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崇拜美国

《袁木先生，听说您在美国生活得十分滋润》（2016年07月25日 好问之徒）报道：

 

提起袁木先生，久哥除了崇拜，还是崇拜！

久哥为何崇拜袁木先生？因为袁木先生是中国政坛最耀眼的明星，不不，是中国政坛最耀眼的月亮。

目睹您的尊容，认识您，了解您，那是在1989年。

那一年，中华民族经受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那一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您站出来了，您挺身而出，您在沉默了数十年之后终于爆发了。久哥记得，那一年，您已经61岁了，但是，您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宝刀不老！那一年，您锤炼成了中国的民族英雄，那一年，您锤炼成了中国最有名、最典型的反美英雄、反美斗士。

您的演讲，您的记者招待会，给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诠释了什么叫立场坚定、什么叫赤胆忠心、什么叫正气凛然、什么叫才高八斗、什么叫学富五车。

您对敌对势力记者的铿锵回答往往让他们措手不及、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那一年，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在聆听您的声音；那一年，您是中国政坛突兀升起的月亮；那一年，您坐上了直升飞机；那一年，您从一个正处级官员升格为正部级官员。

按照您的才华，按照您的魄力和能力，按照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您就是升格为副总理、总理都不为过。

后来，您开始沉寂起来，再后来，听说您出版了几本专著。

再后来，听说您的女儿到美国留学了。

关于您的女儿出国留学，网上盛传一段佳话，不知是否属实，特向您求证。

贺士凯是美国领事组最擅长研判申请人状况的官员。有一天，这位官员看到一个女孩前来申请赴美留学。

贺士凯朝这位年轻女子的申请书上一看，她姓袁。再一瞧她父亲栏内填的名字，贺士凯悄悄把桌子底下的麦克风音量转大。他要领事组的华籍雇员以及其它排队等待的中国人，都能听到他们的对话。贺士凯以大厅里人人都能听到的声音，不敢置信地问：“你真的是袁木的女儿？”这名青年女子倾身向前，低声答说：“是的，我就是袁木的女儿。”贺士凯以让领事组全室轰隆作响的声音说：“我不敢相信这么讨厌美国、天天诋毁辱骂我国的袁木，会要他女儿到美国留学。”此时，领事组的工作几乎全停下来，人人竖起耳朵要听听下文。袁木女儿用普通话怯生生地说：“他是他，我是我。”贺士凯又追问，袁木先生怎么会准许他女儿到这么邪恶的国家念书？华籍雇员已经禁不住爆出笑声。由于袁女学业成绩不错，也得到一所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贺士凯最后也准许给她入美签证；只是，他在批准前刻意弄得她坐立不安。

再后来，听说您在正部级官员的职位上离休了。

再后来，听说您到美国定居了，不知是否属实。

最近，久哥在网上看见了您的一张照片，照片注明您在美国打高尔夫球。这张照片能否证明您已经在美国定居呢？

从照片上看，您面色红润，您神采飞扬，您精神饱满，从您紧握球杆紧绷的双臂来看，您是有肌肉有力量的猛男，完全看不出您是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这张照片证明您在美国生活的十分滋润。

看到这张照片，久哥心里五味杂陈，百思不得其解。

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您是中国最坚定的反美英雄。您是中国最典型的反美斗士，您咋能不顾名节，到敌国去生活呢？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邪恶的国家，枪支泛滥成灾，枪杀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权完全得不到保证。而且，美国搞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垄断的、是腐朽的、是垂死的。您怎么能够弃明投暗呢？您的安全有保障吗？久哥真替您老先生捏一把汗啊！

也许，八十岁高龄的您，赴美定居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许，您是肩负特殊任务而赴美定居。这久哥就不好评论了。

您在美国定居，您是中国政府的离休高官，您在美国继续享受正部级待遇，中国政府每个月定时、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将您的工资通过电汇发送到您在美国的账户上，您是吃喝不愁啊！但是，久哥有个疑问，像您这种级别的高官，您是有专用司机、专用厨师、专用医护、专用秘书、专用保姆、专用勤务兵、专用警卫的，不知这些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是否跟随您到了美国。

久哥还有个小小的请求，向您提示一下。您在美国用电不要钱，用水不要钱，看病不要钱，您的孙子在美国读书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免费，您要那么高的工资干什么呢？久哥建议您，将您的工资捐一部分出来支助中国大陆的穷人，因为他们中还有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看不起病。

有轻薄冒犯之处，万望您海涵！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崇拜美国，1940年代的《新华日报》就以美国为榜样。作为共产党豢养的狗，原木当然更加崇拜主子的榜样。

《袁木：89年六四天安门解放军清场“没人死亡”论的争议人物》（2018年12月17日）报道：

袁木在六四事件的角色多年都受争议。

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30周年之前，与这一事件有关联的一位中国官员——中国国务院前发言人袁木去世。

中国媒体报道，袁木12月1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他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后的记者会上宣布，事件造成约300人死亡，但其后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却指，天安门广场上“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引来外界非议。

中国网络媒体澎湃新闻周一（12月17日）率先报道袁木去世的消息，报道其后被删除。有香港媒体致电袁木治丧工作组，对方指消息属实。讣告又称，袁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

六四事件后每年都在香港举行烛光晚会悼念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人对媒体说，六四事件发生已经差不多30年，真相仍未大白，而随着袁木去世，世界又少一个知道当年真相的人，令考究六四事件的真相更为迫切。

“天安门广场上没打死一个人”

袁木1988年进入中国国务院工作前，在中国官方新华社工作约20年。他之后在国务院任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国务院发言人。

六四事件后，袁木6月6日以国务院发言人身份出席记者会，将事件形容为“骇人听闻的、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反革命暴乱”，又指“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他在记者会透露初步的伤亡数字：约五千名解放军官兵受伤、二千多名“一小数为非作歹的暴徒”和围观被误伤的群众受伤、300名官兵和民众死亡，包括23名北京的大学生、400名解放军官兵失踪。

但他不到两个星期后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布罗考（Tom Brokaw）访问说，天安门广场上“没打死一个人”，又批评外国媒体扭曲事件。

袁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原文：

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是执行戒严任务，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在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

我没有说在整个镇压反革命动乱的行动中，没有任何死伤，我只是说在解放军清场时，没有任何人死亡。在整个镇压反革命动乱的过程中，有一些歹徒死亡，亦有围观者死亡或受伤，解放军同时有严重的死伤。

外国媒体就中国现况发布错误的报道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只说一句话，现代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可以发布更长的影片，去扭曲事情的真相。

争议传闻不绝

六四事件后有关袁木在当年扮演的角色争议不绝。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格（Richard Lugar ） 看过袁木在NBC的访问后，形容袁木的说法是对事件作乔治·奥威尔笔下小说“《1984》式的解读”。

卢格又说，中国在六四事件后希望在镇压的同时与其他国家恢复外交关系与商务往来，但这个方法“肯定在中国行不通，更莫论在世界其他地方”。

但袁木妻子王鹤曾经表示，袁木在记者会提到的伤亡数字都是当年总理李鹏转达，责任并不在她的丈夫。

袁木2012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访问期间，被问到他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他拒绝正面回应，只是说事件“三言两语也说不明白，他们的事我不太清楚”，着记者“找了解情况的人去问”。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袁木逝世的消息后接受香港传媒访问，他认为对袁木个人作评价并无意义，因为他与自由亚洲电台做的访问反映袁木在“六四时并无个人意志”。

有关袁木的传闻多年来也不绝于耳。其中，香港报章《东方日报》1998年10月曾报道袁木在北京自杀身亡，但香港亲中报章随后作出澄清，指袁木依然健在，《东方日报》最后就报道道歉。

近年也有传媒称袁木移居美国生活，他否认有关消息。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在回忆录指，袁木的女儿在1989年10月前往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请赴美留学，大使馆的官员知道她是袁木的女儿后十分惊讶。袁木的女儿最后获得签证，但这个消息传开后却被视为袁木的一宗“丑闻”。

谢选骏指出：“天安门广场上没打死一个人”并非袁木的发明，始作俑者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刘晓波和他的三个同伙——这个1989年发生的“作证丑闻”，并没有影响刘晓波二十年后的获奖，岂非咄咄怪事。

《中共宣傳官員袁木去世，曾為「六四」鎮壓辯護》（MIKE IVES 2018年12月26日）报道：

中國政府發言人袁牧在1989年5月的新聞發布會上。此後一個月，他將為中國軍方鎮壓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民主抗議者辯護。

中國共產黨宣傳官員袁木12月13日於北京去世，終年90歲。他曾為1989年中國軍隊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附近支持民主的抗議者進行辯護。

可能是因為明年天安門鎮壓30週年前夕的敏感，對於袁木的逝世，中國官方媒體不同尋常地保持沉默。但香港及海外華文媒體報導，袁木的葬禮週日在八寶山舉行。八寶山是北京一處高級共產黨人的墓地。相關報導沒有給出死亡原因。

袁木作為李鵬的盟友而為人所知（也可以說獲得惡名），後者在天安門鎮壓時期擔任總理。但他是在趙紫陽主政期間獲得晉陞的，趙紫陽是李鵬的對手。到了1983年，袁木擔任政府發言人，但其葬禮上公布的一個簡短生平簡介說，他是在1986年正式成為國務院發言人的。

在當權的共產黨黨內發生激烈派系鬥爭、中國經濟進行重大調整的時期，他是中國面向外部世界的代表者。

但袁木被人們記住，主要是他公開為政府對1989年6月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所作出的反應進行公開辯護。當時的鎮壓行動導致數以百計支持民主的抗議者，以及可能人數更多的旁觀者死亡，當時部隊接到了向這些人開火的命令。

事件發生兩天後，袁木對鎮壓行動給出了政府首個全面公開評價，在其中淡化了軍方對暴力行為及人員傷亡的責任。

同一月，他告訴NBC新聞(NBC News)的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在清除廣場上抗議人士那天，「沒有一個人」在廣場上死亡。曾為美聯社報導天安門廣場衝突的美國記者潘文(John Pomfret)表示，這一說法可能是準確的——但說它準確只是因為殺戮發生在廣場外。

「對於中國發言人如何應對困難情況，這算是一種案例研究，即使到今天仍然適用，」潘文表示。他曾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關於中美關係史的書。他還說，袁木是絕頂的「懂得變通的列寧主義官僚」，通過作出大量妥協，他得以在共產主義官僚中倖存下來。

據香港《明報》報導，袁木1928年1月生於東部江蘇省的昭陽鎮。據香港中通社報導，在上海的復旦大學上學時，他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在好幾家黨報擔任記者後，進入官方通訊社新華社。

1970年代，袁木轉至政府工作，將其新聞背景運用在起草黨和政府的文件上，後來成為發言人。

作為1980年代末動盪時期政府的公共面孔，在學生和知識分子動員起來要求政治自由化、結束官方腐敗的過程中，袁木不得不應對領導人們不斷變化、充滿分歧的立場。

1989年早春，他帶著同情提到了北京的學生抗議。但僅僅幾周後，他為共產黨領導層在這座城市裡戒嚴的決定作出辯護，戒嚴成為了血腥鎮壓的序幕。鎮壓行動中，軍隊進入北京及其他城市，鎮壓抗議活動。

1989年至1991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James R. Lilley)後來在採訪中表示，袁木當時是李鵬對付學生抗議人士的「打手」。李潔明在2004年的回憶錄《中國通》(China Hands)中寫道，袁木在外國記者團中有著「卑鄙」的名聲。

鎮壓事件之後，中國許多人認為被軍方槍擊或毆打致死的平民有數千人。而在那一年的6月6日，袁木告訴記者估計有300人喪生，包括「部隊、暴徒和旁觀者」。他說受傷的不僅包括2000名平民，也有5000多名士兵。

至於國際上對北京此次流血事件的譴責，袁木說中國能容忍外國政府的任何報復。

「我們不怕這個，」他說。「我們中國人不會讓他們插手中國的內政，無論是通過譴責還是通過制裁。」

北京的獨立歷史學家章立凡談及袁木說，1989年6月的事件「把他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如果他繼續當記者，可能就不會成為高官，」1989年之後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章立凡說。「但至少他不會聲名狼藉。」

袁木在1989年6月的表現並沒有毀掉他的職業生涯。即使在中共領導人趙紫陽因天安門廣場抗議過程中支持學生而在同年晚些時候遭到清洗之後，他依舊是政府發言人。

潘文說，袁木在支持中共自由化的趙紫陽和保守強硬派的李鵬之間「自由滑行」的能力，證明了他的政治生存直覺。

天安門事件多年之後，袁木在記者的採訪中淡化了他的角色。

「我不太想提及——這場六四動亂——我希望人們能漸漸忘掉它，」1991年他告訴一位中國的電視記者。

袁木結束職業生涯前是政府顧問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常務委員，後於2000年卸任。

2012年，一位當年在鎮壓中痛失17歲兒子的母親，要求袁木「澄清」政府武裝鎮壓抗議活動時，他說他知道的不多。

「去問那些真正了解情況的人，」他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一家由美國政府資助的電台。

多年來，中國的官方新聞媒體很少提及袁木，最初幾篇關於其去世的報導也從中國的網站上刪除。

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袁木有個女兒，申請了赴美留學的學生簽證。但香港中國通訊社引述袁木之子楊曉北的訪談報導稱，他只有兩個兒子。該報導還稱，中國多位過去及現任領導人在袁木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送了花圈，包括總理李克強、前主席江澤民和袁木維護過其政策的前總理李鵬。

「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他深入宣傳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據這則香港報導，葬禮上發放的袁木生平寫道，「特別是在關鍵時刻，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Zoe Mou和儲百亮(Chris Buckley)自北京對本文有研究貢獻。（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谢选骏指出：“袁木之子楊曉北”？他们已经改名换姓了，准备好了随时逃亡！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些共产党为何如此崇拜美国？因为，毕竟——两者都是实用主义的信徒！不同的意识形态，不过都是他们的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