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退位后对胡适说了什么？胡适赞许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山南慕北 2016-01-20）报道：
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但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就政治而言，一介文人的胡适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怎么看？
溥仪退位后对胡适说了什么——民国期间曾有一则新闻——小皇帝溥仪电话约见大教授胡适。至于为何要约见胡教授，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电话刚引进中国不久，溥仪对这种新鲜玩意着迷而又不知道该给谁打，穷极无聊之下，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地拨号，这才找上了刚刚装上电话的胡教授。
一位化名秉均学人的日本记者，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清帝复位说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
此时的溥仪，刚刚17岁，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他身边有一位英国籍教师庄士敦（原名ReginaldFlemingJohnston，18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曾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为他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这对长在深宫中的溥仪来说，颇有吸引力。然而，溥仪身边还有一批由清廷旧臣充当的“师傅”，这些老学究对洋鬼子庄士敦并不怎么喜欢，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教导这个小皇帝。
这给溥仪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过着封闭的生活，师傅们的教导不会因为庄士敦的出现而被推翻，然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也给了皇帝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
约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探病经历。秉均学人写道：尽管觉得师傅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脱离时代，但受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体会到师傅们对自己期望殷切而又爱护备至，溥仪对这些师傅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最亲近的是一位姓陈的师傅。一次，这位师傅生病，溥仪便前去探望。
笔者根据中方史料考证，此事并非日本记者信口开河。这位姓陈的师傅应当是陈宝琛,根据《钓鱼台备忘录》记载，陈宝琛有一次生病，溥仪的确前去探视，时间是1922年。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早年入翰林，因直言敢谏而闻名。1911年，陈宝琛开始担任溥仪的老师。他在溥仪的师傅中任职最早，时间最长，感情最深。多年后，溥仪去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的时候，陈宝琛不顾老病之身赶去劝谏，可惜这时他昔日的学生已经不听他的了。溥仪后来回忆道：“在我身边的遗老中，他是最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日本记者秉均学人推测，可能由于长期不能与生父生活在一起，让溥仪对陈宝琛有了类似于父亲的感情。溥仪去探望生病的师傅，也是基于这样的私人感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探望在陈家引起的却是轩然大波——陈家上下数十口跪在门前阻止溥仪入内，理由是皇帝探视臣下违背礼法。
其实，这样的事情清朝早期的一些皇帝也不是没干过，以此表达对臣子的宠信，臣子家人一般会受宠若惊。不过陈家的举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施压——老臣们看到小皇帝总是亲近洋鬼子及其西洋学问，在用一切手法和机会进行劝谏，以逼迫其回到“正道”上来。
无奈的溥仪闷闷不乐地回到了紫禁城，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真情变成了劝谏的筹码，而且他又不能和任何一方的师傅谈，后来总算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听说胡适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胡适又不是庄士敦这样的洋鬼子，于是决定打电话给这位大教授。
日本记者对此事的描述到此为止，并没有说明胡适先生面对溥仪的问题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胡适日记里的秘密
1922年5月30日，溥仪和胡适在养心殿会面，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而胡适则称他为皇上，两人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有意思的是，胡适后来在谈到这次约见时，只字未提日本记者所说的那个烦恼，他说当时与溥仪谈的主要是文学。
那么，是日本记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假新闻，还是胡适对此顾左右而言他呢？由于当事人已过世，无从核查。
不过，以胡适一贯谨慎的个性，其故意避而不谈的可能性很大。胡适是新文化领袖，溥仪则是逊清废帝，两人的见面在当时很敏感。人们更多地关心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政治符号。会见结束后，胡适因称溥仪为“皇上”，还在舆论中颇遭责难。批评者认为他的叫法是“奴性”的体现。与此同时，清宫的师傅们也对皇上召见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大表不满，担心溥仪会被胡适“蛊惑”，不再努力去当他们期待的“明君”。
这种情况下，如果传出溥仪是因为不知如何面对师傅们而请教胡适，无论对谁，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笔者倒是认为，日本记者的说法极有可能是个合理解释，并非假新闻。
胡适后来曾隐约表达了对溥仪的同情，他形容溥仪是“有个性”的少年，并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心中的无奈：“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这首诗，胡适没敢发表，把它藏在自己1922年6月22日的日记中。从诗里的文字看，见面时溥仪似乎真的曾向胡适倾诉过某种烦恼。
每天用英文写情书
与胡适见面后，溥仪怎样解决自己的烦恼不得而知。至少对陈宝琛，他如同一个合格的皇帝那样，没有去较真地和师傅说明这次探病的本心，而是很快给陈宝琛加封了“太傅”的头衔，并将养源斋作为私产赐给他的老师。陈宝琛后来为此高兴得大宴数日，可能是为学生开始懂得怎样做一名皇帝而得意。
然而，日本记者的记载以及今天流传下来的清宫旧影，却清晰地给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和“皇帝”这个称号很不相近的溥仪——他既有青春期的烦恼，也会在宫中打太极拳，甚至给婉容点烟。
或许因为冯玉祥逼宫时撤离仓促，在清宫的档案中可以找到相当多来不及处理的英文书信，大多是溥仪和婉容之间的，他们彼此用“亨利”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相称。当时，清宫的“第一家庭”只有3个成员：逊帝溥仪、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三人天天见面，溥仪和婉容却依然用英文通信。在那个时代，就算在西方，这也是很浪漫的事。档案中甚至记载了婉容如何手把手地教溥仪吃西餐……很难想象这是后来只会板着脸照标准照的那个皇帝。
胡适赞许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
1915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那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然对日本人的强盗行径表示愤慨。不过在谈到袁世凯政府的对日交涉时，他却赞许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到1915 年4 月底，为了压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条件，日本悍然在山东、奉天等地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无奈之下，袁世凯政府于5 月1 日提出一项最后修正案，然而日本方面的答复却令袁世凯大出意外。5 月7日下午3 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威胁其必须于5 月9 日午后6 时前做出令日方满意的答复。在通牒中，日本人先是喋喋不休地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番指责，最后便话锋一转盛气凌人地宣称：“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接到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后，袁世凯真是又气又怒，立即于下午5 时召集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政府大员紧急磋商。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各位大员自然纷纷表示愤慨。然而一谈到对策却又哑口无言，除了颇有血性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求拼死一搏外，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主张委曲求全，保持目前难得的和平局面。5 月8 日上午10 点和下午1 点，袁世凯又分别召集两次中央政府会议商讨对策。令袁世凯灰心绝望的是，就在这天中午，他长期以来最信赖的两位老外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相继赶来中南海。不过他们可不是来为老朋友打气的，反而异口同声地奉劝袁世凯接受日本人的条件，不要再讨价还价。眼看原本还寄有一丝希望的友邦也这样不仗义，袁世凯终于彻底绝望了。于是在当天晚上8 点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协商会议上，发生了民国有史以来最为悲情的一幕。
作为当天会议的参与者，时任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
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可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曹汝霖便和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连夜起草回复日方的照会，最终定稿后由陆徵祥率领同僚亲自送交日本公使馆日置益手中，此时已是深夜11 点。曹汝霖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时说：“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其实作为一国元首的袁世凯，心情何尝不是糟糕到了极点呢?据记载，就在当天临散会之前，他语气沉痛地表示：“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显然，对于此次日本人带给中华民国以及他本人的奇耻大辱，袁世凯是无法释怀的。
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日本国内举国欢庆，首相大隈重信率领全体阁僚入宫向天皇道贺，而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则公然举行游行庆贺，“大日本帝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而就在日本人的欢呼声中，袁世凯则向各省文武长官下达了一道密谕，告诫他们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其中一些措辞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
对于袁世凯被迫签订“二十一条”这一事件，后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按照以往史学界的观点，袁世凯此举简直就是卖国求荣，有的甚至指责他之所以签约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较早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袁世凯此举的评价似乎颇令我们意外。例如1915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那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自然对日本人的强盗行径表示愤慨。不过在谈到袁世凯政府的对日交涉时，他却赞许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陶菊隐也曾为袁世凯辩白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
至于就实际的结果而言，“二十一条”的确也没有给日本人带来预期的利益。因为经过双方讨价还价之后所签的条约实际上只有“十二条”，而即便是已经签订的条款，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了。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民众的愤怒抗议，日本不仅在经济上遭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而在日本方面，短暂的兴奋过后，他们的一些高层政治人物也懊恼地发现：“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当然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对中国人民族尊严的伤害而言，“二十一条”都堪称近代史上中国外交的奇耻大辱。作为当时的国家元首，袁世凯无论有过怎样的抗争，也只能落得个无奈与惭愧。
谢选骏指出：胡适不是什么书呆子，而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为了招摇撞骗，不惜冒充“适之博士”——胡适确实深谙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那就是“胡乱适应”，所以说，“胡适”这个名字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也。胡适之这厮，因此也一身媚骨，不惜摇尾满狗末代头人、阿谀袁狗二十一条。这是因为，胡狗与满狗、袁狗同病相怜——溥仪这时已近丧家之犬，而袁世凯在日本人面前的所谓抗争，也不过狗一样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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