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历史资料并不可信

《香港明报六四发社评促尊重历史事实 还原六四真相 称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06/04/2022 法广小山）报道：

香港明报今天发表社评。称：今天是六四事件33周年，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一如过往发表祭文，追悼死者。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应遭到暴烈手段镇压。内地官方强调，国家发展有目共睹，证明所走道路正确，当年发生的事情早有定论，惟回顾历史，官方对八九民运的定性，由早期“反革命动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其实亦非一成不变。当下大国对抗激烈，俨如回到冷战时代，内地当局反对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强调世界不需要装模作样的“教师爷”，然而还死者及历史一个公道，不应受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所影响，纵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尊重历史，平反六四，仍须坚持。

明报社评称：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六四真相。并指爱国民主运动，不应暴烈镇压。该社评称，对香港、内地以至国际社会而言，1989年是重要历史分岔口，就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后数月，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变天。两年多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中国逐步走出六四后西方的制裁孤立，以改革开放迎上全球化潮流，短短20多年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方面，六四事件某程度塑造了之后30年本港政治生态，港人对平反六四的坚持，甚至成为香港与内地的一条情感纽带，跟两地经济民生融合，同样发挥着扣连作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几年世界大势，令人觉得历史发展有若钟摆。美国担心“世界一哥”地位动摇，动员西方盟友遏制中国；美俄之间的长期战略矛盾白热化，俄乌战争是一次地缘政治摊牌，世界格局仿佛回到冷战时代，美国加紧操作人权牌，要给中国贴上“反派”标签，北京则反指美国自身劣迹斑斑，无资格做教师爷。国际形势急转，香港亦迎来了政治生态巨变，维护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与外部政治势力划清界线，然而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并不影响要求平反六四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该社评说，八九民运源于原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新旧思维激荡，官倒贪腐严重的时期，胡耀邦一生为民，两袖清风，思想开明，与当时官场对比鲜明，其死讯在社会引起巨大回响：北京民众、工人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借此表达对官倒贪腐和物价飞升的不满；其后学生加入，事态演变至静坐、集会、游行等，诉求转为争取政治民主，全国许多省市都有民众响应，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运动，这些历史事实在在说明，其本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六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当局以暴烈手段镇压，不少死者家属至今仍耿耿于怀，平反六四是要抚平历史伤口，让死者安息，让家属释怀。

近年权力当局常强调，中国政府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及相关问题早有定论”，强调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中国所走的道路完全正确。这些年，国家发展成绩斐然，全面脱贫更是重大成就，历史意义非凡，事实证明西方模式并非唯一发展楷模，所谓“历史终结论”站不住脚，然而就算国家走对了路，当局仍然应该直面历史，包括过程中曾经犯下的错误。

明报说应聆听诤言还历史公道，民族复兴之路更自信。

社评称，回顾这33年历史，权力当局对于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的官方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由初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到后来含糊地称为“政治风波”，字眼上的淡化，说明修正调整空间是存在的。当年与六四事件有关的决策者多已作古，又或淡出权力圈。过去10多年，先后有当年核心人物在境外出版回忆录，就六四事件讲述他们的版本，各人说法不一，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谁的说法准确，单凭现有资料，无从判断。八九民运期间，权力当局内部对于如何看待及处理事件，明显存在路线和意见分歧，不同的路线，可以导致不同的结局。围绕八九民运的很多史实，至今尚未完全公开，还原六四真相是权力当局的责任，不管拖延多久，终归要处理。

该社评说，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文革后，邓小平、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纠正了“大跃进”和“反右”的错误，更否定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若不是当时领导层冲破保守势力阻挠，勇敢地否定“文革”，也不会有后来势如破竹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近年国家发展有成，当局强调要有制度自信、历史自信，全力朝发达国家之路迈进，树立国际领导权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硬实力软实力当然不可少，惟历史疮疤一日未消，外部敌对势力就有攻击话柄。世界不需要假借人权搞政治操作的教师爷，但权力当局应该多听诤言。平反六四还历史一个公道，民族复兴之路，可以走得更自信。

谢选骏指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可惜，中共已经百年之后了，住进清宫也已七十三年……《明报》仍在指望一个“阎王不接自己去”的高龄政权进行平反昭雪，这不是要了它的老命吗。但是《明报》所说却再次证实了我的一贯观点，即“历史资料并不可信”——“过去10多年，先后有当年核心人物在境外出版回忆录，就六四事件讲述他们的版本，各人说法不一，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谁的说法准确，单凭现有资料，无从判断。”历史资料并不可信，使得“历史过程的还原”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使得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只能成为一种“研究”，而无法成为一种“真实”。这就是实证主义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