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乌克兰战争打破俄罗斯人幻想》(SABRINA TAVERNISE 2022年4月11日)报道:
去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中,普京的影像被投射到建筑物幕墙上。
我上一次去俄罗斯是在2015年的夏天,我遇到了一个矛盾状态。如果一个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会怎样呢?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莫斯科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欧洲城市,到处都是经过精心绿化的公园、自行车道和停车位。在过去十年里,普通俄罗斯人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与此同时,该国的政治制度正越来越接近威权主义。
在此之前15年,鲍里斯·叶利钦羞愧地离开了权位,他在国家电视台道歉,因为他“未能证明人民的希望是合理的,他们相信我们能从阴暗停滞的极权主义过去跃入光明、繁荣和文明的未来”。
到2015年夏天,他的继任者普京似乎已经让俄罗斯变得光明和繁荣。他所建立的政治体系限制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已经学会适应它。
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开始为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工作,投身社区建设——使他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2011年和2012年的抗议运动失败了,人们开始寻找其他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国家。他们认为,宏大的政治是没有希望了,但人们可以通过小的行动带来真正的改变。
这样的妥协还有另一个方面:普京似乎也受到了约束。政治行动可能是禁忌,但涉及宗教、文化和许多表达形式等其他方面则比较宽容。在他的考量中,要想让体系平稳运行,就必须为社会留出一些空间。
我在俄罗斯生活了九年,从2000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报道这个国家,那一年普京首次当选。在公开写作和我的私人生活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人们,俄罗斯有时可能看起来很糟糕,但它也有很多美好的品质。
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内,我感觉自己正在看着我爱的人们失去理智。俄罗斯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阿尔希波娃表示,许多转向“小行动”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也感到震惊和恐惧。
“我看到很多帖子和对话都在说,这些小行动正是一个大错误,”她说。“人们有一个比喻。他们说,‘当癌细胞在胃里不断生长的时候,我们却试图给我们的脸做点整容手术。’”
我开始怀疑俄罗斯是否总要落到现在的地步,而我们只是没能预见到。于是我给俄罗斯记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茨打了电话,她早在1990年代就曾警告过克格勃卷土重来的危险。阿尔巴茨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她一直认为,面对普京的任何妥协都是一种幻觉。她说,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普京与西方离心离德,甚至入侵了另一个国家,而西方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普京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她上个月在电话中说,“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也正是他开始做的事情。他的行为极其理性。他只是意识到你并不关心。”
她指的是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刚刚开始谈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我曾报道那场战争,在格鲁吉亚的哥里镇与一支俄罗斯部队一起度过了一晚。我记得士兵们看起来精神焕发,时而哈哈大笑,时而说些笑话。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留下了一种痛苦的屈辱感和失落感。入侵似乎令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普京上台以后,一切都变了,”一名军官告诉我。“我们找回了一些昔日的力量。人们又开始尊重我们了。”
阿尔巴茨听起来很疲惫,但却非常坚定。我们谈话的那天,她前往俄罗斯的一个流放地,出席对她的朋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宣判。纳瓦尔尼是俄罗斯很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他利用宣判中分配给他的时间发表了反对战争的演讲。“我们现在明白,当普京决定在乌克兰开战时,他必须除掉纳瓦尔尼,”她说,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有勇气反抗的人。
事实上,纳瓦尔尼从未接受放弃直接对抗的立场,他正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反对运动,领导人们走上街头。他拒绝妥协,为了反抗,他愿意坐牢。
阿尔希波娃指出,纳瓦尔尼的口号是,这场战斗不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是正义与中立的斗争,这是在直接挑战普京所要求的政治被动。
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都说,纳瓦尔尼在多年自由行动后,在2020年遭到投毒,并于2021遭到监禁,这标志着社会契约的结束和普京战争的开始。就像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前夕杀死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一样,普京也必须清除反对者。
莫斯科社会与经济科学学院的政治哲学教授格雷格·尤丁认为,2018年到2019年,政治反对派的成功开始加速,正是这种成功将普京推向了战争。
尤丁说,普京无法想象,俄罗斯国内会有人为国家谋福利,但却反对他。所以他寻找叛徒,并执着地认为西方在追杀他。“这是这种政权的一个特征,”尤丁教授说。“它把内部的异议解读为外部的威胁。”
至于我在2015年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离开。许多没有离开的人面临罚款甚至监禁。据人权组织OVD-Info的数据,俄罗斯入侵后的几周内,警方在全国拘留了逾1.5万人,远远高于2012年抗议活动期间的人数,研究那次抗议活动的阿尔希波娃说,当时在12个月内约有5000人被拘捕。
阿尔巴茨留下了,她对没有留下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怒。她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容忍”。她还说,“他们直接就跑了。”
逃离该国的俄罗斯人上个月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同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她说。“在被关进监狱和不进监狱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不进监狱,”阿尔巴茨说。她还表示,因为报道这次战争,她面临数千美元的罚款。
尤丁说,选择的困难在于镇压已经完成,政治反对派已经被粉碎。“最贴切的类比是1939年的德国,”他说。“你期待那里发生什么样的民主运动?这是一样的。人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试图保命。”
当然,不是所有人。追踪俄罗斯公众舆论的研究组织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告诉我,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赞成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
“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中小城市,那里的人口更穷,更依赖权力,”他说,指的是那些依赖养老金和国企工作等公共资金的人。“而且他们所有对现实的建构完全是从电视中获得的。”
他指出,“如果你看看我们自普京上台以来20年的研究,那么普京得到的支持和其声望高峰总是与军事行动相吻合。”
1999年的车臣战争便是其中之一,那是一场尤其残暴的征服,是普京在首次当选总统前的标志性行动。那场战争的一些特征开始在乌克兰出现:双手被捆绑的尸体、乱葬岗、酷刑的故事。车臣战争的结果是系统地消灭了所有抵抗俄罗斯的人。这是否是俄罗斯在布查的意图,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现在这种妥协中止了,幻想破灭了。俄罗斯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是什么样的阶段?尤丁认为,俄罗斯正在从威权主义——以政治被动和公民不参与为主要特征——走向极权主义,后者依赖于群众动员、恐怖和统一信仰。他认为普京正处于危机边缘,但可能会犹豫是否做出转变。
他说:“在极权主义体系中,你必须释放自由能量才能引发恐怖。”他说,普京“是个控制狂,习惯于微管理”。
然而,如果俄罗斯政府开始崩塌,无论是通过俄罗斯经济的崩溃还是在乌克兰的军事惨败,“释放恐怖将是他自救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乌克兰和反对普京的俄罗斯人来说,目前的局势如此危险。“普京深信他承受不起失败,他会升级,”尤丁说。“他押上了一切。”
谢选骏指出:看来在恐惧之下,俄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成为逃兵了。那么中国呢?事实证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就是逃兵了——1989年劫匪军枪声一响,那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做了鸟兽散了,纷纷通过偷渡集团逃往香港、台湾,然后再度转亡法国、美国……其中最为恶劣的一些瘪三,竟在开枪之前就已经脚底抹油,赶到海外冒功请赏、领取头香了——他们后来养的脑满肠肥,有的甚至潜回共区继续邀赏……这些逃兵不知羞耻,吃着人血馒头,还到处吹嘘自己的飞毛腿特行,结果彻底败坏了民主运动的声誉,又可以返回北京再次“做生意”了。这些自由主义者为何都是逃兵?因为他们只是追求自己的快乐。
缺少真的爱国者,大部分是为了赢利苟且偷生。吃完美国,回去吃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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