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战争失败就是最大的犯罪

《纳粹的孩子：“愧疚的一代”在父辈身上的陌生探险》（向北向北2017-05-15）报道：

在二战后的德国，有这样一代人，他们没有犯过罪，却始终过着罪人一般内疚的生活，他们是纳粹的子女。夹在对战时经历回避不谈的上一代与无辜的下一代之间，夹在家庭内部从未消失的法西斯主义氛围和外界有关纳粹所犯错误的种种反思之间，“愧疚的一代”确认自我的种种困难通过《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一书得以呈现。
他们鼓起勇气向父母发问，却往往得不到任何像样答案。他们是有罪者的子女，也是无罪者的父母。作为施害者的后裔，纳粹的孩子不能像受难的犹太后代一样，袒露自己成长中的困惑。他们所受到的反向歧视令他们无法很好地自处。
有趣的是，关注到这个群体的困境并写出《生而有罪》一书的彼得·西施罗夫斯基，本身是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他的父辈受到过访谈对象父辈的迫害，然而他却拿起笔，“以不为旧日罪孽所苦的犹太人之身，探讨纳粹子女如何自处这一问题”。
二战结束后，纳粹退居到家庭内部，他们的后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真正继承者，但却少人关心，不被关注。实际上，彼得认为：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将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通过《生而有罪》一书中14段直指人心的访谈，我们来看看到这些普通的纳粹后人重塑自我或成功或失败的努力。

反向歧视挑战自我重塑

二战结束后，世界的眼光聚焦被迫害的犹太民族，作为受害者，他们与纳粹后人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在战时做过些什么，希特勒一死，他们的苦难就结束了。而战后出生的纳粹的儿女们，从未亲眼看到过父母在纳粹时代如何风光，却不得不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代父母受过”。他们是他们父母的受害者，一直“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通过书中故事，我们也看到有的纳粹后人试图想要消化历史，然而这太难了。“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纳粹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
读书中故事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纳粹后人是在出生伊始就被告知父辈犯下的错误的。他们多是在长到十几岁上学以后，才慢慢通过外部了解到自己的父辈是纳粹的一员，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父辈的故事“击中”。那时候战争硝烟才散去不久，学校里、社会上到处都是对纳粹罪行的谴责，年幼的他们从未听父母提起过去，更不能想象自己的父母就是这罪人的一员。
安娜出生于1960年，13岁时她傻得从没听说过集中营的恐怖。同样是13岁，莫妮卡才知道，为了逃避战后惩罚，她父亲竟然一直跟自己的孩子假装是自己亲生孩子的舅舅！我们可以想象在他们听到自己的父母是纳粹那一刻时的震惊，那是一种整个世界都崩塌的不安全感。类似的故事和不同的故事作者都能讲出很多，然而只有震惊就足够了吗？
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几乎所有纳粹在战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要如何努力才能走出心理阴影，走出一个新的德国？

与德国的过去作战

面对真相——很可能只是很少部分的真相，这些纳粹后人作何反应？读过《生而有罪》一书的故事后我们发现，他们之中，有的人认为自己生来有罪，一辈子活在罪孽中；有的人试图抹掉过去的一切，花钱让社会忽略自己，他们甚至会因父母去世而如释重负；有的人则因父母的背景，导致正常家庭关系有障碍，一奶同胞却形同陌路；还有的纳粹后人干脆不结婚或不养育后代，因为他们不想让纳粹的基因流传给人类的下一代。也有很多人想从一个为那场灾难推波助澜的人那里吸取教训——父母本可以向儿女解释，但一个字都没有。“为使他们哪怕说出一句后悔的话，我不知做了多少次努力”，希望跟父辈和解的英格博格痛心而失望地说；你看，虽然战争早已结束，却给整整一代人留下深深的心灵创伤。面对过去，他们的父母或是缄默不言，或是拒不承认曾经的罪过，甚至把子女变成家里受迫害的“犹太人”。父母生活在过去，孩子们只能永远生活在无法无条件爱父母的纠结中。

访谈中的安娜与犹太人丈夫结婚，然而面对只有陈词滥调的父母，她始终被一些问题困扰：假如丈夫下班回来告诉她，他将有机会升职加薪，但需要充当一段时间的监狱管理人员，而监狱的犯人都是社会败类，她如怎么建议？狼可以在一代之间驯化为羊吗？有些纳粹后人表示，“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避免变得像我父母那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纳粹一代家庭教育理念的和他们历史的受害者。这些在法西斯主义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德国新一代，还要尽多大的努力，才能完全克服自己身上那挥之难去父辈的烙印？

也许，《生而有罪》一书最后一个故事“努力反思的维尔纳”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身为有罪者的儿子和无罪者的父亲，我就像连接有罪者和无罪者的一个中间环节，我感到有义务给无罪者一个机会。有罪者已经有过机会了。我们是感到内疚的一代人。或许我的女儿们有一天会为我感到自豪，不仅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也许她们还会把我当作她们竭力仿效的人。这与我和我父亲的关系真有天壤之别。”

“另一个”德国始终存在

如《生而有罪》一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指出，战后四十年，德国的教育家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成年的人们抱怨，他们年轻时，人们对纳粹时代几乎只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却抱怨，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们曾经是、而且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遍布凶手和从犯的民族。以往，在一个个活生生的纳粹家庭中，子女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与他们决裂。但是，当德国最新一代的新新人类成长起来，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和解努力才能让“愧疚的一代”免受不必要的伤害？什么样的反思对当代德国青年来说才是公平恰当的？

对于纳粹的第二代后裔来说，他们感觉不管做什么都不够，不管做什么都没用。最新一代的德国青年则完全不像第二代一样那么扭捏、拘谨、胆怯。他们有勇气谈论纳粹时期的热情，也希望赎罪与忏悔有一个结局，渴望一个“终点时刻”。否则，一个不时要为德国历史的上一页而听任指责的德国青年，会不会因为受到不公平对待而重新升起一种新的“排犹情绪”？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认过去的一切。作者本人也认为，忘记德国的历史，就没有新的德国。否认民族社会主义时代是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就没有新的德国民主派。
也许，虔诚的莫妮卡的态度值得赞许：“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是我的一部分，但我现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它，这正是我今天生活的美之所在。”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上面这些都是无聊的废话。真正有益的是直接告诉纳粹的子女——战争失败就是最大的犯罪，你们的父母打败了，所以就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不仅割地赔款，而且被斯大林国家强奸了两百万妇女。同样的话语也适用于朝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你们的祖先发动战争，结果却误国误民，怎么可能不是历史罪人呢。日本战犯的受害者就是吃了两颗原子弹的日本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