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新新轴心时代”和“第三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和“第二轴心时代”辨析》（2018-09-29 由 生命与国学 發表于教育 何二元）报道：
（何二元教授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摘要：“新轴心时代”和“第二轴心时代”是同一概念，但是在使用中可能略有区别，“新轴心时代”可以是从原有轴心出发的创新，“第二轴心时代”则必须是另起炉灶，所以我们要慎用“第二轴心时代”这个语词。潘麟老师从生命科学讲轴心时代和雅斯贝斯理论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实现“精神突破”。
关键词：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第二轴心时代；生命科学
雅斯贝尔斯
一、“轴心时代”研究需要文本细读
“轴心时代”的理论，源头不止一处，不过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他们所说的“轴心时代”，是源于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既然如此，那么就有必要对这部著作进行文本细读。
下面一段是大家都注意到的，即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谈到的，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人类思想出现了一次巨大变迁，他称之为“轴心时期”：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第8页）
然而下面这些内容也许更重为要，而人们阅读时却不够重视：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第89页）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语气，雅氏随即否定了这一假设，他说：“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二次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第90页）他认为假如真有所谓“第二轴心时代”，那必须是全世界的，而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这反映了雅氏非常彻底的“反西方中心论”。
以及下面这一段落：
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宁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壮观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明，比作发明工具和武器，最初使用家畜和马的时代，而非孔夫子、佛陀和苏格拉底的时代。（第160页）
因为在雅氏眼里，精神运动才是构成历史的根本要素，工具绝不会成为历史的起点，绝不会成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55页）人假如丢掉了精神，那么不要说铁器，即使“我们的武器会是飞机而不是石斧，但其它一切都跟石器时代一样”，“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第37页）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潘麟老师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讲轴心时代，方向是正确的。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些段落：
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第113页）
注意，雅氏说的是“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这种“实体”有两种可能：一是“世界帝国。这是通过单一权力达到的世界和平，这权力从地球上的某一点对所有的人实行强制。它运用暴力保护自己”。二是“世界秩序。这种统一除了由协商产生的共同决定提供的力量外，别无其它联合的力量。”（第224页）这当然是最好的前景。
然而，“在形成可靠的世界秩序之前，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过渡时期”（第232页）：
绝对毁灭的危险。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象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第235页）
现在一些好莱坞的大片，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情景。而且在事实上，雅氏的这些预言，现在不是也已经被部分地证实了吗？
二、“新轴心时代”和“第二轴心时代”
在雅氏的著作里，有三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是“轴心时代”，第二个是“新轴心时代”，第三个是“第二轴心时代”。本文对这三个概念先做一逻辑分析。
“轴心时代”，它的逻辑图像是一个同心圆，中心有一个点，这个点向圆的周边发射能量，同时圆周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回归轴心，以矫正可能出现的偏差。所以，“轴心时代”的理论一定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单纯的一个点只是一个点，而不是轴心，必须是形成历史的圆周之后，才可能发现、追认这个点。
“新轴心时代”和“第二轴心时代”则是同一概念，在雅氏著作里是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但是今天我们使用时，仍有必要略加区别。两者之间，我的建议是尽量使用“新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新”可以是建设，不一定是否定。譬如老北京城，我们对它进行建设，拓展，就成了新北京，即使建二环三环，甚至六环七环，轴心仍然是不变的。这很像我们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轴心时代，其后发展出第二期，第三期新儒家，但仍然不会否定孔子时代那个轴心。
“第二轴心时代”的提法则不然，它是出现了新的轴心，好比把政治文化中心从北京迁到雄安，成了另一个轴心。从城市建设设计说，雄安一定有自己的轴心，它不会是老北京的辐射，老北京即使建设到八环九环，仍然不会成为雄安的轴心。所以尽管“新轴心”和“第二轴心”是同一个概念，但是使用后者一定要比前者更加慎重。这就是当新千年来临之际，汤一介先生提出“第二轴心时代”理论，我写文章和他商榷的原因。我认为他的这个提法不太妥，因为他强调的还是儒家文化在新千年里的价值，这在逻辑上就不能自圆其说。
这个争论看似只是咬文嚼字，文字之争，其实不然，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第二轴心时代”的时候，是有一个隐含的命题在内的，这就是在新的一千年里，中国要成为世界轴心。譬如说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譬如说只有孔子才能拯救21世纪，还有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讨论“新轴心时代”为什么偏偏会在中国发生，等等。假如只是学者的学术研究，也就罢了，但是我知道汤先生是把这个话题带进中南海给国家领导讲课的，假如由此造成误判，说“厉害了我的国”，那么后果就严重了。
所以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我们仍然要坚持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两条：第一条，它一定是精神的突破，不是科技的突破，更不是武力的突破。科技无论怎么强大，但假如精神出了问题，我们仍然会赤条条地返回石器时代。这个观点有利于反对美国的科技霸权主义。第二条，它一定是世界性的突破，1500年到1800年欧洲大陆曾发生的精神突破，不是新轴心时代，因为它只是地域性的突破。今天世界上连这样的突破也没有，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就是一个精神粗鄙的象征。我们中国呢？多年来我们一直不能坦率地回答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讲“轴心时代”，最重要的仍是要重温雅斯贝尔斯下面这样的这些话：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第14页）
今天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更深刻的起源，回到那所有的信仰一齐以其特殊的历史形态涌出的源头，回到那在人们准备要它时，它会喷涌而出的源头。当我们对世界上明显的和已有的东西的信赖不再支撑生活时，那么对于万物起源的信任就必须打下基础。（第244页）
这些话提醒我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和在新的一千年里，我们要继续做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工作是一致的。
至于在语词方面，假如一定要添些新意，那么我们可以采用“新轴心时代”这个说法，但是一定要慎用“第二轴心时代”。
三、余 论
潘麟先生的生命科学我了解得不多，不过我认为从生命科学入手探讨人性的突破，这和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理论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尤其是潘先生说人人皆可成佛，这和雅氏对于“第二轴心时代”的期待也是一致的，我们期待潘麟先生在这一方面能够做出特别的贡献。
谢选骏指出：“新浪博客”《重读历史，期待未来》（2009-10-10 21:49:30）转载报道——“又翻看了一下谢选骏写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1988年初版），重读一些历史，获取新的感悟——自我批判的精神与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本质上文化自觉的精神文化实质是上世纪80年代的继承和发展。（谢选骏认为）佛家和儒家缔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厦，基督和佛汇归于中国，中国将开创第三度文化，以此为活力，中国文化将开创世界文化的新纪元。”——折是2009年的博文，可是博文九年之后、《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21世纪>的诘难》之后三十年的2018年，上文津津乐道于“新轴心时代”和“第二轴心时代”的区别，却还是茫然不知“新新轴心时代”和“第三轴心时代”——因为作者不知中国有三期文明。可见上文作者不仅不读书，连博客都不阅读。所以作者及其同党也就无从知晓，所谓的“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成为尧舜”之类，正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理想。在我看来，如果一定要用“轴心时代”这一肤浅的看法去观察文明历史，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其实是“新新轴心时代”和“第三轴心时代”——这是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显示所决定了的。在世界范围内也可看到，西方文明在最近几百年来，其实也形成了不同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的第二期欧洲文明及其轴心时代，正是这一现实勾起了雅斯贝尔斯及其前辈的相关论述。如果第三期中国文明没有流产，可望带领欧洲进入“新新轴心时代”和“第三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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