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中国的世界秩序》（徐伟 译）说：
编者按：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17年10月12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评论。文章评述了三本最近出版的、涉及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著作，它们分别是迈克尔·R·奥斯林的《亚洲世纪的终结：世界最动荡地区的战争、停滞和风险》（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by Michael R. Auslin）、奥利弗·斯图恩克尔的《后西方世界：新兴国家如何重塑全球秩序》（Post- 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by Oliver Stuenkel）、格雷厄姆·埃里森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y Graham Allison）。感谢黎安友教授和《纽约书评》同意本刊发表中文版。原文链接：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7/10/12/chinese-world-order/.
10年前，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出版了《中国幻想》（The Chinese Fantasy）一书，批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用某种他称之为“慰籍性情景”（the Soothing Scenario）预期，来证明其对华外交和经济合作政策的合理性。按照这个情景预期，中国得到全球化的好处会使其接受民主制度，并支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与这个观点相反，孟捷慕预测，中国将继续是一个专制国家，而其成功只会鼓励其他独裁政权抵制变革的压力。[1]
情况表明，孟捷慕的预测是正确的。中国利用全球自由贸易日益增长的潜力，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它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或许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处于这样一种关键地位，即它组装亚洲其他地方生产的零部件。64个国家加入了中国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计划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和欧洲的港口、铁路、公路和机场—— 这条“新丝绸之路”如果获得成功，将会大大扩展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5月中旬，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
但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国家，在势力越来越大的军队支撑下维持统治。在过去的25年，中国的军费预算与其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从1990年的17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520亿美元，增长了900％。这使得中国能够获得航空母舰、尖端导弹、先进潜艇和网络作战能力，从而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在中国称为“近海”的海岸线附近，它极大地扩充了海军力量，甚至进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
中国取得这种新的强国地位的同时，基本上遵守了它2001年加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然而，2016年西方国家的政府发现，它们不得不违背（renege on a commitment）自己在中国加入WTO时作出的承诺，即十五年后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种地位会使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更难以起诉中国的“倾销”（dumping）——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来排挤竞争对手——而承诺给予这种地位，曾经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即中国会变成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
这种期望并没有实现。相反，中国政府继续对经济施加控制，努力扩大中资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份额。北京进行工业间谍活动来获取西方先进的技术，通过合资企业和并购协议迫使西方的技术转移到中国企业，而且一度（虽然不是现在）为了刺激出口而压制人民币汇率。2006年以来，北京使用了WTO未禁止的各种形式的法规，使外资企业难以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竞争，同时给中国企业提供便利——特别是在半导体、尖端制造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等前沿的领域。
中国越来越无孔不入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引起西方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包括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一个出乎意料的反转是，在2017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极力维护全球化的，不是欧洲或美国的领导人，反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寻求加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总统相反，他质疑与日本和韩国联盟的价值，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并且暂时搁置了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自由航行行动”（FONOPS）。在4月的马阿拉哥庄园（Mar-a-Lago）首脑会晤上，特朗普令人难堪地像习近平的学生一样，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问题表示：“听了[习近平]十分钟后，我意识到这不容易。”然后他就抛弃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提高对中国关税和反制中国操纵汇率，而他寄希望于中国会为他解决朝鲜问题，事实证明不过是徒劳的幻想。恰恰相反，平壤在7月4日成功试射了能打到阿拉斯加的远程导弹，朝鲜核威胁随之升级。
令事情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家族已经将自己显著地放在了中国的“开薪”名单上，以特朗普和其女儿伊万卡的品牌商标的形式接受未来利润，并寻求中国投资女婿库什纳的房地产项目。当“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一家纽约的劳工权利组织，曝光生产伊万卡品牌的鞋厂的恶劣条件时，中国当局拘留了该组织的三名实地调查员，这是“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员唯一一次因揭露虐待中国工人而被拘留。[2]
美国政策中的这些混乱信号加快了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在亚洲，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软化了以前菲律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立场，接受了包含大量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一揽子计划；马来西亚领导人纳吉·拉扎克批准了对中国船只的首次购买，来装备其海军；韩国选民选出了一位新总统文在寅，他曾经承诺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越南加强了与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持美日同盟，但如果美国政策继续示弱，日本最终将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对中国在东海的领土要求做出妥协，要么更大幅度地重新武装自己，甚至可能发展核武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雷厄姆·埃里森在他的新书《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所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他定义为一个主导强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可能战争。
然而，最近出版的另外两本书却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讨论这个主题，认为中国并不像许多评论家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具有威胁性。 保守的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宣告亚洲世纪早在其开始前就结束了，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国家，并没有采取对商业友好的经济惯例、朝向民主的政治改革以及合作性的区域机构，而这些才能使他们有效地与西方竞争。更左派的巴西学者奥利弗·斯图恩克尔则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大国的兴起，是一个无法扭转的既成事实，但力量的转移并不会对西方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虽然这两本书都讨论的是整个亚洲，但中国却是他们论述的中心。
奥斯林的分析，是基于一套有争议的观点，曾经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认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政治民主是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保持稳定所必需的。由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无视这一理论，奥斯林认为，这个国家在对美国的优势构成严重挑战之前就会跌倒。他观察到中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过于庞大，公司治理不透明，巨额政府债务（据一些人估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百），房地产泡沫，以及过度依赖出口。 但是，这些仅仅说明了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并不意味着这种运行方式将不起作用。
事实上，中国经济并不像奥斯林认为的那么脆弱。首先，因为中国的货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人民币的持有者很难不经政府批准就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大规模投资。可以肯定的是，少量的海外资本就足够允许在温哥华、洛杉矶和纽约购买高档房地产，而这几乎不足以使中国的投资枯竭，或使人民币受到货币投机的影响。其次，正像美元作为价值载体，即使没有任何有形资产的支持，仍然被普遍接受，从而享有“超级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人民币也被中国经济的参与者、甚至在有限的国外地区，接受为一种价值载体，这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在有限的通货膨胀风险下，随意印刷货币以刺激经济增长。
第三，中国经济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大都是政府实体，所以政府可以调整债务关系，而不会造成金融危机。北京通过创建“资产管理公司”（或“坏账银行”），从国家银行的账簿中扣除不良贷款，来摆脱以前的债务积压，这的确发挥了作用。而这种策略在需要时能够再次运用。
奥斯林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提出高层腐败的程度破坏了中国一党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中共政权为强化其合法性而进行的高压宣传是多么无效。但即便如此，调查却显示，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严厉打击腐败，中国公众对政权给予了信任。 奥斯林赞同一位未具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显然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广受尊敬的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政权已经进入了“残局”。[3]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几十年来同样的预测被如此频繁地提出，以至于现在很难令人信服了。奥斯林把中国政权和其他没有发展出西方模式政府的亚洲政治制度，如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视为“未完成的革命”的例子，就犯了把政治稳定与民主化混同的谬误。
与奥斯林不同，斯图恩克尔不相信中国的力量会衰退，但他认为中国的野心更多的是在经济上而非军事上。而事实是，中国在南海建造沙岛并构筑防御工事，增加军队投入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在吉布提建设一个小型海军基地，用中国海军从利比亚撤出约3.6万名中国工人，并派出舰船参加亚丁湾的多边反海盗巡逻。
但在斯图恩克尔看来，这些努力不可能导致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全球军事帝国。单纯通过军事力量，中国难以维护其鞭长莫及而脆弱的经济利益网络。中国对海外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包括尊重国际法，来维持这些动荡地区的和平，才能得到回报。在斯图恩克尔看来，中国所想要的，无非是维持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世界贸易基本秩序，同时在推行和发展这一秩序的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因为直到最近美国国会一直拒绝授权增加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还可以补充一点，因为中国积累了需要进行投资的巨额外汇——所以北京才开始建立斯图恩克尔所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平行秩序”（parallel order）。 他列举了22个新成立的多边机构，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上海合作组织，到亚太自由贸易区，中国是这些建制的参与者，而且通常也是领导成员。
斯图恩克尔认为，这些建构是“平行的”而不是“替代性的”（alternative）：它们提供基础设施投资，确立贸易规则，便利国际支付，而且，它们与西方主导的类似机构，采取基本相同的方式进行安全和外交对话。 它们运作的规则，与相同领域的既有建制一致，同时，它们的参加者仍然是旧建制的成员。在斯图恩克尔看来，这些新机构的建立是一件好事：
“[它们]将提供更多的合作平台（在非西方国家之间以及非西方与西方国家之间），并且更平均地分散负担全球公共产品 [例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反海盗巡逻以及控制气候变化]……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可能降低冲突的风险，带来普遍的福祉（lifting all boats），从而会加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
奥斯林和斯图恩克尔都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用孟捷慕的话来说，就是“慰籍性情景”：要么是中国的崛起在给美国利益带来严重威胁之前就会停滞，要么是它会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新的活力。但他们两人都太乐观了。虽然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从两位数，下降到官方报告的2016年6.7％的增长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官方报告是夸大的），并且随着经济的成熟将进一步放缓，但很少有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下降到3％以下。正如斯图恩克尔所指出的，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经济必然会超过美国，即使美国会加快自己的增长速度，原因仅仅在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再过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两倍。如果发生经济或政治危机，可能会延缓中国的崛起，但中国不会再回到改革之前的贫困时期。
斯图恩克尔认为，北京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国外的经济机会，而无意将其专制政治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他这个看法是有说服力的。中国领导人也没有按照一些人所建议的，试图将美国从亚洲排除出去或想“统治世界”。但是，中国追求的两个目标，是与美国的重大利益根本冲突的（先不考虑中国对美中经济关系的滥用，这是一个可以通过谈判逐步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努力要改变亚洲的军事平衡。在中国漫长而无遮蔽的海岸线上，它面对着一系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大约六万名美军部署在该地区，而且，美国在关岛和珍珠港的基地控制着整个太平洋。而在界定中国 “领海”主权的距岸12海里线外，美国第七舰队进行常规的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在陆地边界上，中国同样面对着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蒙古和印度的军队部署、联盟以及军事合作安排。
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对这种被紧紧包围的局面，其统治者不再接受。他们现在能够施压韩国撤销美国“萨德”系统（THAAD，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部署；调动中国军舰和潜艇通过日本岛屿之间的战略性海峡；挑战日本对东海争议岛屿尖阁列岛（钓鱼岛）的主权要求；压迫台湾接受与中国统一；骚扰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船只和飞机。这些行动挑战了美国在亚洲的既有地位。
第二个严重的利益冲突，关系到思想和言论自由。由于在国内的合法性不足，中共政权对其形象过于敏感。由此造成的是，它不仅在全世界开展通常的公关和媒体工作，而且还利用外交压力、签证拒签、金钱影响，乃至监视、威胁等手段，来试图控制记者、学者以及海外的中国学生学者有关中国的言论。这种压制批评者的行径还扩大到人权机构，例如，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正在努力确保它自身和其他独裁政权不受到批评；甚至影响到好莱坞，那些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影公司，正越来越多地避免对中国进行负面描绘。这种侵犯行径，对西方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往常的关于在外交政策中平衡价值观和利益的陈词滥调，是不适用的。当中国把思想控制的企图扩展到国界之外时，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利益。
有人曾建议，美国应收缩在亚洲的地位，以容纳中国在本地区追求更大军事影响力的意图。亨利·基辛格在2011年的《论中国》一书中提出，美中双方应对“太平洋共同体”达成共识——“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其中并参与其和平发展的一个地区”。格雷厄姆·埃里森关于如何避免战争的观点，同样是调和的：“了解中国在试图做什么”，“进行战略规划”以及“把国内挑战作为中心工作”。
其他一些战略家则更具体地提出，通过在台湾、钓鱼岛、军事部署以及进攻和防御性导弹系统等问题上的相互妥协，美国和中国应建立起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安全平衡。通过这种途径，华盛顿和北京能够表明，每一方都不会试图威胁对方的核心安全利益。[4]
这些提议的困难在于，北京很可能会将其解释为，正当力量平衡的变化会改善对其不利的形势时，却来要求它接受美国的干涉性存在。而在美国方面，对中国的野心先做出让步，将会破坏其对所有盟友的信誉，不仅是在亚洲而且在其他地方。由此造成的不稳定，并不符合美国或中国的利益。
奥斯林应对中国崛起的建议，是美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在现有的联盟体系之上建立更多的联系——例如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加大压力推动民主转型。他说，应该坚持这些政策，直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建设性参与的好处”。这是一个宏伟的愿景，但面临三个障碍——华盛顿各行政部门缺乏实施这样一个战略所需要的协调一致；像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甚至我们正式的盟国韩国和日本，并不愿意这样明确地反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并仍在成长的区域大国；而且，中国不可能把美国的这种立场视为有益而予以接受。
斯图恩克尔则建议美国扩大新兴国家对现有建构的参与，使其获得应有的影响力，鼓励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更多地贡献全球公共产品，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反海盗巡逻，以及控制气候变化，“充分接纳，而不是批评或试图隔离”中国新创建的同类经济机构。这些都是建设性的想法，但它们并没有解决区域安全和人权这些核心问题。
美国应该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如防止核扩散和气候变化（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与此不同）。而且，美国必须在互惠的基础上稳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开放——而留在TPP中，对此有很大帮助。但是，为了成功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美国必须在战略利益冲突的地方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例如台湾问题和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比此前更坚定地维护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标准； 当中国越来越经常地干涉我们的自由时，却要我们尊重中共政权对敏感性的高度要求，这毫无道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摩擦和试探，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延续数十年。而要应对这个过程，美国需要对中国的利益进行准确评估，但是，美国更需要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
[1] 孟捷慕：《中国幻想：我们的领导人如何淡化中国的镇压》（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Viking，2007）
[2] John Ruwitch，“中国逮捕调查伊万卡·特朗普品牌鞋制造工厂的活动者”，路透社，2017年5月31日。（John Ruwitch, “Activist Probing Factories Making Ivanka Trump Shoes in China Arrested: Group,” Reuters, May 31, 2017.）
[3] 沈大伟：《中国的未来》（David Shambaugh, China’s Future ）（Polity, 2016）
[4] 例如，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迈克尔·E·奥汉隆（Michael E. O'Hanlon）：《战略再保证和决心：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以及莱尔·J·戈德斯坦（Lyle J.Goldstein）：《在中途遇到中国：如何化解新兴的美中竞争》（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谢选骏指出：黎安友认为，奥斯林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提出高层腐败的程度破坏了中国一党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中共政权为强化其合法性而进行的高压宣传是多么无效。但即便如此，调查却显示，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严厉打击腐败，中国公众对政权给予了信任。奥斯林赞同一位未具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显然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广受尊敬的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政权已经进入了“残局”。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几十年来同样的预测被如此频繁地提出，以至于现在很难令人信服了。但是，黎安友显然并不懂得，中国公众“对政权给予了信任”不是真的，否则共产党中国为何不敢像西方或日本甚至台湾那样，进行一次自由的差额选举？事实上，在这方面，中共比苏联或纳粹都不如，苏联或纳粹至少还进行过一次投票，虽然后来也就不敢再进行了。我认为，中共之所以比不上苏联或纳粹，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的百年内战状态尚未结束，中国大陆其实只是一个“红区”、“解放区”，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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