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不杀曾静，要求子孙“不得追究杀戮”，乾隆为何非要杀曾静？》报道：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继位不过几个月的乾隆帝，继将父亲雍正帝养于宫中炼丹的道士赶出宫之后，又办了一件大事，那便是将雍正帝明确交代不能杀的曾静和张熙给杀了，而且还是残忍的凌迟处死。
那么雍正帝为何特意交代不得杀这二人，而乾隆帝为何又在父亲死后不过几个月，还没有改元之际，就急匆匆地杀了这二人呢，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宋安之来分析一番。
一、雍正帝处理曾静案的背后，实则是极其不自信，乃至很不正常的表现。
在古代，每个王朝开国之初，都或多或少有一批心念前朝的遗老。他们面对新朝的统治，或是反抗，或是归隐山林，拒不出仕，总之是不配合。
在明朝灭亡，清朝入关以后，就有着一大批文人出于怀念前朝想法，对于当朝统治是极端抵触，是拒不出仕。
在这其中，生于崇祯二年的吕留良可谓是一个代表。他有大才，却拒绝出仕新朝，在康熙年间拒应康熙帝的鸿博之征，后来为了避免再次征召，吕留良干脆削发为僧。同时吕留良不只是拒绝出仕，还通过传授学说文集、日记等方式来宣扬自己反清复明的思想，在浙江一带有着广泛的影响。
不得不说文学传播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吕留良死后多年，湖南文人曾静在读到吕留良的文章后，是大为钦佩，愈加坚定自己的反清复明思想。
到了雍正年间，雍正帝平定西北之乱以后，开始清理内部不稳定因素，清洗了“八爷党”，圈禁了老八，将老九折磨致死，并将其同党发遣到广西，这些失败者并不甘心，因此在沿途散播雍正帝阴谋夺位之事，路过湖南散播时，曾静听到此说，头脑一热，认为清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际，只需要自己一番谋划便可以推翻。
于是曾静与徒弟张熙两个大聪明经过一番密谋，将目光投向接任年羹尧掌管西北兵权的岳钟琪身上，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只要自己过去一番大义游说，必然会振臂一呼反了雍正帝，这样推翻清朝指日可待，于是张熙前去力劝岳钟琪反清，结果不出预料，曾静和张熙被逮捕。
面对如此谋逆之事，雍正帝并没有下令处死曾静和张熙二人，反而是格外大度，认为这二人是“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并没有下令处死他们，是赦免了他们，并且害怕自己不杀他们，后世皇帝会杀他们，特意颁布上谕交代道：“将来子孙，不得追究杀戮”。
雍正帝之所以这么大度，有着三点原因：
一、雍正帝也清楚自己刻薄寡恩，对于王公大臣很是苛刻乃至残暴，所以他总是有意无意树立一个典型。
诸如他虽然对老八、老九等反对者残忍，但是对于支持自己的兄弟是好得不得了。其中对怡亲王老十三最为好，可谓是出了名，之所以这样，自然有兄弟情深的因素，但也多少有树立典型的用意，意思是反对我的人，我往死里整，但支持我的人，我是往死里宠，所以我不是刻薄寡恩，我是性情中人。
对于曾静谋逆案，尤其是中伤自己的各种谣言，雍正帝不杀他们，也是想以此刻意显示自己的大度，向天下人表明自己才不是那种残暴之人，即使曾静恶语中伤自己，但只是受人蛊惑罢了，自己又没有做那些事情，没必要恼羞成怒的杀了曾静和张熙。
对此雍正帝是这般说道：“汪景祺因对圣祖仁皇帝肆行谤议，不能逃国法。然曾静之讪谤之语乃谤及朕躬。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伊已悔过感恩，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
二、如果对曾静和张熙二人只是开恩，而没有树威，那么肯定也不行。
但是有了吕留良的存在，就可以起到树威作用，加之曾静是受到吕留良学说的“蛊惑”。所以雍正帝对于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开刀，认为吕留良攻击的是先皇，像曾静胡言乱语攻击自己，自己无所谓，但是吕留良攻击自己父亲康熙帝，是“谤议及于皇考”，自己忍不了，于是已经死去多年的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儿子毅中、在宽皆斩决，族人俱诛，孙辈则发往宁古塔为奴。
为了显示自己的胸怀，雍正帝特意强调不用禁止出版吕留良的著作。不过说是这么说，谁又敢真的傻乎乎出版呢，于是吕留良的著作多是被毁。
三、雍正帝还要用曾静为自己正名。
雍正七年，雍正帝以亲审曾静时的问答反驳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命令官吏人手一册，所有地方官和学官必须根据《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及论点向老百姓讲解。并且特意命曾静到全国各地进行宣讲，对吕留良、老八胤禩辈言论，进行批驳。
从这点来看，雍正帝就有点行为不正常了，曾静造谣污蔑自己，自己身为皇帝，亲自审问他不说，还对谣言一一反驳，这在历代可为罕见，然后竟然以此编出一本书，特意为自己辩护，其中涉及到很多皇家秘闻，再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宣传，这就多少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
同时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帝不只是为自己辩护，还特意反驳了吕留良的说法，强调了清朝之得国之正：“明使生灵涂炭，我朝为拯救生民而治中国。纵观历史，得天下之正者无过于此”。
这就多少有些不自信了，当时清朝入关已经八十余年，雍正帝却还是如此强调得国正与不正之说，并且还将其内容宣扬至全国各地，这不是典型的自己越缺什么，越强调自己有什么吗？
雍正帝如此之做法，特意编书反驳谣言为自己辩护还全国宣传，可谓是绝无仅有，在历朝历代可谓仅此一例，不过更多像是一出闹剧。
乾隆帝更自信，对于父亲雍正帝做法不屑一顾，为了避免闹剧延续下去，所以杀了曾静。
乾隆帝自诩为盛世明君，相比于父亲雍正帝刻薄寡恩，他更喜欢更认可祖父康熙帝的宽仁治国，更崇拜祖父康熙帝。
可以说乾隆帝看父亲雍正帝很是不顺眼，诸如父亲雍正帝开辟清西陵，他便选择葬在清东陵。父亲收拾的老八和老九等人，他也是一一平反，颇有跟父亲雍正帝对着干的意思。所以雍正帝交代不能杀的曾静和张熙，乾隆帝也是要对着干的杀了。
当然看父亲雍正帝不顺眼的原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对比不自信还敏感的父亲雍正帝，乾隆帝更自信，更有安全感，他对于雍正帝赦免曾静和张熙，特意编书反驳辩护，还有全国范围内宣传的做法，是极其不认可的，认为这就是一出天大闹剧。
所以乾隆帝为了终结曾静谋逆案的持续风波，结束这一场闹剧，是急匆匆在父亲雍正帝仅仅死了几个月后，便是开始违背他特意交代的事情，是杀了曾静。同时下令收回并销毁《大义觉迷录》，以此来看，是有杀人灭口之意，要杀死这本书的第二作者曾静，避免这个不老实的文人再偷偷写下什么文章，不利于雍正帝乃至清朝，来结束雍正帝这个第一作者搞出的闹剧。
不过毕竟是父亲雍正帝特意交代过不能杀的人，乾隆帝虽然没有解释收回和销毁《大义觉迷录》的原因，但还是解释了为什么杀曾静，给父亲雍正帝留了一定脸面。
“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乾隆帝的解释是曾静和张熙二人是“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再具体来说，其实就是雍正帝惩罚吕留良，是因为吕留良污蔑攻击了雍正帝之父康熙帝，是雍正帝所不能忍的，故而乾隆帝处决这两个污蔑攻击其父雍正帝的人，是天经地义的，也是效仿父亲雍正帝的做法，是出于至孝之心，也算是给了故去的父亲雍正帝一个台阶下。
从这里可以看出，乾隆帝比之父亲雍正帝更自信更有安全感。
雍正帝的做法总是欲盖弥彰的感觉太明显，对于造谣者竟然一条一条的解释反驳，有意无意的似是站在外来者的角度局促的辩护着什么，甚至特意编书全国范围宣传。
而乾隆帝则是自信满满，并没有雍正帝那种自我定义的外来者之感，而且对于曾静谋逆一事也是很果决，既然父亲雍正帝已经搞成编书全国范围宣传的闹剧，那么自己也没必要假惺惺的继续，没必要欲盖弥彰的继续解释什么，而是直接快刀斩乱麻的杀曾静和张熙，并且销毁书籍。
乾隆帝的自信不止于此，乾隆帝比之雍正帝更具有客观性，在他的时代，一改雍正帝时期的地域性立场局限，而是开始站在大一统王朝的立场。
像宋、辽、金大三国时代，元朝大一统以后，在修史之时，对于这三家是“各与正统”。
几百年后，乾隆帝在乾隆三十八年时提及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道：“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九年以后，乾隆帝在为《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作序时，再次点评到：“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
这充分说明乾隆帝一改其父不自信的做法，是更为自信，更有安全感。而曾静谋逆一案的处理上，更是凸显出这种差别，雍正帝对于谣言的反应和辩护行为超乎寻常的不正常做法，背后透露着不自信，而自信的乾隆帝一改其父作风，甚至是有些鄙夷父亲雍正帝做法，杀了曾静还解释一下，销毁《大义觉迷录》则是不做任何解释，彻底结束了曾静谋逆案的风波。
都说乾隆帝是盛世败家，其实他还是颇有政治手腕的，并非一无是处。其实要分开来看这个历史人物，在他执政的前半段，其实很有作为的，只不过后来随着在位时间的漫长，随着越发年老的昏庸，才开始败笔频出，不过在位时间长了，出现前明后昏也属正常情况。
谢选骏指出：黄俄狗腿认为，乾隆这条恶狗杀人灭口是体现了“三个自信”。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伎俩纯属掩耳盗铃——正如乾隆把他狗日的祖宗金兀术等朝都贬作了偏安，其实也是掩耳盗铃，好像这样一贬，就把清朝的满狗抬高成为南宋一样的正统了。弘历这个狗崽，自作聪明，真是语无伦次，白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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