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兼论外交决策者个人因素》（张曙光 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p156-166）报道：
提要：尼克松对使冷战转型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心是美国推动中美“解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基辛格在贯彻尼克松战略意图层面上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可低估。基辛格参与“解冻”中美关系决策行为的个案充分说明：决策者的战略理念与对外安全政策选择存在关联；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是制约其决策行为的要素；决策者的“心智习惯”对政策行为具有持久影响；决策者“治理国家的本领”与其决策交易成效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基辛格；中美缓和；美国外交决策
现代国际关系中发生重大甚至带有变革性的变化，不仅与国际政治的实力结构有关，也离不开外交决策者在特定时空中发挥的作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美"解冻"是该世纪后半叶冷战国际关系中一个具有"体系转型"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果说中美从1949年开始的长期对抗走向缓和是大国力量均衡变化的客观结果，①「William Barr（ed.），"Sino2American Rapprochementand the Cold War，1969-1972：Declassified U.S.Document s，"Washington：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ebruary 2002；J eff rey Kimball，N i xonps V ietnam War，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p .119.」那么中美两国高层决策者的主观努力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而时任尼克松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为贯彻尼克松确定的改善中美关系战略方针所发挥的作用应是此要素的一个重要成分。
决策者要素向来是国际关系学、特别是外交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西方此类研究始于对外交官的关注，但已逐步聚焦高层决策者，②「最为经典的包括：GordonA.Craig and Felix Gilbert s（eds.），The Di plomats ，1919-1939，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Gordon A.Craigand Francis L.Loewenheim （eds.），The Di plomats，1939-1979，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其中对美国"冷战斗士"（coldwarrior ）的研究最为突出。③「Richard H.Immerman （ed.），J ohn FosterDul les and the Di plomacy of the Col d War ，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0；Steven L.Rearden，The Evol ution of A mericanS t rategic Doct rine ：Paul H.N i tze and the S oviet Chal lenge，Boulder ，CO：Westview Press ，1984；H.W.Brands ，J r.，I nsi de the Cold War ：Loy Henderson and the Rise of the A merican Empi re，1918-196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Seymour R.Hersh ，The Priceof Power：Kissinger in the N i xon Whi te House，New York ，N Y：SummitBooks ，1983；Thomas J .Schoenbaum，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Rusk in the Truman，Kennedy，and Johnson Years，New York ，N Y：Simonand Schuster，1988.」综合现存研究，本文设定了四个研究议题：（1）决策者的战略理念是否影响其对外与安全政策的选择？（2）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是否是制约其决策行为的要素？（3）决策者的"心智习惯"（the habitof mind ）对决策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①「Craig and Loewenheim（eds.），The Di plomats，1939-1979，p.3.」（4）决策者"治理国家的本领"（statesmanship ）与决策交易成效存在着怎样因果关系？②「Ken Booth （ed.），S tatecraf t and Securi t y ，New York ，N 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8；Gordon A.Craig ，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 tatecraft ：Di 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3rd ed.，New York ，N Y：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5.」为探索上述议题的意义，本文聚焦于基辛格。作为哈佛的政治学者、欧洲犹太人移民和冷战高潮期间美国决策高层的"新人"，基辛格是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为此，本文将依据美国最新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文献和外交与国防档案，③「本文所利用的原始档案大都出自美国国家档案与文献局2002年初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文献"和2006年8月公开发行的美国国务院编Forei gn Relations of the Uni ted S tates ，1969-1976，Vol .XV I I ，China ，1969-1972.」解析基辛格从1969年1月进入白宫至1971年7月秘密访华前，参与白宫"解冻"中美关系决策的行为。
一、契合中美"解冻"的战略理念
基辛格是尼克松1968年大选成功后亲自挑选的国家安全助理。他的职责是协助总统制定对外与安全政策，并通过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国防与情报等强力部门的政策研判和实施。一个从未在美国政府任过职的国际关系学者担负如此重任，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实属罕见。
正是由于基辛格的思想者和学者身份使他在尼克松政府调整美国冷战战略上起到了确定理念的重要作用。
基辛格崇尚传统实力均衡的国际体系，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相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从希特勒德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他对欧洲19世纪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均势"而产生的"久安"情有独钟。作为哈佛的政治学博士和副教授，他通过长期研究欧洲大国关系得出结论：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不会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势而受到保障，只会因大国间的实力平衡而成为现实。美国的冷战战略，在他看来，首先只有"明白无误"地确定美国"国家根本利益的理念"，才能使危机得到有效的"控制"，有望实现"长治久安".④「JohnLewis Gaddis，S t 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 tical A p p raisalof Postw ar A merican N ational Securi t y Pol icy，New York ，N 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 .277.」自认为是"大战略"思想家的他，确信有责任帮助决策者确定这一理念。
改变美国冷战决策者的"思想方法"是基辛格弃学从政的最重要诉求。⑤「John Lewis Gaddis ，"Rescuing Choice f rom Circumstance：The Statecraft of Henry Kissinger，"in Craig and Loewenheim（eds.），The Di plomats ，1939-1979，p.564.」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引发了学术界、舆论界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活跃于美国对外关系公共论坛的基辛格，则坚信美国的错误源于决策者的思辨误区。对此，他开出的处方是要求决策者在思想方法上挣脱冷战意识形态的约束，学会对冷战国际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哲学评判".⑥「Gaddis，Strategiesof Containment，p.277.」基辛格的哲学批判方法包含了五个主要层面。
第一，必须考虑到国际均势的多种可能。基辛格认为，在衡量任何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绩效时，不能依据单一坐标；①「Gaddis，S t 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77.」继续"把均势的运作看成'零和游戏'"（即对抗中一方所失必定意味着另一方所得）显然"过于简单"，因为在一地的失利，则可能是在另一地的取胜。基辛格1969年著书指出，在均势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在乎一地、一役的得失"，而是对"整体力量对比的评估".②「Henry Kissinger ，A mericanForei gn Pol icy：Three Essays ，New York ，N Y：W.W.Norton ，1969，p.56.」据此，他指出，美国并非要从现已担负的国际责任里"全然退身"，而是要明确美国不应、也不可能"单独承担维护世界范围内均势的责任".③「HenryKissinger ，Whi te House Years ，New York ，N Y：Little Brown andCompany ，1979，p .1049.」
第二，必须抛弃理想主义的妄想。通过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基辛格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不接受"冲突与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国际生活的主要特征"这一事实，仍幻想有一天他们能够彻底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④「Kissinger ，A merican Forei gn Pol icy，pp.146-147.」因此，他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应该"放弃所有改变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内部制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企图，因为"结构稳定观"表明，现存结构往往是在其支撑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倒塌和崩溃"的危险最大，美国在越南的遭遇即是最有力的佐证。⑤「Gaddis，Strategiesof Containment，p.278.」相反，美国应与意识形态相悖但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在承认彼此"地缘政治利益"（包括"国家生存、安全、相互适宜的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改善关系，甚至结盟。⑥「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p.1089.」
第三，必须承认自身可动员的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基辛格在哈佛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期间，曾多次激烈批判美国国防思想库"均势要求无限制地使用一切手段"的提法。他的观点是，如果决策者认为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本国资源，其所赋予国际行动所追求的目标也会变得"毫无限制"；同时，这种不考虑资源有限的行动必将迫使对手"下决心斗争到底"，因为对手在面对"全面投入"的敌人面前已无退路可言。于是，他指出，现代社会中最能显出"大智慧"的是领导人"知道何时何地如何悬崖勒马".⑦「Peter W.Dickson，Kissinger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New York ，N 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pp .90-92.」在他看来，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不顾美国战略资源的有限性的对外与安全政策，不仅导致美国与苏联进行"毫无理智"的核竞赛，也迫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无限制"地资源投入。⑧「Kissinger ，A merican ForeignPolicy，pp.56-57.」据此，他提出，美国决策者要走出政策的困境，就必须先强化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
第四，必须认清"多极"体系的优越性。基辛格1968年著文解释说，一个单极或两极的世界只会"鼓励消极与顽固"，只会"使领导人不再注意（国际环境）任何细小的变化"；长此以往，"任何（无足轻重的）国际问题都被视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一个"多极"的世界，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领导人的这种思维逻辑。尽管"多极"本身并不能保证体系的永久稳定，但它为大国共同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国际制度所创造的合作机会要比单极或两极大得多。此外，多极制本身所拥有的一种"自然的"平衡机制，是单极或两极所缺失的。因此，致力于"一个多极化世界"的构建"是完全符合任何一个大国的基本利益的".冷战从"两超对抗"向"多极平衡"方向发展也是完全符合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⑨「Kissinger ，A 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56-57.」
第五，必须着力构建大国"动态平衡"机制。由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威胁、资源和目标永远处于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大国间针对这些要素的平衡根本无法恒定。理性的选择则是追求不同地缘大国间的动态平衡，而基辛格理想中的动态平衡是由美、苏、西欧、中、日间相互牵制、不断整合的多极平衡。除了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中心地位不变外，他提倡"团结、统一、自立"的西欧联盟（而非英国）应成为欧洲地区维护国际均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①「Gaddis，St 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82；Kissinger，Whi te House Years ，pp.1063-1065.」至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他不仅认定日本作为西方"工业经济中心"的作用，同时坚持仍需要确立另一个能够支撑国际均势的政治中心，即与美国对抗了长达20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格1969年初曾对尼克松解释道，这样一个动态平衡体系的建立，关键是改善中美关系；其战略意义是，由于中苏盟约关系破裂，使北京成为莫斯科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挑战者，也成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最大牵制者。②「Nixon to Kissinger，February1，1969，Box 1032，NSC Fil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NPMP），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D.」
基辛格要求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对冷战政策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虽然在当时"反战"、"反文化"的思潮中显得势单力薄，却引起尼克松的极大关注。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拜读了基辛格的所有著说之后，他得出了两人"在如何区隔并影响世界均势因素的重要意义方面理念一致"的结论。③「RichardNixon ，R N：The Memoi rs of Richard N i xon，New York ，N Y：GrossetDunlap，1978，p.340.」部分地缘于政治家与学者管理国际事务的理念一致，尼克松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并为后者在政策中体现其战略思想提供了一个决策平台，于是学者基辛格不再只是坐而论道了。
二、构建中美"解冻"的特殊决策机制
如何构建一个有中国参与的"多极"世界和大国的动态平衡，成f ？Cff 眥为尼克松政府对外战略决策最具优先的议题。然而，如何实施这样具有变革意义的外交举动，无疑是对华盛顿的"新人"基辛格政治交易能力的测试。为了将对外战略的决策权更大程度地集中于白宫以便"排除干扰"降低交易成本，④「总统安全助理办公室位于白宫地下室。」新任国家安全助理采取了三个超常规的举动。
基辛格的第一个举措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内政治对冷战战略调整的干涉。尼克松政府的"多极观"提出不久，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同时予以反驳。前者认为新政府"容忍集权"，"以意识形态的大原则换小利"，后者批评尼克松从冷战前沿上"倒退"，致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下降。为了化解这些来自内外的压力，崇尚灵活和多变的基辛格建议尼克松在对"多极"的公开解释中闪烁其词。如基辛格参与撰写的尼克松1971年7月在堪萨斯城的公开演讲稿中，便将"国际新秩序"中的"五极"，解释为将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世界经济发展未来"的"五个经济大国"；而"经济实力的发展将成为其他实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将以其他方式决定着本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的安全与发展。⑤「Nixonps Speech at Kansas City ，J uly 6，1971，Public Pa pers of the Presi dents ：Richard M.N i xon ，1969-1974，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1975，p .806.」基辛格在此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也试图说明新政府对世界均势的诉求是"全面的"、"多层次的"，他还解释说，新政府"提出五个、或者六个、甚至七个实力中心时，其目的并非要将任何其他中心排斥在外，而是希望改变近几年大家所产生的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的观念".①「Kissinger ，A merican Forei gn Pol icy ，pp.128-129.」
由于"五极"的提法过于敏感，基辛格很快建议采用另一种说法，即"三边主义".他和尼克松多次公开解释说，一个多极"秩序"，可以由多个"三边关系"来组成。这些"三边"可以是"大三边"，如美、苏、中，也可以是"小三边"，如美、英、西欧或美、日、中。另外，"三边"既可以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协作关系，也可能成为"以政治、军事为基础"的协议关系。②「Gaddis，St 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281-282.」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基辛格在不同场合告诉美国公众，尽快"解冻"中美关系是新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能够为美国减轻负担、并保障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的关键之一。
基辛格的第二个重要举动是说服尼克松排除"官僚机构"的影响。传统上，美国外交与安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为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文官部门主管，因此形成了基辛格称之为"官僚主义"的决策团队。出于对决策话语权、资源分配权和政策实施权的争夺，这些部门对白宫的决策往往产生"漏斗"和"干扰器"效应。基辛格多年的学者生涯养成他对充满惰性甚至为蝇头小利不惜争斗的权力机构的本能排斥。为了排除这些部门对中美"解冻"这样具有巨大战略冲击力的政策行动的干扰，基辛格说服尼克松于1969年1月20日发布"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升格，使基辛格能够发挥"国家安全决策的最重要的作用".③「"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J anuary 20，1969，in Stephen A.Cambone，A New S t ructure f or N ational Securit y Pol icy Planning，Washington DC：The CSIS Press ，1998，pp.190-194.」
此项决定通过三个制度将决策大权独揽于基辛格之手。其一，约翰逊时期的部门考察联席小组被分解成考察小组与部门联席小组。后者虽仍担负"制定应急计划以及发展政策研究的职责"，但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在考察小组的领导下进行，而考察小组组长则是由国家安全助理担任。其二，传统的部长联席会议被新建立的副部长委员会所取代。由于副部长只起执行作用，很少参与决策，故而这个新建委员会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只是一个政策实施的协调机制。其三，新的国安会可在基辛格的要求下，在任何时候，就任何议题进行研究，成立或者撤销"高级专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只根据国安会下达的指令就诸如危机管理、军备控制、秘密行动等研究战略、政策的"雏形计划"，供国家安全助理以及国安会选用。④「Alistair L.K.Shepherd ，"Evolution of Security Agencies andDepartment s，"in Stephen A.Cambone，A New S t ructure f or N ationalSecuri t y pol icy Planning ，pp.151-152；"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emorandum 2，"J anuary 20，1969，ibi d.，pp.190-194.」
当新机制全面运转后，基辛格将国安会变成了对外与战略决策的唯一机构。⑤「Chester Crocker ，"The Nixon2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ystem，1969-1972：A Study in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in National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 rat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Effective：Case Studies of Attempted Reforms in Foreign Affairs ，"OccasionalPaper ，vol.6，pp.79-99.」尽管国安会的权限在扩大，但一段时间后，基辛格开始对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情局局长等每次都要参加国安会例会感到"烦不甚烦".一方面，他不得不面对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P.Rogers ）、甚至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的"刨根问底"，另一方面也担心任何一个尚在考虑中的涉及中美关系的"敏感"议题被"泄露出去".于是，基辛格说服尼克松在1969年6月初减少国安会的例会次数，并规定正常情况下最多每两个月一次。任何涉及国防外交的事宜，一经尼克松、基辛格确定便无须提交国安会讨论，只须总统与国家安全助理裁决并监督实施即可。尼克松还强调，任何人都没有旨在改变此项决定的"上诉权".①「WalterIsaacson，Kissinger：A B iog ra phy ，New York ，N Y：Simon Schuster ，1992，pp .202-203.」
很快，"基辛格办公室"成为国安会乃至白宫的对外政策决策核心。由于其他部门的"不合作"，基辛格不得不扩大其所辖官员的权限——既要作政策咨询、计划编制，又要参与实际操作与效果评估。刚刚接任国安助理时，基辛格争取到尼克松的允许，"可随意挑选他的助手，甚至不必顾及政治倾向或政党背景".因此，基辛格得以从容地挑选了总共28名随员。经过几番变动，对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和中国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原陆军上校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资深外交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Holdridge ）和东亚事务助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成为基辛格对华决策的心腹。②「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 iog ra phy ，pp .202-203.」
基辛格的第三大举动是将政府对华政策研究在他所设定的中美"解冻"框架中进行。这位新任安全助理最早于1969年2月5日布置国安会开始对华研究，为了使这项研究具有政策含义，基辛格指示将报告定为"国家安全研究第14号备忘录（NSSM 14）".③「NSSM 14，"U.S.China Policy ，"February 5，1969，Forei gn Relations of the Uni ted S tates ，1969-1976，vol.17，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p.8（Hereaf ter ，FRUS ）.」为了体现其战略理念，他特意要求研究小组"不要过多强调中国意识形态的僵化与外交政策的强硬"，而是要注重"中苏冲突的国际意义，特别是给我们运作（中美苏）三角关系提供何种机会".④「Kissinger to Nixon，February 11，1969，Box 700，NSC File ，NPMP.」此外，基辛格于4月10日还通过"国家安全研究第38号备忘录（NSSM 38）"，指示组成"跨部门"机构研究美国1970年代的东亚与亚太战略，并明确要求将重点放在对华方面。⑤「Marshall Greento Kissinger，November 22，196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of State，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Planning ，SubjectFiles ，1969-1971，Box 2，RG 59，National Archives II.」
尽管基辛格的研究指示已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NSSM 14"研究报告仍然对"解冻"中美关系采取审慎和保留的态度⑥。「NSSM 14的第一稿迄今仍处于未解密状态。」为了强化他的理念，基辛格于1969年3月15日亲自主持由国务院、中情局、国安会等官员参加的"资深评估小组"会议，批评"NSSM 14"的思路有失偏颇，指出更应该从"均势"和"美苏中三角关系"来设计未来对华政策，并要求研究小组"重新界定美国的目标".⑦「Minutes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ay 15，1969，FRUS ，vol.17，pp.34，37，39.」尽管基辛格施加的压力十分明显，但8月8日提交国安会的"NSSM 14"第二稿仍只是将"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孤立度和美中冲突点"列为美国未来对华战略的第三选择，具体内容仅包括："逐步减弱我们对华遏制的军事部分"、"单方面降低或取消旨在孤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以及"默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即便是针对这些有限的"示好"动作，报告仍提出了两条保留意见：（1）美国如果不要求中国做出相应反应而单方面采取行为，"将会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军事路线的胜利，必将加剧我们和亚洲盟友之间的冲突"；（2）由于北京的政策"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变化"，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将会破坏（我们）国际合作的努力，使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更为复杂".⑧「"Response to National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August 8，1969，FRUS ，vol.17，p.65.」
即便如此，基辛格仍努力使其"解冻"中美关系以重构东亚均势的思路成为政策研究的基点。根据"NSSM 38"建立的跨部门"东亚战略"研究小组于1969年11月下旬形成的政策报告，与基辛格的总体思想就非常接近了。报告首先指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仍然是"维护地区内势力均衡，即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成为该地区的强权霸主"；而对美国这一战略利益最具威胁的是苏联、中国与日本。然而，未来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将继续朝着有利于美国战略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灵活性"的方向发展。根据研究小组的观察，东亚地区"大国对抗的格局"自50年代以来便不断发生变化："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对抗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安全体系，正在构成一个以美国、中国、苏联、日本间互动关系为基础的制度。"①「Green to Kissinger，November 22，1969，pp.1-4.」随着中苏争端"激化"以及"中国的政策发展和国力增加"，报告推测，"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大"，而日本完全有可能更大地发挥"大国影响力"，以致为美国实施"旨在减少实际投入但能维持核心利益的灵活战略进一步创造条件".尽管中国的"长期目标仍是将西方在亚洲的影响与存在降低到最小"，然而其"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仍将十分有限"；纵然中国会因"核力量的发展"而增加"少许战略资本"，但由于必须面对来自北面苏联、东南面美国的威胁，其战略主动性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约。②「Green to Kissinger，November22，1969，pp.6-12.」面对如此"由于政局变化所带来的历史性的机缘"以及"以务实的态度解决美国东亚战略的内在矛盾"的迫切性，报告建议新政府"抓住机遇"，实行"高端战略（high st rategy）"，以"实现美中苏三大国再加上日本在该地区的一体化".③「Green to Kissinger，November 22，1969，p .16.」
这份由国务院资深官员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领衔跨部门小组完成的报告无疑完全符合基辛格的心意。为了深化按照他的理念所形成的政策共识，基辛格不得不依仗"格林小组"集中研究美国的对华政策选择，并将该小组产生的"NSSM 106（中国政策）"和"NSSM 124（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一步行动）"正式替代了"NSSM 14".④「"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14，"August 8，1969，FRUS ，vol.17，note 1，p.57；NSSM 106，"China Policy ，"November 19，1970，ibi d.，pp .246-247；NSSM124，"Next Step toward the Peoplep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7，1971，ibi d.，pp.323-331.」"NSSM 124"承载的几乎是原版的基辛格思想了。
三、运作中美"解冻"的"破冰之旅"
无论决策的政治基础如何牢靠，无论战略与政策设计多么严密，迈出实现创新性政策目标的第一步是关键。对基辛格而言，"解冻"中美关系的一大瓶颈是如何建立双方高层接触的机制。为此，他表现出了一个智慧型决策者的灵活运作能力。
基辛格最初的关注点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华沙渠道。上任伊始，他便试图扩大华沙渠道的功能。在1969年1月31日致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依据来自"波兰眼线"就中国对美态度可能变化的"令人回味"的评论，建议通过华沙"探求能够缓和与中国人关系的机会".两天后，尼克松回复表示同意，但他提醒基辛格，"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悄悄地、私下里进行。"⑤「Nixon to Kissinger，February1，1969，FRUS ，vol.17，p .7；参见第156页注释2.」当中美经过磋商达成当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华沙会谈的协议时，基辛格表现出特别的振奋。他在2月11日致尼克松的报告中指出，"与近些年的交往相比"，"中方的答复少了指责性的话语，并且重提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美会谈".据此，他认为"有迹象表明中国开始实施较温和的外交政策，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以革命为中心".基辛格建议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回应。①「Kissingerto Nixon，"Warsaw Talks，"February 11，1969，NSC File ，Box 700Poland2WarsawTalks ，vol.I，NPMP.」
在回应的分寸把握上，基辛格指出，美国有四种选择：一是阐明美国准备在和平共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同中国进行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二是表明美国准备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并暗示如果中国承诺放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美国可以减少在台的军事力量；三是接受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但让中方提出具体建议，美国仅表示愿意倾听中方的意见；四是继续指责中国过去的行为。他认为，选择一、二或四都较极端：前两个选择尽管有利于尽快改善双边关系，但会给中国留下美国"软弱"的印象，同时也会给日本和台湾带来负面的影响；选择四只是继续美国对华的"关门政策"，显然与新政府寻求东亚稳定的战略相悖。因此，基辛格倾向选择三，他认为，此项选择将最大可能地确保美国的主动，最少地引起台湾（特别是美国国内支持台湾势力）的担忧以及导致其他国家（如日本）的误解。②「Kissinger to Nixon，"Warsaw Talks，"February 11，1969，NSCFile，Box 700Poland2Warsaw Talks，vol.I，NPMP.」
尽管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所确定的"审慎积极"基调，③「Kissinger to Nixon ，"Warsaw Talks ，"February 12，1969，NSC File ，Box 700Poland2WarsawTalks ，vol.I，NPMP.尼克松在"批准"栏签字。」但华沙渠道的开启困难重重。出于抗议美国可能卷入策反中国驻荷兰使馆的一名代办出逃一事，北京取消了原定2月下旬举行的大使级会谈。美中央情报局立即否认涉嫌此事，认为中国取消会谈主要是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并建议白宫不要寄望于通过谈判实现对华缓和。④「Kissinger to Nixon，February 12，1969，FRUS ，vol.17，p.15，note 6.」即便如此，基辛格仍指示驻波使馆在3月12日致中国政府的函中表示："美国政府仍然愿意尽早开启两国政府大使级的会谈，地点既可选在华沙，也可选于双方同意的别处。"⑤「Stoessel to PRC Embassy in Warsaw ，March 12，1969，ibi d.，note 6.」
此后，基辛格亲自建立并负责了巴基斯坦渠道的运作。由于华沙会谈的传统责任者为国务院，他认为自己只能隔靴搔痒，难以快速有效地建立与北京的沟通机制。1969年8月1日，在基辛格的策划下，尼克松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表达了希望巴帮助打开中美接触的大门，并请叶海亚转达周恩来：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会向前发展的；美国不会与苏联联手以孤立中国。⑥「Kissinger ，Whi te House Years，pp .180-181.」为了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巴基斯坦渠道，基辛格派遣他的助手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H.Saunders ）于8月28日会晤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Agha Hilaly ），明确表示，为了便于巴帮助美国与北京沟通，美巴间应建立一个"唯一渠道"，由基辛格与希拉利分任双方联络人并单线联系。⑦「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ugust 28，1969，FRUS ，vol.17，pp .74-75.」
正当巴基斯坦渠道处于运作初期的时候，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于1969年9月在北京机场会晤，中苏的高层接触令基辛格十分焦虑。他当月23日致函尼克松，指出中苏高级接触至少表现出"减缓导致双方发生更大、更为严重冲突的态势".⑧「Kissinger to Nixon，September 23，1969，FRUS ，vol.17，pp.86-87.」为了实现"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目标，美国必须加快接触北京。不久，巴方终于传来积极消息。巴情报和国务部长谢尔。阿里（Sher Ali Khan ）10月16日面晤基辛格，告知后者：巴赴北京参加20周年国庆的代表团已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叶海亚准备在周恩来来年初访巴时就"美国的亚洲意图"与他做深入的探讨，
为此，叶海亚希望美国就一些棘手问题（如越南停战谈判）的解决提出具体设想，以便他转达给周恩来。在未取得总统授权的情况下，基辛格立即回应：美国将在台湾海峡停止两艘驱逐舰的巡逻活动以示友善。至于美国将委托叶海亚转达怎样更具体的意见，他认为需要经过研究提出"一个更为精确的计划".对此，尼克松也显得深受鼓舞，在基辛格的报告上批示美国的示好动作"还包括开放贸易".①「Kissinger to Nixon，"President Yahya and Communist China，"October16，1969，FRUS ，vol.14，pp .107-108.」
尽管基辛格为尼克松起草的致叶海亚的信中并未提出更为具体的意见，他在1969年12月23日面见巴驻美大使希拉利时仍再度指出"我们对与中国人接触的愿望是认真的"，并明确表示，假若北京认为"接触须采取比华沙更安全的方式，或通过官僚机构以外的少一些招摇的渠道"，"你可以做此安排".②「Kissingerto Nixon，December 23，1969，FRUS ，vol.17，pp.153-154.」此后经一年多的周折和努力，巴方终于传来中国领导人愿意在北京与美国高层"进行直接会谈"的信息。③「Zhou Enlai to Nixon ，21April 1971，Box 1031，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 K Trip to China2Dec.1969-J uly 1971（1），NPMP.」
无疑，基辛格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尼克松能够派遣他担任实施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破冰之旅"的总统特使。为此，他在1971年4月17日与尼克松的电话中，拐弯抹角有意引导后者做出这样的决定。似乎是有意要为难基辛格，尼克松首先提出的特使人选是美国资深职业外交官、约翰逊期间曾任美国驻英大使的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 ）和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 son Rockefeller ），基辛格明确回答"不成"，因为他们的"纪律观念不强".尼克松又提出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基辛格又予否决，理由是"他太软弱和不够老练".此后，基辛格绕弯子说他"曾经考虑过（曾任副国务卿的）理查森（Elliot L .Richardson）"，但认为"他也不是一个适合的人选".尼克松继而提及选派基辛格的助手黑格。
基辛格则含糊其辞，大谈应该"冷静而坚强地对待"出使的重要性，并借机表明他对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自信，因为他"审查过所有与他们的通讯记录".当尼克松再次表明布鲁斯"是最合格的人选"时，基辛格则认为洛克菲勒更为合适，因为"他很引人注目".正如他所预测的，尼克松对洛克菲勒的招摇不以为然。④「Record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Nixon and Kissinger，April27，1971，NSC Files，Box 1031，Exhanges Leading Up to HA K Trip toChina2December 1969-J uly 1971（1），NPMP.」虽然两人的讨论并未就人选问题达成共识，但基辛格已经将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都一一否定了，顺理成章地，密访北京的特使便非他莫属了。在4月27日接到周恩来的正式邀请后，基辛格十天后召见美国驻巴大使约瑟夫。法兰（Josep h Farland ），着重研究了美国总统特使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时间、地点、方式、录音、交通工具等具体问题。⑤「Kissinger to Nixon，"Meeting with Ambassador Farland，"May 7，1971，Box 1031，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 K Trip to China2Dec.1969-J uly1971（1），NPMP.」
为了成功地实现"破冰之旅"，基辛格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出访北京的准备工作。在1971年初春对国安会下达的任务书中，基辛格表明他将亲自负责涉及苏联和越南议题，并选定他的心腹霍尔德里奇负责有关中国和东亚的议题。⑥「JohnH.Holdridge，Crossing the Di vi de：A n I nsi derps A ccount of theN ormal i z 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Lanham ，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7，pp.45-46.」按照基辛格的思路，小组的访问策划应该强调中美关系"解冻"的政治基础是利益交换。据该小组的分析，北京将可能获得的政治收益包括：（1）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五极"中的一极；（2）台湾的"国际地位"下降；（3）中国有望在驱逐台湾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4）苏联在对抗中国中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困难；（5）引发美国的亚洲盟友的不安。①「Briefing Book for HA K Secret Visitto China，NSC File ，Box 850，Folder 4，NPMP.」作为交换，美国得到的回报必须包括：（1）北京运用其在北越的影响促成越南战争的和平解决；（2）允许美国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共同防卫条约；（3）双方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如武器控制、发展贸易和旅游、缓解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等）进行进一步探讨，包括派美国代表到北京，研究首脑会晤的细节；（4）中美就对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以及苏联的军事威胁等问题取得相近的看法。②「Briefing Book for HA K Secret Visit to China，NSC File，Box 850，Folder 4，NPMP.」
为了确保这样的交换成功，基辛格的特别小组还特意设计了后发制人的谈判策略。如小组确定了"先倾听，后发言，先摆事实，后表立场"的原则。该原则要求尽可能让中方先提出议题，以便美方"感受谈话氛围"，判断中方的底线；即便美方被迫先谈，美代表也须通过陈述某个议题的事实引导中方表达观点。此外，小组还建议在谈判中美方代表须强调双方的共同点，淡化分歧，并不对中方可能的强硬态度采取针锋相对的回应。对任何实质性议题的谈判（如中美首脑会晤）都必须在构建"良好气氛"后再进行。此外，为了将中美首脑会谈与越南停战联系起来，小组建议应"暗示"，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帮助"说服北越尽快结束越南战争，那将是"符合中国利益的".③「Briefing Book for HA K SecretVisit to China，NSC File ，Box 850，Folder 4，NPMP.」
基辛格组织撰写的任务书得到了尼克松的首肯。在1971年7月1日与基辛格的面晤时，尼克松要求美国代表在未来的谈判中，除了刻意强调"利益交换"外，还应提醒北京领导人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如苏联在中国边界部署的部队比针对北约国家的要多；由于日本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建军事力量，美国完全撤出亚太地区有可能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如果河内拖延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美必然使军事冲突升级，也必将威胁中国边界安全。④「"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Oval Office ，"J uly 1，1971，Box 1036，China2General J uly -October 1971，NPMP.」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指示基辛格指出，美驻台的6000名武装人员是为了越南战争的需要而进驻的，只有结束越南战争，美国才能考虑从台湾撤军。⑤「"MeetingBetween President ，Dr.Kissinger，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Oval Office，"J uly 1，1971，Box 1036，China2General J uly-October 1971，NPMP.」
四、结语
尼克松对使冷战转型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心是美国推动中美"解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基辛格在贯彻尼克松战略意图层面上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也不可低估。围绕着关于外交决策者与对外政策行为关系的四个研究议题，本文从对基辛格参与拉开中美"解冻"序幕的描述中有如下几点具有分析意义的发现。
首先，基辛格的主观认知和战略理念是决定其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自变量。学者"论道"并非只是东方知识分子的嗜好。基辛格作为崇尚"势力平衡"外交哲学的哈佛政治学者，一旦获得了参与对外决策的机会，便表现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可能实践自己战略理念平台的主观意识。他非但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影响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也努力引导其他决策参与者按照他的要求做"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基辛格的现实主义理念促使他极力推动尼克松政府实行亚洲的冷战战略转型。
其次，基辛格推动"解冻"中美关系的作为表明，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领导风格对其决策行为显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知识分子强烈的独立倾向、缜密的思辨习惯、探讨多种可能性的行为特征在基辛格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正是由于基辛格的这些"人格"特征，使得他在参政的较短时间内，通过简化决策程序、设定政策议程、构建权力"小圈子"等，有效地排除了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和官僚机构对尼克松政府实施亚洲战略调整的牵制，特别在对华政策议程的研究和制定等方面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
再次，基辛格长期形成的研究与探索型的心智习惯对其决策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作为一个信奉"动态现实主义"和熟悉历史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基辛格的思辨行为倾向于"战略思考"，即将国家间关系放在一个较为宏大的时空中评判，将国家的对外战略纳入对长期目标的追求，以及将国家的外交运作导向实力关系构建和政治利益交易。因此，他认为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政策只能是短视的。正是因为这些价值判断与思辨习惯，使他能够从看似平常的北京回复中看到意识形态淡化的隐语，能够从中美利益交换的空间中看到中苏同盟关系的脆弱，也能够在突破高层沟通瓶颈方面勇于寻求多种渠道。
最后，基辛格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存在局限性。尽管他在战略思考、汲取信息和分析判断方面得心应手，但他横向沟通、跨部门协调和政治交易的能力相对较弱。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基辛格在决策交易中只"唯上"，总是试图绕开传统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实施的强势部门（如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情局），不遗余力地构建对华决策方面的"内圈".客观上看，部分地由于基辛格在横向沟通上的"不力"，使得尼克松政府未能在"解冻"中美关系上形成广泛的共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白宫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分歧在尼克松任期内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冷战时期，学者从政而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基辛格并非第一人。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就有一批所谓的"实干的知识分子"（t he action intellectual s）参与高层决策，其中包括施莱辛格（Art hur Schlesinger ）、腊斯克（DeanRusk）、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邦迪（McGeorge Bundy）和罗斯托（Water Rostow）。①「Thomas G.Paterson et al .（eds.），A 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 History，S ince 1895，New York ，N Y ：Houghton Mifflin ，2005，pp.326-329.」关于外交决策者因素的研究已经引发了学术界对领导层"治理国家能力"（statesmanship）和"管理公共事务艺术"（statecraf t ）的理论探究，但将理论假设放在决策的原始档案资料中检验的研究路径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谢选骏指出：基辛格是个犹太人出身的德国难民，他是不会效忠美国的——基辛格只能代表国际犹太人。那么，基辛格为何促成美国的绥靖政策呢？显然，是为了国际犹太人的利益。因为国际犹太人需要把中国大陆纳入他们的“国际循环”，以便获得更高的全球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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