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共妻的李泽厚

《李泽厚谈建国初知识分子为何接受思想改造》（2014年01月08日 观察者网）报道：

本文选自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006年)一书问答。

问：你还在写作吗？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答：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写不成了。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力不从心，没法做了。

问：你还想写些什么呢？

答：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和康有为好像有缘，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952年写成，1955年2月发表于《文史哲》，整整五十年了。最近翻了一下，发现基本论点——从判定《大同书》初稿年代到论断该书内容，虽曾遭人批评，至今仍然站得住，并与后来发现的资料吻合，说明我比那些批评者们正确，这使我很愉快。其实，后来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大都如此，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反正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问：别发牢骚。只说说你打算如何写这本书吧，内容是什么？

答：上面已讲，不会写了。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实用人类学、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遗憾的是，我现在最多只能聊聊天，无法写笔记或论文了。

问：好，就聊聊天。我想听听你们这一代，大半辈子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统治下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看法和意见。但你原来的题目也太大，这如何谈？

答：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87年发表)，原来想可以“再谈”以下，但现在看来，基本上只是重复，因为我的看法并无改变。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可能被接受，后来又如何变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哪些仍正确哪些有问题？第三，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将会怎样？每一部分都需要写一本或几本大书。我怎么有此可能？只好望洋兴叹了。

问：那我们非常简单地就这三方面谈谈，好吗？

答：只能简单谈谈，但“简单”，就会出差错。而且因为没有充分论证，也就缺乏说服力。

问：那就勉为其难吧。

答：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不是学术论著，甚至不是学术对话，而只是随意的通俗聊天。它有干脆、直接的好处，但一定粗糙和疏漏。

问：且不管它，开始吧。首先马克思主义到底为什么会为中国人接受？

答：这问题我已说过好几次。在《试谈》一文中更着重讲了。因此下面只是重复：第一，有客观的即当时社会现实的原因。康有为《大同书》第一章是“入世界，观众苦”，他列举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类型的“苦”，其中特别是广大民众和妇女的严重苦难、压迫、贫困和无知。康有为描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悲惨世界。这个悲惨世界百年来没有找到出路，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政治革命)、五四运动(思想革命)统统失败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非常焦虑。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出资本主义的丑恶，和俄国革命造成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希望，陈独秀由提倡思想文化革命作为“最后的觉悟”，一下子便转向了社会革命。这就是毛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主义被中国人首先是极少数知识分子所热情接受、忠诚信仰并决心为之奋斗了。可见，首先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各种主义的比较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先选择的无政府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走俄国人的路”，认为马列切合当时中国社会变革，而且可以立即实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主义而进入中国的，并不直接与马克思有关。从而马克思的许多基本著作、思想并未被中国人所仔细研读、了解和思考。而列宁主义则不但提供了为何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实践主体，即共产党的组织。这两点通过农民为实体的中国长期武装革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长期军事斗争的革命实践(战争)改造了列宁主义本身，更完全变更了马克思，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问：现实原因是第一因素。那么，其次呢？

答：其次，就是传统思想的因素，这我在《试谈》文中也讲过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或前后进入中国的有许多现代思想，如尼采、柏格森、杜威、罗素、易卜生、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等。为什么选来选去，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抗战前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么多的人最后选择了马列？而且，为何1949年后中国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流的教授、作家，如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垣、雷海宗、顾颉刚、朱光潜、宗白华、老舍、曹禺、傅雷，甚至沈从文、萧乾等等，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反对马列反对共产党的，但都先后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思想立场和学术主张，这就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原因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养尊处优，对社会苦难有的相当隔膜。他们也不像青年知识分子那么热情澎湃地要改造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何对他们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你讲的这许多人，大都有西方学历，饱读中西典籍，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的“心悦诚服”吗？

答：以前海外、港、台一直认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如此，是假装接受而已。1949年后确有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有形特别是无形的压力。但他们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却绝大多数是真心诚意的。这不但因为在实践上，共产党的革命成功地把百年统治、欺侮中国的外国势力赶走，使绝大多数怀有浓厚民族情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扬眉吐气，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理论上，也真心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有道理。马克思理论本身使他们感到比他们以前所学的和自己的思想要深刻、要高明。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金岳霖是著名的逻辑学家，在英国写过政治学的博士论文。但在1960年《哲学研究》上却发表了一篇《论所以》的数万字长文，详尽地论证形式逻辑有阶级性，“管内容”。这是个纯学术问题，并没人要他这么写，是他自己认为“想通了”而主动写的，而且作了细密的学术论证。当时我们读后都傻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他的学生周礼全也反对，连毛泽东也不赞同。但金认为这就是他所接受的马列真理：人间的一切事物包括形式逻辑都有阶级性。人家批评他，他还不接受。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因为许多其他人，包括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顾颉刚、陈垣等……，等等，也都这样。朱光潜“文革”以后极为认真仔细解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冯友兰198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致辞时，坚持要提毛泽东思想，尽管他的共产党女儿也不赞成。贺麟、张岱年、容肇祖等人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都以八十高龄极力要求并被批准加入共产党。顾颉刚私人读书札记中到处提到阶级，“揭露”段玉裁是贪官，他赚足了钱才回乡作学问。陈垣在私人信件中说，“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悟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并一再劝友人“当法韶山”。包括宗白华这样非常洒脱的人，也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别人的美学是“主观唯心论”，如此等等。这种事情太多，真不胜枚举。尽管他们当时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远非原貌，但他们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真心信服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忠诚老实的。他们当时的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为何如此？正是这一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特别今天年轻人已愈来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会想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没骨气，一被压迫，便彻底投降了。

问：但不也有不接受的如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么？


答：的确有个别例外，其中陈寅恪最为突出。人们说他目盲可能是重要原因。他没能亲眼目睹1949年革命胜利和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扫荡千百年积存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下层百姓彻底翻身，广大民众欢欣鼓舞的景象。共产党刚进城时，不仅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根本不同于以前任何部队，而且的确平等待人，清除旧习，上下同心，令行禁止，与现在完全不同。所以目空一切的熊十力也上书毛泽东，赞扬辩证唯物论，认为符合周礼。自视甚高的梁漱溟，挨毛批判后仍然写收藏在家没人会看的歌颂大跃进的文稿(现已编入《全集》)，即使在毛的形象已经动摇的八十年代，梁也仍然强调毛是“伟大人物”。所有这些，都并没人强迫他们这么做，他们也决不是为了任何个人利益而如此做。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和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不是将毛或中共丑化一番便能解释的。

问：这说明什么问题？

答：这说明他们之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现实因素，即上述共产党在战时和胜利初期的表现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因为这些人都能思想，都有思想，他们之接受马列，必需首先能打通他们的思想。所以我以为，正因为马列的一些思想学说与他们浸染其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可能讲通、协调的地方，在一定情境和条件下(即解放初年的社会环境，没有这外在条件也是不可能的)便突显出来，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接受了马列，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是中华民国遗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俘虏，经过洗脑，成为共产共妻的奴隶了。

《李泽厚说金庸小气，就活该被吐槽吗？》（特约记者 李勤余）报道：

李泽厚，一个被公众遗忘已久的名字，最近又成了热门搜索词。此事要从这位学术大家为金庸先生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说起。在那篇文章里，李泽厚谈到自己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路过香港，受邀去金庸家中做客。席间，金庸欲赠其六千美元。未料，李泽厚大为不满，认为这无异于一种侮辱，于是断然拒绝。

时隔二十多年，重提旧事，换来的是全网汹涌而来的吐槽和口水。恐怕，李泽厚自己也没有想到，事情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对此事，我们又该怎么看？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害了李泽厚

在悼念文章里，公然批评他人，是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忌。何况，诚如李泽厚本人所言，金庸赠款，本是出于好意。若感不妥，婉言拒绝后也不应念念不忘。在指责金庸“小气”的同时，李泽厚也暴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小气”。就此而言，受到广大网友的吐槽，倒也不冤。

不过，李泽厚对金庸的“不满”情绪，真有那么大？回头再看，这篇发表于《明报月刊》的文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金庸文学成就的肯定。二是李泽厚本人阅读金庸作品的感受。三是惹来口水的两人交往故事。如果仔细阅读此文，不难发现，尽管李泽厚没有使用多少溢美之词，但要说他对金庸有什么“深仇大恨”，那完全也是子虚乌有的。

何况，这篇文章最终定题为《重视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由谁奠定？金庸自然是功不可没的。因此，文章的主题还是对金庸的赞誉，只是，李泽厚先生不按常理出牌，或者说，这种克制的文风不符合公众对于悼文的想象。李泽厚虽然年事已高，江湖地位仍在，要说此文题目的确定没有经过其手，可能性也不大。因此，这场风波，更像是一种被扭曲的传播效果。

问题在于，两大名人“神仙打架”，而且是悼文中不给对方面子，这实在是一个太有新闻价值的八卦了。因此，有人将这段故事挑选出来，代替了文章的主体，再配上一个夺人眼球的标题，何愁没有读者？流量为王的所谓“新媒体”传播原则指引之下，这种夸张甚至于耸人听闻的新闻制作案例层出不穷。公众看似对“标题党”“震惊体”深恶痛绝，但事实证明，类似创作模式至今仍拥有庞大市场。

当然，李泽厚老先生肯定想不到，如今的互联网新闻还能这么生产。向其约稿的《明报月刊》，恐怕也是哭笑不得吧。

学会换位思考，就不会对李泽厚太过苛责

话说回来，若了解李泽厚其人其事，也就不会对他写出如此出格的悼文感到太过惊奇。先说两个小故事。

李泽厚的学生赵士林出了一本书，请自己的老师写序。没想到，李泽厚在序中写道：“他写完后告诉我，我当然没办法了，总不能叫他去烧掉。”他还说，“但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也不会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真是不给自己的爱徒一点面子。看来，要让李泽厚说点场面话，还真不容易。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李泽厚，就是一个“真性情”的老头。尽管，这种做派注定会引来争议。

在2010年《南方人物周刊》对李泽厚的专访中，他主张重视家庭，但话锋一转，又谈道：“不是说人这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有性关系。我觉得可以开放些，男女都一样，可以有妻子和丈夫，也可以有情人。”这种情感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水火不容的。李泽厚对此毫无掩饰，一吐为快。和在悼文里说金庸的“坏话”一样，如此行为未必能被所有人接受，但称得上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由此可知，李泽厚率性而为，一向如此。要说他在悼文里有针对金庸之意，未免冤枉。换位思考一下就不难理解，一个脾气有点“古怪”，当时又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为何会对送上门来的6000美元表示不屑。

李泽厚当然也有傲娇的资本。《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思想》……改革开放后，上述著作在年轻人中受追捧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粉丝对小鲜肉的痴迷。说他是一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的偶像，并不为过。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对李泽厚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太习惯。因为大家还是更乐于看到如下场面：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仍然需在公众面前保持谦逊，最好再适时来一点自我贬低。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交口称赞。毕竟，在中国，任何“膨胀”都是不受欢迎的。李泽厚，当然也不例外。

分量本应相当的李泽厚与金庸，如今差距为何这么大？

在李泽厚与金庸之间站队，实在是一件很无聊的事。评判一个人，尤其是一位大家，要看的是主要成就，而不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李泽厚批评金庸“小气”或“抠门”，显然有信口开河之嫌。但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对李泽厚进行道德审判，也大可不必。平心而论，在各自身处的领域中，两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值得玩味的是，为何此事一出，支持金庸者众而力挺李泽厚者寡？这恐怕和两人如今的知名度不同息息相关。如果说李泽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风云人物，现在金庸的名望却足以秒杀他。

这不是因为李泽厚的作品“过时”了，而是那个公众与学术亲密接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改革开放给国人生活带来的一大变化就是，公众开始渴望获取知识、读懂世界了。在那时，《走向未来》丛书、“当代西方学术文库”等学术著作竟能成为畅销书，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李泽厚，也用他的著作让国人开了眼界、涨了见识。可现在，他似乎已经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有不少作者在为李泽厚鸣不平时，都提到一点，那就是想当年，李泽厚可比金庸有名多啦！更有人借此嘲笑如今年轻人的狂妄无知。其实，这样的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倒不如说，李泽厚的“衰落”与金庸的“崛起”充分证明，经济越繁荣，社会越稳定，大众文化也越是战无不胜。很难判定，这一现象到底是好是坏，但金庸如果在今天出道，恐怕也敌不过铺天盖地的玄幻、修仙、穿越小说。原因很简单，后者比他的作品更通俗易懂。

说起来，又有多少金庸迷愿意关注金庸的另一个身份——报人呢？几十年来，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的社论一直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但相比之下，金庸在《明报》上连载的《射雕侠侣》显然要受欢迎得多。这也难怪，正经讲道理的社论想和精彩刺激的武侠小说争夺读者，岂不是自不量力？

在互联网世界中，李泽厚“败”给了金庸，而且是惨败。或许，李泽厚老先生本人对此是不以为意的，甚至有可能毫不关心。但时代的变迁，已蕴含在了这次隔空的“交锋”里。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特约记者显然不懂，李泽厚是个共产共妻的信徒，他觉得港人金庸应该和他共产、平分家私给他才不算小气。其实人家金庸是知道了李泽厚为十万美元就出卖了自己，才送他六千美元给予警告，因为金庸毕竟是个生意人，知道卖断版权不是个好主意。

《李泽厚认为金庸把自己当乞丐，是不知好歹，还是耿直得可爱》（2018-12-21 评论）报道：

李泽厚不识好歹、还是金庸轻视国士的争论——

从昨天起，一篇李泽厚写给金庸的悼文被网友晒出来，令人们吵得不可开交。

在对金庸的作品简要评价后，他详细写了这样一件事。90年代初他单枪匹马到美国闯荡，生活不太稳定。路过香港时被金庸先生请到家里，并赠予6000美金。但李泽厚认为虽然金庸是好意，可6000美金像是打发乞丐，便拒绝了。

网友们格外惊讶，毕竟对于普通人而言6000美金并不少，何况那还是80年代过去不久。他们认为从人情角度来看，金庸先生好意邀请，再嫌少也应感激。而且在人家的悼文里特意写出来，也太不厚道了。

这引发了一群人的揣测：李泽厚为何如此不会做人？一时间种种剖析和负面言论铺天盖地。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金庸先生不够真诚，毕竟他当时身价已达6亿港币，而且向来有吝啬、努力维护名声的传言。人们甚至上纲上线，认为金庸先生作为通俗小说家，贡献度不如李泽厚，此举是在用钱侮辱李泽厚的文化地位。

争论至此实在有点儿无聊。首先仔细读这篇悼文，虽然李泽厚把6000美金的事儿讲得详细，但并不是没有赞誉和理解。比如在开头提到：有华人处即有金庸迷，世所罕有，人生如此，应该十分完满了，所以我无话可说。只是过于坦诚令一部分人不适罢了

而尽管拒绝了金庸的钱，他也反复强调知道对方是善意，知道对方很客气，还把自己送到了大门外。

结合李泽厚当时的处境来看，之所以认为被轻视，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影响力正在消退，处境也较为敏感。所以同为文人更不愿被轻视，何况对方还身价很高。

但即使金庸小气或李泽厚不厚道，也至多是笑一笑就过去的事儿。实在没必要上纲上线，还上升到李泽厚的学术价值上。况且李泽厚先生又不是商品，他去找金庸先生也不涉及要与人家做价值交换，所以给多还是给少仅仅是二人在人情世故上的标准不同，跟二人背后的贡献大小有什么关系？

网友们之所以厌恶，不过是用自己为人处世的标准来衡量二人罢了，要么就是把文化名家当神来看，在人设当道、玻璃心泛滥的年代已不懂得如何接受他人的真实人格了。这实在是无聊。

当然，李泽厚不在乎这些。他早就写过“笑骂由人，自知在我”，除非是学术基础上的评价，其他的并不在乎。

不过就这件事儿而言，倒是某位博主说出了真相，如果没有这番言论，今天的年轻网民根本不知道李泽厚。

我和我的同辈人们虽然没有经历被李泽厚启蒙的时代，但在翻看了他的事迹后都非常喜欢。他的耿直虽然有点伤人，但结合更多侧面来看，反而能证明他为何能饱有独特的人格力量，为何曾影响了一代人。

具有生命热情的耿直老顽童

多少老前辈生怕面对时代轮换不愿意退场，牢牢把握话语权，更不愿与后辈子平等交流。但李先生不是这样的，他反而能和年轻人玩儿到一块儿去，并始终保持着一股新鲜的生命热情。

据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描述，李先生的书架上有个相框，里面贴了各种美人照片，比如蒋雯丽、章子怡，都是上世纪末起红极一时的影星。但他的喜好也随时代而变化。

2005年超女轰动一时，70多岁的李先生也看了，还喜欢风格较为另类的周笔畅。这令我多少有点惊讶。

据先生的学生描述，他是个很好玩儿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甚至在70多岁的时候提出和学生一起去蹦极，但被劝阻了。

谈及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最大收益，他的学生赵汀阳说“自由”。

李泽厚本教授美学，但赵汀阳的兴趣更多在哲学，和老师商量时，没想到对方说：那更好了，哲学就哲学。他向来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凭兴趣学习，当然，做研究时课题要小，从点到面。

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他一直欢迎学生同自己讨论，会欣赏有后辈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价。他不害怕被反驳，不过会很耐心地说服对方。

赵汀阳回忆：“入学第一天，他给我们讲话说：做学问其实不用上学，既然你们一定要来上学，可以理解，来了也就来了。不过我告诉你们，一定要独立思考，反对我也可以。李老师既是老师，也是朋友，我这样觉得。我和李老师在感兴趣的论题和观点上有很大差别，完全不能互相同意的地方也很多，但在一起交换看法一直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而认识他的许多人也都反复谈到，他喜欢年轻人身上的激情和自由感。

此般年轻、热情的生命力量从他的文辞中也可以看出来。

1980年，50岁的李泽厚在为宗白华《美学散步》所作的序中，大肆称赞对方的诗人气质和生命活力(那时的宗白华已经82岁)。单读这段序也很难想象作序者是个50岁的文人，反而像个喜悦溢于言表的少年。

他对比了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的不同：朱光潜是推理的，宗白华是抒情的；朱光潜是学者的，宗白华是诗人的。他认为，像宗白华这样抒情、带有艺术气息的美学文集，是在当下快节奏、工业化的社会里极为有力的存在，它可以启发人们的生命热情，撼动人们对美的感知。

“宗先生本就是二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出过诗集。二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如同它的新鲜形式一样，我总觉得，它的内容也带着少年时代的生意盎然和空灵、美丽，带着那种对前途充满了新鲜话力的憧憬、期待的心情意绪，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一批批青年从封建母胎里解放或要求解放出来。面对着一个日益工业化的新世界，在一面承袭着古国文化，一面接受着西来思想的敏感的年轻心灵中，发出了对生活、对人生、对自然、对广大世界和无垠宇宙的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错愕、感叹、赞美、依恋和悲伤……而我感到，这样一种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从早年到暮岁，宗先生独特地一直保持了下来，并构成了宗先生这些美学篇章中的鲜明特色。”

而在平等热情的另一面，便是他的不通人情和耿直了。

之前，他给学生赵士林的作品写的序在网上走红，正因过于耿直，甚至有些伤人。

他说并不知道赵士林在博士论文期搞这些研究，不然绝对不会允许。同时由于拒绝阅读此书，所以不会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但介于学生在研究期间加班开夜车，花了很大功夫，仍然认为读者们应该可以一读。

他的不通人情可能是才气使然，也可能是长期独处导致的性格缺憾。当然也是过分真诚的表现。正如他不喜欢被别人客套地夸赞一样，耿直地批评他人，也愿意接受有理有据的批评，耿直地赞美他人，也愿意接受他人真诚的赞美，这或许正是他能够始终保持自由和开放的原因吧。

这似乎也证明了为何他到了七八十岁，也仍然能保持强烈的生命热情。毕竟唯有不在乎一些东西，才会更在乎另一些东西。唯有对某些东西冷淡、拒绝，才能对另一些东西保留激情。

特立独行的力量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时代

尽管李泽厚早在50年代已因一场美学讨论而小有名气，但真正令他被时代铭刻的还是80年代。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李泽厚的特立独行遇到了能为他产生共鸣的时代，也因此震撼了一代年轻人。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痛不知如何清算，新生活不知从何开启，年轻人们困苦迷茫。再加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劳动，又被吃穿行等规训压抑了人格，即使解脱了，也不知如何说话，如何思考。

此时李泽厚出现了。他自由、潇洒、勇敢，也具有思想高度，像个精神领袖。

在思想家长久缺席后，他于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达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学者徐友渔谈到：当年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关于哲学的讨论会，李泽厚一句“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简直石破天惊。

而《美的历程》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美学启蒙。许多人感叹从没见过这样写美学的人，他用横贯古今的知识、独特的文字美感和思想气势在死气沉沉的天空上划开了一道光，让年轻人重新触摸到了属于人本身的力量。

李泽厚在答记者问中谈到了《美的历程》的走红，他看得透彻：“美学为什么能热？那时候为什么一个工厂女工也要买美学书？因为美学热符合了社会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苏醒过来。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住了。文革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对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那个时代过去了，美学热就消失了。那种热本来是不正常的。那时书店里别的书很少，美学都卖得很火。”

易中天在《盘点李泽厚：绝非赶时髦》中谈到，当时，李泽厚只要写了新文章，朋友们之间就奔走相告。尽管像钱钟书等人也拥有相当的学识和见解，但唯有李泽厚有这样的力量，正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他的胆和识。

李泽厚还写过一篇名为《走我自己的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

这都是在那个做自己是大忌的时代过去后，令人感到震撼的东西。

易中天评价：“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因而在文化热、美学热的劲头过去后的90年代，仍有大批人阅读他，从他身上寻找关于做人的、生活的、学问智慧的答案。

所以即使他的人情观难以被接受，毕竟我们又不和他做朋友。反倒是在这个“敢说话即真性情”的网络时代，可透过他的整体形象来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性情，什么叫独特，什么是人格力量。

谢选骏指出：上文显然不知，1980年代的工厂女工之所以要读《美的历程》，是以为那是一本美容书籍。后来这批下岗女工很快就进入美容行业，甚至沦为三陪，变成黄赌毒的受害人群了！

《80岁李泽厚趣谈妻子与情人》（《南方人物周刊》2014-06-23）报道：

我一直主张有家庭，家庭的感情不是其他感情能代替的。但不是说人这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有性关系。我觉得可以开放些，男女都一样，可以有妻子和丈夫，也可以有情人。发现对方有情人就分手，我认为是很愚蠢的。

今天是美学大师李泽厚八十大寿。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曾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而今，他还在言说什么、传递什么？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从小康到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那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唯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的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

人老心未老：70岁提议去蹦极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这些学生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了。”

“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妻子（丈夫）和情人都不能少

记者：以思想界的标准，您可以说是少年得志，20多岁时，就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成为一派代表。到80年代时，很多人认为您是影响思想界第一人，不管他们支持您还是反对您。

李泽厚：其实在80年代我并没感觉到自己多有影响，后来知道了，就有点后悔，我应该多去大学里走走。(笑)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没有感觉我是第一。我的书骂的人也非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骂我，搞民运的也骂我。我说，让时间来检验吧。

记者：90年代初，去美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

李泽厚：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现在也不后悔。

记者：因为您的关系，您的家人也要去美国。怎么看个人对家庭的责任？

李泽厚：我一直主张有家庭，家庭的感情不是其他感情能代替的。但不是说人这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有性关系。我觉得可以开放些，男女都一样，可以有妻子和丈夫，也可以有情人。发现对方有情人就分手，我认为是很愚蠢的。

记者：您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李泽厚：我是这样做的。我还说过老婆必须漂亮，情人不一定。老婆是天天要面对的现实，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她漂亮一点你的气可能就少一点。情人没关系，生气就分开了，在某一点上谈得来就不错了，补老婆的不足。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要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认为。

记者：这些您太太都知道吗？

李泽厚：都知道。

记者：她知道了也没有问题？

李泽厚：有问题我们不就离婚了嘛。我爱人喜欢哪个男人也可以啊，结婚时我就跟她讲过。

记者：您没有想过让孩子继承您的事业？

李泽厚：从来没有，在他出生之前就决定不让他搞文科了：第一，文科比理科难。文科写两篇文章是很容易，但真正要做出成绩来是很难的。

记者：有没有想过抱孙子这个问题？

李泽厚：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我准备将来把脑袋冷冻起来

记者：您打算怎么过80岁生日？

李泽厚：一家三口在家吃顿饭就行了。很多人要给我做生日，我拒绝了。我说40、50、60都可以做，过了70就不做了。

记者：从个人来说，您感觉什么时候比较幸福？

李泽厚：当然有，但不能讲。人在身体和精神都感觉愉快时最幸福。

记者：性爱？

李泽厚：性爱也有差异，做爱不仅仅是那一个时刻，还涉及两个人的关系。各人灵肉的比例——心灵比例有多大，生理比例有多大，恐怕有很大差异。

记者：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李泽厚：我说过我自我感觉不好。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应该说很侥幸了。

记者：据说您12岁就有过精神危机？

李泽厚：当时想，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为什么？

记者：现在您想清楚为什么活着吗？如果写墓志铭，您会怎么总结此生？

李泽厚：有的人为名为利活，有的人为儿女活，有的人为国家民族活。我的意愿跟马克思差不多，为人类活，所以我有本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我不会有墓志铭。但我准备将来把脑袋留下来，冷冻，过300年，或者500年，再拿出来。这件事情我都向老婆孩子交待好了。在美国有很多人已经这么做了，有的人是想复活，我觉得复活是不可能的。【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6月第20期】

谢选骏指出：李泽厚放浪形骸，比竹林七贤还要“开明”，因为他竟然允许他自己的老婆和人乱搞，这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式婚姻”吧。换妻俱乐部或是多P。显然，马克思就是他的样板之一，这种共产共妻的主义没有上帝但却畏惧死亡，所以他想留下自己的脑浆，给人吊丧或是自己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