意。事实上，为《纽约时报》撰稿的西尔弗（Nate Silver）说航空公司的垄断势力是造成此问题的原因之一。韦伯表示，“是的，航空公司获取了票价，但是通常来说，按照比例支付的票价要低于乘客故意弃掉的航段所对应的机票的市场价值。”他指出，尽管航空公司收到了乘客的付款，但款项低于乘客不弃程情况下航空公司应该收到的款项。

事实上，行李条约（一项对航空公司有利的条约）概括了旅客购买机票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的合约条款，条款中通常禁止乘客弃程，并表示旅客涉嫌违反规定会对其采取诸多措施。乘客不喜欢行李条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航空公司把这些条约作为出现问题时不予提供服务的借口。

风险行业——最近的这起诉讼表明，这一做法可能会给乘客带来风险。如果你尝试弃程，你可能会被发现，甚至在机场被拦截。哈特维尔德说，“这样做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预定不同寻常的行程可能会引起航空公司的预警，你在飞行途中可能会被人标记并监控。在某个时间你可能会收到一封信，或者公司的安保人员会在门口截住你。航空公司的目的是恐吓你，并把认为失去的收入补回来。”然而，韦伯认为乘客弃程几乎难以追踪。但随着新技术的采用，这一情况不会持续太久。航空公司已经拥有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从常飞乘客的记录中收集到。其实航空公司已会在乘客抵达中转机场时找到他们，并将他们护送到后续航班上。

哈特维尔德补充说，如果乘客被抓到的话很可能就要在最后时刻买票，而这张票的价格要超出你想节省的部分。如果旅行社订的弃程机票，可能今后再无法向航空公司买票。此外，他还说，航空公司可能会把曾购买弃程机票的乘客姓名通知其他航空公司，或者禁止该乘客搭乘飞机。

威尔逊（Benét Wilson）是一位作家，她为网上借贷市场“LendingTree”进行旅游和信用卡奖励等方面的报道。她表示这样做需自担风险。“我的确理解旅游者对于航空公司定价的感受，我也明白事实上航空公司好像在漫天要价。但这真的取决于你的居住地点。如果你住在航空枢纽城市，票价会高一些。这叫做资本主义。我也理解乘客要平衡票价的诱惑，但是你需要意识到你可能会被起诉，你可能会失去所有的常搭飞机赚到的飞行里程，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航空公司可能会取消你的会员资格。”她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她说，“不要仇恨游戏玩家。如果要恨的话，就恨这个游戏吧。”

谢选骏指出：“弃程”游戏有利可图，但实际上是一种诈骗。按照我的想法，这种做法不仅限于机票，而且涉及人生的诸多领域。例如在政治上，毛泽东集团就大肆利用了“弃程”这一诈骗手段。例如，毛泽东集团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弃程”诈骗——他们许诺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远景，用以推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夺权计划，结果在夺权成功之后，却“弃程”了先前允诺的“预定”的后半段的民主进程！——新民主主义论并非什么高级的骗术，为何如此之多的“类人”上当了呢？这是因为国人贪小便宜，在儒释道的误导下以为世事有捷径可走，用赌博心态从事社会事业，结果把儒释道变成了入室盗！在儒释道传统的帮助下，共产党不仅如此进行“弃程”诈骗，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专政（党国专政）、独裁（个人独裁），把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那么，如何反抗“弃程”的欺诈呢？我认为，中国既然没有法院可以起诉“弃程”的诈骗，那么除了“结束革命的最后革命”这一外科缝合手术之外，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经过百年革命的手术，中国就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开了膛剖了腹的病人一样，如不经历一次缝合手术以便结束手术，只是一味幻想通过“自然愈合”的方式让其经过三四代人“和平演变”，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康复的。而且即使“成功康复”了，病人也是顺势长出的歪瓜裂枣了，不是经过外科医学矫正过的正常复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