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乌合之众就是费拉大众

【勒庞列举了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匿名性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提供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并导致个体责任感的丧失，使得个体变得原始、无理和情绪化。自我克制的缺乏使得个体屈服于本能，接受“集体潜意识”的控制。对勒庞来说，群体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了返祖现象，证明了恩斯特·海克尔的胚胎学理论——胚胎重演律 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 传染是指人群中特定行为的传播，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暗示是实现传染的机制，当人群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思想时，人群中强烈的声音所提出的建议为集体潜意识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并将引导整个集体的行为。在这个阶段，群众心理变得同质化，并容易受到其中最强大成员的建议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领导，”勒庞说：“通常是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敏锐的远见天赋，他们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天赋通常会导致怀疑和不作为。他们尤其喜欢从那些病态神经质、容易激动、半精神错乱、在疯狂边缘的的人群中招募新成员。”】

谢选骏指出：勒庞有关“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的论述，很适合网络时代——现在流行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废垃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部分，它的社会政治特点就是“痞子运动”。列宁、希特勒，都是乌合之众和费拉大众的代表。因为“费拉”就是“后帝国时代的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把俄国人和德国人都变成了费拉！苏维埃联邦和纳粹第三帝国企图重振帝国但都失败了。因为俄罗斯、德意志这个两个民族已经费拉化而成为废垃民族了！

网文《对勒庞的批判1：乌合之众的成因：个体独立性》（cunliren的博客 2020-05-25）报道：

   

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里，“群体”因为反智，无理性，无逻辑而愚蠢；没有起码的道德，仅凭着人多势众和法不责众而野蛮；没有质疑精神，没有个性，没有对自由的追求，没有对不同声音的宽容而“偶像崇拜”。勒庞还描述了群体的领袖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手段，来操作和控制群体，使群体成为乌合之众。

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的特征和领袖们操控群体的手段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屡试不爽，以至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固化的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即群体就是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就是愚蠢野蛮的代名词。而这个观点进一步被引申为大众是愚昧无知无意识的。

但问题来了。如果这个观点无条件成立的话，那么，民主政体就是愚蠢野蛮的政体了。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大到决定国家发展方向，小到日常生活规则的制定，都是由群体的意志，或者说民意，来决定的。起码原则上是如此。如果按勒庞说的，群体的智慧水平低于群体里面任何一个个体的智慧水平，那么，基于群体意识（民意）的民主政体，和基于少数精英阶层统治的精英政体，和独裁者一人说了算的独裁政体，这三种政体之间，民主政体应该是最愚蠢最野蛮最无效的政体，而个人独裁是最智慧和最文明的政体了。

但是，近现代的世界发展史实所证明的，是恰恰相反。独裁政体给国家，国人，和世界人民带来的，不仅是愚蠢，野蛮，而且是无穷的灾难，贫穷，和落后。相对于精英政体，和独裁统治，民主政体在近现代世界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也证明了勒庞的“群体无意识”不是普遍适用的真理。勒庞所描述的群体现象有很大的缺陷，而最主要的缺陷，是勒庞没有系统地论证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起因，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从而没有清楚地界定群体无意识现象。

这其实可以从勒庞写作“乌合之众”的起因和目的找到答案。勒庞是从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角度，为精英政体，甚至皇权政体，进行辩护和宣传而写作“乌合之众”的。这也许是勒庞在书中没有去深入探讨“乌合之众”形成的原因，条件，和边界的缘故：他必须极力贬低群体的智慧，以便为精英政治和独裁政治找到支撑点，尽管勒庞在描写群体的领袖如何操控群体时，已经点出了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关键因素。但勒庞没有花篇幅或精力去进一步论证这个起因和条件。他是有意避开这个敏感话题，还是认识有限，这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在这里，我试图描述出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起因。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关键因素中，第一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群体中个体独立性的毁灭。一旦群体中个体的独立性受到摧残，那么群体就有可能沦为没有意识的乌合之众（姑且称之为群体乌合化）。群体乌合化的程度，和个体独立性受到摧残的程度成正比。个体的独立性越小，群体乌合化的程度就越高。当群体中的个体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的时候，群体将毫无疑问地沦为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

从这个论断引申出来，第一，遵循大一统思维的群体，必定是乌合之众，因为大一统思维首先要消灭的就是个体的独立性，甚至个体本身的存在。大一统需要的是一民：即全体国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只允许一个思想，一个价值观，一种思维方式，一个声音，一个立场。中国自秦以降的两千多年，统治者一直奉行，和社会上一直流行的，就是大一统思维。所以，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就是个乌合之众。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二，独裁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群体也只能是乌合之众。在独裁专制的社会里，个体无处可逃，只能被迫加入群体。在统治者垄断了领导权的群体里，个体没有了任何的独立性，这样的群体只能是乌合之众。即使有群体出来反对独裁专制者的统治，但这样的群体，为了将反抗的风险降到最低，通常也是实行大一统的独裁统治。只要是奉行大一统思维的，这样的反独裁反专制的群体同样难逃乌合之众的命运。民国后期的老蒋专制，和毛共直到今天都坚持绝对独裁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个体有保持独立性的自由，也有组成或加入不同群体的自由。但如果个体的价值观不是刻意地，孜孜以求地，小心翼翼地，去追求和保卫自己的个体独立性与自由，那么，个体也非常容易沦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乌合之众的一员。那些总是去追寻救星和伟大领袖，总是去仰望权势人物，总喜欢追粉，喜欢跪拜的个体，则会很轻易地被乌合之众所吸引，被善于操控群体的领袖们所利用，而堕落为乌合之众的一员。今天的一些死硬华川粉就是明证。事实上，任何人的粉，尤其是权贵人物的粉，都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乌合之众的泥潭。

群体是否沦为乌合之众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群体的管理体系和方式。另文说明。

谢选骏指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其实就是斯宾格勒所说的“费拉大众”。

网文《对勒庞的批判2：乌合之众vs智慧之众》报道：

前篇文章提出了群体乌合化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个体独立性的摧毁和毁灭。毁灭了个体独立性的群体，必定成为乌合之众。

这就引申出了群体是否乌合化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即群体的管理体系，包括目标，和管理方式方法。

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员，一般来说，个体无法完全脱离群体。除非一个人生活在大洋的孤岛上。有群体，就必定有群体的管理。说到群体的管理体系，就必须从群体的目标入手。但是，群体目标的描述，常常都是天花乱坠自欺欺人。所以，不管群体把目标说得多么崇高漂亮，或者庸俗丑陋，它们并不对群体是否乌合化有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群体乌合化的，不是群体目标的描述，而是群体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通常，群体是为了实现一些目标而聚合和建立的。为了保证群体能有效地达到这些目标，群体可以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一种管理方式是独裁专制。虽然细究起来，独裁和专制有形式和控制程度上的差别，但对群体乌合化的影响来说，两者半斤八两。在这种体制里，管理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思想，统一声音，统一行动的一民社会。群体乌合化符合独裁专制的目标要求。

为了群体的乌合化，体系要做的，首先是消灭群体中个体的独立性。要消灭个体的独立性，就必须消灭个体独立的基础：从经济上，从思想上，从权利上，从尊严上，从肉体上，彻底干净地消灭个体的独立性。如何做到？法家的鼻祖，伟大的商鞅先生在“商君书”里概括为“驭民五术”，即一民，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也就是从经济到思想，从权利到尊严，把个体的独立基础和独立精神通通消灭掉。如果这五术还不灵，怎么办？商鞅先生的办法干脆利落，杀了。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对上面的这段描述，是不是感到毛骨悚然而且似曾相识？一点没错，号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伟人，所作所为，恰恰是遵循了商鞅“驭民五术”。毛共首先剥夺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生产资料，把社会的生产资料全部都掠夺到自己手中，控制在自己手中。号称“公有制”，实质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毛共发起一次次运动，毁灭个人的尊严（文革大批斗），毁灭个人的思想，毁灭个人的任何权利，包括自杀的权利，直至毁灭身体。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哪里还有任何个体的独立性？当整个社会的个体独立性被完全消灭干净时，整个社会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个体完全无路可逃。这整个社会变成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所表现出来的愚蠢，野蛮，残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可悲的是，这些千千万万的悲剧，不是毛一个人去亲手制造的，而是毛驯养的乌合之众们亲手打造的。这些乌合之众，他们昨日还在制造他人的悲剧，转眼自己就成了悲剧自身。

那么，如果专制独裁者是个开明的统治者，群体有没有可能逃脱乌合之众的命运？这里似乎有个悖论：如果一个统治者是开明的，也就是说，他能征求和听取不同的意见。而要听取不同意见，他必须营造一个产生不同意见的氛围，和不同意见的反馈机制。如果是这样的统治者，那他还是不是独裁者呢？

群体的另一种管理方式是，充分保留和保证个体的独立性，保证个体的平等机会，并通过合理的方式，整合个体的意见。这种群体管理的目标，是最准确地反映每个独立个体的意见需求。通俗地说，就是民主管理。这样的群体，能否摆脱乌合之众的命运？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君权社会转型为民权社会的过程中，一些社会的精英们是精英主义的拥趸。但他们在一丝不苟地研究和论证精英主义的时候，却得到了不同于他们的预设，甚至相反的结论。

英国的弗朗西斯.高顿爵士就是这样的一位精英。据维基介绍，他在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优选学等领域都有建树。著名的归中律就是他的发现之一。他在统计学领域有个著名的实验，就是“猜牛实验”。

为了证明没有受过训练的大众缺乏基本的智慧，在一个博览会上，高顿爵士搞了个有奖猜测节目。他让来博览会的人们去猜测一头肉牛的体重。来博览会的人们，背景年龄职业等等，都是五花八门。即有养牛宰牛几十年的专业老手，也有甚至都没见过肉牛的市民。高顿爵士想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众们，在猜测牛的体重这么个简单的事情上是多么的无知和荒唐。有近八百人参与了这个有奖游戏。的确，每个个人的体重猜测，结果是五花八门，荒唐可笑。高顿爵士不免有些精英主义的得意。但作为统计学家，高顿做了个简单的平均值。这一简单统计的结果，让高顿爵士惊讶不已。八百个人的平均值和牛的实际重量之间，相差不到1%。而且，这个平均值比任何一个个人的猜测都更接近实际重量。也就是说，在猜测牛的体重这个事情上，几百人的平均水平高于任何一个个人的水平，即使这些人群中不乏有几十年养牛宰牛经验的精英。

同样原理的实验，被众多后人重复再重复，虽然实验的道具不再限制于牛的体重。更多的实验是猜测罐子或瓶子里糖果或豆子的数量。但结果都惊人的表明，群体的平均值，都不可思议地接近真实值。

以这个观察为基础，一位记者出生的学者提出了“智慧之众”这个概念。

The Wisdom of Crowds: 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Nations, published in 2004, by James Surowiecki

在这本书里，Surowiecki 还列举了其它的例子，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群体的智慧可以高出群体里任何一个个体的智慧。也就是说，群体可以是“智慧之众”。

那么，群体到底是“乌合之众”，还是“智慧之众”？

Surowiecki 在书中提出了“智慧之众”的四个要素，即，认知，独立，多元，和整合有方。

认知：我的理解是，个体必须具有基本的认知水平，譬如，质疑性思维，逻辑思维，等。但我觉得这个前提并不成立，或者说并不重要。

独立，这我已经在前文说明过。每个个体不仅要保持独立性，个体的判断也必须不受其它个体或群体领袖的影响，而保持独立。即独立的个体，独立的判断。这点的重要性，我在前文已经论述。我认为，这是区别乌合之众还是智慧之众的根本点。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判断是群体成为智慧之众的必要条件。

多元：样本必须是多元的，广泛的，和有代表性的。其实，做到了这一点，我看，作者说的第一要点，即个体的认知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正常的自然的状态下，群体中的个体，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参差不齐才是真，才是美。

整合：必须有一套公平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把个体的智慧均衡地体现出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以后另文再论。

我觉得，除了以上四个要素以外，还必须再加两点，一是群体的个体样本数量要足够大。二是群体中个体获取的信息的渠道必须是公开透明的，信息是公平平等的。也就是说，信息不能被少数人操控。所以，如果群体的管理，能够保证个体的独立性和个体判断的独立性，保证信息的公开公平性，保证样本的数量，保证对个体判断整合的合理性，那么，群体的智慧就会超出群体中任何个体的智慧，群体就能摆脱乌合之众的命运，而成为智慧无比的群体。

谢选骏指出：为了证明勒庞的“乌合之众”就是斯宾格勒的“费拉大众”，不妨看看他们的生平——

网文《古斯塔夫·勒庞》报道：

古斯塔夫·勒庞（法语：Gustave Le Bon；1841年5月7日－1931年12月13日）是一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其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而闻名，被后人誉为“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勒庞认为，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就会湮没、独立的思考能力也会丧失，群体的精神会取代个体的精神。

勒庞最出名的作品是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该作品被认为是群众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作品。该书已被翻译为近20种语言。 

勒庞出生于法国厄尔-卢瓦省诺让勒罗特鲁，1866年于巴黎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而是选择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他在毕业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医学文章和书籍。勒庞于普法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法国陆军，见证了法国军队的战败和巴黎公社的整个过程，这强烈地塑造了勒庞的世界观。在这之后，勒庞开始广泛地游历，走遍了欧洲、亚洲和北非。他在游历过程中研究人类和文明，逐渐产生了一种对人性的本质主义看法，并在游历过程中发明了一种便携式的头部测量仪。 

在19世纪90年代，他转向心理学和社会学，并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大量他最成功的作品。勒庞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人群不是他们各自个体的总和，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学主体，这个主体的性格特征由人群的“集体潜意识”决定。在这段时间内，他创造了自己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并在物理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出版了相关研究主题的流行书籍，预见了质能方程（E = mc2）和核子时代。勒庞在他1931年去世之前都保持着这样广泛的兴趣。 

由于勒庞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反动的观点，他一直被法国学术和科研机构忽视和诽谤。勒庞对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持有批评（critical）态度。 

古斯塔夫·勒庞于1841年5月7日出生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诺让勒罗特鲁一个布列塔尼家族。在他出生时，他的母亲 Annette Josephine Eugénic Tétiot Desmarlinais 26岁，而他的父亲 Jean-Marie Charles Le Bon 41岁，是一名省政府的公职人员。勒庞是 Jean-Odet Carnot 的直系后裔，Jean-Odet Carnot 的祖父 Jean Carnot 有一个兄弟 Denys，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的直系祖先。

当勒庞八岁时，他的父亲在法国政府获得了一个新职位，带着家人，包括勒庞的弟弟乔治，离开了诺让勒罗特鲁，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小镇。尽管如此，小镇对于古斯塔夫·勒庞的出生仍然很自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人们对勒庞的童年知之甚少，除了他曾是安德尔-卢瓦尔省省会图尔的一名普通中学生。

勒庞自1860年起在巴黎大学学习医学，于1866年在H?tel-Dieu de Paris医院完成实习并取得博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开始称呼自己为医生，尽管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此职业。在大学期间，勒庞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医学主题的论文，其中第一篇是关于那些生活在沼泽地的人的疾病。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罗阿罗阿丝虫和窒息的论文。勒庞在186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完整的书籍，“Apparent Death and Premature Burials”（法语：La mort apparente et inhumations prématurées，1866年），这本书籍主要讨论了关于死亡的定义，早于20世纪法律意义上的死亡的相关讨论。

毕业之后，勒庞继续留在了巴黎，通过阅读各种语言的莎士比亚作品自学英语和德语。在这期间勒庞一直保持着研究的热情，撰写了数篇关于生理学研究的论文，甚至包括1868年一本关于有性生殖的教科书。在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勒庞加入了法国陆军并成为一名军医。在战争期间，勒庞组织了一个军用救护车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他注意到了军队在最坏的情况（完全战败）下的行为，并写下了他关于人在压力与痛苦下的军事纪律、领导能力与行为方面的反思。这些反思获得了将军们的赞扬，后来被法国圣西尔军校和其他军事院校继续研究。在战争结束时，勒庞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骑士勋位。 

勒庞还见证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深刻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当时三十岁的勒庞看着巴黎革命人群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图书馆，巴黎市政厅，戈布兰挂毯工厂，巴黎司法宫以及其他不可替代的建筑艺术作品。

从1871年开始，勒庞成为了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公开反对者，他认为这些主义在阻碍法国的军事发展和工业增长。勒庞在1913年表示：“只有拥有大炮的人，才有权利成为和平主义者。”他还警告他的同胞，面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迅速的工业化，政治对抗的有害影响；因此没有受到引起法国动荡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

勒庞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新兴的人类学领域感兴趣，并开始游历欧洲、亚洲和北非。受到查尔斯·达尔文、赫伯特·斯宾塞和恩斯特·海克尔的影响，勒庞支持生物决定论以及对种族和性别的等级观点；经过广泛的实地研究，他在颅骨容量和智力的关联性上提出了一个假设，并在1879年写下了“Anatomical and mathematical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in brain volume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intelligence"（法语：Recherches anatomiques et mathématiques sur les variations de volume du cerveau et sur leurs relations avec l'intelligence，1879年），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 the Godard Prize。[13]在研究期间，他发明了一种便携式头部测量仪，以帮助测量偏远民族的身体特征，并于188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The Pocket Cephalometer, or Compass of Coordinates”，详细介绍了他的发明及其应用。

1884年，勒庞受法国政府的委托，到亚洲游历并就那里的文明作报告。这次游历结束后他写作了一系列书籍，并产生了一种思想，认为文化主要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独特的种族特征。第一本书出版于1884年，名为“The World of Islamic Civilization”（法语：La Civilisation des Arabes，1884年）。在书中他高度赞扬阿拉伯人对文明的贡献，但是批评伊斯兰主义是（文明发展）停滞的原因。他在书中还描述了阿拉伯文化优于管理他们的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文化，这本书的翻译鼓励了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随后前往尼泊尔，成为第一位访问该国的法国人，并于1886年出版了“Travel to Nepal”（法语：Voyage au Népal，1886年）。

接下来，勒庞于1887年出版了“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法语：Les Civilisations de l'Inde，1887年），在书中他赞扬了印度的建筑、艺术和宗教，但认为印度人在科学进步方面相对于欧洲人处于劣势，这对英国人的统治提供了便利。在1889年，他发布了“The First Civilisations of the Orient”（法语：Les Premièr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889年），介绍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和埃及文明。同年，他向国际殖民大会发表演讲，批评殖民政策，其中包括文化同化的尝试，并说：“让当地人保留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勒庞在1893年出版了他关于他游历的最后一本书，“The Monuments of India”（法语：Les Monuments de l'Inde，1893年），再次称赞了印度人民在建筑领域取得的成就。

理论的发展——在旅行中，勒庞主要依靠马匹，他注意到每个地区的马匹饲养员与训练员所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当他1892年返回巴黎时，他被兴奋的马甩下马背，差点去世。他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被马甩下来，并决定开始研究原因。他将研究结果写成了“Equi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Horse”（法语：L'équitation actuelle et ses principes. Recherches expérimentales，1892年），其中包括大量的马匹照片以及勒庞的分析。这项成果后来成为了一部受重视的骑马指南。此外，勒庞将他对马匹的研究成果外推，用到了学前教育领域。

勒庞对马的行为研究也引发了人们对心理学的长期兴趣，并于1894年发布了“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法语：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1894年），他将这本书献给他的朋友夏尔·罗贝尔·里歇，尽管他参考了不少Théodule-Armand Ribot的理论。随后，他将另一本书献给了 Ribot，就是著名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英语：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法语：Psychologie des Foules，1895年）。这本书中包含了勒庞在1881年的作品“Man and Society”（法语：L'Homme et les sociétés，1881年），而1881年的这部作品被社会学三大奠基人爱米尔·涂尔干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分工论(法语：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中引用。

这几本书都成为了畅销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更是在出版一年内就被翻译成了19种语言。随后勒庞又出版了两本心理学相关书籍，分别是：“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法语：Psychologie du Socialisme，1896年）和“The Psychology of Education”（法语：Psychologie de l'éducation，1902年）。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激怒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学术机构。 

勒庞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建造了一个家庭实验室，并于1896年报告观察到了“黑光”，他认为这种新的辐射与X射线和阴极射线不同，但可能又有关联。与现在所知的黑光不同，勒庞当时报告的黑光的存在从未得到证实，这与N射线相似。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不存在，但这一发现在当时引起了法国科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赞同勒庞在物质和辐射上的一般观点，勒庞甚至在1903年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2年勒邦开始举行一系列的每周午餐会，邀请了知名的知识分子，贵族和时尚女士。他的人脉广泛，宾客名单包括：数学家儒勒·昂利·庞加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堂兄弟、法国作家与诗人保罗·瓦勒里、俄国外交官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Petrovich Izvolsky）、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法国化学家马塞兰·贝特洛、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在1905年发表的自然科学著作“The Evolution of Matter”（法语：L'évolution de la Matière）中，勒庞预见了质能方程（E = mc2）的存在。后来在1922年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认可。爱因斯坦回应并承认，在他之前质能方程已经被提出，但只有相对论证明了这一理论。两年后，勒庞在“The Evolution of Forces”（法语：L'évolution des Forces，1907年）中预言了核子时代。他在书中阐述：“新能量的表现形式，即原子能，以其巨大的规模超过其它所有能量。”他表示，如果有科学家找到了能迅速将一克任何金属离解的方法，那么他将“看不到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实验产生的巨大爆炸是如此的强大，会将他的实验室和周围的房屋及居民立刻撕碎”。 

勒庞在1908年停止了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并再次转回心理学。他在1910年到1914年期间连续出版了“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and Social Defense”(法语：La Psychologie politique et la défense sociale，1910年)、“Opinions and Beliefs”（法语：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1911年）、“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法语：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s，1912年）、“Aphorisms of Present Times”（法语：Aphorismes du temps présent，1913年）、“Truths of Life”（法语：La Vie des vérités，1914年），在这些作品中阐述了他对感性和理性、种族心理学和文明史的看法。 

晚年生活与逝世——1929年的勒庞，当时年龄88岁。勒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写作，在战争期间出版了“The Psychology of the Great War”（法语：Enseignements Psychologiques de la Guerre Européenne，1915年）、“First Consequences of War: 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法语：Premièr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transformation mentale des peuples，1916年）和“Yesterday and Tomorrow. Brief thoughts”（法语：Hier et demain. Pensées brèves，1918年）。

随后，他出版了“The World in Revolt”（法语：Psychologie des Temps Nouveaux，1920年），然后他辞去了在巴黎大学的心理学和相关科学的教授职务，并退休回家。 

后来，他在1923年、1924年和1927年连续出版了“The World Unbalanced”（法语：Le Déséquilibre du Monde，1923年）、“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Present Hour”（法语：Les Incertitudes de l'heure présente，1924年）和“The Current Evolution of the World, Illusions and Realities”（法语：L'évolution actuelle du monde, illusions et réalités，1927年），在书中表达了他对不稳定的战间期世界的看法。 

勒庞在1929年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大十字勋位，在1931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Scientific Basis fo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法语：Bases scientifiques d'une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1931年）。同年12月13日，勒庞逝世于法国法兰西岛马尔讷拉科凯特，享年90岁。

勒庞深信人类的行为受到永恒的法律的引导，并试图综合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儒勒·米什莱、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思想。根据Steve Reicher的说法，勒庞并不是第一个群众心理学家，他说：“群众心理学的第一场讨论的双方是两个犯罪学家，Scipio Sighele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关于如何在人群中查明和确定刑事责任，从而决定逮捕谁。”虽然之前的讨论可能是合理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勒庞指出群众的影响不仅是负面现象，而且还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他认为这只是那些只考虑群众心理学犯罪方面的作者的缺点。

勒庞理论认为，新的实体，即“心理人群”，从融合的群体中产生，不仅形成了一个新的实体，而且还创造了一个集体的潜意识。当许多人凑到一起并形成一个群体时，会有一种群体发出的仿佛有磁性的影响，改变了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直到个体被所谓的“集体错觉”所支配。这种模式将群体看成一个整体，在内部剥夺了每一个个体成员的意见、价值观和信仰。正如勒庞所说：“群体中的人不过是尘沙中的一粒微粒，他们只能是任凭无意识的激潮吹拂席卷，把他们带到任何一个地方。” 

勒庞列举了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匿名性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提供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并导致个体责任感的丧失，使得个体变得原始、无理和情绪化。自我克制的缺乏使得个体屈服于本能，接受“集体潜意识”的控制。对勒庞来说，群体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了返祖现象，证明了恩斯特·海克尔的胚胎学理论——胚胎重演律 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 传染是指人群中特定行为的传播，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暗示是实现传染的机制，当人群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思想时，人群中强烈的声音所提出的建议为集体潜意识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并将引导整个集体的行为。在这个阶段，群众心理变得同质化，并容易受到其中最强大成员的建议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领导，”勒庞说：“通常是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敏锐的远见天赋，他们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天赋通常会导致怀疑和不作为。他们尤其喜欢从那些病态神经质、容易激动、半精神错乱、在疯狂边缘的的人群中招募新成员。”

谢选骏指出：勒庞有关“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的论述，很适合网络时代——现在流行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废垃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部分，它的社会政治特点就是“痞子运动”。

网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报道：

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德语：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出生于1880年5月29日德国布兰肯堡哈茨，逝世于1936年5月8日德国慕尼黑），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及反民主政治作家。

《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于1918-1922年出版的历史主义著作，在这本书中，斯宾格勒用自己的理论解释世界历史，反对将人类历史看作为总是不断进步的历史的一种直线型叙述（eine lineare Geschichtsschreibung）历史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循环的（Kulturzyklentheorie），文明在会经历新生、繁荣之后，最终会没落衰亡，而西方文明正处于衰落之中。本书出版之后成为欧洲和美国的畅销书，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西方的没落》之后，他出版了《普鲁士和社会主义》等书，但在德国之外影响很小。他支持德国统治欧洲，认为这是拯救西方文明的正途。有些人将他视为保守革命的思想大师；而有些人（如戈培尔）则把他看作是纳粹主义的思想先驱，但他并不支持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在1933年被纳粹驱逐。 

1934年出版《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旋即成为畅销书。本书批评了自由主义，但也批评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犹主义。虽然种族神秘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斯宾格勒一直反对纳粹的伪科学种族主义，因此该书后来在德国也被禁。作为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他认为纳粹的国家主义太狭隘，因此不足以担任统领欧洲的重任。本书也警告一场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西方文明要遭受重大威胁。 

斯宾格勒对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影响很大，诸如阿诺尔得·汤恩比和弗兰茨·鲍克瑙（Franz Borkenau），但他的著作并没有成为当今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的奠基之石。 

谢选骏指出：勒庞比斯宾格勒年长将近四十岁，前者出版著作的时候，后者刚上小学，因此影响后者的机会很大。我认为，斯宾格勒包括你能没有读过勒庞的著作，并且受其影响——因此，“费拉大众的概念来自乌合之众的概念”大约可以成立。在我看来，“费拉大众的概念来自乌合之众的概念”一事说明，欧洲社会的费拉化过程，其实不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而是从勒庞所经历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就开始了！列宁、希特勒，都是乌合之众和费拉大众的代表。因为“费拉”就是“后帝国时代的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把俄国人和德国人都变成了费拉！苏维埃联邦和纳粹第三帝国企图重振帝国但都失败了。因为俄罗斯、德意志这个两个民族已经费拉化而成为废垃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