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乔姆斯基是共产党中国的乏走狗

《中国青年报：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狂野习惯故事 2020-02-19）报道：

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

8月13日（2010年），美国重量级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只有经过仔细鉴别和彼此对照之后，才能弄清这位82岁的老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或按他自己喜欢的称呼，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在短暂的中国之行期间，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表达了对中国当下事务的认识，并延续了批判美国政府的老调。他带来一股旋风，除了知识界的欢呼外，《人民日报》也就此发表报道，称他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国家元首”。乔姆斯基以“异见”姿态闻名世界，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立场一生不变，曾把美国政府比作“饿狼”或“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他甚至抨击美国人最珍视的“民主”，认为它是虚伪的。这些批评，并未给他带来太大麻烦，相反，却为他赢得卓越的声望。他被美国媒体评为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首。如果说乔姆斯基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那也并不在于他的观点本身，而在于这种观点所持的姿态：批评者。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合格的批评者，以及对待批评者的宽容态度，是我们社会当下亟须拥有的资源。在目前这个变化急剧、事端丛生的发展阶段，缺少合格的批评者，或者缺少对于批评者的宽容态度，将会带来无穷恶果。保持怀疑和批判的姿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知识的“特权”，并有专业能力对事物进行深刻剖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永远面临着两种选择：做一个向权威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或做一个独立的批评者。他认为，选择成为一个批评者尽管可能在当下遭遇烦恼，却能使知识分子最终避开历史和道义对他的审判。（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乔姆斯基成了美国政府永远的反对派。即使在中国之行的演讲中，他也会时不时地将话锋转回到大洋彼岸那个“政府”上。）

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有必要对这一番我们略有些陌生的言论进行检视，并且从中得到有益的思考。我们的社会历来缺少对“批评”的集体思考。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有必要从乔姆斯基所带来的信息中学到点什么。对于那些试图以自己的批评来使社会获得或大或小改进的人来说，学习乔姆斯基强硬而坚持的姿态并不困难。通常，他们只需要准备几句犀利的言辞和一副好胆量，就可以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反对者。然而他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批评变得真诚并获得逻辑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对手也不得不正视这种批评？乔姆斯基在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提出千般批评的同时，内心却承认，美国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对美国的批评，与其说是一种敌视，毋宁说是一种认同：一个人肯付出一生来对一个国家的缺点进行批评，也许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热爱的最好方式。

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如今，尽管批评声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诸多领域，但在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批评者的角色却愈发稀缺——有品质的批评者更是稀少。

谢选骏指出：乔姆斯基吃美国的饭、砸美国的锅——竟然到美国的敌人那里去攻击美国。但是，他对美国的敌人却只轻描淡写，对要害问题不置一词。乔姆斯基不愧为一个“语言大师”！

《当美国异见人士乔姆斯基遭遇中国》（2010年08月26日  南都评论记者张传文）报道：

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教授，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

8月13日，名满天下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美国异见人士诺姆·乔姆斯基，在他年逾八旬时终于来到了中国，这一过程据说酝酿了十年之久。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算起，乔姆斯基在美国已经“红”了半个世纪。他不但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之外，他指责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揭露美国控制全球的野心，他也和美国主流媒体对着干，称它们是“宣传机器”。他还是名符其实的活动家，因从事反战而被捕。他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空洞无用，全球化是坏东西。

乔姆斯基对美国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广为中国知识界所熟悉，对其意见争议极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中国，他保持着谦虚的谨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对自己的观点例如对民主的批评在别国产生的负面效果还是有一些担心，但他的确管不了那么多。他在北大也提到，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他本人能做的，就是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

谦虚并不意味着乔姆斯基对中国没有自己的看法。在采访中，乔姆斯基对中国政治以及中国崛起后的世界角色有着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期待。乔姆斯基对美式民主的批评，也已在网络引起很大争议，但对美国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模式有更高期待。因为篇幅等原因，这部分内容无法刊出，有心的读者，可去乔姆斯基网站浏览他更多关于中国的观察。

乔姆斯基在访华之旅中应该能体悟到，这是一片在巨变之中却略显混乱的土地。《人民日报》称乔姆斯基访华“热度超过国家元首”，在乔姆斯基北京大学讲演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前，北大校长周其凤稍有激动地说，这是乔姆斯基教授难忘的一个夜晚，是乔姆斯基教授的“光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校长身边的翻译，则将乔姆斯基政治评论家的身份翻译成“politician”（政客），可其实乔姆斯基是一位伟大的独立批判者，他痛恨政客。而后校长又称他是前10名最伟大的科学家中目前唯一在世者，此次，翻译用了“still alive”，似有“奄奄一息”之意。现场“雷”声滚滚，一片哗然。唯独乔姆斯基本人安然静坐。日益高傲的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并与之深入对话的准备。

“没有一个政权会喜欢民主”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很多时事评论者认为美国是文明的民主法治的国家，是中国学习的标杆，但你认为美国的民主有问题，这令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很疑惑，你如何回应他们？

乔姆斯基：我想对这些批评家说，你们应该尽量去挖掘西方这两种制度的真实面。中国确实没有制度形式上的民主，不过在社会层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公众参与。在美国，确实有制度形式上的民主，不过也存在重大缺陷。以奥巴马总统的竞选为例，他赢得竞选的同时也打败了苹果电脑，从而赢得了美国广告行业的一座奖项――2008年美国最佳市场宣传奖。他的策划者们则欣喜若狂，公开在商业媒体上说，他们就像包装牙膏和汽车一样包装候选人，他们取得了自里根当选以来最大的成功。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希望”和“改变”，这和他的竞争对手麦凯恩的竞选口号一样。原因很简单，因为选举本质上是由公关公司和广告公司操纵的，他们能看到民意调查数字，能看到大部分公众都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因此，你推销的商品，即所谓的候选人，就会用希望和改变做竞选口号。希望什么？何种改变？候选人给了选民们一块空白的黑板。在黑板上，你可以尽情写上希望、改变之类的口号。美国的竞选一般都是靠筹措资金而成功的。你可以通过观察谁花的钱多而预测竞选结果，资金是竞选结果的指针――竞选结果很大程度上都是花钱购买的。你也可以通过观察谁购买了选举而预测政府的新政策。这就是我所说的候选人的竞选资金来源。竞选经费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因素，政治学在这方面已有广泛的研究。

这个体制有很多好的方面，我们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是领先世界的，这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个选举制度本身充满瑕疵。你会发现公众对政府极为不满，国会支持率也在下降，半数选民认为应该废掉换掉国会的议员，改为其他人来担任。作为总统，奥巴马的受欢迎程度过得去，但他并不高，远低于多数。上次民意测验中，认为他“非常好”的选民大概有25%.这是宣传造就英雄的时代里的典型现象，里根总统也是这样。

这些假象可能正是中国的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但却不是事实。世界上确实有民主的选举，比美国的要民主得多。最震撼的例子就是与奥巴马同期举行选举的玻利维亚――南美最穷的国家。这个国家中大部分的选民都是土著居民，他们是南半球最受压迫的人民，他们经受了欧洲的侵略，他们在2005年第一次登上了选举的舞台，并赢得了选举。当选的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来自和选民们一样的阶层。

而在美国，我们举行广泛的投票，但是大部分的民众都不知道选举的详情。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笨或不关心，而是由于经营选举的公关公司不想让选民知道，这样他们就能像销售商品一样来推销他们的候选人了。如果你曾留意过电视广告，你肯定知道，商品做广告时并不是以它们的特性为卖点，而是以形象为卖点的。如果一个广告商想出售一辆福特汽车，他们不会公布该车的信息。

但是玻利维亚却不一样，人们知道选举所涉及到的所有重要争论点，他们为这些问题奋斗多年，他们的选举日也不同于美国，不是按一下按钮就完事回家，而是持续的政治斗争中的其中一天。

你想要一个民主的模型，那么这就是民主的模型。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完美，但是它却具备民主体制的很多特征，而这些特征中有许多美国是不具备的。因此你没有必要从中国模式、美国模式甚至是玻利维亚模式中硬选一个，你应该谈论民主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存在完美的民主形式吗？

乔姆斯基：你让我列举其它的民主形式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应非常有意思。以阿拉伯国家为例。事实上，他们没有民主，都是专制。但是他们却有过一次自由选举，即2006年1月在巴勒斯坦举行的选举，那次选举监督严格，每个人都认为那是民主选举。直到今天，它仍是阿拉伯国家中的一次真正自由的选举。美国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美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了长期持续的严惩，因为他们投错了票，选举结果让美国不满。就在结果出来的几天内，美国公开宣布，将对巴勒斯坦实施严惩，以色列、欧洲国家也纷纷表态。对不喜欢的选举结果就是这么表态。

因为民主是个危险的东西，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国家。没有一个政权会喜欢民主，因为民主牵制权力。因此任何一个政权都在防止民主。以韩国为例，韩国之前处在严厉的专制统治之下，那是受美国支持的，后来爆发了民主革命，韩国才成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国家。历史就是这样。美国早期的民主只是拥有财产的人才能享有。但随着岁月的变迁，民间抗争扩大了民主，赢得了言论自由，但同时也出现了用钱购买选举这种逆向发展。这些事情说起来很复杂，你不会以这些事例作为民主模型的。

“中国的成就和全球化没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全球一体化已被多数中国人接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从中受益颇多。但你对全球化和WTO的评价似乎很低。

乔姆斯基：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成就实质上与全球一体化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和贸易与出口有关，中国逐渐成了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没有人，包括我，会反对进出口，但那并不是全球化。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了东北亚地区生产系统的一个装配厂。如果你看一下整个地区，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区。中国出口量非常大，但这里头有些误解，中国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以及美国等国的出口。这些国家给中国提供零部件和高科技，而中国则将它们组装起来并进行出口，而这就被称之为“中国的出口”。

中国依靠其明智的政策的确发展得很好。但事实上，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许多代价会转嫁给下一代，如生态成本。经济学家不会考虑这些，但代价就是代价，总要有人来偿还，可能由你的孩子或孙子来偿还。这些真的和全球一体化没什么关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也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研究一下WTO的规则，会发现那些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规则。WTO的规则是一系列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结合体。WTO存在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现象，而中国就从中吃了很多亏。比如药物，WTO给了一些药物前所未有的专利保护。如果当年美国必须遵守这种专利法，那么美国到现在就只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但是现在呢，富人们想要自己的公司得到保护，因此，WTO就给了这些医药公司价格垄断权，这就使得全球医药价格骤升。一旦有国家想打破这些垄断权，比如前几年泰国的做法，美国就会对这些国家实施严厉的制裁。

你若看一下乌拉圭谈判，就是建立WTO的那次会议，那是由跨国公司及能从中受益的少数几个国家组织的。因此，当你再看这些规则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它们是服务于规则制定者的。没有人有理由觉得吃惊。不管从哪种意义上来讲，这都不是全球一体化。WTO就是关注投资者权利的组织，只是某些人似乎从中受益罢了。

比如说，中国就因为成了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集装工厂而受益颇多。这是WTO这个组织中投资者权利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也完全不是一个市场体系。它只是碰巧涉及到了贸易，但是这些贸易的增加在WTO出现之前就有了。事实上，在战后初期，贸易的增加速度要比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还要快。没有人反对全球一体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文化交流，这些都非常好，只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都不能称之为全球化。

“知识分子应该说出真相”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思想界的当下，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左派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源泉，哈耶克、罗莎?卢森堡、罗尔斯。你如何评价他们？

乔姆斯基：罗尔斯正好是我的朋友，很亲近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他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他对正义理论做了非常好的哲学思考，从这些思考出发，他大致得出了一些关于自由社会的结论。这些结论我认为很好，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大。罗尔斯是一个严肃的温和自由主义哲学家，但他首先是个抽象的思考者，而不太关注政策描述。

罗莎·卢森堡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她因为支持人民革命被德国人杀害了。她是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友好批评者。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认为她的批评会尖锐得多。我认为她值得高度评价，但是她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极小。

哈耶克，我觉得他完全生活在梦想中。如果有人要实施他的想法，社会会立即被摧毁。他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但是现实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完全自由市场下生存的记录。如果没有经济权力的集中，或者完全相信自由市场，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比如，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核心是他所说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你见过世界哪个地方是人们可以自由穿越边界的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没办法自由流动。所以还是不要谈论自由市场吧，这只是一种幻想。

看看现实中，所谓WTO的自由市场原则，所谓罗纳德?里根所鼓吹的那些，都充满了保护主义。相反，在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中，比如说美国，都存在重要的政府力量，很活跃的政府力量。当你用电脑、上网，坐飞机出行，从沃尔玛买东西，吃药看病的时候，都从公共财政对私人企业系统的补贴中获益。互联网和电脑在交给私人企业运营前在国家控制之下经历了大约30年。整个系统就是这样运作的，其源头早在工业化之初，当时英国就已经这么干了。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去掉许多幻想，去掉许多宣传的假象。所以，哈耶克的书读来很有趣，但是跟现实社会没什么关系。罗尔斯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他的书很值得读，但他并没有过多描述世界应该怎么组织。罗莎?卢森堡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但她的影响几乎已经没有了。哈耶克的部分理论是正确的，他批评国家控制的中央集权独裁政府，但卢森堡在更原则性的层面上对此提出过批评。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理想中学者的角色是怎样的？

乔姆斯基：基本上，学者应该试图发现真相，并诚实地说出真相。这是目标。但学者们这么做了吗？也许物理学家在这样做吧，历史上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不是这样的角色。总体上，他们的历史角色就是服务于权力。每个社会中受到尊敬的学者都是因为他们为权力体系服务而受尊敬的。每个社会都有异见者，他们在社会的边缘，批评权力的运作，试图找出制度的本质，呼吁道德和正义。这样的人通常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惩罚。在一些社会里他们被谋杀，在另一些社会他们被送去监狱，被排斥边缘化。他们从来没有受欢迎过。如果哪个异见者在自己的社会中非常受欢迎，那么你应该怀疑他。

南方都市报：你是否担心自己的一些比较激进的理论观点，会被世界上其它一些政府所利用？

乔姆斯基：我的一些观点被某些国家有意利用是很有可能的。很遗憾我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我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怎么来利用你所说的东西，不管是你真的这样说过，还是他们宣称你这样说过。

“中国改变了世界秩序”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中国的崛起会不会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的总体走向？中国会在世界上扮演美国目前扮演的角色吗？

乔姆斯基：我不这样认为，也不希望这样。你希望中国在全世界有800个军事基地，到处侵略别的国家，推翻政府，实施恐怖行动吗？这就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我不认为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中国身上，也不认为能够发生，当然也不希望发生。中国的存在已经改变了世界秩序。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占了世界人口的几乎一半，他们在增长，在发展，但相对西方来说，他们的财富只是一小部分。中国和印度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内部问题，所以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会有所改善。因此要把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与富裕国家相比较，没有任何意义。我希望他们能对世界产生良性的影响，他们也许能够。但是必须仔细观察。

拿中国来说，你应该问问自己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幸运的是，中国现在的角色不是侵略其它国家，巨大的军事开支等等，但中国确实在扮演着某种角色。中国在消费资源，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巴西向中国出口，巴西经济会从中受益，但另一方面巴西经济也受到损害。对巴西、秘鲁和其他一些资源生产国来说，发展问题之一是他们的经济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这不是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他们要改变经济模式，首先是解决巨大的内部问题。同时变成生产者，而不仅仅是为其他生产者出口初级产品。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成功是不是对西方民主的一种挑战？

乔姆斯基：让我们做一个历史的比较。对英国的民主来说，美国的发展是威胁吗？美国是从奴隶社会发展起来的，是从灭绝土著人和奴隶制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模式适合其他国家吗？你希望中国学习这个模式吗？美国的确发展成为在很多方面领先的民主国家，但它的民主不是以这个模式发展出来的，这个模式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愿意学习。

中国在发展，但没有特别的理由证明中国的内部发展会对西方形成挑战。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中国的独立性。这才是挑战。

你能每天从报纸的头条看出来。现在美国外界政策的主要关注焦点是伊朗。2010年在外交政策界被称为“伊朗年”，伊朗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挑战，世界秩序的主要威胁。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单边的、严厉的制裁政策，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遵守联合国的制裁，但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轻到遵守与否无所谓，而中国没有遵从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在我启程到中国来之前几天，美国国务院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对中国发出警告，他说中国要承担起国际责任，也就是要遵守美国的命令。这就是中国的国际责任。

这是标准的帝国主义，其他国家有责任按照我们的要求行事。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负责任。我想中国外交部的人听了一定都笑了。但这就是帝国主义强权的标准逻辑。事实上，这也是伊朗为什么是威胁的原因，因为它不服从美国的命令。中国是个更大的威胁，因为如果一个大国不服从命令，麻烦就大了，这就是美国面临的挑战。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的，目前离那个目标还有多远？

乔姆斯基：我不觉得自己能描绘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做到。拿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来说，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包括三卷本的《资本论》里，他几乎没有提到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因为他的智慧不够，而是你没有办法描绘未来社会的细节，那里有太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有太多需要靠实践和经验来发现的东西。

当然，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可以说出几点主要的原则来。我想，理想社会应该基于自由结合自由协作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的民主管理，应该是团结、和睦、相互支持的社会，应该试图搞清楚权威（Authority）和支配（domi-nation）的结构，要求管理者证明自己有能力胜任职务，而不管他们来自哪里。管理者有义务证明自己能完成任务，如果不能完成，那就下台。

事情在很多方面总是随着时间不断进步、完善的，有无数人为之贡献精力和理论，才有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应该努力去做，而不是空想。想象就像爬山，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能看到的那座山上。

谢选骏指出：“热度超过国家元首”——这就是共产党中国给予乔姆斯基的褒奖！因为乔姆斯基虽然犹太人，但毕竟还算白人，他的地位当然高于黑人的国家元首奥巴马。

《82岁时，乔姆斯基来到中国 热度超过国家元首》（2010-08-18 人民网）报道：

“他叙说的是我们不愿听也不愿记住的东西，然而，如果文明要延续下去，这些却是我们必须认识和不能遗忘的东西。” “有研究认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平均的存在时间是10万年左右，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现代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存的时间。我们正生存在一个证实这个预测的时代。”8月13日晚，在2000余听众的注视下，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结束了题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的演讲。 “继上个世纪罗素与杜威之后，最有名的西方学者的东方之行……”谁能抵挡这样的演讲诱惑？

一票难求——热度超过国家元首——出生于1928年的乔姆斯基，是著名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被誉为“当代认知科学之父”、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在美国“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100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他排名第一，也是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的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20世纪全世界前10位最伟大科学家中，目前唯一的在世者。

乔姆斯基素以敢批评政府闻名。比如，他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七天，就接受电台采访，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应深刻反省自己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他多次被美国各大学邀请做报告，往往数周前听众席位就预定告罄。早在10年前，就有人促成他访华，但最终没成行。促成此次亚洲之行的，是美国及大陆和香港澳门地区的多位教授。8月9日乔姆斯基访问了台北的“中央研究院”，10日于台湾大学作主题演讲，12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作讲座。13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是他最后的一场演讲。

此次“亚洲之行”还有专门网站，有关方面还设计了册子，对乔的主要观点进行全面介绍。而所有媒体都要提前申请，不仅要凭记者证，还要有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现场还要签一个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商业用途的保证。虽然演讲晚上7时多才开始，但人们从下午3时多就开始排队领取入场券……

座无虚席——两大课题听者云集——8月13日晚7时，乔姆斯基穿着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服，静静坐在讲台上。简短的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后，他脱去学位服，很有风度地站到了麦克风前，开始了大家期待的50分钟讲演。“简单来说，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生存遭遇严重威胁的状况。这里主要有两个挑战，一个是核战争，一个是环境造成的重大灾害，它们都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演讲一开始，乔姆斯基就提出了两大世界性课题。与传说中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相比，整个演讲过程，乔姆斯基语速缓慢，声音不高，并没有多少节奏变化。

提问环节无疑最让人期待。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他的学生，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黄正德负责筛选所有问题。在将近150个问题中，仅有不足10个问题被选中。这个“毕生的持不同意见者”，在观众面前表现得非常配合。遇到不好回答的问题，他总是耸耸肩，摊摊手，或者微微一笑。有人问他放松自己和解压的方式，乔姆斯基直接回答“去工作”。

大师如何看待中国，无疑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乔姆斯基表示，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能源的过分开发都令人担忧，如果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一生轨迹——对学术和政治120%付出——“你用持续与变化来勾勒世界，请问如何勾勒自己的一生？”这是观众扔给乔姆斯基的一个问题。“我的一生，一部分与世界各国的政治问题相关，还有一部分贡献给了科学研究。从我还是孩子时，就一直追求这两方面的目标。我还记得自己写过的第一篇文章，是1939年1月写的，虽然发表了，但我可能是这篇文章唯一的读者。当时，巴塞罗那沦陷在弗朗哥军队的铁蹄之下，我写的是纳粹主义的崛起对于欧洲和平的影响……所以我的人生第一个勾勒的术语应该是‘不变’，虽然情况在不断变化，但我对学术，对政治的承诺都没变。”学术和政治是他的两项工作。“对任何一方我都付出了100%，甚至是120%。” 对乔姆斯基颇有研究的清华大学学者蔡曙山分析，乔姆斯基在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名气，使得大家不得不去注意他的政治观点，而他的政治声誉，或者说政治恶名，又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学术成就上。

喜欢乔姆斯基的人会非常崇拜他，把他奉为精神领袖、黑暗中的灯塔。不喜欢他的人则骂他是疯子，但没有人能忽视乔姆斯基的“声音”，正如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评论所说，“他叙说的是我们不愿听也不愿记住的东西，然而，如果文明要延续下去，这些却是我们必须认识和不能遗忘的东西”。有记者问乔姆斯基，您在斗争中慢慢变老的感觉是怎样的？他说，时间少了，要做的很多，更得努力。这是他的宣言。

谢选骏指出：乔姆斯基到共产党中国领赏去了，为的是酬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国际知名左翼学者乔姆斯基呼吁杯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会》（29/11/2018 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报道：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批判哲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连同世界其他30多个学者联名呼吁杯葛中国举行的马克思主义会议，对北京最近对支持工人的学生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表达抗议。金融时报报道，参与杯葛行动的学者大多数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除了乔姆斯基之外，还包括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默（John Roemer）。 

根据报道，学者们联名抗议的声明指出：“继续参与……官方赞助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等同我们默许赞同中国政府的游戏。全球左派学者应该加入杯葛这次会议的行动。”学者们的杯葛，是针对过去数个月中国当局禁锢多个顶尖大学学生的打压行动，这些学生曾组织活动，支持深圳佳士科技的工潮。在事件中，根据佳士科技独立工人组织表示，超过20个学生和最近毕业的学生仍然遭到当局禁锢。由罗默教授执笔的声明说：“中国政府打压这些学生，甚至绑架他们，足可显示领导阶层都是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者。”

上个月，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终止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名交换学生的计划，因为这家美国常春藤大学关注人民大学惩罚支持工人的学生。两个星期前，当局又展开另一波的逮捕行动，当中一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张圣业遭到“不明黑衣人绑架后消失”。

发起学者杯葛行动的，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许少英，她有份联署的声明指出：“根据我们汇集的资讯，仍有更多的学生备受威吓。”许少英早年毕业自香港中文大学，在德国的卡塞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报道又引述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思科赖尔（Leslie Sklair）表示，他将敦促他的同僚们“加倍审视他们的大学和参与镇压学生的中国大学之间的关系。”报道指出，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政府对一切草根式的组织行动都拒绝容忍，尽管打着共产党的招牌，中共对学生与工人的串联运动特别感到紧张，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共当年革命起家的根源。

谢选骏指出：乔姆斯基不是真的悔悟，乔姆斯基是累了，疲乏了——乔姆斯基终于成了共产党中国的乏走狗。

《“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较量》（德国之声中文网 30.11.2018）报道：

近日美国左翼学者乔姆斯基加入世界各地30多名学者的行列，一同呼吁抵制中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以抗议北京打压亲劳工学生团体。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像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样的著名左翼学者的抵制会令中共尴尬。

呼吁抵制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学者主要来自美英顶尖大学，包括亚利桑那大学语言学教授、著名左派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耶鲁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John Roemer)等等。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助理教授许少英（Elaine Hui)是此次杯葛行动的发起人。

过去4个月里，中国顶尖大学的一批学生因支持深圳佳士科技公司成立工会被拘押。据佳士工人声援团的消息，迄今仍有大约30名大学生及毕业生被关押或监视居住。各地学者此次杯葛行动即是对该事件的反应。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乔姆斯基在声明中写道："继续参加……官方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相关活动，意味着我们将成为中国政府这套把戏的同谋。世界各地的左派学者都应该参与抵制此类大会和活动。"

约翰·罗默教授写道："中国政府打压这些学生，甚至绑架他们，暴露出政治领导层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声援佳士工人成立工会的学生来自北大、人大、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知名学府，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毕生生岳昕、张圣业，人大学生陈可欣等等。他们的一大共同点就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大三学生陈可欣在被拘押前曾向媒体表示："我们所做的事是完全合法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赞扬社会主义，我们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政府不能针对我们。"北大毕业生岳昕在被拘留前也曾向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她受到了习近平反腐以及他年轻时在乡下贫困村庄工作经历的鼓舞。张圣业曾和其他60名自称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的学生一起发表了一份报告，记录了违法用工情况。他说："对工人的朴素同情，对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朴素向往，我们大家都是有的。"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当局仍然对他们进行了镇压。8月24日，配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冲进了这些活动人士在惠州租的一处公寓，将近50人拘留。警方冲入大门时，这些活动人士手拉手高唱《国际歌》。佳士工人声援团在8月6日举行抗议活动，成员之后陆续遭到逮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中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章立凡看来，此次政府对学生的镇压极具讽刺意味。"现在讲马克思主义，成立许多马克思主义中心其实只是为了证明党统治的正统性。但当前面临的形势不妙。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给大学生洗脑，洗到最后大学生都成了体制的反对派，去支持工人运动。等于是烧香引出鬼——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在野的反对派挑战政权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造反的理论，但中共现在是执政党了，却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继续宣扬马克思主义，结果就出来这样的'怪事'……毕竟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现政权都不利。讲阶级斗争，那么现在谁是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讲无产阶级专政，但中共现在搞的就是有产阶级专政。学生们学了马克思主义后，拿来对照现实，就会发现，这套理论现在正好是可以拿来反对政府、反对政权。"

意识形态输出——近年来，中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全世界宣传自己治理模式。比如在2017年11月底12月初，邀请全球12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到北京参加世界政党大会。"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也是这一潮流的产物。2015年10月10日至11日，北京大学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具体承办方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这次大会据称规模为350人。今年5月5日，北京大学又主办了第二届大会，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据新华社报道，有"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马克思主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集聚一堂"。

“北大精神”何在？——有关该大会的官方宣传写道，"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目标是将世马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论坛，以此汇聚世界各国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者，共同探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中国的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历史学家章立凡向德国之声表示，面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以及意识形态输出，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警觉并感到不安，比如开始抵制孔子学院。而现在，像乔姆斯基这样的西方著名左派学者也呼吁杯葛"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无疑会令中共极为尴尬。他说："西方那些真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不相信中共搞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中共会怎么去反驳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假装听不见，采取鸵鸟政策。但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抵制，我认为对今后这样的大会是否还能召开确实有影响。"

10月28日，美国康奈尔大学因中国人大惩罚支持深圳劳工权利的学生、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宣布中断双方学术合作关系。佳士工人声援团目前仍在继续抗争并通过海外网站公布被捕、被失踪的声援者名。这些信息在中国网络都遭到全面封锁。

谢选骏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病毒”去治疗马克思主义的“假瘟疫”？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可笑的闹剧吗？ 

网文《诺姆·乔姆斯基》报道：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英语：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或译作“荷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认识学家、逻辑学家、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他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对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他对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所著《口语行为》的评论，帮助发动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并挑战了1950年代研究人类行为和语言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他所采用以自然为本来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大大地影响了语言和心智的哲学研究。他的另一大成就是建立了乔姆斯基层级：根据文法生成力不同而对形式语言进行的分类。乔姆斯基还因他的政治热忱而著名，尤其是他对美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批评。从1960年评论越南战争以来，他的媒体和政治评论便越来越著名。一般认为他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把自己归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并且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情者。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说，在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是被文献引用数最多的健在学者，并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数第八多的学者。

生平——乔姆斯基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他的父亲威廉·乔姆斯基（William Chomsky）是一位希伯来学者，来自一个后来被纳粹灭绝了的乌克兰小镇库皮利。他的母亲艾尔西·乔姆斯基·西蒙诺夫斯基（Elsie Chomsky Simonofsky）是白俄罗斯人，但跟她的丈夫不同的是，她生长在美国，说“普通的纽约英语”。他们两人的第一语言都是意第绪语，虽然乔姆斯基本人说父母在家禁止讲这种语言。他说，他们住在分裂为“意第绪区”和“希伯来区”的犹太人聚居地，他的家庭认同后者，并用“纯粹的希伯来文化和文学”教导他。

乔姆斯基记得他的第一篇文章写于十岁那年，文章是论在巴塞罗那陷落之后，纳粹主义蔓延的威胁。从十二岁或十三岁开始，乔姆斯基更加彻底地认同无政府主义。他毕业于费城中央高中，从1945年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哲学家C·维斯特·切奇曼、纳尔逊·古德曼和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学习哲学和语言学。哈里斯对他讲授了自己在语言结构线性算子方面的发现。乔姆斯基后来把这些解释为对来自标记系统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产物的操作。哈里斯的政治观点对乔姆斯基政治立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949年，乔姆斯基和语言学家卡罗尔·沙茨结婚（Carol Schatz）。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分别是阿维瓦（Aviva，1957年）与戴安（Diane，1960年），和一个儿子哈里（Harry，1967年）。

乔姆斯基于1955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大部分博士研究是用四年时间以哈佛大学年轻学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在博士论文中，他开始发现自己的一些语言学思想；后来他将这些进一步阐发，写成了他在语言学方面大概最有名的著作《句法结构》。

乔姆斯基于1955年开始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1961年成为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系（现在的语言学与哲学系）的正教授。1966到1976年间，他担任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的法拉利·P·沃德（Ferrari P. Ward）教席。1976年他被任命为学院教授，之后至近五十年来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课。

正是在此期间，乔姆斯基开始公开地参与政治。当他在1967年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后，乔姆斯基成为越战主要反对者之一。从那时起，乔姆斯基便因他的政治立场而出名，对世界各地的政局发表评论，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权力合法性的批判影响深远，并因而成为富有争议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诚追随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针对他对911事件的反应。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给乔姆斯基带来了人身威胁。他的名字被列在泰德·卡辛斯基（“邮箱炸弹杀手”）的预定名单上。在卡辛斯基被捕以前，乔姆斯基让人检查收到的邮件以防炸弹。他自称也经常被警察保护，特别是在麻省理工校园的时候，虽然他原则上不同意这种保护。

尽管对美国百般批评，乔姆斯基还是生活在美国，他的解释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后来他又阐发为：“国与国之间的综合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会这么比较。不过美国有些成就，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几个世纪来争得的领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贡献语言学——《句法结构》是乔姆斯基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的《语言学理论的逻辑结构》一书的精华版。这一理论认为说话的方式（词序）遵循一定的句法，这种句法是以形式的语法为特征的，具体而言就是一种不受语境影响并带有转换生成规则的语法。儿童被假定为天生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类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的知识。这种与生俱来的知识通常被称作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的一些语言学学说一直饱受争议。例如他声称“只要掌握一种语言的语法，便已经俱备该语言的语言学竞争力”，暗示学习语言并不需要学习该语言的背景文化。此论点被包括西门菲沙大学语言学教授沙潘斯基 (Nathalie Schapansky)在内的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公开反对及批评。此外，关于普遍语法以及X-Bar语法的论述也一直争议不断：出于普遍语法的假设，应用X-Bar语法时不得不假设很多空白词类(empty categories)。例如：法语和英语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用补语指示词(Complimentiser)引出从句，而粤语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补语指示词，但是将X-Bar理论应用于粤语时，使用者不得不假设粤语有“空白补语指示词”(unpronounced/empty complimentisers)。

心理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著作，对于心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普遍语法理论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既定的行为主义理论的直接挑战。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儿童如何习得语言以及什么是真正理解语言的能力都有深远的意义。乔姆斯基理论的很多基本原则现在已经在某些圈子里被普遍接受。1959年乔姆斯基出版了对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口语行为》一书的长篇评论。斯金纳在他的书里试图用行为学理论解释语言问题，他将“口语行为”定义为一种从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行为，这就超出了语言学家通常关注的范围而对交往行为提出了普遍解释。

斯金纳的研究方式与传统语言学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关注语言使用的情境，比如他认为跟人要水，与把一样东西称为水，与回应他人要水的请求在功能上是不同的。这种因功能而异的回应方式需要单独进行解释，这就与传统的语言观以及乔姆斯基的心理语言学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关注的是词语的精神表象，并假定某个词一旦被学会就会以各种功能出现。乔姆斯基1959年对斯金纳的批判虽然也涉及不同口头行为的功能，但主要集中在对斯金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行为心理学的批判。乔姆斯基论文的主要观点是，将动物研究中的行为原则应用到实验室之外的人类身上是毫无意义的， 要想理解人类的复杂行为，我们必须假定负有终极责任的大脑中有一些无法被观测到的实体。这两点都与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针锋相对。应该注意到，乔姆斯基1959年的这篇论文也曾受到严厉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肯尼斯·麦克考科戴尔1970年发表在《行为的实验性分析期刊》（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volume 13, pages 83-99）上的《论乔姆斯基对斯金纳〈口语行为〉的评论》。这篇论文和其它类似的评论都指出一些为外行忽略的事实：比如乔姆斯基不管是对行为心理学还是对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都并不真正了解，而且犯了很多令人难堪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乔姆斯基的论文并未完成它所宣称的任务。那些深受这篇论文影响的人，要么是从来就与他观点一致，要么从来没读过这篇文章。

通常认为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的批评开创了美国心理学从1950年代到70年代的“认知革命”，也就是从以行为研究为主转变为认知研究为主。乔姆斯基在他1966年的《笛卡尔主义语言学》和后来的著作中对人类语言能力作出的解释后来成为心理学某些领域的研究范本。现在很多关于头脑如何运作的观念都是从乔姆斯基富有说服力的思想中发展而来的。有三个基本思想。首先，头脑是“认知的”，或者说头脑中包含精神状况、看法、疑惑等等。先前的观念甚至不承认这一点，认为只存在“如果你问我想不想要X，我会回答是的”这样的逻辑关系。而乔姆斯基则相信通常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即头脑中包含看法甚至无意识的精神状态。其次，乔姆斯基认为成年人的大部分智力活动都是“先天的”。尽管儿童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某种语言，所有儿童都天生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在最初几年中很快吸收几种语言。后来的心理学家将这一论断广泛应用于语言问题之外。最后，乔姆斯基将“模块化”作为头脑认知结构的关键特征。他认为头脑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各司其职的亚系统组成的，彼此间进行有限的交流。

其它领域——乔姆斯基的模式也被当做其他一些领域的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课程中会涉及乔姆斯基体系，因为它传达了对多种正规语言的洞见。这一体系也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讨论，并引起了数学家，尤其是组合数学家的兴趣。很多演化心理学的论点也是由乔姆斯基的研究结果中引发的。

1984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尼尔斯·吉尔内用乔姆斯基的生成模式解释人类免疫系统，他把“蛋白质结构的各种特征”类比为“生成语法的各个组成部分”。吉尔内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讲座就题名为“免疫系统的生成语法”。

观点——批评反科学文化——乔姆斯基对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持有强烈异议。“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我所知道的方法，那些被指责为“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方法研究此类问题。因此当我读那些论文（按：此处应指后现代或后结构的论文）时，我指望他们能帮我超越这种局限，或指出一个全新的方向。我恐怕是失望了。我承认这也许是我的局限性。通常我读到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那些多音节术语的时候，只是匆匆扫过。我能理解的多半是老生常谈或明显的谬误，然而那些只在所有词语中占一小部分。确实，有很多其它东西我也不懂，比如最新的物理学和数学期刊上的文章。但是不一样。后一种情况下，我知道如何去理解他们，在我格外感兴趣的时候也那样做过；而且我知道那些领域的人能够根据我的水平向我解释，让我弄懂我感兴趣的部分内容。相反，好像没有人能跟我解释最新的“后”什么之类的理论。除了老生常谈，胡言乱语和明显的错误外还有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去理解。”

乔姆斯基注意到，对“白人男性科学”的批判类似于反犹主义及“德意志物理学”运动期间，纳粹出于诋毁犹太科学家的研究的政治目的对“犹太物理学”的攻击。“事实上，“白人男性科学”的整套说法都让我想起“犹太物理学”。也许这是我的另一个不足之处，但是我读一篇科学论文的时候无法判断作者是否白人或者男性。对课堂上、办公室或其它地方的讨论也是如此。我着实怀疑那些与我共事的非男性、非白人学生、朋友和同事会乐于接受这种说法，承认他们的思维和理解方式由于“性别与种族的文化”而与“白人男性科学”有所不同。我估计他们对此的反应不仅仅是“惊讶”。”

政治——乔姆斯基于1970年代曾经支持红色高棉，并否认其大屠杀暴行。乔姆斯基是美国激进派政治人物的最著名代表之一。他自称无政府主义者，按照他的说法也就是挑战并试图消除一切不正当的等级制度。他尤其认同无政府主义中以劳工为核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乔姆斯基并不完全排斥选举政治；他对美国大选的立场就是：公民应为当地民主党投票以防止共和党上台，而在共和党没有希望获胜的地区则应该支持更加激进的候选人比如绿党。他自称为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同路人”，以示与纯粹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并以此解释他为何有时愿意国家机器介入。

乔姆斯基认为自己是经典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他还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他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总体来说，乔姆斯基对传统的政治称谓和分类都不感兴趣，他宁可让他的观点本身说明问题。他主要的政治活动方式是为杂志撰文、写专著及发表演说。他也是政策研究学院的高级学者。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一贯持鲜明的批判立场，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成为他的很多政论的基点之一。乔姆斯基对此提出两点理由：首先，他相信，如果他的著作是针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其次，他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现存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以前的所有超级大国一样霸道。

乔姆斯基说，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小布希和奥巴马等人被逮捕并移送国际刑事法庭，但他知道这不可能实现，因为：美国通过一项法律，授权总统派军行使武力救回任何被移送国际刑事法庭的美国人。

2013年，土耳其抗议运动支持者，至麻省理工邀请乔姆斯基声援。乔姆斯基同样举起I'm also a apulcu，声援土耳其反对派。《现代美国哲学家辞典》将乔姆斯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左派批评者中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论恐怖主义——对美国在1981年和2001年宣布的反恐战争，乔姆斯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是美国领导的世界强国。他引用一部美国军事辞典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说那是：“故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以策动恐惧，试图强迫或恐吓政府或社会以追求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他据此指出，恐怖主义是对某种行为的客观描述，不论行动者是否为国家机器。就美国入侵阿富汗，他说：“肆意杀害无辜平民是恐怖主义而非反恐战争。”论恐怖主义的效力：“首先，恐怖主义确实有效，不会失败。它是有效的。暴力总是有效，世界历史一向如此。其次，通常所谓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这一说法是极大的分析失误。与其他暴力手段一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强者的武器。恐怖主义被称作弱者的武器，是因为：强者同时控制着言论，他们的恐怖行径也就可以不算。这是普遍情况。我几乎想不出历史上有任何反例，甚至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也这么看。比如说纳粹，他们没有在欧洲占领地实行恐怖主义，他们是保护当地居民免受游击队的恐怖袭击。正如其它抵抗运动一样，当中存在恐怖主义。纳粹是在反恐怖。”

至于对恐怖主义是应当谴责还是支持，乔姆斯基认为，恐怖主义（及暴力和强权）总的来说应受谴责，除非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恐怖（或暴力及滥用强权）。在1967年一场关于政治暴力的合法性的辩论中，乔姆斯基主张，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是不正当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在某些情况下那些活动又是有理由的：“我不认为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令人发指，就应该对之一味谴责。虽然这可能听上去很邪恶，但我们实在应当把代价作个比较。如果我们要站在道德立场上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如此—我们就要问一问：使用和不使用恐怖活动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不使用恐怖活动的后果就是让越南的农民继续过着菲律宾农民那样的生活，那我想恐怖活动是有合法性的。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不认为成功是通过恐怖活动取得的。”乔姆斯基认为，那些美国政府进行的被他称为恐怖主义的活动都禁不住这样的检验。对美国政策的谴责是他的著作的要点之一。

2013年9月，乔姆斯基接受今日俄罗斯访问，以曼德拉和海珊为例说明，美国的“恐怖份子清单”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决定谁该列入或移出，是不受监督的作法。乔姆斯基说：“奥巴马宁可错杀一百的‘全球暗杀政策’（global assassination campaign），倒退到8百年前13世纪的人权水平。”

其它事件——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里爆发了香港中文大学冲突，香港警察攻进了香港的知名学府中文大学，诺姆·乔姆斯基参与了香港监察发起的学术界联署，讉责香港警察的暴力行为，并促请香港政府捍卫学术自由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它参与的知名学者包括齐泽克、朱迪斯·巴特勒、扬尼斯·瓦鲁法基斯、罗拔·彼得·佐治和史迪芬·平克。

谢选骏指出：乔姆斯基为何支持红色高棉并否认其大屠杀暴行？因为，乔姆斯基和红色高棉一样，都是共产党中国的乏走狗。乔姆斯基为何参与了香港监察发起的学术界联署、讉责香港警察的暴力行为，并促请香港政府捍卫学术自由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这条乏走狗还想挽救垂死的“一国两制”。可是“一国两制”本来就是一个临时道具，语言学家们真不知道“一国两制”是个幌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