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牲人”就是“废垃”、“费拉”

网文《“牲人”是政府造就的，兼论张林是中共的帮凶》（曾节明 2020.5.10 凌晨）报道：

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大骂中国人是素质低劣的“牲人”，并称中国人素质低劣，主因不是中共的统治，而是由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的；而草虾，格丘山之流，甚至声称这是华人的“劣等”基因造成的。但他们却无法解释：同样是华人，为什么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得更好的台湾人和香港人，整体素质要比中国大陆人高？

对此，自诩“冷血汉奸”的草虾狡辩说：台湾人素质较高，是因为日本人的统治；香港人素质较高，是因为英国人的殖民；但为什么同样曾经被日本人统治了35年的北韩人和南韩人，现在差距那么大，北韩人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于南韩人呢？朝鲜人和韩国人难道不都是高丽民族吗？不都被日本人殖民过吗？对此草虾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

很明显，今天的朝鲜人整体素质低于同为高丽民族的韩国人，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是朝鲜金家共产极权72年的愚昧野蛮统治，造成了朝鲜民众素质的低下。同样，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素质低于台湾人和香港人，也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与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今天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低下，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70年的“特色”专制统治造成的。

其实，不仅不同的政府，可以造成其统治下民众素质的不同，同一政府的不同时期，也会造成民众素质的显著差异，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公认的迄今为止中共统治下最开明的时期，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和道德也是迄今为止中共国最好的时期，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自由民主的比例不仅空前，也远远超过今天的同类，彼时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尚有形成民主合力的道德基础，如1989年5月，北京甚至出现小偷为支援民主罢偷的现象，当时广大北京市民热情为游行学生送水送饭，甚至为保护学生冒死堵军车，这种道德行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人这么做，一定会被当作“神经病”。

但是，随着“六四屠杀”和中国大陆政治的不断倒退，中国大陆民众转向越来越低劣、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败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生动变化，就是大陆大学生群体的“牲人”化：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以追求民主为时髦，追求民主的比例最高，而且迄今为止中国反对派异议群体的担纲者，仍然是“六零后”（八十年代的民运大学生群体）；江泽民时期的大学生，以闷声发财、“不关心政治为时髦，追求民主者为边缘另类；胡锦涛时期的大学生，以和谐爱党、“岁月静好”为时髦，追求民主者是神经病；习近平时期的大学生，以成粉红当五毛“正能量满满”为时髦，追求民主者都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不仅仅大陆人素质，随着政府的倒退而倒退；香港人的素质，同样随着政府的倒退而倒退：董建华和曾荫权时期，香港警队还多少保留了港英时期的遗风，极少对示威者暴力相向，比美国警察还文明有礼；但自港奸梁振英于2014年滥用香港警队残暴镇压“占中”之后，香港警风大幅转坏，到了比梁振英还要卑鄙和蛮横的林郑月娥时期，香港警风更是急转直下，从镇压“反送中”开始，随着港府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不断升级，香港警队已沦落得与大陆公安别无二致：滥用暴力、黑打、造谣、栽赃、抵赖、反诬、暗杀、勾结黑社会……样样无所不用其极。而且，随着港府的越来越专横和卑鄙，香港的市民也戾气也越来越多，在中共的打压及大陆五毛脑残流氓的刺激下，他们前所未有地对大陆人产生了无差别的仇恨，地域仇恨的情绪高涨，而民主观念退潮。

同样是香港人，同样是97年之后的“特区政府”统治，为什么港人的素质也发生了倒退？就是因为梁振英、林郑月娥的统治，比董建华、曾荫权大倒退的结果，当然，是中共于背后伸手造成了这种倒退。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今后中共操纵港府改造香港教育体系，对香港年轻辈人施以爱党（“爱国爱港”）的洗脑，香港新新群体的素质将进一步大倒退，急剧地向深圳人看齐。可以说，任何民族的素质状况，主要都是政府造就的，政府开明，民众的素质就高，政府野蛮专制，民众的素质就低下。我们甚至可以在照片和油画上看到这种规律：

在张林所吹捧的满清统治下，油画和照片中的汉族百姓，普遍都是牲畜般的麻木不仁表情，这完全是满清的愚昧野蛮统治造成的——满清的民族压迫和愚汉政策，是中国历朝历代空前的；但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就普遍有了焕然一新的气质，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连老照片农民，都比中共国的农民气质好。

民众素质低下，和中国社会沉渣泛起一样，明明是专制野蛮政府统治的必然结果，明明是共产党阻碍着中国的民主化，但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却倒果为因，硬把把由共产党政府造成的民众素质低下，当作中国没有民主的原因——而且当作根本原因；并从这点出发，恶狠狠地讨伐共产党统治的十几亿受害者，他们就象中共一样指斥“中国人素质低下（言下之意就是活该被共产党统治；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有“特色”，不专制会乱）；张林之流的行为，不仅对中国进步毫无意义，客观上反而是帮中共甩锅维稳——既然中国沦为“牲人国”是“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的，那么中共自然就是无罪的。张林之流，客观上就是中共的帮凶。

徐水良对此怒不可遏，指控张林、王清营在狱中已叛变，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莱美，是“带着任务出来的”；

我认为还不至于，因为从言谈举止来看，他们还是反共的，但是很明显：现在张林和王清营对共产党的痛恨，仅因为他们自己糟了罪挨了整，欲报私仇；而他们打内心里，早已经与中国反对派事业一刀两断了——不屑于再为“牲人”的民主而付出。

谢选骏：“牲人”就是“废垃”、“费拉”——牲人、废垃、费拉不是共产党创造出来的，相反，是牲人、废垃、费拉迎接了共产党。例如，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前三百年，中国已经沦陷，居民成为满清鞑子脚下的牲人、废垃、费拉了。而且，早在第一期中国文明晚期的汉朝和第二期中国文明中期的宋朝，牲人、废垃、费拉已经形成，并且有其专有称谓，那是被称为“生口”的东西——《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赐其生口十人、绢百匹。”《宋史·高宗纪》：“（绍兴三年）禁掠卖生口入蛮夷嵠峒。”生口的本义指战争俘虏，后以俘虏为奴隶，即用“生口”作为奴的称呼了。而在中国遭到蒙古和满洲的奴役之后，全体汉人都成为生口了。古代的生口不就是现今的牲人吗。当然，汉人不像鲁迅之流的汉奸所说的从来都是奴隶废垃的。废垃社会有一个自身的历史演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