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思想庫】

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3年3月11日星期六

谢选骏：输赢不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球政府论

《输赢真的不重要吗？》（艾成杰 2019-07-06）报道：

第一次听到老师谈赢和输这两个词时，我感觉他们就是一对矛盾体。既然一定要赢，那就不能有输的心态！既然都会输，为何又要死乞白咧地一定要赢？

输赢真的不重要吗？

输赢不重要吗？不，我觉得重要，很重要。因为输的结果和赢的结果差别那是天差地远“不要在乎结果”不过是安慰失败者的金句而已，我们却自欺地把它当成口号，深陷其中。输赢相对，界限宽泛，但不管较量的内容是什么，较量的对象是谁，都是一个煅炼的好机会，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输是失败，赢是成攻。输赢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同的结果。

赢，是前进的动力；输，是前进的绊脚石。

赢，让孩子高兴，有成就感。孩子亲身体会到付出就有收获的道理，在学习其它领域的知识时，也会主动积极的付出。赢，增加孩子的自信，产生新的希望，是进入下一个阶段继续努力学习的动力。外界的肯定和赞扬也会让动力加速。赢呈现出的是美好和积极的一面。输，让孩子沮丧、失望，有挫败感，丧失信心。甚至要承受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心里紧张、惧怕，容易发挥失常，造成再次失败，形成恶性循环。这些负能量会成为孩子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让孩子觉得不如意，变得自暴自弃。

虽说输赢不能定终生，却实在的影响着我们。生活中，输赢可能关联到很多方面。比如运动员错失金牌，相关的广告代言就会换人。高考失利，就读不了梦想的大学。不在乎结果？有时实在是输不起！况且好多机会是设限的，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怎么能说输赢不重要呢？

无论是输还是赢，生活还得继续，总得面对结果，解决问题。

说到输赢，大多数朋友应该会联想到赌博，赌博赌博，十赌九薄。在现在这个社会，只要参与到网络赌博中，沉迷是极其可能的，输钱是必然发生的，严重的后果对每一个醒悟的赌徒都是沉重的打击。负债累累，难以上岸，强烈赌瘾，难以清除。长期逛着各大论坛的人都会知道，赌博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导致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家庭支离破碎。曾耀和辉煌，因为赌，把我的前程葬送了！玩了两年，什么都没有得到，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失去了亲情，爱情。事业全部瘫痪，损失了我近一百万。换来的是什么，家人的斥责，朋友的远离，我恨我自己。把自己推向不归路。

可以说，所有的赌徒都是犯了一个通病，那就是贪婪。赢了还想赢更多，反之输了拼命去借钱想赚回来，然后越陷越深。我以前也是个赌徒，经过一番的努力已经成功的上岸了！人生真要经历困难才会懂得珍惜明白了平淡的生活是多么的珍贵。

如果你还在水下，还在迷茫，还想上岸可以关注。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懂“输赢很重要”，却不懂“为什么输赢很重要”。那么，输赢为何很重要呢？因为输赢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具体说，赢了就会按照既定道路和既定方针继续前进、扩大战果，这当然很好；输了就会反思改进、重新调整路线甚至改变方向，这当然很好——所以从人生的意义上，输往往比赢，更加重要，尽管它不那么美好。所以最终平衡下来可以说——输和赢同样，因为这是历练人生的必要。换言之，也可以说输赢不重要。

输赢不重要，通过输赢，找到人生的正确方向，这才重要。

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球政府——

例如我本人，就是通过时隔三十年的两次“三重失败”，才写出了“全球政府论”。

第一次是在1975年，我经历了1966年的失学（第一重失败）、1970年发配工作（第二重失败）、1973年母亲去世（第三重失败），我开始自学《圣经》《老子》《庄子》《四书五经》，体会到只有“礼制的天下统治”，才可以消灭毛泽东的暴虐野蛮。

第二次是在2002年，经历了失业（第一重失败）、再失业（第二重失败）、恐怖袭击（第三重失败），体会到只有“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才能安身立命。

所以我在写作了近三十年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着手完成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球政府论，全球政府论，全球政府。

“礼制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天下统治”。

纽时说：“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https://nytimes.com/2022/04/08/opinion/globalization-global-culture-war.html

（《全球化已经结束，全球文化战争已经开始。》8月 2022）文章坚信西方会赢，却不懂得全球文化战争正是全球化的过程。

网民嚎叫：“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坐在玻璃冷气办公室里读NGO报告得出的结论。”

谢选骏指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

谢选骏：公益是一门生意

《公益是这个社会的盐，它在社会中消融自己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凤凰网公益 2022年12月15日）报道：

12月15日，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公益承办的行动者联盟2022公益盛典线上举办。在下午的高峰论坛上，著名主持人、它基金理事长张越，中国文化书院院长、西湖大学校董陈越光和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对谈善学，和彼此对“商业向善”“如何坚持做公益”的理解和思考。

陈越光表示，现代公益事业不同于传统慈善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前者具有社会性，在利他助人的道德愿景中，指向社会变革的远大目标。他建议强化公益项目的专业性，要研究公益项目的内在逻辑、可持续性、可验证性，而对于参与公益者的人生观，可以把做公益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不计较投入产出比，从而实现公益的可持续。

谈到今年被年轻人普遍引用的热词“摆烂”“emo”时，陈越光分析了字词背后代表的情绪或心态。他建议，当无法立竿见影地衡量自己的付出是否有用时，可以更在意自己能否始终体验到内心的欢愉，并在这种体验中有所升华。“公益之用不是去即时对价的，公益是这个社会的盐，它要在社会中消融自己，它在消融自己中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但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即刻体验的，那就是做公益时内心的愉悦感——康德所说的人性的尊严。当我们做公益，得到精神的升华、自己的成长，不也是我们社会向美好发展的小小的一步吗？”

当“科技向善”“商业向善”不断被讨论，如何理解“向善”的含义？陈越光从“善”出发分析了“商业向善”的内涵和标准。他认为，从哲学角度看，善是好的普遍化，仅对自己、家人或部分人好，不叫“善”，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的。“善”是要对所有人有效，“向善”就是超越个体对“好”的局限性，使自己内心的向往升华到对社会、对所有人有益的方向。

而具体到“商业向善”，陈越光表示，商业的向善是表象，做向善的商业才是本质。“‘向善的商业’的主体是商业，指一个商业机构要做好自己，并且向着ESG的评价方向发展、升华；而‘商业的向善’强调的是商业机构参与或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但如果失去了本质的前提，一个商业机构濒临倒闭、粗暴对待环境和员工，却还说要捐钱做慈善，那就是把慈善当做遮羞布。”

陈越光认为，“向善的商业”的最终目标是把社会公共利益内化为企业自身的利益，在此之外，企业还有两个日常责任，一是盈利，这是企业对社会的首要责任，盈利不仅是对自己的股东、员工负责，也是对社会的责任，否则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二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行为要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企业和客户的关系、企业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企业和社区的关系、企业和环境的关系，最终要体现为企业的行为和社会发展蓝图的关系。所谓“商业的向善”即企业做公益，属于这第二方面的日常责任中。

对于如何“坚持做公益”，陈越光分两个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做公益的人而言，他建议把做公益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不计较投入产出比，“做公益就像做人，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体现”。对于公益项目而言，陈越光表示，现代公益事业和传统慈善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现代公益事业是在利他助人的道德愿景中，指向社会变革的远大目标，它具有社会性。所以公益项目一定要有专业性，要研究公益项目的内在逻辑、可持续性、可验证性。“从这一点说，现在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并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现代的公益事业。”

最后，针对今年在年轻人群流行的热词“摆烂”“emo”，陈越光说，社会对年轻一代是否公允、是否足够宽容和理解，是社会的问题，而对于每一个年轻人，尤其是对每一个从事公益的年轻人，当无法立竿见影地衡量付出是否有用时，可以关注自己能否始终体验到内心的欢愉，并且在这种体验中有所升华。他用富兰克林发明电举例，说明做公益是否有用也不是可以简单对价的。“公益之用不是去即时对价的，公益是这个社会的盐，它要在社会中消融自己，它在消融自己中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但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即刻体验的，那就是做公益时内心的愉悦感——康德所说的人性的尊严。当我们做公益，得到精神的升华、自己的成长，不也是我们社会向美好发展的小小的一步吗？”

谢选骏指出：“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但是神职人员却把这做成了一门生意。神职人员尚且如此，何况是公益人员？除非，神职人员和公益人员自带饭票而不依赖捐款谋生。

网文《公益》（佚名）报道：

公益（Public Welfare）是公共利益事业的简称。这是为人民服务不求回报的一种通俗讲法。指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

“公益”一词至迟在1887年已经在中国出现并被使用，且被写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27日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

社会公益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且以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社会组织。

早先的公益组织主要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和贫民救济活动，很多公益组织起源于慈善机构。

词语概念

词目：公益

反义词：私利

基本解释：[public welfare] 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多指卫生、救济等群众福利事业）

引证解释：社会的公共利益；对公众有益的事。指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快速成长的一种性质。

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

谢选骏：基布兹是马克思主义的怪胎

《走访以色列基布兹农场：平等主义理想的前世今生》（刘满新 2018-09-04 澎湃新闻）报道：

打开手机地图发现已经越来越接近以色列与约旦边境了。从加利利湖西面的山地往下走，巴士一路行驶在弯弯曲曲的下山路，最后来到湖的南面。路两旁除了以色列随处可见的橄榄树外，种植着一大片椰枣、牛油果、香蕉。在绿色种植场的护送下，巴士终于到达今天的目的地——Sha’ar Hagolan基布兹，离约旦边境只有大约一公里。

什么是基布兹？原意为“聚集”，基布兹（kibbutz，קיבוץ‎‎）是以色列特别的集体社区。传统上，基布兹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它们与普通的农村社区有着重要差别，可以说，从1910年第一个基布兹成立，它们标志着创造一种另类社会生活的尝试。在基布兹里面，成员们过着完全平等的生活：成员间的收入平等分配，基布兹的财产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合作。（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1, 1992）是的，基布兹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理想。

从第一个基布兹Degania在加利利湖南边成立，到今天大约270个基布兹都按照成员自愿加入的方式组建集体社区。成员的集体大会是基布兹中决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们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从成立开始，基布兹核心的平等主义理想，便是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在旅舍放下行李，沿着两旁尽是草坪和树木的小路，穿过一座座不超过两层的平房，来到Sha’ar Hagolan的食堂。基布兹的成员都会在食堂之中就餐，而餐饮都是自助餐的形式。这似乎从一开始便是所有基布兹的主要安排，食堂是成员们重要的社区交流场所。

早期基布兹：平等主义理想的艰难实现

因受到越来越大反犹压力以及一战前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许多欧洲的犹太人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随着1904年到1914年的第二波阿利亚运动（Second Aliyah，犹太人移民运动），一些从欧洲迁徙回来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理想和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驱动下创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基布兹。早期成立的基布兹生活比较艰难。大部分基布兹位于当时比较孤立的地理位置，以农业为主的基布兹常常面对艰苦的开荒和种植劳动，环境恶劣时许多成员面对疾病的困扰，加上附近阿拉伯村庄长期的敌意，这些先驱开拓者面对的苦难相当巨大。平等主义式的社区生活在当时可谓必要的生活方式。成员们通过共享式的合作来对抗严酷的条件。集体劳动，并且平均分配劳动所得，使得成员们能够在集体之下获得较好的生活。同时，平等主义的分配使得在因劳动而受伤或生病的成员获得保障，这对于开拓冒险十分重要。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先驱者本身持有相当强的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理想。锡安主义指的是在历史上以色列之地建立犹太人国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劳工锡安主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主要发源于中东欧。左翼的劳工锡安主义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坚信以色列立国必须依靠定居到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建立犹太人社区。与左翼锡安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相对的是，右翼锡安主义主流坚信较为强力的民族主义，其中主要代表是由泽维·贾鲍京斯基（Ze'ev Jabotinsky）建立的修正锡安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贾鲍京斯基坚信，左翼锡安主义的通过建立社区逐渐演进策略是不现实的，因为犹太复国本质上是殖民运动，为了保证立国，除了各种文化措施以外，强大的军队是必要条件。只有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下，才能迫使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修正锡安主义以及后来发展出的利库德集团持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对阿拉伯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例如利库德第一位首相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坚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控制，发展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对内，修正锡安主义坚持，以色列建国代表的是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拒绝与阿拉伯人分享权力，一方面表达在民主以色列中包容阿拉伯人，另一方面无视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点的反对。这一支右翼力量到了1970－1980年代成为了主流思潮。

来到巴勒斯坦的先驱者们受早年左翼锡安主义的影响，建立基布兹，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便是在此地逐渐建立属于犹太人的家园。以色列立国之后的边境，许多依据基布兹的所在地而划。在社会理想方面，他们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希望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社会。共享收入和资源是实现平等主义理想的重要手段，甚至可以是重要目标，不同的平等主义理论或许有不同的论证。

基布兹分布（Abramitzky 2018）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主义理想影响下，早期基布兹实行收入资源的平均分配，同时拒绝私有制，成员没有个人财产。基布兹内部没有现金流通，实行按需分配，成员们在食堂一起就餐。基布兹提供许多公共设施，成员们共同分享使用。早期基布兹还建设独立的儿童住所，成员的子女一起生活，而不是睡在她们的父母家中，同时接受基布兹提供的集体教育。成员们在基布兹内共同劳动生产，并且禁止雇佣外部非成员劳动力——根据社会主义原则，雇佣劳动实质是一种剥削。（Abramitzky, The Mystery of Kibbutz, 2018）

当然，仅有理想并不能解释基布兹的建立以及长期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Ran Abramitzky在年初出版的新书《基布兹的秘密》（The Mystery of Kibbutz）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基布兹的成立以及后续的发展。在Abramitzky教授看来，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因素也影响着基布兹的建立和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维持。

首先是集体生活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使得基布兹成员能够更获益。单独个人难以在偏远地区买一块土地赖以生活，需要面对很多难题：阿拉伯人的袭击，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等等等。相反，当集体共同建立定居点的时候，这些难题就能较轻易地解决。同时，共享的基布兹经济，使得内部提供的各种生产和服务有具效益。因为集体生活，公共生产能够降低原材料的单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平等主义理想驱动下，成员们更乐意努力集体工作。同时，基布兹内部提供的服务也因为规模化而更有效。基布兹中的伙食、洗衣、儿童看护照顾、公共设施，都因为向集体大量提供而使得个体成本降低。基布兹建立集体食堂、洗衣房、儿童住所、文化中心等等，成员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这些服务。可以想象，女性能够从这些传统家务劳动中释放出来，参与到劳动之中，也是很重要的影响。

此外，平等主义模式也为基布兹成员带来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经济保障。平等分配的生活方式使得成员们不再担心因为各种的不幸而失去好的生活，成员生病或者家庭失去重要劳动力时，她们的生活也因为集体提供的生活服务而得到保障。基布兹运动中关键的规则之一便是“为成员及其家属提供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个人需求的满足，保证成员及其家属体面的生活。”（Abramitzky 2018）在基布兹成立的早期，面对艰苦的环境，未来的不明确，某种意义上好比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说的“无知之幕”，开拓者大多来自同样的背景，处于同样的经济状况，面对艰苦和不确定，很自然会选择能够互相提供保障的平等主义生活模式。

基布兹的发展：平等主义的蓬勃

基布兹成立早期的许多这些特征依然保存至今，尽管经历了几十年来的跌宕变化，正如Sha’ar Hagolan的食堂。周五晚上正好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开始，食堂满是下班休息的成员。成员中有老人，也有青壮年。一位父亲拉着一个木板车走进食堂，木板车上躺着他的女儿，女儿身上插着管，连着同在木板车上的仪器。大家与父亲打过招呼之后，也向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无法举手回应招呼，但是脸上仍然可以露出笑容。在食堂工作另一位成员，一只手不能自如活动，侧着头蹲下来，用另一只抓住小女孩的手，跟她聊天。成员们取过餐后坐在宽敞的食堂聊天进食。食堂的一边点起蜡烛，标志安息日的开始。

Sha’ar Hagolan食堂

Sha’ar Hagolan基布兹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行业以外，还有塑料产品工厂，其中主要生产交联聚乙烯管（PE-Xa pipe），是整个基布兹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当然，Sha’ar Hagolan还提供旅舍，发展旅游业。基布兹产业多样化之后，成员们在不同的产业中工作。

大部分基布兹在发展过程中也进行产业的多样化，从以往主要从事农业扩展到各种不同的产业。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基布兹经济的多样化同时也为成员们带来更多的保障。当基布兹成员从事不同行业中的不同岗位，具有更多样的能力时，基布兹整体面对风险的能力便会提高。例如当牛油果种植不景气时，塑料工厂的收入并不会受到冲击，基布兹作为整体的经济也能够稳定。到以色列立国以后，政府提供正式的失业保险，基布兹的平等主义方式更变为保障成员生活水平的全面支持。

从1920年最初的12个基布兹，805名成员，到以色列建国后，1950年共有214个基布兹，人口达66万成员，甚至到1980年全国共有255个基布兹，人口超过11万成员，基布兹迎来蓬勃发展时期。（Abramitzky 2018）第一代基布兹成员多数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她们见证了战争、压迫、屠杀，不少希望能够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理想家园。大部分基布兹也是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建立。基布兹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贡献却是十分关键。1950年代，基布兹的农业生产是以色列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并且因为规模经济的影响，相对私人农场，基布兹更具能力引入更高效的大型机器。同时，因为原则上拒绝雇佣外部劳工，基布兹更有动力发展新技术，创造了许多农业上的新生产方式，包括后来著名的滴灌技术。在工业方面，从1960年代起，基布兹便拥有超过100个工厂，从食物加工、家具生产到后来的塑料、橡胶、金属、电子产品，都对以色列工业发展带来重大贡献。

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也开始超过以色列的平均水平。到1970年代，基布兹成员可以住在较好的住房，享用漂亮的公园和绿化，以及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时候的基布兹，以成员间的完全平等作为目标，似乎逐渐实现了当初的平等主义理想。

基布兹面对问题：理想和现实的差异

依靠意识形态理想和规模经济优势蓬勃发展的基布兹同样也面对来自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早期以平等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基布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成员本身对这个理想的认可并投身到平等主义的事业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一代开拓者渐渐老去，新一代基布兹成员对集体主义的认同感逐渐也会减退，这或许是某种的历史必然。

在基布兹中，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集体生活对个人隐私的入侵。因为鼓励集体的社区生活，成员之间在同一块地方居住、工作、进食，互相之间能够保有私人空间变得十分狭窄。同时，集体主义生活意味着个人工作选择，衣食住行的偏好，都受到集体的指挥。甚至早期的成员也曾因无法忍受个人自由的压缩而离去。新一代的基布兹成员受更多个体主义的影响，对集体指挥的认同相对就更弱了。

另外，对集体主义生活认同感减少还体现在新一代基布兹成员对儿童住所体系的否定。家长们开始更希望子女能够与她们一起居住生活，而不再是每天限时的亲子会面。经过激烈的讨论，大部分基布兹农场废除了儿童共住体系，子女开始与她们的家长同住。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不仅仅影响成员对平等主义的认同程度，同时也会带来或增强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当儿童共住体系废除后，基布兹需要扩大或重新建造家庭住所，使得有子女的家庭能够舒适入住。为此，基布兹便需要向政府和银行做更多的信贷。以色列立国以后，劳工锡安主义已经成为以色列国内主流。长期执政的包括左翼的以色列地工人党（Mapai）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大多是在第二次阿利亚运动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于是，左翼政府自然会对基布兹提供较多的支持，也为基布兹提供更低廉的信贷。但是，这也同时埋下了后来基布兹危机的种子。

另一方面，基布兹成员希望获得更大的个人自由，决定个人学习、生活、工作。基布兹内部不存在现金流通，成员也没有个人银行账户，但为了满足成员的要求，不少基布兹开始引入个人预算制，例如每个成员每月有某某额度的预算，可以在基布兹内的商店换取物品，衣物、家具、个人用品等等。成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地“购买”物品，同时基布兹中变相引进了私有财产。

对基布兹更大的质疑针对的还是平等主义经济的安排，首当其中的是“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因为平等分配，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做多少工作，她所获得的收入都是恒定的。既然在工作中少付出收入也不会改变，那个人为什么还要全力以赴呢？同样，既然食堂食物任意领取，房间的电费集体缴纳，个人为什么需要节约呢？搭便车以及相关的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常见对平等主义的质疑。百分之百平等主义的基布兹可能需要面对更严重的搭便车问题。然而，Abramitzky教授的研究指出，基布兹成员事实上并没有如大家想象那样搭便车者遍地。根据以色列多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在个人上报的工作时间中，基布兹成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以色列城市人口和非基布兹的农村人口。另外，根据1995年的数据，Abramitzky教授发现，基布兹成员从25岁到69岁年龄段都有超过85%的人口参与到工作劳动之中，远超非基布兹人口。当然，这不是最好的统计，个人上报可能会造假，也不排除总有部分人会搭便车，当这些数据的确反映，基布兹中的搭便车问题并非想象中那么大，并不会破环基布兹的平等主义运作。

其他经济上的问题，例如人才流失和逆向加入，对于蓬勃发展时期的基布兹同样并非大问题。然而，当1980年代基布兹危机发生后，一切似乎就不一样了。

基布兹危机：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失守

在耶路撒冷南部与伯利恒交界，同样属于以色列边境的位置，Ramat Rachel基布兹在山上遥望位于伯利恒的拉结之墓（Tomb of Rachel）——犹太人祖先雅各的妻子拉结所葬之地。除了大片种植园以及成员平房以外，与Sha’ar Hagolan不同的是，Ramat Rachel基布兹看起来现代化很多，并且拥有颇为豪华的度假酒店。酒店以及车厘子种植负责人Dotan说，他带领的车厘子生产全球领先，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Ramat Rachel基布兹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业，为农业、医药业、钻石加工行业提供精准点数和包装技术。不止三次，Dotan颇为骄傲说，她们依然保持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没有钱，但十分富裕。

然而，当下并非每一个基布兹都能如此。1980年代出现的基布兹危机迫使大部分基布兹进行改革，开始逐渐远离平等主义的最初运作。

在以色列工党的执政下，基布兹获得很多优势。左翼政府对社会主义基布兹提供很多支持，包括上文提到的低息信贷，政府对基布兹产品的补贴，以及在以色列税法底下，基布兹只需要按照成员平均收入进行纳税，这样基布兹成员避免了很多以色列累进税制下本需要缴纳的税。不过，1977年以色列选举，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之后，逐渐开始减少对基布兹的资助。而随后的经济危机更是大大打击了基布兹。

1970年代，左翼联盟政府面对各种内忧外患。首先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两国联盟对战。这次战争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国内对以色列战前准备不充分的不满，掀起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高法院随即发起调查。在调查和抗议活动的压力下，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以色列首位女总理）最终辞职。

这次战争还引起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报复，发起了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石油禁运，引起第一次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以色列对外经济受到影响，本来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深。另外，工党内部还发生多起贪污丑闻，涉及到政府内部多名高层，这使得以工党为主的左翼联盟出现不同程度的执政危机。

另一方面，以色列立国30年后，人口构成开始出现大的变化。中东国家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已经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大多数。而工党左翼多为东欧犹太移民。人口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来照顾他们的利益，工党被视作政治统治精英集团。利库德集团通过动员这被忽视的大多数，在大选中获胜，完成了此次革命。

按照Abramitzky教授援引的数据，1980年代初，基布兹经济年收入达到20亿美元，盈余达1.2亿美元，资产远大于负债。此时以色列迎来了一次经济危机。当时以色列通货膨胀严重，年通胀率从1980年的131%攀升到1985年的500%。（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2, 1997）同时，以色列税率高企，商品出口降低，很多生产业，特别农业受到严重冲击。基布兹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危机。

在蓬勃发展时期，基布兹通过大量贷款进行生产发展，扩大生活区，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同时，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实行一系列稳定措施，使得本来依靠通胀可以减缓还贷压力的基布兹面对相当高的利率。到1984年，基布兹年盈余变为亏损，赤字达1.65亿美元。到1988年，基布兹总负债接近50亿美元。（Abramitzky 2018, 以及Near, 1997）即便最终通过谈判，部分债务得以取消或重组，基布兹仍然深陷危机之中。基布兹成员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一系列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基布兹成员的生活，以及基布兹的生存。

随着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基布兹内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当外部的生活前景如收入期望值和生活保障比内部高的时候，基布兹的成员可能会选择离开基布兹，特别是拥有更高学历或者更高技术水平的成员。当基布兹危机到来时，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同时，以色列此时逐渐开始了高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城市生活前景渐渐高于大部分基布兹。再者，当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候，基布兹能够提供的生活保障也将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的退休金短缺。因为成员没有个人账户，退休保障有基布兹提供，然而当基布兹无法承担的时候，成员们没有存款，甚至居住了一辈子的房子也不属于自己，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险金不足以维持全部生活。根据以色列国会讨论的数据，到2010年，30%到50%的基布兹成员将会是退休人口。老一辈的基布兹成员将面对严峻的问题，生活保障不再吸引新一辈的成员留守，基布兹不再能够留住基布兹成员，人才流失变得严重。反过来，高水平劳动力流失又加重了老一辈基布兹成员的生活问题，没有足够高效生产力的基布兹难以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

仿佛一夜之间基布兹成员被抛弃在风暴之中，打击十分巨大。

基布兹改革：逐渐远离平等主义的理想

为了生存，基布兹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私有化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在各个基布兹中。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希望尽量保证基布兹平等主义的原则的同时，尽可能地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核心的思路，是由Yehuda Harel提出的，将基布兹的经济和社区生活分离开来。

提高效率是首要的目标。在基布兹日常消费方面，为了减少平均分配所造成的浪费，大部分基布兹开始实行服务的私有化改革。比如，以往的电费由基布兹集体缴纳，现在改为个人、家庭自主负责；部分基布兹开始改革集体食堂，有两成基布兹甚至将食堂承包出去，以减少食物浪费。很多服务通过私有化来实现节源，不过平等主义核心的服务仍然由基布兹集体承担，例如医疗、儿童看护、文化中心等等，以保证平等原则的不变。基布兹同时会建立特别基金，用来帮助紧急需要照顾的成员。（Abramitzky, 2018）基布兹还提高成员个人的每月津贴配额，鼓励成员为自主生活负责，到2001年，七成基布兹开始对成员在集体食堂的就餐进行收费。

在生产方面，为了提高效率，大部分基布兹开始私有化它们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实行经济与社区生活分离。大部分基布兹工厂和农场成立独立分支，以最大化利润和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这样的运作，完全就是将经济方面变为资本主义模式，让生产部门可以独立于基布兹全体作出运作的决定。部分基布兹甚至高薪从外部聘请专业管理者来打理它们的产业。基布兹的生产部门在某个层面可以不顾虑基布兹的集体生活方式进行运作，基布兹内部的社区生活仍然由基布兹成员决定。甚至部分基布兹内的幼儿园和学校，也被专业管理人员发现存在资源浪费，通过开放给基布兹周边居民儿童入学来实现资源充分利用，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提高基布兹在附近地区的声望。（Near, 1997）

对于成员而言，为了更好地留住成员为基布兹贡献，多种举措同时实行。大部分基布兹开始允许更多的成员到基布兹外就业，而且鼓励成员获取更高的教育，就职更高收入的工作。同时，基布兹也鼓励成员在基布兹内部成立新的商业部门，为基布兹广泛开源。除此之外，基布兹也开始更大规模地雇佣外部劳动力，用以补充流失成员空出的低技术工作。

更远离平均分配的改革出现在基布兹开始引入成员收入差异制。为了提供生产效率，并且尽可能留住高素质劳动力成员，基布兹开始实行反映市场的收入改革，通过参考市场上同学历同类岗位的薪酬，向基布兹成员提供不同的收入。在基布兹外部工作的成员保留他所获得的较大部分收入，内部工作的成员则按照新标准发放差异薪酬。那些能够为基布兹带来更高收入的成员，所能获得收入也会更高。并且根据学历的不同，成员会得到相应的收入。

没有比成员间的收入差异更远离基布兹当初的平均分配理想了。基布兹成员之间开始产生妒忌。老一辈成员投身数十年到基布兹中，为新一代成员提供高水平生活和高水平教育，最后新一代成员获得比老一辈多得多的回报，令不少老成员感到不公。某些成员因感到不公而起诉所在的基布兹。

当然，不同的基布兹改革的程度不一样。较为贫穷的基布兹不得不通过牺牲平均分配的理想来保证生存，而较为富裕的基布兹则可以更大程度保有平等主义的生活安排。大部分基布兹保留了生活保障底线，为成员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公共设施等等。更富裕的基布兹，或许可以像Dotan所在的Ramat Rachel那样，依然保持着平均分配的安排模式，继续没有钱但很富裕的生活方式。除了富裕程度以外，成员对平等主义理想的认可度也会影响到基布兹在改革后是否能够保持较高程度的平等主义安排。但不可否认的是，危机之后的改革，已经使得基布兹整体上偏离了成立早期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想了。

今天的基布兹

在Ramat Rachel的餐厅就餐时，讲解到一身大汗的Dotan坐在旁边。想起他很自豪地介绍Ramat Rachel种植的车厘子如何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出口全世界，他本人也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介绍车厘子的新种植技术。同时，我也想起坐在Sha’ar Hagolan食堂，躺在木板车上的小女孩。她爸爸吃过饭后，拉着她的木板车走在两边尽是草坪和树木的路上回家，在黄昏中渐行渐远。

经历过一个世纪的基布兹，有过蓬勃发展也有过严峻危机，到今天以新的方式继续存活着。最早形成的平等主义理想在这一百年间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也鼓励着我们不断思考，平等主义的现实应该是什么模样。

谢选骏指出：基布兹是马克思主义的怪胎——它的兴衰起伏大致与共产党集团相通。

网文《基布兹》（佚名）报道：

基布兹（希伯来语：קיבוץ、קִבּוּץ‎，即为“聚集”之意，英语：Kibbutz、复数kibbutzim）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基布兹的目标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乌托邦社区，社区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外人可以自愿加入基布兹，里面的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时候可以领到一笔退出费以回报对社区的贡献。不过近几十年有些社区进行了私有化，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2013年以色列有274个基布兹，工业产值约120亿美元，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75亿美元，占全国的40%。虽然其它国家也有公社企业，但没有任何国家让自愿的集体社区承担如此独立的自治权。

简介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的意思。以色列政府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

在以色列全国各地，从北部的戈兰高地到南边的红海，大约有120,500人生活在269个基布兹中。成员人数从少数的不足100人到有些基布兹超过1000人不等。虽然每个基布兹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是个自治单位，但是许多全国性的联合会向它们提供活动的协调以及某些服务。最大的全国性联合会是统一基布兹运动，按照它的希伯莱语首字母缩略词被称为塔卡姆，大约60%的基布兹都附属于它。32%左右的基布兹属于基布兹artzi运动。第三个联合会是基布兹宗教（宗教基布兹），6%的基布兹附属于它。最后，有两个全国性的极端正统的基布兹属于从生到人的正统运动。多数基布兹的布局相似，具备位于中心的诸如餐厅、礼堂、办公室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周围是成员的住宅和花园，在这些以外是体育和教育设施，周边则是工业大楼和农田。从定义上来说……一个基布兹是：“……一个志愿组合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它对它的成员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负责。”（《犹太人百科全书》，1969年）。

如今的以色列，基布兹不仅没有过时，还正成为时尚词语，新生出所谓的“城市基布兹”、“宗教基布兹”等，是志同道合者的一种聚居方式。当然，与传统的基布兹完全不同，这些拥有时尚称谓的基布兹，只是借用基布兹的旗号来标定特指某些群体。

基本情况

1.人人不需用钱包“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社会）。它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共有。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基布兹”的住房、汽车、学校、图书等等属于“基布兹”的每一个人。如何分配年度利润，也由大家一起商定。社员平常的开支，包括吃饭、穿衣、看病保健、教育、旅游乃至听音乐会、看电影等全部免费，并由集体统一分配。在“基布兹”的食品店、服装店，每个成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表格，需要什么只管拿，签个字就行，所以说“基布兹”内部没有金钱往来，成员不领取任何报酬或工资。但一般“基布兹”都为每个社员设有一个外购用的帐户，如果所需东西在“基布兹”内部实在买不到，则可以从帐户上取些钱到外地购买。

2.衣食住行随人意

吃：“基布兹”成员家里一般没有厨房，大家都在集体食堂就餐。一般采取自助餐的方式，各人自己挑选食物，然后端到桌上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吃。食堂里除专职炊事员外，全体成员都要轮流到食堂帮工。

穿：早先服装完全属于集体，一个成员这星期穿的衣裤，换洗后下星期可能就轮到另一个人穿。现在生产发展了，条件改善了，人们可到“基布兹”商店自行挑选服装。为满足成员对样式、颜色的要求，“基布兹”还到外面去购买服装，“基布兹”设有统—的洗衣房。从袜子到毛毯全部免费洗、补、熨、烫。

住：成员住房由“基布兹”统一提供。每户都有一套舒适的住房，包括客厅、卧室、卫生间等。房里的一切，从灯泡到电视机、家具等等，一切全由“基布兹”提供。但家庭的布置并非一模一样，人们可在费用差不多的前提下，按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物品的样式和颜色。

行：“基布兹”购有自己的大小轿车。因公或节假日用车免费，因私用车，需缴汽油钱。“基布兹”可说是个设施齐全的小社会，其成员一般不出“基布兹”就可满足一切生活的基本需要。“基布兹”的服务设施，包括招待所、游泳池、健身房、博物馆、中小学校、医院、食堂、犹太会堂、服装店、超级市场、洗衣房、工厂、仓库、工具房、电工房、养鸡场等等。

3.民主决策会“基布兹”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大会。“基布兹”的日常事务由全体大会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下辖生产计划、文教、劳动、财务、卫生体育、住房等若干专门委员会，遇到问题先由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表决，然后将讨论决定交成员代表大会最终表决。在大一点的“基布兹”里，全体大会一般在大礼堂举行，台上设有发言台，安有麦克风。小一点的“基布兹”就在食堂举行，晚饭后把餐桌擦干净，就地举行全体大会。多年的实践，在“基布兹”形成了系统的辩论、投票和动议程序。在决定所谓原则性问题时，简单多数票还不够，必须有2/3的票才行。但是由于“基布兹”的许多人思想相对比较激进，人们对许多问题容易“上纲上线”，与什么复国主义宗旨、赫茨尔思想、戈尔登传统和平均主义等等扯上关联。于是，在“基布兹”原则问题往往很多很多，一辩论就是大半个晚上，第二天大家还要一大早就上工。

4.“基布兹”幼教乐园。“基布兹”儿童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不了解这里儿童集体住宿生活的外国人，常常对此感到困惑，认为它缺乏母子亲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每天下午4点左右，“基布兹”的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与家人一起呆到睡觉时间，然后由父母把他送回集体宿舍，在那儿给他唱童谣和催眠曲，并让孩子喝上一杯奶，然后在晚安声中吻别。幼儿园由专人负责看护孩子。“基布兹”这样做有两个优点：第一，不让孩子问题影响父母的日常劳动和娱乐活动。同时从小培养孩子们的集体主义观念；第二，由于每天孩子与父母只团聚几个小时，使这几个小时具有了更高的“质量”。各家视这几个小时的团聚为一种“活动”，都精心安排。其间，孩子往往表现得很乖，父母也总是极力满足孩子的要求，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到孩子身上。

5.时代变，“基布兹”也在变。“基布兹”从事的农业生产利润越来越少，于是转而发展工业，这是早期“基布兹”运动无法想象的事情。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未来的经济不能仅靠苹果园、养鸡场、养牛场和粮食作物等，还要发展工业。现在“基布兹”工厂什么都生产，产品从时装、食品、家具到电子设备、农机以及计算机等，种类繁多。这一变化在“基布兹”内部曾引起一场“在工厂按电钮，还是用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大争论。但经济的压力迫使许多“基布兹”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社员安排到工业建设上。如今，许多“基布兹”正在讨论是否引入工资的观念。一些人担心，为适应环境变化所作的这些调整，将使“基布兹”危险地背离最初的原则。但其他人则认为这种妥协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基布兹”生存的关键所在。经济变革是“基布兹”面临的一个问题，但“基布兹”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基布兹”人口的减少，即青年一代的认同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外界交往的频繁，在富庶和繁荣中长大的“基布兹”年轻一代，受社会享乐思想影响，希望自己有小汽车，有更多的钱到国外旅游，对“基布兹”狭小的天地感到不满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兴趣和渴望，有部分年轻人在服兵役或到高等学府深造后，不回到土生土长的“基布兹”，而是到大城市去工作，这一现象无疑将影响到“基布兹”的未来。

虽然“基布兹”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它在以色列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着“奇迹”，它的耕地面积为全国耕地的35%，其农业产值却占全国总产值的40%，以色列全国50%的小麦、55.4%的牛肉和80.4%的棉花产自“基布兹”。它的工业产值也占全国的7%，近些年“基布兹”还大力发展旅游业，建立了许多旅游景点，并提供一流的饭店服务。“基布兹”像一个谜吸引着无数的观光者，每年还有许多志愿者利用暑假到这里来打短工。这些志愿者多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欧洲青年。他们来“基布兹”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据说也是因为这时正值水果成熟，能够吃到大量新鲜水果。如果你想了解“基布兹”，最好请一位当地朋友领着到那里住一周，同朴实好客的“基布兹”人一起在田里劳动，参加“基布兹”大会和各种群众活动，真正深入到“基布兹”的生活中。如果你仅随旅行团来参观，难免与“基布兹”成员间形成一堵高墙，使你无法真正了解他们。

“基布兹”有三个主要组织，其一是联合“基布兹”运动，政治上与工党相一致；第二是宗教“基布兹”运动，政治上与右翼相一致；第三个是全国“基布兹”运动，政治上接近左翼联盟。另外还有无党派“基布兹”等。这些组织在1963年组成了一个联合体，对于政府，它代表“基布兹”运动处理政治和金融问题；对“基布兹”本身，它具体指导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制定文教计划，并研究“基布兹”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基布兹”对国家的作用在以色列，生活在“基布兹”里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4%。但凡是介绍以色列的书籍，或是到过以色列的人，莫不给予“基布兹”特别的关注，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以色列许多精英人物都来自“基布兹”。自1948年建国至今共有8位总理，其中4位来自“基布兹”。他们是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精英人物中有相当多的人要么生活在“基布兹”，要么在那里出生。在工党执政的29年中，其内阁成员的1/3都来自“基布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原本也是“基布兹”成员，如曾任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就出生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克武查”）。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以色列30%的空军驾驶员和近1/4的陆军军官是“基布兹”成员。在这场战争中，以军阵亡778人，其中200人也都来自“基布兹”。

其次，以色列的复国主义运动源于这里，并在这里成长。“基布兹”创建人都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20世纪初，从东欧就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受本世纪初俄国激进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乌托邦”集体农庄思想的强烈影响，他们到巴勒斯坦不仅要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如赫茨尔）和新的文化中心（像本·耶胡达），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即不仅要创造一个现代国家，而且要创造一个基于平等和劳动两种思想之上的新型社会。劳动思想在这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这批“乌托邦”理想社会理论的基本点，同时也是现实的必需。本世纪初的巴勒斯坦可说是一片荒芜之地，严重干旱，几乎没有树木，并流行多种疾病。空洞的理想在这片荒漠面前变成了空中楼阁，所以“亲自劳动”思想成了实现巴勒斯坦“社会主义之梦”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A·D戈尔登（Gordon）。正如本·耶胡达认为，唯有复苏希伯来语，才能彻底使犹太人与祖国相认同。戈尔登认为，唯有通过在以色列土地上身体力行地劳动，才能治愈和净化犹太人回归祖国的心灵。他把这种劳动称为“希伯来劳动”，他认为“希伯来劳动”既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也是目的之所在，因而就是生活的最高价值之所在。因此在以色列，你看到图片上的戈尔登是一幅留着长长胡子，身着农民服装，在“基布兹”的农田里弯着腰，双手拿着锄头干活的形象。

其三，犹太复国主义吸引着无数犹太精英回归巴勒斯坦，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基布兹”为以色列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和环境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说不了解“基布兹”及其发展过程，就无法了解以色列。实际上，当你翻开以色列的地图，看到300多个小黑点旁用希伯来语标出的“基布兹”星罗棋布的遍布全国，你就不难想象它在以色列的重要位置。1909年，一批东欧年轻犹太移民在太巴列湖附近的德加尼亚创建了第一个名叫“克武查”的新型农业集体生产组织，这就是第一个“基布兹”。“基布兹”是希伯来语“集体”的音译，人们一般把它译成“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等。早期“基布兹”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清运岩石、沙砾，在上面盖起简易住房，然后挖沟掘井，引水灌溉，尝试种植谷物。同时还艰难地清除一片片沼泽污水坑；减少蚊虫的肆虐和各种传染病的威胁；为后来陆续到来的人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曾有些人因忍受不了这恶劣环境和艰苦的劳动而离开了巴勒斯坦。“基布兹”发展到今天，已有270多个，遍布以色列全境。“基布兹”成员共12万多人。大的“基布兹”拥有2000人以上，小的只有一二百人。

管理模式

“基布兹”（Kibbutz）是希伯来语“集聚”、“团结”、“集体定居点”的音译，它指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农业公社或集体农庄，它既是一种农业经济实体，也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自治组织。

1909年底至1910年初，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基布兹在约旦河谷南端金纳雷特（Kinneret）湖畔的德加尼亚(Degania)地区建立起来。这个基布兹最初只有7名成员，他们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拥有并且保卫自己的财产和安全。

到1947年以色列建国前夕，基布兹的数量已增至145个。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世纪末，以色列的基布兹总数约300多个。

现在小的基布兹约200人左右，大的则有2000人，大多数基布兹的规模则在400人至600人之间。

（1）所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个人收入均归集体所有。除分配给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外，基布兹成员不拥有任何私人财产。

（2）实行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在基布兹内，没有商品，也没有货币。基布兹成员所需要的一切，从住房、卫生、教育和食物，都由基布兹负担。他们在公共食堂就餐。他们的子女由公共托儿所与学校抚养和教育，直至成年后成为基布兹成员。

（3）权利平等，民主管理。基布兹成员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一律平等，人人在生活用品的享用、选举、教育、娱乐、休假等方面都享有同等资格。

（4）各尽所能，禁止剥削。在基布兹，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必须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无劳动能力者则由基布兹提供生活保障。基布兹既没有雇佣劳动，也不允许其成员受雇于人。

基布兹人把生产劳动视为创造财富、保持集体凝聚的巨大力量，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男女成员都积极而热情地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光荣是人们的基本理念。即便是国家议员和政府要员，只要他是基布兹成员，每年必须回来参加劳动一段时间。

基布兹成员一年中大体上只干半年活，其余时间则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娱乐或外出旅游。基布兹对各种工作实行轮换制度，因为这既可以克服劳苦不均现象，又可以避免枯燥感。轮换期有长有短，一般是一年轮换一次。但从事较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则相对稳定一些，他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轮换一段其他工作后又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岗位。

现在几乎每个基布兹都有自己的工厂，从时装、食品、家具到电子设备、农业机械和灌溉设备以及计算机、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都有生产。其中相当一部分还用于出口。为了增强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一些地区的基布兹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建立起了较大规模的区域性联合企业。

基布兹实行全体成员民主管理制度。凡年满18岁并服满两年以上兵役者可申请加入基布兹。申请者要经过一年的考察后方能成为正式成员。凡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基布兹成员，全体成员大会可以决定将其开除出去。

每个基布兹的最高行政领导是秘书长。秘书长下设几个专门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生产计划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各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一起组成基布兹的执行机构——秘书处，负责处理基布兹的日常事务。

秘书长和各委员会主任都由基布兹全体成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2年至3年，专职专任。各委员会的委员则由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基布兹成员轮流兼职担任。有关基布兹的各种重大问题均由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决定。基布兹每周六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并通过基布兹的预算和生产计划，批准接纳新成员，对管理者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等等。

基布兹建造了各种必要的生活设施，尽量满足每个成员的要求。公共食堂是基布兹的中心。每个基布兹成员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吃饭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多种主副食由每个人自己挑选。基布兹成员的住宅大多为花园式的二层别墅，未婚者也都有单间住所。房间内的一切全部从基布兹领取。住宅周围种满花草树木，环境优美。附近有游泳池、运动场、俱乐部、文化室、洗衣房、育婴室、托儿所、幼儿园、少年之家、老年之家等。基布兹的生活消费品统一采购，定期登记领取。

基布兹成员外出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时所需交通工具也由基布兹提供。但每个家庭的生活也并非千篇一律，因为在花费差不多的前提下，各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自己选择物品。基布兹人的子女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婴儿出生后交育婴园，一年后转入托儿所。孩子在4—5岁时进入幼儿园，7岁上小学，13岁之后进入少年之家，18岁中学毕业后服完两年兵役，方可申请加入基布兹。这样，基布兹人由于长期过集体生活，集体观念、平等意识极强，而血缘观念、家庭观念则较为淡漠。

至今工党和统一工人党仍然掌握着基布兹，其中工党掌握着约2/3，统一工人党掌握着约1/3。在军事方面，每个基布兹都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基布兹成员都有武器，他们平时生产，战时打仗。

Netafim是以色列最好最富裕的基布兹。Netafim是全球最大的滴灌（一种节水灌溉技术）设备生产商，它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回报。而基布兹公社拥有Netafim过半的股份。

是否进入基布兹，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外面的人可以选择加入，里面的人可以选择退出。退出基布兹，会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相当于退休金。

谢选骏指出：基布兹虽是马克思主义的怪胎，但没有变成列宁斯大林的暴力团，因为巴勒斯坦毕竟是英国殖民地。

谢选骏：“大同社会”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王和）报道：

一、问题的源起

关于人性与人类历史的关系，若干年来一直时隐时现萦回于头脑；但作为一个日益清晰的问题而予以认真思考，则是在最近几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近年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学生们的沟通互动而获得的诸多启发。一位同学曾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同时也使人变得越来越自私，人际关系的功利色彩越来越浓重。如果照此发展，人类还有救吗？

我回答说：有救。这基于三点：第一，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人倘若像熊瞎子一样独来独往，只有发情的时候才在一起，则人类肯定没救。正因为人不能索居独处，是具有群体生活需求的动物，所以才有群体规范和群体法则；这种群体规范和群体法则从古至今，随着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日益改善；虽然直至今天仍然问题极多远非完美，但总体的趋势显然是在逐渐进步。这使得人类社会虽经跌宕起伏种种曲折，但从总体来说逐渐走向相对公平。第二，因为人有感情。正如古人所感慨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正因为人有感情，所以肯于甚至甘心为自己认为值得付出和牺牲的人或事去付出和牺牲，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即使在今天的功利化社会里，这一点仍未改变。第三，因为人有理性。尽管今天的一些学者往往崇扬古代的价值理性和贬低现代的工具理性，但我相信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当事关人类根本前途和最终命运时，这两种理性的综合作用终将会使人类警惕和自省，避免走向毁灭的深渊。正是由于以上三点，人类因此而有可能具有光明的前途——但仅仅是可能而并非必然。

还有一位同学问：人类自古以来的历史——无论是个人之间、族群之间还是国家和民族之间，始终受“丛林法则”的支配，至今仍然如此；那么，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究竟在哪里？我回答说：倘若只有“丛林法则”，那么，人类社会自古至今便根本不可能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所以，“丛林法则”所体现的，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而且就总体来看，必须承认这一法则对于人类的影响与作用是在逐渐消减和弱化的。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因经济、文化和人的素质的不断发展与提高，以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而导致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便在于此。

又有一次，一位同学的提问更加直截了当：您是否相信大公无私？或者换个说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回答如下：这位同学的问题涉及教育的功能、方式、目的和效果，比较复杂，可以在以后慢慢讨论。大致来讲，我不相信大公无私，但相信有可能做到公而忘私。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既不相信也不赞同，但相信并且赞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学们的提问和我的回答，其实都属于“人性”所包含的范畴。我们过去对于涉及人性的许多看法和认识，都是非常值得商榷与重新思考、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而我们既往对于历史的解释，更是要么完全回避人性的作用、要么建立在那些对于人性的错误认识之上。所以，这些问题倘若不予澄清，我们对于历史的解释便不可能拥有一个正确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中国，由于我们的人性观和历史认识总是与意识形态宣传和道德教育紧密相连，这种错误的观念认识便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意识形态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结果。特别是道德教育，说到底，它是对于“人”的行为的约束和规范，故其基础不但应当、而且只能是“人性”。实际上，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取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成为我们的宣传和教育所标榜的旗帜与目的之后，这种宣传和教育就背离了人性，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坚实基础，成为一种既不可能真正深入人心、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革命激情”而以虚假的表象长久存在下去的空洞说教。长期以来，我们意识形态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真正效果之所以值得认真反思，几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饱受“共产主义红色教育”的青年一旦进入社会、面对现实之后，却纷纷如梦初醒幡然明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中国，对于人性问题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实际上如同人类在中世纪晚期突破神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桎梏一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祛魅”过程。

二、关于人性的概念以及人性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而人之能够有异于世间万物，便在于人有其独特的性质，这种独特的性质便是人性。所以，人性当然是人所共有的，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任何生物的根本标志。而人所具有的所有其他属性——包括任何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都是建立在具有共同的人性内涵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首先是具有区别于世间其他任何生物的独特性质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和阶级的人。因此，人性不会因为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乃至任何其他属性的不同而不同——这似乎应当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定论，因为无论从事实讲，还是从道理讲都是如此。

若从事实来讲，人类历史全部过程以及由此而凝聚的历史感与常识感，都确切无疑地向所有人昭示和证明着这一点。而若从道理上来讲，倘若人性因为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乃至任何其他属性的不同而不同，那么，实际上人性就没有了特定的内容；这样的话究竟什么是人，便根本无法界定了。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我们既往乃至至今的认识却并非如此。请看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人性的解释：“人性：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①

那么什么是本性？相应的解释是：“原来的性质或个性。”②

其他一些词典的解释大致相同。根据这样的解释，人性既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原本所具有的性质或个性”，又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既然“人性”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本性是不同的。换言之，倘若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发生变化，那么，人的本性也就会发生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观和人性观的指导之下，我们才坚信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性，而认为只有“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亦即相对的人性。我们既往耳熟能详的如下论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就是最为典型的认识。照此逻辑，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的产物。所以，无产阶级的人性是高尚的、大公无私的；而资产阶级的人性则是卑劣的、唯利是图的。亦所以，对待无产阶级的阶级兄弟，便应当“像春天般的温暖”；而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敌人，则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亦唯其如此，无产阶级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权，便自然建立了根除剥削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这种政权是由具有高尚的、大公无私的人性的无产阶级掌握的，因此，便从根本上消除了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这一“人性恶”存在的基础。

过去曾经长期主宰我们思想的这种认识，显然是传统的极“左”的社会观和人性观的体现，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反映，从我们今天来看无疑是错误的和荒诞的——之所以是错误荒诞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即它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人类自茹毛饮血的远古直至声光电化的今天，其全部历史的全部事实都可以证明其谬误，而无法证明其正确——正如贫农造反取天下之后无法也从未建立过具有“贫农人性”的政权一样，无产阶级造反取天下之后，同样无法也从未建立过具有“无产阶级人性”的政权。

但问题的可怕之处即在于：既然至今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其他词典对于人性的解释依然如此，便说明“阶级斗争思维”的流毒直至今天仍未得到有效肃清。

对人性的经典解释之二：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这一解释显然也有缺陷。因为非正常的感情和非理性，无疑也属于人性应当涵盖的范畴。综上所述，可知对于“人性”，必须重新予以定义。笔者根据个人的认识，将“人性”初步定义如下：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独有特征，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如欲望、感情、理性、非理性，等等。③

实际上，人类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自古至今，尽管人类社会的一切内涵——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民族、国家、思想、宗教、意识形态、道德、风俗等，在发生改变，但唯有人性始终不变——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下，人性的不同侧面的表现会有所不同，但人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④

故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性展现的历史。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应当以解读人性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去解读历史。而过去曾被十分强调的所谓“带阶级性的人性”，归根结底不过是人性在阶级层面的展示与体现而已。所以，不是阶级性统驭人性，而恰恰是人性统驭阶级性。历史已经昭示我们：绝不存在超越一般的共同人性的“阶级的人性”。所谓“阶级的人性”，不过是一般的共同人性在阶级范畴内的特定体现，其实质仍然是一般的人性。所以，对于人性的一切褒义或贬义的评价和描述都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与人的阶级性全然无关。

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文明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历史。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这既表现在人的创造力使文明成长，也表现在由人性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在任何社会都一样：

无论人类灵魂的本性将被证明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能够或多或少地确定，在象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中，在象新几内亚土人和中非洲小黑人那样的彻底原始人中，人类的本性大体上是一样的。⑤

揆诸历史，我们应当承认汤因比的结论非常精辟。

只要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地球上所有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活动，无论其表现怎样丰富多彩万象纷呈，其演变怎样多种多样——或发展、或停滞、或断裂与延续、或倒退和灭亡，诸如此类，都是人性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表演和创造的结果。

所以，实际上，人性既是历史的动力，也是历史的惰力。古往今来，人类活动的所有表现和状态，包括一切地域、国家和民族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乃至衰亡毁灭，无一不是人性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展现与作用的结果。人类之发展是由于人性，人类之停滞倒退是由于人性，人类之衰亡毁灭同样是由于人性。所以，是人性的作用导致历史变化。

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能够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从“依据人性去分析人的活动”的角度解释人类历史上各种纷繁现象的历史观，称作人性史观。

三、人性如何作用于历史以及人性的本质

那么，人性究竟是怎样具体地作用于历史呢？倘若依此去分析，便不难发现：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性驱动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这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既包括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进行的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与协调(人类生产力的一切发展进步均可作如是观)，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斗争与协调。倘若单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自古至今，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一部相互之间利益斗争与协调的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集团与集团、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

所以，导致历史变化(无论是发展，停滞或倒退)的原因和动力，是人性所决定和制约的人对利益的需要与追求。故归根到底，人对利益的需要与追求是历史变化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从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讲，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不同地域、国家与民族的人类社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存在着各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

从群体和各式各样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讲，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不同地域的人类便依各种以类别相区分的联系纽带和辨识标记，而形成各种大小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或准共同体，如体征的、血缘的、民族的、阶级阶层的、行业的、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诸如此类等等。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共同体或准共同体之间，小至家庭、家族之间，大至国家和民族之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存在着各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而在任一利益共同体或准共同体的内部，同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存在着各种利益的斗争与协调。

当任一利益共同体内部的利益斗争激化时，便会发生“兄弟阋墙”；而当另一影响该利益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外部因素出现时，该利益共同体便会暂时消解或搁置内部矛盾而“外御其辱”。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家族、氏族、部族、民族、种族、国家、阶级阶层、集团教派之内或之间的斗争，大抵不外如此。

“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⑥这是恩格斯总结的一条不同阶级的联合与斗争的历史规律。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存在绝不仅仅限于“不同阶级的联合”，在同一阶级的内部同样如此。人类历史所展示的更多的情况，是内外部斗争同时存在。而且，往往内部斗争的激烈与残酷更甚于外部斗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内部的利益斗争更直接，更现实，更迫在眉睫。从某种意义讲，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所有主动性变革，包括改良和革命，都是出于利益斗争或协调目的的尝试。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阶级斗争，不过仅仅是人类利益斗争的一种形式和一部分内容，而且阶级斗争并非仅仅或主要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很多时候阶级内部的斗争甚至更为残酷和激烈。

从历史的事实看，不但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是如此，农民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也是如此——其他一切阶级内部的利益斗争无不如此。由此也不难看出：过去所说的“只有阶级的人性，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和抽象的人性”云云，是完全错误的。即如本文前面所说：实际上所谓“阶级的人性”，不过是一般的共同人性在阶级范畴内的特定体现，其实质仍然是一般的人性。

由此亦可知，如过去那样按照某些特定的标准，而把某一阶级定性为“道德高尚的阶级”，并将“大公无私”之类的美誉判定为其专有的阶级属性；同时将某一阶级定性为“道德卑劣的阶级”，并将“自私自利”之类的恶谥判定为其专有的阶级品质；更是完全错误的；相反，我们倒可以肯定地说：绝不存在超越一般人性的阶级的人性。

我曾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既然早在两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设计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乃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社会(《礼记》)。何以人类一直不能实现这一理想？人难道不是作为“万物之灵”的、有思想有道德有理性的动物而存在的吗？后来才逐渐了解和体会到：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发展，而是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的。而“可能怎样”的真谛，说到底就是不同个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的斗争与协调。历史所呈现的，便是这种利益斗争与协调的过程和结果。

笔者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根据历史概念，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侵略者尽管一时强大，但终会失败；被侵略者尽管暂时弱小，但终将胜利。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能够证明这观点的史实固然不少，与此观点截然相反的史实同样很多。美洲印第安人反抗欧洲殖民者英勇而悲壮的斗争，难道不是正义的么？结果如何？非正义的入侵者胜利了。今天，即使是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也不会预言：总有一天美洲将如十六世纪以前那样，重新成为印第安人的世界。同样，达罗毗荼人反抗雅利安入侵者的斗争，不也是正义的么？但谱写了以后印度历史的，却正是作为侵略者的雅利安人。实际上，历史本身便是由不公平、残忍和血腥写成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但是自然界的铁则，也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事实——从个人、家庭直到村落、城市、民族和国家，人类社会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⑦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性作用，决定了人类的历史步伐展示出如此善恶交织的矛盾表现？由此，便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人性的内涵。历史向我们揭示的确切无疑的事实是：人是最高贵的动物：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想，有道德观念，有精神需求，有牺牲精神；崇尚善良博爱，追求公平正义；能够舍身取义，舍己为人。故而，人类历史自古至今，留下了很多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但历史同时又告诉我们：人又是最卑劣的动物，具有任何动物所没有的恶劣品质：自私，贪婪，凶残，诡诈，忌妒，伪善，好名利，擅权术，欺世盗名，无恶不作。故而，人类社会从其产生伊始，便与掠夺、战争和杀戮相伴，无数文化和文明因此而毁灭，无数财富和成果也由此而积累。亦唯其如此，恩格斯才有“人的卑劣欲望是历史进步的杠杆”的深刻论述。

自古及今的其他先哲，从中国的荀子到西方的尼采、华生、弗洛伊德等，都有类似体悟。故西谚有云：人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何以如此？换言之，人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概括地说，无论就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所体现的人的欲望与需求而言，人性包含的内容一般都可以分为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群体性”两大部分。这两者的关系可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两者既相互对立制约、矛盾斗争，又相互交融、密不可分。例如，作为社会成员与群体中一分子的任何个人，无不“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这种欲望便既反映了人的“个体性”，也反映了人的“群体性”。而人内心因“私利”与“公德”的激烈冲突而导致的“天人交战”，则是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两者矛盾斗争的直接结果。这里，“私利”体现的是人的“个体性”，而“公德”则是群体规范内化为主体的自觉意识之后，通过人的“群体性”所形成的自我心理约束。

第二，人性的一切内容，归根结底体现的都是人的“自我”需求。所以，在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这对矛盾统一体中，“个体性”居于主导地位，是人性的最根本基础，用传统语言讲即“主要矛盾方面”。从人的个体性角度来说，就像生物界的一切个体一样，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具有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独立个体，故趋利避害、牟取自身利益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以人是自私的。亦所以先贤才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第三，但正如本文前面所说，人不能脱离群体而索居独处，故人的本性中除了个体性之外，还有群体性。这种群体性同样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人”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本质需求。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被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不难看出，当人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等低层次需求满足之后，自“交往需求”以上，人的高层次需求都体现了人不能孤独生存的群体性。所以，人有感情，有理性，有信念，有协作与牺牲精神。所以，人不仅可以“为私”，同时也可以“为公”，在特定的情境与状态下甚至可以做到“公而忘私”。

再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明。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心”(human mind)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Id)、“自我”(Self)和“超我”(Superego)。其中，“本我”是指人的心理中本能的生物欲望和动物性冲动；“超我”是个人人格中的道德与良心；而“自我”则是两者的中介，体现为当个人的生物欲望与社会要求发生利害冲突时的一种理性考虑。

这里，“本我”体现的是单纯的人性中的“个体性”；而作为理性考虑的“自我”和道德良心的“超我”，则体现了人性中的“群体性”，以及“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相互作用和矛盾统一。例如，“本我”使人具有“占有财富”的欲望；“自我”则提示主体：只能用合法的手段占有财富；当主体做出以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行为时，“超我”便会使人的内心产生“情绪制裁”，亦即产生道德良心上的自我谴责。

人为满足个体的种种欲望，诸如获取异性、权势、成功时，倘若其行为违背了公认的社会规范，都会使内心产生“情绪制裁”。这种“情绪制裁”，无论是西方的“罪感取向”还是东方的“耻感取向”，体现的都是人性中的“群体性”，以及“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矛盾统一。

第四，人类历史的演变离不开人的个体性。人的个体性既是人类发展进化的基础，也是与“恶”相对应的那些内容与行为的根源。一方面，人类任一社会的总体的进步，都是该社会众多个体成员努力奋斗的综合结果与集成，故个体性所导致的、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做出的努力与奋斗，便构成了人类发展进化的基础——美国人所崇尚和宣扬的以个人奋斗为主题的“西部牛仔精神”，体现的就是这一点。亦所以，每个人个体性展示和发挥的空间越广阔，越充分，越自由，该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便越是充沛。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表述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另一方面，由于“个体性”居于主导地位，是人性的最根本基础，所以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会消除。从而，它也就构成了人世间一切与“恶”相对应的那些内容与行为的根源。由人性中的“个体性”所决定的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人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可以无恶不作。亦所以，无论在文明多么发达、法制多么健全的社会里，犯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第五，人的群体性是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因。仅从生物的个体性看，人的一切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做出的行为都是合理的，无所谓对错。而所有的道德判断，包括善—恶、凶残—仁爱、卑劣—高尚，如此等等，都是以人的群体性需求为基础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所谓“善”与“恶”等道德判断，便是人的群体性对于个体性的制约，其具体的体现就是群体规范。

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人类发展进步的过程，也即是其群体规范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并不断从相对野蛮、粗陋与低俗，向相对文明、精致与优雅进化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衡量一社会总体文明水平与发达程度的深层次标准和维度，并非或不仅仅是该社会的生产力与科技等物化的硬件，而是其群体规范的水平，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人的素质与教养的文明程度。同时，由于不同地域、民族与国家的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和交往环境各有不同，故这些地域、民族与国家的人类社会，其群体规范也各具不同特色。例如，文化讨论中学者们所热衷于探讨的“东方式嫉妒”与“西方式嫉妒”、“耻感取向”与“罪感取向”的差异，即是如此。当代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崇尚的“价值理性”与现代崇尚的“工具理性”的差异，也是如此。这种文化和心理的价值观差异，并不说明人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本质存有差异；而仅仅是体现了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交往环境的不同，以及发展水平的高下不一，所导致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所以，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所表现出的一切差异，包括人的素质、教养和道德的差异，都是因其各自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交往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差异，综合展示的结果，而与“人性”全然无关。

同一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不同个体差异也是如此。孔子所说的“性相近而习相远”，实际上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人的本性差不多(性相近)，但因每个人的后天环境不同(特别是所受教育不同)，所以行为规范(包括教养、习惯、品德等等)差异很大(习相远)。亦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作为人，尽管每个人的个体特征与差异各有不同，但其人性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既是谋求自身利益的独立个体，又是具有群体生活需求的互动个体。前者决定了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决定了人是不仅仅利己而且可以利他的。这种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亦即人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就是人性的本质。

人性的这种本质，从原始人类直至今天都没有改变。原始人类是这样，今天的人类仍然是这样。当然一般来讲，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越复杂，人性的具体表现也就越复杂——例如，简单地依靠“用拳头说话”的原始人，便不大可能娴熟运用诸如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之类的阴谋诡计。所以，生存环境与交往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的不同，可以使不同时代、地域与族群的人类群体的人性，表现出各具特点的种种差异——例如，过去常见的评价“淳朴的爱斯基摩人”与“奸诈的犹太人”就是如此。但就人既是利己的又是不仅仅利己而且可以利他的这一人性的本质来讲，爱斯基摩人与犹太人并无区别。换言之，人性的表现虽有差异，人性的本质则实无不同。

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无论是哪一人种哪一民族，在人性的本质上都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性高尚的、优秀的人种或民族，也从来没有人性低贱的、卑劣的人种或民族。至于所谓“阶级的人性”乃至“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人性”，自然更不存在。

第六，从历史的纵向演变和横向比较来看，每一个人的个体性的空间越广阔越充分，对该社会群体规范发展水平的要求便越高。故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其发展水平适成正比。之所以如此，是由人的本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导致的，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利益斗争主要由人的个体性导致，利益协调主要由人的群体性导致。

第七，倘若把眼光进一步放大，当我们把“人”本身作为历史演进的内因的时候，便不难发现：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其中，内因是人性主导的利益斗争与协调，外因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交往环境。

人类社会的内因亦即人性主导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是恒久不变的，而外因则各不相同。不同地域与时代的人类社会或相对稳定(包括长期停滞)，或变动不居(包括发展、倒退甚至衰亡)，都是由于其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如何从人性展现的角度认识历史

按照笔者的预想，倘若未来的历史研究能够着重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与阐释人类历史，那将会极大地扩展我们的视野。就认识论与方法论更新的意义来说，对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使我们的面前充满了前所未见的奇异风景。个人的初步体会是：从人性展现的角度去认识人类历史，将会使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阐释更加丰满、贴切、真实而深刻，更加符合历史实际，从而具有真正令人信服的魅力。与此同时，那些貌似伟大崇高、实则背离人性的无益清谈，则将丧失蛊惑人心的能力。从而，如前所说，既往数十年不断重复的、几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饱受“共产主义红色教育”的青年一旦进入社会面对现实之后，却纷纷如梦初醒幡然明悟的悲剧性现象，才不会继续重演。所以，只有用“人性的历史学”取代“说教的历史学”，历史学才能真正实现它本应具有的、体现“以史为鉴”真实意义的教育功能。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体会到：人类社会之所以从来就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去发展，而是始终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可能怎样”的真谛，说到底就是人性所制约和主导的、不同个人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与协调。人类历史所展现的，始终是这些人性制约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的过程和结果。而当代与未来的人类必须而且应当关注的，便是如何促使这种人性制约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更加公平合理，更加符合人性；从而，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前途。这种新视角的历史诠释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限于本文的篇幅，以下仅选取一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名词，按照“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这一视角，进行新的解读。

(一)国家

国家是历史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个概念。按照过去熟悉的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成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所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阶级统治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已往我们的历史研究，凡涉及有关国家与阶级的一切问题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是否会有既长期存在着鲜明的阶级与阶级对立，又始终不具备国家形态的人类社会？换言之，是否存在早已分裂为阶级、而国家机器又非必要的人类社会？过去，由于我们所熟悉的理论并未回答这一问题，所以，人们便对此不加考虑。但根据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这样的人类社会是存在的。例如，过去一度曾被史学界高度关注的凉山彝族社会便是如此。倘若单纯从阶级与阶级对立的角度看，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无疑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其社会久已分裂为奴隶与奴隶主两个阶级。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上，都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的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的状况已经存在了极其漫长的岁月(至少超过一千年)。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这说明凉山彝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久已达到国家必要产生的阶段。但凉山彝族社会的政治组织却始终没有出现国家形态，而仍然保留着明显的氏族部落社会特征。上述事实清晰地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除了阶级对立之外，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因此，对于国家，我们需要有新的解读。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呢？按照笔者的诠释，“国家”的最基本定义可概括表述如下：国家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时，对于专业化管理的要求，和对于超越所有具体个人与群体的利益矛盾斗争之上的利益协调的需要。

从最根本的原因讲，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因人口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其社会与组织结构已经复杂到一定的程度，其利益矛盾也愈益凸显，从而需要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协调该社会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的专业组织。所以，国家的性质与特点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时代的、经济形态发展程度的。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在那些虽然已经出现阶级或阶层分化，但其社会与组织结构以及其所体现的该社会利益关系尚处于比较简单状态、从而不需要专门的管理与利益协调机构的地方，就不会出现国家。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反映的，主要是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例如，古代游牧经济形态的国家与农业自然经济的国家，以及古代商品经济的国家，或者同属农业自然经济但发展程度不同的领主制国家与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国家政权的结构与特点大不相同。

不言而喻，国家机器当然要体现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但社会对于管理和利益协调的需要，始终是国家的首要职能。而从“利益协调”的角度讲，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单纯维护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必须兼顾其他各个阶级与各个阶层的利益；否则，其国家统治便不可能稳定和长久——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严格区分“士农工商”的角色、地位和权益，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我们过去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显然是片面与错误的，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与“革命”需要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

一切国家机构和权力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掌握、操作和体现的，由于人性的作用，所以，国家权力总是首先着重体现权力掌握者个人、家族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故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国家一旦出现，代表国家机器自身的统治者及其官僚机构便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并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丧失其管理与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的功能、而异化为整个社会对立面、成为单纯攫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工具的可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之所以制定一系列诸如禁止官员本土任职、严格实行三年一迁等制度，原因即在于此。历史上的一切野心家无不热衷于革故鼎新取现政权而代之，原因亦在于此。

实际上，倘若把外部的因素(如外族入侵和严重的天灾)暂且抛开不论，单就任何一个已经发展到国家阶段的人类社会自身的变化而言，其表现为激烈外部冲突形式的社会大动荡，主要都是由国家权力异化为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而引发的。历史上一切“革除天命”的暴烈行动之所以屡屡发生，其原因即在于当时的国家政权已经基本乃至完全丧失了“满足社会对于管理和利益协调的需要”这一最重要与最根本的国家职能，从而使得该政权不再具有“天生民而为之立君”的存在意义。这是一切“革命”产生的根本动因，也是既往所说“历史周期律”的实质缘由所在。

而事实上，在过去传统表述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代”，所谓“地主阶级的剥削”，从来都不是引起“革命”的主因。因为根据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在任何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和末期，广大地主对于农民收取地租的比率并无变化或变化不大，真正大幅变化从而危及人民生计的，是以国家名义征收的徭役和赋税。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即将暴发的王朝末期，试图竭力维护旧国家政权的只有与皇室和官僚集团密不可分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屡屡爆发且众多非官僚集团的地主参与其中(如秦末与明末)，其原因即在这里。所以，国家政权稳定的程度，取决于其管理与协调利益矛盾的水平与能力，和这一政权所能代表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的广度——而这，与国家权力受到的监督与制约程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家性质异化程度紧密相关。

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为了解决国家异化问题，但代价巨大，故革命是不得已的行为。自有国家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做到不以大规模暴力的剧烈外部冲突形式来制止国家异化。民主的意义和作用便在于此。所以，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不使“公权力”转化为“私权力”，即制约、监督与防止国家政权的异化，而不在于任何其他。亦所以，在一切建立了民主制度，从而解决了不以大规模暴力的剧烈外部冲突形式来制止国家异化这一问题的地方，革命便成为历史。

(二)群体规范

作为概念来讲，“群体规范”本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以下是笔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新的解读。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解读，是因为个人认为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涉及的范围既有经济基础，又有上层建筑，几乎涵括了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而我们既往的研究对它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群体规范：体现人性本质中的群体性需求的、一切强制性的和非强制性的社会规定。除自然科学知识外，人类历史上一切地域、民族和国家的所有人文社会知识教育的核心，便是群体规范；而体现于人类所有行为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实质内容——从一般的生产关系、人际关系和风俗习惯，到道德标准和法律制度——也是群体规范。自古至今概莫能外。群体规范是人类活动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人的群体性需求的社会化体现。且一旦形成便具有顽强的自我延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演进变化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群体规范的内容逐步深化完善与适用范围不断扩展放大的历史。这是因为，尽管无论从何种意义讲，生产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础，但最终体现国家、民族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标志，却并非一般意义的生产力水平乃至科技水平等物化的条件，而是反映于每一社会成员行为之中的整体素质和教养的、该社会群体规范的先进、优雅与精致程度。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即在于，一社会群体规范的进步和由此而导致的每一社会成员素质和教养的提高，远较一般意义的生产力水平乃至科技水平等物化条件的进步与提高，滞后与艰难得多。故只有以群体规范的进步、优雅与精致程度而体现的人的素质和教养的先进，才是说明该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先进的最终标志，并具有人类在高层次精神需求层面获得发展提高的、体现人本身进步的真正意义。

从这个意义讲，现代中国之所以虽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却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便不仅仅是由于人均GDP产值的不高，更是由于体现于总体国民素质和教养上的相对水平低下。在当下大量中国人的出国旅游中所体现的、不但为世界也为国人所诟病与深以为耻的种种不文明行为，以及总体的“暴发户形象”，即是一个鲜活的说明与例证。

群体规范的状况与社会发展的状况同步。一般来讲，人类社会的总体状况越发达，该社会的群体规范便越发达。群体规范由野蛮落后进步至发达优雅，是人类文化最可贵的结晶。其形成十分艰难，需要漫长时间的总结、熏陶与教育过程；而其丧失则相对轻易。群体规范当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社会群体规范的性质和内容，取决于该社会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当该社会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其原有的群体规范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乃至崩溃。特别是，当发生全社会性的、以大规模外部颠覆的形式展现的巨大变化时，群体规范的变化尤巨。

从历史的进程看，这种变化和崩溃既可能导致社会的进步，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倒退。即便从总体看它是一种革新与重生，但往往也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有优秀规范的部分乃至大部的丧失，使社会化群体规范的总体水平大为倒退，重返落后、粗野与浅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一切“乱世”，原有的社会秩序均不复有用，而暴力和强权却必然要成为主导人际关系的最根本基础。故而，“丛林法则”和人性中最自私、最黑暗的一面，便必不可免地被最大化地凸显出来。一切粗鄙、野蛮、凶残、反理性反道德的做法都大行其道，而一切文明、优雅、精致、理性而道德的行为均遭到贬斥。这样的“乱世”，远者如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近者如“文革”中习见的“咱是大老粗，你可是臭知识分子”之类黑白颠倒、以耻为荣的价值观，都是具有典型性的表现。所以，这样的“乱世”不但毁坏经济和文化，更严重的是毁坏世道人心，戕害经过长久的日常教育才得以形成的人的道德观念，其负面的恶劣影响往往几代人也难以消除。本文前面之所以说高水平的群体规范形成十分艰难，需要漫长时间的总结、熏陶与教育过程，而其丧失则相对轻易，原因就在这里。

群体规范包含的范围甚广。就本质而言，法律和道德都是群体规范。法律所体现的，是强制性的群体规范；道德所体现的，则是非强制性的群体规范。一切社会道德，体现的都是人性中的群体性对于群体规范的要求。因此，一切道德都是社会的道德、时代的道德。而所谓阶级道德，不过是人性中的群体性对于群体规范的要求在阶级范畴的体现。族群、教派、社团乃至其他所有人类集群的道德，率皆如此。所以，不存在所谓超越人性的阶级道德；相反，却存在超越阶级的社会道德和时代道德。

从社会道德和时代道德的关系讲，一方面，这种超越阶级性的社会道德和时代道德，便是该时代和该社会的人类道德，体现的是该时代和该社会的人性中的群体性对于群体规范的总体要求。“普世价值”的意义即在于此。另一方面，由于在任何一个时代，不同地域、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各自所处社会的发展水平都是多样的和不平衡的，故“普世价值”的内容与适用范围，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多样性和局限性。这种因价值观差异与对立所导致的矛盾冲突，是人类利益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古代如此，现代同样如此——历史上的一切宗教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均可作如是观。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前景看，随着共同利益圈视角与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这种多样性普世价值的内涵将逐渐接近趋同，其适用范围也将不断扩大，最终达至为全人类所共有。所以，如何合理地把握现实状况与终极理想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任一社会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和践行既具有不脱离实际的可操作性，又能够向该时代的先进者看齐，从而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这始终应是一切卓具远见、理性与进步的领导者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

五、人类的前途和希望在哪里

以上的全部论述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性既然如此而且不变，那么，人类的前途如何？人类的出路何在？我在本文开始曾经提出：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在于因经济、文化和人的素质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以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而导致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若干万年之前，当原始人类通过谋求生存的活动，将自己的足迹从非洲逐渐扩展至地球上的各大洲的时候，任何地域的任一人类社会的规模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都是非常狭小的。之后，在漫长的艰苦图存岁月中，随着人口的增殖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际关系日益密切，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圈视角”不断扩大，“社会一体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事实上，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来看，人类作为一个总体的进步过程，就是其“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以下，仅以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试做说明。

如前所述，人类历史的进程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讲，人类社会始终是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而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去发展的。而“可能怎样”的真谛，说到底就是利益的斗争与协调。这种利益斗争与协调的结果，制约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也决定着不同个人、民族和国家的认识视角。

对人类的发展过程稍作梳理便不难发现：历史上，凡是国家与民族内部以及外部的利益斗争和利益协调处理得较好、因而相互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比较和缓的时候，国家与民族之间就有和平，人民就能安居乐业，这样的时代便是所谓“太平盛世”。反之，凡是国家与民族内部以及外部的利益斗争和利益协调处理得不好、因而相互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尖锐和激化的时候，国家与民族之间就会爆发激烈冲突乃至战争，人民就会颠沛流离饱受苦难，这样的时代便是所谓“乱世”。自有人类以来，无论古今中外，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争夺财富、资源和生存空间而导致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从未停止，而交流和友好往来也从未停止。故而，冲突与友好、战争与和平似乎便成为了亘古以来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循环往复的变奏曲，永远奏响着悲喜交替的乐章。所以，西方的政治家曾说，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然而，倘若进而深究，便会发现隐藏于不变背后的变化，即随着人类总体的进步与发展，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数十年，由于以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而导致的国际关系变化更加明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从人类道德与价值观的变化说起。两千年前，当凯撒率领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攻城略地的时候，他曾经极其自豪地向人夸耀：经他之手贩卖的非罗马人奴隶就有上百万人，他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誉。凯撒号召罗马人奋勇杀敌，“以敌人的尸骨建筑城墙”，并通过将俘获的非罗马人贩卖为奴隶而致富。凯撒所宣扬的，便是当时罗马人的道德、价值观和真理。这种道德、价值观和真理无疑得到了全体罗马人的认同，并成为鼓舞所有罗马战士英勇作战的强大动力。

七百年前，当成吉思汗统率被当时的西方人惊呼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大军纵横驰骋的时候，他曾号召其战士们“杀死你们的敌人，把他们的子嗣作为奴隶，把他们的女人虏为妻妾”。成吉思汗所表达的，便是当时蒙古人的道德、价值观和真理。同样，这种道德、价值观和真理无疑得到了全体蒙古人的认同，并成为鼓舞所有蒙古战士英勇作战的强大动力。

这样的道德、价值观和真理，对于生活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显然已经绝对无法认同。所以，到了今天，即使是在战争状态下，“精确打击”也已取代了“斩尽杀绝”，尽量少伤及平民百姓已成为文明国家参与战争时必须考虑的通则。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距今不过60多年以前，当希特勒以“纯洁种族”的荒谬借口大规模施行灭绝犹太民族的残忍行为时，还曾经获得过相当数量的德意志人的赞同。但仅仅过了60多年，这种借口在正常的人类思维里却已经变得几乎不可想象。在今天，即使是再偏执极端的执政者，也不敢公然提出“种族灭绝”的主张。而除了极少数极端偏执的狂人，也不会有人赞同这种主张。这说明仅仅在最近短短的数十年间，人类的意识和观念便起了极大的变化。

何以如此？为什么古人与今人的道德与价值观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导致这些不同道德与价值观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导致这些道德与价值观变化的因素又是什么？特别是：为什么近数十年来，人类道德与观念的变化如此巨大？究其实而言，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其经济联系和由此所体现的共同生活圈不断扩大且急遽紧密，其社会一体化的程度空前提升。由是，而使人类生活的“地球村”日益变得狭小，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则不断扩大，从而促使人们更多地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生活于部族与自然经济时代的人们，其所关心的对象和所考虑的利益范围，仅仅是以部族为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因为只有这个“血缘共同体”，才与每一部族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至于与其他部族的关系是友好相处抑或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则取决于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斗争的状况。而生活于近代民族国家与初期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其所关心的对象和所考虑的利益范围，仅仅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共同体”；因为只有这个“国家共同体”，才与每一国家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种情形，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至少延续了数万年之久，直至近年才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人类发展到了今天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当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初露端倪、而同时“现代化”的负面成果也日益凸现，从而使人类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既不无限广阔也非资源无竭、而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乃至全方位的联系日益密不可分的时候，他们突然开始体会到：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由是，而使生活于以全球化、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为时代特征的今日的人们，比此前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更加关注那些在过去仅限于极少数哲人才会思考的、属于“全人类”的问题。究其原因，或许即如美国学者曼弗雷德·弗林斯所说：“从太空观察到的人类历史的这番景象会立刻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这些地球人会是完全孤单的吗？”⑧

正因为如此，过去那种非胜即负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诸如此类的“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思维”，在近年来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摈弃；取而代之的流行语则是“妥协”和“双赢”——特别是“双赢”，这样一个过去从未被使用过的国际政治学词汇，在近年来出现之后很快便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运用。这种新的思维，本身便标志着人类在现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所谓妥协和双赢，即发生冲突和斗争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试图完全彻底地战胜对方甚至消灭对方，从而获得绝对的胜利——因为在现代环境下即使抛开道德层面的考虑不论，其操作层面的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在毁灭性的核战争中更是只能同归于尽。所以，成熟的政治家无不深谙此理：在谋求己方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对方的利益，通过妥协谈判，最终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由此可知，社会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是制约道德与价值观的根本因素。

一般来讲，社会一体化的程度越高，该社会的内耗成本便相对越小。从根本上讲，人类历史自古至今不断向更高形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共同利益圈视角，和体现这种视角的社会一体化程度与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氏族到部族，到民族和民族国家，再到全球一体化，莫不如此。同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群体规范和群体法则的适用范围也逐渐扩大，随着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向更加先进、优雅和精致发展，日益改善。

由此角度去认识，当人类最终具有了以高度分工的经济依赖为基础、逐渐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在极其广大乃至全球的地域范围内实现的、体现全人类经济物质与精神的紧密联系无所不在的、以整个人类为关注对象的“共同利益圈视角”，人类也就达到了社会一体化的最高形态。也许，人类未来的出路和希望便在于此。

六、结语

关于人性问题，无论就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文学艺术来讲，都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倘若认真梳理一下便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涉及人性问题的分析研究，其作品与著述数不胜数，真可谓汗牛马充栋。然而，倘若就人类对于人性认识的变化与局限来说，其意义又历久而弥新。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无论东方西方对于人种、血统、种族和民族的各种背离真实人性的偏颇认识，便不难清晰地明了这一点——希特勒以人性的高下(雅利安人的无私奉献与犹太人的自私利己)划分的“优秀人种”与“劣等人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从问题的实质来讲，现代世界至今存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都是基于对“人性”错误认识的、或直接或迂曲的体现。亦所以，我们实在无法断言这一古老的重要问题已经真正解决。而本文的观点则是力图说明：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所表现出的一切差异，包括人的素质、教养和道德的差异，都是因其各自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交往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差异，综合展示的结果，而与“人性”优劣全然无关。

此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现代科学的研究已经揭示：人的种种个体差异(包括性格、心态乃至行为——例如，内向抑或外向、理性程度、对于他人攻击性的强弱等等)都与由基因所决定的遗传密码紧密相关，这使人类对于自身的进化充满美好的憧憬。尽管尚有待于证明，但笔者期待并愿意相信：未来人类的人性将会随着生物工程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变得更加善良、更加宽容、更加具有利他意愿与合作精神。这虽然无法改变人性的本质——即人永远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体，但的确将更加符合人类健康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93、62页。

③这里还牵涉人性与动物性的异同问题，例如，孟子就认为人之异于动物者几希。关于动物的研究，近年来新成果极多，且多涉及动物的社会性，包括组织结构甚至心理与情感，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探讨这一问题。

④所谓人性的本质，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具体论述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⑤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1—512页。

⑦王和：《历史感、史学心态与知识更新》，见肖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⑧参见曼弗雷德·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序言，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3页。曼弗雷德·弗林斯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现代的主流看法。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录入编辑：里德）

谢选骏指出：大同社会不懂天国，却企图把天国搬到地上——结果造就的只能是人间地狱。上文不懂“大同社会”并非一个“设计”，而是一个“忽悠”——是诈骗集团的话术。例如康有为、毛泽东这些骗子手，就是惯用这一伎俩的。

历史就是人性的体现，这对现在和未来就像对过去，同样有效——因此可以预期，原罪必然是社会构成的基础——故意忽视这一点，不过是在编排新的诈骗集团的话术。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碳基生物的基本特点预定了的。

谢选骏：叔本华为何憎恨他妈

《刘亦菲穿“露奶装”被公开羞辱：她的胸碍了谁的眼？》（她叙 2023-03-03）报道：

穿得少，就活该被骂？

近日，刘亦菲因一组照片登上了热搜榜。因为新造型太性感了，一身辣妹穿搭。其中不乏酥胸半露的，可谓是诱惑力十足。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刘亦菲穿的是短上衣搭配超短的黑色皮裙。而内搭是一件运动bra，直接敞开怀穿。胸部膨胀的曲线，清晰可见。这样火辣的造型对于刘亦菲来说，应该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靓丽又不失性感，性感又不显媚俗。肥瘦有度，瘦而不柴。

然而有人却看不下去，非说刘亦菲胖了。还有人更过分，说天仙也走上了“低俗”的路。我就不明白了，女生穿的性感一点就活该被骂吗？只要“露了”，就是“低俗”吗？想起同样遭遇的杨幂。

在跨年晚会上，杨幂一身抹胸裙外披大衣闪亮登场。在表演节目时，她在舞台上跳了几下，引起了上半身抖动。肤白貌美，呼之欲出，连女生都为她着迷。但有不少网友纷纷批评她：“故意这样做”、“风尘味好重”、“打擦边”……

一身性感的打扮，一个小小的动作，让杨幂经受了许多不堪入目的评价。女孩子的性感、穿衣自由，本身是她们特有的权力。正如演员谭卓所说：“展现性感是上帝赋予女性的独特权力，女性的曲线之美不应该被掩藏。”

可现如今，性感却成了女人的原罪。中国女孩，没有穿衣自由？

前段时间，一位名为“1saye”的美女网红，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性感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她坐在海边的一艘游艇上。上身穿着一件纯白色的个性吊带，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

本是合乎场景的海边游玩穿搭，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你要不是美女，我就真忍不住开骂了。”

“胸贴都漏在外面……就想问你们见长辈也这么穿吗？”

还有人给她贴上了“媚男”的标签。

更有甚者，还进行了性别侮辱。“穿衣自由”的言论，已经盛行了多年。可每当有人选择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只要稍微展现了身材时，立刻会引起不少人纷纷跳脚。因为“一件衣服”引发的网络海啸，不断在各个平台迅速发酵。

17岁的黄多多只是穿了一件稍微露肤的衣服。网友们的留言十分难听：“一天秀自己部位给别人看”、“演艺圈进不去，打算进外围圈了”……

演员热依扎，曾因一组机场街拍而被网暴。她身穿黄色吊带，大方自信地展示自己的好身材。网友不欣赏就算了，还将各种难听的词汇都往她身上砸。“露胸癖”、“暴露狂”、“勾引金主”……当时热依扎对此也做出了回应：“‘穿衣自由’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本就不是该被讨论的话题。”

是啊，穿什么样的衣服，本就是自己的人身自由。

可如今不管穿成什么样，总有人指指点点。穿衣自由，可谓任重道远。一边性凝视，一边造黄谣！

更离谱的是，有人一边羞辱女性穿着暴露，一边又如饥似渴窥视。柳岩，性感女神。从她成名那天起，她接收到的不是大众对她好身材的欣赏。

而是有些人对她的不怀好意。她的经纪人曾这样说出她的苦恼：“无数人给她打骚扰电话，发淫秽信息，各种示爱短信。”甚至还有同行男演员们意味深长的眼神。

就连出席活动时，都有主持人当着她的面调侃她：“听说大鹏是你的球迷。”某次颁奖典礼上，郭德纲也当众调侃她：“柳岩哪是花瓶，是奶瓶。”女人只要穿着性感点，稍微展示自己的女性特征，就有无数肮脏的眼神围绕着她的身体展开。

但比不怀好意的眼神更能击垮女人的，是女性的“黄谣”。前段时间，演员张静初在微博发布了长文和视频。她称自己在经历了十几年被“造黄谣”之后，终于胜诉了。拥有“小章子怡”之称的她，当时凭借精湛演技一炮而红，拿下了最佳女主角，还上了柏林电影节的红毯。

但在名声打出去的同时，张静初也被网络上的一场黄谣彻底压垮。“知三当三”、“公交车女星”、“被太太团封杀”……

尽管本人出面澄清过，但都无济于事。从文艺女神到公交车女星，张静初的星途毁了，人生也被恶意淹没。就连如今谣言澄清了，附在她身上的标签也从未被摘掉。张静初说：“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跟这个黄瑶撇清关系了。”

毁掉一个女孩，到底有多简单？只要造她黄谣就够了。真正可怕的是，女性对女性的苛刻！

自古以来，女性都面临着严苛的道德审判。“穿吊带上街，不穿bra的女孩，简直不检点。”“正经女孩谁会这么穿，被人占了便宜，活该。”“学历太高，太能干的女孩，没有人敢娶她。”……

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话非常多，总会有意无意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女人是被物化的对象，总是被人用审视的目光看待。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

男人们，一边对着性感女性的照片意淫，一边又留下了恶意满满的谩骂。而最可怕的是，对待女性最苛刻的反而是女性。

“我也是女生，我看着都觉得不舒服。”

“真是给我们女孩子丢脸！”

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女主角玛莲娜是个美丽性感的已婚女人，因为长相出众，她被小镇上的人冠以“荡妇”、“狐狸精”的罪名。

男人意淫她，女人唾骂她。她们看到她衣着性感，便诽谤她有情人，说她道德败坏。当听到玛莲娜的丈夫在前线阵亡后，她们更是堂而皇之的羞辱她。在众目睽睽下，把玛莲娜拖到广场，撕碎衣服，剪掉头发，殴打辱骂……

可玛莲娜有做错什么吗？并没有。因为她美貌动人、风情万种，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切都是她自身的问题。甚至就连同为女性的她们也认为：“是她主动勾引男人，是她不检点……”真是应了那句经典的话：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这个男权社会里最悲哀的事，是女性对女性的歧视与恶意。同样是女性，本应该更深知作为女性的不易和遭受过的不公。

还总是习惯性地对同性举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甚至用最恶臭的话骂着同性，属实不应该。我们应该“girl help girl”，而不是“是girl hurt girl”。

写在最后，曾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女性就像是活在楚门的世界里，一言一行都在显微镜下被评判甚至歪曲。”被消费、被物化、被凝视……这个世界，从来就对女性充满了恶意。

这样的舆论环境，让不少女性们一点点阉割自己作为人的权利：衣服不能太短、穿着不要太性感、不能在朋友圈晒照片……甚至还患上了“美丽羞耻症”。

为什么女性不能真实地做自己？

没有哪一个女人活该被剥夺保持美丽的权利。

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就是女人该有的样子。

正如歌星碧梨在演唱会上所说的那般：

“你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体却依旧指指点点，甚至以此对我这个人评头论足。

是谁决定了靠穿着就能看出我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我的穿着能说明什么。

为什么要通过身材来评定一个人，我的价值从不取决于你的看法！”

不知道这个世界，对女性的“恶意”何时会终止。

但希望与大家共勉：性感没有罪过，如果不能欣赏，就请尊重。人生最通透的活法，是管好自己，少管别人。

网民嚎叫：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22:28:21

一片茫茫都不见，知向谁边？

土拨鼠拨土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21:40:32

红彤彤的月亮发表评论于 2023-03-03 19:41:07

虽然不喜欢刘亦菲，但她穿的没怎么过分啊。中国社会真的反智啊。赶紧全身裹严实了，最好像塔利班从头裹到脚，要不接着裹小脚也行。中国社会并没有畸形到如此地步，终究没有从头裹到脚。中国社会反智终究还没走到反堕胎的程度。保守势力以及一些喜欢说三道四的哪里都有。

谢选骏指出：叔本华憎恨他妈，因此觉得万事皆空，追随印度哲学，称为大哲学家了。叔本华为何憎恨他妈？因为他妈是个交际花，喜欢交接名流，自然在穿着上不得不“女性化”一点，结果害的叔本华终身不娶。这说明叔本华反智吗？不是啊。他是害怕繁殖。叔本华为何憎恨他妈，害怕他妈给他生个小弟弟来分他所继承的遗产？

2023年3月9日星期四

谢选骏：总统就是民选的饭桶

《被正史回避的那些美国总统秘闻》（思芦随笔2023-02-26）报道：

保罗·约翰逊是我喜爱的一位作者。他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曾是一名激进的左翼人士，但后来右转，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著名知识分子代表。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双方阵营的观点都有更切肤的认识, 因而思想更深刻。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看他的著作绝不枯燥。他的书写得很生动，有很多事例佐证。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论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和托尔斯泰到萨特和乔姆斯基》。

目前大部分出版的历史都是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左派的视角。换一个角度，看看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视角，会带来一些启迪。他的1100页的三卷本《美国人的历史》从发现新大陆写到克林顿，对美国历史重新诠释。不为尊者讳，不以成败论英雄。秉笔直书，客观中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威尔逊首次在美国引入了慈善的大政府。但威尔逊“被权力腐蚀了，他拥有的权力越多，腐败就越深，就像他灵魂中的酸一样。”威尔逊不允许德国人参与巴黎和会的谈判，谈判只能在协约国中间进行。在德国人看来，《凡尔赛和约》既是粗暴蛮横的不公，也是赤裸裸的欺骗，是对他们的国家尊严的公开侮辱，因此决定了他们必定会寻求纠正和报复。《凡尔赛和约》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掌权背后的推动力，也是他侵略的借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

哈丁：“美国眼下所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康复，不是灵丹妙药，而是常态，不是革命，而是重建，不是外科手术，而是平静从容。” 无论是从美国公民的投票，还是从职业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哈丁通常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值得尊敬的总统。

卡尔文·柯立芝：20 世纪没有人更优雅地定义政府的局限性和个人努力的必要性。柯立芝削减税收，提倡自由企业，并且是20世纪所有总统中苦难指数（通货膨胀加失业率）最低的。

胡佛：胡佛所做的事情后来被称作“凯恩斯方案”。他大幅度降低税收，并增加了政府的开支。他故意抬高巨额赤字。1931年的财政赤字是22亿美元，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1930年的16.4%增长到了21.5%。这是迄今为止政府开支中最大的一次增长。胡佛执政4年所启动的公共工程项目，比此前30年还要多。它们包括旧金山湾大桥、洛杉矶高架渠和胡佛大坝。新政的基本要素已经就绪。它的主管人之一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承认：“实际上，整个新政就是胡佛所启动的那些计划的延伸。”

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四个特征为标志。首先是花公款的能力。在海军部，他是大手大脚花钱的一流高手，是想要得到大订单的说客和议员们以及像海军部供应商乔·肯尼迪等骗子们的渠道。1920年，他承认他曾“干下了大量的违法勾当，足以让他在大牢里呆上999年”。第二个特征是撒谎的能力。他撒过的谎多得数不清。为了让自己从“纽波特丑闻”中脱身，他撒起谎来口齿伶俐，轻松自如。第三个特征是勇敢而倔强的坚持不懈。第四个特征是，他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关系技巧，是第一个对无线电给予了特别关注的美国政治家。

所谓新政就是个神话。用了九年的时间和一场世界大战才走出大萧条。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应该早就恢复了。

珍珠港被袭击前的美日谈判中，日本提出了和平提议，以日本在南印度支那撤军换取美国开禁石油。由于中英的反对，罗斯福搁置了日本的提议。如果美日谈判成功地把战争推迟过1941～1942年间的冬天的话，很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即时德国在莫斯科的失败很可能会阻止日本把它的命运跟轴心国绑在一起。

罗斯福并不十分清楚二战之后的政治目标。他缺乏丘吉尔的透彻和洞察力。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他常常敏锐而精明，但对于全球政治战略，他却极其天真，有时候无知得令人悲哀。特别是，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倾向于根据其表面价值来看待苏联——一个热爱和平的“人民民主政权”。遵从罗斯福的命令，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英国下属蒙哥马利将军的提议——倾盟国之力，直捣柏林，毕其功于一役，这样或许可以在1944年结束战争。结果，俄国人抢先进入了柏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占领了大多数东欧国家以及德国的一半。相比艾森豪威尔的单纯军事目标，斯大林还有政治目标：在战后时期控制最多的领土和自然资源。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苏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它唯一的受益者。罗斯福倾向于把斯大林想要的东西给他，因此使得苏联在东欧打造一个由众多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所组成的庞大卫星帝国成为可能，这个帝国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末。

罗斯福拒绝支持英国提出的要求：派出一个国际团队监督斯大林所允诺的波兰选举，而是满足于俄国人所做的保证：“所有民主的、反纳粹的政党都有权利参加选举。”尊重“所有人选择他们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态的权利”。罗斯福到最后才意识到他对斯大林的轻信导致了波兰被苏联控制。

艾森豪威尔的美国，依然可以看出是源自于开国先贤们的那个共和国。美国依然对自身和自身的价值充满了纯朴天然的自信。爱国主义受到尊重。见到国旗会举手敬礼。民族大熔炉依然在运转，熔炼出来的是纯粹的美国人。“美国生活方式”是一句赞扬的话，而不是骂人的话。上进是人们的目标。商业上的成功受到人们的鼓掌喝彩，被等同于国家的利益。

肯尼迪的本能把他置于麦卡锡同一个阵营。他跟尼克松相处得很友好。他仅仅在名义上是个民主党人。肯尼迪在政治上的提升，本质上是建立在金钱和腐败的基础之上。他是他父亲用金钱打造出来的。为了迎合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一个全新的肯尼迪脱颖而出。詹姆斯·伯恩斯受雇打造了一部圣徒传记，唤作《约翰·F.肯尼迪：一部政治传略》。另外一些作家则捉刀代笔，写了一大堆由肯尼迪署名的文章，发表在五花八门的报刊杂志上。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写的那样：“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级的名人像他那样始终如一地、恬不知耻地利用别人来制造自己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和学者的个人名声。”

肯尼迪借助行贿赢得了党内的初选。用于直接行贿的钱，部分来自肯尼迪的保险柜，部分来自黑手党。FBI的窃听记录和文件显示，黑手党的钱付给了一些关键的选举官员，包括地方司法长官，为的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让肯尼迪在竞选中胜出。作为回报，老约瑟夫允诺在联邦调查中帮这些歹徒一把。

大选中也有很多作弊。据一位专家计算，在德州“至少有100,000张支持肯尼迪的票压根就不存在。”在一个投票站，登记选民只有4,895人，统计的票数却有8,858张。在伊利诺伊州，尼克松拿下了该州102个县当中的93个县，然而却以8,858票之差丢掉了这个州。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这里面存在大规模作弊，以支持肯尼迪。黑手党在这场欺骗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黑手党的老板詹卡纳经常对朱迪丝·坎贝尔（他和肯尼迪共同的情妇）自吹：“听着，宝贝，要不是因为我，你的男朋友压根就进不了白宫。”

每次准备电视辩论，肯尼迪都要在下午找个妓女热热身，由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去寻找并付钱。甚至就在他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夜里，在杰奎琳上床之后，他还搞了一个女人。

导弹危机中美国其实是失败。危机发生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依然对美国非常有利的时期，发生在一个美国在传统力量上享有压倒性优势的舞台上。肯尼迪因此能够要求不折不扣地恢复原状，而无需美国作出任何让步或保证。事实上，他可以走得更远；他可以坚持惩罚——让苏联公开接受一个中立的、解除武装的古巴。正如艾奇逊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既然我们已经给赫鲁晓夫拧上了翼形螺钉，我们就应该每天给它拧紧一点。”相反，肯尼迪不仅在朱庇特导弹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而且还默许共产主义政权在古巴的继续存在，并公开与苏俄结成军事同盟。

1961年11月，肯尼迪派出了第一批7,000人的美军去越南，从而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踏上了那条通向泥潭的光滑斜坡。这是美国犯下的第一个真正的大错。第二个大错是摆脱吴庭艳。吴庭艳是迄今为止最能干的越南领导人。

林登·约翰逊持之以恒地寻花问柳、追蜂逐蝶。在他担任总统的5年时间里，却从未爆出过丑闻。他所获得的豁免，要归功于他跟埃德加·胡佛之间的密切关系，约翰逊像他的前任肯尼迪一样，出于个人原因，而让胡佛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他说：“让他呆在帐篷里面而到外面去撒尿，总好过让他呆在帐篷外面而到里面来撒尿吧。”

约翰逊花在福利上的钱第一次比国防开支还要多。在1949～1979这30年的时间里，国防开支增长了10倍，增长到1,145亿美元，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到5%。然而，福利开支却增长了25倍，增长到2,59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约翰逊同样要对联邦政府开支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危险增长负有责任，这个比例在1950年下降到16%，在林登·约翰逊治下上升到20%，而在他的大社会计划的冲击下，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975年的22%。

卡特通过一些好心好意、却考虑不周的冒险，使美国雪上加霜。其中之一就是他的“人权”政策。卡特政府一方面很善于挖朋友和盟国的墙脚，另一方面却对冷战的扩张束手无策。20世纪的经验表明，一个文明强国自己强加的约束，比无济于事还要糟糕。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一样不把这些约束看作是人道的证据，而是把它们视为罪疚和缺乏道德信心的证据。

谢选骏：总统就是民选的饭桶——因为他们都是经过民选程序的认证的，所以再怎么饭桶，也就是合法的总统了。

《拜登确诊基底细胞癌　这是什么癌症？》（2023-03-03 新闻）报道：

美国白宫医生在3月3日表示，总统拜登（Joe Biden）在2月身体检查后发现患上基底细胞癌，组织已经切除，癌细胞未有扩散，而移除组织的部分已经康复。什麽是基底细胞癌，会对患者构成什麽影响？

基底细胞癌（Basal-cell carcinoma）是常见皮肤癌的一种。患者通常会在皮肤长出一块无痛，类似溃疡具光泽的部分。患处会缓慢扩大，但很少出现转移，亦很少会直接导致死亡。

与另一种常见的皮肤癌，黑色素瘤一样，这种疾病与长期受阳光紫外线侵害有颇大关係。肤色较白的人，有雀斑或红头发的人特别容易患病。疾病通常出现阳光直接照射的脸部，同时是美国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治疗基底细胞癌相对亦十分简单，利用电疗的雷射烧毁患病组织后，直接切除即可。若患病组织太大，才需要考虑造形手术。根据政府数据，每年约有430万美国成年人因基底细胞癌需接受治疗，有些人甚至一年要治疗数次。

拜登妻子，第一夫人吉尔（Jill Biden）在1月时亦发现确诊基底细胞癌，癌细胞组织已被完全移险。

由于患病与阳光的紫外线有直接关係，避免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穿罩帽子或长袖阻挡阳光，涂上防晒系数（SPF）15或以上的防晒霜等，都有预防效果。

网民嚎叫：

斗邪恶今天 04:50

从俄侵乌战争开始至今拜登的正义与公正及一步步对乌克兰到位的援助，我改变了对拜登的看法，他是一个有能力有胆识的人而且很沉稳，不愧是美国总统！希望他健康长寿！

谢选骏指出：总统就是民选的饭桶——因为他会拨款发给穷人粮票，所以希望他健康长寿！

谢选骏：余秋雨也算文革余孽

网文《余秋雨》报道：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中国浙江余姚人，学者和作家。曾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荣誉院长、院长、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生平

余秋雨于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县）。1957年搬到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上海“罗思鼎”写作组成员。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83年到1986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包括《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先后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理论史稿》是戏剧思想理论著作，博士点教材；《戏剧审美心理学》是中国首部戏剧美学著作。

1985年，余秋雨在从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并以39岁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1986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1986年开始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散文，之后更加辞去正厅级的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以考察研究国内外各大文明和文化地。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七部散文集。在中国大陆公布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2]。这些散文集，先后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联合报》读书人周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书店最有影响力书奖、《中国时报》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同时也使余秋雨成为中国当代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家之一。

2002年[3][4][5][6][7]、2006年[8][9]、2008年[10][11]、2010年，余秋雨在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担任综合素质考核环节的评委，2004年未参加[12]，2010年团体决赛取消素质考核环节，个人单项决赛阶段恢复[13]；由于受众不局限于声乐领域的综合素质考核环节更容易形成话题，余秋雨的出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歌赛的收视率[8][9][14][15][16]，余秋雨自己也在担任青歌赛评委期间招致了不少批评[17][18]。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2005年，成为参加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2005年世界文明论坛”的唯一中国学者[19]。2005年2月，应天下文化邀请巡回台湾各大城市演讲，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2005年12月，天下文化将他在台湾的演讲、对谈和受访内容集结成书《倾听秋雨：余秋雨今年在台湾》。后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为题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

据报道，2006年余秋雨版税收入至少1,400万人民币，为中国作家之首[20]。

2010年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至2016年。

个人生活

余秋雨的前妻叫李红，1979年结婚，1992年离异，女儿由李红抚养。现任妻子叫马兰，比余秋雨小16岁，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曾获得美国纽约颁发的第二十七届“亚洲最杰出艺人奖”。[21]

争议与批评

著名评论家楼肇明认为，“余秋雨是中国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大师。”随余在公众面前的大量曝光，面对的责备也随之排山倒海而来。关于这方面可依“文革馀孽”与“历史常识错误”两方面探讨。

捐款行为

2009年6月，由于媒体大众以及名人的揭露，都江堰教育局首度开腔回应余秋雨捐款事件：他捐的是书不是钱。据称，余秋雨给三所小学每校一万册图书，实际价值超过20万元。因校舍尚在修建中，据透露，余秋雨援捐的3万册图书将在9月1日开学前运至都江堰。[22]余秋雨的行为受到多人怀疑。

文革历史

余秋雨的父亲余学文曾在文革时遭关押迫害达十年之久，叔叔余志士割脉自杀于安徽蚌埠。但有人认为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曾是张春桥、姚文元麾下的“石一歌”写作组的健笔，然而“石一歌”小组的几百次会议余秋雨一次都没有参加[23]，而且其中相当长的时间余秋雨不在上海。1999年4月27日，《文艺报》发表余开伟文章《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揭起余秋雨的文革内幕。1999年第10期《四川文学》发表张育仁文章《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文中指称余秋雨曾经是“红卫兵”。余秋雨之后曾在《借我一生》一书中，详细回忆自己家庭当时被造反派打倒，全家老少八口人靠每月二十六元的救济求生的经历。

余杰相关

1999年底北大青年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24]一文，文中质问余秋雨“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假如我们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失去了对苦难的记忆、对罪恶的记忆、对责任的记忆，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幸福和祥和的生活便永远没有保障。”斥之为“文革馀孽”（后余杰在《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一文中表示使用“文革余孽”并不恰当，并在此文中向余秋雨就这一称呼表示歉意）。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答辩，这也是余秋雨唯一一次发表文章指名回应任何批评意见。[25]之后两人曾在成都会面。不久余杰又发表长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26]，认为余秋雨在对许多具体事实的陈述中，“有大量避重就轻、自相矛盾甚至颠倒黑白的地方”，“有必要作出我个人的追问、质疑和反驳”。余秋雨对此没有再正面做出回应。但是有意见认为余杰凭借道听途说和孙光萱一个人的“家藏材料”，就说成是“清查资料”作为证据[27]；也有人认为余杰应该感到庆幸余秋雨没有深究他的法律责任[28]；还有人为余杰作为本身就有创作能力的作者，与孙光萱、金文明等完全靠批评余秋雨而出名之辈联合而感到惋惜[29]。

古远清相关

2001年3月21日《文艺报》发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的文章：“余秋雨现在不能也不会‘忏悔’。要等大环境不再视‘文革’为一些人的政治包袱的时候，到了看客们的心态均趋于平和理性的时候；或干脆等余秋雨淡出文坛，或到了像周一良那样步入老年，已看破红尘之日。”2001年古远清又在第2期《文学自由谈》和2001年第2期《学术界》上发表《弄巧反拙欲盖弥彰》、《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余秋雨与“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样的传记》和《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等五篇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在数年间全国媒体出现批评、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共有一千余篇，其中单数量来说以古远清为首，余开伟第二。2002年6月，余秋雨起诉古远清侵犯名誉，索赔16万元人民币。2003年8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余秋雨文革片断》长文，据称披露了余秋雨鲜为人知的文革经历。同年11月3日的《新周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帮余秋雨回忆“文革”》专栏。在这些文章中，古远清一再表示，“我自己也在文革中写过大批判文章，但我能够承认这一点。很多知识份子都在文革中有过错，他们都在反思，可余秋雨为什么要掩饰呢？”

作为回应，余秋雨的诉讼代理人上海恒信律师事务所鲍培伦律师在媒体上公布了上海一中院一年多前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全文：“被告古远清分别在2001年第四期《南方文坛》、2000年3月21日《文艺报》、2001年第1期《鲁迅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和2001年第2期《学术界》上发表其撰写的《弄巧反拙欲盖弥彰》、《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余秋雨与“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样的传记？》、《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原告余秋雨涉及《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有关内容与事实不符，特向余秋雨表示歉意；

原告余秋雨自愿放弃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的诉讼要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古远清负担；

双方无其他争议。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法律效力。

这一调解书的文号为(2002)沪-中民-(民)初字第388号。审判长为许伟基，审判员为华双根，代理审判员为黄蓓，书记员为王茜。”[30]

有实际文革审查经历的人士的意见

中共中组部退休干部王尚贤，曾长期负责干部考察工作，主要任务是考察八十年代提拔的干部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王尚贤关于这一事件发表文章，认为余秋雨参与的教材编写创作工作是在周恩来指示下，主要在周恩来、邓小平执政期间进行的，与文革前期“造反”“武斗”“夺权”和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有本质性的区别。王尚贤认为这个阶段的文化重建工作是极其艰难的，也是最最不应该批判的，却恰恰是古远清等比余秋雨还年长的几个人的批判重点，因为现在的很多年青人并不了解文革十年内的变化和政治风潮。王尚贤最后感叹：“首先是惊叹余秋雨先生当时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清白的政治操守，接下来是惊讶批判者们怎么敢于在朗朗乾坤之下彻底颠倒了是非！”[31]

文史错误

所谓“文史错误”，则直指余秋雨的学术素养和水平，之后更发展为所谓的“余秋雨剽窃事件”。2003年，该风潮的核心人物为《咬文嚼字》月刊的资深编委金文明。金文明所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月暗吴天秋雨冷》前身）一书举出大量资料，指称余秋雨散文中有一百三十多处文史差错。2003年10月19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恐非正解》，分析了金文明提出的所谓的“文史差错”，并批评金文明这种对作家的“无端攻击”。[32]

2004年，金文明再度发文，指称经过他“逐字逐句”的校对，发现余秋雨在早年戏剧理论作品《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剽窃章培恒教授的著作《洪升年谱》中关于清代戏剧家洪升的介绍，直接质疑余秋雨的学术道德和人格。但是事情真相逐渐被中国的媒体和记者揭露，原来1985年出版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明确写出被质疑的300余字概引用自章培恒的《洪升年谱》，而且这300多字所用的字体不同于书内主体文章以示区别。在记者采访金文明，问他为何不提及原书明确的出处引说时，自称曾经“逐字逐句”校对过两本著作的金文明回答他是“想当然”。2005年8月，七十多岁的章培恒教授在病榻上写下《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一文，分析认为金文明根本就不是“想当然”，而是捏造事实诬蔑陷害余秋雨[33]。

余秋雨对于批评的应对

与他的一些批判者不同，余秋雨本人很少就他被公开批评的任何事宜在任何途径表示过反驳。截至2007年6月底，余秋雨仍然继续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大媒体中频频出现，而各界主要批评的声音已经平息了近两年。

“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事件

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在个人博客中发表日志《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认为，汶川地震后一些家长在子女所在学校倒塌、子女被埋丧生后要求通过诉讼来惩处相关学校领导和承包商的举动被“反华媒体”利用，这些媒体有四点“污蔑性的说法”——“是天灾，更是人祸；官方宣布法院不受理这事；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全体中国人为罹难者默哀三分钟，并声称一位佛学大师告诉他，这些孩子“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他个人也认为“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想不出有什么机构会包庇相关责任人，但追究需要一个过程；“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因而“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防疫和堰塞湖抢险，家长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被“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利用。[34]

“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事件

2008年，上海市教委为余秋雨在上海戏剧学院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关于“大师”的称谓，余秋雨在在工作室授牌仪式上表示：“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35]余秋雨之后将该讲话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此番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36]

作品

散文集（按首版时间先后顺序）

余秋雨. 文化苦旅. 台北市: 尔雅出版社. 1992年11月20日. ISBN 978-957-639-083-8.

《山居笔记》 1995年

《霜冷长河》 1999年

《千年一叹》 2000年

《行者无疆》 2001年

《借我一生》 2004年

余秋雨. 新文化苦旅：余秋雨文化散文全集. 台北市: 尔雅出版社. 2008年7月. ISBN 978-957-639-468-3.

《泥步修行》 2017年

《门孔》 2018年

小说

《冰河》 2014年

《空岛》 2015年

戏剧专业著作（按首版时间先后顺序）

《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主要选材是东西方十多个国家的戏剧历史，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述世界各国自古代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理论著作。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艺术创造工程》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主要是作者的课堂讲稿。

秋雨合集（20卷）

《中国文脉》、《山河之书》、《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何谓文化》、《北大授课》、《君子之道》、《极端之美》、《吾家小史》、《冰河》、《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重大碑书》、《遗迹题额》、《庄子译写》、《屈原译写》、《苏轼译写》、《心经译写》。

该合集由余秋雨在已出版的著作的基础上增删改写而成，包括了余秋雨的绝大部分文章，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一套文集。

其他编选文集（包括他人编选）

《余秋雨台湾演讲》1998年。

《藏着的中国》余秋雨主编 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根据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源自100个博物馆的往事》解说词整理，主要选取介绍了中国100家博物馆，有大量彩图。

《笛声何处》[1]（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4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85页，责任编辑施曙华。主要选取戏剧专业著作和相关演讲，介绍昆剧。

《倾听秋雨：余秋雨今年在台湾》2005年，天下文化出版，286页。记录余秋雨2005年2月台湾演讲情况，摘选讲稿及各界评论。

评价

正面评价

现代诗人公刘：“余氏带着属于自己却又想着众生的脑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出的来，回得去，进得去，出得来。体会这一点，即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37]

知名作家田崇雪：“我完全被他的大手笔大气势所折服，被余氏散文所体现的中华当代散文大灵魂、大气派、大内蕴、大境界所折服了。”[37]

著名作家王安忆：“我想《文化苦旅》至少是有一种勇敢，它的勇敢在于，它不避嫌疑地让散文这种日见轻俏的文体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心灵情节。”[37]

负面评价

著名文学家、作家李敖评价余秋雨说：“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38]

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评价：“那时余秋雨表现还是好的，很有才气，文章写得很漂亮，所以他在写作组的时候，我很喜欢也很重用他”，“他刚得病时，我还去他家探望过。我待他不薄，写作组的许多同事待他也都不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作品中不说真话呢？”[39]

参考

《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第十九章第一节

《吾师余秋雨》，哈马忻都

参考资料

余秋雨新版《文化苦旅》（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亚太日报，2014年3月18日

风雨天一阁.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7年2月1日 [2007年6月19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9月19日）.

青年歌手大赛--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必由之路. 千龙新闻网. 2002-05-09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26）. 与上届相比，指挥家滕矢初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而德高望重的词作家阎肃升任场外评说，空下来的位子则由余秋雨接任

不知道香港哪年回归歌手为何频频露怯？. 生活时报. 2002-05-13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担纲综合素质的两位评委尤为引人注目：余秋雨，著名的文化史学家；滕矢初，著名的指挥家

歌手很省钱评委爱“抱怨”--歌手大赛面面观. 每日新报. 2002-05-13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余秋雨在点评时说：“作为歌手，缺乏一点地理知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错得如此彻底，实在令人惊讶！”幽默的一番话引来第二现场观众的一阵掌声

新作少、素质做法宝、考题太广--歌手大赛三点存疑. 北京晨报. 2002-05-17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评委余秋雨认为，歌手们回答不上来考题，并不是题难题偏，而是歌手平时的积累太少

青歌大赛偃旗息鼓观众最喜爱的歌手评选在即.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2-08-05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余秋雨老师更是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东方时空：专访余秋雨. 东方时空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6-05-22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有大量的对歌曲兴趣不是非常大或者不是很内行的人，但是在文化的问题上他当然是一员他需要参与，那么他就有很多人就据我了解就是一边在做饭，听到文化知识考试，锅铲一放就来看了

央视青歌赛暂收兵话题不断素质考内幕出台. 新闻晚报. 2006-05-22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收视率调查显示，“青歌赛”收视曲线的顶峰，就出现在余秋雨等对歌手综合素质的对话和点评上

今年“青歌赛”文化考官还是余秋雨. 华西都市报. 2008-03-06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其实评委已经基本敲定具体人选，本届青歌赛的综合素质评委仍是余秋雨

青歌赛余秋雨口误惹炮轰. 新快报. 2008-03-24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三道难题”困扰央视歌赛. 南京日报. 2004-07-12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职业组比赛照例请来两位点评评委，他们是李准、赵易山……有观众强烈要求余秋雨和滕矢初来点评，认为余和滕有魅力，语言及表情幽默，他们两人可以说是电视歌手大赛的标志

青歌赛请回董卿余秋雨素质考核避免选手"丢脸". 长江日报. 2010-06-03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评论：歌手的素质是什么素质？.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2-08-09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电视歌手大赛，歌手们竞技的是歌喉才艺，而观众们都对他们的综合素质考核更感兴趣

余秋雨9日重返“青歌赛” 央视再三邀请盛情难却. 北京晚报. 2010-06-07 [2023-01-28]. 尽管余秋雨担任评委时总会遭遇“挑刺”，没有了余秋雨的“青歌赛”团体赛，因为缺乏话题，其收视率大不如往届

余秋雨强势回归青歌赛引关注. 武汉晚报. 2010-06-10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余秋雨强势回归，让网上关于青歌赛的讨论也热闹起来，有人欢欣鼓舞：“就是为听余老师的点评才看青歌赛啊，不然我才不会坐在那好几个小时呢。”

余秋雨做评委读错字十万条短信来挑刺. 青年报. 2006-05-08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余秋雨你到底惹了谁. 华商报. 2008-03-28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1-28）. 他从做青歌赛评委以来，就常被诟病，可央视每次必用，他也每次必去。有关注就有收视率，哪怕是谩骂不断，这是大多数人对央视邀请余秋雨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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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余秋雨在其回忆文革的作品中为何不说真话呢？因为余秋雨也算文革余孽，具有很多难言之隐。李泽厚比他更甚，不仅涉足文革，而且涉足反右，甚至“反右派运动”之前就有很多的血迹斑斑的“红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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