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大疫不过三年”的说法查无实据

《“大疫不过三年”是在“自欺欺人”》（魏子柠 2022-03-26 ）报道：

 

导读：准确地说，进入2022年，新冠疫情就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因为，从2019年欧美采集的下水管道中的水样中发现，2019年新冠病毒已经在欧美出现，甚至在美国已较广泛地传播。只不过美国政府把它当作“流感”宣传和对待。

新冠疫情结束的重要标志有三个，一是“真正意义上的特效药”的出现，也就是说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只要服了药病就能好。而不是试验意义上的“特效药”；二是“真正意义上的疫苗”的出现，也就是说只要提前打了疫苗，在规定期限内就不会再被感染新冠病毒；三是新冠病毒突然消失，就像2003年的“非典”一样，突然不见了。这三者只要出现一个，人类就可以宣布新冠疫情的结束。但目前这三个突出的特征和标志都没有出现。

过去有句老话，“大疫不过三年”。其实，这只是一个模糊的认知，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持。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四次大的疫情。

比方说，发生在1347年中亚地区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杆菌”，后来被蒙古军队传入欧洲，三年之内横扫欧洲，接下来的20年时间造成2500万欧洲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后的300年间，反复出现，造成2亿人死亡。1910年时又袭击了我国的东北，折腾了两三年。但是，至今“鼠疫杆菌”还经常在人类面前刷他们的“存在感”，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

再说天花，它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流行过。仅18世纪，就有1.5亿欧洲人死于天花。当年美国人把天花病毒带到北美，3000多万印第安人只剩下不到100万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天花病毒才被人类消灭。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人类消灭的病毒。

再说霍乱，仅19世纪的100年间，在印度就导致3800万人死亡，仅1837年欧洲就有90万人死于霍乱，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曾发生5次霍乱，死亡人数超过37万。自1961年5月以来，霍乱疫情第七次大流行至今已经持续60多年，1964年霍乱传入亚洲，1970年传入非洲大陆和少数欧洲国家，1973年传入北美洲和大洋洲，1991年袭击拉丁美洲，2020年在埃塞俄比亚肆虐。时至今日，每年全球仍有300万-500万人感染霍乱，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类与霍乱抗争了200多年，但至今没有彻底消灭它。

再说西班牙大流感，这种完全由美国大兵造成的感染，却堂而皇之地让西班牙背了“黑锅”。正是这种从美国出现的病毒，从美国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中国，甚至连北极圈的居民都饱受摧残。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期间，死于人数只能估算，大约在5000万到1亿之间。至今这种病毒还在人类身边，只不过是暂时“蛰伏”起来了。

所以，如果简单用“大疫不过三年”这句话，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因为，目前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特效药，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疫苗”，新冠病毒也不可能像2003年的“非典”，我们更不能简单地用时间来衡量，主观臆断出发。

如果顺利的话，2024年疫情有可能结束。

前提是，我们给科学家们更多的时间，研发出“真正的特效药”、“完全成熟的疫苗”。

谢选骏：“大疫三年”的说法，在网上流行，就像瘟疫本身一样；但是确实查无实据，而且连个出处也没有，都是“古人云”、“俗话说”之类的想当然耳。这大约体现了一种群众心理的期盼，然后强加在古人或俗话的头上了。

《从五运六气理论看新冠肺炎疫情》（光明日报网 2020-03-01 顾植山）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虽为这次疫情的直接致病源，但《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有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理论，认为没有相应的运气条件，光有病毒是产生不了大疫情的。

随着天人合一、五运六气思想越来越普及，许多专家在分析疫情的产生时都开始结合五运六气。但一些文章在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时，往往停留在与某一时段常位运气的比照，缺少从多因子综合和动态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论述己亥年终之气“其病温厉”，凡学习五运六气者都会关注到。己亥岁终之气产生“温疬”的运气因子主要是在泉之气的少阳相火，这跟年前流感的证候特点比较符合，比之于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就不甚契合了。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凡大疫之年，多有难识之症，医者绝无把握，方药杂投，夭枉不少，要得其总决，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远矣。”联系到三年前丁酉岁的“地不奉天”“柔干失刚”，才能看到“三年化疫”的“伏燥”和“木疠”；从己亥少阳在泉的左间是阳明燥金、接下来庚年的岁运是太商等运气因素综合分析，才会对本次疫情的“燥”邪有较清晰的认识；联系到己亥岁的土运和庚子岁初之气的客气太阳寒水，才能更好地去体验“寒湿”问题。

从“三年化疫”的角度，比较2017年的“柔不附刚”和2000年的“刚柔失守”，2017年的“失守”并没有2000年那么强烈，所以新冠肺炎的烈性程度比不上SARS。但为什么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又超过了SARS？我们看到SARS的运气因子里是没有“风”的，而己亥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引动的是“木疠”。由此，新冠肺炎的传染性强于SARS就不奇怪了。另外，2019己亥为土运不足年，厥阴风木司天，风木克土，故新冠肺炎感染更多见消化道症状。

新冠肺炎感染者都有显著乏力症状，这恰恰是伏燥的重要指征。大凡伏气皆病发于里，故早期便可见正虚阴伤。关于伏邪，前人有伏邪发少阴之说，那是对伤寒而言的；若是伏燥则病伏太阴，太阴是肺和脾。SARS时主要发于肺，新冠肺炎则兼发肺和脾。通常的辨证论治常把燥和湿对立看待，但在运气学说中两者关系密切，运气学说中有句名言叫“湿与燥兼”。燥和湿是新冠感染者最普遍的病机，前人云“燥又兼湿者最为难治！”故如何处理好润燥与化湿的矛盾，是防治新冠肺炎的关键所在。

新冠感染中，还有一个病机是“火”。年前的少阳相火明显易识，进入庚子岁后，少阳渐退，庚子的司天之气是少阴君火，在岁气交司之初与初之气的客气太阳寒水兼夹出现，不易觉察。网上反映有些病人“每到半夜就会冷得要命，冷到骨头里，没有这么冷过。”按照《伤寒论》六经欲解时理论，这是辨识少阴病的关键性依据。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批专家考察回来提出的病机是“湿热”，而第二批专家回来讲的是“寒湿”。孰是孰非？其实从五运六气的动态变化来看不难理解。第一批赴武汉的专家去得稍早一些，彼时刚交了大寒，去岁终之气的少阳相火余焰未烬，加上己岁土运湿气的滞留，见到湿热较多是可能的；随着少阳相火的式微，庚子初之气太阳寒水之气的影响逐渐显露，第二批专家敏锐地感觉到了寒湿之气，前后看似矛盾的结论，其实从一定角度反映了五运六气的动态演变。

综合分析各个运气因子，笔者认为，本次疫情的发生，燥、湿、火、寒、风都有，六淫杂陈，错综复杂。运气理论“疫毒必藉时气而入侵，得伏气而鸱张”，伏气为本，时气为标，故不管湿热还是寒湿，“伏燥”和“木疠”之气是贯穿始终的病机之本，随时变化的火、湿、寒等是病机之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于岁气交接之际，又有三年化疫的伏邪因素，病机错综复杂又随时变化，故治疗亦需要察运因变，灵活机动。而且，六气杂陈，要考验中医整体把握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五运六气是不断变化的动态周期，要随时应变，与时俱进。

谢选骏指出：查看上文，我推测“大疫三年”的说法，可能是从“三年化疫”的说法中衍生出来的。但如果以下说法如果属实，那么武汉肺炎就不是2019年开始的了，2019年开始猛烈爆发的了——“从2019年欧美采集的下水管道中的水样中发现，2019年新冠病毒已经在欧美出现，甚至在美国已较广泛地传播。”如果说，从武汉到美国的传播需要一年的话，那么武汉肺炎就是2018年开始传播的——那就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惹的祸害啊！难怪“三年化疫”的说法也遭到了质疑，邢玉瑞、胡勇、张惜燕合作的文章在《医学争鸣卷：12期：5》提出，《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三年化疫"说，明代吴崑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但从2003年发生非典型肺炎(SARS)起，到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流行，中医界也有一些学者借“三年化疫”说理。综合有关“三年化疫”说现有的研究结果，从何以"三年化疫"的各家解读，分析其理论内在的逻辑矛盾，以及相关证实性研究，得出了证伪性的结论……由此想见，如果武汉肺炎确系“拔十字架、纪念马克思幽灵惹祸的”，那么就绝对不止“三年”了——而可能遥遥无期地进行下去，直到策源消失。

[附注：当然，对于“三年化疫”说法，也有赞同的——《<黄帝内经>“三年化疫”理论五疫成因规律探求》（知网崔洪涛，苏颖）摘要：《素问·本病篇》论述的三年化疫理论，有着深厚的中医运气学背景，是中医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对三年化疫五行属性成因3种情况进行总结归纳：一是上一年"尤尚治天"的司天之气五行所胜之气五行属性相同之疫；二是有与“尤尚治天”之气的五行属性相同的五行之疫；三是与“尤尚治天”之六气五行属性相近之气，所胜之气之五行属性，即为三年化疫所成之疫的五行属性。该总结有助于中医学者更好的理解中医运气学三年化疫的理论，更好地把握三年化疫的规律。——但是谢选骏指出：这只是就“三年化疫”得一般性而言，显然并不适用于目前“百年一遇”的世纪转折。]