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这种文体明显在春秋时代的《诗经》之后，不可能是“虞舜时期的上古歌谣”。由此可见，三皇五帝等古代“圣人”，确实出自后世的杜撰。

 气候与变迁

熊金武 2017-05-13

中国人慎终而追远，希望通过历史去认识古人，汲取经验教训。认识古人不仅仅是知道其名字和事迹，更要理解其行为背后蕴含着的思想。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而之前的记述往往以神话和传说为载体。神话和传说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历史信息，不过如果21世纪的我们依然按照传说去思索古人，不免显得不够严谨。量化历史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古人。在此从中国文明源头的三皇五帝说起，从气候角度去理解古人的深意，也可以看到气候与中国古代文明变迁的关系。

三皇与农业革命

三皇五帝被认为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三皇”也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地位至高无上。“三皇”之名不见于经，说法不一。唯燧人氏、伏羲、神农出现的频率最高。《尚书大传》、《风俗通引》、《白虎通义》、《古史考》等古籍皆持有此说。那么，燧人氏、伏羲、神农为何能够尊为三皇呢？古人对三皇的推崇有何渊源呢？“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三坟》）。显然，燧人氏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可谓改天换地，文明开张，宛如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走火种送给人类，故而古人尊其为三皇之首。伏羲除了“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外，还“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庖厨”（《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按照这个描述，伏羲发展了渔猎畜牧业，且制定了新的婚姻规则。神农氏则“制耒耜、种五谷、尝百草”。其中最核心的是种植业。可以认为神农氏事实上推动中华文明进入了农耕文明时期。

人们常常把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作为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大事件。农业革命，或称为新石器革命被作为人类从游牧走向定居农耕的分水岭；工业革命被作为人类极大程度上摆脱自然条件限制、走向更宽阔的发展道路的分水岭。经过农业革命，人类不再被动接受自然界的馈赠，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新的世界。从燧人氏人工取火到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就是描述一个完整的农业革命过程。鉴于农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此重要，那么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农业文明之一的中国，将带领人们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燧人氏和神农氏列为三皇，可谓名副其实。

气候冲击与农业革命

三皇为何实现农业革命？传说中也有解释。钻木取火的过程是“燧明国有大树名燧，屈盘万顷。后有圣人，游至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拾遗记》）。也就是说归因于偶然性，圣人比较细心而发现了大自然的秘密。神农“种五谷”也有类似传说，或者“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绎史》），或者“其坠地者，帝及拾之，以植于囚”（《拾遗记》）。那么，农业革命的力量是外生的吗？这些传说中偶然性问题也可以另做研究，在此可以集中围绕农业革命起源去重新认知古人。

考古学上对农业起源存在两种不同的假说。广谱革命假说认为，外生的人口增长激发了新的食物品种的开发，为动植物的驯化打下了基础。与之相反，气候波动假说强调，全新纪早期气候反常导致了农业的产生。Quamrul　Ashraf和Stelios　Michalopoulos合作的论文“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e”探讨了新石器时代农业传播的气候变化起源。适当的气候波动激发人类不断探索新的食物品种，同时更加有效利用本地物种特性，从而不断累积农业运作的默示知识；而一成不变的气候环境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无法激励人类探索新技术来规避风险，极端的气候环境则不利于知识的累积。结果具有适度气候波动的地区，更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推到前沿，达到技术变革的临界值；在借助到农业技术时也更容易接纳和采用农业技术。历史数据也实证证实这个假说。

气候的空间差异很大程度由微地理特征的空间差异所决定，后者在一个地质期内不变，因此，运用1991年至2000年的不同地区气候数据可以代表古代气温均值和标准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地区发生新石器革命距2000年的时间长短与新时期革命的时间具有高度显著和稳健的驼峰状关系。也就是说，温差太大或太小的区域发生农业革命的时间越晚，气温差异存在但不极端的区域更有利于接受新石器时代农业传播。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文明一般分布在温带和亚热带，典型就是中东新月沃土地区。显然，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正好符合这种气候环境，这让中国先民更有利于创新农业技术，实现农业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水稻、小米等主要农作物。

当然，影响农业革命的不仅仅是气候，还有其他因素，如地理禀赋。Hibbs和Olsson在2004年的论文“Geography,　Biogeography　and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认为，生物地理因素和纯地理因素对现代国家间生产效率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农业革命出现了不需要进行食物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但是，这种变化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生物地理学上的差异和地理学上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新石器革命在不同地区发生的早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代国家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

地理禀赋在几万年看来都是基本稳定的，而气候变化更加频繁，不仅仅在人类变迁历史上，更是在生物进化史上扮演了一个冲击的角色。

《南风歌》

中国古人早已知晓气候对社会经济影响。相传虞舜时期的上古歌谣《南风歌》可为一例：“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更充满了为民着想、以民之忧为己之忧的感情。圣人为何要赞美南风呢？这就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

亚洲地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区。对于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的中国而言，冬季亚洲大陆是冷空气的源地，形成冷高压，寒冷干燥的西北或东北季风最先到达中国北方，很快就向南推进到江淮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夏季陆地加热迅速，形成热低压，暖湿的东南风从四周海洋吹向低压中心。这种冬夏相反的盛行风向的变化，带来了明显的气候季节变化。东南季风给中国北方不仅带来了温暖的空气，更带来了水分。中国大部分地区水分和温度都受到季风强弱的影响。如果一年中广州降雨量更大，那么上海、北京、乌兰巴托以及朝鲜半岛大部、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一般都会有更大的降雨，且更加温暖。

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温度和降雨量直接关系粮食产量。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更有利农业丰收。气温每升高1度，粮食增收7.5%。 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这些数据显示，在农业技术进步比较稳定的社会里，7.5%-10%的产出增加或减少无疑的巨大波动。遗憾的是，气候冲击在历史上常被人类忽视了。

放眼全球，很多文明就是在极端气候变迁中消失了。例如世界上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前2334年－前2193年）曾通过军事征服，结束了持续了7个世纪的王朝争斗，疆域覆盖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衰落了。这个历史之谜经过后世对尘土堆积分析得到解答。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的气候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突然变得干燥，干旱可能引发饥荒。类似还有玛雅文明的衰亡也离不开干旱。

气候与暴力

气候变迁为何导致文明衰亡呢？气候影响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过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引发暴力冲突。气候风险造成的收入冲击，引发了人们相应的行为反应。这些反应既包括在微观层面的暴力，也包括农民起义、外族入侵、政权更迭等宏观层面的暴力。

在微观层面，弱势群体可能成为冲突的受害者，比如老人、女性、小孩和少数民族。第一，在很多文明都有过“弃老”行为。每逢灾荒，超过60岁的老人被迫或自愿到山洞自生自灭，这种洞也叫做寄死窖。第二，女性也总是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如溺婴、卖妻、杀巫。这些现象被当作某些地区或群体的特定文化，但其文化现象背后是否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呢？

13至19世纪间，欧洲有一百多万人因“巫术”被处死，其中大部分是死于16至17世纪。杀巫从12世纪开始，16世纪达到最高峰。Emily　Oster的论文“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认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挑战是欧洲当时大规模杀巫的重要原因，而巫婆成为了经济状况恶化的替罪羊被杀害。尽管欧洲的杀巫在18世纪基本结束，但即使到最近几十年，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杀巫的现象。Miguel　(2005)发现在坦桑尼亚的一个村庄中，差不多每隔五年就有一个巫婆被杀害，而这个巫婆常常是家庭中年老的女性，杀人者往往是巫婆的亲属。由于极端天气（旱或涝）造成食物短缺，使得相对于平常年份，灾荒年份要多0.085个女性被当作巫婆被杀害。第三，少数族群总是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即使在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在人口或宗教信仰上占少数的族群的暴力迫害现象仍然存在。Anderson、Johnson、Koyama三位作者在2015年的论文“Jewish　Persecutions　and　Weather　Shocks:　1100-1800”通过考察犹太人被驱逐和被暴力袭击的历史，认为气候冲击所带来的收入冲击，是造成犹太人这一少数族群经常受到迫害的重要原因。

在宏观层面，气候变迁会冲击国家稳定。Murat　Iyigun、Nathan　Nunn和 Nancy　Qian的论文“Winter　is　Coming：The　long-run　intensifica-tion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onflict,　1400-1900　CE”构建了欧洲、北非、近东地区1400年至1900年数据，考察了气候变迁对社会冲突的影响。他们发现长期来看，气候变迁显著增加了冲突。气候变迁对冲突的影响效果随着气候变迁期限越长而扩大。

气候与王朝周期

中国古代就有天人感应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中庸》），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当然，天人感应的解释较为玄妙，而气候异常对国家稳定的冲击机制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其是理解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与经济关系中关键的一个线索“气候变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如果做出一个历史上的气温变化和王朝兴衰的图，我们可以看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古代盛世往往是气温比较高的；五胡乱华、明清之际等大乱时期则处于气温比较冷的时期。政治领袖的魅力是否也因此受到气候的影响呢？气候冲击是理解中国古代王朝周期的重要视角。

一方面，气候异常引致饥荒，进而引发农民起义。典型代表就是明清小冰期期间的明末大旱。崇祯年间黄河流域连续10年(1632～1641)干旱，蝗虫遍地，粮食绝收，山西汾水、漳河均枯竭，白洋淀干涸。如此大旱自然容易引发民变。即使崇祯皇帝一再下罪己诏，认为“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频仍，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过也”。可是气候的冲击岂是崇祯皇帝个人德行决定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曾说“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业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内乱往往与外患同时出现。原因就是整个东亚处于太平洋季风气候影响下。中国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都会同时处于旱灾或涝灾。但是，游牧经济更依赖于降雨，游牧民族牲畜和人口的数量只能在正常气候条件下才能维持，气候的不稳定会对游牧经济产生危害，很小的气候变化就很容易打破“游牧经济均衡”。当降雨量很低时，草料将短缺，进而造成动物（主要的肉类食物）减少。此时，掠夺定居农业的邻居，中原政权，是其唯一的生存选择。Ying　Bai　and　James　Kai-sing　KUNG的经典论文“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游牧民族征服的概率随着降雨稀少（以旱灾为代理变量）而上升，旱灾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于是，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王朝更迭更易。

王朝更迭往往归结为政治腐败、君王残暴等社会文化等“软因素”，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也不必归结到文化、人性等难以捉摸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或者变幻莫测，难以让分析更加深入，需要从历史现实中寻找答案。从经济、气候等角度，基于量化的方法事实上为理解人类长期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加确定的线索，而且这条线索是可积累性的，不断深化的。量化历史研究也因此可以证实或证伪既有的假说，也可以发现新知识，当然更有利于理解古人。

气候变迁不仅影响微观还影响宏观，不仅可以促成盛世，也可能引致政权轮替。鉴于此，或许我们更能够理解虞舜的《南风歌》。

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人产生了一整套文化制度来应对气候冲击。或者如尧帝“敬授民时”，通过农耕时令，完善农业技术，组织更成熟的农业技术。或者如禹治水，对抗气候异常。或者如舜实行渔业、种植业和手工业多样化经营，“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从气候角度，我们也就更能够理解古人，理解三皇五帝。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谢选骏指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这种文体明显在春秋时代的《诗经》之后，不可能是“虞舜时期的上古歌谣”。由此可见，三皇五帝等古代“圣人”，确实出自后世的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