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赵翼是个典型的汉奸文人——赵家的基因有问题

《乾嘉文人贵夷贱华跪舔满清：请汉奸碑列入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炎黄之家 2019-01-24）报道：

乾嘉时代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史地位一向为人瞩目，但其思想史地位却十分低落，乾嘉文人扬州学派汉奸贵夷贱华跪舔满清当婊子，与清朝统治者的牌坊一唱一和。

“异端”的正统论：乾嘉文人扬州学派汉奸贵夷贱华跪舔满清

自章太炎、梁启超以来，治清学者通常将乾嘉汉学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而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被归入后者。较早将扬州学派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独立学术流派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张舜徽。[1]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一般认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中、王念孙、焦循、阮元、凌廷堪、王引之、刘文淇等。

扬州学派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经学方面，而对于史学则几无建树可言。不过，扬州学派中的某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史学观念——尤其是其“异端”的正统论，却值得我们做一番认真的探究。其中最为典型者，自非凌廷堪莫属。

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凌氏早年主要活动于扬州，以经学名家，尤精于《仪礼》，被视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凌氏一生没有史学著作传世，但据与其交谊甚笃的江藩说：“君读书破万卷，……于史，则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诘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焉。”[2]他的史学观念主要散见其诗文中，因此很少引起后人注意，直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其史观，并以“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为之定性，此后凌氏异端的正统论始广为人知。

在凌氏《校礼堂文集》中，有多篇文字显示了他对宋、金双方的政治倾向。如《金衍庆宫功臣赞并序》、《书金史太宗纪后》两文，就完全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对女真君臣极尽溢美之辞，对南宋则屡加贬斥，并为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不用宗翰之言，遣师南伐而停止对陕西用兵，坐失灭宋一统之机深感惋惜。[3]凡涉及到宋金和战问题时，凌氏总是一味地主和反战。如宋孝宗隆兴初张浚锐意北伐，遭到丞相史浩阻挠，明张时泰《续资治通鉴纲目广义》因称史浩为南渡大奸，凌氏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隆兴北伐之失败不可避免，“幸而金世宗厌兵息战，仅以称侄纳币得免。否则，光尧（乾隆）、寿皇（孝宗）不为昏德（徽宗）、重昏（钦宗）之续者几希矣”。[4]其主旨是为主和派史浩辩解。

在《读宋史》一文中，凌廷堪甚至有这样的高论：“靖康之时，不幸而用李伯纪（纲）之言，而东都旋亡；绍兴之际，幸而不用胡邦衡（铨）之言，而南渡仅存。”[5]即认为北宋之亡国是李纲坚持抗战的结果，而南宋能够幸存则是因为没有采纳胡铨反对绍兴和议的主张。显而易见，这是在替秦桧翻案。对于元、明两朝，凌廷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极为明显，他慨叹元顺帝不能重用扩廓帖木儿，“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也”。[6]看这口气，分明是偏向元朝的立场。

最能明确反映凌氏夷夏正统观念的文献，是他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一首《学古诗》：

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拓跋起北方，征诛剪群寇。干戈定中夏，岂曰无授受？蕞尔江介人，弑篡等禽兽。荒淫无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构。奈何纪宋元，坐令大纲覆？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7]

这首诗意欲全盘颠覆传统的夷夏正统观，凌氏所针对者是在中国史学上极具争议性的两个问题：第一，南北朝正统之辨。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闰之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否承认北魏王朝的国家法统，乃是南北正闰之争的焦点所在。凌廷堪一反前人的夷夏正统观，强调拓跋魏授受有自，力主北朝正统论。第二，宋金正统之争。南宋与女真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因此成为元明清时代反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历来颇多争议，但无非是独尊宋统说和南北朝说两种观点的分歧而已。而凌廷堪则主张独尊金统，他举出宋乾隆曾向金朝称臣一事，以否定南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凌廷堪的这些诡异论调，大概平日在朋辈间早就有所表露，故就在他写出这首《学古诗》的前一年，阮元为他离开扬州而作的一首送别诗中，对他的正统观已有这样的评价：“读史魏金进，论统晋宋削。”[8]即指凌氏进北魏、金朝于正统而斥东晋、南宋为偏闰，这与《学古诗》的夷夏正统观恰好可以相互印证。阮元与凌廷堪结交于乾隆四十七年，两人很快成为过从甚密的挚友。[9]阮元在这首诗中对凌廷堪表现出十分赞赏的态度，且有“具识无差池，持论少迕遌”之语，似乎表明两人的见解很接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因为阮元也是扬州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凌廷堪为数不多的史论作品中，倒有不少涉及夷夏正统观的内容。看得出来，他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汉族政权与异族政权相对峙的历史时期，而他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则总是偏向异族王朝，难怪乎被钱穆称之为“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

无独有偶，在扬州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焦循的笔下，也可以看到类似于凌廷堪的异端正统论。

焦循（1763—1820），字里堂，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乾隆六十年秋，焦循赴金陵参加乡试时，时为山西布政使谢启昆幕宾的胡虔赠给他一部《西魏书》，此书题为谢启昆撰，实出于胡虔之手。成书于北齐时代的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载西魏事，《西魏书》即由此而作。但当时有人对此书的义例提出批评：“正统之传，自汉、魏而晋、宋、齐、梁，以至于陈。作《西魏书》，是无梁、陈也。”这种意见代表了自宋以后已成主流的南朝正统论。然而焦循对此却颇不以为然，遂作《西魏书论》予以辩驳：“夫魏，自晋世开基，历年永久，与有河洛，视梁、陈以篡窃得国，短促偏安，有以过之，岂梁、陈所得而统之乎?亦犹辽之承于唐，传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统也。”[10]焦循强调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倾向于北朝正统论的态度，与凌廷堪的观点可谓吻合无间。

不仅如此，焦循对辽朝的正统体系也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在他晚年的一部笔记《易余籥录》中，就此做了更详细的阐释：“辽太祖以春正月即皇帝位，是年夏四月丁未，朱全忠废其主自立为帝，是天以辽继唐也。与其以朱温继唐，不若以辽继唐。”[11]根据《辽史》的记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唐天祐四年（907）正月称帝建国，[12]而同年四月朱温废唐自立。在焦循看来，如此巧合，岂非天意？可知辽之于唐乃系一脉相承。这就是他提出的“以辽继唐”说的理据所在。按照这一逻辑，自然会得出“辽之承于唐，传金及元”的结论，于是宋朝的正统地位就这样被一笔抹杀了。反观前代，金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原，却自认其正统源之于宋而非辽；元初的金朝遗民虽有意偏袒辽金，也充其量不过是把两宋和辽金视为南北朝而已。[13]“以辽继唐，传金及元”的正统体系，惟独出现在乾嘉时代。可见焦循夷夏正统观的基本倾向，与凌廷堪并无二致。

乾嘉时代最为极端的异端正统论，大概无能出乎黄文旸之右者。黄文旸（1736—？），字时若，号秋平，江苏甘泉人。工诗词，通声律之学，尤精于词曲，曾任扬州词曲馆总校，辑有《曲海》二十卷。因其主要贡献和影响均在戏曲领域，不以经学见长，故不入乾嘉汉学家之流，也从未有人将他列入扬州学派。不过考虑到黄氏身为扬州人，且与扬州学派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皆有师友之谊，其学术旨趣也比较接近，故不妨将他与扬州学派诸士人视为同道。

黄氏著作今存于世者，仅有《扫垢山房诗钞》十二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撰有《通史发凡》一书。乾隆四十六、七年间，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词曲馆，检校词曲中字句违碍者，黄文旸被聘为扬州词曲馆总校，凌廷堪任分校，两人曾在一起共事两年。[14]黄氏《通史发凡》大约就作于此时，凌廷堪《书黄氏〈通史发凡〉后》介绍了此书的情况：“《通史发凡》四卷，甘泉黄君秋平撰。黄君将为通史，属草未竟，此其例目也，秘不示人。乾隆辛丑夏，余在扬州，借而读之。”[15]此文写于乾隆四十六年，当时《通史发凡》尚未完稿，凌廷堪看到的是一个仅有四卷的“例目”。后来嘉庆七年阮元为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所作序中也提到此书：“谈者谓秋平为诗人，不知秋平者也。秋平研穷六经，融贯诸史，……尝苦古来正统之说纷然莫定，撰《正统通志》若干卷，吾友凌次仲好之而为之叙。”[16]很显然，此处所谓《正统通志》就是指《通史发凡》，书名之异则可能是阮元记忆有误。据成书于乾隆六十年的李斗《扬州画舫录》说，黄文旸著有“《通史发凡》三十卷”，[17]所记最为确凿。

《通史发凡》一书今已不存，但根据凌廷堪的介绍，可以对此书的义例及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专为改造历代正统体系而作。该书以汉、曹魏、西晋、后魏（即北魏）、北周、隋、唐、辽、金、元为正统，“凡十代，以正统系之，外此诸国，悉目之为僭盗”。如蜀则曰益州盗刘备，吴则曰江南盗孙权，皆附于《魏纪》后；东晋则曰江南盗司马睿，宋、齐、梁则曰江南盗刘裕、萧道成、萧衍，皆附于《后魏纪》后；陈则曰江南盗陈霸先，附于《周纪》后；北宋则曰汴州盗赵匡胤，附于《辽纪》后；南宋则曰降将赵构，附于《金纪》后。黄氏独创的这一正统体系，就连凌廷堪看了之后都觉得有些过分：“世固有矫枉过正如是者乎！……自宋人正统之论兴，有明袭之，率以私意，独尊一国，其余则妄加贬削，不以帝制予之。黄氏矫其弊可也，乃于昔人所推尊者，皆斥之为僭盗，为降将，岂非过正乎？”[18]

乾嘉文人汉奸跪舔满清认贼作父

乾嘉时代士人的上述种种堪称诡异的正统论，在当时人眼中也许不以为奇，但在后人看来却不免有怵目惊心的感觉。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人身为汉族文人，为何会持有那样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立场和历史观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论调背后的心态和动机？

很简单，跪舔献媚满人统治者而已。把这个问题复杂化的，要么心肠坏，要么脑子蠢。

从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人整体的历史观念来看，都无一例外地偏向于异族政权。譬如对于南北朝正统之辨，他们均主张北朝正统论，强调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对于元、明两朝，凌廷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极为明显。至于黄文旸《通史发凡》所创立的正统体系，更是刻意要以历代异族政权来取代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以至于被内藤湖南称之为“戏谈”。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及凌廷堪的史学观念时，有“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的评价，且谓“其治史之意，所为深异于船山、亭林、梨洲诸老而适成其为乾嘉之学者，则又深心治史之士所当引以猛省深惕者也”。[27]凌廷堪本不以史学著称，晚清以来，他的那种不合时宜的夷夏正统观几乎已经不为人知，经钱穆揭出后，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蔡尚思对凌廷堪的史学观念也有类似的评价：“就主观与情感方面来看，固未免太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28]直至近年，王文锦在《校礼堂文集》的点校前言中仍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凌氏当汉族饱受欺压奴役之时，读书论古，每每为异族统治者着想，是非颇谬于人民，诚可谓无民族观念者矣。然民族观念淡薄乃乾嘉学者之通病，又不独凌廷堪一人而已。”[29]

萧公权在其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凌廷堪的史学观念有如下一段评述：

凌氏于异族政权每加拥护，异族功臣每加赞许，而六朝以后之汉族政权一致加以蔑视诋毁。如五胡十六国之“汉奸”张宾、王猛均受赞许，南宋主和之秦桧、史浩悉为翻案。惜金不灭宋，叹元亡于明。凡此惊人之贱华贵夷论，清世宗《大义觉迷录》对之当犹有逊色。……纵非有心取媚满人，而“认贼作父”，究为其学识之一玷。夫以一时名家如凌氏者犹不能脱清廷奴化政策摧抑士气之影响，则专制政府之压力诚深远可畏。[30]

此书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作者自述，知其成稿于1940年。萧公权斥凌氏“认贼作父”，认为他“取媚满人”。

简又文在谈到清代民族主义思潮源流时，对凌廷堪加以痛斥：“更有伪儒辈，不惜曲学阿世，取媚时君，……若乾嘉间之凌廷堪，其始作俑者乎！”最为其深恶痛绝者，仍是凌氏之异端正统论：“其论史则讥宋儒之主严辨正统者为‘贱儒’，及盛倡贵夷贱华、外夏内夷，一反《春秋》大义之说。……其最为颠倒是非、荒谬绝伦而遗臭后代者，则为其所作之《学古诗》。”[31]这是今人对凌氏最严厉的批判，并将其反传统的夷夏正统观明确指向“取媚时君”的动机。

这种解释不仅仅针对凌廷堪一人，同时也被推及于其他乾嘉士人。如台湾学者何泽恒在分析焦循主张“以辽继唐”说的动机时，就曾推测“里堂（焦循字）之于辽金元，岂亦有任公所谓‘为时君计’之意存焉乎？”[32]是亦以为焦循有“取媚时君”之意。又如朱维铮对钱大昕有这样的评议：“据说他是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但翻开《潜研堂文集》，见到他所谓秦桧非汉奸辨的文章，却不由得吃一大惊，难道他竟然把考据作为迎合清统治者心意的手段么？”[33]所谓“秦桧非汉奸辨的文章”，是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宋季耻议和”条，此乃朱氏记忆偶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说法与前人的“取媚时君”说显然也是同一种思路。

满人统治者试图用虚伪表态篡夺华夏道统：以满清乾隆为例

乾嘉时代汉族士人坚持异端正统论，满清统治者却表面上坚持华夏正统文化立场，以此扭曲盗取华夏道统，满清乾隆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很像当下，在统治者数十年鼓励下，很多大小文人都在侮辱“新中国红朝和毛主席”，不如此怎能投机升官发财呢？看似荒谬的是，统治者却表面上依然把太祖头像挂在城楼上，还定期开放着广场上的纪念馆，为什么他们内心痛恨，表面上又打着太祖旗号呢？无他，担心自己丢掉这个威力无穷的道统后，会被其他人拾起来消灭他们。所以，立牌坊当婊子实属无奈，总不能直接挂婊子牌坊吧，他们自己也知道，见不得人。

例证之一：有关宋金和战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

乾嘉史家对于宋金和战的评议，以钱大昕、赵翼二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钱大昕曾论及绍兴和议之得失：“宋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厥后张浚、韩侂胄志在恢复，讫无成功。及金人为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请绝其岁币，嗣是金人索岁币，连岁犯边。以垂毙之金与宋决战，宋犹未能得志，其国势积弱可知矣。然则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39]这段话的主旨是认为绍兴和议“义不当和”而不得不和，意谓权衡宋金双方国力，和议实为上策。民国以后，钱氏的这一观点颇遭史家非议。柴德赓质问道：若照钱大昕的说法，岂非主张抗金的岳飞乃是不识时务者，而秦桧等人倒是有先见之明了？[40]王锺翰则称钱说“为后世抗战必亡的投降派论调之先声”。[41]朱维铮甚至怀疑钱大昕“替秦桧翻案”是在刻意迎合清朝统治者。

赵翼对宋金和战的看法，与钱大昕的上述观点完全同调且犹有过之，《廿二史劄记》卷二六“和议”条云，当时反对和议者乃是“知义理而不知时势”之辈，徒然空言误国，而只有与金朝议和才是保全南宋政权的惟一正确选择。这样的言论自然更不能为后人所接受，故仓修良谓此说无异于为民族败类张目，[43]以至于有学者将赵翼的这段史论痛斥为“汉奸哲学”。[44]需要指出的是，钱、赵二人的史学观念与凌廷堪辈一味倾向北族王朝的异端正统论固然有很大区别，但显而易见，他们在讨论宋金和战问题时是没有什么民族观念可言的，这就是他们的上述言论招致后人批评的原因。

关于宋金和战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明代丘濬就曾贬岳飞捧秦桧。明王鏊《守溪长语》“丘濬阁老”条曰：

濬，琼州人，学于子史，无所不闻，而尤熟于国家典故，议论高奇。人所共贤，必矫以为非；人所共否，必矫以为是。能以辩博济其说，亦自恃其才，故对人语滚滚不休，人无敢难者。其论秦桧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与和亲，[45]南宋再造，桧之力也。论范文正则以为生事，论岳飞则以为亦未必能恢复。其最得者，黜元不与正统，许衡不当仕于元，亦前人所未发也。[46]

丘濬的这些言论见于明代中后期的多种史乘笔记。明代中期骆问礼《震泽长语论丘文庄》一文指出，《世史正纲》谓韩世忠、岳飞等虽极一时之选，然“藉此诸人，制虏人之死命，长驱中原，以复祖宗之境土，恐亦未必能也”，据此可知“武穆未必能恢复之说，是诚有之”；又谓“论范文正则以为生事”句，“其所谓多事，或专指一事，则人非尧舜，安能毎事尽善”云云。[49]另外，“黜元不与正统，许衡不当仕于元”之说，亦见于丘濬青年时代所作《许文正公论》。

针对丘濬的上述言论，满清乾隆曾写下一段史评文字予以驳斥，见于《评鉴阐要》卷一一：

论古贵有特识，固不当剿说雷同，亦岂可独徇偏见。丘濬谓岳飞之未必能恢复，论虽未当，尚从南渡时势立言。若范仲淹处置西夏，苟且许和，其失在于畏事，而并非多事。所见殊为枘凿。至于秦桧误国之罪，妇孺咸知，而忽许其有再造功，颠倒是非，实足骇人闻听。濬学问尚称淹贯，所补《大学衍义》，自诩其可见施行，何不近人情，乃至于此！[51]

乾隆三十六年编成的《评鉴阐要》一书，是将乾隆历年为《历代通鉴辑览》所写的御批汇集而成的。“始馆臣恭纂《辑览》时，分卷属稿，排日进呈，皇上乙夜亲披……”，后来收入《评鉴阐要》的御批多达七百九十八则。[52]今检《历代通鉴辑览》卷一○六弘治八年二月乙卯“武英殿大学士邱濬卒”条下有小注云：“（丘濬）性褊隘，著书议论亦多偏激。尝讥范仲淹多事，谓岳飞未必能恢复，秦桧有再造功。闻者无不骇其言。”[53]上面所引乾隆御批显然就是针对这条注文而写的。可能正是在看到乾隆的这条御批之后，四库馆臣在为《大学衍义补》所撰提要中，对丘濬的上述言论进行了批评：“濬闻见甚富，议论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泽纪闻》称其学问该洽，尤熟于国家掌故，议论高奇，务于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54]

对于丘濬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言论，自明以后，“士人有信有訾”，[55]虽以批评者居多，但像满清乾隆这样对之大张挞伐者却是前所未有的。最不能为乾隆所容忍的，是秦桧于南宋有再造之功的说法，故斥之为“颠倒是非，实足骇人闻听”。反观乾嘉史家对于宋金和战以及岳飞、秦桧诸人的评价，其间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令人印象深刻。

例证之二：由元代杨维桢《正统辨》一文引起的夷夏正统之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围绕着杨维桢《正统辨》的评价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元至正间所修宋辽金三史，采取了“三国各与正统”的纂修义例，《正统辨》就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作的。按照杨维桢的主张，宋辽金三史理应取《晋书》之义例，“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元人论宋辽金正统者往往会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蒙元王朝的正统性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这实际上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杨维桢力主独尊宋统，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被陶宗仪收入《辍耕录》，并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58]四库馆臣对《正统辨》谈及如此敏感的问题颇感忌讳，故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抄讫的文渊阁本《辍耕录》一度将此文删去，并在书前提要中对杨维桢的正统论予以批驳：“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谬。……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59]恰巧乾隆在抽查文渊阁本《辍耕录》时看到了这篇提要，他对四库馆臣的正统论大不以为然，于是便专门写了一篇上谕来理论这个问题。

乾隆的这篇上谕主要针对四库馆臣的正统论阐发了他的两点意见，其中之一是有关南北朝正统归属问题的：

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盛，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

南北朝正闰之争关乎隋唐王朝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以魏（北魏、西魏）、周、隋、唐一脉相承的北朝正统论，是隋唐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由周隋禅代、隋唐相承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尽管也有不少汉族士人坚持传统的南朝正统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主张的正统王朝谱系均为东晋、宋、齐、梁、周、隋、唐。[60]持南朝正统论者之所以要将陈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闰陈而正周，才能将南朝统系与隋唐统一王朝衔接在一起；其二，侯景之乱以后，北方士人对衰乱已极的南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南北正闰的传统理念随之开始发生转变，而后杨氏代周，政权转入汉人之手，更坚定了北方士人认同周、隋正统的信念。与前人相比，满清乾隆为了表现自己表面上捍卫“中华正统”：就连隋唐时代力主南朝正统论的汉族士人也从未将南朝之陈视为正统，而乾隆居然认为南朝正统一脉相承以至于陈，直至文帝灭陈之后，正统始归于隋。

这篇上谕重点阐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杨维桢《正统辨》所讨论的宋辽金正统之辨：

（杨维桢）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缪。……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自朱温以讫郭威等，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之间，更易数姓，甚且称臣称侄于契丹。然中国统绪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61]

由元修三史而引起的宋辽金正统之辨，其实主要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应当将两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还是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杨维桢《正统辨》就代表着后一种主张。对于这两种明显带有华夷文化立场的观点，满清乾隆选择支持后者。在他看来，南宋虽曾向金朝称臣称侄，但作为北宋法统的继承者，其正统地位是无可质疑的；甚至就连早已被宋儒列入“绝统”或“无统”的五代，也被乾隆尊为正统，其理由是：五代诸国虽曾有向契丹称臣甚且称儿皇帝者，但因其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法统，故也不能不以正统视之。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宋辽金正统之辨这个问题上，独尊宋统乃是乾隆始终一贯的主张。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他就对此发表过明确见解：“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62]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乾隆在为《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否定辽金王朝的正统性：“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63]可以说，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坚持华夏正统的基本文化立场。

由杨维桢《正统辨》引起的这场有关夷夏正统之辨的争论，最后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乾隆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冠于《辍耕录》和《东维子集》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纲目》之义”。

作为满人统治者的乾隆，在涉及夷夏正统观的问题上，为何总是极力否定北族王朝之法统，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呢？其实乾隆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的上谕中已经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人，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64]乾隆非常清楚四库馆臣所忌讳的是什么，可他并不讳言本朝的异族出身，因为他对清王朝的正统性另有说法。在乾隆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正因为如此，乾隆才会选择表面上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

满清乾隆表面上捍卫“中华正统”的姿态与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乾嘉士人所倡异端正统论，看似处于夷夏正统观的两个极端，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满人的异族统治。有些幼稚文人看到这种反差，以为两者真的立场相对，殊不知，这本来就是异族统治下常态，是统治者玩弄的手腕。

满清乾隆作为满人统治者首领，为了维护小集团的统治，采取了桃代李僵的篡夺方式，以维护华夏正统的名义，试图拿到华夏正统的解释权，篡夺汉人法统，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作为汉族文人的凌廷堪诸辈，很有汉奸自觉，为献媚满人，极端跪舔历代异族政权。

汉奸们其实都是很精明的投机者，精明程度远超现在不少优质文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投机目的、策略和分寸。他们当然知道，无论他们的主子怎么作秀，他们都必须表现的更极端，他们的表演唯一目标观众，就是满人统治者——能给他们权力、财富、地位的满人统治者。他们内心非常清楚，这时跪舔蛮夷哪怕达到极致，也只是招来满人得意的不满：“这几头奴才实在太忠心，不了解我满人愚弄统治汉人的手腕，态度是好的，站队是对的。”

正是因为满清这种上层统治者和中层官僚为了维护异族统治，无所不用其极的秀下限，才让满清在近代如此堕落，炎黄文明险些倒在这个坎上，如果没有炎黄志士奋起抗争，直到在毛主席带领下成立新中国，我炎黄谈何文明复兴？

作为炎黄文明的后人，当满清那耻辱的一页掀去后，当反思为何炎黄文明会被一小群蛮夷鼠辈统治，为何会出现如此众多汉奸。而与反思同步进行的一件小工作，就是应该修个历代汉奸碑，把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这帮都列上去，再把洪承畴、尚可喜这些汉奸后人恬不知耻建的纪念馆，改为汉奸批判馆。

谢选骏指出：赵翼是个典型的汉奸文人，因为他需要维持其满鞑狗官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自称是赵宋的后代，如此真是这样，难怪两宋皇帝都那么苟且偷安了——因为他们赵家的基因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