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文革也能推动历史进步

《纽约时报：中西对抗能倒逼中国重新开放吗》（纽约时报 2020-05-20）报道：

疫情对各国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在浮现。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一季度都遭重创。尽管中国最早复工，而且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势必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部脱贫的目标要如期实现，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面临极大困难。美国的情况似乎更遭，普遍预计第二季度经济会下跌四成，如若这样，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也将变得异常艰难。

如此形势，几乎注定美中在地缘政治上会继续硬碰硬，有一番生死搏斗，不仅是战略对手，还处于事实上的敌对关系。我曾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做出几个判断，包括西方在对华关系上会增强协调，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以及全球的去中国化将加速，各国政治上对中国的疏离感会加强。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丧失西方大部分市场的极端情况是否会发生，以及假如还是习近平当政，他面对这种极端情况会如何处理。从美中贸易战和两国在疫情中的恶斗来看，这些原本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情况都出现了，那么，在后疫情时期，随着美中围堵和反围堵的加剧，中西对立加强，丧失西方一半市场的可能性不排除。

不管上述判断的准确性如何，中国面临整体战略环境的恶化，至少成为舆论共识。以去中国化为例，尽管资本的本性追求利润，只要有利可图，要它出于非政治原因放弃某个市场，很难做到。就此而言，许多人担忧的后疫情时期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会形成一个商业体系，排斥中国的情况，成为事实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便如此，西方在抗疫中严重依赖中国医疗物资的现实，也会让它们警觉，这是否对本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进而反思全球化的合理性，全面审视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种情性甚至也会在其他非西方大国，如韩国、印度、巴西等出现。一旦政治因素介入商业，让外资觉得在华经营风险太大，那全面撤离中国也不是不可能。而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已经完全丧失的背景下，要防止政治不介入商业，难。

中国政府当然预见到此种不利前景，在经济上做出了一系列布防，包括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力度，采取亲外资的政策，比如前不久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过去一直推而不动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做出部署，在上海、海南两个自贸区实行更大力度的开放，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实施创业板注册制等。北京算是保持了头脑清醒。若再加上市场、交通、物流和劳动力素质的综合优势，应该说在短中期，要让外资全面或大面积撤离中国，不大可能。

我知道很多人不信任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举措和决心，在他们看来，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扶植国有企业，经济正在重新滑向计划体制和管制形态，有限的改革聊胜于无而已。然而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有些情绪化。应看到北京高层还是存在以总理李克强为代表的市场派火种，即使习近平，也不是不要改革，上述改革部署，都是在以他为首的中央深改委作出的。习近平的真正问题在于，他认为在强化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可以推进经济改革。因此，问题变成了，政治控制下的经济改革能否走得通，以及走多远。

在习看来，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两条腿走路。他坚信这点，否则无法解释他出台的很多政策。然而，中国改革40年的历程本身，已经否决了可以政经分离、两条腿走路的看法。在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时，不仅仅官方，包括一些市场派学者，也把政经分离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条成功经验。表面看起来，中国改革确实是按照邓小平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部署的，甚至是在党的指导下推进的，以确保改革不会危及党的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是对中国真实改革历史的一个误读。

考察中国改革的历程，经济改革之所以得以推进并取得成效，关键因素，是党放松了对中国社会包括各种要素的控制，让过去被政权压制下的人的自由本性及在自由下的创新迸发出来，党当然仍在行使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权，然而统治边界一直在收缩，直到认为再收缩将会丧失统治权为止。上世纪80年代党的退却不用说，差点就毁于一场学生运动，邓小平南方巡视，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后的10多年中，虽然党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但那时的领导层明智地把这种控制保持在政治领域，而未延续到经济层面，相反，在经济上，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来的变革，使得党对经济的领导权在微观层面反比80年代还软弱。当时国有企业的权力是掌握在经理层而非党组织手上，企业党组织普遍边缘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甚至表明某种程度的政治控制退却。可以说，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黄金期。

胡锦涛当政后，试图强化党的政治控制。但至少在他的第一任期，受到江的掣肘，加上办奥运，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还是相对宽松，在经济发展上，由于加入WTO带来的倒逼效应和市场扩大，增速仍在加速。胡的末期，党对社会的打压才开始强化，党组织在企业的边缘化地位有所改善。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况才被彻底扭转过来，党重新开始了它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这个简短回顾表明，认为政经双腿走路，可以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推进改革是错误的。从中国经济改革积蓄的动能以及本身具有的空间来看，当然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但好比负重前行，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政治控制带来的阻力，故而持续性很差，随时可能在某个阻力下停滞。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习近平这套党管一切做法至少在企业和经济层面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走走形式。但这有可能吗？短期内是看不到此种迹象的。哪怕习近平迫于经济形势压力，想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但只要他不发出明确的信号，国企的党组织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量，也会紧紧抓住对企业的控制权不放，而使得习近平的想法得不到落实。因此在政治控制不变的前提下，当经济内含的改革动力触及到政治天花板，其动力就会迅速衰竭，改革势必不会像中国政府设想的那样达到目的。

希望只能寄托外部的压力。排除新冠疫情导致战争发生的可能（因为一旦爆发战争，改革空间就会被完全封杀），当西方市场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对中国关闭，仅依赖中国自身以及发展中国家市场（后者也必然会大大缩水），中国必定会出现企业大量倒闭，人员大批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因此，即便不出现社会动荡，为防止动荡的发生，也必须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这就要求党放松对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控制，此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开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习近平和北京领导层来说，当丧失西方一半市场这种情况真的出现，在其评估通过放松内部政治控制，进行良性改革，要比通过冒险发动战争来转嫁风险，对中共带来的收益更大，选择对政治重新开放，回归江泽民时期，不是不可以。中共成立百年的历史表明，除了建党早期和文革时期外，这个党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在面临生死关头时，主义从来不是立身之本，领袖也是可以牺牲的，党的生存和确保统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而政治的重新开放，对西方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次优选择。所以，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应该促进这种局面的出现。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文革也能推动历史进步——文革以后的中国大陆，并未“回到十七年黑线专政”，反而“向前进入改革开放”，变得“更加修正主义”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改”，就是弥补文革没有完成的“斗批改”的“改”。由此可见，文革也能推动历史进步，而且大大推动了“改革进程”。再说了，“倒逼中国重新开放”的论调，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党理论，不信就看看——

网文《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报道：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Reform is a problem by reversed transmission）这番话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2013年9月17日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要点。

背景介绍——在座谈会上，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了这番重要讲话。

‘倒逼型’改革——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习近平指出，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 新的举措。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要在基本确定主要改革举措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深入论证改革举措可行性，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行动与部署——国务院 已部署各项改革承诺要兑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进一步抓好今年年度改革任务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会议强调，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部署了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经过努力，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天然气价格改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覆盖、困难群体社会救助等重点改革已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其他涉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重点改革也在积极推进。会议认为，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兑现已部署的各项改革承诺。要检查今年改革措施的落实情况，使各项改革逐一落地、逐见成效。特别是对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推进营改增、减免小微企业税费、盘活财政和货币资金存量、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改革，都要以坚定的决心和韧劲毫不放松、一抓到底。

中纪委巡视制度全覆盖——昨日，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会议强调，加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责任追究。与时俱进地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宣部 推动文化大发展——昨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准确全面严谨地宣传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相关评论——人民网评：问题倒逼改革 摸准石头过河——正当人们还在仔细研读三中全会公报的微言大义时，仅隔三天，一份淋漓着全面改革充沛气韵的《决定》新鲜出炉，将鲜明、具体、全面、深刻的改革目标次第安排。这份从宏观走向微观的“顶层设计”，有以问题倒逼改革的无畏气魄与精准设计，更给人摸准石头过河的自信和踏实感，让人读来神清气爽，极为解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凝重的命题句式，让人联想到32年前那份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份决议，一则继往，一则开来，都以极大的改革勇气和智慧，在创造着历史，更新着未来。眼下这份改革决议，历历如绘地丰富着中国梦的细节，也在回应13亿人最关切最焦虑最忧惧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宏观改革路线图，排定微观改革时间表。这样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总部署、总动员，“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来说，新的时间开始了！

这是一份有战略气魄、也有人性温度的《决定》。仔细研读，它的字里行间，毫不回避近些年来中国草根民众的疑虑、不满和诉求。可以说，这份决定里，有13亿人的苦难与辉煌，欢欣与歌哭，痛苦与焦灼。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会作出说明的表述就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细读《决定》，桩桩件件，都是群众反映强烈、曾是改革梗阻，或是触动利益集团“奶酪”的改革硬骨头：重新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财税制度事权与支出责任；放开“单独二胎”计划生育新政；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房产税立法，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转让；不准官员多处占用住房，探索实行官邸制；废止劳教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允许民间资本设中小型银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废除对非公经济不合理规定；石油、电信、电力价格将交给市场决定；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探索全国统考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一年多考；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可以说，《决定》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举措的背后，都有大量的热点新闻事件、不同利益群体冲突和反复激化尖锐的社会矛盾为深刻背景。百姓所思所想所恨所盼，也正是这份《决定》的所思所想所恨所盼，决策层的改革脉膊和百姓心声一起跳动。

也许，要再过三十年，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到，这份决定将从今日起，改变每一个国民的生活，提高每一个国民的生命质量。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将为《决定》中的改革举措付出努力。而最需要解放思想、跟定《决定》脚步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因为改革即将“革到自己头上”，但是，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箭已在弦上……

时政观察：习近平谈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有何深意？

首先，改革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决定把工作用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三十五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成功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第二体。但是，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实施的主要是粗放型经济，缺乏可持续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同是也积聚了大量的社会性、结构性以及民主制度建设问题，而且，有些社会问题不相当尖锐，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况且，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实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总体方向是 “先易后难”，所以，下一步深化式的改革，呈现出的是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改革，必然面临更多更困难的问题，甚至，可能还会遇到不少阻力，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当前我国社会唯一的必然选择，必须义无反顾地前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其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解放生产力，是一场新的革命，也是技术创新。就我国国情来说，改革，就是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调整、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问题，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要求，只有通过不断地改革，不断地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才会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再次，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发展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同时辩证否定观认为，事物内部都存在着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肯定因素是维持现成事物存在的因素，否定因素是促使现成事物灭亡的因素，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通过自我否定实现事物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为此，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我们要在基本确定主要改革举措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深入论证改革举措可行性，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谢选骏指出：由上观之，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复辟倒退”，并非习近平的独家责任，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逆来顺受、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造成的后果。所以大家不要叫苦了，不要怪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这些都是大家自己的合力促成的——叫苦的人们其实在自作自受，不免“罪有应得”之讥了。再说了，文革也能推动历史进步，现在的“复辟倒退”，不过为将来更大的自由，准备了一个压力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